辛逸 农村人民公社研究述评

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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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近20多年来学界发表的有关人民公社的专著10余部，研究文章近200篇， 其中虽多有重复刊载或以历史纪实为主的著述，但也不乏遵守学术规范对人民公社进行系统而深入研究的佳作，甚至还出现了蜚声学界的经典之作。但也应当承认， 若以是否形成本研究领域中的核心概念与研究范式、有无一批著名专家与专著等标准衡之，人民公社研究远未成熟，更谈不上形成了独立而成熟的研究学派。本文研 讨的重点是评述人民公社研究领域中的主要著作和研讨若干值得称道的学术进展，并在此基础上，对今后的公社研究提出想法和建议。
　　一
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研究农村问题的专著多集中于称赞和肯定家庭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在这些著作中只是作为家庭承包制的对立面或其历史背景来展开论述的。除了有30多篇历史纪实性文章发表外，没有专门研究人民公社的学术著作面世。90年 代中后期以来，人民公社研究渐入学术佳境。在十余部专著中，既有史料丰赡的历史纪实性作品；也有专门研究人民公社某项制度的学术专著；更有以田野调查和地 方档案为依据，对人民公社制度进行微观解析的经典之作。同时，国外有关人民公社研究的名著也陆续译介过来，其学术理念与方法对国内的公社研究产生了重要影 响。随着人民公社研究的深入，对公社相关史料的收集、挖掘、抢救、整理和出版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学术专著对人民公社的关注，较早见于有关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的专著之中。陈吉元等论述了人民公社的缘起、制度特征及其演变，陈吉元、陈家骥、杨勋主编：《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并研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来龙去脉。然而，他们似乎忽略了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1962年）时期的大公社与之后的小公社（1962～1983年）在制度方面的明显区别，只分析了大公社的制度特征及其演变轨迹，却未见其对延存时间更长的小公社基本制度的介绍与评述。而且，以先进典型大寨大队作为人民公社的个案，这种以点带面的安排与立论使该书的很多分析和结论难以客观和令人信服。
　　林蕴晖和安贞元的专著虽均以人民公社命名，却以大部分篇幅探讨了农业集体化运动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之间的因果关联，视大公社是农业集 体化运动演进的必然结果，它们在写到大公社制度基本确立之后就戛然而止了。将这两部作品归类于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研究著作可能更符合其主旨。林蕴晖、顾训 中：《人民公社狂想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安贞元：《人民公社化运动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凌志军的专著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不能算是一部学术著作，实际上是一部长篇历史报告文学，通篇以大量事例指出公社体制的僵硬与低效，以此来对照和显现家庭承包责任制的优越。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 版。是人民公社研究领域中里程碑式的著作。张著为读者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人民公社制度下浙江北部某个乡村中农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了人民公社时期浙北 乡村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珍贵素材。把建国以来浙北农村的社会演变，纳入了“外部冲击——村落传统互动模式”的分析框架中，认为外部制度的冲击与乡村传统 之间的“碰撞、冲突、融和、转化、消长，导演出农村生活的活报剧，决定了农村演化的历史走向”。他没有简单地否定人民公社，认为公社制度打破了千百年来根 深蒂固的村落制度与传统，公社作为外部嵌入制度与乡村传统之间的张力，最终会使双方做出妥协，甚至会迫使乡村社会做出调整，在扬弃村落传统的前提下实现乡 村社会的振兴。该书作为人民公社的个案研究，对公社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具有开拓意义。在人民公社的个案研究方面，贾艳敏以极为丰富且弥足珍贵的当地档案和地 方新闻报道为基础，较为详尽地勾勒出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从诞生到迅速衰落的历史过程。贾艳敏：《大跃进时期乡村政治的典型——河南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研 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贾著比同样是记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另一部作品康健：《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在学术规范和史实可信度等方面有着云泥之别。
　　罗平汉教授的《人民公社史》罗平汉：《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既有对人民公社发展演进脉络清晰的纵向概述，也有对公社时期一些重要制度和事件较为详尽的介绍，纵横相宜，史论结合，是第一部完整的有关人民公社的史学著作。他的《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是迄今第一部研究大公社公共食堂的著作。笔者则对人民公社分配制度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大公社是领袖们凭美好愿望而设计的一套制度安排，它的失败证明了“美好的具体的‘制度设计’只能是一种理想，一旦试图付诸实践，将是一场大破坏和大灾难”。另外，人民公社存续的20多年间，其作为攫取农业剩余的组织与制度保障，虽然有力地支援了当代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但却以三农发展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为代价。辛逸：《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
　　李端详的《城市人民公社运动研究》李端详：《城市人民公社运动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是 第一本城市人民公社运动的专著，该书以十几个省市的档案材料为基础，对城市人民公社的起因、兴衰、社办工业及其历史教训，以及城乡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比较等 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而全面的梳理与研究。另外，高王凌以第一手口述资料，揭示了在人民公社刚性制度下农民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着的“反行为”（“瞒产私 分”、“偷粮”、“借粮”等），无论是从理念和方法上还是在研究对象与资料的收集上，都推动和深化了人民公社的研究。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 行为”调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
　　近年来，硕博论文以其地方性材料丰赡和研究角度与方法新颖，渐渐成为人民公社研究领域中一支不可小觑的生力军。王玉贵的博士论文， 着重从制度变革的角度考察了人民公社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从制度绩效的角度探讨了人民公社的基本功能，指出人民公社虽为农村社会的稳定提供了制度支持，但 却以丧失农村发展为代价；虽为同期的工业化贡献甚巨，但却使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工业发展失去后劲；农业生产条件虽有改善，但效益低下，成本高昂；教育普 及率虽大有提高，但教学水平与质量难有改进；社会保障虽有一套制度安排，但水平不高且很不完善。王玉贵：《人民公社研究》，苏州大学2000年博士论文。刘庆乐的博士论文，考察了人民公社制度初创时所遇到的严重挑战及其制度重建，以及公社制度中的政治权力结构、经济利益结构、民间权威结构等的运作机制。刘庆乐：《结构与变迁：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南京大学2006年 博士论文。苗月霞的博士论文，引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了人民公社社会资本状况及其绩效，认为农业集体化和历次政治运动冲击了乡村社会的传统社会资本，而国家 又没有能够提供有效的替代形式解决人民公社中农民的合作问题，从而导致了公社集体生产的低效。苗月霞：《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变迁的社会资本分析——人民公社 与“乡政村治”体制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厉娜的硕士论文，以其家乡档案和口述资料为基础，以人民公社时 期毛泽东在山东省树立的一个农业先进典型为个案，以“盆景”（典型）理论为解读工具，指出计划经济时代先进典型的兴起与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先进典型的衰落， 由于时代条件和上级需求的转换，同样都是难以避免的。厉娜：《虚幻的崛起——毛泽东推荐的农业先进典型李村述论》，中国人民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W·韩丁和A·钱等人的专著，细致地描述了公社制度中乡民的普通生活。Hinton, William Shenfan: the Continuing Revolution in aChinese Village,New York：Random House, 1983。 Anita Chan, Richard Madsen, and Jonathan Unger, Chen Village Under Mao and De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1984. 美籍华人黄宗智的著作，提出了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业发展“过密化”的理论。［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 版。他认为，计划经济时代“农业总产量提高了约三倍，是了不起的成绩，但这是以劳动力投入增加三至四倍换取的，结果是每个工分值的停滞不前，甚或是递减。 集体农业只不过促进了与过去同样的内卷型的过密化。这是没有发展的增长”。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2年版，第3页。这一命题为公社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人民公社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方面，有两部大型史料集出版，它们收集了中共中央有关人民公社的几乎所有最重要文件。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8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黄道霞、余展等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1986年创刊的《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在《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上刊载的良篇佳作已经结集出版，见《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编辑室编《当代中国典型农业合作社史选编》上、下册，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版。，共51期，刊布了大量有关我国农业集体化的历史资料，是公社史研究不可多得的资料丛刊。在此基础上撰写的《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分析了人民公社的兴衰、演变与历史地位，该书虽不完全是一部人民公社的专著，但可以被认为是迄今史实陈述最为完整、资料最为丰赡的人民公社的史著之一，反映了主流史学研究人民公社的最高水平。
近年来，在收集和整理人民公社时期个人日记和口述、地方统计资料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侯永禄的日记，记录了陕北一位普通农民整整60年的“柴米油盐”，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普通农民的生活实录。侯永禄：《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师生，从遍布山西省50余处的田野资料采集点上，收集到“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130余柜，达上百万件之巨，其中有大量涉及人民公社的原始档案资料。
二
　　公共食堂研究的总体情况已有专文进行了介绍，详见游国立、苏莉莉：《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研究综述》，《北京党史》2006年第3期；李春峰：《近年来“大跃进”时期公共食堂研究综述》，《高校社科动态》2007年第2期。 关于公共食堂与后来饥荒的关系，杨大利认为，公共食堂“这种制度是在促使理性的农民过度消耗，导致不理性的集体行为”，从而形成“公地悲剧”；“食堂和供 给制事实上把大部分农村人口锁困在过度消耗和浪费食物的境地，最终导致粮食耗尽，爆发饥荒。”杨大利：《大跃进与当代中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第48期。李若建则认为，“公共食堂这一事物本身并不会产生饥荒，产生饥荒的原因是在围绕着食堂的制度与人上体现的”；当时有严重缺陷的权力模式再加上权力缺乏制衡是导致发生严重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李若建：《权力与人性：大跃进时期公共食堂研究》，《开放时代》2004年第1期。笔者认为以公共食堂为核心的大公社分配制度，“剥夺了社员的基本生存权和人身自由”；“颠覆和破坏了社会的动力机制和社会秩序”。辛逸：《简论大公社的分配制度》，《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3期。
　　鉴于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出现严重不足，有些学者开始关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叶文辉认为，人民公社时期“乡村的 公共产品供给在政府主导下，只能是也不得不沿袭历史上的自我供给体制……乡村公共产品供给走了用劳动力最大限度替代资金的道路。应该说这是在既定的资源约 束和资源禀赋条件下的最优策略。”叶文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3 期。 还有的学者通过对人民公社时期乡村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个案分析，指出公社的公共卫生工作及合作医疗制度建设虽成绩斐然，但这种农村公共卫生事业是建立在计 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以及较低医疗保障水平基础上的。岳谦厚、贺蒲燕：《山西省稷山县农村公共卫生事业述评（1949—1984年）——以太阳村（公社）为重点考查对象》，《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5期。
　　对于人民公社产权制度的绩效分析也是学术界研讨的热门课题。陈剑波认为，在人民公社“三级所有”产权结构基础上形成的生产组织是不可能有效率的。陈剑波：《人民公社的产权制度——对排他性受到严格限制的产权体系所进行的制度分析》，《经济研究》1994年第7期。 吴玲等人也认为，“人民公社阶段农地产权严重残缺，缺少激励机制，组织管理费用高昂，这种制度安排实际上一开始就处于非均衡状态，依靠国家主流的意识形态 和超经济强制来维持，致使人民公社阶段农地产权制度效率低下”。吴玲、王晓为、梁学庆：《人民公社阶段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及其绩效》，《中国农学通报》2006第11期。笔者认为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诞生的大公社所有制，“生产经营、收益分配等项权利都由公社支配，严重挫伤农村基层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1962年 之后确立的小公社所有制“名义上保持了生产队所有权的相对完整和独立性，但其政社合一的体制特征为国家全面控制和干预生产队的经营活动提供了制度保障”， 由此造成的“生产队所有权的残缺”是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业经济长期徘徊不前的重要制度根源。辛逸：《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述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对上述人民公社产权残缺的结论，有的学者以个案材料给予了支持。谢淑娟：《论人民公社体制下的村庄经济——以解读〈通知〉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
　　林毅夫以农民在人民公社内没有“退出权”和农业集体劳动监督成本高昂来解释人民公社的制度低效。他认为：“由于农业生产上的监督极 为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或集体农场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达成一种‘自我实施’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成员承诺提供同他在自己的农场劳动时一样大的努 力，但这种自我实施的合约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才能维持。……但自1958年的公社化运动后，退社自由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因 此，‘自我实施’的协约无法维持，劳动的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滑坡，由此造成了这场危机。”结论就是：“在生产队体制下劳动的激励和生产率都要低于单个 家庭农场和自愿形成的合作社下的劳动激励和生产率。”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8、31页。 老田对此提出了质疑，“在集体农业时代，生产劳动分为‘平工’和‘包工’两种方式，‘包工’是计件性质的，不需要进行现场监督，而‘平工’是计时性质的。 在‘平工’时基本上是生产队干部和其他社员共同处在同一个劳动场所”，其监督成本并不是很高。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人民公社时期中国的粮食产量一直保 持较高的增长水平。改革开放之初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其原因不仅仅是广大农民劳动投入的增加，更主要的是由于国家对乡镇企业的政策倾斜、化肥产量的提高、 粮食和化肥进口的增加、支持高成本蔬菜生产的巨额财政转移等因素促成的。老田：《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转移”与“杜润生—林毅夫假设”》，《中国乡村研 究》第五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7～74页。张江华通过分析1973～1978年 广西百色一个生产队的会计资料，认为生产队内的集体劳动由于社员彼此是长期生活在一个自然村中的亲戚或邻居，其监督成本并没有林毅夫认为的那样高。由于工 分几乎是社员收入的唯一来源，所以“集体时期的工分制是一种相当有效的劳动激励制度”。但社员追逐工分的热情难以避免工分的逐年贬值，由此人民公社的整体 效益难有较大的提高，甚至还会逐年下降。张江华：《工分制下的劳动激励与集体行动的效率》，《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5期。这与黄宗智“没有发展的增长”的观点，可谓异曲同工。
　三
　　人民公社制度虽结束刚刚20多年，但公社在人们的记忆中正逐渐地消逝，大量有关公社的原始资料尤其是流 散在乡间的乡土材料正在散失。眼下，许多县档案馆还保留着较完整的公社档案，但更为珍贵的流散于乡间的公社时期的账本、会议记录、工作笔记和各种实物史料 等正在消失，如不抓紧搜集，将会留下永久的遗憾。另外，人民公社的亲历者虽大都健在，但公社的领导者很多年事已高，他们的口述资料也应该抓紧抢救和整理。 因此，搜集、挖掘、整理乃至抢救人民公社史料已成为公社研究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数年间就在公社原始资料的征集方面取得 令人称羡的成绩，若其他地方和研究人员都开始重视这一工作，其对公社研究的推动不言而喻。
　　搜集、整理和研判史料不仅仅是“复读”历史的过程，其实更重要的还是研究者不断地推翻自己原来的假设，进而调整甚至改变研究理念与 方法的过程。笔者在研究中体会到，挖掘、整理人民公社各种史料的过程，不仅是人民公社不断地被“发现”和“还原”的过程，也是不断地审视自己既有的研究、 修正甚至是推翻自己原来结论的创新过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史料的挖掘与研判是人民公社研究的生命之源。再有，口述和档案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不仅艰辛，有 时还会多得让人无从下手甚至是无所适从，此时使用科学研究方法的意义就显现出来了。在人民公社的研究过程中，自觉地吸收和试用各种新的诸如最近广受学术界 追捧的历史人类学等研究方法，也会大大地深化和推动公社的研究。
　　既有中外人民公社研究，大都专注于大公社的兴衰，而对小公社的研究似乎相对薄弱。事实上，小公社延续时间长达20年， 才是相对稳定、对农村社会影响更为深远的制度安排。小公社制度使“文革”时期的中国农村保持了相对稳定；保持了粮食产量略快于全国人口的增长；为中国工业 化提供了主要的资金来源；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提供了虽然是低水平的但却相对稳定的诸如农村合作医疗、儿童基本免费上学、农村“五保户”基本 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今天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也是在小公社的体制中衍生出来的。上述种种，都展示了小公社在人民公社史上乃至在当代中国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所 以，拓宽和深化对小公社的研究是加强人民公社史研究的应有之义。
　　对于人民公社的研究，西方学者大都以“民族志”来表达公社体制下普通乡村的政治经济与村民生活，甚至是以讲一个有关公社的乡村故事 为最终目的。至于这个“故事”有没有典型意义，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公社的全貌与真实，已经不是他们所追求的，自然也就不是其所最为关注的了。与此相对照， 中国研究人民公社的学者，大都是自上而下地审视、研讨公社，热衷于追述和分析中共中央对公社的每一个决策的前因后果，以为中央的决策在各地会得到不折不扣 的贯彻执行，会理所当然地决定着所有公社的所有方面。他们没有注意中央的决策到了各个地方几乎都会走样，甚至会遭到不同程度的抵制。显然，上述两种研究方 法与路径各有千秋，缺点与优势同样明显。那么，有没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摒弃各自的缺点发扬两者研究长处的研究方法呢？这种努力表面上似乎是徒劳的。因为，中 外人民公社研究各自的优点其实本身就是其各自的缺点，反之亦然。既然“民族志”研究路径难有典型意义，而中国传统的“宏大叙事”又难现各地人民公社的真 实，笔者斗胆揣测，用“民族志”方法研究一个比自然村落更大的单位，比如一个县，可能是克服上述两种研究路径缺点的理想选择。因为人民公社时期中国的一个 县，既包括了一个地方较完整的地方性知识，又相对具有了一定的典型意义。由此，将中西研究的优势结合起来，实现中央决策与地方实践“上下打通”的学术理 想，就有可能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了。当然，这一学术路径的打通与实现可能需要几代人的艰辛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