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连生：“农业学大寨”运动发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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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学大寨，成了毛泽东的语录

1964年2月10日的《人民日报》几乎成了一份“大寨专刊”。报纸的头版头条是一篇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 样》，社论高度赞扬了大寨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先进事迹和宝贵经验。就是这份中国最具权威性的官方报纸首次就学习大寨精神发表社论，它的一些观点和理论见 解对以后全国范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民日报》的社论指出: 一个人穷、地穷的山村—山西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 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尽管自然条件多么不利，但是只要人们有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大志，充分发扬革命精神，并且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使 大地变样，使河山易色，创造出伟大的成绩。社论在总结大寨人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时指出:大寨人民的革命精神，固然是穷逼出来的，但是， 正如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所说，他们所以那样辛勤地和忘我地劳动，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做饭自己吃”，而是要为社会主义打基础，要让人们看看社会主 义有多么远大的前途，集体经济的力量有多么的大。大寨大队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虽然住在群山之中，但是并没有被太行山的山峰遮住视线，他们身在太行，眼看 全国。在大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和教育下，大寨的绝大多数人，尤其是那些在旧社会受尽剥削和压迫的贫农和下中农，心胸开阔，眼光远大。他们不仅看到自己的集 体，而且看到别的集体，看到我们整个的国家及她的光辉灿烂的前景。他们对于自己的集体，对于我们国家的未来，充满了无限信心。正是在这种远大理想和对未来 坚定不移的信心的鼓舞下，大寨人民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把穷山沟建设成了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当时全国的经济形势仍处在困难之中，国家的财政状况还十 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社论也就特别强调了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学习大寨人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 格。社论指出:大寨人民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从事山区建设的。他们在创业的初期，虽然自己也很困难，但是他们没有要求国家援助。他们时刻想到国家要兴办的 事情很多，想到有些兄弟队比他们更困难。他们懂得“路要自己走，家业要自己创”的道理。社论还采用了陈永贵关于自力更生十大好处中的一些说法，指出大寨的 事迹证明了:农村人民公社，采取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方针，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生产，战胜自然灾害，能够使千部和群众受到更好的锻炼，更加坚定停 心，夺取更大的胜利;能够充分显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优越性，长劳动人民的志气，灭阶级敌人的威风;能够使群众的生活越过越好，对国家的支援也越来越大。 总之，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对社员个人、厂对集体、对国家都很有利。《人民日报》的社论最后强调: 在我们国家的每一个地方，不论是山区还是平原，都有自己 的“大寨”。每一个地方，既要很好地学习大寨的经验，也要很好地总结推广自己的“大寨”的经验。在无数个“大寨”的光辉事迹鼓舞下，我国农村人民必将鼓起 更大的革命干劲，积极开展科学实验，推动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促进我国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现代化更快更好地向前发展。

大寨经验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陈永贵作为山西省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会上，他还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坐在了主席台前，有一次还以大会执行主席的身份主持了会 议。周恩来在大会上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报告多处讲到了大寨，第一次向全国发出了学大寨的号召。周恩来在报告中说:“山西省昔阳大寨公社 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 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几十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综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 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连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产 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从1952年到1963年的11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 1758000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7000斤。”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周恩来在报告中对大寨精神作了高度概括。他说: “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 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此前，中共山西省委、国家农业部和《人民日报》社论都 曾对大寨精神作过概括。自从周恩来作过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后，关于大寨精神，全国就都统一到这个报告的表述上来。在这个报告中，周恩来也实事求是地讲道，大 寨大队“并不是一切工作都尽善尽美，没有一点缺点的。但是，他们的成绩是突出的。他们的主要经验是值得学习的”。他强调，我们各级领导机关、事业单位和广 大干部都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的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将周恩来的这个报 告下发党内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从此，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农业学大寨”五个字也就成了毛泽东的语录。

“文化大革命”中，凡 是报纸上和书籍中引用毛泽东的原话，都要用黑体字，以示格外重视。“农业学大寨”五个字也被用黑体字突显出来，没有什么人怀疑毛泽东曾经说过这句话。但至今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准确说出毛泽东究竟在什么时候说过“农业学大寨”这句话。如前所述，毛泽东第一次赞扬大寨是在1964年3月底，但那只是边听汇报边谈 自己的想法，不可能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同年6月，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插话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要自力更生。”以后毛泽东又几次讲到‘， 农业要靠大寨精神”，但从没有说过“农业学大寨”。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四清”运动的指导性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 题》，即《二十三条》中有这样的话“全国所有社、队的生产建设，都要像大寨那样，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这个文件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由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草拟的，如果当时毛泽东已经讲了“农业学大寨”这句话，文件是应该写 进去的。同年11月，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的“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开幕，《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农业学大寨精神》。这篇社论也没有把“农业学 大寨”当作毛泽东的原话。1966年8月12日通过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中，也提到了学大寨的问题，公报说:“全会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近四年提 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关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这也不能说明“农业学大寨”是毛泽东的原话。后来许多 《农业学大寨展览》都用了毛泽东的“农业学大寨”五个亲笔字，但是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毛泽东究竟什么时候写过这五个字。

毛泽东宴请劳动模范

在三届人大 一次会议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令陈永贵终生难忘的事情。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1岁生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的小宴会厅里安排了三桌酒席，用他 自己的话说，是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他很重视那次宴请客人的生日酒会，就连哪些客人坐在哪个座位上，他都亲自列了单子，交给汪东兴等人去办。那天在 人民大会堂的大会刚刚开过，陈永贵像往常一样随着大家一起走出会场。忽然听到周恩来在背后喊他的名字:“永贵同志!”他回过头来的时候，周恩来也快步走了 上来。周恩来告诉他:“今天晚上不用到大灶吃饭了，跟我来吧!”周恩来没有告诉他去哪里，他也不便多问。随着周恩来七拐八折，就到了毛泽东休息的地方。这 时周恩来才对他讲:“今天是主席的生日，毛主席特意把你请来。”陈永贵一听是毛泽东请吃生日酒席，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下来。周恩来接下来介绍说，今天 应邀参加毛泽东诞辰宴会的还有大庆工人代表王进喜，著名科 学家钱学森和知识青年的代表邢燕子、董加耕等人。此时毛泽东已在屋子里等候他的客人。毛泽东对于陈永贵表现出了充分的热情。毛泽东边与他握手，边说:“永 贵好啊!”他对陈永贵说，“你是农业专家噢!”毛泽东是湖南人，终其一生仍乡音无改。陈永贵听不懂湖南话，再加上心情紧张，在没有听懂的情况下就稀里糊 涂地点头说“嗯”。毛泽东知道他没有听懂自己的话，便对他又重复了一次。周恩来也在一旁向他解释毛泽东的意思，陈永贵这才知道自己弄了个笑话出来，赶忙红 着脸纠正说:“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座席安排得很有特点。毛泽东将陈永贵、王进喜、钱学森、邢燕子、董加耕等人安排在自己的座位 旁，坐在这一桌的领导只有罗瑞卿和从广东来的陶铸及陶铸的夫人曾志等人，其余的，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都被安排在了别的桌子旁。宴会开始后，毛泽东 首先讲了儿句开场白。毛泽东说:“今天既不是祝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有来，他们没有资格。这里有工人、农民、科学家、解放军，不光是吃饭，还要谈话嘛!‘，毛泽东的开场白讲完后，举起酒杯提议为大家干杯，大家也起立为毛泽东的健康长寿干杯!毛泽东 不喜欢喝酒，杯里的葡萄酒也只是沾沾嘴唇便放下。但作为宴席的主人，他不断地劝陈永贵与工进喜等人吃菜。他见陈永贵有些拘谨，就说:“永贵，吃菜，吃菜 嘛!”陈永贵确实是在紧张拘谨中吃了那顿饭，以至于事后他竟说不出那天究竟吃了什么。多亏周恩来出来打圆场。他先是自己和陈永贵碰了一杯，又提议陈永贵、 王进喜、钱学森互相碰一杯，这才‘使气氛活跃了点。席间毛泽东还问起了陈永贵的年龄，陈据实回答说今年50岁。毛泽东一听这个岁数，又来了兴致。他风趣地 说:“噢，五十而知天命喽!搞出一个大寨来很好。”“五十而知天命”是孔子的一句话。这是毛泽东的语言风格，他说话时喜欢引经据典。问题是陈永贵不知这句 话的意思，当时也就更不可能知道它的出处，好在“君子不二过”，他不会重犯刚才的错误。这一次，他既没有点头，也没有“嗯”着附合，而只是不住嘴地笑。也 就是在这次宴会上，毛泽东还对陈永贵说起了贾进财。看来他对于大寨的故事已经知道了不少。他说: “贾进财举能让贤，才使你露出峥嵘.这种事历史上也有过， 但确实少。”说到这里，他又对另外的几位劳模讲:“你们有了成绩，不要翘尾巴，做一点不要翘尾巴，做两点不要翘，做出三点四点更不要翘，翘尾巴不好看，要 夹着尾巴做人。”这次在毛泽东的生日宴会上做客令陈永贵终生难忘，终生感激。

关于大寨红旗的冷静分析

在树立大寨红旗的过程中，无论是《人民日报》社论， 还是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报告，都曾明确指出大寨的工作并非尽善尽美，大寨人也经常讲自己工作中还有不少缺点与错误。但有一点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就是中 央领导和《人民日报》的文章都没有说明大寨工作中究竟有哪些不够完善的地方，而大寨人在谈起自己的不足时，最多也只是说自己在发展林业方面不如更先进的单 位等，而没有作出更深层次的总结。我们不应当苛求于前人，是历史遮住了人们的眼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没有能够在系统总结大寨先进经验的同时，也系 统地总结出它的缺点与不足。今天我们己经看得很清楚。大寨这个先进典型即使是用当时的标准来衡量，也不是没有严重缺陷的。大寨大队从1961年开始改变定 额包工管理办法，随后经过了几年的修订补充，逐渐演变成一套完整的“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的劳动管理和分配办法。他们认为，第一，定额包工劳动管 理是“卡君子不卡小人”的制度，“一年下来，老实人收入少，奸滑的人收入多”，“集体化， 是一家人了，为什么还你干多少活，我给多少分，这不跟过去当长工一 样?” 第二，实行劳动定额管理制度的结果，仍然是“贫的贫，富的富，悬殊越来越大”。大寨实行“自报公议工分”劳动管理制度，就是在全大队选定三个标兵工 分，男的一个，成年妇女一个，铁姑娘一个。然后由社员“自报工分，大家合评”，由一天一评改为五天、十天一评，又改为一个月、二个月一评，到1966年改 为三个月一评。实行这种劳动管理制度后，社员干活不考虑工分，干部也不考虑工 分，评分“主要不是评别的，主要是评思想”。这种办法后来被人称为是“大概工”，也有人说它是“神仙一把抓”。它的特点是“有差别，不悬殊”，也就是差别 不大。它忽视甚至鄙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把劳动者的政治思想，以及人际关系特别是同干部的关系等，都作为评议工分的依据。劳力弱、技术低、劳动贡献 少的社员可以因“政治思想好”而得到较高的工分;而劳力强、技术高、劳动贡献多的社员，则要遵循社员之间“工分不悬殊”的原则，不能得到应得的工分。有些 干技术活的社员，原来的劳动报酬高于农业上同等劳动力，也按照“与农业上同等劳力挂钩”的办法被拉平。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违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分 配办法。同时，它也明显违背了《农业六十条》的有关规定。

大寨从1963年战胜特大洪灾时起，就取消了农民的自留地。陈永贵早就说:“有的社员在集体地里养精神，在自留地里打冲锋。”认为自留地是“给集体 经济安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定时炸弹，有人用自留地跟集体经济唱对台戏，为‘单干’扫清道路”。随之，大寨又实现了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小队向大队的过渡。我 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因此，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一些具体的政策尝试，而且只要有利于解放生产力， 只要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只要有利于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党和政府1964年周恩来、朱德亲切接见陈永责不仅允许，而且应当给予鼓励。但是，对有 些关乎全局的政策变动，必须十分慎重； 有些已经经过实践检验属于正确而党中央又作出明确规定的政策，各级党组织都应当坚决执行。大寨党支部所变动的一些政 策，有的属于这一类。例如农民的自留地问题，就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几收几放，经过了多次正反两方面的实践检验，最后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作出了严肃规 定。实践证明，农民应当拥有一部分自留地，它并非如陈永贵所说，是“给集体经济安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定时炸弹”，而是农村集体经济的有益补充，是促进农业 经济发展，调剂、丰富农民家庭生活的必要措施，在一些集体经济搞得不好的地方，自留地甚至被农民称之为“保命地”。一个“自报公议工分”，一个取消自留地，一个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 算单位，这些做法都不符合党在当时的农业经济政策。但由于大寨人自力更生、战天斗地，在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在发展粮食生产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他们的一 些错误做法不仅没有得到纠正，而且也没有受到批评。其中有的做法，如“自报公议工分”，还受到了表扬。随着大寨先进事迹与经验的广泛传播，大寨大队的一些 错误做法也作为大寨“经验”传到了各地。起初，这些做法还只是作为大寨的“具体经验”被介绍传播，后来随着“左”倾错误的日益发展，大寨的这些错误做法被 提升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高度，并运用政治运动和行政手段强行在各地推行，对中国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造成了灾害性的影响。此是后话。

(责 任编样/亚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