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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思想界的流行观点，毛泽东与文化革命的残酷经验源自于一个古老的传统，即中国本土的思想，尤其是儒家文化。他们将儒家与文化革命的残酷经验等同于一个巨大的文化低层，称之为“黄土文明”[1]。九十年代之后，随着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保守主义者开始引入施特劳斯学派与国家主义资源为毛泽东辩护。例如，刘小枫认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其质地是儒家革命精神[2]。而甘阳则提出，从孔子到毛泽东，实际上属于同一个“历史文明连续统”[3]。这类观点，在中国大陆知识界，尤其是青年知识群体中，形成了一种影响力。但笔者认为，毛泽东本身既非八十年代启蒙派所批判的“黄土文明”之现代显现，亦非甘、刘等人呓语所谓“儒家道统”。而是现代极权主义政治的卡里斯玛领袖，如果一定要说与中国传统之间具有某种联系的话，那么这种联系显然与儒家无关，而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底层知识分子之现代显现。
一、中国前现代的底层知识分子及其传统
正如葛兆光先生在探讨对中国思想史的认识方法中所反复强调的，中国古代的思想，除了精英书写与传播的知识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这一知识区域，既包括了底层社会的习俗、认知与观念，还包括了当时精英与底层共同分享的常识与知识习惯[4]。当然，对于精英知识与对思想史创造能力相对于一般普通或底层知识生产的对比研究，治思想史者并不陌生[5]。尽管存在着不同的划分标准，但在思想知识的生产与传播链条上，一直存在着不同层次的人群，这一点则应当无容置疑。
由于科举制的建立与传统儒家世族门阀政治的逐渐崩溃，一些底层知识人可以通过科举或其它手段进入高层社会，并在唐末发展出传统门阀儒家世族与底层科举知识分子之间的激烈斗争。反映在知识上，则表现为二者知识传统与精神气质的巨大差异。按照陈寅恪先生的分析，唐末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底层知识人群，大多具有“放浪不羁之风习”[6]。因此，至少从唐代开始，中国底层与边缘性的知识分子，已经表现出其独特的社会能量与身份特征。根据余英时先生对唐末底层知识人的分析，他发现这些底层知识分子“浮薄”所表现出那种具有反社会甚至报复心理的行为背后，其实属于长期受到压抑的情绪性反弹[7]。换言之，尽管唐代以来的科举制度可以提供给底层知识分子上升为政治或文化精英的空间，但这样的身份瓶颈过于狭窄，且突破瓶颈的过程也压力非常，因此导致底层知识分子的心态、气质与知识构成，均具有其相应特征，具有某种以夸张形式表现出的反叛特质。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唐代灭亡时，一名“累上不第，尤愤愤”的底层庶人文士李振，对朱温建议，将杀死的唐代进士尸体，全部投入黄河[8]。由此可见，至少唐末以来，底层文人对上层士大夫的仇恨意识，已经非常明显。
随着科举制的成熟，底层知识分子的社会处境并无根本性的变化。与此相应的，则是更加激烈的科举竞争。根据余英时先生的研究，到了明代，士人通过科举跻身上层社会的空间日益狭窄，因此导致许多底层知识分子“弃儒就贾”[9]。实际上，能够通过转向商业而跻身上层社会者，大致也分布于商业发达地区。对于更为广袤传统农村地区的底层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既无法通过工商业活动致富，科举资源的日趋枯竭，也导致通过科考上升为士绅精英的可能性更为减少。通过《儒林外史》中举前范进生存状态与鲁迅《孔乙己》中对孔乙己的描述，明清底层知识分子如果无法转向工商业，则只能通过塾师、抄写员等边缘性职业谋生，且经济与社会地位并不乐观。
当然，清代的主流知识精英与底层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相对于宋明时代，二者之间的边界，表现得更为复杂、模糊。例如，在常州公羊学派兴起之前的清代主流知识界，以考据学闻名的乾嘉学派，其“汉学”考据之风，已经渗入到下层知识界，尤其表现在科举中以考据知识选拔士人的方式上。因此，即使是最底层的边缘知识分子，如孔乙己者，亦认为懂得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是一种展现其知识水平的重要凭据。反过来，主流乾嘉学者，擅长考据文献、辨析字意。但根据龚鹏程先生研究，那些著名的乾嘉主流知识分子如惠栋等人，其精神气质与社会底层非常接近，相信鬼狐仙怪，或是迷信《太上感应篇》之类的民间信仰[10]。这一点，与此前认为“鬼神者，阴阳二气之良能也”的宋明主流理学知识分子非常不同。换言之，这种现象，表明清代乾嘉以及其后的主流知识界与底层知识分子的边界日趋模糊，至少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的前夜，这样的背景对我们理解洪秀全作为“三家村学究”这样的底层反社会知识分子，可以提供认识基础。
正如上文所述，科举制的出现，造就了大批具有“不羁”、“浮薄”并对主流政治或知识精英心存不满的底层知识分子。他们在唐末以来的政治动乱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例如，唐末的黄巢，因为多次参与科举考试，屡试不第，这是他加入反政府武装的重要动机之一[11]。而在元末战乱中崛起的朱元璋谋臣李善长，则是一名“习法家言”的“里中长者”[12]，也同样是一名底层知识分子。元末明初的《水浒传》中，反政府武装集团的“军师”吴用也是一名乡村教师，即底层知识分子，还有一个道号“加亮先生”。而明末李自成反政府武装的“宰相”牛金星，则是一名“颇涉风角六壬诸书”的乡村塾师[13]。李自成的“国师”宋献策，则是一名擅长占卜的底层知识分子[14]。这些洪秀全之前现存秩序的反叛者，均为底层和边缘的知识分子，无法通过有限的科举资源进入上层社会，他们的知识与精神结构也具有共同点：对儒家经书与高深经学知识的陌生，对儒家义理、心性和仁义的理想主义精神缺乏认同感，但却具有法家、兵书、道术、巫术或是走私商业等实用性知识的技能或爱好。到了洪秀全发动太平天国运动时，开始将这一“三家村学究”造反传统的实践，发展到一个新的高潮。
与洪秀全同时造反的一位“天德皇帝”洪大全，自称“年三十岁，屡次应试，考官屈我的才，我心中愤恨，遂饱看兵书欲图大事”。而洪秀全本人，则是一名乡村教师，在广州四次应试失败，于是对士大夫文化“由爱慕而生怨恨”。在大病一场之后，他产生了天使引导其升天的幻象，并开始自称上帝之子，发动其太平天国运动[15]。洪秀全通过其幻象论证自己为半神灵身份的过程，从宗教思想史的角度而言，属于典型的萨满出神与梦幻的象征。正如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所说，通过1、神灵或精灵的间接授予；2、病态的幻象这两种方式，萨满可以获取其神圣力量[16]。洪秀全通过病态之梦幻与梦幻中的天使、上帝启示的精神气质，表明他的精神气质还停留在远古萨满的巫术状态。这种底层知识分子的气质特征，明显区别于典型的儒家人文主义主流知识精英。
通过这些梳理，大致可以窥见自唐末以来，由于科举制的出现，使底层社会知识分子跻身主流社会成为可能，但由于资源的有限，底层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相当不尽人意。而当他们对这一现实产生绝望，乃至仇恨之后，就使得这些人可以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摧毁现有秩序的激进运动中。又由于底层知识分子的精神、知识结构与主流精英之间具有很大差异，他们对高深的上层知识、心性伦理、理想信念并不感兴趣，或是非常陌生，但却具备有不同程度的萨满巫师气质（方术、道术、拜上帝教）或军事（兵书）等实用性技术的兴趣。随着清末科举制的废除，更多底层知识分子丧失了跻身精英行列的可能性。这就导致了，中国现代政治革命中，大量传统底层知识分子参与的现象。
二、毛泽东与中国底层知识分子传统
现代社会科层管理制的建立，往往伴随着知识从业人员的过剩这一现象。在19世纪末的法国，就有成千上万的底层知识人在谋求最平庸的科层职位。在塞纳一地，就有2万名男女教师失业，但能被吸纳的人数却非常有限。最后，这些大量心怀不满的人，“他们随时会参与任何革命，不管它的头领是谁，也不管它有什么目标[17]”。而在一战之后的德国，战败之后的经济大萧条，“使成千上万的‘半知识分子’（semi-intellectuelles）职业的候补者流离失所：革命成为惟一的选择”[18]。现代欧洲的革命，显然与底层知识分子群体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欧洲如此，则现代转型过程中，对知识人群吸纳水平更为低下的中国社会，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在现代中国的政治运动中，底层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显然非常深刻地介入到了现实政治的发展与演进中。要理解毛泽东与前现代底层知识分子传统的联系，就有必要在这个大背景中来理解毛的早期经历与精神结构。甚至可以说，整个中国早期现代的革命人群的构成，都与这类边缘的“半知识分子”关系密切。
区别于清末、民国主流知识和文化界的精英，无论是从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或是到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人。青年毛泽东可谓一直处于中国知识和文化界的边缘地带，既无海外留学经历，也没有表现出在学术和思想上的崭露头角。从湘潭到长沙，甚至后来到北京的辗转求学与生活，他一直处于主流知识精英的外围。正如前现代底层知识分子对主流士大夫精英的一种爱恨交织的情感：一方面，他们发自内心地认同和羡慕主流知识精英的话语力量、思想高度，精致的学说，高雅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会尝试通过一些努力，诸如科考、求学、人际关系等方式试图跻身于这一行列。但另一方面，这些乡村底层知识分子的信息蔽塞，思维方式陈旧，知识结构欠缺，他们的种种努力，又往往付诸东流。最不幸者，在这些努力和爱恨交织的过程中，自尊心受到过严重的伤害。因此，从唐末开始，底层知识分子就表现出种种乖谬之举，在得势之时，对传统知识或文化精英大力迫害，甚至加以屠杀。发展到太平天国，甚至要摧毁一切孔庙与儒经的存在。
显然，毛泽东作为一个幸运的胜利者[19]，其个人经历，同样具有这样一个底层知识分子的背景。单世联先生说：“毛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历来不抱好感，竭尽热嘲冷讽之能事。一九五七年鸣放期间，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后人分析，怎么估计罗这句话对毛的伤害也不过分，因为它触痛了毛的一个隐秘的创伤。[20]”
根据1921年毛在新民学会的发言可知，尽管此时他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他仍认为：“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现觉专用脑力的工作很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21]。换言之，即使到了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毛仍旧将教师与记者这一类的知识分子职业作为一项期望。但同时又深深地感受到，自己如果做一名“专用脑力”之人，非常辛苦。毛一方面希望以知识分子的职业生活，一方面又苦于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这样的感受，并非忽然产生。1920年时11月，毛在一封信中就表示：“我现在很想做工，在上海，李声澥君劝我入工厂，我颇心动。我现在颇感觉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22]”。
显然，毛对“专用脑力”生活的不满，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受到伤害的结果。在他对斯诺的谈话中，回忆自己在北大担任图书管理员时的经历：“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23]”
正如前现代那些“戴破帽，骑寒驴”，但又忙于拜谒和亲近主流精英的底层知识分子一样[24]。毛试图亲近那些主流知识精英，如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但却遭到冷遇。实际上，傅斯年之类的大知识分子本身并无恶意，但却对作为底层知识分子的青年毛泽东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他的结论，竟是“他们大多数不把我当人看待”。此时，正如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天德皇帝”在屡试不第之后说“我心中愤恨”和洪秀全对士大夫文化“由爱慕而生怨恨”一样。毛的心中，也已经种下了仇恨的种子。这一仇恨，会在二十五年后，以非常类似唐末底层士人“不羁”的方式表现出来。
早在五代十国的战乱中，就曾经有一名“尤不喜文士”的底层知识分子王章。此人出身小吏，蔑视“文士”和“礼乐文物”。但他在崇尚“长枪大剑”的军阀武夫们面前，却又会强调“毛锥子（毛笔）”的重要性[25]。
1945年7月，傅斯年访问延安。面对这一位二十五年前“不把我当人看待”的大学者，毛在他面前，却表现为以“不读书”而自豪[26]。难道，毛内心真的已经以不读书而自豪了？显然不是。从1949年之后毛非常乐意将自己塑造为一个“伟大诗人”、“书法家”、“理论家”等综合形象来看，他恰恰非常在意自己作为一个知识精英的身份。但隐秘的心理创伤，在真正的大知识分子面前，却又要以一种非常夸张的逆反性张扬方式表现出来：即，我根本就蔑视读书。
作为一名底层知识分子出身的现代政治人物，毛内心对真正主流知识精英的学识与身份充满了向往。一方面，在贺子珍这样的农村妇女，或是许世友这样的少林寺和尚面前，毛会要求他们“熟读《红楼梦》”。而他在工人、农民面前，则要求他们“学习哲学”[27]。毛的这一心态，与一千年前底层知识分子王章的表现，几乎如此一辙。两人均为，在高层文士面前流露出轻蔑知识文化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态度，但在崇尚“长枪大剑”的军阀或少林寺和尚出身的将领们面前，却要强调“毛锥子”或《红楼梦》的重要性。
因此，毛泽东本人的知识分子观与精神气质，只有被放置到中国废除科举以来的早期现代底层知识分子深刻介入到社会建构的背景中，才可能获得更加深刻的理解。在科举时代，虽然跻身精英行列的资源日趋枯竭，导致大批范进或孔乙己式的底层知识分子处于灰色的生存状态，但他们仍旧有可能借助科举考试改变其身份，如范进的中举。但科举的废除，导致这些底层知识分子很难通过考试或其它方式来改变自身的命运。清末民初，相当数量的底层知识分子成为了革命的重要力量。毛泽东，正是这一社会背景中的产物。
三、毛作为底层知识分子的知识与精神结构
李零先生曾按照“不语怪神，罕言性命”的儒家人文主义，将其对立面诸如法律、兵书、数术、医药、占卜，甚至房中术等前现代知识都划为“实用性技术”。他认为，前现代中国的儒家人文主义作为一个精神与知识的谱系，居于主流位置。而法律、兵书、占卜、医药、望气等实用性技术，则为另一知识谱系[28]。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前现代那些造反的典型底层知识分子，其精神维度与知识结构，恰恰非常符合这一类“实用性技术”的谱系。从走私食盐的黄巢，到研习法家的李善长，再到擅长数术的牛金星、占卜为生的宋献策等人，这些底层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与精神气质，具有非常类似的谱系与线条。至少可以归纳为两点：
第一，他们缺乏对某种人文主义或抽象伦理观念的深刻体认，更没有对一种终极性正义的思考与信念。
第二，他们都是高度的实用主义者，其知识运用态度具有强烈的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倾向。
既然毛泽东的身上，体现了一种与前现代以来底层知识分子传统的紧密联系，那么就可以从这个维度对毛的知识与精神结构进行一点考察与分析。以毛泽东的诗词为例，1949年4月，毛指挥的军队攻占了国民政府的首都。他写下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这首诗对于1949年之后生活于中国大陆的人而言，可谓家喻户晓。在该诗中，毛认为，“天”是无情的，人类的历史是一个“沧桑”而残酷的事实，本身毫无伦理可言。对于具有贵族精神的历史人物项羽，毛表示了轻蔑之意。在他看来，所谓贵族传统、仁义道德，都是值得嘲笑的对象。他所相信的唯一规则，就是毫无规则。对贵族传统的蔑视，同样也表现在他对宋襄公的评价中。他将宋襄公称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29]”。而实际上，宋襄公所坚守的贵族军事传统，正是周代的贵族精神[30]。宋襄公的伦理观与实践，显然具有一种康德式道德命令的品质。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写道：“一切通过德性法则的意志决定的本质性东西就是：它作为自由意志，因而不但无需感觉冲动的协作，甚至拒绝所有这种冲动，并且瓦解那能够与上述法则相抵触的一切禀好[31]”。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其伦理形而上学的基础绝不因经验世界的实用情景而发生变化。即只坚持过程实践，而不看结果。宋襄公不打击半渡的敌军，宁愿选择失败，也不放弃其贵族伦理的信念与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公羊传》中对他的评价“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32]”，可谓并非言过其实。可是，正如前面所总结的两点，抽象的伦理观念，对于信仰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底层知识分子们来说，是不可理解的。早在五代十国，就有一名多次参加科考不中的底层知识分子敬翔，对《春秋》中的军事贵族传统表示了蔑视，理由是“务虚名而丧其实效”，因此受到朱温的赞赏[33]。可见，对于重视“实效”而蔑视“虚名”、“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底层知识分子传统而言，这种思维方式，具有久远的传统。因此，爱好“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并自称“有猴性”的毛，自然无法理解宋襄公的贵族精神。因此，将宋襄公称之为“蠢猪”。当然，毛并未读过康德的伦理学著作，假如他有阅读康德的经验，则也会将康德归入“蠢猪”的行列。
在1964年，毛写了一首词《贺新郎·读史》：“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同样，这首词中也一以贯之了毛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精神。在他看来，儒家的仁义理想，全部都是值得嘲笑的谎言。对于毛来说，一切神圣、仁义、信仰、道德都是值得嘲弄的。而那些被伦理和仁义“骗了”的“过客”，均属“蠢猪”之行列。
实际上，与前现代的底层知识分子一样，毛对人文主义或抽象伦理观念缺乏兴趣。正如他1936年对斯诺所说：“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这些书，包括《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西游记》之类。[34]”毛幼年受过一小段时间的儒家教育，但他对经书非常反感，而喜爱《水浒传》之类的造反故事。换言之，毛在幼年就表现出对人文主义和抽象伦理缺乏兴趣，但对充满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书籍诸如《三国演义》之类兴趣浓厚。正如李泽厚所分析的，“毛从来很少完全沉溺于纯理论的学习、思辨和研讨”。例如，毛对罗素的批评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35]。当毛在二十年代初纠结徘徊于无法过一种知识分子理想生活时，他表现出的是对诸如打袜子、制面包、入工厂之类实用性技术的兴趣。
正因为毛作为底层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与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不可能真正融入主流知识和文化圈子。毛的实用主义气质，深刻表现在他对历史的阅读上。作为历史学前沿的最新学术，诸如王国维通过对甲骨文中商王谱系的重建来建立“二重证据法”并为《史记》的可信性作出有力的论证之类的历史学前沿，毛既不了解，也无兴趣。他的读史，主要是通俗性的稗官野史实用功能的读本。例如，在1936 年的延安，他就专门打电报给李克农，要求：“请购整套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演义）。[36]”毛对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深感兴趣，并将其长期置于床侧。这套书，按照蔡本人所说，只具有“作为历史课的辅助教材”的功用。但对毛这样的底层知识分子而言，则显然内容充实，包含了非常丰富的信息量。
不难发现，毛本人的精神气质与知识结构，如果抹去他对斯大林、列宁的一点有限的知识与话语表皮之外，可以说很大程度是一个前现代造反底层知识分子的翻版。在这个意义上，将毛作为“儒家革命精神”的象征，或是与孔子之间具有“历史文明连续统”之类的呓语，显然是极其荒谬的。如果硬要将毛与中国传统之间扯上一点联系，那么这点联系则应该是黄巢、李振、吴用、李善长、牛金星、宋献策、洪大全、洪秀全之类的人物，而不是其他。
结 语
本文针对那些硬将毛解释为“儒家”或“黄土文明”之类的言说，梳理了毛的经历与知识，与前现代中国的联系，实际上是造反型的底层知识分子。当然，这一结论，并非要取消毛作为现代极权主义卡里斯玛领袖的基本身份。正如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分析，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性的实践。它本质上区别于前现代任何形式的官僚主义、暴政或独裁国家。如果我们用前现代的这些视野与经验去理解现代极权主义，就会发生“迷惘”和“错误的观念”[37]。强调毛及其发动的文革，本身是一种极其现代性的事件，对于我们的认知，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可谓无容置疑。但毛作为个体，本身又具有自清末民初以来的底层知识分子角色。这一类角色类型，作为群体，确实又与前现代中国的底层造反传统之间具有相当的关联。毛作为现代转型中的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也表现出比较典型的相应气质、精神结构与人生经历。无论怎样，将毛与所谓“儒家道统”扯在一起，都是极其荒谬的。
2012年2月26日
[1] 这个观点明确表现在几位学者、作家、电视导演创作的六集电视纪录片《河殇》中。相关资料，见 苏晓康、王鲁湘：《河殇》纪录片，1988年。
[2] 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7页。
[3] 甘阳：《通三统》，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6页。
[4]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24页。
[5] 尤其是，法国兴起的年鉴学派，在方法上强调对底层社会与微观知识的重建，对思想史具有深远的影响。[法]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刘永华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5—77页。
[6]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1—90页。
[7]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216页。
[8]《旧五代史》卷18《李振传》。
[9] 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自《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89—193页。
[10] 龚鹏程：《钱嘉年间的鬼狐怪谈》，自《中华文史论丛》第八十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51—180页。
[11] 黄巢《不第后赋菊诗》中，因屡试不第而引起的愤怒与反社会倾向，非常明显。诗云：“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韦庄《秦妇吟》诗中，则记载黄巢反政府军占领长安后，实现了“天街踏尽公卿骨”的泄恨活动。
[12]《明史》卷127《列传第十五·李善长》
[13] 栾星：《牛金星事迹考辨》（上），载《文献》1982年4期，第152—153页。
[14] 谈迁：《北游录·纪闻下》：“永城宋献策，卖卜长安市上久矣。通李自成，拜国师”。
[15] 萧一山：《清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42—147页。
[16] Mircea Eliade,SHAMANISM:Archaic Techniques of Ecstsy,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WILLARD R.TRASK,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PP20—21.
[17]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4—115页。
[18] [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杭 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27页。
[19] 正如历史学家杨奎松先生所言，毛的胜利，实际上是一系列偶然性叠加的结果。“实在是太过幸运了”。《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再版序，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页。
[20] 单世联：《人世难逢开口笑：〈毛泽东自述〉》，载《书屋》2000年1期。
[21]《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2号》1921年夏刊，自《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9页。
[22]《毛泽东给罗荣熙》，自《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2页。
[23]《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9—40页。
[24]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215页。
[25] 参见《旧五代史》卷107《史弘肇传》、《新五代史》卷30《王章传》。
[26] 单世联：毛泽东：《毛泽东自述》 ，载“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8542
[27] 杜国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胜利：从工农群众学哲学的热潮谈起》，载《学术研究》1958年9期。
[28] 李零：《中国方术考》，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5—31页。
[29]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92页。
[30] 李竞恒：《干戈之影：商代的战争观念、武装者与武器装备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2011年，第66—71页。
[31]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9页。
[32]《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
[33]《五代史补》卷1《梁·景翔裨赞》。
[34] 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万卷出版公司，2004年，第25页。
[35]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33页。
[36] 张贻久《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第32页。
[37] [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 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51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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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26 14: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