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鹏：大陆民族识别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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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凤凰周刊》2012年第9期、总第430期，题为《56个民族是怎么来的》，现将未删节版原文刊出。）

一个民族见著于史，一个时代转移行迹，因一个女孩而起始。这个后来被誉为土家族的“女普罗米修斯”的女孩名叫田心桃，62年前，她从湖南永顺迢迢赴京，以苗族代表身份受邀参加国庆一周年观礼。

　　时在1950年9月29日，身为普通教师的田心桃，走入北京饭店宴会厅，成为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座上宾，同席燕谈者有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和国民党起义将领蔡廷锴。宴席前后，田心桃向周恩来、林伯渠等诉说来历，提出自己并非苗族，而是土家族儿女。
　　田心桃的表白引起了当时中央政府的重视。在当时，土家族作为一个民族，并不为人所识，甚至许多人对这个民族闻所未闻。于是，国庆观礼的半个月后的10月14日，中央民族委员会组织相关专家、学者、教授等，与各民族代表座谈，了解各民族情况。座谈会后，著名人类学、民族学家杨成志对田心桃进行了专访，土家族开始走入官方的视野。
　　浮出水面的土家族，背后牵连的则是一个更大的命题，即：中国总共有多少民族？与如今妇孺皆知的56个民族叙述不同，当时的中国人对民族几多并无概念，而自古以来的历史，亦从无确数。
　　然而，这却是建政未久的共产党，亟望解决的重要命题。唯有在确定了民族数量的基础上，才能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这项政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所许诺的民族政策，关系到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新国家的稳定基础。
　　由此，从1953年始，中国共产党派出了大规模的考察团，分赴各地开展民族识别工作。这项延宕近40年的工作，连同其间进行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不仅开创了其后数十年大陆民族政治格局，更成为了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尝试。
　　从“民族自决”到“区域自治”
　　大陆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官方文件中最早出现，是1941年5月1日，由中共边区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其中第十七条提出：“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但在此之前的193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其中提到：“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此番表述，已现“民族自治”端倪。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始自1938年的“民族自治”方针，却并非中国共产党此前一贯的方针。从1921年中共成立至1937年，十余年间，“民族自决”是其主要推行的民族政策。
　　所谓“民族自决”，按照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意为“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
　　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自决”的表述，始自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该次大会通过的《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明确要求：“……4、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5、在自由联邦制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这一主张，带有浓重苏联色彩，早期中共领导人，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恽代英等人，皆曾鼓吹。秉此主张，1924年，外蒙古独立事起，陈独秀在当年9月17日的《我们的回答》中，明述：“我们主张蒙古人根据民族自决权，有独立反抗的权利。”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中，更是作出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法（宪法）上面，必须明白规定对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民族自决权，直到离开中国而独立的自决权，它无条件地承认外蒙古的独立。”承认民族自决权的主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列名中共十大政纲之一，与当时孙中山所提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理论相抵触。
　　然而，根据地的逐渐建立以及随后到来的长征，改变了中共对民族问题的认识。井冈山时期，根据地周边已经有了一些少数民族。1928年，在莫斯科近郊召开的中共六大，特别提出，“委托中央委员会于第七次大会之前，准备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材料，以便第七次大会列入议事日程并加入党纲。”是为中共对少数民族问题瞩目的先声。
　　长征则给了中共深入接触少数民族的机会。在甘肃、贵州、云南、四川等地深山行军途中，红军途经回、彝、苗、瑶等少数民族聚居地，一方面宣传民族政策，一方面则入乡随俗，宣谕士兵尊重民族习惯，甚至与少数民族领袖结交攀情，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例即是，刘伯承同彝族领袖小叶丹的结拜。
　　1935年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为了站稳脚跟，处理好同周边蒙、回等民族的关系。先后发出了告内蒙古人民与回族人民书。终延安时期，回族、蒙古族、藏族和彝族，始终是民族研究的重点。1940年4月与7月，李维汉、贾拓夫等人主持的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先后组织人力编写了《回回民族问题》和《蒙古民族问题》两书。两书的完成，直接影响了中共民族政策的转轨。“民族自治”逐渐取代“民族自决”登上历史舞台，中共的民族政策亦逐渐走出苏联影响，马列主义民族问题中国化进程先河开启。
　　而在同时期，国民政府的民族叙述则一改“五族共和论”，转向大汉族主义。1943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提出“国族同源论”，称汉族为“国族”，而把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称为“宗族”，认为他们是汉族的“大小宗支”。
　　内战打响后，两党不同的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展开了拉锯。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成为共产党控制区内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共产党的“民族自治”理论逐渐压过国民党的“国族同源”理论，在少数民族地区占得上风。
　　至1949年，神州易帜，新国家肇兴前夕，“民族区域自治”正式写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从宪法层面，开始走上一条独特的民族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据建国后成为中央民委首任主任的李维汉回忆，1949年人民政协筹备期间，毛泽东曾就是否实行联邦制征求其意见。李维汉研究后认为，中国不宜实行联邦制，一方面从人口角度来说，与苏联情况不同，较之苏联少数民族占到全国人口近半数，中国的少数民族仅占全国人口的6%。另一方面，按照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地方自治与民族区域自治当优先于联邦制，但俄国经过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国内许多民族实际已分离成不同国家，故列宁、斯大林不得不采取联邦制联合诸族。较之，中国并无民族分裂之虞，故在统一国家内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更有利于民族平等原则。
　　最终，毛泽东采纳了李维汉的建议。
　　向少数民族“还债”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出台后，一个棘手的问题却随之而来，即：过去国民政府时期，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非常差，民族间敌视异常，隔阂短期内难以消弭。诸如，1952年国庆节前夕，北京当局组织各省少数民族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并参观工业区。一名彝族代表在结束了行程后返回当地，有政府领导问其收获几何，彝族代表的回答令该领导诧异非常，他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汉族杀不完。”
　　为了改善恶劣的民族关系，建国之初，周恩来即提出向少数民族“还债”的说法。民族访问团，开始陆续向少数民族地区派出。
　　1950年春，毛泽东建议向少数民族地区派遣民族访问团，当年6月，西南访问团组建。随后，西北、中南、东北内蒙等访问团在两年时间内相继成立。加上其后，陈毅带队的西藏民族访问团，总共派出了五个民族访问团。
　　现年92岁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施联朱，曾在1951年以燕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助教身份参加中南民族访问团。在他对《凤凰周刊》记者的回忆中，解放初期，尽管百废待举、资金紧张，但是冯玉祥夫人、时任卫生部长李德全挂帅的访问团，乘坐美军交接过来的十轮卡车，一路奔赴海南岛，乘人的卡车后，尾随有十几部卡车，车上承载的，则是要送给少数民族的布匹、粮食等。除了物质上的援助，随行百余团员中，包括众多文工团员，意在少数民族地区以舞蹈音乐形式，进行宣慰。
　　除了大规模民族访问团的外派，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医疗机构等亦是颇得人心的举措。1950年，施联朱参加了清华、北大、燕京三所高校师生赴呼伦贝尔草原对蒙古族、达斡尔族的调查活动。在深入蒙古族聚居区后，他带队赴驱梅站进行考察。所谓驱梅站，即是专门为草原蒙古人治疗梅毒的医疗站，一般建在河边空旷草地上，待牧民流动的蒙古包随时到来。在当时，蒙古族地区流传着一句话：“只见娘怀胎，不见儿走路。”讲的是，内蒙古牧民由于逐水草而居，卫生条件较差，怀孕妇女易生梅毒等性病，进而影响新生儿夭折率。经过驱梅站医生两年的治疗，两年之后，施联朱在此带领学生赴内蒙古调研，发现梅毒发病明显减少，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儿走路”越来越多。
　　在50年代初期，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帮扶工作蔚为风气，派遣工作组“走出去”不惜人力，对待“走进来”的少数民族代表亦不吝成本。当时，少数民族代表每至，都有国家级领导人出面接见，赠送那时候甚为稀有的呢子大衣一套；中央民族学院每毕业一届学生，周恩来等领导人亲自来参加毕业典礼，其对民族工作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安抚少数民族情绪，消除歧视，总理周恩来曾亲自出面，帮助壮、彝、瑶等三族更改族称。壮族原名僮族，僮是书童之意，读来有歧视意味；彝族原先叫做夷族，言下之意，为蛮夷之族；瑶族早先则被称为徭族，称呼中有徭役驱使含义，亦属贬义，故周恩来倡议改僮、夷、徭三字为壮、彝、瑶，取美好象征之意。
中国式民族识别
　　少数民族逐渐归心，但是1950年，由土家族女孩田心桃引出的，民族数量的问题，依旧悬而未决。此问题如不搞清，则《共同纲领》中关于民族平等和少数民族人大代表的政策便无法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亦无从展开。
　　中国少数民族究竟有多少？要回答这一问题却并不容易。在近代之前，“民族”一词在古汉语中并未出现，仅有称“民”或“族”者见于史籍。此一词汇输入中国，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梁启超最先引用，用以宣扬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启示国人。
　　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出现的词汇，按照民族学的定义，民族，亦称为人们共同体，是以某些确定因素为标志划分而成的人的群体。在西方民族学发展史上，由于因素的不同，民族概念亦多有不同。马列主义的“民族”概念，经列宁、斯大林等人发阐，最终由斯大林定义为：“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然而，与西方大多由单一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不同，中国自古以来民族混居杂处，难以细分，且在历史范畴上，并非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国人对民族的认识亦并不全面。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纲领，认为中国仅此五个民族，后来他意识到中国民族数量不止于五，虽有修正，却终未确数。共产党早期亦对民族数量不甚明了。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称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认为中国可能有数十种少数民族，但提到名称的犹不过9种，对更多的民族并不清楚。
　　鉴于此，1953年，在大陆开展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中，要求按照“名从主人”的原则，让各民族自报族称。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普查之后，全国自报登记下来的民族名称逾400种，仅云南一地便报上来260多种民族名称。
　　从政治角度考量，如此庞大的民族数量，将会使得民族自治区域难于划分与管理，此外，各民族人口的多寡又涉及到少数民族代表名额问题。按照规定，少数民族代表需按照人口比列分配，但人口数量如不足，则至少分配一个代表。如，壮族有1000多万人，按人口比例，若可以选出10个代表，但东北的赫哲族仅有300多人，人口数量不足，但因单一少数民族身份，依旧保证其1个代表的资格。这是沿袭苏联体制，在民族平等原则中，要保证每个民族起码有1个代表。但问题也就随之出现，如赫哲族是壮族的一部分，那么就不会多出这1个代表，相应的提干、帮助经济发展与考试升学等待遇也会因之不同。
　　故而，对上报的400多个民族进行甄别，判断其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如是少数民族，是单一的少数民族还是较大少数民族中的一支？这成为了1953年后，民族工作的首要任务，民族识别工作由此拉开了帷幕。
　　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是此次民族识别的理论依据。然而，由于中国情况与苏联迥异，诸多民族并不符合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如回族，依宗教传统而连结，却并不共同居住地域，依所在地区不同，分为汉回、藏回、蒙回等群体。尽管如此，其民族认同却格外强烈，不能不承认它是单一的少数民族。于是，1953年，毛泽东表态，要求在政治上，不必学习苏联区分部落、部族、民族等，一律以民族对待。由此，追溯历史，中共在民族识别工作中加入的一条原则。
　　方针落定，工作陆续展开。整个民族识别工作，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3年至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的召开。在这一阶段，经识别与归并，将1953年上报的400多个民族，确定为38个少数民族。
　　第二阶段从1954年至1964年。其间，主要工作是在已经确认的38个民族基础上，进行广泛调查，同时继续识别。此一阶段，对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上报的183个民族名称进行了识别调查，最终新确认了15个少数民族，加上第一阶段的38个少数民族，至此，中国少数民族已经达到53个。
　　第三阶段从1965年至1978年。因文革影响，这一阶段被认为是民族识别工作受到干扰的阶段。在此阶段中，除1965年，珞巴族被新确认为少数民族外，民族工作几近停滞。
　　第四阶段从1978年至1990年。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民族识别工作重启，1979年，确认基诺族成为单一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数量增至55个，而后经历十年民族归并，至199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正式确认中国少数民族数量为55个，加上汉族，共56个民族。
　　从时间上看，民族识别工作断续近40年，但是其主要工作主要完成于50年代，尤其在1953至1956年，被认为是民族识别工作集中开展的时期。
　　1953年，中央民委、中央统战部联合派出了第一个民族识别调查组，对居住在浙江、福建、安徽、江西、广东等五省的畲民进行民族识别。施联朱当时正是畲民识别调查小组组长。组员除了中央派出的人员外，在上海华东军事行政委员会以及畲民所在地浙江、福建，分别补充进了畲族干部，作为向导和翻译，此外地方统战系统亦派出人员参与识别。
　　至今，提起当年在浙江景宁县、福建罗源县八井村、漳平县山羊隔村以及上杭县卢丰乡为期3月的畲民识别调查，施联朱犹印象深刻。尤其是在奔赴福建罗源八井村的旅途，艰险备至。其时，大陆事定，国民党退居台湾，但隔岸炮火犹未断绝。那时候，从福州至罗源，陆路不通，须走水路乘船经马尾至闽江口，再沿福建海岸线北行至罗源湾。为了躲避对面马祖炮火，施联朱一行只能趁夜色赶路。经两日夜抵达罗源湾后，施联朱等人再行陆路进村，甫一进村，便心中大喜，发现由于与外界隔绝，罗源八井村畲民生态保留完好，且大异汉族。
　　避过炮火与土匪扰袭，进入村庄，却并不能顺利开展识别工作。由于当时民族关系紧张，识别组甫入少数民族聚居地，却并不为相信，交流只能依靠随行畲族干部翻译，直到宣讲政策使之信服，方得以顺利开展工作。
　　最终，经过缜密的识别调查，施联朱等人发现畲民在耕种方式、服饰与信仰方面，皆有特殊之处，故认定畲民不是汉族，也不是瑶族的一支，而是单一的少数民族。该意见最终于1956年落实。至今，畲族人为表感谢，每年到了畲族传统节日三月三，都向施联朱发出邀请。
　　值得说明的是，1953年派出的畲民识别调查小组，对外并非公开说明是民族识别调查组，而是以中央调查组的名义深入少数民族地区。1954年后，民族识别才陆续被公开提出。
　　除了中央派出的畲民识别，同在1953年，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派出以林耀华、傅乐焕、王辅仁、陈雪白、阿勇绰克图等人组成的一个调查小组，赴内蒙古调查达斡尔族的民族识别情况。当时达斡尔族成分并未定论，有一部分人认为它是蒙古人的一支，有一部分人认为它是单一的少数民族。民族学院的专家调查后，认为，虽然从历史、语言与居住地域方面，达斡尔族与蒙古族同源，但经过历史迁变，达斡尔族已经发展为单一少数民族。但当时，达斡尔族一部分头人犹有分歧，研究人员引征历史，反复对头人做工作。最终，中央民委认可其成为单一少数民族。
　　到了民族识别第二阶段的1954年，中央民委派出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组，委派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林耀华带队赴云南，展开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调查。由于在1953年的自报族称中，云南一地上报的族称有260多个，故云南工作尤其复杂繁重，在较大规模的人力投入下，云南民族识别总共进行了半年之久，主要考察地区在文山、新平等地，着重对壮族、彝族、傣族等支系进行了归并。通过调查，当时仅彝族一脉，便分有数十个支系，各自称呼尽不相同，识别调查工作殊为坎坷。最终，林耀华等人将260多个不同族称的族体归并为22个民族，同时识别出68个大小族体，予以正名或归并。
　　同在195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派出以费孝通等人为首、50多人参与的贵州民族识别调查组，赴贵州联合当地专家学者，对贵州省内80多个族体进行识别调查。调查组在早前访问调查的基础上，经4个月识别调查，对贵州大部分族体进行了归并，但穿青、革兜、蔡家、龙家等20多个族体却并未最后认定，成为此后贵州民族工作诸多问题的来源。
　　1955年，中央民委又派出了广东民族识别调查组，对逐水而居的疍民进行调查，同时亦进一步调查畲族情况，杨成志等人受命领衔。其在畲族地区的调查结论与施联朱相同，而对疍民考察后，认为虽然疍民原属少数民族，但由于汉化程度、民族意识不明显严重，未予承认。
　　1956年后，中央再未派出大规模民族识别调查组，但贵州等地少数民族识别工作犹未停止。特别是在湖南，就土家族归属问题的争论，一度甚嚣尘上，中央与地方各执一词。
　　此前从1950年开始，潘光旦、王静如、汪明瑀等学者就土家族问题，已经从历史文化和语言等方面做过多方考察，潘光旦在遍查史籍后，结合王静如等人的语言学分析，认为土家族属于单一的少数民族。中南军事行政委员会经6、7次调查，最终认可意见，然而土家族所在的湖南省，意见却不一致。时任湖南省省委秘书长、统战部部长谢华，坚持要求按照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四条标准来衡量土家族民族属性，认为土家族并不全部符合四条标准，遂不予承认其为单一民族。
　　土家族领袖对此并不甘心，田心桃等人提出反对，反对意见传至中央，惊动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为维护民族团结，1956年6月，刘、邓责成中央统战部、中央民委派出了以时任中央民委副主任谢鹤筹为首的五人小组，前往湖南对谢华等人进行游说。
　　当时参与五人小组的施联朱对《凤凰周刊》记者回忆前尘。那时候，五人小组临湘后，随即同谢华等人一同下乡，赴永顺、保靖、龙山三地展开调查。一路之上，从马上到灶前，谢鹤筹和谢华两方，就民族识别标准问题，争执不休，其争论焦点即，如何运用马列主义民族问题理论与中国的民族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在施联朱等人看来，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实际，要灵活掌握与应用。当时诸多参与民族识别的工作者亦多有此感，费孝通、林耀华在1956年合写的一篇民族识别的文章中，便曾隐晦地谈到应灵活掌握斯大林民族标准。然而，由于时代的特殊性，在当时，却没有人敢于站出公然质疑教条主义运用斯大林民族识别标准，直到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对斯大林民族识别标准的质疑才公开出现。故当时，谢鹤筹同谢华的争论僵持不决。最后，在为期3个月的调查结束后，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亲自召开汇报会，他在听取了五人小组报告、领会了中央意图后，拍板定调，同意了中央结论，至此，土家族得以确认为单一的少数民族。
　　50年代后的民族识别，除了民族族体的认定与归并，民族名称的改称也是重要工作之一。除了上述周恩来为壮、彝、瑶等族改称的故事，佤族、布朗族、鄂温克等族亦在民族识别调查中，逐渐予以改称。其中，佤族在50年代被称为佧佤族，后来由于民族反应意见，民族工作者调查发现，“佧”是傣族对他们的称呼，意为“傣族的奴隶”，含贬义，故予以改正。布朗族原名白朗族，属于翻译不准确，后来改正。鄂温克族早先名称有三，分别是：通古斯、索伦和雅库特。通古斯和雅库特是俄国人对其称呼，两者居于不同地区，故俄国人认为其为两个民族；索伦则是清朝时候满族人对其称呼，意思是“猎手”，索伦聚居的区域亦与通古斯和雅库特有别，三者对应的经济生活已不同。但是，三者皆自称为鄂温克，有着一致的民族认同。因此，50年代后，将鄂温克人族称统一。
　　造字与书史
　　50年代的民族识别大抵结束于1956年，在民族识别结束之后，民族调查继之而起。调查内容涵括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社会形态以及语言文字。其中，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引进的是苏联经验，于1956年成立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所长为包尔汉。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则由彭真领导。两者分别开展。
　　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重视，早在建国《共同纲领》中即已明述，但在当时，中国尚有许多少数民族只有语言而无文字，于是从1951年开始，中共提出要“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逐渐充实文字”，并将该提议逐渐纳入政纲，于1956年写入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在此背景下，1954年后，苏联教育科学院格·谢尔久琴科等教授陆续应邀来华，向中国学者传授苏联创制少数民族文字等经验，一年后，北京召开了首届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研究创制文字事宜。后来参与民族语言调查的马学良曾经回忆，1955年，胡乔木受毛泽东委托，在中南海召见一干民族语言专家，询问民族语文人才储备情况。在听过马学良等人汇报后，胡乔木示意，除部分教师留校外，高年级学生和应届毕业生都可以参加调查。
　　由此，1956年2月，中央民族学院举办了400多人的语言调查训练班，抽调民族学院应届毕业生和全国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少数民族干部参与培训，并于3个月后，将参训师生依专业方向分成了7个调查队，奔赴各地进行调查。
　　此番调查，共研究了42个民族共50多种语言，帮助有语言无文字的壮族、布依族、黎族、侗族、苗族、彝族等11个少数民族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同时改进与改革了拉祜文、景颇文、蒙古文、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等多种文字。
　　与民族语言调查同时进行的还有彭真领导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1956年，彭真按照毛泽东指令，责成全国人大民委出面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要求对国内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形态和历史发展做深入考察，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做准备。
　　于是，在1956年当年，全国人大民委从中央派出了200多人参加调查同时，组织成立了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等8个调查组。1958年，调查组从8个增加到16个，新增了甘肃、青海、宁夏、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南、福建等8个调查组，翁独健、傅乐焕、林耀华、陈永龄、沈家驹、施联朱、王炳煜、王钜堡等学者分别担任组长，相关的参与人员增加至千人，其中仅中央民族学院即抽调了400多人，几乎整班整班向外输送，现已退休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邵献书即是当年以学生身份参加调查的人员之一。
　　当时的主要工作，一方面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为各少数民族划分社会形态。其时，整个国家已经濒临“大跃进”时期，在为社会改造而划分社会形态的思路下，“一步跨千年”、“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等口号开始出现，对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的划分争议纷纭。对此，中央民族大学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远高，以彝族为例，表示对其属于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学界曾吵嚷二十年，直到80年代，国家政治体制转轨后，风波始平。
　　另一方面的工作则是整理少数民族历史文献，响应毛泽东号召，帮助已确认的每个少数民族编写民族简史和简志。当时作为浙江与福建组组长的施联朱，主要任务有二，一个是调查畲族，一个是调查高山族，并根据调查所得与历史材料，撰写民族简史、简志。按照他的说法，当时并无民族史编写经验，大家的工作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调查工作至1964年大体告结，据不完全统计，此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前后共写出调查资料340多种，计2900多万字，整理档案和摘录文献100多种，计1500多万字，并为少数民族拍摄了纪录片，亦搜集了一批少数民族历史文物。作为调查结果，从1964年开始，陆续出版了每个民族一本的简史、简志。然而，简史、简志只写到共和国成立，建国后的事情由于不好处理，搁置未提。
　　其后，由于文革影响，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收尾工作被迫停止，直到文革之后，剩余的史料编写工作才渐告完毕。1980年，施联朱主编的《畲族简史》出版，尽管《畲族简史》仅8万字，但出版之前须经过畲族代表逐字审查，这让他至今忆起，犹难忘却。
止于56个民族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将大陆带入了一段新的政治史页，民族识别工作亦因此得以旧话重提。
　　为修复文革期间受损的民族关系，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特别提到了“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的重大意义。新形势下，如何处理民族关系，平衡好各少数民族在选举人民代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培养民族干部、招生、提干、参军，以及计划生育和经济支援等方面的权利，这中共新时期民族工作聚焦所在。
　　欲解决上述问题，那么首先要着手的便是将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遗留的问题处理好。因此，当时国家民委在争议较多的六省、自治区进行了重点调查，分别召开了贵州、河北、湖南等省民族识别工作座谈会，并于1979年11月3日，向四川、西藏、贵州、广东等省、自治区发去了《关于抓紧进行民族识别工作的通知》，要求对尚待识别的少数民族进行识别调查。
　　根据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此时期，全国要求恢复、更改民族成分的人口达500万之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再进行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调查，影响过巨，将打破现有民族格局，故当时的工作方针倾向于对民族成分进行更改。认同已有民族成为了此一时期民族识别工作的题中之义。
　　因此，除了1979年，50年代调查过的基诺族被新确认为单一少数民族外，从1978年至1990年十余年间，未再新立民族。但涉及到数百万人族属的归并工作，却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其中，贵州省自1982年以来重新开展民族识别调查，对50年代遗留下来的“穿青人”等23个待识别少数民族，进行了归并整合；湘西南的“哇乡人”、“本地人”、“梧州瑶人”等被归为汉族；广西将10万待识别民族人口分别归并至壮、瑶、苗、彝等10个少数民族；云南的“苦聪人”划入拉祜族，“摩梭人”划入纳西族；新疆地区的“图瓦人”则仍被认为是蒙古族的一支。
　　民族归并保持了现有民族的格局，避免了因新立民族而产生的民族政治冲突，但这一举措不意中，却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问题还是出在土家族身上。进入80年代，民族成份更改工作开始后，许多原先被划为汉族、苗族的人口都纷纷改为土家族，其中规模最大的便是鄂西140万人口归并至土家族之举。由是，土家族人口从1957年的50余万，一路飙升，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其已经拥有802万人口，人口总数列于壮、满、回、苗、维之后，居全国第六。
　　人口的膨胀，一方面带来了民族认同的离散。80年代，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白振声正带领学生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实习。其时，湘西土家族干部在同白正声谈起鄂西变化时，神色间颇不以为然，认为鄂西土家族并非真正土家族，归并之举只是政府行为。
　　另一方面，人口的增多亦提升了土家族的政治地位。除了民族代表的增加，行政区划地位也向上晋级。最早湘西地区为苗族自治州，而后土家族人口数量压过苗族，更改名称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在80年代，土家族人口急剧膨胀后，土家族又不满足于自治州待遇了，曾一度希望能够将湘、鄂、黔、渝地区土家族串起，成了自治区。
　　这样的变化是中央始料未及的。本来希望不打破现有民族状况的民族归并工作，若出现省一级行政区划的变更，那么影响则更大。其时，国际形势动荡，80年代末期的东欧剧变以及苏联解体，使余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噤若寒蝉，民族政治问题成为了烫手的山芋，任何一点影响都被视作可能爆发更大的危机。鉴于此，尽管西藏僜人等民族犹待识别，但中央有关领导人为了国家与社会的稳定，还是下决心，将民族识别工作彻底叫停。
　　于是，1989年11月，国家民委、公安部发出了《关于暂停更改民族成分工作的通知》。1990年5月，国家民委、国务院第四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又联合发出了《关于中国公民确定民族成分的规定》，其后，根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国正式确认包含56个民族，其中55个为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总人口为9120多万人，占全国总人口8.04％。
　　而对于存有争议的未定民族，包括族属未定的“待识别民族”和族属虽定但本族不认可的“已识别待定民族”，则就此失去了被官方确认为单一民族的机会。熟悉当时国家民委的学者向《凤凰周刊》记者转述当年事体，表示当时政府态度是，民族学术可以继续研究，但政策上事关稳定，保持56个民族编制，将不再允许突破。
　　总结与遗思
　　62年前开始，延宕逾40年的民族识别，时至今日已成为明日黄花，在大陆鲜少人知。而在“56个民族56支花”的歌声中，当年参加这一工作的专家学者大多也已先后离世，健在者不多，能言者更稀。此情此景，让施联朱心下颇为感伤。
　　在他看来，新中国肇始之时，民族识别工作对国家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国家也的确倾尽全力投入此项工作，但是如此重要的工作，居然在1990年戛然而止后，居然没有总结工作。
　　当然，并非无人总结。1993年，施联朱本人曾撰写了一本名为《中国的民族识别》的专著，在国家民委的资助下于1995年出版了，并获得国家民委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时至今日，这本书犹是论述民族识别方面的权威著作。
　　201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Thomas S.Mullaney亦出版了名为《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的专著，以林耀华领衔的西南民族识别为切口，对大陆50年代中国民族识别工作进行探讨。在这本书中，Thomas S.Mullaney曾评价道：“1995年，中国第一份（而且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份）民族分类的分析专著由施联朱发表。关于这个课题的一些最为基本的问题在这份报告中首次给出了结论性的回答。”同时，作者在走访了1954年参加云南省民族识别的五位成员施联朱、徐宁、周跃文、严汝娴、王晓义后，竟无不感慨：“他们惊异于竟然找到一位外国研究者对在中国几乎被遗忘的课题感兴趣。”被遗忘的课题，值得深思。
　　除此之外，费孝通、林耀华等人也曾先后撰文，以亲身经历总结中国民族识别工作。费、林二人在肯定民族识别成绩的同时，亦同样指出了民族识别工作犹有许多遗留问题，需要继续解决。
　　如林耀华在《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一文中曾提到，中国尚有极少数族称单位，还有待进行识别工作，如西藏南部的僜人、西双版纳南部的克木人等。施联朱则在《中国的民族识别》一书中，将待确认族属范围扩大至海南省苗族、海南省临高人、新疆图瓦人、西藏夏尔巴人、疍民等多个族属，此外，川陇交界地带的白马人以及台湾高山族等未识别民族亦被认为是待解决的问题。
　　而到目前为止，据统计，中国尚有70多万待识别民族人口，其中约有绝大部分分布在贵州地区，如人口约67万的穿青人和革兜人等，虽然被划入汉族等民族，但成为单一民族的意愿强烈，对民族归并结果并不满意。在1990年停止民族识别后，这些民族的归属问题，在贵州省内则被视作敏感问题对待。
　　此外，错划民族亦仍需纠正。如云南普米族，在学者看来，实际上属于藏族，且同一族体，在四川部分即被划为藏族，这就造成了一族两分的情况。情况相同的还有壮族和布依族。两族语言相同，历史文化亦出入不大，但在贵州皆为布依族，在广西便成壮族，一个民族因省际行政分野而造成割裂。另外，彝族、傈僳族、哈尼族、拉祜族等族，从历史上考证，应为一个民族，但在民族识别过程中，却被划为了7、8个民族。
　　一些曾被成功识别的民族，亦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不少遗留问题。如浙江景宁畲族由福建省武平县迁来，然而景宁被划为畲族自治县，武平却没有认定为畲族聚居区。诸如此类的问题，由于民族识别工作的停止，一直没有解决。
　　如今，施联朱等人已年过耄耋，对上述问题的鼓呼早已没了气力。回首前尘，往事如隔春秋。“那时候，我们年轻，做民族工作，对少数民族有着饱满的感情，这种感情甚至贯穿了我们一生。不像如今，民族之间，愈发没有了感情，在民族问题上，国家也不如以前‘气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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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腕上三寸处，浮着一圈浅浅的勒痕。穿青人故老相传，这是当年被汉人掳骗捆绑，强迫迁徙所致。对此，李从国深信不疑。

　　李从国当过官，如今经商下海，浮游无阻，却为身份所苦。在他的身份证上，民族一栏标记为苗族，但他却总要向人摆手解释：“我不是苗族，我是穿青人，穿青人第一个博士。”

　　大多数时候，对方会进一步追问：“穿青人是什么？”在以前，李从国会毫不犹豫地撸起袖子，向人展示臂上勒痕，如今，身体发福，勒痕不再明显，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力越来越弱。

　　更多的人，则从来不知晓这个问题，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穿青人”的名字。在大陆官方民族统计中，穿青人被认作汉族。数十年共和国史上，穿青人对这一划定并不认同，但至如今，这个族群依然身份不明，而在民族学界，穿青人这个族群被称为“已识别待定民族”。

　　没有身份的民族，何以流落至此，追溯因果，要揭开60年前的尘封往事。

　　隐秘的民族识别

　　　　2006年，中央民族大学博士杨然撰写了博士论文《穿青人问题研究》。论文开篇引用第五次人口普查等资料，标明穿青人主要分布在贵州省西北部的毕节、安顺以及六盘水市等地，贵州省内穿青人人口约67万，占全省人口的1.7%，其中，织金和纳雍两县最多，分别为23万和22.5万，与其他民族处于大杂居小聚居的状况。

　　如今已年逾古稀的张成坤，就出生在黔西小县织金。幼年穿堂过屋的记忆中，堂屋中的五显神坛总是格外庄重，梳三把头的祖母告诉他，这是穿青人的神。稍大一点，他睹见镇上族人们时常与汉人打架，大家管敌对的汉人叫“穿兰的”。在穿青与穿兰的恩仇往复中，幼年的张成坤对身份有了最初的概念。

　　在穿青人看来，对自己族群的历史记载，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那时候贵州已经有了对“土人”的记载，而“土人”便是“穿青人”的前身，其源可追自古代“五溪蛮”。进入明清，汉族移民群体的到来，逐渐给了“土人”融合与被了解的机会，那时候，人们称穿青人为“里民子”、“仲家”等等。“穿青”的名号也见于明初，本是他称，有别于当时“穿兰的”汉族人，后来，随着青兰矛盾愈炽，逐渐成为本族自称。

　　族称由来，类似冠名，整个族群的历史，也散在汉人文献中，扑朔迷离，但数百年来与汉人群体的仇恨却真真切切。在张成坤的记忆中，青兰矛盾直到共和国成立后，才逐渐终结。1950年元月8日，共产党军队和平解放织金，两年后，土改开始，数百年的民族间问题让位于阶级斗争。

　　此时的大陆，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建政的共产党许诺民族平等，并决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故在土改户籍登记中，设立了民族统计一栏。正因此，贵州的土改所呈现出来的复杂民族状况，让中共执政者所注目。外来的统治者第一次知道了穿青人的名号，故在当年，贵州大方县的穿青人代表被请至北京参访。邀请民族代表访问北京，是共和国早年民族平等重要手段之一，以此来促进民族间了解。

　　1950年国庆，正是一名湖南永顺的土家族女青年，在以苗族身份参访北京过程中，对民族身份提出了质疑，拉开了大陆民族识别工作的大幕。

　　1953年，大陆开始第一次人口普查，于此同时，民族识别工作陆续展开。对贵州穿青人的识别工作，开始于1955年。其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派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社会学家费孝通领衔调查，随行的有中央民族学院两教授：语言学家王静如和人类学家宋蜀华。

　　费孝通一行人于当年3月下旬抵达贵州，随即同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民族学院和有民族识别任务的地区和县的民族事务委员会合力组成工作队，开始对穿青人、龙家人和蔡家人三个族群进行民族识别调查。

　　然而，据80年代成为织金县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人的王殿华回忆，费孝通领衔的第一次民族识别调查，对外的名义却是调查山区生产工作。当时，费孝通任队长、李仿尧、王静如任副队长、派遣至毕节地区进行民族调查的工作队，对内的称呼是“贵州省民族识别工作队”，对外却叫做“贵州省山区生产改造工作队”。以此下之，毕节地区派至织金县的工作组对内叫“民族识别工作组”，对外叫“山区生产访问组”，同样的工作组，派至纳雍县的叫做“山区生产调查组”、派至大定县的叫“山区生产改造工作队”，实质相同，名称却各有机巧。

　　从3月25日在贵阳开会，到8月4日返回贵阳，民族调查工作总共持续了53天，其间，走访了以那架、八步、桂果、牛场、猫场、马场乡以及清镇县沙鹅乡等地，主要内容为调查家谱、参研县志——包括《平远州志》、《安顺府志》、《大定府志》在内的地方史志——，以及对穿青老人开展访谈、研究穿青方言“老辈子话”等。

　　当时，费孝通曾经亲临穿青聚居重镇织金考察，时任织金县民委副主任的彭旭初等人曾全程陪同考察，但在考察过程中，彭旭初并不了解考查内容是民族识别。直到考察结束后的8月24日，民族识别工作队在贵阳召开了工作总结会，那一天，彭旭初才第一次得知调查内容涉及对穿青人民族成份的考察。

　　一份由费孝通等人内部撰写、名为《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份调查报告》的文件，在当日工作总结会上被宣布，其中对穿青人民族成份的结论是：“穿青是汉人，而不是少数民族。”

　　这份报告引起了当时在场的穿青人的强烈不满，彭旭初等人向组织表达了反对意见。对于彭旭初等人的意见，当时贵州省民委向彭旭初表示，该报告只是学术报告。与此同时，贵州省民委找到当时民委系统内的穿青人代表，示意他们，该报告并非最后结论，不要公开，也不要广泛传达，汇报仅止于县委政府领导即可，穿青人的民族成份，最重要依靠穿青人的自决。

　　事实的发展却并非如此。费孝通等人返京后不久，该报告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下发至省一级，形成政策。然而，彭旭初等人却并不知晓，直到80年代初，第二次民族识别潮起，毕节地区民委主任等人与参与民族识别的穿青人才第一次听说这份被秘密封存了近30年的报告。

　　近30年中，穿青人虽然还是保留着少数民族的待遇，但是待遇日渐弱化，从土改时期，享受少数民族特殊照顾，到80年代初，只剩下考学加分照顾，在族称方面，原先使用更多的自称“青族”，也逐渐变化为“穿青人”，称人不称族，渐成省内传统。

　　当初反对费孝通等人调查结论的彭旭初等人，因坚持穿青人民族成份为独立少数民族，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当时理由是，彭旭初等人“想把穿青人列为少数民族，成立自治县，想当县长。”

　　自己识别自己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第一次民族识别近30年之后，已经成为织金县宣传部长的张成坤忽然感到，春天来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邓小平在论述“我国民族关系的新阶段”时，提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至此，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民族工作思路彻底扭转，诸多因历史原因识别不充分或未识别民族开始要求重新进行民族识别。

　　于是，当年11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下发了（1979）民政字第166号文件《关于抓紧进行民族识别工作的通知》，该文件要求全国开展民族识别工作。转年12月，经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贵州省民族识别调查工作开始。

　　当时，由于开展民族识别调查工作量大，人手不足，时任贵州省省委副书记苗春亭给出意见：“要加快民族识别的速度，靠国家民委派人来不现实。同样，各地靠省民委派人解决也是不现实的。有民族识别工作任务的地、州、市、县要组织力量，自己识别自己。这样做，有别人不能代替的两个优点：一是联系实际，二是联系群众。”这样一来，贵州省便定下了“自己识别自己”的方针，要求各个待识别民族所在地政府，成立民族识别办公室，先抽本族有文化的人员，参与调研、收集资料。另外，按照苗春亭的指示，本次民族识别工作的重点，要求不过多纠缠在族源问题上，要把“民族意愿”作为客观存在去调查研究，当作一件“极重要的事情”。

　　王家发当时是纳雍县某中学的副校长，在全省民族识别调查工作开展后，他被纳雍县民委抽调进新组建的民族识别办公室，与他同时进入该县办公室的还有黄礼明与郭桂森，黄礼明是政府工作人员，郭桂森则来自乡镇企业，办公室的主任是时任纳雍县民委主任的郭振勇。纳雍王家发三人之外，穿青人聚集较多的织金，有张成坤、李发春等人参与，大方县的代表则是刘发达、张瑞林等人。

　　整个地县民族识别组织工作最迟至1982年已基本完成，各县的民族识别工作组，依族别不同合并至一起，依地区而分别驻扎下来了。如，穿青组在织金，里民组在安顺，龙家组在大方等，各组分别开展工作。当时，穿青识别组的组长是张成坤、副组长是王家发。

　　据王家发回忆，当时主要的工作室走访各地、收集材料。1982年，时任省民委民族识别办公室主任的龙明耀，带领穿青等数个工作组赴湖北、江西等地考察，对照家谱，同时组织湖北、江西等地学者专家座谈。张发坤曾与王家发同赴江西，那时井冈山已经飘起大雪，两人在招待所中，翻着材料，竟不觉困倦。

　　赴江西时，张发坤等人带了穿青八大姓家谱，前去对照。然而，在江西五地九县走访后，他们发现，从家谱来看，竟然无一个姓氏能够对得上号联得上宗，甚至连祖籍地址亦有时代出入。

　　此外，他们查阅了上述五地九县逾20部地方史志，仍为发现有江西移民填贵州的记载，同时，在语言与民俗信仰方面，江西方言大异穿青土话，而江西地方普遍崇奉的许真君，亦同穿青人信仰的五显神不同，甚至于江西大多地方将五显神是为淫邪之神。

　　在江西调查后，穿青识别组在此前各组分别工作的基础上，撰写了初步的穿青人自我识别材料讨论稿。1983年3月，该讨论稿在毕节地区西片区第二次民族识别工作汇报会上公开汇报。有此基础后，省民委民族识别办公室决定将各组集中至安顺，进一步补充调查，并筹备学术讨论会。

　　于是，1983年4月，各组人马集中至安顺红杉宾馆，开始了近一年的合并办公。

　　在这一年中，人员更迭，黄礼明、郭桂森等人先后离开，王兴贵、郭太华等人补充进入穿青识别组。值得一提的是，王兴贵并非穿青人而是布依族，当时他作为政府办公室主任，在民族调查中发现穿青人某些特征跟布依族很像，曾经建议穿青人认同至布依族，但被穿青组其他同事拒绝。寻求成为单一民族，是当时穿青人的企望。

　　安顺集中之后，查资料与走访继续进行。鉴于，50年代第一次民族识别有“重家谱、轻史志”的毛病，此番整理资料，穿青组工作人员，决定大量参研史志，寻找族源。对此，张发坤回忆，当时穿青组先后查证了省内省外约二十余种州志、地方史志，在版本鉴别上，也下了苦功。如《平远州志》，有三个版本，分乾隆本、道光本和光绪本，当时对比三个版本，分别作了详细研究；《大定府志》形成于清朝、《大定县志》成书于民国，两相比照，也颇有所得。史志之外，穿青组工作人员亦开始了对家谱的研究。龙明耀继续带领人员赴湖北、湖南、云南等地调查。在赴云南大理调查过程中，王家发和郭太华发现，家谱中祖先曾在金昌道（现云南大理鹤庆）为官的记载，也全部为附会。

　　后来，穿青组一干人等梳理穿青人家谱成书时间，发现最早的家谱现于乾隆年间。张成坤等人在遍寻史书后发现，乾隆时期，一改前时政策，开始禁止少数民族参加科举考试，于是，穿青人为获得考籍，便开始纷纷编纂家谱，将身份附会为江西移民。众人又横向对比了黔东南布依族家谱，发现大多也是江西籍贯，而贵州苗族有家谱的不多，但流源传说依旧附会到江西移民。他们由此断定，贵州少数民族家谱大多经过刻意篡改，不足取信。

　　这样的结论显然同第一次民族识别费孝通等做出的结论背道而驰。不仅如此，在经过多地考察后，穿青组人等还做出了三个结论：

　　1、穿青人信仰五显神，供奉五显坛，而五显坛在贵州最早的记载在黔东南，所以，穿青人的五显神信仰应该是从黔东南传来的。

　　2、穿青人从江西迁来一说，站不住脚，如是在明初因调北征南，从江西迁来的，那么这与明万历年间贵州巡抚把穿青列为苗蛮的史实矛盾。按照穿青组考察，明代以前，有土人居住在湘黔交界的五溪地区，但湘西南和黔西北的土人汉化都比较早，穿青人应该是汉化较早的土人。

　　3、穿青人的语言，称为“老辈子话”或“老板腔”，其和黔东南的方言，从发音、声调上是完全相同的。而在黔西，却没有哪一个民族操这种口音。故而，穿青人也不是黔西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分支。

　　接连做出的结论已经超出了第一次民族识别报告的框架，穿青组在识别过程中也产生了分歧，穿青人应该是算作贵州土著少数民族，还是从江西迁来的汉族移民呢？时任织金县民委主任的王殿华，联络了了各方意见，各方最终还是决定根据本次调查实际，认定穿青人是单一的少数民族。
未竟的民族识别

　　就在这份准备将穿青人认定为单一少数民族的报告撰写过程中，第一次贵州民族识别的领衔者费孝通专程来到贵州，准备听取第二次贵州民族识别工作情况。穿青组工作人员被要求，将目前的识别调查情况，整理成材料，向费孝通汇报。

　　汇报材料的执笔工作落到了张成坤头上。1983年6月，他匆忙停下手头的工作，开始撰写准备向费孝通汇报的《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份问题的识别调查汇报材料》。6月29日，该汇报材料经穿青组工作人员王兴贵、赵林、张瑞林、陈学祥等人讨论并略加修改后，于7月1日定稿并复写了5份。后来，这份报告成为了穿青组撰写重新调查报告的基础。

　　7月8日，张成坤特地从安顺赶到贵阳，在贵阳省政协新楼会议室，执此材料向费孝通和省委统战部、省民委领导作了汇报。报告根据一年多来所做工作，指出穿青人应为单一少数民族。

　　听取了汇报后，隔日，费孝通作了《关于民族识别问题的报告》。据张成坤回忆，费孝通讲话的主旨是劝喻大家，历史上虽然是少数民族，但是现在不要再争了。“他以自己作比，说自己也搞不清是什么民族，可能是历史上打倭寇的俍兵后裔。俍兵浑身有毛，而费孝通说自己胸口也生有毛发。”张成坤说道，“但费孝通说，他现在也不要求少数民族待遇了，故而劝我们也放弃要求。”

　　费孝通的言论，让当时听汇报的穿青人格外不满。不久之后，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施联朱因撰写《中国的民族识别》一书，赴贵州调研，遇到穿青人抗议费孝通，他回忆道，当时穿青人对费孝通强烈不满，甚至提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1983年7月13日，费孝通携带了2份再次修改的《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份问题的识别调查汇报材料》返京。近半年之后的1984年1月，贵州省民族识别办公室决定穿青组由织金、纳雍两县人员，定人分工撰写出《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份重新调查报告》。当年9月，针对该报告，民委在贵阳组织了学术讨论会，会后，两县穿青组工作人员继续修改后，准备由省民委上报国家民委。

　　1985年3月，时任贵州省民委主任熊天贵和民研所所长、民族识别办公室副主任龙明耀等一行人前往北京，带着8公斤重的民族识别材料，赴国家民委汇报。然而，据后来开会回来的人透露，汇报过程并不顺利，尤其是提到穿青人问题，屡次被阻止发言。

　　事情就此急转直下。熊天贵等人在国家民委汇报后，国家民委出面要求停止继续识别，认定“穿青人是汉人，不是少数民族”。当时，国家民委给出的理由是：我们国家的民族问题，在50年代，已基本解决。更改民族成分的工作，已基本完成。

　　于是，熊天贵从北京返回后，便亲自找到穿青人代表，织金张成坤、纳雍王家发与大方刘发达等人，传达国家民委精神，同时劝慰三人，把民族识别工作停止下来。随后，时任国家民委副主任黄光学等人来到贵州，传达国家民委精神。此时，国家民委对穿青人问题的报告亦已下发至贵州，报告的结论，重复了50年代的结论，认定“穿青人是汉人，不是单一少数民族”。

　　三年来的工作一朝被推翻，穿青人内部意见忽起。农村穿青聚居区，开始自发组织游行，亦有穿青人群体，准备串联去北京上访，一时间，社会稳定因民族问题而生波澜。

　　更火上浇油的是，1986年2月1日，公安部、国家民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居民身份证使用民族文字和民族成份填写问题的通知》，其中规定，居民身份证民族项，应按照国家认定的民族名称填写全称。其中，特别说明，对已定汉族（如穿青人）而本人有意见，仍应填写为“汉族”。这样的规定，激起了贵州当地穿青人更强烈的不满。

　　鉴于此，1986年4月24日，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针对贵州省内待识别民族召开了一次省委常委办公会议，专门听取贵州省民委汇报工作。此次会后，形成了《中共贵州省委常委办公会议纪要》（1986）29号文件，其中明确决定，在穿青、蔡家等8个集团的民族成份问题“没有明确解决之前，先维持现状，即：凡己经按少数民族对待的仍按少数民族对待，填写民族成份时原来怎么填写仍然怎么填写。”与此同时，贵州省决定对上述公安部和国家民委下发的通知不传达、不下发。

　　转年5月，贵州省内为落实贵州省86年作出的决定，在当年开展的第一代居民身份证发放过程中，由贵州省公安厅和贵州省民委下发《关于填写居民身份证民族成份等问题的几项规定》，其中特别强调“对国家尚未正式认定为少数民族，解放后一直未填报为汉族的，其民族成份过去怎么填写，现在仍怎么填写。如‘穿青’应填写为‘穿青人’。”在处理民族识别问题上，贵州省踏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然而，民族识别至此已经落幕。1986年5月1日，国家民委党组向习仲勋并中央书记处报告，“我国民族识别的任务在五十年代己基本完成，更改民族成份的问题，现已基本解决。”其中，针对待定民族识别问题，亦提出了处理原则，如“对于相互近似的民族集团，……尽可能地相互合为一体，认定为同一民族。”至此，穿青人寻求单一的少数民族的努力，宣告失败，《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份重新调查报告》等资料，仅作为史料存档，被束之高阁。

　　认同的歧路

　　结束了民族识别工作后，王家发没有回到学校，而是留在了政府部门工作，负责《纳雍县志》的撰写。县志甫成，他便退休告老，而当年与他一同参与民族识别的张成坤、王殿华等，也纷纷退休回家，轰轰烈烈一时的穿青人民族识别渐归沉寂。身份待定的民族依旧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徘徊。

　　这种暧昧的沉默于2003年被打破。当年5月，正值第二代身份证发放前夕，公安部提出穿青人民族成份应填写为“汉族”，并在一开始并没有在身份系统中添加穿青人的民族代码。这样的构想，在穿青人群体中引发了强烈的不满。民间穿青人群体又自发到省民委上访，认为公安部的做法涉及“强迫同化”，而穿青人代表通过织金县民委向贵州省民委亦表达了不满，更大型的上访亦在酝酿中。得知此事，贵州省民委迅速联合贵州省公安厅将问题反映至国家民委，并上达至国务院。

　　最终，事情依照86年惯例，依旧保持族称不变。于是，当年8月28日，公安部向贵州省发出公治（2003）118号文件《关于对贵州省革家人和穿青人居民身份证民族项目内容填写问题的批复》，其中说明“为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局，对你省革家人、穿青人按照‘凡已按照少数民族对待的仍按少数民族对待，填写民族成份时原来怎么填写仍怎么填写’的原则，在办理居民身份证时，采取一种过渡办法，可填写为‘革家人’、‘穿青人’。”

　　尽管如此，穿青人走出省外，依旧面临着身份尴尬。穿青人李发春的孩子，考至重庆某校上学，赴校报到后，学校却以56个民族中没有穿青人一族为由，不承认穿青人民族身份，要求孩子改变族称。李发春一家不愿改易，便拿出公安部通知与学校对簿公堂。这并非个案，据张成坤介绍，穿青孩子报考时，民族身份选择确是难题，有的填成汉族，从此便难以恢复。除此之外，在第二代身份证普及前，年轻的穿青人出外打工，需要办理临时身份证，也需要填报为汉族。年轻人的身份流失，以及近年来，公安部门人口统计中莫名消失的穿青人口数字，让穿青老人们倍感心焦。

　　2007年，另一件涉及到穿青人民族身份的大事，再次震动心焦的穿青老人，张成坤、王家发、王殿华等人再次出山，诸多穿青代表甚至连署签名，抗议不止。

　　事情缘起2007年10月9日，贵州省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局向各县市民族局下发了一份《关于做好我区未识别民族人口核查及未识别民族认同调查工作的通知》，要求以“穿青人”为首的3个未识别民族，如需认同其他某一民族，需尽快提报地区民族局，以便上报地委、行署。

　　该通知下达后，织金、纳雍、清镇、大方等地分别组织穿青代表召开了座谈会。其中，纳雍在10月17日召开座谈会，经讨论，倾向认同至土家族；织金于10月17日与24日，分别召开了两次座谈会，也统一了意见，从族源、习俗、语言方面考虑，希望认同至土家族；清镇也表示要认同土家族；唯大方决定认同彝族。

　　从过去历史来看，未识别民族如选择民族认同之路，一般热衷于选择本省或地区内没有的民族。这样的做法，从政治待遇的角度讲，是最优选择。

　　此时，穿青人对于成为单一少数民族已经不抱希望，更多的穿青代表，开始谋求走民族认同的道路。占到穿青人口近80%的织金、纳雍两县穿青代表，经考证研究，从四方面上认为穿青人与土家族类同：1、古代民族名称相同，自明代以来的贵州地方志书把穿青人和土家族都称为“土人”；2、清代以前服饰极为相似，均为滚花边的大袖青衣；3、宗教信仰相近，土家族祭五猖、穿青人祭五显，两者异名实一，且祭祀表演的傩戏极为相似；4、现实残存的语言痕迹相同，音韵变化皆以f变h，ian变ie，如把“房子”念作“黄子”、“盐巴”念作“叶巴”等等。

　　更值得一提的是，据王殿华回忆，《穿青人问题研究》的作者中央民族大学博士杨然来织金考察时，王殿华曾与其攀谈家谱，结果发现，来自重庆土家族的杨然的家谱，居然能够和织金以那架穿青人杨家的家谱连上亲支，穿青人与土家族的渊源，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织金与纳雍两县的意见上达至毕节地区，却被搁置不理，并没有再向上传达。与此同时，毕节行署派下了一个副专员赴织金、纳雍两县，引导众人统一意见、学习大方县，认同至彝族。按照张成坤、王家发、王殿华等人的说法，这是因为，毕节地区彝族人数最多，而当地主政领导亦多为彝族。对此，原织金县人大主任陈宏枢告诉《凤凰周刊》记者，毕节地委曾有某彝族副书记给其做工作，希望引导穿青人认同彝族，但没有做通。

　　穿青代表们对这个建议并不满意，他们认为穿青人是东边来的，彝族是西边来的，在水西地区，共同生活了几百年，相互不同，从来没有融合至一起，不应该归为一族。针对穿青人的意见，毕节地区专门组织了学者撰写相关材料，从历史角度考证，穿青人或属于“青彝”一支。据陈宏枢介绍，希望穿青人认同彝族，并非朝夕之思，早在第一次民族识别时，毕节地区即有官员主张穿青人应认同至彝族，只不过当时费孝通定为汉族成份，此事才作罢。

　　为了反抗毕节地区对于上报材料的“留中不发”以及在学术层面对穿青人民族归属的认定，穿青代表曾上访至省民委，但是省民委彝族的一黄姓副主任给出的答复与毕节地区如出一辙：穿青人内部意见不统一。对穿青人问题，《凤凰周刊》记者曾致电贵州省民委政法处，对方的回答是：该问题比较敏感。

　　上告无门，穿青人却并未罢休，由时任省人大某穿青籍官员出面，联络贵州省土家学会，专门开了一次民间座谈会。贵州省土家学会副会长陈国安后来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当时土家学会的态度是，欢迎穿青人认同土家族，但希望穿青人注意政策把握。陈国安在80年代曾跟随省民委领导考察过穿青人问题，在他看来，穿青人身份确实尴尬，本民族不认同汉族，周边少数民族不认同她，当地汉族也不认同她。而这一次民族认同，又牵扯到毕节地区彝族、回族和苗族的人口比例问题，故而政策性很强，困难也较大。

　　尽管困难如陈国安所言，但土家学会的正面反应，还是给了穿青人以动力。此后，各地穿青人又分别开会，研究认同至土家族问题。2008年3月28日，纳雍穿青人代表组成纳雍县穿青人民族认同组委会，并以组委会名义召开了一次民族认同会议，探讨认同土家族事宜。开会当日，王家发的父亲病重在乡里，王家发因会议重要，无力顾及。却没想到，开会邻近结束时，接到电话，乡下父亲刚刚去世。父死而不待，这位为民族身份奔波半生的老人饮下毕生之憾。

　　认同的歧路，道阻且长。身份悬疑下，穿青人的民族习俗也在汉化与城镇化中一点点消亡。目前，除黔西少数偏远地区还保留着穿青传统服饰、头饰与土音外，更多地方的穿青人已经与汉族看起来外表无异，然而内在的民族意愿，却犹如顽石般经时间砥砺，犹未丧失。

　　没有身份的民族该何去何从？2006年，杨然在他的博士论文《穿青人问题研究》的最后写道：“在穿青人中心地区，人们的普遍反映是‘穿青’这个名字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不能在自己身上改名称了，至于国家的照顾是无关紧要的。而且在今天这样一个价值多元化和信息十分发达的历史环境中，如何解决穿青等族群的问题，消除他们中间的消极和抵抗情绪，共建和谐社会，是应当正视的。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不是防堵，不是逃避，而是加强协商，积极疏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