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香港，一九六七》（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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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与跋】

《香港，一九六七》序言

余汝信

本书的缘起，出自一位资深出版家的提议。
香港本身，是一本难以读得懂的书。笔者旅居此间已近四分之一个世纪，未敢说读懂了其中百分之一二。笔者更深知对1967年香港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做一公正描述之不易，更遑论做出评价！十个香港人，或许就有十种认识，而这些认识往往又是相互对立抵牾，不可调和。正如有人称之为“反英抗暴”，有人称之为“六七暴动”，有人称之为“左派骚乱”，更有人称之为“港式文化大革命”，等等，不一而足。唯笔者乐意接受这一可能失败的任务，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毕竟是那一场“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多少对这一段历史有着一定的感性认识；另一方面，本着对历史学的偏爱，亦有意试图做一次基础性的史实重建工作，借此机会，以还原其本来面目，澄清或更正一些对此段历史的误传误读。
未可否认，香港和内地的不少学者，以往已曾对这段历史作过一定深度的探讨，亦有了不少成果。唯由于对史实缺乏认真的查证，内地学者通常会犯对这段历史描述部分失实的错误。
如上世纪末作为汕头大学人文科学基金项目成果之一的《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一书，称1967年8月港英政府“又查封了《文汇报》、《大公报》等3家报纸。中国方面也采取强硬的反措施，7月以间谍罪名软禁了路透社驻北京记者安东尼•格雷（Anthony Grey）。” 我们知道，1967年8月港英政府查封的是《香港夜报》、《田丰日报》和《新午报》三家外围左报。7月限制格雷行动自由，是对港英政府判处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薛平入狱两年等举动的报复性措施，并没有使用“间谍罪名”。而且，限制格雷自由一事在前，查封三报事件在后，前者如何能成为后者的“反措施”？
又如，2006年出版、作为世界知识出版社“百年中外关系系列丛书”之一的《百年中英关系》，重复了《20世纪的中英关系》的错误，称“中国方面则以间谍罪软禁了路透社驻京记者格雷”，“8月，港英当局采取进一步措施，查封了《文汇报》、《大公报》等3家报纸。”
再如，内地有出版物称，“8月20日后，斗争升级为中英两国间的外交斗争。中国外交部愤怒谴责港英当局，要求英国政府在72小时之内撤消对三家爱国报纸的停刊令，……8月23日，在外交部造反派的指挥下，北京红卫兵和干部群众一万多人，同时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并火烧了代办处，酿成了一起严重的外交事件。” 以上这段话，有三处史实错误:一、外交部当时提出的期限是48小时，不是72小时；二、发生火烧英代办处的时间为8月22日晚，不是23日；三、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行动与外交部造反派并无关系。
香港本地的出版物，则往往由于对内地的情况了解有限，或忽略了内地政策对香港左派的影响力，或描述内地情况时极大地偏离了史实。
如霍英东在其回忆录中称，“当时，主政中国军务的林彪，已经下令派出两个师的兵力进驻香港，当部队进入沙头角，准备进入香港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紧急要求撤兵。” 这是将当时中共最高层的关系与决策过程严重演义化了。切莫忘记，当时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还是毛泽东，林彪只是副主席。如此规模的军队调动尤其涉外军事行动，毛泽东是牢牢紧抓在手不放的，当时，绝不可能有未经毛允许林彪私调兵力进驻香港的事情发生。
即便是当时港澳工委的某些负责人，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也有不少并非实事求是的套话。如《香港六七暴动内情》的作者张家伟在访问前港澳工委常委、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梁上苑时，梁称，“中央的政策本来很明确，港澳工委也很清楚，但当年的林彪和四人帮的极左思潮却对香港工作常加干扰，他们也掌握了一些舆论阵地，例如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接管了《人民日报》。”又说，“林彪集团和港澳工委就此钻了反英抗暴的空子，结果便产生无人负责也不能追究责任的局面。” 笔者认为，目前并无林彪曾对香港工作加以“干扰”的任何证据。“四人帮”在当时则远未形成（“四人帮”形成应为在1973年中共“十大”以后），更无从“干扰”。而且，在文革初期，《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大多经过周恩来的审阅，如《人民日报》1967年6月3日的社论，就是经周恩来修改后批准发表的。文革中极左路线的形成，首要负责的应是毛泽东。这是全党性的错误，不能往林彪、“四人帮”头上一推了事。
有鉴于以上种种，1967年5至8月间香港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史实重建工作，看来是十分必要的。
本书将史实重建的原料，分为香港与内地两大部分。
香港部份，主要依靠的是香港中央图书馆收藏的中文报章缩微资料。这些报章，涉及到1967年这一时期的，有以下七种：《大公报》、《文汇报》、《明报》、《星岛日报》、《星岛晚报》、《华侨日报》和《工商日报》。《大公报》、《文汇报》是著名左报（当时的左报还有《新晚报》、《晶报》、《香港商报》，但今天已难寻踪影），对左派的活动有详尽的报道。《明报》1959年由查良镛和沈宝新创办，强调客观和中立，文革期间，刊登大量文革消息，并对内地政局时有中肯评论。其余四份报章，被视为右报，而且部分版面损毁严重，字迹多难以辨认。故而，本书大量引用了较为客观、中立的《明报》的报道和短评，涉及左派活动方面，引用的是《大公报》、《文汇报》的报道。少量引用了星岛报系及《华侨日报》的报道。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发现，《大公报》、《文汇报》在报道中通常是两报共用同一的新闻稿，本书引用了其中之一，即代表了两报的共同立场。同时，为公允起见，本书对于同一事件可能会引用左派报章和《明报》观点、角度不同的报道，以资读者鉴别。
内地部分，除新华社发布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社论及外交方面的动态性报道外，主要还有：已公开的部分档案材料；时任广东省军管会有关部门负责人所提供的“反英抗暴”有关问题的材料；原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港澳组负责人吴荻舟家属收藏的吴荻舟个人材料，等等。相信内中不少材料是第一次公开披露，对还原历史真相应有所禆益。
香港与内地两部分原料，对于史实重建来说同等重要。两者之间是密切不可分的，缺一不可。从分量来说，本书香港方面的材料会多一些，事件毕竟是发生在香港。内地材料相对较少，但尽量做到少而精，有时一份报告，则能说明很多问题。
由于时间和条件所限，未能扩展收集更多的原材料。唯笔者认为，目前所能展现的这一部分事件发生当时所形成的材料，已基本可以重组1967年5至8月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起因、过程与结局。
本书力图以史实本身去说话，不做主观描述，在展现材料时少加评论甚至不加评论，而将笔者个人对事件的整体评论放在最后的结语部分。材料本身是客观存在，而推导出来的结论可以因人而异，笔者的评论，仅为一家之言，欢迎识者批评指正。
感谢蓝真、萧滋、吴辉、马海甸、陈博文等前辈、友人以及天地图书公司对本书出版的支持。

2012年6月于香港




【书摘】


《香港，一九六七》

第三章 冲击 三、孟秋江之死

余汝信

1967年初，中共港澳工委常委、香港文汇报社社长孟秋江突然被召返京。孟秋江被急于召回北京的真正原因，至今还是讳莫如深的一个谜。据悉，孟秋江返京后被直接安排住进铁狮子胡同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1962年已去世的李克农旧宅中。一个多月后的1967年3月16日，性格刚烈、处事果断的孟秋江，“果断”地结束了自己五十七岁的生命。
（左图：孟秋江夫妇与李作鹏夫妇）孟秋江的夫人董世贤，辽宁绥中人。其妹董世珍（参加革命后改名董其采），是时任海军副司令员的李作鹏的夫人。姐妹情深，两家的关系也极好。据李作鹏的大儿子李冰天回忆孟秋江1967年初返京后的情形：
开始一段时间的周末，他们还有休息日。大姨父和大姨还来我家。我记得，他们一来就与我父母关门在书房中长谈许久。大姨父的脸色很不好，吃饭也很少。当时我父亲也是被批斗得焦头烂额。后来，大姨父被隔离在住处，只有大姨还来家中向父母谈谈情况。
1967年3月的一天，可能大姨打来电话，我突然听见母亲向父亲说：“老孟死了！”之后就听见父亲把自己关在书房中撕心裂肺地大哭。多年以后父亲回忆道：“当我知道消息后，不禁泪流满面。对这样的‘革命’形势，对这样的疯狂局面，我在心中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我们在家的孩子、秘书、警卫人员，都呆呆地围站在书房门口，谁也不敢进去。
几天后，我跟随母亲参加了大姨父的遗体告别。在冰冷的告别室中，大姨父安详地躺在灵床上。母亲搀扶着大姨走到灵床边。虽然有中山装领口和袖口的遮挡，但颈部和左手腕部包扎的纱布还是依稀可见。
遗体告别很简单。中调部来人很少。除亲属外，主要是母亲带去的海军的工作人员。有父亲的秘书温栋盛，有海司办公室副主任李凯，还有海政保卫部的干部。
今年5月，我到广东佛山看望老秘书温栋盛时，他回忆说：“你大姨父的后事是我和李凯办的，当时是你父亲亲自交办”。

十三年后，1980年4月28日，姗姗来迟的孟秋江追悼会，终于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邓颖超、胡耀邦、王任重、廖承志等送了花圈。孟秋江的生前友好等四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由新华社社长曾涛主持，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致悼词。悼词全文如下：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在这里深切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新闻战线和情报战线上的优秀战士、前港澳工委常委、统战部长、香港《文汇报》社长、我们的老战友孟秋江同志。
孟秋江同志是江苏常州市人，生于一九一○年，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一九四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新闻、情报和统战工作。历任《新华日报》记者，国际新闻社代社长，上海《文汇报》采访部主任，天津《进步日报》经理，天津《大公报》付社长，天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一九六一年调中央调查部，同年派往香港。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孟秋江同志受林彪、康生、“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含冤去世，时年五十七岁。
孟秋江同志家境贫寒，刻苦好学，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投身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不抵抗政策的斗争，在上海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一九三六年孟秋江同志开始从事进步的新闻工作，与范长江同志一起到宁夏、绥远等地为《大公报》报导战地新闻。为了宣传抗日，他不避艰险，活跃在抗日前线，写下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战地通讯，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名记者。
孟秋江同志是较早参加战地报导的进步记者。在斗争的实践中他接受了革命思想，逐渐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七•七”事变后，他毅然加入到革命的行列，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他积极拥护党的主张，勇敢、热情地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作为《大公报》记者到延安采访，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他写的通讯得到毛主席的好评。
抗战初期，孟秋江同志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抗日救亡和进步的新闻活动，在新闻战线上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一九三八年孟秋江同志在汉口参与发起组织“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主持“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的战地文化服务工作，团结了大批进步青年记者。自武汉撤退后，在周恩来同志亲自筹划、领导下，孟秋江同志与范长江等同志一起在桂林创办国际新闻社。为了保证报导工作，孟秋江同志满腔热情地主动承担了社内的日常工作。国际新闻社与《新华日报》相配合，报导了抗日战争的真相和我党全面抗战的路线，扩大了宣传面，在国内外和华侨中产生广泛影响。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封闭了国际新闻社。面对国民党的迫害，孟秋江同志勇敢沉着，领导社内的同志同国民党特务进行斗争，同桂系势力周旋，为安全转移重庆、桂林的文化界、新闻界进步人士到香港，做了大量的工作。孟秋江同志在斗争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组织决定改做地下情报工作后，孟秋江同志转战香港、上海，以银行董事长等公开身份为掩护，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和白色恐怖下，巧妙地利用敌人的矛盾，交结各方面人物，机智、勇敢、坚定地完成了党交付的任务，在联系输送干部、建立秘密据点、资助掩护同志等方面为党做出了贡献。
抗战胜利后，孟秋江同志重返新闻战线，在国民党统治区积极恢复国际新闻社的工作，他冒着危险联系、发展通讯员，建立通讯网，向上海、天津、江西、山东等地报刊和海外华侨报纸发稿，揭露蒋介石全面内战的阴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起了动员人民的作用，有力地配合了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
一九四七年孟秋江同志再次被迫撤到香港，他到香港后马上就投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革命斗争。在与中国民主同盟的统战工作中，孟秋江同志起了积极的作用，做出了显著成绩。
全国解放后,孟秋江同志继续从事新闻、统战和情报工作。他忠实地、全心全意地贯彻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党的情报工作路线，出色地完成了党赋予他的任务，为团结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党的新闻事业，情报事业的建设发展做出了贡献。
孟秋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是优秀的新闻战士和情报战士。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不顾安危，不计名利，以革命为第一需要，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一生。孟秋江同志对敌斗争机智、勇敢，立场坚定。待人宽厚、诚恳，善于团结同志和朋友。他襟怀坦白，追求真理，勤奋好学，是党的好干部。这样的好同志又正当年富力强，竟遭林彪、康生、“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致死，这是我党调查情报事业、新闻事业一个重大损失。我们悼念孟秋江同志就要学习他的高尚品德，化悲痛为力量，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努力奋斗。

悼词称孟秋江“遭林彪、康生、‘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致死”，是当时常用的套语，然而却非事实。孟秋江自杀之时，“四人帮”远还未形成，相信他的死也与从不插手军队之外具体事务的林彪毫无瓜葛。唯正如孟的好朋友冯英子所言：“十年大动乱中，被糊里糊涂夺去生命的朋友中，秋江之死是更加糊里糊涂的。他为什么要死？没有人知道，他怎么死的？也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死了十几年之后，依然很少人知道，像一个不容易猜破的谜，永远在朋友们的心上打上个问号。现在终于为秋江开追悼会了，秋江呀秋江，但愿你在天之灵，真正安息吧！”
【书摘】
《香港，一九六七》
第八章 结语:启示与反思
三、周恩来领导了“反英抗暴”全过程

5至8月间，周恩来有关“反英抗暴”斗争的主要活动及对“反英抗暴”的指导性意见如下：
1、5月12日，廖承志向周恩来提交了《关于香港爱国同胞反迫害斗争的初步意见》。周恩来代表中央随即批准了该报告，并于5月15日以国务院外办、外交部名义电告港澳工委、广东省军管会等遵照执行。
2、5月15日，由外交部罗贵波副部长面交英方的中国外交部声明，是周恩来批准的。
3、5月15日起连续三天三夜在英国代办处门前举行的由北京市革委会组织的百万人示威和5月18日十万人参加的北京市各界革命群众愤怒声讨英国当局迫害我香港同胞的暴行大会，是由外交部建议，周恩来批准进行的。 周恩来亲自参加了5月18日的大会。
4、5月下旬至6月上旬，周恩来在北京召集有港澳工委和四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明确指出“不能在香港打仗，这是群众斗争，政府不参与。”会议期间，周恩来指示由国务院外办、外交部和中央调查部等抽调干部组成港澳工作的新机构，并指定由罗贵波负责。
5、5月24日、27日，周恩来约国务院外办、外交部和港澳工委有关负责人谈香港问题。据《周恩来年谱》称，周“强调在香港问题上同港英当局的斗争要严格遵循中央规定的方针政策，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批评有关部门在香港问题上提出的过‘左’的口号和采取的极左做法。”
6、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决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的
社论，提出要香港左派“随时准备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这篇社论，是经周恩来修改后批准发表的。
7、6月6日，周恩来对香港“反迫害斗争”作了指示。周恩来称，“香
港的方案今天定了，配合国内的政治、群众工作。”“总的是一条原则，不搞总同盟罢工，不马上提出收回香港，一定要保留一手。群众运动的负责人要配合二、三线。香港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不能在这次斗争中把力量全部都暴露了。都暴露了不符合党的原则。”
8、6月7日（或8日），周恩来向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温玉成传达了毛泽东有关香港问题的四点指示：一、弄不好，把第七舰队弄来了；二、拿回香港，几百万人还要吃饭，我们目前没有这个力量和精力；三、国际口岸只剩一个，需要出口一些物资，进口一些物资；四、香港是国际情报城市，它搞我们，我们也搞它的。毛最后拍板：“现在不打。”
9、6月9日，周恩来等接见温玉成。在谈到香港问题时，周称：香港问
题，考虑到中近东的形势不会发展那么快，阿联已接受停火，要防止美国在香港搞一下。群众运动还是按计划进行。部队移动的问题暂时停一下。
10、6月24日，在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答谢宴会上，周恩来“强烈谴责
英帝国主义对我香港爱国同胞的残暴镇压”，对香港左派工人的“反帝抗暴大罢工”表示坚决的支持。
11、7月10日，周恩来在听取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汇报时谈及香港问题。周称，“香港不同于澳门，在香港动武不符合我们现在的方针。”“收回香港，只有苏修才挑，赫鲁晓夫提这个问题完全是为了挑拨，替美帝效劳。”“主席昨天讲了，还是不动武。”“现在香港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五十的居民上了街，只是搞定期罢工，你要是长期罢工，他就会找台湾人来接替。过去省港大罢工，可以使香港成为死港，现在情况不同了，时代不同了。”
12、8月19日，夜间，周恩来批准了中国外交部翌日向英方提交的48小时限时照会。
13、8月23日，凌晨，周恩来等接见北京外事口造反派，严厉批评了外事口文革包括火烧英国代办处等极左行为。
关于周恩来与“反英抗暴”的关系，冉隆勃、马继森2001年所编的《周恩来与香港“六七暴动”内幕》一书，已经做了开拓性的工作。该书收入了冉隆勃1996年以余长更的笔名发表在香港《九十年代》杂志上的文章——《周恩来遥控“反英抗暴”内幕》，这是境外媒体第一篇客观介绍北京处理此案经过的文章。该书还收入了田恬写于2001年7月的《香港“六七暴动”与文化大革命》，对余长更的文章作了较为充分的补充。这两篇文章，对后来的研究者启发良多。
田恬明确指出，“1967年香港斗争是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处理的，从5月到年底对香港斗争的各项主要措施是经过周恩来审批的。” 田恬举了七个例子，以证明“北京介入香港斗争，是周恩来领导了整个过程。”笔者以上举了十三个例子，内中引用田恬的有四项，其余部分，为这十年来新发现的一些材料。这些材料，更印证了田恬这一概括性的观点。
田恬称，“周恩来不仅通过他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同外交部西欧司港澳办公室 联系，并且在中南海西花厅多次接见外交部有关领导、港办工作人员和港澳工委的人员，直接了解情况，探讨对策，给予具体指示。在内部讨论中，周的态度同官方的对外表态显然是有距离的，周的态度有摇摆，整个案件处理过程有曲折。” 笔者赞同田恬的以上说法；需要补充的是，在内部讨论中，周的态度同他自己的对外表态也有距离。
例如，关于罢工问题，田恬称，“周恩来既了解中央对香港长期利用的方针，也了解香港的现状，而对港澳工委提出的罢工计划和乐观估计持怀疑态度。”田恬又称，“5月30日周恩来接见港办和工委代表，外长陈毅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廖承志 都在座。审查方案时，周摇头说：如果罢工的规模能够达到十万人到十五万人，那就很不错了。他不相信能够达到二、三十万人的规模。至于形成总罢工，使香港瘫痪，周认为更是不可能的。他指出：现在的情况同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已有很大不同。罢工者不能像当年那样回到内地，香港经济已经同国际经济结成一体，要使它瘫痪、停顿，是不可能的。谈话中，周忧心忡忡地几次提到，‘搞不好，要搞出一个提前收回香港。’” 周恩来以上讲话精神，与6月6日、7月10日内部讲话的精神是一致的，6月6日的讲话中，周恩来更明确称“不搞总同盟罢工”。但在6月24日卡翁达的答谢宴会上，周恩来却又称，“香港的工人阶级、青年学生、农民、漁民以及其他爱国同胞正在进一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结成浩浩荡荡的反帝抗暴大军。今天，他们开始了一场规模宏伟的反英抗暴大罢工，我们表示坚决的支持。”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内外差别？这是否体现了周恩来在文革特定环境下的一种无奈？值得深入探究。
关于“六三”社论，田恬称，“当周恩来看过王力对《人民日报》的讲话和《人民日报》根据这个讲话起草的六月三日社论后，他没有像陈毅说的那样讲话，相反，突然宣布会不开了。不但会没开，而且他把社论修改发表了。这个社论虽然口气比原稿有所缓和，但关键是还在给香港斗争鼓劲，而且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这是原稿中的话，未经改动。这无疑对香港斗争产生重要影响，造成了要收回香港的错觉，加强了对港英的斗争。”周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思想转变，田恬分析道，“前面提到，周曾经担心搞不好要搞出一个提前收回香港。当时别人还没有提出，他当然不是随便讲的，作为总理他必须估计到各种可能。接近毛泽东的中央文革的王力对《人民日报》讲话是否反映了毛的最新意图？他要不要跟上？是不是想当时就利用这个机会把香港拿回来算了？这联系到当时一些军事考虑和行动。”
根据笔者掌握的材料，中央最高层当时确有采取军事行动的考虑。“六三”社论已透露了一些蛛丝马迹。但“六三”社论发表没几天，毛泽东又明确表态“现在不打”，惟“六三”社论造成的影响，已难已收回。
关于限期照会问题，余长更称，“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在外交上发出的第二个具有‘最后通牒’性质的照会。……在外交上提出‘最后通牒’是一件大事情。英方如不取消禁令，释放被捕的记者，中共方面将怎样对付呢？中方没有向英方施加压力的有力手段，当时的底牌是：如果英方拒绝，中方将把英国驻华代办处负责新闻工作的二等秘书驱逐出境，如此而已。”“这是一场虚张声势的恫吓，一着不高明的棋子。周恩来没有考虑到还会有其他什么后果，就批准了这个照会。外交部于二十日将照会提交英驻华代办。”
余长更又称，火烧英国代办处之后，“周恩来二十二日深夜 紧急召见外交部、北京卫戍区、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代表，听取当天下午 发生的事件的汇报。周大发雷霆，批评红卫兵不负责任的行动，批评外交部人员没有尽到说服红卫兵的责任。他说，受过一点教育的人都懂得，外国使团的办公处是不可侵犯的，驻在国政府有保护外交人员人身安全的责任。他又责备外交部‘港办’，认为它不应该提出这样一个‘最后通牒’式的照会。他责备外交部直到香港当局要宣布对被捕记者的判决前夕，才匆匆忙忙把照会交给他审批，使他没有多余时间考虑。周说，那天晚上他实在太累了，没有仔细考虑就批准了那个照会，这是他的责任。他又问，新华社电讯如何报导这件事件。此事既不能肯定，又不能否定，最后他同意采取这样的说法：当48小时期满后，革命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唯据笔者所见到的周恩来8月23日凌晨接见外交部联络站等外事口造反派组织代表的讲话记录中，并没有上述这些话。但据《周恩来年谱》，周当天还与外办、外交部的负责人谈了话。 所以笔者对余长更所称周恩来“他又责备外交部‘港办’，认为它不应该提出这样一个‘最后通牒’式的照会。……周说，那天晚上他实在太累了，没有仔细考虑就批准了那个照会，这是他的责任。”这一整段话的真实性虽有所怀疑，但觉得还是应录以备考，以待日后的研究者能有更深入的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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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史实现身，以真相示人
——读余汝信新著《香港，一九六七》

印红标

1967年英国统治的香港发生猛烈的政治风暴，对香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事件由工潮升级为左派群众与港英当局的激烈政治对抗，乃至暴力冲突。事态的发展，以左派逐渐丧失社会同情，不得不实行退却和港英当局的得手而告终。事件的背景是伴随香港经济起飞而尖锐化的社会矛盾，战后国际反殖民主义浪潮的激荡，以及中国文化大革命极左政策的冲击。而最后一点是香港左派一改迂回政策，正面出击，最终招致重挫的主要原因。
1967年的香港政治风暴与1926年的省港罢工、1989年的民众声援和抗议活动，是20世纪震动整个香港社会的三次政治运动，均为内地政治所波及，与中共政策相纠葛。而后二者的政治敏感性更不待言。
香港和内地舆论对1967年风暴褒贬不一，从事件之中“反英抗暴”与“暴乱”的两极对立，到后来香港左派阵营的反思与右派的坚持，中共的高调支持到避而不谈，不一而足。评论自可见仁见智，但是历史事实却是不可更改的，并且是评论的基础。最近十来年，香港和内地一些学者开始探讨这段历史，且陆续披露了一些资料。余汝信先生的新著《香港：1967》（以下简称《香港》）是以历史资料见长，全面梳理历史事实的一部力作。
余汝信出生并受教育于广州，1980年之后迄今往来于内地与港澳之间，于文革历史有深入研究，尤其以史料研究的严谨与细致入微，在同仁中受到尊重。这样的学术背景，为其研究文革影响下的1967年香港风暴提供了扎实的根基。

一. 以史料见长，让史实说话

《香港》一书最重要的特点和贡献是以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重现历史过程。
由于40余年风雨的冲刷，1967年的历史事实不仅在内地，并且在香港也渐渐变得模糊。实际上，很多内幕在当年就鲜为人知，更有因政治忌讳或有意无意的编造，或因袭传闻的演义。因此，历史学者首要的任务是厘清事实的来龙去脉。
《香港》对于1967年历史的再现，一如作者在前言所说：“力图以史实本身去说话，不做主观描述，在展现材料时少加评论甚至不加评论，而将笔者个人对事件的整体评论放在最后的结余部分”（第10页）作者把更多的思考留给了读者。
按照这样的主旨，《香港》的核心部分以月为顺序进行记事，几乎是逐日引述历史资料。对于事态的公开进展，主要引述左派喉舌《大公报》和持相反立场的《明报》的报道，常常是交替呈现立场对立的《大公报》与《明报》的大段报道乃至全文。对于内地的发展，则引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文稿。分析与判断则交由读者自己进行，例如：对工潮引发骚动的叙述（第108-120页）。阅读此书，令人感觉如同置身当年，翻阅几家报纸，从对比之中找寻真相及背后推手。
同样，对于北京学生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样轰动国际外交界，而内地报道回避或者语焉不详的事件，则尽可能详尽地大段引述各方报道和回忆，包括：清华大学四一四派学生负责人的回忆、美国作家韩丁（William Hinton）对亲历者的访谈、《人民日报》刊发的新华社电讯、法新社、美联社、合众社的报道，还有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编印的《快报》报道、周恩来等领导人严厉批评外交部、北京外国语学院等学校造反派的讲话。相关材料即便不说是一网打尽，也是荟萃空前。
香港左派的行动通常是遵循中共中央的精神，甚至是直接的指令，这是公开的秘密。《香港》在尽量汇集既有资料的同时，披露了一些外界鲜闻的资料，并注明出处，从而为探究中共中央、广东省党政当局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及决策，为澄清种种传闻，提供了权威依据。
在资料方面，在外交部工作的冉隆勃、马继森曾经撰文著书谈周恩来与“香港六七暴动”，披露了一些内部信息。《香港》重视这些资料并引述了新的资料。例如：廖承志关于香港问题的给周恩来的信、吴荻舟的几篇回忆、还有新华社北京总社电告广东分社转香港分社（小新华社）关于报道的指示。
读者从《香港》的注释亦可以得知，早先署名“叶曙明”发表的网络文章《支援香港反英抗暴斗争 》，是当年中央及广东省党政领导对香港运动几则指示的汇编，是非同寻常的权威资料。
《香港》对于香港和内地各派人物，尤其是左派及中共党政人物的履历、任职的了解甚为详尽，并见诸注释，令读者一目了然。另外著者对于当年涉港机构、其成员及演变，也了然于胸，从而令此书的讲述具有独到的资料价值。

二. 尊重事实，不为尊者讳

讲到1967年香港风暴，不可不涉及中央的决策，不可回避周恩来的作用。《香港》根据历史资料赞同这样的判断：周恩来领导了“反英抗暴”的全过程。
内地的著述对于1967年香港风潮很少提及，通常是将失败的责任归结为受“四人帮”极左思潮的影响。也有香港人士的回忆文章称，香港的极左作法，是受到听命于江青、中央文革小组的外交部造反派的影响，与周恩来没有关系。
然而，《香港》引述的多方面资料说明，周恩来始终是香港“反应抗暴”斗争的主要领导者，中央的主要决策是经周恩来主持制定，或者批准的，包括：批准廖承志5月12日提出的“香港爱国同胞反迫害斗争的初步意见”，为应对香港事态在北京组成港澳工作新机构，多次强调在斗争中要掌握的政策界限，修改和批准人民日报6月3日社论，8月19日批准外交部外交部次日向英国提交48小时限时照会，以及严厉批评北京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等，而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不是香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插足亦很少见。
种种迹象表明，当时中央并无马上收回香港的打算，其目标仅是依靠民众的力量，压迫港英当局退让，在香港扩展中国政府和左派的影响力，复制1966年澳门左派“12•3”运动。但是，英国不是葡萄牙，港英政府强势弹压，香港左派则受全球范围左翼运动高涨，尤其是文革极左思潮的激励，不知适可而止，而是针锋相对，直至暴力对抗。这是总体谋划的失误，而非讲究政策之类局部问题。
可以看出，周恩来在领导香港的反应抗暴斗争中，十分注重政策和策略，在内部讲话中多次强调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不能照搬国内文化大革命的一套办法，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左倾潮流中又表现动摇，常常处于被动应对状态，没有根本扭转运动的总方向，致使香港左派的行动走向极端。例如：周恩来审阅《人民日报》6月3日社论清样，察觉原定标题“行动起来，粉碎港英的反动统治”不妥，马上与陈伯达交涉修改。题目改为《坚决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但是内容修改很不到位，社论中的一些话，诸如号召“随时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仍然给人以中央可能尽快收回香港的印象。实际上，中央高层确有采取军事行动的考虑，六三社论发表没几天，毛泽东发话：“现在不打”，但社论的影响已经难于收回。
又如，周恩来指示不搞总同盟罢工，但是批准定期罢工，并要求斗争能够长期地、破浪式地前进，准备斗到年底，或年初取得胜利。后来香港左派还是发动了20个工会的“联合大罢工，周恩来也表态支持“反帝抗暴大罢工”。
外交部对英国发出48小时限时照会是一个重要的失策，也是经周恩来批准的。北京红卫兵正是在照会到期之时冲动地采取行动，冲进英国代办处，随后火烧。周恩来事后也批评了发布48小时限时照会的作法。
《香港》为准确认识周恩来在这一次事件中的作用提供了很多重要的资料，并且表现了正面历史事实，不为尊者讳的精神。

三.香港左派的历史命运

《香港》对当年香港历史真相的探究，提出了文革极左造成严重危害的案例，也引人思考左派的命运。
当年，香港左派维护劳工权益，反对殖民主义压迫的斗争具有正义性，却误判了形势，采取激烈对抗的过激方式，走向极端，结果是事与愿违，造成了历史性的重挫，多年之后仍然难以挽回。有理而不知有节，失去了香港社会的人心，教训深刻。反观港英当局，却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暴力镇压，直至平息骚动，更重要的是于事件过后采取多种措施调整政策，缓和社会矛盾，赢得经济发展和社会舆论，反被动为主动。
这一切与香港的特殊地位以及中共对港政策紧密相关。新中国鉴于冷战背景下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围堵、遏制，出于外交和经贸的考虑，制定了维持香港澳门现状的政策，继而概括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就是说，在香港澳门维持殖民主义统治的现状不变。英国的殖民主义体系在二战后土崩瓦解，到1960年代，在亚洲只剩下弹丸之地的香港。实际上，中国收回香港易如反掌，而英国之所以统治香港到1997年，关键不在于英国的蛮横，而在于中国政府不想即时收回（为了“利用”），否则港英统治至多拖到1960年代。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对香港的政策就不能如在内地一样，去根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而是向殖民主义妥协。有人戏称毛泽东时代在内地是“宁左勿右”，在香港是“宁右勿左”，十分传神。于是，香港左派的理念与行动就发生了矛盾：在理念上反对资本压迫，反对殖民主义压迫，这两种压迫在二战后20年间的香港是社会的现实，而非左派的“煽动”。但是，另一方面，左派又不能激烈地反对资本主义，亦不能驱逐罪恶的殖民主义出香港，而要维持香港稳定，以利新中国对港政策的大局。
内地文化大革命极左激情燃烧，令香港左派跃跃欲试，中央的判断与指挥失策给左派发出错误的信号，左派以为终于等来了“这是最后的斗争”（国际歌）的时刻。左派群情激昂，爱国青年勇敢出击，大字报贴到总督府，冒着催泪弹上街游行，拼出家人的生计带头罢工罢市，直到置放真假土炸弹开展城市武装斗争，意在威慑港英政府却误伤无辜民众，徒然授人以柄。临了，中共无意收回香港，鸣金收兵，下令退却。香港左派却陷入尴尬，被港英当局镇压、逮捕、坐监不说，还被自己人指为“极左”思潮，两头不是人。此景不免令人感叹香港左派难当，亦钦佩其马前卒般的勇敢与服从大局的忠诚。
在香港，过激是行不通的。不说港英的体制，光是逃离内地中共统治的三百万政治及经济难民，就是影响社会舆论的不可忽视的社会构成。这与内地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并不相同，甚至1997年回复行使主权之后，香港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也不可能像半个世纪之前解放军进城之后的北平、南京、上海地下党一样，来个浮出水面的公开大会师，忙不迭地去接收权力。“一国两制”要求香港左派必须在法治、民主的构架下，通过不懈的真诚服务争取市民的选票，而不能依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朝权在手，便要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经此历练，香港左派是否可以在大中华区域升华为一个尊重法治、民主、自由的，在多元思想和政治条件下稳定发展的新的爱国爱港派？
《香港》以资料见长，让史料和史实说话而著者少做描述，这令研究者细读起来饶有兴味，但是对于仅仅希望了解当年那场风暴始末的普通读者，或许会感到陷入纷繁的历史资料，而难于把握事态的脉络。此外，《香港》对于1997年事件讲到8月，对左派的退场过程一带而过，不免让人感到不够完整。尽管如此，《香港》无疑是研究1967年香港政治风暴不可不读的重要学术著作，给读者提供了详实可靠的资料依据和思考空间。


【读书】

周恩来领导香港“六七事件”
——评余汝信新书《香港，一九六七》

陈竞新、江雁南

1967年香港亲北京力量“反英抗暴”，遭港英当局镇压。余汝信根据广东军管会及国务院资料，发现周恩来是主导者，中共一度有意派解放军进驻香港。
香港传统左派1967年发动席卷全城的连串骚动事件，在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也成为香港政治发展的分水岭。事件却存在对立的诠释与评价，香港社会普遍称之为“六七暴动”，甚至称为“香港的文化大革命”，左派人士却指事件源于英国殖民政权对工人的高压政策，称之为“反英抗暴”。资深文革研究者余汝信，却以中立的态度，称之为“六七事件”。他耗用多年时间，透过在港和大陆包括大量当时北京主管机关和广州执行机关负责官员亲身经历的一手材料，撰写成《香港，一九六七》一书，还原事件的时序和真相，澄清过去一些香港作者的误区。
余汝信1950年在广州出生，亲历红卫兵运动。在互联网发表多篇文革研究文章，编着《红卫兵兴亡录》、《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等书。他向亚洲周刊说：“‘六七事件’不是自己产生的，与中国内地的文化大革命有着十分密切、难以切割的因果关系，是文化大革命向境外的延伸。研究事件真相，需要大陆和香港两方面资料互补。”有指当年身为港澳工委常委的新华社社长梁威林和副社长祁烽受文革影响表现得左一点，将事件源头指为香港本地，余说这完全是错误解读。余澄清过去有指“六七事件”由文革小组主导的说法。“文革的左的路线，是毛泽东决定的，是全党的错误路线，并不是中央文革几个人决定的，周恩来跟着毛泽东走，外事工作由周恩来负责，中央文革的手根本伸不到香港。但周恩来曾经在指导香港问题上受到极左的影响。是否体认了他在文革特定环境下的一种无奈？那就需要继续研究。”
余汝信中学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参加过红卫兵，对文革有亲身体会。八十年代到香港，由于长期从事文革的研究，对香港六七年发生的事件产生了好奇。他认为，香港大多数对“六七事件”的研究在资料搜集方面局限于香港和英政府方面，“忽略了大陆对香港左派的影响力，或描述内地情况时极大的偏离了史实。”素以史料研究见长的余汝信，在进行文献研究时，除新华社发布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社论及外交方面的动态性报道外，详读1967年香港左、中、右的报章，整理各方报道，还取得时任广东省军管会有关部门负责人提供的“反英抗暴”材料，以及原国务院外事办港澳组负责人吴荻舟家属收藏当时吴个人的原始材料等，使《香港，一九六七》一书对还原历史起到重要作用。
香港“六七事件”由该年五月人造花厂劳资纠纷引起，之后不断升级，从左派工人的罢工罢市，到放置真假炸弹以至开展小型城市游击战阶段，及至港英当局七月起四出扫荡及捉人，八月勒令《香港夜报》、《新午报》及《田丰日报》三份左报停刊。之后北京外交部发出48小时限时照会，要求港英当局撤销停刊令，无罪释放五十余名记者和工作人员等，引发8月22日晚北京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事件。期间并有两名幼童在北角清华街被铁罐型炸弹炸死，之后香港商业电台播音员林彬驾车途中被人截停并向内投掷汽油弹烧至重伤死亡，更成为香港的重要历史记忆。
余汝信在书中引述上述的原始资料，证明周恩来在事件中的主导角色，而毛泽东和周也完全掌控包括中共一度有意派解放军进驻香港的过程。书中结语其中一节“周恩来领导了反英抗暴全过程”以日程表列出，国务院外事办主任廖承志5月12日向周恩来提交了《关于香港爱国同胞反迫害斗争的初步意见》。15日起连续三天三夜在英国代办处门前举行的由北京市革委会组织的百万人示威等游行集会，都是外交部建议，周恩来批准的。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决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的社论，提出要香港左派“随时准备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也是经周恩来修改后批准发表的。令人狐疑的是，这篇社论发表才过了几天，周恩来的指示便开始缓和下来，据余在书中引述，周恩来电告广州军区，要谈一谈收复香港的问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温玉成当即率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吴富善乘专机赴京，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兼广东省军管会办公室主任李维英等随行。周6月7日单独接见温玉成传达了毛泽东有关香港问题的四点评论，毛并拍板：“现在不打。”余汝信向《亚洲周刊》说：“香港在1966年有天星小轮事件，中方的表态是不支持这批人搞社运的，当时《文汇报》也有评论，要保持社会稳定，这却和只不过半年后文革中支援工运的口径完全相反，为什么如此截然相反？另外，五十年代初，刘少奇是第二把手，对香港工人运动，只讲经济不讲政治，到了文革就不同了，反英抗暴违背了中央一贯的‘长期打算’的原则。”他还谈到，香港当时打工仔有一百四十万左右，但能动员的工人只有六万，只有百分之四，显示左派动员力量并不是那么大，当时《文汇》、《大公》等左报发行十多万份，事件后大幅下跌。左派之后放土炸弹等过激行为，香港人叫“菠萝”（凤梨），引起香港普罗大众反感。
对于今年适值“六七事件”四十五周年，有当年参与事件人士积极办研讨会，策划推出历史纪录片及书籍，期望社会能重新看待这段历史。余引述前任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李后对事件的定性说：“群众是英勇的，路线是错误的。”他赞成个人和路线应该分开来看待，群众是无辜的，不应该为错误路线负责，而（港人）更不应该对于当年参与事件的人，投以另类眼光看待。不过他提出忠告，“六七事件”给予的教训就是，中共的香港政策，任何时候的重点，都应该是防左，避免再像“六七事件”时，违反了一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
《香港，一九六七》在书首特别引述了二十世纪初西班牙裔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一句最著名的话：“那些不能铭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余说，这句话是六七事件的最好总结和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