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伟：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

yangharrylg

唐伟: 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孙怒涛《—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读后

孙怒涛１９６０年从浙江农村考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文革中曾担任清华大
学井冈山兵团４１４总部的二把手，１９８０年调离清华。曾表示要写一本《我在
清华大学二十年》的书。今年２月２２日老孙给我发来了本《良知的拷问——个清
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以下简称《拷问》）。他在首语中写到“写作的过程，
是对自己良知的又一次拷问，”“我是写给熟悉我的朋友们看的……，这本书，就
是我对他们一个负责的交代。”孙怒涛的书，我看得很认真，也想得很辛苦。因为
他书中的重点是写清华文革，这本来就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们今天所写下的一切
是给同代人看的，引起同学、朋友的联想，以求史料的真实。但我以为主要是为了
给后来人看的，因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都聪明得太迟，而又老得太快，社会总
在轮回转圈。

１９４９年，有大学学历的中国人只有１０万。农村孩子的出路只有三条：招
工、参军和上大学。老孙的父母亲含辛茹苦供养独生儿子上学，他们的追求和梦想
一直是老孙心目中最有份量的嘱托。老孙也的确是一个能读书、会读书的读书种子
，家世清白、父母良善，只要不是过于贫困，哪派势力当政临朝他都有得到教育的
机会，没有必要特意贬低自己的聪明才智，而“把共产党视为恩人，把毛主席当作
救星，永生感恩！”记得去年和老孙在北京见面，还谈到他的故乡慈溪，自他以后
这些年，还没有一个考上清华的。

小学入队，中学入团，大学入党是老孙父亲的期望，也是他自己梦想的政治前
途。我比老孙小几岁，有点政治觉悟也开始于１９５８年。那一年，中学校园的围
墙写上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的标语，操场上
也垒起了一座炼铁的土高炉，解放前在美国留过学的英文老师晚上站在乒乓球台上
，在教育革命的口号声中接受批判……。大饥荒的１９６０年老孙上了大学，红专
辩论、参观反右展览、学雷锋运动、反修教育，孙怒涛平和地娓娓道来，亲切真实
，那是我们一代人的共同体验。

“九评学习”成了孙怒涛政治追求的“滑铁卢”，清华的政治思想教育有两大
法宝：一是政治课和理论学习中的“灌输”，二是政治运动和学习中的“亮私不怕
丑”。孙怒涛就因为暴露思想、迎合组织诱导而被绕进了政治漩涡。他在党员、干
部启发下，在学习会上谈了“听到的、见到的、心里一闪念的”如基层干部浮夸、
农民挨饿的事例，得到了对“三面红旗”认识模糊的组织结论。老孙追求进步之心
严重受挫，大学毕业也未能入党。“人，一旦被贴上政治标签，就很难清洗掉，很
难再改变。”老孙的体会可谓刻骨铭心。

蒋南翔校长是一个嗅觉敏锐、处事老道的政治家，这位老清华学人热爱党的教
育事业，他对清华自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清华看重学习尖子、体育尖子，关爱学生
到“护犊子”的程度。他在“院系调整”的政治改革后从团中央到清华任校长，“
反右斗争”的胜利，搬掉了原党委书记袁永熙、桀骜不驯的钱伟长，破除了以“教
授治校”为代表的英美资产阶级的旧教育传铳，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开始了多科
性工业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仿莫斯科大学建造的主楼就是蒋南翔在清华工作业绩的
象征——宏大板结。大饥荒缺吃少钱，主楼降低了高度，缩小了规模。尽管如此，
主楼已成地标，足以长久地傲视全国高校，既能彰显政府对教育投入的窘况，更是
改变了清华的传统，从此尊官重楼：大楼重于大师、高官藐视学人。蒋南翔部长要
在学生中培养出副总理的期望自然不在话下。

１９６５年的夏天，老谋深算的蒋校长一定意识到了什么，从西单大木仓高教
部到海淀水木清华丙所，有他频频往返的身影。在“顶风开好万人船”的口号下，
他加快了变革的步伐：将６５级入学的１６４９个新生学制改为５年；开办了两个
女生食堂；把４、５、６年级的４４００名师生调到京郊农村搞一年“四清”，“
在三大革命斗争中锻炼三大革命运动战士”；加快了学生中党组织的建设，打破了
一般不在一年级发展新党员的惯例；更加密切关注高干子弟的动向，积极发展高干
子弟党员……。他是不是想到了：北京城里将再次难以摆下那张平静的书桌了？

１９６５年９月孙怒涛在怀柔县城关公社白庄大队参加“四清”，一个贫农的
儿子在苦寒的农村不会有太多的不适应，他有两大收获：他知道了什么东西是王光
美的“桃园经验”，他还知道了同年级的刘菊芬同学是高干子弟，并初步领教了机
心难料的刘菊芬的高傲善变。老孙和农民打成一片，努力工作，但是他火线入党的
梦想依然落空了。

如孙怒涛所言，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全国广播的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和《人民
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幕。没有毛泽东，就
没有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只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蒋介石没有做到的
事情，毛泽东做到了。他老人家延安整风以来，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从批判《武训传》，向已死的陶行知开刀，批判胡适思想，批判胡风集团，经过“
反右”运动大规模的整肃，中国知识分子已有别于社会的脊梁和良心，他们失去了
受人尊敬的地位，再也不敢奢谈体面，若没有“单位”收留，甚至失去了养家糊口
的生活基础。毛泽东攀上了超过秦始皇一万倍的至高无上的尊崇地位，君临天下，
天威难测。他再也不会犯错误了，因为他会用更大的错误掩盖以前的错误。他永远
不会失败，因为所有的失败都由党、国家和人民承担。党、国家、人民绝不会相信
并接受毛泽东会失败的各种事实。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我们的所有成绩，都
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取得的；我们所有的挫折，都是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受到干扰
的结果。林彪强词夺理，却符合群众的良好愿望，迎合了领袖需要。于是毛泽东的
胜利接着胜利，而我们得以长久地生活在“幸福的”毛泽东时代里。

“春江水暖鸭先知”。最早向清华党委贴大字报的是刘涛、贺鹏飞等高干子弟
。绝大多数同学和孙怒涛一样，“感性上的保蒋和理性上的怀疑蒋一直在纠结着。
”感性来自于个人的体味，理性来自中央对北大的说法和类比分析。蒋校长和老师
们没有理由怨怼自己的学生，除了那些自以为拥有“丹书铁券”可以为所欲为的纨
绔子弟，独立思考的传统和谨言慎行的作风，在急风暴雨的狂涛中仍在发挥作用。
清华师生从来没有抛弃过理性思考。早在１９６６年春节，清华党委内部就有“两
个中央”的小道消息流传。党委副书记刘冰在５月的晚风中从北京饭店开完市委工
作会议，骑着自行车返校，在经过塔院的路上心乱如麻，他有着与１９５７年“反
右”斗争前夕完全不同的心境：革命，真的革到自己头上了？周恩来访问归国，在
毛泽东那里弄清了那个“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不是自己，才放下心来步步紧跟。
只要野火还没有烧到自己身上，刘、邓壮士断腕，得力的干部彭真、刘仁、蒋南翔
惨遭抛弃。随着彭、罗、陆、杨被打倒，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北京市委顷刻瓦解
。蒋南翔在高教部被揪出来了。新市委派出的工作组进入清华，清华党委领导立马
成为“黑帮”。上级组织的无情无义造成了文革的第一波灾难，群众从来没有贪天
之功为己有，上级组织有什么理由要把打倒各级领导的罪责算到“造反派”头上？

偶然创造历史。６月的一天，自控系６３级樊程在主楼前值班巡逻，一辆轿车
停在校门外公路边，一位身着中山服、个子高挑的中年女干部，骑上后备箱中搬出
来的自行车，从主楼前进入清华。这个女干部就是工作组顾问王光美。从此清华文
革就和中南海内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结下了剪不断、理还乱的缘分。出于偶然，王光
美原拟与化９０２班同学座谈未到，替代她的女同志或许没有说明身份，事后受到
蒙骗的蒯大富贴出大字报，质问“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恰巧这天，蒯大
富在刘才堂的大字报上写了一段有关夺权的批语。工作组如临大敌，开启了对刘才
堂、王铁成、蒯大富等人的斗争。因为蒯大富在班上有个支持他的“十人小组，”
工作组认为是群众基础；因为蒯大富是校刊通讯员，他学习毛著的照片上过１９６
５年的《人民画报》，工作组怀疑他是清华党委埋下来的炸弹。为了“枪打出头鸟
，”“反蒋必先反蒯”。仍是偶然的自作聪明，王光美到学生食堂和工友一起为学
生打菜，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国家主席夫人亮相。但清华不是桃园大队，知识分子
一眼看出这只是王光美令人反胃的作秀。她在清华从此名声不佳。

在工作组的淫威下，校、系、年级、班有组织地将“蒯派”清理出来搞臭：取
消这些人的行动自由，禁止他们写大字报，私拆他们的信件，没收他们的日记，逼
迫他们写交待材料并加盖手印，甚至监视居住。就这样在全校师生中硬抓出了５０
０多个“右派学生，”硬整出了一个“蒯派”，硬逼出了三条命案。１９５７年“
反右运动”的场景，再一次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巨大的压力下，要么窒息而死，
要么爆发而生。清华己经成为了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所有的“蒯式人物”
统统缴械投降了，纷纷和老蒯划清界线。在绝望中绝食的蒯大富，悄悄被人看顾，
来人自称受到江青同志委托。老蒯久旱逢雨，停止绝食，有了生机和继续战斗的勇
气。

一、关于“八八串联会”

“八八”的目标是批判工作组的错误，作用和意义就在于它是清华第一个群众
自发的对抗上级指定的“临筹”的组织。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论述
，只是政治家们鼓惑群众的借口和驾驭群众运动的手段。共产党最忌讳有组织的行
为，自外于共产党的组织是不会得到信任和支持的，它的最好的结果是自生自灭。
一个共产党员可以犯政治错误，但决不能犯组织错误。“八八”组织松懈，各系负
责人联席会议是最高决策机构。唐伟、陈育延、吴栋等几个头面人物，也只是凭着
父辈是革命烈士、革命干部；本人都是预备党员，自以为“辫子”较少，能在“血
统论”肆虐的环境下与“临筹”的高干子弟过上三两招。工作组也非等闲，大辩论
、讲道理输了，搞外调、查三代是他们的拿手活。清华派出的外调人员到重庆渣滓
洞查敌伪档案，整了一堆唐伟父亲是叛徒的“黑材料”回清华。工作组撤得太快，
这些没用上的“黑材料”工宣队用上了：唐伟在“清队”中被关进“可教育好子女
学习班，”背着“叛徒子女”的档案材料分配青海。“八八”的纲领很低，只求清
算工作组在清华５０多天里犯下的错误，只求所有无辜的师生和自己不要被打成反
革命，“八八”派并不认为“夺权是革命的首要问题”，１９４９年以后大陆政权
不是一直在共产党手里吗？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普及毛泽东思想的思想大革命吗？
因此完全没有一点夺权接班的思想觉悟。随着工作组撤离，刘、邓垮台，刘邓路线
遭到全国、全党、全军批判后，“八八”的头头就失去了追求，迷失了方向。

孙怒涛认为：“八八”如果真的要彻底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
应当承认蒯大富和蒯派都是好人”，“还应当承认蒯大富和蒯派与工作组的斗争是
最勇敢最坚决的，他们就是革命左派。”无论是过去、现在、将来，这种非黑即白
的决定论说法都难以站稳脚跟。居高临下的“平反”，从来是权力部门的一出戏，
“八八”掌过一天权吗？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哪个左派是自封和举荐出
来的？毛泽东称蒯大富为“五大领袖”，他能领导近半师生员工的“４１４”吗？
毛江夫妇不是在他们去世、下台Ｎ多年前，就无情无义地将老蒯抛弃了吗？老孙曾
咨询过我，老蒯未能加入“八八”的原因和经过。我将经过告诉了他，还说：老蒯
不诚实有目共睹，他宣扬的“权经”遭人反感。但《拷问》中仍写道：“鲍长康问
：蒯大富能参加‘八八’吗？答复是：他不行。于是讲义气的鲍长康说，既然你们
不要蒯大富，那我也不参加了。”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日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
接见蒯大富，支持他拉起自己的红卫兵队伍。老蒯加入“八八”只是试探能否控制
“八八”。至于说到鲍长康的“义气”，我真为老孙既无事实又无原则的吹捧深感
脸红。鲍长康聪明好学，是“井冈山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是兵团总部的二号人
物。看了李自茂回忆“５·３０”的文章，应知道鲍长康是清华武斗中团派的第一
线总指挥；看了韩爱晶写的回忆文章，应知道鲍长康手上不仅有伤亡同学的鲜血，
更有工宣队员、军宣队员的鲜血。鲍长康量窄器小、锱铢必较。工作组“反蒯”，
他投降了；老蒯绝食抗争的时候，鲍长康的义气哪里去了？前年老蒯在太原突发中
风，一同驾车出游的鲍长康借口上海家中有事，不能留下照顾老蒯，第二天却带着
一帮人上了五台山。是冶金系６字班的王文鼎为老蒯夫妇买了机票、送上回深圳的
飞机。老孙还能讲出几件鲍长康讲义气的事情？

《拷问》还写到：唐伟“在为革命造反精神彻底平反的同时没有为蒯大富等蒯
派进一步平反，这是很遗憾的。我真为唐伟可惜了！他错失了一次站在文革潮头、
引领清华文革、掌控运动领导权的极好机遇。”写到这里的老孙，头脑未必清醒：
“旗手”江青只敢承认自己是条老毛让她咬谁就咬谁的“忠狗”，老蒯说自己“想
做奴隶而不可得”。比起那些奉旨造反、投机造反的人，唐伟只是个跪着造反的学
生。唐伟当时说过：“宁可右倾，不当阿斗。”他是糊涂啊！

二、关于“血统论”

１９６２年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了分清敌友，实际工作
中执行着一条阶级路线：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土改时，由新政
权派出的工作队根据每个家庭解放前三年的经济状况而定。其中难免错划和偶然的
因素，时代和社会造成的贫富悬殊被指控为个人行为，犹为荒唐处是一次定成分就
万劫不复、殃及子孙。毛泽东终其一生不懈怠地奉行井冈山当“山大王”时的杀富
济贫，并乐此不疲。人为灾难不断，举国难安，内斗内耗无休无止。阶级路线中的
“重在政治表现”只是留给掌权者解释、定性和灵活掌握、生杀予夺的借口，也成
了“政治犯”由来的依据。

１９６６年８月的一个晚上我和“八八”的几个头头第一次被周恩来接见，在
人民大会堂他谈得最多的是自己的身世：我出身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到父亲一辈
破败了，我父亲只是个小职员。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同志对我说、你的家庭出身可
以填职员。我还是填官僚地主家庭。我出生于剥削家庭，我入党时就填写的官僚地
主家庭出身，为什么现在要改呢？你们能因此而说周伯伯就不革命了吗？有人劝我
也改个名，我周恩来在受到国民党政府悬赏通缉的时候也没有改过名，为什么现在
要改呢？我们政协有一个老先生，“五四”以后为了表示和旧社会一刀两断，不要
姓名了，叫“无名”，别人叫的时间久了，他的姓名成了吴铭。我今天提到他只是
为了说明革命不革命和姓名、和家庭出身没有关系，你们可千万不要去找吴铭老先
生的麻烦啊。

他还谈到，为了给铁路让道，搬迁周家祖坟的事。他说自己１９４９年后再也
没有回过淮安祖籍，回到老家见不见那些破落地主家族的亲戚长辈？不见不好，见
了之后会不会给当地政府和群众造成压力？当地政府曾报告将我的祖屋修成“周公
馆，”我没有同意，我对当地政府干部说，我真是从那间屋子里生出来的？你们若
要坚持修“周公馆”我也只好同意，但是你们必须在门前挂上我写的一段话：这是
一个罪恶的剥削家庭，这个家庭出了一个不肖子孙周恩来，他背叛了这个家庭，走
上了革命道路。你们若是同意挂上这段话，就去建“周公馆。”……

家庭出身不仅阻断了许多普通人参军、招干、升学，甚至嫁娶的生活出路，而
且也让贵为总理的周恩来深深地心存忌惮。邓小平也从未回过老家，广安协兴乡传
出一句话：“龙归大海不回头。”真实情况邓家是土豪。只有厚黑如毛，才会把富
农家庭成分改为中农。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自于阶级斗争学说。“血统论”是这个错误理论
开出来的“恶之花”。谭力夫鼓吹“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
儿混蛋。”和“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口号也传到了清华校园。
高干子弟大多持支持态度，以此作为仗势凌人的依据，他们象被打了鸡血一样亢奋
。一些早就想着攀龙附凤的农村学生，可悲地充当了抄家整人的打手。前些日子在
１９６４级校园网上，读到了贺鹏飞班上一位同学的回忆文章。当年他热切地盼望
成为贺鹏飞的同班同学，跟随贺鹏飞，他幸福地参加了“８·１８”毛主席第一次
接见红卫兵的盛典；他还参加了“８·２４”的行动……。四十多年后他依然沉湎
在铁杆粉丝的疯狂激情里，一遍再一遍写到：“王子永远是王子，贫儿永远是贫儿
。”这种农村版“血统论”耸人听闻，这种顽固的愚昧或许是清华教育深层次的悲
哀。

清华历来看重学习成绩、体育成绩，平时高干子弟也行事低调，注意搞好同学
关系。１９６３年贺鹏飞高考落榜，贺家也只是通过荣高棠找到蒋南翔，让贺鹏飞
到清华附中补习。第二年贺鹏飞作为体育尖子（北京市中学生铅球比赛第一名），
根据规定降５０分被录取到机械系。在“血统论”的煽动下，在工作组的讨好下，
在权力和荣誉的诱惑下，不少“红五类”子弟晕头转向了，丧失了理智。“血统论
”对于青年知识分子的伤害深重而久远，可是首先受到伤害的却是鼓吹者自己。

三、关于“８·２４”

“清华大学红卫兵”是清华大学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它是在刘菊芬的“自控
系红卫兵”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它有一个抱团的群体，带着高傲和神秘。它有一
个以高干子弟作为核心，吸收了多数中央候补委员以上、少将军衔以上、省部级干
部以上的子女“拚爹”排座次，“红五类”子女为侍从、为拥趸的豪华阵营。这帮
“听话的好孩子”，习惯了保姆的教导，王光美说，他们成立了“八八串联会，”
你们就不能成立“八九串联会”？于是清华就有了“八九串联会。”“８·２４”
行动也是在王任重指点下搞起来的。他们大权在握、体面光鲜、思想贫乏、毫无创
意，他们的大字报除了泄露上层斗争的动向，就是暴露上层斗争的隐私。“８·２
４”行动是他们唯一的一次壮举。

"8·２４”行动是一次欲盖弥彰的闹剧。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日清晨，唐伟、
吴栋、陈育延贴出《王光美是清华园内的第一号大扒手》的大字报；中午贺鹏飞、
李黎风、乔宗淮、雷蓉、王小平、王新民、袁塞风等高干子弟跟着贴出大字报《三
问王光美》。８月２１日刘涛贴出《誓死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高干子弟带
动下，矛头对准王光美，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越来越多，校外赶到清华看
大字报的人也越来越多。“８·２４”傍晚，贺鹏飞等人在王任重的提点下，召集
了十二个院校的红卫兵拥进清华，撕毁了主要是他们自己揭发批判刘少奇、王光美
的大字报。为了掩盖他们不光彩的政治行为，他们打着“破四旧”的旗号，喊着“
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口号，推倒二校门、抄家、抓人，把“黑帮干部”、右派教授
关到科学馆、二教毒打。

以下摘自罗征启老师文章《被遗忘了的“红色恐怖”——记１９６６年清华大
学的“文化大革命”》（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０日修改稿）：

８月２４日晚上，……几个人把张慕津架到审讯室，我刚想看一下，就挨了一
下抽打，“不准看！”我就听审讯室里很重的抽打声音和张慕津的呻吟。过了一会
一学生从审讯室里出来，大声说：“张慕津想逃过群众的专政，被我们抓到了，现
在他就要从审讯室爬出来……”这以后，走廊的南端又传来一阵喧闹，原来是几个
手执皮带、木棍的人要党办主任何介人和宣传部第一副部长林泰两个人对打！我听
到喊声：“使劲！”……我心理难过极了，这是我们的学生吗？怎么会这样！接着
审讯室内忽然传出一声呼叫：“贺鹏飞来视察了！”几个人走出审讯室到楼梯口迎
接。我们正躺在水泥地上，“快起来，跪好，低头，手背在身后，头距离地面１５
公分，不能超过２０公分，也不许顶在地上。快！”刚刚“整理”好，贺鹏飞就上
来了，我还来得及偷看了一眼，果然很象贺龙元帅，脚踏大皮鞋，手提一条皮带。
审讯室里的人象是汇报什么。贺鹏飞从我面前走过时看见我因为支撑不住他们规定
Ａ姿式，已经把头顶在地上，他就用皮鞋踩我的头，并且厉声说：“不许顶在地上
！”他这一踩，我头上已经结了疤的伤口又滴下许多血。……我被带回生物馆，从
昨晚搬运二校门的垃圾到现在，连水都没喝一口，可以说是饥渴交迫。这时由几个
“革命群众”押解，几个“黑帮分子”到教工食堂取回吃的……黑帮分子们排成一
排，一个学生在前面训话：“你们要吃饭吗，那就听好，你必须说：‘臭黑帮王八
蛋兔崽子狗崽子ⅹⅹⅹ感谢毛主席给饭吃。’听清楚了吗？试一下。”第一个是钱
伟长教授，他说完了那段侮辱性的话语以后，那个学生又喊：“你还得加一个‘大
右派’，重来！”于是钱先生又来一遍，加了一顶帽子，领了口粮，站在原地等候
。这时我认出这个学生好象是工程化学系的，以后工化系的辅导员告诉我，他姓杨
，是个大个子。“第二个！”他喊。第二个是我，我没有加多什么就过了关。第三
个刘小石，也过了关。第四个是行政处长李思问……。下午，又有了新花样，一个
叫马楠的学生带了两个“随从”，来到生物馆，审问我们这些人。听说这马楠是军
人后代，绰号叫“马楠将军”，到处打人抄家。第一个叫走了钱伟长，……过了一
会钱伟长回来了，我看他后背被抽打得全是紫色淤血，惨不忍睹。……忘了是第几
个，叫到我。我走进审讯室，马楠嘴里叼着烟卷，两条腿放在桌子上，十足一付兵
痞模样，一边站着一个瞪圆了眼睛的大汉……

罗征启讲了这样几件事：㈠“８·２４”是一起卑劣的政治事件，领头的干部
子女要毁掉的是他们在巨浪突袭晕头转向时贴出的揭发自已父母的大字报。为了掩
盖其政治目的，他们打着“破四旧”、“只许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的口号，
推倒二校门，四处抄家，毒打“右派”、“黑帮”，以转移群众视线。㈡张慕津、
罗征启、钱伟长等人肉体被殴打，人格遭凌辱，而凶手是他们的学生、我们的同学
。罗老师文中点到的贺鹏飞、与我同系同年级的杨同学、水９０３的马楠等人乖戾
凶残的整人手段和电影中的坏人毫无两样，谁能相信他们只是二十出头、大学低年
级的学生？几十年过去了，我从未听说过他们有过任何忏悔和道歉。他们当年的恶
行和至今无悔的厚颜，将自己的人格污点越搞越大，这种自作孽行径，已将自己变
成了清华历史上永驻难改的地痞流氓。

时任北京新市委二把手的吴德，在他的回忆书中竟然指认蒯大富是清华“８·
２４”的肇事者。那些说违心话保官、有了权就栽赃的“老革命”们，我要对你们
说一句：“我鄙视你们！”如孙怒涛所言：“恐怖、即使披上红色的、革命的外衣
，也涂不上正义的色彩。”

四、关于蒯大富

谈论清华文革，蒯大富是绕不过去的话题。蒯大富是江苏滨海一个贫农家的孩
子，１９６３年考入清华工化系９０２班。在工作组的高压下，可以看出他的执着
和坚韧。他在大礼堂前和以势压人的薄一波辩论，展示出了他的机敏和口才。蒯大
富在“反蒯”斗争中的表现可圈可点。我曾在给周泉缨的信中说：这是一个２０
岁的青年学生的骄傲，也是清华大学的骄傲。蒯大富有政治追求，又受到校党委的
重视，为什么到大三还没入党呢？保定要宝忠写的《蒯大富传》中讲：一次老蒯的
父亲来校看他，他却对同学介绍这个苏北老乡是村里人。后来，我们大一辅导员上
党课时讲，有的同学“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让我特别反感并心生
警惕的是不断传来的“蒯氏权经”：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
手段。谎话越大相信的人越多，谎话的作用在于它被戳穿之前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后来陈育延对我说，“蒯氏权经”有二十多条。

孙怒涛的《拷问》中说：“如果‘八八’真的能承认蒯派是坚定的革命左派，
并把依旧处于困境的蒯大富收罗麾下，我想蒯大富对‘八八’会心存感激的，蒯大
富也不见得非另立山头，拉出一个‘井冈山红卫兵’来不可。”老孙如此分析和真
实相差甚远，连蒯大富自己都不会相信。老蒯好大喜功的虚荣心，在文革的特殊环
境下很快转变为权欲野心，在江青、张春桥、戚本禹的教唆下很快迷失了自己的本
性，走过了一段疯狂的夺权道路。

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４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成立，它的发起人是蒯大富
、鲍长康、彭伟民，选中井冈山这个名称的是清华附中高一的小女生，十六、七岁
的刘刚，她后来成了蒯大富的恋人。“八九”红卫兵分崩离析，“红旗”、“延安
”等红卫兵和“红教联”等群众组织纷纷成立。但“井冈山”的成立是有背景的，
它的背景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井冈山”的目标明确：批判工作组代表的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八九”、为蒯大富彻底翻案。尽管如此，井冈山的人数在
“三总部合并”前也只有数百人。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９月底分裂为“八八总部”和“临时总部”，分裂的原因
是在打倒刘、邓后，继续革命的方向方式方法上。“八八总部”认为“井冈山”批
“八九”是矛头向下，不符合“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和“革命不分先后”
的《十六条》精神，所谓为蒯大富革命造反精神彻底平反，有泄私愤和树立个人权
威的苗头。“临时总部”认为斗黑帮是大方向，重点批判蒋南翔和清华党委代表的
资反路线；“八八总部”认为重点是批判王光美和刘、邓为首的资反路线。但周恩
来特别告诫过：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所以主张向中央请示、听中央安排。井冈山
主张彻底为蒯大富和“蒯派”翻案，其思想基础发展成为“大翻个儿”的口号和“
理论”。越来越多的学生对校内派系斗争厌倦，对运动发展茫然，纷纷外出“大串
联”。

蒯大富篡夺清华群众组织和“首都三司”的领导权，既是文革乱象，更是中央
文革支持的结果。

“三司”的全称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在全国夺权斗争
高潮叠起的１９６７年，打着“三司”旗号的一个红卫兵小分队，就能在一个省或
市里掀起巨浪狂涛，蒯司令的一个电话就能决定一个省地级干部该保或是该反。明
明是“二司”的“北航红旗”，因为韩爱晶和蒯大富的亲密关系也在全国各地设立
“三司联络站”。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在回忆文章中错误地写到：“早在
八月下旬，红卫兵在大中学校兴起，并逐渐联合起来。由于观点不同，大学分为第
一司令部和第二司令部，中学则以‘西城纠察队’为主成立了第三司令部。”真实
情况是这样的：“８·１８”后不久，清一色的干部子女红卫兵联合组成了“一司
”，政治观点不重要，父母级别和相互关系才是重要的。清华“八九红卫兵”参与
组建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后来被称为“一司”。一部分没有被邀请
的高干子女红卫兵不愿意了，联络了另外一些红卫兵组织准备成立“二司”。戴维
堤、韩爱晶为头头的“北航红旗”，朱成昭、周永璋、王大宾为头头的“地院东方
红”和“清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都在“二司”筹备人员的邀请之列。政治观点不
重要，凡未参加“一司”的红卫兵组织均可参加“二司”。１９６６年９月１日，
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和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后，地院周永璋找我商
量，两校牵头找清一色反工作组的红卫兵组织成立第三个司令部。“北航红旗”是
保工作组的，留在了“二司”，这也是后来“天派”、“地派”由来的原因之一。
“三司”成立之初，只有１４个院校，以“清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地院东方
红”人数多，又是发起单位，１９６６年９月５日“三司”成立，地院和我们派人
出任了正副总指挥。国务院将几个红卫兵的司令部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其中一座
大殿就是“三司”的司令部。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还曾经给我们当了几
天顾问。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６日发展壮大了的“三司”，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
十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蒯大
富由中央文革点名作为红卫兵代表在会上发言。那时“井冈山”还未加入“三司”
，它加入“三司”是清华“三总部”合并以后的事了。

“井冈山”的历史使命明确而简单，就是充当中央文革的铁拳头。“三司”是
各校红卫兵派驻人员组建而成，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靠边，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
办公室副主任许明受惊吓而自杀后，周恩来的“左膀右臂”不断减少，尽管他精力
旺盛、勤勉有加，但也会力不从心。国务院设在西安门大街２２号的红卫兵接待站
逐渐被中央文革渗透和掌控。蒯大富掌控“三司”应在清华“三总部合并”前夕，
因为那时清华派驻“三司”的代表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的二把手陈育
延。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周恩来、陶铸、江青等中央首长多次讲话，要求各校的群众
组织联合起来，师生员工大联合的呼声也很高，头头们都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我主
动找到老蒯，表示放弃争一把手，都用“井冈山”的名称，实行“巴黎公社”式的
民主选举。“井冈山”、“八八总部”、“临时总部”各推举９、７、５名总部筹
备委员。就在达成协议的第二天（１２月１９日）清晨，蒯大富派人突然强占了“
八八总部”控制的明斋广播台，单方面公布了２０个总部筹备委员的名单。孙怒涛
在《拷问》中写到：“在‘井冈山红卫兵’里，总部核心主要是那些与蒯大富有过
共同患难经历、并且开始就参加了‘井冈山红卫兵’的蒯派人物。其中有好几位都
是蒯大富同班或同年级蒯派。这些人这次都被蒯大富推荐上去了。”“我被蒯大富
提名为总部委员，这是我不曾想到的。他事先没有给我透过口风，我也一点思想准
备都没有。”从老孙的回顾中，能看到是“三总部合并”吗？那是蒯大富私自任命
干部，拉帮结伙。当时有几个造反的头头在乎程序正义、手段光明？对蒯大富的卑
劣行径中央文革却没有任何干预，我甚至猜到，其中有戚本禹的共谋。清华文革已
不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大字报、大辩论时期了。几天后我和朱德明、许胜利宣布退
出了“井冈山兵团”总部筹备组。

“蒯司令”获得了“三司”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权力，他的造反精神
更足了，更加狂妄了。毛老人家正在部署迎接“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自然乐于
见到几个如同蒯大富一样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将专干“脏活”，以搅乱天下。全国学
校已停课半年，“大串联”、“长征队”、千多万红卫兵参加“北京朝圣”……工
农业生产已受到严重影响。为了把人心中最强烈的欲望和最狠毒的仇恨煽动起来，
毛统帅号召全国大夺权。权、权、权，命相连。且看蒯大富的突出表现：

１、反刘少奇，手段卑污

"12·２５”行动，是“三总部”合并后“井冈山兵团”第一次大行动。６００
０余名清华师生打着横幅游行，在“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声中，把“打倒刘少奇”
的标语刷满了长安街。十月以后，刘少奇靠边站了，但还是中央首长。１９６６年
１２月３１日晚上，周恩来把“井冈山”的头头召集到人民大会堂。虽然我已经退
出了总部，蒯大富仍然通知我参加了接见。周恩来明确表示不支持“１２·２５”
行动的作法：“你们把‘打倒刘少奇’的标语贴在北京街头，我如何向外国朋友解
释？他还是国家主席嘛。”“你们要求王光美到清华接受批判，为此我专门请示了
毛主席，毛主席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你们可以让她写书面检讨，背靠背的批判嘛
。”回到清华，在大礼堂召开的大会上，蒯大富篡改周恩来的讲话：“周总理请示
了毛主席，毛主席不同意把王光美揪回清华来斗，但同意把她揪回来批”。我上台
去和老蒯争吵了起来。参加接见的总部委员有十多人，当时、以后、现在都没有一
个人站出来指证，我或老蒯究竟谁在说谎。

“智擒王光美”的“１·６”事件，当年《井冈山报》发行了数十万份，“捉
鬼队”把他们的战绩宣传得沸沸扬扬。他们利用的践踏的是刘少奇、王光美夫妇对
女儿的爱心。王光美被抓到清华，受到侮辱，面对暴行她侃侃而谈、不卑不亢，反
而得到师生内心的敬重。那天晚上天刚黑，王光美被绑架推拥在西大操场体育馆的
观礼台上，台上台下是黑压压的围观群众。我和周恩来总理的秘书孙岳通过电话，
冲上观礼台去传达总理的四点指示，看到王光美被人推搡着，鞋掉了一只，头发零
乱，竟能让我见到人性到了绝望处的微光。许多年后在深圳，老蒯和我聊起那天晚
上，放王光美回去之前，蒯大富去见王光美。老蒯问：“你认识我吗？”“不认识
”。老蒯自得地说：“我就是你要批倒斗臭的蒯大富啊。”王光美赶紧站起来要和
老蒯握手，被老蒯拒绝了，“我怎么能和这个臭婆娘握手呢？”我不无调侃地对老
蒯说：“所以她后来通过陈希同把你赶出了北京。”这种充满小鸡肚肠的阴谋伎俩
，称得上光明正大的政治斗争吗？从这事件后，我明显地感到，蒯大富的心中已不
再有阳光。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日的批斗王光美大会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周恩来的退让，
说明中央对刘少奇斗争的升级。后来老蒯对我们说，给王光美穿旗袍、戴乒乓球项
链，不知是哪个小子的鬼主意，不过挺解气的。这个３０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
被挂上打了×的黑牌子、跪在主席台前的“黑帮分子”，包括彭真、刘仁、叶林、
蒋南翔等各级干部有３００人之多，他们都和清华文革有关？真的是必须置于死地
的仇敌？杀人不过头点地，以革命的名义对政敌极尽羞辱践踏之事，难道不应该深
刻反省吗？你老孙就坐在主席台上，我很想在《拷问》中看到你当时的感受和今天
的认识，你让我失望了。

刘涛是刘少奇和王前的女儿，跟着工作组干过错事。刘少奇垮台了，蒯大富用
工作组修理他的方法修理刘涛：你不是要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吗？现在毛主席说刘少
奇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你若不和刘少奇划清界线，不站出来揭发批判
刘少奇、王光美，就是反对毛主席。１９６６年１２月江青还专程到清华找刘涛谈
话。随着对刘少奇斗争的不断升级，刘涛面临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最龌龊的中国
成语叫“大义灭亲”，它挑战人性，制造人格分裂。在这里我要说几句题外话，我
们工化系工作组的副组长张茜薇是革命烈士张太雷的女儿，也是邱心伟同学姑姑的
亲家。有一次我请邱心伟领我去见见张茜薇，邱心伟说老太太身体很不好，只要有
人提到文革、清华就全身痉挛。我不知道她受过何种刺激，至今心灵的拷问、煎熬
还折磨看她。我们这些人都干过错事、蠢事、需要用一生为青春埋单，去自我救赎
。

在打倒刘少奇的大戏中，还有一段重要的插曲，就是陶德坚的“红教联”为陈
里宁翻案的事情。陈里宁恶毒攻击刘少奇，因为有精神病被关在北京安定医院里。
“红教联”和“井冈山”等四、五个群众组织把他抢出来，让陈里宁到处做报告，
还将他的事迹编成话剧《新时代的狂人》到处演出，大量印发《新编“狂人”日记
》。并于１９６７年１月６日晚组织百余人冲击公安部十三局档案室，抢夺陈里宁
的档案。在群众和荷枪实弹的守卫对峙的紧张时刻，惊动了周恩来，周恩来令守卫
让陶德坚听电话，最后让她带走了陈里宁的档案。为陈里宁翻案，就是为打倒刘少
奇造势，为给刘少奇定案增添筹码。陶德坚只是土建系的普通教师，她怎么知道陈
里宁并这么感兴趣的？她怎么找到安定医院和公安部十三局这个保密单位的？她如
何下决心挑头去抢档案的？为什么也挑选了１月６日与“智擒王光美”的“捉鬼队
”同时行动，让周恩来无法兼顾？陶德坚死也不说，在她的《风雨人生》中并没有
临终忏悔。诡异的是陈里宁不仅狂批《修养》，也批判《毛选》。批准逮捕陈里宁
的人正是老蒯的“铁哥们儿”公安部长谢富治。“窥渊鱼者不祥”，陶德坚惹火烧
身自是难免。闹剧收场了，陶德坚当年就受到批判。最后还是老蒯的“团派”保护
性的把陶德坚看管起来。

我的这些认知，也是来自于陶德坚临终前的自传《风雨人生》。带着诸多疑问
，２０１１年的某一天，我邀上蒯大富拜访了罗征启。虽说陶德坚对分管过土建系
工作的罗征启十分反感，但对罗夫人梁鸿文却有好评。在罗征启的办公室里，我们
三人喝着上好的铁观音，聊了整个下午。陶德坚的自传、照片给我留下的印象是：
美丽聪明、务实自信、肯干能干、坚强而不落人后。陶德坚在香港长大，外祖父娶
了七、八房姨太太也没有养出一个男丁。陶德坚的父亲出身贫寒，因长相英俊、学
业有成而入赘陶的外祖父家。陶德坚是家中的大小姐。刚解放她就只身北上求学，
被铁道学院录取，开始了她在北京的大学生活。在与该校曾经是地下党的一位干部
若有若无的恋爱关系中加入了共产党。院系调整后该校迁唐山，陶德坚进清华土建
系。每一个人都自带风水命数，每一步选择都在决定人生际遇。陶德坚急于成功的
取巧心态大于追求进步的理想；她成了政治运动中的弄潮儿，却迷失了本来应有的
政治信仰；她受到母亲、丈夫、女儿的深爱，而她却似乎只爱自己；对共产党、“
井冈山”、“红教联”这些和她相关的组织并无认知和认同。陶德坚或许是一个称
职的工程技术人员，也不象痞子，却在清华文革中成功地出演了一个痞子的角色。
陶“大小姐”是一个十分自我的人，和老孙有太多太大的不同。奇怪的是孙怒涛在
《拷问》中，说他的“怒涛战斗组”和“红教联”是“一路货色”，陶德坚和孙怒
涛一样都是组织上眼中的“差质生”，而其实陶德坚“是一位很优秀的女同志。”
以“大小姐”的傲气，定然不会对老孙的巴结认同承情。

２、为了权力，排除异已、制造分裂

“井冈山兵团”成立，没有经过任何程序，总部筹备委员就成了总部委员。蒯
大富志得意满，任人唯亲，唯我独左，怀疑一切，自我膨胀。他编出了自我吹嘘的
《蒯大富大字报选编》，同学戏称之为《蒯选》。有权有钱的老蒯下令，一下子印
了５０万册。江青为此批评老蒯：你蒯大富也太狂妄了，我还没出选集，你倒先出
了。由于江青的干预，《蒯选》发行量不大，存世就更少了。１９６７年１月唐伟
、沈如槐和宿长忠、孙怒涛、陈楚三、刘万章等人先后成立了“井冈山兵团”内的
“毛泽东思想纵队”、“八八纵队”、“天安门纵队”、“东方红战团”和“中央
警卫团”，“五纵队”要求总部整风。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陈育延贴出大字报：“
唐伟同志在个人主义的泥坑中是不会有所作为的”，尤其是朱德明在整风大会上发
言：“要用１００度的开水给蒯大富洗澡。”大规模的“反唐战”开始了。刘泉说
：“唐伟是机会主义者、是叛徒、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言人，想煽动群众分裂
，整垮‘井冈山’总部”。“在我校，对待‘井冈山’的态度就是真革命、假革命
和反革命的分水岭。”蒯大富说唐伟是“托派”，是“挂着红布条的小地主。”“
八八”的建立是刘、邓、陶的一个大阴谋。陈家国在大会上拿出半年前记的日记，
历数一些“蒯派”人物在工作组压力下的投降、软弱，包括刘泉反蒯的大字报。“
反唐”暴露了造反派头头们自伤自残的真实嘴脸。由于中央文革的干涉，老蒯也发
现“大方向错了”。“反唐”嘎然而止。

蒯大富“反唐”的本意是搞臭唐伟，搞臭“八八”，争取更多的师生臣服于“
蒯派”的杰出代表蒯大富；给那些敢于和蒯大富作对的人一个教训。事与愿违，“
反唐”的结果是老蒯制造了更多的反对派，这也表明了“井冈山”内部深刻的裂痕
，清华团、四两派的雏形己经形成了。孙怒涛旁观者清，在《拷问》中写到：“同
样的体制，同样的理论，同样的路线，会做同样的事情”。“手握大权以后，以敌
对阶级的代言人、代理人的罪名，清除异已，消灭盟友，建立极权专制，都是一样
的行径。”这段话极有见地。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以后，周恩来多次提醒我们：“当
你们这些红卫兵小将受压的时候，我们不担心你们会犯错误，现在你们开始掌权了
，到了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我那时就曾发奇想，很想问一问周恩来：“周伯伯
，是不是你们老一辈革命家掌权后就开始犯错误了？”只是胆量不够大，也没有合
适的机会，腹诽而己。工作组的副组长、冶金部副部长、辽沈战役的大英雄周赤萍
，在清华主席台上的表现太让师生反感了，活现了“打天下，坐天下”的权势者将
学校踩在脚下的丑态。

群众组织内部分歧的深层次原因，是对文化革命进一步展开的诸多疑惑。刘、
邓、陶垮台了，下一个该打倒谁？康生？陈伯达？周恩来？中央文革？“穿军装的
刘邓路线？”都在被怀疑、被炮打的名单之中。造反派的“坏头头们”像进了赌场
日渐红眼的赌徒，唯恐右倾而不能立新功。蒯大富没有闲着，他也要先安内、后攘
外。有了派系一统，就有了号令清华的实权；有了“中央文革”的支持和点拨，就
有了“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反唐”不对，但为了“实权”和“虚权”，都是
必须的。那个干了错事、坏事须自责、道歉、悔过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内疚只是
中了黑《修养》的毒才会有的表现。

３、抓“联动”等，参与对中学生的迫害

毛泽东未必懂得“蝴蝶效应”，但宋玉的《风赋》却烂熟于胸：“夫风生于地
，起于青萍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红卫兵一出现在清华大学附属中
学就引起了他的关注。他的一封信把这帮决心“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狂热青年学
生捧到了天上，通过八次大接见、大阅兵，红卫兵成为了运动，成为了全国造反学
生的代名词。通过不须花钱的“大串连”、“走新长征路”，这股洪流浩荡喧腾，
“蹶石伐木，梢杀林莽”，助他实现了“天下大乱”的丰功伟业。红卫兵运动的思
想基础是“继续革命”的“血统论”，也就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所谓“右派”，就是“黑五类”、“黑八类”、后来还加上“臭老九”。红卫兵运
动一开始就带着“八旗子弟”血统高贵的蛮横，“义和团”暴民的愚昧，还有着“
党卫军”冲锋队员的不可一世的残忍。暴行在“红八月”里达到巅峰。

周恩来为了保护知名人士，支持成立了“首都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简称“
西纠”，东城区的高干子女少一些，随后也成立了“东纠”。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
欣，在《实话实说西花厅》中回忆说，“周总理支持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曾派国
务院副秘书长周荣鑫和纠察队联系，指导他们的活动，动员他们尽力把混乱的局势
稳定下来。”“最初中央文革小组也不反对它的活动。”“江青想要拉拢他们，故
意和他们套近乎”。“８月３１日，林彪还曾戴着‘西纠’的红袖章参加毛主席第
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事实上纠察队按国务院办公厅的指示把极少数知名人士
保护起来，在街道居委会和街道派出所的安排和挑唆下抄家、打人不误，恐怖和血
腥依旧。

“西纠”、“东纠”的崛起，刺痛了清华附中卜大华等“老”红卫兵的自尊自
大：他们算老几？居然骑在我们头上纠察我们？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１０１中学
等海淀区的红卫兵骨干发起成立了“联动”——“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联动”独领风骚，“西纠”、“东纠”中的父母级别不高的“红五类”子女
立马贬成了“土联动”。“联动”矛头是对准中央文革小组的，尤其看不起“戏子
”江青和“十七级大干部”戚本禹。“联动”没能猖狂多久，“红司令老毛”轻轻
一挥手，“联动”就惨遭围剿。

清华“井冈山捉鬼队”充当了打人抓人抄家的重要打手，北京体育学院成了临
时看守所，那帮四肢发达的体育尖子成了最趁手的帮凶，谢富治把持的公安系统给
予了全力配合。那些父母已经受到冲击的干部子弟，在阴谋阳谋的搏杀中终于输光
了全部政治资本，在“上山下乡”之后，就一蹶不振地——废了。

一位女一中初三班的学生在当年给我的信中写到：清明节，我被体院的王八蛋
莫名其妙地关进了局子里。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２日晚上，我们由中央文革小组的全
体人员接见后“大赦”了。我还清楚地记得总理曾说：“你们这些人中也许有的人
父母被斗了，被打倒了，他们不跟主席走了，你们还跟吗？党和国家会抚养你们的
。”顿时掌声雷鸣，被接见的我们全哭了。我回到家以后父母都没说我，只是爸爸
在第二天早上上班前，给我留下一个条，叫我好好闭门思过。

我的一位“捉鬼队”的同学，一次闲聊偶尔谈到当年抓“联动”事情，脸上不
无自得。后来我看要宝忠的《蒯大富传》，讲到叶志江带人去抄邓拓的家、抄调查
部长孔原（“西纠”头头孔丹是许明、孔原的儿子）的家。再翻看了叶志江相赠的
大作《走出文革》，书中对此事并非只字未提，只因自己粗心眼拙而失察。后经叶
公友情提示，果然在第１２６页中找到了数百字的叙述，叶志江也承认“这毕竟是
一种侵犯人权，无视法律的行为。”我再次向叶公道歉，并修正看法：如何教我能
不相信他走出了文革？“没有一滴雨水认为是自己造成了洪灾。”释放“联动”分
子那天，江青特意抢到周恩来之前放人示好，她也害怕得罪太多的军中大佬。周恩
来雷霆雨露皆恩来，三言两语就收伏了这帮天真可爱的“小魔头”。只是至死难悟
的蒯大富及“捉鬼队”，从头到尾被毛江夫妇当枪使，惹上了杀父夺妻断子绝孙的
家族血仇，无缘无故得罪了无数的“红色豪门权贵”，通俗话叫犯了江湖大忌。老
蒯到底是农民的儿子，至今还傻傻地检讨自己，“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没干好”。去
年校庆后，清华附中的几个朋友请我吃饭，我把老蒯也邀请上了，由于事先没给主
人打招呼，见面后两位男主人还给面子，两位女主人当下就脸色不好看了。老蒯讪
讪吃罢，中途离席。女一中那位朋友曾告诉我，当年北京西四“九三学社”所在地
是“西纠”总部，院子里养了两条狗，一条叫“戚本禹”，一条叫“蒯大富”。“
西纠”的“国防绿”们抄家打人回来，不是踢“戚本禹”几脚，就是揍“蒯大富”
几下。“蒯司令”从此恶名远播，血仇难消。老蒯若没蹲满１７年大牢，定难过上
如今安稳的生活。

４、反军乱军，还是为了权力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井冈山兵团”成立没几天，蒯大富就派人去抄了徐向前元
帅的家，把徐元帅的保险柜弄到清华。我参加的最后一次总部会上，蒯大富安排人
连夜把保险柜运往天津用氧气割开，还说周总理下令归还保险柜的指示出了北京就
不好用了。这件事似乎后来无人追究，我曾当蒯大富的面指控过他，他却没事的人
一样。那么多人参加总部会，参加抄家抢劫的人也不会少，几十年来也没听说有人
揭露这件事。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１日徐向前在全军文革小组改组后还担任了组长。
蒯大富当时为什么这么干？为什么敢这么干？抄来的东西给了谁？蒯大富曾将刘志
坚抓到清华，关押在１号楼５０６房间。鲍长康曾持关锋指令窜到北海舰队。

蒯大富反军乱军的手段，不同于各地极左组织和“三支两军”部队的冲突，蒯
大富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指挥下，锋芒直指军中德高望重的老帅、老将。根据文化
革命的纲领性文件《５·１６通知》的精神，“穿军装的刘邓陶”　就是第二个被
打倒的目标。１９６７年７月蒯大富在他召集的“全国造反派头头形势讨论会”上
发言：“下一年的战斗任务就是专门解决各大军区的军权问题。”

北航“红旗”和地院“东方红”受中央文革差遣，去四川揪斗三线建设副总指
挥彭德怀元帅，地院的红卫兵捷足先登，抢在北航之前将彭元帅弄回了地院。地院
的头头朱成昭是一个人格健全、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他和囚禁中的彭元帅几番长
谈下来，得出结论：彭德怀是正确的，毛主席错了。彭德怀在地院没有受到折磨，
让江青心中不爽。江青指使韩爱晶挑起了一场北航“红旗”和地院“东方红”的武
斗，韩爱晶趁乱把彭元帅抢到了北航。韩爱晶下令不许任何人与关押在地下室的彭
元帅谈话，不断地批斗、不断地折磨他，还亲自动手彭元帅的耳光。韩爱晶的好友
告诉我：韩爱晶在给中学老师的信中，对彭元帅充满敬意。就这么一个不缺少见解
却毫无人性、人格的“红卫兵领袖”，不仅受到毛泽东称赞，说韩爱晶是“一个有
希望的人，”也得到了当年仅一面之缘的“４１４”二把手孙怒涛的信任和吹嘘。
在深圳饭局上，凡是见过韩爱晶猥琐表现的清华校友，都为你老孙推崇韩爱晶的美
言和相信韩爱晶的谎话而感到脸红。

清华百年校庆前后，蒯大富给我看一条韩爱晶发给他的短信：“毛泽东有错误
，也整过我们，但是我们对他永远也恨不起来。有时想到主席，我还是忍不住泪流
满面。”我问老蒯，你相信老韩还为谁能流出真诚的眼泪吗？老蒯一笑置之。

“揪军内一小撮”止于武汉“７·２０”事件。在这个擦枪走火就能引发“辛
亥革命”、终结两千年封建帝制的伟大城市，中央文革那几个“小爬虫”终于激起
了工人、军人的巨大反弹，荷枪实弹的军人步伐迫近了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宾馆，从
来不坐飞机的毛泽东匆匆离开武汉飞往上海。他自己点燃的野火，猛然窜到他的身
边，几乎灼伤他的皮肤，他就一定能控制住所有的老军头？闯了祸的陈再道跟随周
恩来回到北京，没听说受了处分；风头正劲的王力、主持全军文革的关锋，被送进
了秦城监狱。取王、关、戚政治生命以安军心，毛泽东耍这种小手腕，只在一念之
间，用不着精心谋划。

毛泽东从“５·１６通知”的部署掉头而去，蒯大富被“放了鸽子”。“井冈
山”对外作战部又该向谁开战？军事动态组收集的材料如何处理？设在全国各地的
反军联络站如何收场？蒯大富失去了方向和目标，也失去了被利用的价值。１９６
７年８月１６日周恩来传达最新最高指示：“去年出去是对的，今年就不是时候了
，帮了倒忙。”几天后，王力、关锋倒台了。这是老蒯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之前
，老蒯干什么对什么，尽管行事下作、手法卑鄙，大方向总是正确的。这之后，老
蒯干什么都不对了，他成了给无产阶级司令部添乱的“小混混”。

５、挑起武斗，下令开枪使武斗升级，双手沾满鲜血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日，蒯大富沉浸在主楼广场３０万人批斗王光美带来的风
光无限的喜悦中，以“纵队派”为主的反蒯力量自发地汇集成了一个足以与之抗衡
的派别。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４日，一个以干部问题为论战焦点、以反对蒯大富独霸
清华权力为目标的“４１４总部”成立了。蒯大富通过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控制的
明斋广播台，撕毁三总部联合协议，组成了一个不经选举、毋需授权、拒绝监督的
强权机关，逼走了唐伟、朱德明、许胜利；掌握权力的蒯大富唯我独革、野心膨胀
、任人唯亲、排除异己，逼出了“纵队派”，逼出了“４１４”。工作组“反蒯”
，是强权压制民主；“４１４”反蒯，是反对蒯大富的专制。“井冈山”总部委员
孙怒涛、王良生等相继参加“４１４”，蒯大富用他的强权培植起了一个秉承公道
正义的强大对手。对于广大的师生员工来讲，求得安全、避免恐惧，远胜于对权利
的追逐。

周恩来是何等聪慧精细的人物，他长于未雨绸缪、枉尺直寻，总能棋高一着化
解危局。他痛斥蒯大富“智擒王光美”的卑劣伎俩。对于蒯大富这个当面一套、背
后一套，毫无信誉的权迷，周恩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在清华革委会成立大会召
开仅仅几个小时前的凌晨寅时，他通过谢富治宣称不能参加大会，还建议大会延期
。“团派”暴跳如雷，老蒯重重地“闪了腰”。尽管周恩来曲意逢迎毛泽东、谀侍
江青，领衔“刘少奇专案组”组长，遭人诟病，却能时时处处表现出是无奈的违心
所为。总之，老蒯对于这位最早为他平反的恩人尽管恨得牙痒，却从来不敢公开挑
衅。去年４月韩爱晶的《清华蒯大富》问世，封面上的照片竟不是“爷爷一样”的
毛泽东，或最疼爱他们的江青阿姨，而是老蒯就教于周恩来的照片，我以为这两个
脑瓜灵光的家伙是慑于周恩来的人格力量。

１９６７年５月３０日清华大学革委会流产，毛泽东说的“蒯大富可以当清华
大学校长”，成了老蒯眼前晃来晃去的画饼，也成了蒯大富终生抱憾的清华情结。

"414"成立不到一年，人数发展到７０００，足以抗衡老蒯的“团派”。进入新
年，６６届的同学毕业分配离开学校，两派抢地盘、划分势力范围的争斗愈演愈烈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７日北京大学发生武斗，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打跑了对立
面“北大井冈山”，中央文革小组立即表态支持聂元梓。蒯大富从中受到启发，决
定通过武斗打垮、打跑“４１４”，实现独霸清华的野心。所以我指出老蒯是清华
武斗的挑起者、责任人，老蒯对此指证供认不讳，多次在同学面前说：“如果我当
初不同意打，（清华武斗）肯定打不起来。”

清华武斗从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３日开始，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结束，又称之
为“百日武斗。”两派的冲突从４月２３日的“旧电机馆战斗”到４月２６日的“
８号楼战斗”、“２号楼战斗，”４月２９日“４１４”“百人抢粮”，５月２日
“土木馆战斗”，发展到近千人参加的“５·３０大武斗”。血淋淋地演了一出毛
统帅倡导的“文攻武卫”的大戏，遵从他的教诲将派别之争演变成了“国共两党的
斗争。”“５·３０大武斗”之后，冷兵器过时了。老蒯下令开枪，而且是五支同
样的步枪瞄准同一个目标开枪，以逃避法律的惩处和良心的谴责。老蒯还下令格杀
凡是走近科学馆的人。想到那些在武斗中无辜死去的鲜活生命，我们是否应当象鲁
迅一样“出离的愤怒，”写出一篇又一篇的《为了忘却的记念》？

"414"没想到自己这一派竟然能支持这么久，架在主楼顶上的“九头鸟”高音喇
叭，把播音员冯克庄铿锵有力的声音传到了数公里之外，可是科学馆成了“团派”
包围下的孤岛。两派的头头和小兵都生出了一种无力感，武斗的残酷和血腥超出了
双方的想象。有一次孙耘对我讲：当年若知道老四救出科学馆的人就打算撤出清华
，真应该制止吴慰庭炸毁老四通往科学馆的地道，让老四跑了算了。陈育延是反对
武斗的“鸽派”，打算脱离战场回家，５月１９日施然路经老四防区，万料不到会
被俘进了科学馆。蒯大富心中忐忑、不无悔意，却受到“鹰派”的巨大压力。５月
３０日“团派”火烧东区浴室时，陈继芳还曾从九饭厅提来两麻袋辣椒干倒在火里
，后来见团派战友用手榴弹在水木清华炸鱼吃，心中受到剌激，回沈阳家中养病去
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团、四两派鲜血写成的恩怨情仇难以消解，其中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被利用的、有罪的学生被判重刑，而巨凶首恶的僵尸依然被万民膜拜；老
邓的“宜粗不宜细”，陈云的“两派都不用”，成为了社会禁绝反省、抛弃公正的
毒瘤。被染上这种病的人，再也无法坦然面对人生。

去年，正在编写《清华蒯大富》的韩爱晶，造出了一个他和地院王大宾在１９
６８年５月３０日后，受北京市革委会委托，到清华找沈如槐协调两派大联合，被
沈如槐拒绝的故事。言下之意是“４１４”铁心武斗，沈如槐拒绝调解。韩爱晶为
什么就不去想一想毛泽东那只翻云覆雨的黑手？江青肆无忌惮的挑唆？孙怒涛为此
与韩爱晶核实，与陈育延探讨，网上电话过招二、三十个回合。其实事情并不复杂
：如陈楚三分析，是老韩把１９６７年９月前两派联合的事情扯到１９６８年了。
另一种可能就是老韩说谎。能够证实或证伪这件事的只有三个人：沈如槐、韩爱晶
、王大宾。老韩说有，但说不准时间、地点、举不出任何佐证；沈如槐断然否认；
王大宾在四川都江堰，老蒯去年还去见过他，王大宾至今保持沉默。我相信沈如槐
的说法。清华武斗进入热兵器阶段，普通同学钱萍华都会死于狙击手的枪下，仅仅
为了安全，坐阵主楼的头头沈如槐那时根本没有单独会见韩爱晶、王大宾而不为人
知的可能。本以为在《拷问》中可以看到老孙的判断，老孙，你让我失望了。为此
，我将去年给你的邮件附于后，以指出韩爱晶在说谎。

孙怒涛学长：
《育延有言》这篇文章上网同时，陈育延也发给了我。你同样执着和较真的态
度令人钦佩。看到你的来信，我愿意谈谈自己的认识。
你为“百日武斗”中王大宾、韩爱晶到清华调停一事追寻真相，蒯大富、蒋南
峰、陈楚三在泸沟桥小聚会上都有猜测和分析。聚会结束第二天，沈如槐在郭林酒
家请吃饭，那天老沈阴沉着脸面对你的询问再次否认了这件事。然后是你、陈育延
、韩爱晶、陈楚三的邮件往来。事件的中心人物三位：王大宾、韩爱晶、沈如槐。
还缺少见面的时间、地点和经过。局外人争论下去，大家仍然一头雾水。任何断语
和结论都有待证实。
为了还原事情真相，我们作以下分析猜想：在皇权专制条件下，战争是政权唯
一的催生婆。在中央会议上毛泽东不止一次要挟恫吓说，要“重上井冈山”，要去
“找解放军”。清华武斗初起，毛江夫妇只是静观其变，“百日武斗”中也未有他
们的表态，其他中央首长也视若不见。蒯大富泄愤打倒刘少奇、羞辱王光美，既受
到了张春桥、戚本禹的教唆，也迎合了毛江夫妇的阴暗心理。把清华办成毛泽东思
想的大学校是蒋南翔的老套路，也是蒯大富的新目标。只是一个跟着北方局，一个
贴上了中央文革江阿姨。毛泽东的心愿是集神力、皇权、教主于一身，而老蒯是最
好的信徒、打手、痞子。于是蒯大富未经任何程序便当上了首都“三司”司令、北
京市革委会常委。毛泽东还说过蒯大富可以当清华大学校长。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
日他接见“五大学生领袖”时，仍然难以掩饰对清华“４１４”的厌恶和对老蒯的
昵爱。１９７０年，蒯大富已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当工人，仍被指定为北京市
人大代表。可见老蒯深沐皇恩、宠幸难衰。
清华两派之争，要害是清华大权落于谁人之手。蒯大富错在于是清华土生土长
的学生，同学老师知根知底，运动中他的充分表现，失去了多数师生的支持。“４
１４”是一个“反蒯”的大联盟，反对“痞子上台掌权”才是“４１４”的宗旨。
武斗刚开始，蒯大富的恋人——清华附中刘刚就离他而去，到了陕北：“这个毫无
道德底线的人政治生命完了！”
武斗进入僵局，蒯大富的投机心态促成了他行为上的首鼠两端，团派内部分化
成鹰、鸽两派，如同“４１４”的“东方红”、“三七”两战团。以谢富治为首的
北京市革委会、公安部，既要维护北京和全国的大局，又要偏袒蒯大富，派出一个
有蒯大富参与的调解小组，促成一个以蒯大富为主的清华大学权力机构也是必然的
选择。当时毛江夫妇并未表态，也许正在等待“４１４”落荒而逃，蒯大富的团派
“打江山、坐江山”的结果，所以这些调解因缺乏威权而变得无足轻重。韩爱晶等
人到清华调解不论是一次或是两次，都是真实可信的。沈如槐断然否认在清华武斗
正酣时见过调解代表韩爱晶、王大宾也是真实可信的。至于沈如槐是否说过“拖也
要拖死蒯大富”的狠话也不重要了。对蒯大富“这个双手沾满同学鲜血的刽子手”
，“拖死老蒯”也算不上什么狠话。因为调解不是毛江夫妇的意思，双方师生的血
债，让义愤如焚代替了理智思考。蝇头小利上作“蜗角之争”怎比得上英明领袖在
祖国山河大地这张“白纸”上横涂竖抹的“伟大战略部署”呢？这“两小撮”“疯
子”、“傻子”在打着工人旗号的“皇军”的扫荡下终于同归于尽了。难道四十三
年后，我们还要再疯一次、再傻一回？忽然想起辛词中有句“四十三年，望中犹记
，”“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可谓一叹！
陈育延信的重点在讲述团派中的“鹰鸽之争”，在述说老蒯一度的大权旁落和
内心的彷徨挣扎，在陈述一些多数老团、甚至团派总部委员也不知情的重大事件。
坦陈史料是需要明智和勇气的，有如李自茂。时至今日蒯大富已被判刑服刑释放出
狱，已用不着为他推诿罪责，他的认识局限出于封建愚忠，至死难改。所有的文革
肇事者也已度过了法定的２０年追诉期。那些在劫难逃的倒霉蛋，也许有幸成为在
建的“封神榜”上人。那些依仗父母权势投机革命、寻求“终南捷径”谋取飞黄腾
达，进而祸国殃民的人才是真正的蟊贼，愿他们继续追随贺鹏飞进入地狱，因从不
知忏悔而成为万劫不复的孤魂野鬼。而那个最大的肇事者，那个“始作俑者”却从
未被揭发，从未被清算，我们将如何面对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如何面对还活在世
上的十数亿中国人？
清华从来不是两派之争，第三派只是销声匿迹，从来没有散伙。三派中都藏有
种种大奸大恶之人，即便回顾历史也不能被派性迷住了眼睛。
你我都没有参加武斗，都没有在场证实证伪的资格。就你而言，建议这场笔墨
官司就此而止。
中国传统文人尚重“全始终之德”，你作为“沈孙汲之流”的二把手，居然武
斗不在场，让我至今疑惑。我也曾听到过你因没参加武斗而生出的憾叹，这种知识
分子的软弱，出自贫寒的家世？出自旧文化的浸淫？出自内心的恐惧？十年文革的
阴霾，难掩我们心头的阳光。
我们已不再青春，不再天真，也不再纯粹，但心中还有一丝阳光，也许就是希
望。
唐伟　２０１１．８．２７　于深圳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数万工人和军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清
华制止武斗。“４１４”如同见到救星，赶紧欢迎；“团派”如同见到外星人入侵
地球，用子弹、手榴弹还击，造成５死７３１伤的惨剧。蒯大富仓惶出逃，和陈育
延到西长安街电报大楼给党中央、谢富治拍求救电报，差点误了夜半后的“伟大领
袖接见五大领袖”。老蒯也不想想，这和上一年抓联动的手段与首长接见联动分子
的情景有什么两样？那时的打手是谁？背后的黑手是谁？《拷问》中独具慧眼的孙
怒涛看见了，“这次召见，４１４没份儿，连工人也没份儿。”“召见谈话中，毛
泽东没有说一句对死难工人表示悲痛和哀悼的话，没有说一句对７３１个受伤的工
人、解放军表示安慰和问候的话。”“当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里谈笑风生
、指点江山的时候，那五个死难工人的躯体还没有完全冰冷，他们的亡灵正游走在
黄泉路上。五个破碎的家庭，正在呼天抢地地哭喊着亲人的名字。”

毛泽东的历史观来自于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一些阶级胜利了，一
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如斯大林所说：胜利者是
用不着自我批评的。毛泽东的治国之术就是“外儒内法”的帝王术。“７·２７”
以后，毛泽东给“工宣队”　送芒果，又是发指示，又是搞接见，尽管天象森严、
天心难测，却也春风雨露、泽被万方。各行各业，各路精英，既受贿赂、利用，又
被收拾、打压，无不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老干部死去活来，终于明白了为官之道
；中学的“小屁孩”被他捧得狂妄了，“上山下乡”也活该；大学的知识分子不可
一世了，让他们尝尝当“臭老九”的滋味；工人阶级可以领导一切，就是不知道“
下岗”以后生活怎么办；贫下中农“上、管、改”，“三农”问题堆成山……。林
肯说：“一个人可以永远地蒙蔽少数人，也可以一时蒙蔽所有的人，但绝不可能永
远地蒙蔽所有的人。”

“英雄真戏子，戏子假英雄。”７月２８日的召见，是红卫兵领袖吃的最后一
顿“板凳饭”，明摆着的卸磨杀驴、猫哭耗子，孙怒涛却看成了护犊心切、恨铁不
成钢。糊涂地认为，“毛泽东没错，是造反派咎由自取，怨不得毛泽东抛弃的。象
西安的李世英、北航的韩爱晶，在大联合方面都做得比蒯大富要好得多，也跟着倒
了霉。蒯大富在“７·２７”中的愚蠢举动，如一粒臭屎害了造反派一锅汤”。《
拷问》中的这些分析，逻辑混乱、因果倒置，聪明睿智如老孙这样的清华“优质生
”，认识上如此错位，囿于一己的得失之心外，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不真正揭露毛
泽东，谁也讲不清文化大革命。

五、关于两派的理论

所谓理论，不是假设，就是总结。文化革命的理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
革命。历时十年，耗尽巨大国力和牺牲的实践证明，这个反人性、反人类的假设错
了。文革发动至今四十多年来，我们天天企盼政治改革带来的思想理论建树，以完
成“鸦片战争”以来，无数哲人先贤所憧憬的中国社会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辛亥
革命、１９４９年建国，都没有为多灾多难的国家和人民开启通往文明富强的康庄
大道。宣布文化革命结束后，执政党的表现越来越令人失望，平庸怠惰、得过且过
，谁不讨厌这种“开左灯、向右转”的虚伪生活？段子里总结说：“中国是一个毛
、邓社会，华解不了。胡搞一阵，赵样不行；江就一下，再胡搞一阵；习以为常就
行了。”反省文革、“整理国故”，是中国知识分子踏踏实实建设新中国的责任。

文革中，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毛泽东封了“五大学生领袖”，蒯大富就是
领袖了。周泉缨写了《４１４思潮必胜》，毛泽东调侃他是“４１４的理论家”。
于是有人讲：“老团有领袖没理论，４１４有理论没领袖”。周泉缨此生添了心结
，一度在名片上都印上清华大学学生、理论家的头衔，中了魔一样笔耕不已、潜心
写作，十二年间，出了七、八本著作。两年前，韩爱晶在收集资料时，轻轻一挑唆
，《４１４思潮必胜》的著作权出了疑问。罗征启含糊其词，然后沉默不语。万润
南尖酸刻薄，说周泉缨“一个字都没写”，还被老毛一口痰堵塞心窍。周泉缨被点
中死穴，对老师大暴粗口，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是本焕大师摩顶赐名的佛门弟子。李
兆汉若未病逝，会站出来说什么呢？

《４１４思潮必胜》是周泉缨起草、定稿，罗征启、万润南、印甫盛、李兆汉
等人修改而成的。１９６７年８月３日，周泉缨以“４１４东方红战团一战士”署
名贴出大字报《４１４思潮必胜——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由于很少有人
关注，周泉缨又化名写了一句口号：“看！《必胜》这张反动文章的矛头对准了谁
？”贴出去后，仍然没有多少人有耐心去看。到了９月１７日周泉缨、杨忌非贴出
了一篇内容是炮打陈伯达的大字报，当天晚上，江青在接见“地派”头头的会上点
名批评周泉缨说，有人欺负老实人，欺负到中央头上，“周泉缨是个小丑”。随后
两个月中，周泉缨受到批斗和关押。周泉缨后来不无得意地对我说：“我不反陈伯
达，怎么能成为清华大学最后一个造反派头头？”至于毛泽东说，４１４有个理论
家叫周泉缨，写了一篇《４１４思潮必胜》，说造反派只能打江山不能坐江山，打
江山的人为什么不能坐江山呢？周泉缨因毛泽东、江青点名批评而暴得大名，《必
胜》这才终于引起了两派批判者的重视。

《必胜》从来不是“４１４”的共同认识，更不是“４１４”的纲领和理论，
毛泽东说打江山、坐江山的那段话，据说也是张春桥看出来的文章深意。《必胜》
还是一封情书，１９６７年周泉缨去河南郑州调研时，认识了“河造总”的一位漂
亮女孩子，在那个泛政治的狂热年代，许多人忽略了这张大字报的副标题。今天的
人会奇怪：原来情书也可以这样来写。

在毛泽东淫威日盛的文化革命中，一派群众组织没有、也不可能提出自外于毛
泽东思想的理论。汲鹏说：两派坚持的理论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４１
４在继续革命中更加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老团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更加强调
继续革命。清华文革证明了这个理论的荒谬。高等学校的派斗发展到武斗，说明“
破就是立”的破坏哲学走到了尽头。口水战、笔墨官司只会更加搞乱思想，根本不
解决派性斗争中的任何问题。权力斗争日趋白热化，《必胜》成了清华文革舆论争
斗中的收官之笔，反映了两派师生为人驱使、为人作嫁、为人替罪的无奈心情：革
命己成强弩之末，专政必须加强。不被毛泽东看好的“４１４”，依附上了统治思
想的制高点，在几十年的政治风云和宦海沉浮中却占尽优势。看看两派骨干精英从
那时到今天的生命轨迹，就是最好的证明。

张鸿庆说：清华文化革命是一场大戏，首尾最重要，中间只是过程而已。“清
队”、“清理三种人”、“揪５１６分子”的同时“血统论”不断抬头，今天己发
展进入到了“拚爹”时代：“爹是儿的通行证，儿是爹的墓志铭”。两派都不用，
两派都成弃子。因为重用自己的子女，至少不会被挖了祖坟。清华文革谁是胜者？
谁笑到了最后？“八九”！

“红色贵族”万岁！


第二部分：清华的教育

清华文革大戏收场，劫后余生的清华并没有浴火重生、凤凰涅磐。资中筠先生
说，它已经不是我上学时的清华了，现在的清华聚天下英才而毁之。

１９８５年清华第七次党代会提出，“从现在起的十年，是把清华大学逐步建
设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的重要发展阶段”。１９９３
年初的暑期干部会和教职工代表大会都赞成把学校的奋斗目标确定为“到建校１０
０周年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１９９８年５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北
京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正式提出：“为了实行现代化，我国需要若干所具有世界先
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并且确定北大、清华为国家第一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点
大学。这个目标既是学校的愿望，更是国家意志、政府行为。去年４月是风光无限
的清华百年校庆，是日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话题却再也无颜
提起。“学校愿望、国家意志、政府行为”成了让人怎么也笑不起来的笑柄。陕西
师范大学的一位教师曾是我在兰州大学时的学生，他不客气地对我说：你们清华大
学的百年校庆是“向金钱献媚，向权力下跪。”是啊，不知哪个下流无耻的马屁精
把涛哥的照片放得最大、放在二校门图案中最显眼的正中央，把母校众多的先贤、
恩师的照片作为陪衬、台柱。尴尬呀！你让涛哥情何以堪！你让母校情何以堪！你
让我们情何以堪！

最近，出了一个说脱口秀的北美崔哥，他说北大建校以来出了６００个名人，
而清华只出了一个蒯大富。这不禁也让我想起了一个段子：三个分别来自人民大学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人吹牛。人大的说：“我们学校的前身是陕北公学，党领
导的老师都在我们学校。”清华的讲：“我们培养出了最多的省部级高官”。北大
的最谦逊：“我们学校只出了一个图书管理员，但他领导了中国２８年。”北美崔
哥说得不对，清华名人中至少还有一个涛哥。他和老蒯都来自江苏农村，都是蒋南
翔时期清华学生中的“红人”，太多相似的学生生活和共同的清华文革经历，在现
代教育的过程中，在优胜劣汰的管理制度下，本应出现难分轩轾的毕业生。奇迹出
现了：一样的种籽，种在一样的土地上，同时生出了完全不同的果实。一个是造反
有理、“痞子”掌权；一个是又红又专、全面发展。这让我们不能不膺服教育的神
奇功能，去找寻其中的道理，去重温如同魔咒般的校训。

一、清华老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这个标题是我抄黄延复的，一个字都没改动。黄老先生毕业后就在校史办公室
工作，我读他编写的书籍资料如聆面训，清华往事好像没有他不知道的。他把枯燥
的工作干成了兴趣盎然的专业，直到退休。他在故纸堆中找寻人生、心系母校且不
忘育作他人，任何一个清华学生心中都会有一丝感动。

１９１４年冬，梁启超正在清华“赁屋著书”，学校就趁机请他给学生作一次
“伦理演说”。梁先生欣然接受邀请，并自定演讲题目为《君子》。他分别引《周
易》乾、坤二卦的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
物”，来描述君子人所应具备的精神和品格。他勉励清华学子“崇德修学，勉为真
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所谓君子人者，非
清华学子，行将焉属？”

１９１７年周诒春任清华学校校长期间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作图制
徽，定为校训。１９４９年以后，镶嵌于大礼堂额顶的“清华学校校徽”图案被一
巨大的红色五角星覆盖。老校训从此被人淡忘。上世纪末，覆盖校训的红五星被揭
掉，大礼堂上的老校训方才重现。１９９９年，１９５８级校友集资将一面“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的字碑镶嵌在老图书馆大厅北壁上。２０００年，学校新建东南
大门，又把这八字校训铭刻在大门口的巨石卧碑上，以志永远。

二、蒋南翔的“校训”：又红又专，全面发展

蒋南翔时期清华没有校训，只有“南翔精神”。“又红又专，全面发展”八个
字可以概括“南翔精神”。但它不如“听话出活双肩挑”，“听话出活，驯服工具
”明白生动，深入人心。“听话出活，驯服工具”才是当之无愧的校训。“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八个字已被覆盖，清华园内再也无人提起。

蒋南翔是１９３２级清华校友。这位青年团中央副书记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前不
久，清华大学遭到了建校以来最蛮横的肢解，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航空系、
采矿系……均被切离清华，一个综合性大学变为剩下８个系、２２个专业、１５个
专修科的多科性工业大学。对于这个对教育事业破坏极大的“院系调整”，现在极
少被人提及，更不用说反思教训。父母死了，子孙不忘拜祭。母校惨遭肢解，却从
不再提起，只想从心里忘记！“欲灭其国，必亡其史”。我们就是这样的无耻、无
颜的人子、学子！１９２８年国立清华大学成立时，学生最多的系是政治系。现在
津津乐道的国学大师，就活跃在清华学校最后的两三年中。清华理学院的创办人叶
企孙和他开创的充满理性光辉的整个时代，离开了他生命中永远的清华园。这个对
中国科学贡献巨伟的大师，生前无人看望，死得无声无息。仅仅是因为他无儿无女
？仅仅是因为文化革命？不，因为大家都不知道真实的历史，而少数知道的人慑于
恐惧而接受“党性”的约束。文理大学可以不设工科，文理学生不须精通工艺、了
解生产流程，实验数据可以通过交流获得。工、农、医等应用学科的学生，须臾不
能缺少数理逻辑、理性思维、历史启迪、人文关怀。学校被肢解后的清华学子要获
取诺贝尔奖的梦幻追求，如同残奥会选手妄想获得奥运会冠军。在“院系调整”中
，清华这个美国人用中国人的钱办的中国大学还不是最惨的，那个对中国情真意切
的司徒雷登，用心血和意志浇灌出来的燕京大学被锉骨扬灰，美丽的燕园成了她美
丽的衣冠冢。从此，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在中国大陆绝迹。清华的断臂残肢，在政
府权力魔杖的点化下，奇迹般地长成了矿业学院、航空学院、地质学院、石油学院
、林学院……，斯大林不仅送来了建造大学的图纸，还派来了权威的专家、教授。
晚清、北洋、民国时期办学，是鲁迅说的“拿来主义”，富国强兵、为国家培养可
用人才是第一位的。“一边倒”向苏联，既受迫于国际冷战大局，也是政治需要，
谁人说长道短，必是反苏亲美。蒋南翔有不同意见，那时还人微言轻，并没有置喙
的地位；他多年以来耿耿于怀，始终不认同“院系调整”，但从来没有站出来秉公
直言，别人劝阻并不是理由，党性原则才是原因。

１９５５年“肃反运动”开始时，蒋南翔正率领高等教育代表团访问苏联。回
来后，他反对校园内搞群众运动肃反，校内主持工作的同志告诉他，这是党中央决
定的。党性再一次压倒了理性，蒋南翔不再坚持正确意见。文化革命的第一波灾难
中，蒋南翔惨遭抛弃，他的学生、辅导员、干将听党中央的话，纷纷与他割袍断义
、划清界线。蒋南翔倒台后，清华的“保蒋派”中除了刘冰等极少数人，什么时候
有人站出来为蒋南翔说过公道话？文革的哪一个群众组织不拿批斗蒋南翔来标榜自
己革命？蒋校长不是一个坏人，每个学生都受过他语重心长的教诲。他对自己几乎
贡献一生的教育事业痛心，而清华文革也让他丧失了自己推行的那一套教育理念的
自信。１９８１年，为了争取区人民代表的民主选举，全国高校学潮汹涌，我当时
任兰州大学团委书记协助刘冰校长处理学潮。刘冰几乎每晚都要和蒋南翔部长通电
话汇报学潮情况，蒋部长每次都要问一句：你那个团委书记表现怎样？我已经持有
了蒋校长给清华毕业生授予的“猎枪”，也从蒋校长的关切中感受到了他对清华文
革的反思和担忧：他或许想起了１９６６年８月的那个夜晚，“马楠将军”当他的
面将他继母吊在梁上毒打的惨状，亲眼目睹自己播下的“龙种”，变成了凶神恶煞
的魔鬼、惟命是从的小爬虫和满世界乱窜的“跳蚤”，悔不当初的心情可想而知。
一个高校的团委书记如果变成了耗子屎，足可以坏掉学生思想工作这一锅汤。蒋校
长对自己教出来的学生不无忧虑，这绝不能算是成功的教育和教育的成功。

梅贻琦还有一句更精采的名言：“没有坏学生，只有教坏的学生。”这是一个
教育工作者何等慈悲、何等浩荡的胸襟胸怀！蒯大富、涛哥、也包括孙怒涛和我，
以及我文章中提到的所有同学，都不是坏学生。２００５年，在我们入学４０周年
的校友聚会上，张孝文校长对１９６４级、１９６５级的学生讲：“你们虽然没有
在清华造就成才，如同面粉没有被蒸成馒头，但你们进校前就已经是好面粉了”。
找寻清华文革罪孽的原因，不能不认真反省清华的教育：不仅仅是教训，而是情真
意切的校训。

有同学将这篇文章的上半部发到了清华校友网上，一位同学指责我对“联动”
分子的温情。我不是因为“联动”分子只有十几岁的年龄，也不是不知道他们手上
染血，心上支楞着罪恶的十字架，我只是不愿让貌似义愤的怒火烧红自已的眼睛，
让我们看不见是什么人、什么事教坏了他们。暂时离开一下蒋南翔，听我讲讲我对
清华高干子弟的认识，听一听“狗熊”吴慰庭的故事。

吴慰庭的经历能回答不少问题。孙华栋是武斗中第一个当了俘虏后被活活打死
的同学，凶手有多名“清华技工学校的莽撞小青年”，领头的人绰号“狗熊”，原
自控系６７级学生、团派“前哨”广播站负责人、保卫组的吴慰庭。１９６８年５
月１４日“晚上，‘４１４’无线电系６４级同学孙华栋骑自行车从动农馆返回科
学馆，路过一教时，被团派同学绑架至一教楼内，遭‘狗熊’及在一教的中技校的
一些人毒打，内脏完全被打坏，全身８０％皮下出血，左腿骨折，两臂打烂，给喝
水后死亡”（摘自《清华文革亲历》）。１９６８年在清华的批斗会场上，“狗熊
”被押送部队农场“劳改”，后被公安机关判刑１３年，刑满那年赶上“严打”，
他又多坐了两年牢。１９８５年４８岁的“狗熊”和因为“出身不好”又要照顾多
病母亲的大龄女李大姐结为夫妻，未育子女。

２００７年初冬，来访清华的外宾可以看到一个七旬老者孤独地在寒风中擦洗
工字厅的玻璃窗，那老者就是四十年前打死孙华栋的“狗熊”。现住天津的“狗熊
”年迈患病，没有社保、医保，也就没有退休养老金。李大姐的退休金刚过千元，
两人平均刚超过了天津市的低保线，“狗熊”又不能享受低保。街道上只好每月给
个５０或１００元的补助。自七同学为他们捐了一万元钱，这两口子就是不用，总
想退回去。“狗熊”的社保难于解决，除了职能部门的推诿、不作为外，还缺少社
会、政府、组织和个人的同情。自从五年前我认识了“狗熊”，我认为他是一个犯
过罪的好人，李大姐更是一个侠骨柔肠的好女人。

“狗熊”的父亲是一位老革命，是接管北平市领头的三个军代表之一。“狗熊
”的生母是天津一位医生的女儿，救过他受伤的父亲。如故事一样爱上英雄、结婚
生子。如故事一样男人奔赴革命，奔赴延安。如故事那样“狗熊”和生母从天津到
南京、西安一路的艰辛寻父。“狗熊”当过大烟馆的小杂役，架电线的小工，母亲
为人洗浆缝补，１９５３年１６岁的“狗熊”才得知父亲在北京当了大官。“狗熊
”生母最终也没能见到孩子的生父一面，在“组织”干预下离了婚。生母唯一的要
求是要生父将“狗熊”带到北京接受良好的教育。经过育才小学短期培训，“狗熊
”和陈楚三、毛远新同一年上了１０１中学。父亲在延安娶的“革命妈妈”厚待“
狗熊”，“狗熊”每月有３０元生活费，有自行车、手表、照相机。后来“狗熊”
的父亲又姘上了一位国民党营长的姨太太，该营长刑满出狱后，状告共产党高级干
部霸人妻女，“狗熊”父亲受到组织处分，从６级高干降为９级。“革命妈妈”在
父亲再娶这位姨太太之前患尿毒症而死。“狗熊”说，她是被父亲有外遇而气死的
。武斗伊始，父亲就从天津到清华一教，劝“狗熊”回家，说中央规定高干子女不
得参加武斗。“狗熊”讲：陈楚三的继父也是武汉空军的高干，他能在科学馆参加
武斗，我为什么不能坚守一教？在那个造反有理的年代里，父亲传达中央规定也被
儿子置之不理。许多高干子弟早在一年多前就离开学校，凭关系进了部队。他们有
“组织”出面提点、关照，共和国都是他们父辈打下来的，为什么他们的子女要去
经历没有好处的危险呢？“狗熊”的革命精神和正义感还表现在另一件事情上，他
知道了蒯大富占了便宜又要抛弃女友刘刚，而刘刚是他继母带来的妹妹同在清华附
中高一年级班里的同学，“狗熊”几次守候在强斋门口，准备伺机将蒯大富暴打一
顿。

孙华栋死那一年，“狗熊”３１岁。

后来，清华校办同意出一笔钱，为“狗熊”补交社保费，曾任天津市领导的６
５届的一位校友也出面帮助，希望他能象老蒯在深圳那样得到妥善的解决。就在这
几天，孙耘发来邮件告诉我，“狗熊”的社保解决了。今天（２０１２年７月７日
）下午我接到了“狗熊”从天津来的电话，那无法压抑的喜悦让人无法相信世界上
还有酷暑严寒，为了获得作为公民权利的区区社保，他奔波、等待了６年！吴慰庭
已经是７５岁的老人了，７５年中，他前１６年随母寻父，中间１５年在蹲大牢，
最近６年跑社保，老天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人生放在他的身上！今天我也很高兴，为
社会有温暖而高兴。母校代他补交了２６万社保基金，除了解决就医困难，每月还
能领到２９００多元养老金。相信听过他的故事的清华同学都会为这对患难夫妻的
晚年生活有靠而感到宽慰。

吴慰庭的一生令人同情，他少年时随生母寻父的经历更催人落泪，他狂热、冲
动、冷酷和暴戾的性格绝对不会事出无因。父母是人生第一个启蒙老师。有的高干
父母如同戏台上威风八面的英雄，下班回家后也从不舍得“卸妆”，传唤儿女训话
有如贾政召见宝玉，如果家中是赵姨娘当政，亲情上的冷就足以摧毁一颗幼小的心
灵。不少高干子弟也许生在硝烟战乱的小路边，长在马背摇篮的艰苦岁月中，未必
得到了发育阶段应得的关爱和教诲，引领他们走上人生道路的人，也许只是家中的
保姆。他们在新社会光荣门楣的优裕生活中，有人德才缺失、恩义淡泊也在情理之
中。“英雄不讲出身”。高干家庭一样人才辈出。陈育延曾告诉我，她家在中南海
住过一段，与陈伯达家比邻而居。陈伯达的女儿喜爱文史，可陈伯达坚持毛主席讲
的“学了文科也没用”，只准许女儿报考理工科大学。陈伯达的女儿最后拒绝报考
大学，去部队当了兵。父母，尤其是大人物的父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儿女身上，
是多么不近情理的事情。在清华，上到蒋校长、下至政治辅导员，对高干子女最欠
缺的就是一颗平常心。

权力可能腐蚀当权者，也就不可能放过他们的子女。

追究清华文革种种表现的因，不能不深刻反省清华的教育。反省文革前的清华
教育，蒋南翔同样是绕不开的话题。用韦君宜的话讲，蒋南翔到清华当校长是把“
一肚子教育理想都带了去的。”蒋南翔的办学理念既有个性，更有党性。“１９５
２年的最后一天，１２月３１日，３９岁的蒋南翔迈进了他熟悉而又陌生的清华园
。”他是带着党化教育的任务到清华当校长来的，从到学校的第一天，在他的讲话
中就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日益巩固和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学校中的阵地，这是
我们学校胜利完成教育改革的关键。”１９８０年，死里逃生、重掌大权的邓小平
在军委扩大会上重复和重申了这段话。蒋南翔在清华校长的岗位上工作了１３年。
１９８８年５月３日，蒋南翔因胃癌去世，临终前还对清华大学当时的负责干部说
：我认为“又红又专”比“德才兼备”这一提法更确切。

６０年代的清华学生早己无从知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耳熟能详
的是“南翔精神”。“南翔精神”伴随蒋南翔来到清华。１９５３年初，清华成立
政治辅导处，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南翔精神”开始生根；“南翔精神”大成于
１９５８年根据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提出的“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南翔精神”完善于１９６
１年形成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简称《高校六十条》）。这个
《高校六十条》是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邓小平总书记直接领导下，教育
部副部长蒋南翔系统地总结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经验，用主要精力草拟，并多
方面征求意见而形成的。１９６１年９月１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了《高
校六十条》，并得到毛泽东的核准。毛泽东说：“总算有了自己的东西”。

半个世纪以来，蒋南翔之后的清华历任领导萧规曹随，在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
上殊无建树，“南翔精神”继续发扬光大。蒋南翔后来担任了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
，其实清华大学在“南翔精神”指引下早就办成了党校。有人总结说，什么是邓小
平理论，就是纠正毛泽东错误思想的理论。其实说这句话的人高看了邓小平，邓小
平只是在毛泽东的专政思想框架内，添加了经济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兴奋剂。对于毛
泽东、对于文化革命这两件发生在上个世纪中国的大事，他极不负责任的敷衍塞责
，“宜粗不宜细”的回答等于在历史的拷问下交了白卷。清华何尝不是愧对历史，
看看清华的校史展览和反右、文革，许多重大事件被恶意删除，一些良知缺失而又
权势在握的人物早己丧失了坦然面对历史的勇气，这样的组织行为只能是更加可耻
可悲！

“南翔精神”并不主要是蒋南翔的教育思想，而是毛泽东思想在教育战线上的
体现，是毛泽东“自己的东西”。蒋南翔的教育思想只是渗杂进“南翔精神”中的
私货，清华文革中被他的包括政治辅导员在内的学生们，一点一点地清理出来、严
加批判。蒋南翔只是“南翔精神”最坚定、最忠实的执行者。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乏善可陈，他虽然就学于师范，也算一个有旧文化底蕴的知
识分子，却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有着刻骨的仇恨，这也许与他早年在北
大图书馆的打工的经历、一段“卑微的伤心史”有关。他指责北大“庙小妖风大，
池深王八多”。这是一种恨惧交加的复杂感情。他对清华并无偏见，在中南海的游
泳池修好之前，毕竟有清华体育馆的室内游泳池供他享用。他并不是教育家，却特
别中意“伟大的导师”的称颂。他希望全天下的人，都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他
提出了“三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又红又专”、“学制要缩短，教育
要革命”、“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全国学习解放军”，包括１９
６４年２月１３日关于教育革命的春节座谈会，蒋南翔等１６人参加了座谈，从传
达内容看，也就是些标语、口号：
“教育的方针、路线是对的，但是办法不对。我看教育要改变，现在这样还不
行。”
“学制可以缩短。”
“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
“我看课程可以砍掉一半。”
“现在的考试方法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
“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毛泽东所谈的教育是党化教育和远离教育的伪教育。他把宣传和培训也当成了教育
。

清华大学不是党校，但却办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以培养“毛主席的好战
士”、“三大革命运动战士”为目标，这是蒋南翔的功劳。老蒯是“跟着毛主席干
革命没干好”的典型，涛哥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干得好”的典型，他们都是“毛
主席的好战士”。“造反有理，痞子掌权”和“又红又专”，既是毛的号召，也是
“南翔精神”。早在文革前，清华学生都在争当“听话出活，”的“驯服工具”，
这是清华校风中的主流精神。

“党化教育”就是在思想上、组织上对教育进行控制，把教育变成宣传党义的
工具，是国民党最早在中国推行“党化教育”的。１９２４年，国民党仿效苏联，
首先在广东推行“以党治国”的政策。为了制止学校向自由化的方向发展，停止了
“晚清新政”开始的教育改革，实行“党化教育”。随着“北伐”的胜利，“党化
教育”蔓延到全国，所有学校都开设国民党“党义”课程，教育变成了灌输国民党
政治主张的工具。

集“党化教育”大成者是蒋南翔。除了开设马列主义政治基础课，评选“先进
集体”活动，蒋南翔特别强调：“学生从到学校第一天起，就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思
想工作。学校的党团组织和所有的教员都要做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蒋南翔创造
性地建立了政治辅导员制度，“党化教育”在工作中落到了实处，有了制度上的保
证，这是他推行“党化教育”最突出的贡献。

１９５３年，蒋南翔让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何东昌起草了一份向高等教育
部、人事部请示设立政治辅导员的报告。根据“挑选学习成绩优良、觉悟较高的党
团员”的标准，从当时在校最高年级（三年级）的学生中，选拔了２５名政治辅导
员。政治辅导员的学制延长一年，学科则相应减少，每周进行２４小时工作。辅导
员队伍归团委领导。经过清华文革十年劫难，１９７７年政治辅导员制度得以恢复
，当时学生中党员己占多数，已不宜由团委管理辅导员队伍，清华第一个成立学生
工作部，负责全校学生政治思想工作。还逐步增派了一批博士生担任辅导员。

第一批２５名辅导员第一次会议是在新林院蒋南翔校长家中召开的；５０年代
有突出表现的辅导员被选送苏联留学，学习新学科、新专业，返校后就成了新学科
、新专业的创办者和学术带头人。这一传统在后来，改变为优秀辅导员不须考试直
接就读研究生，“多数辅导员给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的机会”。据１９９３年统计
，现任１２名校级干部，其中１０名担任过政治辅导员，系主任、系党委书记及机
关正部、处长中担任过政治辅导员的约占４５％。最新的统计是：清华大学１９４
９年后培育出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１人，中共中央委员５０人，候补中央委员
２５人；国务院总理１人，副总理９人，省部级领导２８０人；全国人大委员长１
人，副委员长７人；全国政协副主席１３人，政协常委１１６人；最高法院院长１
人，最高检察长１人。清华，只有清华，才有这么多的“听话出活”、“双肩挑”
的人才。“教授治校”见鬼去吧，清华大学“以吏为师。”

思想“灌输”的效果和成败，不取决于灌输者，而取决于被灌输者是否接受。
而接受灌输的前提是受灌输者可以从中获得好处，不难看出政治辅导员必然要先受
其害，更不难理解为什么服从、听话的奴仆思想成了他们的思维定式。所以也就更
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今的清华牌政治家多如星辰，而兼有人格魅力的清华牌政治家
却寥如晨星。

政治辅导员学习的马列主义理论，主要有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毛泽东的
“两论”，即《实践论》、《矛盾论》，刘少奇的“两论”，即《论党》、《论共
产党员的修养》，团委在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指导下，贯彻《高校六十条》编写的
《团支部工作五十条》。其中刘少奇提出的：共产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党
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等论述影响至深。

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斗争”，才是政治教育的生动课堂。那一场惊心动魄的政
治斗争，一举击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从此以后，知识分子必须“夹起尾巴
”才能“做人”。“反右”第一线总指挥邓小平亲自到清华作报告，毛泽东钦点那
个说“什么话”的黄万里教授成为了“右派”。公开的原因是黄万里反对三门峡工
程、写了《花丛小语》，更深刻的原因是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我党必须
过河拆桥和民主党派分道扬镳，不整肃多嘴多舌的知识分子，如何统一思想？黄炎
培在世的另外两个儿子黄大能、黄必信，两个女儿黄路、黄素回，没听说有什么“
右派”劣迹和言论，也一个不漏地被打成“右派”。毛泽东调侃黄炎培说：“你们
家也分左、中、右啊”。“一门五右派”的黄炎培还敢和毛泽东“窑洞对”，夸夸
其谈什么“周期律”吗？蒋南翔和蒯大富一样热衷权力，经常提醒身边的干部“要
有政权意识”。钱伟长教授１９４２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在美国
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后，是解放后首届校务委员会成员，又被派往苏联学习、访
问，有新中国学界“三钱”之美誉。

钱教授聪敏博学、全知全能、眼生于顶、口若悬河，对蒋校长多有不敬；党委
第一书记袁永熙是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婿，袁氏夫妇是和平解放北平、有
功于国的中共地下党员，因为阶级斗争中手软，而成了蒋南翔的掣肘。“有政权意
识”又不乏阶级斗争警惕性的蒋校长，岂不要打造一个从这里漏气的发动机？和钱
教授、袁书记一起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师生有５００多人，和清华文革中被抓出来的
“蒯派”人数相差不多。毛泽东因抓出３００多万“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而超越秦始皇等历代暴君，夺得“坑儒”之冠；蒋南翔因清华反右斗争制造恐
怖而赢得威权。在“反右”之后提出的教育方针，红专目标再无人反对，“党化教
育”大行其道。又红又专是党的教育方针的通俗图解，也是“南翔精神”的核心内
容。又红又专来源于毛泽东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第２２条，讲政治
和业务的关系。早在１９５５年１１月７日在发展刘仙洲副校长入党的支部会上，
蒋南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就是后来发表在《北京日报》上的《共产党是先进
科学家的光荣归宿》。

１９５８年以后，又红又专的指导思想就成了抓教育的一条主线。蒋南翔常对
学生讲：“一个人的成就和他对社会的贡献大小，不只取决于他的业务能力，政治
往往成为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政治是解决方向问题，方向不对头，就达不到目的。
”红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两个拥护，一个服从”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和
服从分配。如刘仙洲、张子高、梁思成等著名教授成为了“文物”，除了撑门面当
摆设，他们在学生中几乎没有学术上的影响；而如张光斗一类投机钻营、腆颜造假
、曲学阿世之徒却见风得风、见雨得雨，光荣入党，一直爬到副校长的高位。一大
批“蒋南翔式的”、“双肩挑”干部”，从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从政
治辅导员、“助教党”的队伍中成长起来，和找到“归宿”的老知识分子实现了“
两种人会师”。一个“永不漏气的发动机”就这样打造成功了。

１９５８年，在党委副书记艾知生的领导下，团委着手整顿辅导员队伍，重申
辅导员制度的要求，全校辅导员从１５０多人减到８０多人。１９７７年何东昌指
示，尽快恢复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至今这个制度己有了近６０年的社会实践，培
养出了大批优秀辅导员，不仅充实了校系领导班子，而且为党中央领导的梯队建设
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涛哥就是最杰出的代表。

当上政治辅导员，在学校里，就意味着成为最优秀的优质生，“革命事业接班
人”已经非我莫属。有了这样的耀眼经历，毕业以后都能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其中
最出类拔萃的成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辅导员是他们的晋身之阶，所以他们对辅导
员制度感激不尽、赞扬有加。

有一位辅导员出身已经成为金字塔之顶的高官回清华对学生现身说法：“做辅
导员工作可以密切和学生们联系，更重要的是，做辅导员的经历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学会与人与社会打交道，对一生的成长都很有用，不吃亏的。”当我问起我所熟
悉的一些辅导员时，他们也是类似的感受。他们多因为有助于本人的成长来肯定辅
导员制度的。

在我看来，政治辅导员制度所起的作用主要有这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各种形式
、各种机会对同学进行“兴无灭资”教育，对学生的思想进行教育、灌输、监督、
控制，清除异己思想，排查异己分子。

教育、灌输是软性的一面。所谓灌输，就是洗脑，洗掉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
，注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过程，其实与传销的洗脑差不多的。辅导员们自
己先被洗脑，然后再洗周边同学的脑。不仅要将与正统说教有异的思想清洗掉，那
些有点棱角的个性、正常需求的私心，统统都在纠正、克服、抑制之列。青年学生
五彩斑斓的内心世界，最后被灌输成单一的红色，再没有其他的色彩。监督、控制
则是比较硬的手段，这针对那些教育、灌输效果不够理想的差质生的。

教育、灌输、监督、控制的具体措施五花八门，无孔不入。其中有一种叫“个
别谈心”的，是我最反感也最害怕的。辅导员和颜悦色地找你促膝谈心，表面上看
似亲热、平等，目的就是套你的话，从中找出思想倾向上有问题的东西，一丝一毫
都不会放过。辅导员自己的内心世界对你是禁闭的。偶尔，他也会说一点他的想法
。当心，这是一种“钓鱼谈话法”——以自己无关紧要的小事把你思想上偶尔一闪
的隐秘想法钓出来。谈完回去以后往往会记在工作笔记本上。一次次的谈话，加上
其他各种场合下观察到的表现，成了你完整的思想档案。到了某一天需要“帮助”
你的时候，一条条有日期有时间有地点有场景有旁证的记录会翻腾出来。到那时，
你自己都觉得自己差不多是一个屡教不改的反动学生了。

辅导员制度的另一个作用是不断地锻炼、考察、培养辅导员，源源不断地输送
到各级领导岗位，成为维护体制的骨干力量。政治辅导员才是今后掌权的革命事业
接班人。其他的人，不过是革命事业的打工仔。这些辅导员，名曰又红又专双肩挑
，都是根红苗正，阶级立场坚定，政治观点鲜明，对党无限忠诚，在学校期间已经
学会掌握了如何控制群众思想、如何制造革命舆论、如何搞无产阶级政治等等掌权
的手腕。

我不否认我认识的不少辅导员本人的品质都是不错的，我也不否认他们为同学
做过不少的实事。但是，我还是要指出，辅导员队伍只是执政党统治学校、推行教
育路线、扼杀独立精神、实施思想禁锢的工具。在文革初期蒋南翔刚刚倒台的时候
，一些激进学生的矛头最先指向的是与他们接触最多矛盾很大的政治辅导员。我看
到有的大字报上把辅导员每月１８元的生活补贴费叫“养狗费”。这种污蔑人格的
说法我过去和现在都是不赞同的。但从中可以看出，即使在那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同
学对辅导员制度已是很反感的。现在看来，如果把执政党比喻成一家“大院”的话
，那么，这支辅导员队伍所起到的作用，实际上也就是“看家护院”。

以上引文来自孙怒涛《拷问》中没用上的材料，这是一个清华高年级师兄的真
实体会。

学生政治辅导员大多来自“红五类”的农民、工人家庭。尤其那些坚信“王子
永远是王子，贫儿永远是贫儿”，既顺从又听话的同学，最适合辅导员工作，成为
党的驯服工具。他们纯朴勤奋、感恩心切，对“奴化教育”、“痞化教育”殊无反
感。植根底层民众的奴隶思想、皇权意识很快上升为对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阶级感
情。因为只有那种奴性入骨、惟命是从的人，才是最适合被打造成暴力机器的胚子
。

１９６５年，蒋南翔在毕业生大会上讲：“毛主席１９５７年在《在中国共产
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活》中，曾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作了分析，我们可以
把思想过硬概括为三个境界或比喻成‘上三层楼”来要求：第一层楼是爱国主义…
…；第二层楼是社会主义……；第三层楼是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后来的系统提
法是：

第一个台阶，是做爱国的文明的守纪律的学生。
第二个台阶，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服从国家分配，自觉自愿
为人民服务。
第三个台阶，对学生中一部分先进分子，要帮助他们逐步培养共产主义的世界
观和人生观。要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
身”。


１９８０年３月１２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又
红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以上部分内容主要抄自２００５年版的《蒋
南翔传》和方惠坚的《清华工作５０年》。）

“党化教育”本质上是虚伪的，是反人性、反人道的奴化教育、痞化教育。黄
万里是１９５３年评定的二级教授，出于对官僚体制的抗议和对个人尊严的维护，
拒绝写申请当博士生导师。还说：“有资格的人，也就是能带博的人，还要写申请
吗？不够资格的才写申请，我够资格为什么写申请？”黄万里成了清华唯一拒绝写
申请，而没有当上博导的教授。

蒋南翔曾说，“红”就是“两个拥护，一个服从”。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
护社会主义制度和服从分配。曾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黄菊就是一个不服
从分配的反面典型。黄菊是清华电机系电机专业６３届学生、班团支部书记，毕业
前夕表态：服从分配，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工作。听说要分他去大西北，他害怕艰
苦，放弃分配，溜回上海，在上海人造板机械厂参加了工作。他的行为为老师、同
学不齿，电机系可能都没给他发毕业证书，他也从来不敢回学校。贺鹏飞勉强考上
清华，１９７０年分配到甘肃武都地区工作，去那里看了一眼，就被那里的艰苦环
境吓回来了。贺鹏飞回京途经天水，巧遇和我一个年级、分到武都工作的段姓同学
，一番交谈下来，段同学也不服从分配了，他们一起逃回了北京。贺鹏飞已在若干
年前死去，死时任海军副司令、中将军衔。

不能老老实实做人做事，只是虚伪地喊“精忠报党”的口号，能不给清华丢人
？

无数事实证明，如不能从政治上、经济上摆脱对权力的依附，废除任何带奴役
的契约，就无法指望培育出美德。

清华学生在清华文革中的表现发人深省，孙怒涛还在思考：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任主力军是青年学生，既有大学生也包括中学生。为什
么我们的学校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竟成了只听命于领袖的枪手，充当了无辜的炮灰
呢？

党的教育方针是在反右以后的１９５８年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那时，我已经上了高中，对这一方针出笼前后所受教育的
变化有切身的体会。

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的最初几年，要恢复国民经济，要镇压反革命，要抗美援
朝，要土地改革，要搞合作化，要对工商业进行改造，等等。及至政权比较稳固以
后，就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和斗争，标志是五七年的“反右”。以及对教育实
行全面控制，标志是提出两个“必须”的教育方针。

回想起来，对我的德育影响最大终生受益的是在小学和初中阶段。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党的教育方针。我记得学校里有一个“五爱”教育：爱祖
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这个时候没有提“爱共产党”，也
没有提后来替代“爱护公共财物”的“爱社会主义”。

到了高中，开始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因为教育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所以，当大跃进成为全党的最大的政治任
务以后，即便是一所县中，也要垒起小土炉炼铁。因为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的，于是，垦荒种地、夏收夏种成了一门分量最重、占时最多的课程。

政治与教育，是有关联的。但是，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是相对独立的。教育
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就把教育置于政治的从属地位。这完全是错误的定位。

更为错误和荒谬的是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也就是必须为某一党派的政
治利益服务，成为某一党派狭隘私利的工具。至于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作
为教育的方针，也是极端化的。

无论是叫又红又专，还是叫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有用人才，或者叫无产
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意思都差不多的。在清华，这一培养目标有一个通俗形象
、简洁明了的叫法：听话出活。所谓听话，当然是忠心耿耿地听党的话，做党的驯
服工具，做一颗党把你放在哪里就在那里死心塌地的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就是“
红”，就是“德”，是政治标准。

听党的话，落实到具体，不仅要听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体现出来的党中
央的话、领袖的话，还要听从基层党组织的话，听从支部书记、支部委员的话，甚
至是听从一个普通党员的话。总之，就是听领导的话，听上头的话。脑袋是用来吸
收、消化党的指示的，不是用来独立思考的。谁要是有点自己的思想，有点个性，
那就意味着与党离心离德，与党不是一条心，那就被视为开始走上错误的、甚至是
犯罪的道路了。

所谓出活，就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以精湛的技术做好本职工作，做一个能
为党高效率服务的工具。这是业务标准。

在听话与出活上，听话永远的第一位最重要的。

要培养听话的人，首先必须进行无休止的思想改造，也就是“兴无灭资”：灌
输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思想、马列主义思想等正统思想，其他的思想统统都是资
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封资修的，都必须彻底清除干净。

于是，从高中到大学，被灌输进脑子的是这些东西：共产党永远是伟大光荣正
确的，毛泽东是永远英明的、不会犯错误也没有丝毫缺点的，抗战八年打日本鬼子
是全靠八路军新四军的……

红专大辩论、参观反右展览、联系实际的“九评”学习、学习“毛选”、学《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学雷锋、参加“四清”、政治课教育、党课、还有各种各样
形式繁多的活动、会议、参观、座谈等等，都是我们上过的阶级斗争主课，主要目
的就是为了培养听话的人。

我并不一概否定这些活动，也不是说这些活动的效果一无是处。作为原本纯洁
的学生，我们是从正面去接受这些教育的。譬如“学雷锋”，我们从中学做好事，
付出爱心，这是对的。但在这些活动中，各级组织的着力点是增强爱憎分明的阶级
立场，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也是在强力灌输阶级斗争观念和奴隶意识。

不同时期的青年学生，都有共同的特点，如有爱国心，有民族自尊心，有政治
热情，追求进步、真理、正义，向往光明美好的社会，单纯，幼稚，勇敢，易被鼓
动，易受蒙骗，等等。文革前的青年学生，经过十多年的党化教育与奴化教育，更
增加一些新的特征：对领袖无限忠诚，对毛泽东思想深信不疑，阶级斗争这根弦蹦
得特紧，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无比痛恨，敢为共产主义理想赴汤蹈火，等等。这
样的一群青年学生，个个都愿意成为红卫兵、党卫军。文革之所以能得以发动，原
因之一是学校已经为文革准备好了成百万的冲锋队员、枪手和炮灰。

孙怒涛的思考痛心疾首。“党化教育”在文化革命初期就发生了极大的混乱，
以小骂大帮忙见长的党内大笔杆子邓拓，竟被自已献身的组织构陷委屈上吊而死；
明史专家吴晗校友“曲学阿世”，视学术精神如玩物，把一个朱元璋写得颠来倒去
，为迎合圣意宣传“海瑞精神”，反被诬为“反党分子”彭德怀一党，夫妻双双受
尽羞辱迫害致死；蒋南翔在高教部被揪了出来，清华骤发雪崩，从党委到基层支部
的负责人，乃至个别政治辅导员都成了被批斗的对象。党性发生“变性”，再无其
他纲常伦理来支撑这个摇摇欲坠的精神大厦。清华大学被损毁的不仅仅是“二校门
”，蒋南翔鼓吹的“三层楼”也轰然坍塌了。

三、陈寅恪的校训：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殉文化”而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
。鲁迅说：这位“老实得象火腿一般”的国学大师，在取得巨大学术成就两年后，
“便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了。现在清华一教西北小山坡前的王国维纪念碑上，
镌刻着陈寅恪窥破天机的不朽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
，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
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
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万千祀，与天壤
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纯为知识、学术，勤奋读书、游学，是“中国最博学的人”，中国史学
界“三百年来仅此一人”。他以洞悉幽冥的历史眼光，看到了“盖今日之赤县神州
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
而同尽？”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了１８９５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战争的失败
宣告了“洋务运动”代表的物质层面的文化自救彻底破产，“戊戌变法”是中国人
第一次企图从政治制度上文化自救而以失败告终的行动。慈禧没得选择的选择了“
晚清新政”，刚刚起步的“立宪运动”被“辛亥革命”一枪毙命。宫帷深锁的帝后
奢糜生活让站起来了、富起来了的中国人梦萦魂牵、艳羡难已。爱国压倒启蒙，爱
国主义成了蒋校长政治思想教育的第一个台阶。民主、科学只是时髦的口号，“五
四”新文化运动成了最有广告效应的“烂尾楼”，值得我们年年凭吊。最迟钝的知
识分子都看到了赤县神州遭逢的“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中国社会的上一次“
奇变”，始于“商鞅变法”，大成于西汉“独尊儒术”。那是一次成功的社会变革
和文化演进。“天人合一”的封建文明支撑起了一个泱泱大国三千年的农耕社会。
元、清、俄、日……的异族入侵和蚕食，一次次地阻断了中国的社会变革与和平崛
起。任何一个文明古国失去了今天，也就没有了过去，不管过去何等强大、如何辉
煌。一次次的救亡和内斗阻碍了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久历劫难还不是最可怕的，
“劫尽变穷”让中国人无路可走才是最可怕的！陈寅恪如同窃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
，以大勇气、大智慧、大情怀、大心愿昭示读书治学的知识分子要铭记“独立精神
，自由思想”这一“历万千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训导，要象张骞
一样去“凿空”，去劈开中国变革图强、建设崭新文明的大道。

陈寅恪的校训比梁启超的校训晚十余年，同样没有被贯彻在清华的办学宗旨和
教育理念之中。由于对今天教育乱象的反思，有的人高估了民国“黄金十年”教育
发展的成绩，轻浮地说什么“中国高等教育３０年里走过了西方办大学１０００年
的路程”。不知道丑陋的中国文人什么时候能改掉总是夜郎自大、蛙鼓蝉鸣的坏毛
病。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国大学毕业生总数只有１０万人，只是今天一年大学毕业
生的六十几分之一。仅此一点可知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并没有多少骄人的成绩，《围
城》中的假文凭和野鸡大学生，生活中照样有。问题是我们对待知识分子的极“左
”政策有问题，不信任知识分子，不尊重他们的劳动。用杜牧的章句形容：“奈何
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按照黄延复老先生关于大师的标准：“大师者，至少
应具备以下五种品格：高尚的人格、博通的学术、深邃的思想、卓绝的识见，儒雅
的文采”。我斗胆以为除了陈寅恪、黄万里、叶企孙等寥寥数人，还有几个清华教
授配称为大师？许多有名望的学者都是在国外高校完成学业、做出成绩的。不能把
栽培他们的功劳全都归于中国教育事业。当然也不应抹煞许多教育工作者在战乱频
仍、非常艰苦的环境中的卓越工作。在清华，梅贻琦校长就是楷模。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他和潘光旦合作撰写的《大学一解》中。他主张
大学之道：明德修己、新民、止于至善。大学的直接目的：发展学术、作育人才。
他要求学生具有“超阶级”、“超党派”的“宏观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精神。
不应该给学生以某种政治派别的思想，只应该给学生判断的能力，让学生靠这种能
力去决定自己的政治方向。他要求学生对自然、社会与人文三方面都具有宽广的综
合的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否则他就只能做一个“高等匠人”，而不能做一
个“完全人格”的人，变成一个极能干的工人，而不配称大学生——大学生应该有
极完美的常识。他还主张“才不通而身不得出”，即没有通识准备的人，不允许其
参加社会事业，社会事业才可能良性发展。为了感受一代教育大家的流韵风采，我
不去说他那些枯躁乏味的“通才论”、大师大楼论”、“坏学生论”，下面有三个
故事感人至深。

梅贻琦说：“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
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１２·９”学生运动后，军警将到清华抓捕
宣传抗日的进步学生。梅贻琦校长将军警的抓捕名单张贴在布告栏中予以公告，在
教师、工友的掩护下，蒋南翔等被通缉的学生全部安然逃脱。

“大德不官，大道不器。”梅贻琦民主治校，在于对校长一职有清醒而正确的
认识。他曾说，校长就是在戏剧中饰演皇帝角色的人，他端坐戏台中央高高在上，
但他不是剧中主角，除了一两句自我介绍的道白，甚至连一段象样的唱腔都没有。
我曾设想有一天，重临西南联大旧址，在校园草坪席地而坐，手捧台湾作家鹿桥的
《未央歌》，追怀那个国难岁月的大师风采。抗战中，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昆
明组建了西南联大，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的资历、人望都在“寡言君
子”梅贻琦之上，但他们都信服地支持梅贻琦主政校务、共度时艰。梅贻琦一生从
未遭逢异词谤语。我私心暗忖：蒋南翔校长也能做得到吗？

真学者视学术为生命。梁思成回国的目的很纯粹：共产党来了也会有人盖房子
。说到梁思成自然难忘风华绝代的林徽因，林才女患肺病喜静，据传梅校长曾命人
在新林院梁宅前竖一警示牌：“林徽因住此，请勿喧哗。”梅校长做事如此风雅，
实不让六朝故事，令人追忆神往。

“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没有被人从校训中“腰斩”掉，因为它从来没有成
为清华校训。民国政府致力推行的同样是“党化教育”，蒋总统梦寐以求的也是“
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任何反民主、反人权的独裁政权，注定与现代
文明绝缘。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华文明的精华，已被封建统治阶级利用了３０
００年了，果真“天不变，道亦不变”？身为“南书房行走”的五品“帝师”、被
传统文化彻底“化”了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他投湖而死去“殉”哪门子能够永世长
存的文化？我曾偏激地说过，只讲天道、地道而不讲人道的知识分子是伪君子。且
不说格、致、正、诚、修、齐、治、平“八级台阶”的人生追求中有多少权谋欺诈
，只是向“天地君亲师之位”的牌位磕头的拜师礼，就能说明这是培育奴才的第一
课。启发兴趣，提倡思辨，鼓励怀疑精神，推崇超越前辈先贤，让学生认识自己、
做好自己，才是教育的真谛。有如亚里士多德超越老师柏拉图。孔门号称弟子三千
，贤人七十二，哪个学生超越了孔子？两千多年下来，汲鹏说是“老鼠下崽，一窝
不如一窝。”现在清华检讨自己：“自强不息有余，厚德载物不足。”纯属脸皮太
厚的文过饰非。

徐葆耕学长和我有数面之缘。他俨然已是清华“国学专家”，我有点难以置信
。他为了称颂今日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风貌，提出了一个荒谬的“
灾难铸就辉煌”理论。这个理论有点奇怪，它不追寻灾难的原因，总结灾难的教训
，也不去寻找规避灾难的办法，只是出人意外地歌颂灾后的辉煌。

这个理论颇受主流青睐，并广为流行，地震、矿难、高铁出轨后，这个论调都
能在主流媒体上“辉煌”好一阵子。徐葆耕有两个例证：一是西南联大“在抗日战
争中，在敌机不断轰炸的艰难条件下弦歌不辍，无论是教学、学术都创造了史诗般
的辉煌。”二是清华“文革动乱后，在‘连洋人屁股都看不见了’的情况下，瞄准
世界先进水平急起直追，不仅迅速地恢复了十年动乱造成的创伤，而且创造了新的
辉煌。”。（徐葆耕：《大学精神与清华精神》，载刘琅、桂苓编著《大学的精神
》页１９２，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２００４。）

“灾难铸就辉煌”，通俗说法是：“灾难就是辉煌”，这是毛泽东的“破就是
立”的破坏哲学的另一种表述。常识告诉我们，创造和建设才能铸就辉煌。当年西
南联大师生生活异常艰苦，闻一多教授要业余篆刻图章换米求生，如果生活无忧，
他们的学术成就是否会更为斐然？乱离人可怜！文史学生尚可苟且延读学业，科研
、实验应当难以为继。那时的清华学人之所以还能有所成就，只能说明专制的学术
钳制比战乱还要不出学术成果、还要让人才思枯竭。葆耕学长是否也要像毛泽东对
田中角荣谈话那样，像无耻地感谢日本人的侵略那样去感激灾难呢？

至于说到文革后清华的堕落，罄竹难书四个字有点过分，痛心疾首是国人的真
实感受。葆耕学长也看到了，“对于一个班、一个班的（清华学生）留学美国”，
清华已被讥讽为“真正的留美预备学校”。事实上现在的清华留学生和前辈大不一
样了，老清华留学生大都回国报效国家，今日留学生大多定居国外，如若回来也多
半是加入了“八国联军”（坊间称世界百强企业为“八国联军”，称民营企业为“
义和团”）杀到中国，回国为了赚钱。人各有志，其中原因总有不同，自然不必一
切为外人道。我要强调的是：清华在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上做得不好，不好到已经
留不住人才了；国内工作、生活条件让精英们有了出去不回的理由。清华学生比较
许多其他院校的大学生，也许是更听话、更出活的“驯服工具”，但不争的事实是
：清华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更大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并不令人满意。还记得张孝
文校长的“面粉”比喻吗？考进清华的都是优质生，如同精白面粉，我也不相信清
华能把好面粉做成了棒子面窝窝头。

在给孙怒涛的信中，我曾错误的认为自由、独立是资本主义口号，是１９８０
年代香港高楼上悬挂的商业广告：美国精神。前两天去珠海，张鸿庆再次点化我：
陈寅恪的校训是他纵观古今、学贯中西，开悟得出的时代精义。新芽萌生于老树的
残躯、种籽，任何新思想、新事物都切不断与陈旧、腐朽、死亡的联系。在生命将
死将生之际，有能量的消散和凝聚。宇宙的历史是一部能量不断改变存在形式的变
化史。吸收物质，积聚能量，构建文化，锤炼思想，微小的人类就拥有了生生不熄
的力量。这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如果对陈寅恪那一代知识精英采取舍弃和健
忘的态度，就是对中国历史的无情，也是今天中国人的不幸！

任何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人民当家作主了，“用全人类所有
的先进文化科学知识武装自己头脑”、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而达成“一切人
的解放”的共产党人，是不是和全国人民一道都应具有“公民意识”？大学是一个
民族乃至全人类思想文化更新的中心，是容不得盗袭兵焚的斯文神圣之地。它虽然
诞生于西方教会的怀抱，但神圣的大学也禁止在校园里、课堂上宣传教义、党义。
大师是人类精英中的精英，他们站在知识的最前沿，站在已知和未知、光明和黑暗
、天堂和地狱的分界上，揭示真理、预警灾难、昭示未来。他们因自己的学术成果
得到人们的景仰和爱戴，他们不应该因学术思想有悖于统治思想和社会生活的“主
旋律”而被整治得死去活来、挨批受“坑”。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后的清华文革还有整整８年的干烧高压锅里的“热寂”
岁月。本应普照天下的“红太阳”盯上了“六厂二校”，红太阳聚焦，“熵增原理
”在清华出现了反常。通过８３４１部队的宣传科长迟群、机要秘书谢静宜，毛泽
东从思想上、组织上全面控制了清华。清华文革如朕亲临，继续革命的战略战术、
阶级斗争的政策策略全凭圣心独运。先是制造恐怖、获取威权，具体做法是：“清
理阶级队伍”、“整党”、“抓５１６分子”、办江西鲤鱼洲“牛棚”；然后是招
兵买马、组织队伍、训练打手，一是从６４级、６５级的学生中，挑出７００　多
名根正苗红、听话出活的学生留校充实教师队伍，视为“新工人”；二是招收各级
革命委员会推荐上来的“工农兵大学生”。红卫兵、工农兵，“两兵”大学生占领
上层建筑，名为领导“斗、批、改”，实为充当打手、炮灰。最后由“梁效”写作
班子吹响战斗号角，从清华、北大向全国掀起“反右倾回潮”、“批陈整风”、“
反击右倾翻案风”、“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运动，一波紧接着一波
的巨劫连绵，无休无止地冲击着赤县神州。这不仅是“党化教育”，更是党的“全
面专政”。毛泽东劫尽将亡，他也曾惊惧于陨星天象，伤感于枯树文章。哪一个知
识分子不被他折腾得思想麻木、精神癫狂。若干年后，巨恶元凶阴魂不散，涛哥出
来宣布：“不折腾了”。大家觉得反正“劫尽变穷”，跟着涛哥得过且过罢了。于
是清华百年校庆齐颂盛世、大唱赞歌：“精忠报党”！

迟群是个痞气十足的烂仔，小谢只是后宫嫔妃、答应中比较能认字的人，他们
来自掌权痞子的身边，有如来自奈河桥那边的牛头马面。其实权力有自我扩张的天
然秉性，和个人的道德品质无关。让全校师生员工时时刻刻生活在恐惧之中，是原
始的丛林法则，却非常有效，这就是秀才遇到根本不和你讲理的兵的心理劣势。


那八年中，清华成了兵痞横行之地，被逼死的人、被批斗的人、被冤屈诬陷的
人、被体罚被侮辱的人比哪个时期都多。毛泽东认为清华文革偏离了斗争大方向，
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结合“清队”、“抓５１６”、“整党”甄别干部，重
建各级组织。批斗、恐吓、引诱、揭发是一贯手法，利用捕风捉影、知情人急于洗
刷自己去立功举报，只要还有自尊自重，不会佯狂自污、唾面自干、宁弯不折的人
，多半不会平安过关。工化系副系主任李文才文革时作为交流学者在英国学习，武
斗结束前才回到清华，工宣队认为他和清华运动、清华派系没有关系，打算第二天
把他“三结合”进入系领导班子。但考虑到他在北京ⅹ中学读书时集体加入过“三
青团”，就找他谈活，要求他第二天写出交待材料。当天晚上，李文才因惊恐而自
杀身亡。在批斗工化系党总支书记滕藤的会上，党总支副书记黄志冲被罚站在滕藤
身边陪斗。由于黄志冲是清华教工子弟，说话多、欠严谨，又分管学生工作，接触
人更多，留下的把柄也多，可供揭批的言行比滕藤还多，教工的发言多冲着黄志冲
去了。据滕藤后来对我说，黄志冲一定认为他是工宣队在工化系的主攻目标。批斗
会后黄志冲越想越怕，上吊死了。

江西鄱阳湖边的鲤鱼洲农场是一个废弃了的劳改犯农场，占地９３００亩。首
批３９８名教职工于１９６９年５月到达，先后有３０００多位教职工及家属在这
个血吸虫病区斗私批修、改造思想。１９７０年查出血吸虫病患者７４７人，疑是
血吸虫病患者１１１人。我的三哥、工化系教师唐晋也在那里染上了血吸虫病。１
９７１年１０月全部人员撤出鲤鱼洲，迁至北京大兴团河农场。奥斯维辛集中营杀
人用毒气，迟群、小谢用生物武器，不仅环保，也利干隐匿真凶。你若拷问血吸虫
，它绝对不会招供主谋就是那个１９５０年代诗中讲血吸虫己被“照天烧”了的毛
泽东。

迟群、小谢用“冷暴力”构筑的专政机器，在教育、培训（包括军训、下工厂
农村劳动）、宣传之间划出了两个等号，即：教育＝培训＝宣传。他们名为关心青
年学生，实则利用、出卖青年学生。清华的教改经验是中南海痞子总店没有受到任
何干扰，直销过来的毛泽东教育思想，是教育领域里的样板，简称“六厂二校经验
”。

毛泽东亲自抓的清华教改，是远离教育的伪教育。他讲，大学还是要办的，我
讲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他需要的只是奴隶中的工匠。谁都可以看出清华“斗批
改”的教育革命有多荒唐。但它远离教育宗旨，偷换教育内涵，以教之名义，行害
之实质却并没有被注意，更没有被清算。在教育产业化的荒唐指挥下延续至今，怪
不得资中筠痛叱清华聚毁人才。熊庆来说：“夫大学之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
学术生命与精神。”陈寅恪的校训：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倡导的就是学术独立、
学术自由和人格独立、思想自由。这是知识分子做事做人的两大原则，也就是熊庆
来讲的“学术生命和精神”。

“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教育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改革无定式，无法预设蓝
图；改革是“立字当头，破在其中”；改革并不痛快，大多相当痛苦；改革就是做
学问，须钻研更须积累，“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投机取巧，毕其功于一役
的“改革”，只能像“大跃进”那样害死许多人。

提倡学术独立、学术自由，就是承认学术文化不仅是事业，而且是超越国家、
政党、阶级利益之上的事业。陈寅恪说：“国亡然能有史，殷鉴不远，从善去恶，
国可再建；如无史，何所鉴诫，何所取法，华夏民族无从因袭，将不复存在矣。”
“国家危难，史学衰落，此已关系到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生死继绝的大节”。只有这
种气吞山河，包容万物的“雅量”，才能保持华夏民族文化火种长燃不熄。“人格
独立，思想自由”是育人育己的方向和目标。也就是马克思主张的“人的解放”，
从自在走向自为。梅贻琦说：教育本身必须以每个个人为对象，从每个个人的自身
着手，其目的就是首先要促使他们的完整人格的养成。

陈寅恪于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１日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写到：我决不反对现
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
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
我的学生。……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
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
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
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
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
。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当然，毛公、刘公岂能“应从”陈寅恪的“狂悖”之言，没有治他的罪也只是
因为他名气太大，１９５３年的文网也还没有收到后来那么紧。但陈寅恪坚守大节
的心志、胆色却令人动容。

黄万里是一个有着赤子情怀、敢于担当的清华教授。我的长兄杨美卿曾是黄先
生的学生，后来又同在水利系泥沙教研室工作。黄先生“怀璧沉沙”的坎坷人生和
难得的人品、才情、学问已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他对三门峡工程的论断的正确，
己被时间和实践证实。我在读黄万里时注意到以下几件事：密云水库建成几十年来
一直是北京的主要水源，也是清华教育革命拿得出手的主要成果之一。黄先生计算
了水库上游河段历年的流量，曾向钱正英部长建议降低大坝的高度，在“经济困难
时期”节省投资自有利国利民的特殊意义，但是他的建议无人理睬。一个戴着“右
派”帽子的落难教授，如果没有学理精通的大胆识、没有对专业的执着、没有对国
家强盛的一往情深，他怎么还要去面对钱部长等人丑陋的冷脸，而自讨没趣呢？

反对修建三峡大坝工程，是黄先生临终都耿耿于怀的不解心结。他早年考察过
几乎所有的川江水系，如同预言黄河的泥沙作祟，他预告长江的砾石将堆积三峡水
库的库尾，成为解不开的死结，形成极大的祸害。“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我，乃至我的长兄杨美卿教授都没有能力判定黄先
生的意见是否正确。但是论证三峡工程不让有资格和能力的黄先生参加，听不得任
何反对意见，能叫重大决策前的科学论证吗？黄先生还提出缓冲意见；用建三峡大
坝不到一半的钱，在川江上游建１０个水电站，发电能力即可与三峡电站相当。黄
先生于１９９２年写《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由简释》，１９９５年写《吁请
长江三峡大坝即日停工！此坝决不可修！》，从１９９２年１月到１９９４年，黄
先生连续致信江泽民总书记、中纪委、监察部，有的信甚至用了举报的方式。对于
一个知名教授几近疯狂的抗争，有关部门和有关大员一直装聋作哑，显足体制没有
人性的冷漠。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７日黄先生溘然长逝。弥留之际他挂记的还是长江
、三峡。临死还问女儿；“黄委会你知道吗？”对于关系重大的“南水北调”工程
，黄先生也有宝贵的建言，惜乎同样没人理睬。“黄钟毁弃，瓦釜长鸣”，这个典
故用来说谁呢？

专家总是片面的，不片面不能成其为专家。黄万里先生不是那种专家级的匠人
，他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他家学渊源、文词高雅；数学、
力学功底扎实。１９３０年代初的黄河、长江水灾，促成了他改行水利，一生求学
只是为救国救民。他以学习为最高最大的善行，不断更新自己的已有知识。他发现
熵值和焓的单向变化将控制水流、泥沙的运动，他不断用新知识、新理论增进对江
河水系的认识。“热力学第二定律”、“混沌理论”都是他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
得心应手的工具。他是毕生都在潜心学习，学问不断精进的大师。黄先生一生坎坷
，活得艰难，生于忧患，死也遗憾。实践证明，黄先生没有错，是拥有权力的政府
和上级组织错了；黄先生并非不幸，他有值得为之奋斗的学术和真理，不幸的是国
家和人民！先生仙去，我们怎么能不痛惜大师！

我相信教育可以兴国。由于深圳大学罗征启校长（当时张维任深圳大学校长、
罗征启任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的召唤，我放弃了甘肃省委常务副书记刘冰校长
给我安排的省委办公厅的副职，于１９８４年１月来到深圳大学创业，希望能跟随
清华师长在特事特办的深圳特区，办成一所争创一流的高等学院。罗征启在深圳大
学改革最精彩的一项是党的工作业余化、党的干部兼职化。我在深大任党委办公室
负责人。党办有４名工作人员，后来增加了１名发余热的老干部——人民大学前任
组织部长徐景秋做顾问。党办是全校唯一的党的专职组织机构，囊括了组织部、宣
传部、统战部、工、青、妇的所有工作；党委书记和各系的的支部书记（当时系上
还没成立总支）一律兼职。三、四年下来，学校各项工作照样生机勃勃，党员教师
投身于教书育人的一线工作，没有任何特权，也没有什么党群矛盾，一点也没有削
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由于实行学分制，逐步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政治时事课、
公民素质课和学生勤工俭学供学生选修。事实证明“去党化教育”也是可行的。

深圳大学的教育改革还是失败了。１９８９年的“６·４”，导致罗征启下台
并被开除党籍。其实，深圳大学教育改革在这一事件的两年前就败象显露、祸根深
种。深圳大学一直未能进行民主办学的制度化建设，没有建立对校、系主要领导的
权力约束机制。民主只是形式，集权才是目的。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派
来的副校长和清华派来的罗校长矛盾重重，教师队伍缺少为改革出力的新血，包括
清华在内的教师纷纷调离，蝇营狗苟之徒逡集权力中心，深大改革焉有不败之理。
何东昌部长曾说过一句极不负责任的难听话：“罗征启，他懂教育？”我以为去掉
这句话的恶意后，还是值得深思的。

"6·４”是罗征启下台的直接的导火线。总结清华文革教训，应该知道学生参
加群体事件绝非好事，不管社会哪种势力竭力鼓噪，为学生前途着想，校长、教师
抵死也要把学生阻拦在校园之内，绝不让他们跟着“蒯大富们”去搞什么“１２·
２５”行动。我们过去的革命传统教育中充满误导，我就十分着迷过电影《青春之
歌》中的林道静，她站在行进的有轨电车上抛撒传单的镜头，简直就是油画中的自
由女神在引领大众奔向光明自由。看看真实的历史吧：学生运动只是“五·四”运
动的表面浪潮，深层涌动的是纷繁复杂的直系、皖系军阀之争，亲日派、亲英美派
的政客之争。“五·四运动”后，北大校长蔡元培引咎辞职，内疚自己未能保护好
学生。

罗征启校长作为一名党员，他犯的是组织错误，不是政治错误。周泉缨说：“
罗征启得罪了中国两个最不应该得罪的人，在清华他得罪了陈云，在深大他得罪了
邓小平”。每当念及罗征启对清华学生、深大学生的关爱之情；每当想起早上上班
的路上，见到他和梁鸿文老师走走停停、指指点点，精心设计深大的规划布局，安
排在哪里添修一条路，在哪里多种一片草。我的心中对他和梁老师就有一种浓浓的
敬意。在深大工作时，我多次冒犯过他，说“罗校长在深大的改革事业将随他下台
而一风吹掉，而他盖的房子将会成为他永远的纪念碑”。对他在深大禁止抽烟，我
说过：“林则徐虎门禁烟，被发配伊犁；罗征启粤海门禁烟，将来不知会被发配到
哪里？”唉！至今想来我都后悔死了，这张讨厌的乌鸦嘴！

上大学，独立思考能力最重要。真正在人类社会起作用的制度，都不是精心设
计而是有机演化、逐步尝试出来的。从教育着手应当是中国改革的切入点。民主政
治不仅仅是一套政府制度，民主还应该是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高等学校应该是教
育养成这种良好生活习惯、并有益于终生的圣地。在自由匮缺的社会里，只有思考
的碎片，不可能产生完整的思想。香港回归前，撒切尔夫人说：“你们根本不用担
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
但是无论如何，思想总是自由的。中国知识分子将如何面对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总理的挑衅性预言呢？这篇“读后”或许会让所有读它的人面临一场精神折磨。语
云：“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我把它送给孙怒涛学长和
我那些传奇般的清华同学，我感谢他们在恩怨情仇的真实世界里一生与我同行。

２０１２．７．１５

原载《记忆》第８６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