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怡：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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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发展进程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9年第5期 字数：2930

　　[摘要]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中，国外的相关机构、学者及其研究成果是一个有别于国内学界的研究群体和范围。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以20世纪70年代末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他们开展研究的历史背景复杂，研究成果显著，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规模，既有各国研究的个性和特点，也呈现出某些共性的问题。
　　[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国外　发展进程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952(2009)05-0233-06
　　
　　长期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不仅是国内学者高度重视的学术研究领域，也吸引了国外政界和学者的研究兴趣。从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学者费正清倡导的区域研究到目前由新一代学者主导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在英国发行第一份研究新中国的专刊《中国季刊》到澳大利亚《中国研究》的出版，国外学术界聚焦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研究重点逐渐向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转移和集中。在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在美欧亚澳的许多国家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规模，研究的国别、队伍、语种、范围都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媒体的报道和评论也不断增多。然而，由于语言问题以及研究信息传递渠道不通畅，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往往被国内学界忽略，中国学者的声音在国际学术界也不够响亮。因此，探究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背景和演进历程，开展对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情况的追踪和评述，对于加强全球化背景下国史研究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是非常必要的。
　　目前，学术界根据国际形势和中国国策的变化，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30年。这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下相互继承发展和内在统一的两个30年，这样的划分也基本契合了国外对新中国研究的分期。
　　
　　一、前30年的研究状况
　　
　　研究新中国是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在战争与革命大的时代背景下，冷战将全世界划分为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敌对阵营。为了对中国共产党和迅速稳固的新政权有准确的了解和分析，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界人士和文化学者，以向政府提供建议性报告、争取私人基金会资助等方式，利用相对宽松的经济条件从政治和学术角度对新中国的历史展开研究。其中，至今仍有重要影响的事情是：1960年在英国，由青年学者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主办了西方学术界第一份专门追踪新中国发展轨迹的研究性刊物——《中国季刊》。为突出亮点，创刊号邀请了9位西方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撰文，分析新中国成立十年来的情况。1968年，该刊被归入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现代中国研究所管理。至2009年，《中国季刊》共发行198辑。这是一份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学术刊物，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共党史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以“为学者、政府官员、政治家、新闻记者、商业家及对中国有兴趣的人士提供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信息以及评论”为宗旨，其刊登的内容和主题随着国际局势和中国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及时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西方学术界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热点和主流观点，现实性强，成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受到高度重视。该刊组织过若干次专题研讨，其内容也经常为《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等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媒体摘编、转载或引用，带动了西方国家研究新中国的学术争鸣。此外，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通过与台北一些大学的交流项目和在香港设立的“大学服务中心”等措施，解决在冷战条件下学者们收集大陆资料困难的问题。直到大陆实行对外开放前，该中心都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大本营之一。据80年代初的统计，大约有200多本有关中国大陆研究的学术著作都在该中心完成。“大学服务中心”为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大陆的了解、对国际中国研究学术圈的形成都起到相当的作用。苏联、日本、德国也都出于各自的目的追踪着新中国的发展进程，报道了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尽管冷战的铁幕阻隔了世界上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真实情况的了解和大量一手研究资料的搜集，但他们对新中国的研究始终没有间断。各国都比较重视大学在教学和研究中的作用，成立了专业研究机构；在大财团的基金会资助下开展研究；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创办了一批研究刊物；涌现出一批研究当代中国的学术权威。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的中国研究在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下进展艰难。尽管如此，费正清等有识之士针对这个研究领域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于1955 年建立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直到1959年中国研究才取得一些进展，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等研究机构，在大学里设立了当代中国研究的专业，建立了当代中国研究的社会性学术团体，以费正清、史华兹、鲍大可为代表研究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第一批著作问世。尽管冷战期间中美关系的完全隔绝使研究中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研究在继续。在越南战争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等学术团体还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批判。英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共同点：一是大多数国家对新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脱胎于或依附于那个国家的汉学研究之中；二是许多国家不能摆脱对美国研究范式和热点的追随。这一阶段，美国和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谁以及如何“丢失中国”、新中国的政治制度、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外关系及中国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在苏联，新中国的建立为苏联中国学提出了新的研究任务。1950年，设在列宁格勒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与太平洋研究所合并组成新的东方学研究所，其中的中国部是苏联科学院系统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心。1956年10月，为了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又成立了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并于1958年创办了《苏联中国学》杂志。苏联广泛展开了对中国历史、经济、文学、语言等的研究，并同中国的科研机构和大学进行学术交流，邀请中国学者去苏联讲学，派研究人员到中国进修或参加学术研讨会。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的中国学研究受到很大影响。1960年底，赫鲁晓夫下令将中国学研究所同东方学研究所合并，成立亚洲人民研究所，但该所仍设中国部，享有一定的独立性。《苏联中国学》杂志仅出版4期即宣布停办，后改为出版《亚洲人民》杂志。随着中苏两党思想论战的加剧，亚洲人民研究所中国部的主要任务是为苏共领导同中共进行论战准备材料。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虽然苏联的科研机构不断进行改组，但是对中国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苏联学者通过各种渠道从中国收集了大量中共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学研究所、亚洲人民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开展了对中国现代历史和政治问题的研究，研究内容有所扩大。进入60年代，受中苏两国关系走向破裂的影响，为迎合反华的需要，苏联史学界抛弃了以前的立场和观点，转而对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采取了批判态度。分化出的另一部分学者，转向研究与现实联系不大的中共早期历史。1966 年9月，苏联科学院成立了远东研究所，其主要任务是研究中国在内外政策、经济、历史、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现实问题和中共早期历史。
　　在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展的中国研究摒弃了旧“支那学”的传统，形成了新的研究特征，即一个中心、两条道路、三次论战、四大学派。一个中心是以人物研究为中心，即以毛泽东研究(后以邓小平研究)为中心。两条道路，是指研究的方法论，一条道路是从中国革命的成功和建设事业的成就这一客观实际出发，对中国和中共党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另一条道路是借用西方政治学的某些研究方法，常采用先人为主的唯心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和中共党史。三次论战是指研究的焦点，第一次论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承认不承认新中国引发；第二次论战是围绕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展开；第三次论战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围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怎样理解邓小平的路线展开。四大学派是指学者的四种背景，即中国背景、美国和日本政府背景、日本共产党背景、京都学派背景。 1951年，成立了以高校教授为主的现代中国学会，1953年成立了亚洲经济学会，出版了《中国研究月报》、《中国年鉴》等刊物。1949-1956年有 2000多名日本人来到中国。他们回国后著书数十种，引起了日本国民和学者对中国观的反思。从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中国学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以及“文化大革命”，形成的主要成果有《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12卷、《新中国资料集成》5卷。《中国大跃进的政策的展开——资料与解说》2卷等。
　　总体看来，受冷战格局和冷战思维的影响，前30年国外对新中国的研究有相当的局限，表现在：研究的国别和语种基本限于苏联、美国、日本和少数西方国家；对第一手研究资料的占有不够充分，导致有些研究结论不够准确客观；主观否定或歪曲中共和国家领导人、诋毁新中国成就的作品占一定比例；除了苏联和日本，很少有与中国的合作研究及成果。
　　
　　二、后30年的研究情况及发展趋势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今，国际社会看中国的角度、重视度和客观度在不断调整。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由此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得西方学术界逐步改变了对中国的某些研究模式和观念。70年代末，中美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态度和认知观点的变化。自80年代起，研究中国、解读中国的刊物、成果不断地增加。在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使世界看到了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心。近十几年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增强，也不断激发国外研究当代中国的更大热情。自90年代末期，国外当代中国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研究的国别和语种不断增加，国际上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在研究当代中国。特别是在欧美亚澳许多国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研究，研究的国别、语种、队伍、范围都呈扩大的趋势，各国都有各自不同的研究风格和特点。
　　第二，出现一些新的研究机构和刊物，其中，发展比较快、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是澳大利亚的研究机构及其《中国研究》杂志。1970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远东历史系出版了学术刊物《远东历史研究》，后更名为《远东史》，但内容侧重于古代研究。中澳建交后，1976年澳大利亚亚洲研究协会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成为澳大利亚中国历史研究的主要部分。一些高校的历史系开设了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代史的课程，并开始招收和培养中国史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他们的学位论文相当一部分选题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治、经济、国际关系以及社会问题。1979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澳大利亚学术界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外关系以及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等许多问题需要给予新解释。于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主任、现代中国中心主任斯蒂文·菲茨杰拉德创办了更为专门的研究刊物《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该刊后来改名为《中国研究》，成为澳大利亚研究中国问题的主要园地，所刊登的文章主要涉及1949年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诸方面，其中对新中国1978年以后的研究占据多数，侧重于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农村问题、毛泽东研究以及中外关系等多方面的分析研究，角度比较新颖。作者汇集了澳大利亚及英、美、日、新西兰和荷兰等国家和地区的中国问题专家，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澳大利亚乃至西方国家对当代中国研究的进展和趋向，也打破了《中国季刊》一统天下的局面，被公认为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刊物。同时，美国的《近代中国》、《亚洲研究》、《中国书评》，俄罗斯的《远东问题》、《近现代史》；日本的《中国研究》、《现代中国研究》等新老刊物越来越受到重视，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就是通过这些刊物受到学术界关注和认可的。美国的兰德公司、太平洋论坛、对外关系委员会、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智库”和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加州大学伯克利中国研究中心、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的现代中国研究所、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汉学所(现为东亚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等大学的研究机构，在当代中国研究中也越来越发挥着引领性研究的作用。
　　第三，开展了全方位的当代中国研究，研究领域从以政治、经济、外交为主，扩大到军事、文化、环境、法制、港澳台等全方位、多视角。随着中国经济政治实力的增长和中国国际形象的快速提升，德国及一些欧洲国家扩大了中国经济和政治专业的学生培养规模。亚洲出现了对中越、中印等经济改革的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一些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及其成果受到广泛重视，如俄罗斯学者季塔连科和他的《中国：文明与改革》；日本的宇野重昭和他的《中国共产党史序说》、大久保泰和他的《中国共产党史》；美国的费正清和他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施拉姆、马若德、沈大伟、陈志让、弗雷德里克·泰韦斯、莫里斯·迈斯纳、弗里德曼、马克林、尼克·纳特、马马耶娃、杰留辛、石川忠雄、宇野重昭、毕仰高等多国学者都发表了颇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媒体介入政治是美国新闻的突出特点之一。有学者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纽约时报》关于中国形象的报道情况进行了研究并指出，1989 年以来，中国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被关注的频率和范围越来越多。1993-1998年间《纽约时报》对华负面、中性和正面报道的比例是55:44:1。中性报道大都集中在中国的经济领域，负面的则大都集中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人权和西藏等问题。这种局面在21世纪初有了明显的改变，占有一手资料、客观性强的研究成果和媒体报道不断增多。有关2008年北京奥运会、纪念改革开放30年、中国政府成功应对特大自然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报道，将一个走向富强的中国展现在世人面前。
　　再看刊物方面，《中国季刊》之所以被西方学界视为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性刊物，取决于该刊较强的学术性。该刊评审标准十分严格，登载的都是高水准的研究成果或文献资料，当代 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等热点问题的研究成果陆续增加，比较研究、跨国合作研究、多学科联合研究等方法也多在此刊最先出现并流行开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相关的研究专辑达十辑之多。笔者曾经对《中国季刊》2000年第166期到2004年第179期的内容进行了论文和书评两大类的统计，在179篇论文(包括研究文章和研究报告等)和377篇书评中，多数内容集中在改革与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外交及中外比较，中共党史这四个方面。政治和经济类的研究依然居于主导，对外关系方面的最多，对省级以下的地方政治经济研究不断增多(即个案研究)，对意识形态、宗教、文化教育等社会问题、环境和人权问题方面的研究也有增加，中共党史与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在内容与范围上多有交叉。
　　第四，加大了对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成果的出版。国际局势的变革是推动学术交流的最好动因。冷战的结束、新档案的解密、国际间学术交流的日益便利使国外中国研究呈现出跨国界、跨地区、跨学科研究的新特点。不少学术机构和个人以协作研究的方式，选择合适的专题和学术伙伴共同整理文献、出版论著，这是与前30年国外中国研究最明显的区别。如著名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施拉姆主持编译了五卷《通向权利的道路——毛泽东革命文稿 (1912～1949)》。《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系列档案文件集则由俄罗斯和德国学者共同完成。弗里德曼、毕克伟、塞尔登合著了《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我国学界与国外研究机构和个人的一些合作研究逐渐开展。各国出版的相关文献资料主要有手稿、中央和地方档案馆或图书馆的馆藏资料、缩微胶片、文件集、解密档案以及口述史访谈等。如日本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最新资料集》，收录了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4年10 月十二届三中全会这一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文献。竹内实主编了《毛泽东集》(共10卷)和《毛泽东集补卷》(共10卷)，受到高度重视，许多欧美国家高校和研究单位的图书馆都有收藏。
　　总括两个阶段60年的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情况可以概括为：政府和个人都高度重视对新中国的研究，特别是在文献资料整理和成果出版方面成绩显著。其间，基金会、大学的研究所和专业学术机构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有一定水准的研究群体，交叉学科研究呈现新的研究趋势。
　　
　　三、新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充
　　
　　一般说来，学术研究新热点和新高潮的出现往往与文献档案的解密有关，国外的当代中国史研究也不例外。冷战后各国档案文献陆续解密，催生了新的研究领域，扩大了原有的研究范围。《美国外交文件·朝鲜战争卷》的公布，推动了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朝鲜战争与冷战关系的研究；德国和俄罗斯的学者共同编译整理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档案，进一步带动了深入研究中美苏三角关系、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热潮。1993年，美国哈泼出版公司出版了沈大伟主编的《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该书汇集了哈里·哈丁等18位中国学研究者的成果，这些学者大致以10年为一个阶段，从多个侧面评介了美国研究当代中国的情况，对21世纪西方国家研究中国的趋向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展望。他们认为，2l世纪的中国研究应扩大到一个大中国的概念，即从大陆、台湾、香港、海外华人及他们之间的影响来看中国。当代中国研究重点将放在地方社会、知识和文化、经济史的领域，研究的焦点将转向地方的政权、人口等各种社会因素的分析。以往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占统治地位的情况，将被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人口学家、律师甚至文科学生共同成为中心人物的情况取代。研究领域将主要涉及哲学及政治思想、社会组织、精英和大众文化、地方政权、地方社会控制和政治部门、法律、经济、商业、教育、健康医疗、大众传媒、科学技术、金融和银行系统、外贸的组织与指导、人事管理、中国国家安全政策、中国官方内部的信息系统等方方面面。
　　
　　[参引文献]
　　[1]参见管永前、孙雪梅《麦克法夸尔与(中国季刊)的创立》，《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2]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网站，http；//www.USC.cuhk.edu.hk/。
　　[3][日]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1-12卷，劲草书房1970-1975年版。
　　[4]参见潘志高《(纽约时报)上的中国形象：政治、历史及文化成因》，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David Shambaugh，ed and contributor，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M.E．Sharpe and the WilsonCenter Press.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