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鹤都：《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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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12年7月16日，以现代史研究专家米鹤都为首的，探讨第三代人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座谈会召开，期间出席的专家包括历史学家章立凡、政治学家唐欣及红卫兵史专家印红标、历史学家丁东等12位学者。

[导读]2012年7月16日，以现代史研究专家米鹤都为首的，探讨第三代人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座谈会召开，期间出席的专家包括历史学家章立凡、政治学家唐欣及红卫兵史专家印红标、历史学家丁东等12位学者。
《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座谈会

2012年7月16日，以现代史专家米鹤都为首，召开了一次探讨第三代人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座谈会。出席的专家包括历史学家章立凡、政治学家唐欣及红卫兵史专家印红标、历史学家丁东、卜伟华，作家礼平等12位学者，他们共同探讨了对于过去的正视于今日的重要性。米鹤都认为，他研究红卫兵第三代人的目的是要把被遗失的历史记录下来，其他嘉宾就书的内容写作方式做出了肯定，并对细节作出批评和建议。章立凡最后说，当然我们很不幸，但我们也很幸运。很不幸就是国家和个人命运有很多坎坷。说我们幸运，可能这段历史在中国历史上几百年，上千年都不太容易碰到。我们是亲历者。
精彩语录：
米鹤都：我们这代人有责任和义务，把这段被遗失的历史记录下来。
唐欣：对老红卫兵，对联动，现在仍然很自豪地说他们是文化革命中第一批觉醒的，我觉得这是错误的。
印红标：书里面对暴力活动的分析，我觉得也是比较客观。我感觉米鹤都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力求公正客观，心平气和讲道理，入情入理的，而不是简单地控诉，或者站在道德高地在这里指点。我觉得值得提倡，要给读者启发，也要留给读者进一步思考反思的余地。
卜伟华：我们这代人所接受的理想主义教育，实际上是一种片面的理想主义，是一种需要认真反思和检讨的理想主义。第三代人是不仅仅是党，而且是整个社会精心培养和教育的一代，没有任何一代人曾经受到整个社会这么多的注视，但是被引入了歧途。

鲁天龙：我觉得红卫兵产生的时间很早，文革刚刚开始，这是与当年的教育有密切关系的。
马云飞：研究文革这段历史，确实目前我们国家做得远远不够。
章立凡：关于我们经历的这个时代，当然我们很不幸，但我们也很幸运。很不幸就是国家和个人命运有很多坎坷。说它幸运，是因为这段历史在中国历史上几百年，上千年都不太容易碰到。
丁东：整个20世纪历史，每一代人都有活跃分子，都有一般人，都有随大流的，也有不愿意介入的。但是前几代，比如说五四那代人，那里面最拔尖的人，最后他们都登上了政治舞台的前沿。
米鹤都：我写的主角囊括文革中读书的青年人
米鹤都：《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这个书去年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我觉得非常不容易。但是我觉得里面也有很多问题，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所以请大家坐在一起讨论一下。
中国人治史，不单纯是记录过往发生的事情，它有一个很大的功能是惩恶扬善。在这点上，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中，可能有些功能被丧失了，往往都是歌功颂德的多，只讲正面的多。在共和国的历史研究中，有些历史被逐渐淡忘，甚至出现割裂，这是我们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个人的事情不太多了，又把老本行捡回来写了这本书。
共和国同龄人，也就是我们讲的第三代人，或者讲红卫兵一代，或者讲老知青一代，或者讲老三届一代。实际是基本相同的概念。我的定义是，在文革中读书的青年人基本上都囊括在这一代人中。
这一代人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红卫兵运动，第二阶段是上山下乡，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前两个运动，我称之为反动的，不可逆，也不可复制，是和整个世界潮流相抵制的运动。红卫兵不说了。上山下乡实际上是世界潮流走向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是一个倒退。
经过上山下乡，到农村，在社会最底层，了解了这个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以后，我们反思的是什么？结合着我们国家的命运，结合我们本人的命运，所以这一代人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反思以后，就在四五运动当中，人民群众喊出了否定文革的呼声。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上大概有百万人，那一百万人，我认为和当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的百万人，有60%以上的重合率，甚至这个比例会更高。也就是说，正是当年红卫兵那一代人为主体首先起来否定了文革。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段非常值得记取的历史，这一代人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代人。
当然了，这本书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从体裁上，从历史学的学术性上讲，毛病就太多了。一会儿各位历史学家可以指正。但是，我觉得它至少把一些细节的东西记录下来了，当然还有一定的分析，我觉得往前走了一步。这些问题是需要我们在座的专家学者，而且希望我们这一代人共同参与做好的一件事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愧对这代历史，才能留下真实。因为再过不了多少年，这代人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怪胎，他们不可能理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实际上，我们要把当年经历的教育，那个社会的背景都记录下来。我跟鲁总也商量，将来写一本《文革前17年的教育》，这也是一个空白，而且也很有意义。那个时候的红领巾怎么就成了红卫兵了？昨天还上街做好事，学雷锋，今天怎么就上街成了破四旧、打人，这个变化中，17年的教育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当然这包括社会教育、政治教育、家庭教育等等。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要不然不可能理解这代人在文革中的表现。
唐欣：作者的反思有独到之处
唐欣：很高兴今天能够参加这个著作的讨论。
第一，我觉得本书有三个长处，首先它把共和国的第三代作为一个代际的概念在学术上提出来，老米的《红卫兵这一代》，到《聚焦红卫兵》，再一直到这一本书，这个题目是越来越清楚了。另外，他抓住了一个重心，就是反思文革。批判、回顾文革的书很多。但是我觉得《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对文革的批判，在某些方面的反思比其他的著作都要更深刻。
第二个优点就是史论相结合。研究这两大课题，老米在书中很多地方都是用了当事人的回忆，有史，也有论。我觉得比起他的前两本书来，老米在这么厚的一本书中主要补充的是“论”的部分。原来那两本没有这么多论述。第一是论第三代，他提出了一些定义概念。第二是论文化革命。我看了他这个书，我感触最深的是对阶级斗争理论的反思和批判。我是大学生，文化革命的时候我都大学三年级了，不属于你们老三届，我也没有插过队。我当时感觉北京的中学生怎么就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提出来如此激动的辩论呢？我看了那么多的书都没有明白，老米这本书讲明白了。你想在中学里面讲阶级斗争，怎么阶级斗争？都是学生，不一样的就是家庭出生。所以，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导出来血统论。我觉得老米分析得非常有启发。
这样就导致它的第三个优点，我觉得老米对文化革命的反思，至少作者的反思上有独到的值得提的地方。
另外，我讲讲不足之处，一是具体的251页，一司总指挥是王岳勤，是汪东兴同志的女儿，北京轻工业学院的大学生。可见老米对我们大学生太陌生了，既然研究一代人，可只研究老三届，而且是北京的老三届，把我们就给扔出去了。北京的老三届当中，最关键的是干部子弟，从量的排比上，这个是我觉得研究的立足点比较薄弱的地方。老米的书也谈到了大学红卫兵，特别对三司对43派的指挥，是很有意义的。所以希望老米，既然要研究一代就别把我们给扔了，我也是你们一代的。
还有，从全书整个情况来看，上山下乡是书里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是在前头引用的时候，底下都有注释，谁讲的，到上山下乡部分忽然间全没有了，也不知道你编的，还是人家说的。这从历史学的著作上讲是一个漏洞。希望你把上山下乡的回忆是谁回忆的都注上，这样稍微全面一点。
再有，关于干部子弟，我也是干部子弟。这里面，从王年一先生研究文革起，就有这样的说法，包括对谭立夫讲话，对老红卫兵，对联动，包括现在的红卫兵反思的时候仍然很自豪地说他们是中国第一批觉醒的，在文化革命中。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的错误。老红卫兵的觉悟，是和43派、44派一起在乡下觉悟的。看到人民群众吃不饱肚子，对文革路线的反思，整整一代人没有谁先谁后，是一起觉醒的。只有从农村吃苦的条件下回来之后，才认清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乌托邦。因为这个问题对现实的意义是最大的。我现在看见很多要掌权的人都觉得他们早就觉悟了，结果他们解决不了今天的问题。
印红标：冷静分析那段历史 并留有思考空间
印红标：《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是以口述资料为基础的，以口述资料为主体，补充了一些文献资料，同时也可以看到作者作为这一代人的一员亲历者的感受在里面，所以把握很多问题就比较深入。中国的传统是当代人不写当代史。这个角度有一个好处，主要是当代人自己的感情因素可能会搀进去，可能不够客观，不够公允。但是当代人写当代史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能有自己的体验加入进去。后代人缺少直接体验，靠文字记录，有些是不完全的。
刚才唐欣先生说老红卫兵部分的口述资料多了一点，可能跟当初我跟米鹤都一起在1985年的那一次调查有关系，最开始我们在一起参加一个项目，收集红卫兵口述资料。当时主要是中央组织部的青干局，要组织第三梯队时，要做的一个调查。如果我的观察不错的话，当时主要是第三梯队和三种人，这两个“三”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冲突。因为打人的那些老红卫兵比较多，一些人后来又经过反思，有的是第三梯队的候选者。所以，当时对这一部分的思想反思方面比较多。我当时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不仅仅是老红卫兵的干部子弟，还应该有更多，各派都应该访问采访，最后做一个折衷。这些资料，后来米鹤都又补充了，特别是最近几年系统地补充了很多的访谈资料。
我觉得从这本书来说，它的立意、结构都是很新颖的。以前我们看到口述常常是一个人的口述，现在是一群人的口述。这样的形式很新颖，很灵活不刻板。像讲故事那样，但是又是有依据的。
另外，我感觉到这书的评论方面深入了很多，因为以前他的几本书主要是口述资料本身的分析，这一次更深入到当时的历史情况。我自己感觉到是米鹤都这次分析的最大特点是力求公正客观，心平气和讲道理，入情入理的，而不是简单地控诉，或者站在道德高地在这里指点。这是我一直觉得应该提倡的。另外，也给读者的启发和进一步思考反思的余地，不是把什么事儿都说绝了。
我自己感觉到这本书里面讲文化革命前17年，特别是文化革命前的阶级斗争教育，对这一代的影响，这部分讲得很深入。各种运动对不同人的影响，这样对后代有一个交代，要不然这些人怎么就突然从学雷锋的积极分子一下子变成打人的人呢？当时我采访过北京六中打死过人的事儿，那些六中初中的学生，他们打死了学校的校工。因为这个校工自己有两辆洋车，自己攒点钱，开个洋车行，把洋车再租给别人，就被说成是洋车行主。在文化革命之前，学雷锋的时候，他们这些孩子把他叫做大爷，还帮助他做好事儿什么的。文化革命一来，说他是洋车行主，完全把他当成敌人。一个14岁的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对他来讲，按当时的逻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我们现在说这事，怎么变成没有人性呢？以前很有人性，做好事儿啊，因为他是一个孤老头，所以帮助他做好事。这是同样的逻辑，就是雷锋说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这是一致的。这能够帮助人理解现实。
另外，书里面对暴力活动的分析，我觉得也是比较客观的。我想他自己也是有很大的勇气提出这个问题，这些未成年人，或者刚刚向成年人过渡的人的暴力行为，背后实际上有整个社会教育的责任，成年人的责任应该更大。提出这个好象变成了这一代人自己的辩护，但是这种辩护从深入思考来说，是有价值的。
另外，我比较关注书里面写到的，我也经常讲到北京红卫兵各种派别的影响有一个特点，就是社会性强。一开始就是对联，后来的分派都跟对联有关系。所以，我就感觉到这里有一个问题，在文革研究中经常遇到的，特别是讲讲到群众运动的时候提到，一个是政治冲突，还有社会矛盾两部分。
另外一个极端就是43派那边，他是比较强调所谓新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后来讲的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特别是党的一些领导干部特殊化，脱离人民群众，压制群众的这一方面，而这一部分也是有社会原因的。所以，有另外一个要求，另外一个评判标准，是社会造成的，就是要平等的这种要求，反对特权的要求也是应当肯定的。但是这两个东西在文化革命评判中常常是冲突的。我们那次调查就有这样，老红卫兵说我们可能做了很多人，破四旧，打过很多人，但是我们做对了一条，我们反对特权。43派那边就说我们做了好多事儿也做得不对，但是我们做得正确的一条，就是我们反对血统论，我们要社会公正，什么时候都不能搞压迫。一个是反不公正的压迫，一个是反对迫害老干部。这两条现在看来都是有道理的，在当时却是截然对立的。这文化革命比较深刻的内容，需要分析的一个问题。
最后，当然这两条后来在上山下乡过程中开始逐渐地，真正从学校里走到社会底层了，重新思考，再找到一个出路。但是这两方面提出的问题，到后来一直没有解决。不用说社会平等问题，另外，党内斗争的到底谁正确，谁错误的问题，文化革命后来又重新做了结论了。
我当时提出调查的时候，如果要重新思考的话，如果这一代人是反思的一代人，不管是社会批判派还是政治批派派，他们的反思都应该有价值的。
林小仲：希望能更有历史责任感 更厚重
林小仲：我觉得能把那段历史留下来，我感慨。文革前我们曾经有过《文史资料选辑》，现在连文史资料都不留下来了。所以米鹤都真的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儿。把一段历史留给后人。我整体看了看，作为亲历者，我看完米鹤都的简历，我很感慨，很完整，师大一附中毕业，老三届最小的孩子，68届的，初一的。师大一附中又是文革时候风头浪尖的热点学校。我在团中央的时候，我的部长是你们工作组组长。我曾经聚了一大堆人，李百悌一直是我们那圈里面没找到的。我在今天的圈里也算是另类的，当年我跟刘辉宣应该是对立的，我们所谓的43派的。卜伟华曾经参与过很多，当年都是在43派里面赫赫有名的一群人。
其实我们无论哪一派，最后都沦落到被文革利用。现在你讲自己的功劳成绩，你翻这本口述史，从43派，到特别李东民、刘龙江这哥儿几个真把自己讲得那样精采。在那样的情况下，有几个人能够清醒，真的很难说。有人曾经说，再这么反思下去，再检讨下去，我们怎么办？其实真正能够反思的人不是很多。
所以，我认为这本书还是比较客观地把各派当时的形成，当时的思路都比较客观地记录下来。因为是口述史，每个人的立场，考虑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我坐在这儿谈，绝对没有像唐欣老师那样，他一直能够追溯到马克思前面那几个人的思想来源那儿，但是我听着觉得非常有道理的。米鹤都这本书里面，讲的阶级斗争，讲的所有东西，你最后想想，还不都是由阶级斗争造成的。现在我们成了三个代表了。
我觉得这本书应该再完善，其实应当有条件。米鹤都身上担负着一个重任。他经历完整，他当过4年知青，后来又当兵了，复员又当了工人，工人以后又了大学，进了国家机关最高决策的班子里面了，然后又作为访问学者到了美国。我觉得他的这种经历就能够使他有责任。今天既然让我们这一群人谈你这本书，就希望搞出一部更大部头，更负历史责任的书。
卜伟华：理想主义在当时具有片面性
卜伟华：米鹤都这个书出版真是好事儿，米鹤都从八几年参加中组部青干局那个调查，到现在有30年了。30年来一直在不断地挖掘深化这个题目，出来一本书，又出了一本书，其实都是一个题材，但是内容在不断丰富，探讨在不断深入。书名叫《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不太符合实际，实际上透视的是什么呢？他透视的实际上是北京的第三代人在文化革命中，是这么三个内容。
关于这个书，我讲两个观点，一是这一代人的称谓。有叫共和国同龄人，要叫老三届，有叫红卫兵一代，知青一代，第三代人，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一代人的特点，但又都不那么贴切，这几个称谓涵盖的年龄段各不相同，一个比一个涵盖大一些。
共和国同龄人严格来说指出生在1949年前后的人，一般包括上下两年，涵盖的时间段也就是5年左右。
老三届指原本应于66年、67年、68年毕业的初高中学生，他们大致出生于1947—1953年，就像习近平他们这一拨，涵盖的年龄段大概是8年左右。
红卫兵这一代是指参加过红卫兵运动的这一代人，包括文革中在校的大为学生，大致出生于1942—1953年，最早是胡锦涛1942年出生的，最晚上是当时的老初一，1952年、1953年，涵盖的年龄段大概有10年左右。
知青这代经历过上山下乡一代人，大致包括老三届和以后几届的中学毕业生，他们大致出生于1947年—1961年，文革结束时还在上山下乡的，这些人涵盖的年龄段大约是15年左右。
所谓第三代人，老米这个定义是这样讲的，这代人是以老三届为主体，上面包括文化中毕业的大学生，下面包括到文革结束还在上山下乡的各届中学生，宽泛地说这代人涵盖了整个60年代正在读书年龄的所有人，这类人大致出生于1942年—1961年，涵盖的年龄段大概20年左右。我倾向于还是用第三代人，虽然也不是很贴切，但是用这个稍微好一点。
代字的本义是讲相邻两辈人之间的血统迁移，另一种说法是父子相继为代。代字又和世字同义，说文里面对世字的解释是30年为世，一代人怎么也有20年的跨度。
还有一个，米鹤都讲，这一代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绝大多数都是满怀理想主义。老米的定义，理想主义是一种向上和进去的人生观，一种对社会和历史的责任感，一种对真理的不断追求，并愿意为之奉献的精神完全是一种值得推崇的好的精神财富了。我们这代人的绝大多数都曾经是有信仰，有追求的理想主义者。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我们这代人所接受的理想主义教育，实际上是一种片面的理想主义，是一种需要认真反思和检讨的理想主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国家和社会日益向左的方向发展，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浩劫的发生，我们曾经为之神往的美好理想，像肥皂泡一样破灭。残酷的现实教育了我们，我们逐渐认识到过去的美好理想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种虚幻的理论基础上这种虚幻的理论告诉我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这代人是最幸福的，而世界上三分之二以上的人们则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和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过去那些大而无当的人类理想，解放全人类等等，早已逐渐被较为切合实际的生活目标取代。作为过来人应该将过去的那些片面的理想主义的东西进行认真的清理。那些建立在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基础上的一切所谓美好的理想，实际上都是应该否定的。 米鹤都在强调这代人特点的同时，我觉得还应该对这种理想主义进行批判，这种理想主义是片面的理想主义。
这个书出以前，老米跟我商量过，我提一些意见，有些改了，还有一些保留了。
第95页。老米在这个书里用了一个概念，他对很多概念做了自己的定义。这些定义作为一种深化学术研究的问题上，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咱们现在在文革研究的领域，对很多具体的概念定义，大家还没有取得很多的共识，有很多定义还是处在一种初期阶段，大家还需要继续磨合，看看怎么样使用更合适。比如说他对“造反派”定义，说造反派是成人组织，学生叫红卫兵，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叫造反派。其实这个定义现在很难被接受。因为造反派的概念不是现在提出来的，是历史形成的。哪些人属于造反派，哪些人认为自己属于造反派，哪些人认为对方属于造反派，也是在那个年代里历史形成的东西。现在如果你突然定义造反派和大中学校没有关系，这很难能被大家所接受和被大家所公认。
96页。米鹤都对很多的采访材料和史实进行了自己的挖掘，提出了一些概括的东西，我觉得有些很好，有些不太确切，有些咱们不能接受。比如说96页，干部子弟群体中首先形成强烈的个人迷信。其实个人迷信这个东西，是哪一代青年学生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各种出身成份的人群中其实没有太大差别。我看了大量的回忆录，看了大量的过去的日记和研究的东西，可以看出来这一代人接受的教育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形成了一些，好比说对社会的认识，对革命的向往，对领袖的崇拜，这个东西是有很大的一致性的。全社会中，不论出身高干也好，出身农民也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也好，他们有相同的一致性。你要做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干部子弟群体首先形成个人迷信，其实这个没有太多的史实作为基础。
第144页，叙述打人，叙述暴力的时候将北京大学618事件和红8月的打人放在一起讲，这里有不妥当的地方。前者是在工作组控制局面的情况下发生的，后者是工作组撤走以后发生的。两者差别很大，后果也不一样。前者是工作组基本掌控的情况下发生的，工作组马上进行了处理，把局面控制住了。而工作组撤出以后，8月那种严重的暴力事件是在工作组突然撤走，学校出现权力真空的情况下出现的，是一种完全失控的情况，和618有工作组完全掌控的情况下发生的事件有很大的不同。放在一起讲有混淆。
还有一个是米鹤都自己坚持的，说这一代年轻人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有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他说以毛泽东为模板的第一种英雄观，在干部子弟群体中为主的这部分第三代人始终占据主导，以雷锋做榜样的第二种英雄观，在大多数其他家庭出身的第三代中为主要倾向。因此这两种英雄观，直接影响到这代人日后造反还是保王的倾向。这样的结论太冒险了，没有多少数据支持。我们做一个结论，你凭什么这么说？你说我这儿有数据，有3000人的调查报告，然后分析出来的。这个有点想象的成份。干部子弟一般要学毛泽东，劳动人民家庭学雷锋就行了，可能有这样的，干部子弟心更高，想当接班人，接管权力，这个想得多一些。劳动人民知道没有多少出息，就这样得了。但是也不乏有宏图之志的人。下这种结论要非常慎重，要有大量的实际数据来支持。
还有一些比较具体。比如说第256页，最早对血统论的批判是从首都兵团开始的。显然不对，首都兵团什么时候成立？到9月16日才成立，实际上对血统论的批判在8月份就开始了。这样的小东西还多，以后慢慢收拾。
礼平（刘辉宣）：我们这一代人太有特色
刘辉宣：米鹤都这本书给我以后，我一口气看完了，我感觉很喜欢，确实喜欢。多方面的。
一是这本书把我带回文革。因为文革的好多事情，个人经历卷在里头，没有宏观的把握。比如说那时候老兵派、43派、44派，这是北京红卫兵一个最基本的切割，但是43派、44派怎么形成的，我一直不清楚。看了本书以后清楚了。我在《晚霞消失的时候》里面曾经写过一个将军跟共产党打了20年仗，被俘了才见了第一个共产党人。我们文革的时候跟43派打了3年仗，过了30年之后才知道43派是怎么回事儿，从哪儿来的。
另外这本书，我觉得梳理得清楚。我觉得从写作上来讲，脉络梳理的，我认可。对于文革中学红卫兵这一块第三代人，一直到最后的上山下乡，整个的大的梳理，我非常认可。我从前没有很好的想，大概有想法，有一些想法跟这个书不一致的，现在我基本上按照这个书的梳理接受了。
我跟米鹤都说过，我说第三代人说法特别好。因为我们的老大哥，比我们年长的，战争年代，甚至抗日战争出生的那批人，那些人被认为共和国的长子，我们是次子，所以我认为第三代比较合适。
还有一个，我看完以后，我也很感慨。我跟米鹤都说，我说你这书一个是智者之书，在想这个问题，而且很冷静。是仁者之书，我们知道在文革的时候，卷在派系的情绪里面，大家都陷得很深。但是，米鹤都在这个里面写的时候是一种仁者之心。方方面面很客观，事情讲，但是态度是平和的。
反正这本书我是很喜欢的。上次我看完了以后，我还不时地翻一番，它成为一个资料性质的东西，很难得。
我觉得咱们那一代人的材料，如果再没有你们这几个人搞，恐怕就流失了。现在就是我们感兴趣，我们的故事后人不太感兴趣，我觉得非常可惜。可惜的有几个。
一是我们这一代人太有特色了，我说第三代人是我们党，而且是整个社会精心培养和教育的一代，没有任何一代人曾经受到整个社会这么多的注视，你们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之前是一种自然状态，你个人奋斗，个人生活，没有整整一代人地被塑造。再往后也没有了。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不是你将来要怎么过好日子，你当官、你成就事业、你发财，我们这一代人所有的准备都是献身。我们被作为一种力量，要把我们投入到什么地方。这一代人真不多见，糟糕也糟糕在这儿，好也好在这儿。这一代人本身非常特殊。
再一个，我看老米的书，我再回忆了一下43派、44派，我觉得很遗憾，施宝嘉说了一句话，我当时就很严肃地说，我说不对，四人帮干的事儿，43派整体没有参加。迫害老干部，迫害几个老帅，你们参加了吗？包括打倒刘少奇，我们只是跟着喊喊口号。北京的学生没有像那些人一样，到处报纸里找，把事情就往叛徒上挂。当然个别人的除外，就是老干部里头也有。
有人说对江青阿姨还有点感情，这其实也是人之常情。当时被压迫的，出来一个长辈，出来一个领导给你们说几句话，投桃报李，这是人之常情。你总不能这个时候，人家跟你说话，你对人脸上啐一口。我们是晚倍，不应该这样。我曾拦过江青的车。现在说好象是英雄事迹，其实现在来说也不对。孟子说过，陈贾说周公是圣人吗？孟子说是。为什么用管叔？最后不是造反了吗？孟子说得很清楚，管叔是哥哥，周公是弟弟，周公之过，不宜移乎。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反思有时候过了，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特点，用完美的标准要求自己。但是不想想，我们究竟可能做到多好？我反思历史，很难说能做到以现在的标准，看什么是正确的。这过了，那是不让自己活。我觉得有些错误就是孟子讲的话，周公之过不宜移乎，你犯这个错误是应该犯的错误，不犯这个错误反而成问题了。这里面实际上充满了辩证法。
回头看历史，首先是43派跟44派的看法不一样，老兵跟43派、44派看法也不一样，老兵内部，43派内部，44派内部，看法也不一样，不可能统一起来，一定要各说各话。
有一个伏笔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老在那儿说你对了，你错了，这只是一个概念。在对错之外，还有其他的概念。我老是说我们那一代人是相当优秀的。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打的那些派仗，现在老觉得怎么怎么样。可你看看黄埔军校CY、CP，共产党和国民党打的那个厉害，现在回头来看，传奇。有些同学之间一念之差就变成了敌人，南昌起义在潮州打仗的时候，那都是同班同学，一边含着眼泪，一边开枪。到抗战的事后呢？文革时，北京的红卫兵，我觉得就是一种传奇。这种历史价值，我觉得只有各说各话才能体现出来。我真觉得不丢人。我真觉得文革时候北京红卫兵的各派，拿出来跟现代的人、跟历史上、跟好多国家的人比一比，真是有声有色，可圈可点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你们干这个事儿，我都觉得是在抢救财富，历史财富。
我上次的文章登完了以后，《南方周末》一个女编辑给我打电话采访我，她说你真坦诚。我觉得你是一个传奇的人物，你那么坦然地讲你在文革时候的暴行？我说是啊，还没有讲透呢。她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我一句话把她震住了，我说，就是这样。文革的时候，我这样的人，因为政治见地不同，我可以揍你；但是当你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我可以维护你；当你受到威胁的时候，我可以为你去死。就是这样。文革的时候好多情况是这样的。打派仗的时候恨得要死，可一旦真的事儿来了，真的是两肋插刀。当时，外校43派打到我们学校来了，我被围攻，是四中的43派救了我命的。第二天，我们接着打派仗。同样的，我们文化革命打得很厉害，一旦国家有大事，大家一起上战壕，你想想是不是战友？我们不可能在战壕里面打横枪。我们那批人到了部队来了以后，第一时间派系完全泯灭。一到部队以后马上变了。还有个人因素，还有提干部，入党。真的把对方的同学先往上推。这都是我们那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这个精神状态，哪里有？我觉得现在很难再有了，可惜了。
经过文革，这代人吃亏最大了，做官咱们完全错过了，做学者也错过了，上大学也晚了，评职称什么的，现在三四十岁的导师、教授都有，我们这代人谁赶上了？我们这代人当教授的都很少，但是我们这代人的学识一点都不差。现在部一级干部四五十岁的，一个都没有，但是我们有怨言吗？我们还在反思当初我们的事儿。我说文革干坏事，最难看的事儿就是老兵干的，抄家、打人都是老兵干的，等到43派上来的时候，没这个机会了。现在43派还反思呢，说自己是中央文革走狗。这什么境界？老兵反思，连43派都在反思。而且，我们这一代人把整个文革几乎都扛到自己的肩上了。
所以，我觉得米鹤都干的这个事儿是搭了一个框架。我真就觉得北岛他们那些作品比较碎。你拿这个框架，我们再跟进来拍电影，写小说都是好题材。
李百悌：冷静看待红卫兵很有必要
李百悌：我看了这本书不是很早，后来才看到。这个书之前，在报纸上说出了这本书，做了一个介绍，但是说这本书歪曲文革。我就想看它坏在什么地方。后来认识了米鹤都，他送我一本，说你要是觉得不对，可以大杀大砍。我看了之后，觉得没有什么抵触的地方，反而觉得很舒服。我关注的地方都仔细看了。我有一个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能够在这个情况下很冷静地看待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很必要的。
佛门里面有一句话：只问因缘，不论是非。这个是非由后人们来说。此一时是，彼一时非。像刘辉宣说的，我们万法归一了，大家都能够站在一起说这个事情，那是由于历史决定的。如果还是当年的话，见面了还是那样。刘辉宣写的那些东西，我当然有看法了，老了去了，还说那些干嘛。
鲁天龙：我同意刘辉宣说的，这一代人有好多辉煌的亮点。我在汾阳插队的时候，有一次跟李百悌聊了一宿，他那时刚从公安局放出来。因为他到汾阳县城贴大字报，反对虚报产量。我们村打了28万斤粮食，虚报了66万斤，全交公粮了，所以老百姓都没吃的。李百悌带头反对。李百悌到农村后，也有好多事儿，那时候我小，但是给我很多影响。
第一件事儿就是学大寨，大寨把麦子都捐给国家了，自己全吃粗粮。汾阳也要学，说不给老百姓留麦子，李百悌就带头闹起来了，说应该给老百姓留一点麦子。红旗杂志有一个评论，说应该给老百姓留一点细粮。
第二件事儿是反对虚报产量，到县城贴大字报，然后被抓，关了4个月。
第三件事是县里以粮为纲，不让老百姓种菜。老百姓在玉米地里面套种窝瓜，武装部长带头拽调瓜秧，要突出以粮为纲。老百姓又没菜吃，又没粮食吃。
还有一件事儿是知青闹的的，我们都干了两年农活了，都懂点了。县里下文件，统一规定，春季播种必须两寸深，两寸全苗，三寸缺苗，四寸无苗，成了政策规定。这稍微有点农业常识的人都知道，坡地种得就得深点，要不然在干土里的，湿地就得种得浅点，要不然出不来。甚至一块地上有坑有坡，都得上下调整一下，哪能下文件规定？
像李百悌这样的，要往高了评价，不就有了改革的先行者的味道吗？包括我上别的同学那里玩，他们在读数理化，我说你们怎么学这个？他们说,这得学，国家不能老乱下去。我就是受他们影响开始学的。所以我觉得这代人很有思想，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像李百悌这样的站出来说话风险很大。谁要提出虚报产量的事儿，谁就要当反革命抓的，而且不许为老百姓说话。
米鹤都这本书我买了十几本，大家看了反响很大。
我个人感觉，一是这代人是好的，对社会、国家是做出贡献的，至少他们思想走在前面了。这点应该再总结总结。像在汾阳发生的事在全国不是少数，应该写写。
第二，我在教育口工作，我觉得文革的时候，红卫兵的出现政治是主要因素，当然也有其他的因素，我觉得老米分析红卫兵产生的原因很到位。我习惯从教育的角度看，我觉得文革刚刚开始就产生红卫兵，这跟教育有关系。第一，长期的政治宣传鼓动，第二中学生对教育制度的不满，第三是教育歧视，特别是对工农分子的歧视，城里人对农村人的歧视，终于就爆发起来了。所以，我有时候想，红卫兵怎么对学校有那么大的仇恨？现在学生对教育制度的不满，恐怕比文革前还厉害，现在对教育的歧视，尤其对工农子弟、外地务工人员子女的歧视，远远比文革前厉害。
马云飞：希望年轻人更明白那段历史
马云飞：我是这本书的责编，这个书出版以后更多的是想听听反馈的意见，社会上的反馈，尤其是学者的反馈。我觉得这个反馈，最重视的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这么一个东西写出来，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认可不认可？第二是搞历史的学者，他们觉得怎么样。我刚才听了前面几位专家，我自己感觉还是挺受启发的，受益还是很大的。
我觉得，我们必须重视文革的研究。这个事儿是我们现在整个国家做得非常不够的一件事儿。我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这本书讲北京红卫兵兴起和最后衰亡，这样的一本书，我在国内看到的还是第一本。红卫兵运动现在过去40多年了，到现在为止还得这么绕地弄出一本书，我觉得真的有点说不去。尤其是当前文革的事儿又被重新提起来了。温总理专门提出，我们绝不允许文革的事儿重演。现在网上吵得比较热，当然也有唱赞歌的。
而文革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现在的年轻人根本说不明白，更别说红卫兵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觉得这真是我们目前很大的一个缺憾。
现在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戏说的东西反而特别多。从《血色浪漫》开始，好象是中央台、北京台没有放，后来《青春岁月》、《兵团》、《知青》，戏说的东西非常多。《知青》过来人一看什么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戏说的东西多，真正严肃的、有一些研究深度的学术的东西出不来，我觉得这是挺奇怪的一个事儿。
章立凡：反思时要注意不要变成活化石
章立凡：我欠米鹤都一个情，让我写一个评，我一生病就没写。
刚才各位讲的，我很受启发。我们这群人坐在一块儿说同一件事儿，也是缘份，白头三代在，闲坐说文革。米鹤都有点子承父业的味道。很多当年文革的资料，都没有作为资料的碎片理出一个近现代史的大系来。这个工作一直没有做起来。
米鹤都这么做，进行口述史，以这个资料为基础，把整个的框架搭起来，我觉得这个事情的意义很大的。虽然说层面上现在仅限于北京地区的红卫兵，但是我觉得有这个框架还可以扩展。各说各话我很同意。米鹤都在香港出的那套《回忆与反思》口述历史我看了，看了第一本，感觉好象是一个圈子里面的人在说。第二本范围更大一些。米鹤都自己也说希望找不同的人回顾他们自己的经历，我觉得这个角度就更健全了。
当然，人难免有自己的生活圈子，生活经历，所以我们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切当事人说自己经历的历史的时候，往往都看成个人史了。因为你个人参与了，有情感，甚至有血缘的关系，等等。我自己写东西，有时候也还是脱不出这个圈子，这就不够客观。但是这不要紧，因为是个人写的。所以我一直主张，大历史就是一个拼图，每个人拼一块，拼得越多，可能就越立体，最后就有一个公约数。这肯定不是咱们现在编的国史、党史。所以，我有时候在想，关于我们经历的这个时代，当然我们很不幸，但我们也很幸运。很不幸就是国家和个人命运有很多坎坷。说我们幸运，可能这段历史在中国历史上几百年，上千年都不太容易碰到。在世界史上也不太容易碰到，而我们赶上了，我们是亲历者。这是一种幸运。可是这个幸运中间也有一个评价的问题。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会有自恋的情结，这种自恋情结也自然，是出乎人的本性的东西。
王友琴的书我也看了，但是我觉得王友琴的东西缺少一点，她只讲结果，没有动机，文革怎么发生的，这些暴行是怎么产生的，它的根源是什么，她只是把事件都罗列了。当然从史料的角度来说也很重要。
米鹤都又从另一个角度，这些人当初是怎么想的？他们的思想历程怎么样，我说别管书名怎么样，心路俩字还可以。把这一代人的心路说出来了，不管是与非，派系，有时候都可以忽略。你想，100年以来，500年以来，人们怎么来评价这段历史？那是人家的事儿，我们管不了。我们现在只能把我们经历的事情。按照我们的思想记录下来，当然有主观的成分，当然不要紧，有记录比没记录强。
所以，米鹤都做的事儿，第一步是把很多人的记录整理出来了。这是一大贡献。第二，他想在这个基础上再条理化，形成一个研究框架。我觉得这个探索是很有意义的。
比如说血统论的问题，这个问题今天其实也还存在。韩寒（韩寒腾讯博客）讲素质论，其实就是扩大了的血统论，他就说中国人素质不行，其实就是说这个族群素质不很，前提也还是一个血统。
我们现在不要忙着急于评价。有时候你想，这些历史确实很精采，比如刘辉宣说我们这代人精采。你看春秋战国的历史肯定比太平盛世时候的故事多，就精采，军阀混战的时候故事也多。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越纷乱的时代，越斗争残酷的时代，故事越多。所以，我觉得这段历史，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情结，这种情结在所难免。
可是有一点，我觉得要注意，就是我们不要变成活化石。我跟蒯大富聊天，聊过两次，我认为他就是一个活化石。他跟你聊的时候必定随身带着两本相册，要把所有的人物给你看一遍，而且第一次聊和第二次聊都基本上一样，他实际上已经变成祥林嫂了。他的人生已经定格在那个时代了，你想问他以外的东西，说你怎么反思，你达不到这个目的。但是这个可以原谅。只要他是真实的，我们就可以记录下来。
我在文革中跟许浩渊云聊过天，她自己回顾，说我们那时候就好象是贵族革命。我不知道这种反思怎么着，但是起码她能这么想。米鹤都这本书比较男性化，你可能对女性挖掘不够。我觉得可能还需要再访问一些当年的女生。我发现有时候女生比男生还激烈，可能是这个性别决定的，一旦她们认准了这个事儿，有时候比男的还执着。
我觉得中国人的派系的问题，从国民性的角度来说还很是一个问题，往往只讲历程，不讲是非，我一旦归顺了哪个团体以后，就以这个团体的是非为是非，而没有真正的是非。所以说那时候为什么被毛这个人利用，也是这个问题。一旦被收编了，或者你自认为被收编了，就跟着搞到底。最后发现自己被耍了以后，虽然有失落感，但是情感上难以割舍，因为毕竟是自己历史的一部分。人很难否定自己。
我有一次胡德平聊天，他说去德国访问时，他跟经历过纳粹时代的人聊天，他们就特别能够理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我很赞成书眉上的这句话：一个不能正视自己过去的民族，是永远无法真正崛起的。我觉得德国人的这种反思，他们有思辨精神，他们对这段历史的反思比我们深刻，而且他们在战后又经历了分裂之苦。我想现在我们也是一样，现在分裂之苦也是有的，我们是海峡两岸的分裂之苦。但是你回顾起来看，现在有很多人，我们在社会上看到、网络上也看到，他们拥护文革，既然后毛时代不好，毛时代就一定是好的。他是一个简单的线性思维，就是走直线，而且还是往后看，他也没往左看，也没往右可，也没往上下看，最后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文革讲平等，反特权，反对官僚体制，他把这一套和现实做一个联系以后，就简单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但是他们就没有立体的思维，只有线性的思维。这也跟我们这么多年来屏蔽文革，不许研究文革，说实在的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回顾自己的经历，把这些东西总结出来，也是要有一个警示，这个警示不仅是对我们自己，也是对现有的体制到底何去何从，我觉得应该早做打算。
丁东：提炼一代人共性的东西
丁东：米鹤都跟我是中学同学，我们都是师大一附中的同学，虽然在学校没有打过交道，这几年才打交道。他的书我早就读了，读过之后我也写过评论，因为在杂志上登的，篇幅所限，有些事儿不能展开说。
今天讨论这本书还有些现实意义，这一代人，一般都退休了，都是旁观者了，但是其中一部分人马上要上位了。他们这些人是什么情况？他们将来会把中国往哪儿引？或者他们执政以后会有什么执政风格？这是现在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不光是中国人关心，外国也关心。实际上米鹤都这本书包含着对这个问题的探讨。
当然咱们都是一个猜想。但是米鹤都这本书不是猜想，他还是想尽量从这一代人的经历里面提炼出一些共性的东西。其实这一代人里面要想提炼出共性的东西很难，这一代人本身差别很大。薄熙来跟我们也是一代人，底层草根也是这一代人，差别太大了。但是，因为他想做一个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下一代不同的研究，所以他还是要尽量从这代人的社会历史经历中提炼出一些带有某种共性和普遍性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努力还是值得珍视的，而且这个提炼在一定程度上有它的道理和依据。但是也不能当做条条框框，肯定到某一个人身上可能就套不上。但是，我觉得做出这种提炼，这种努力，作为历史学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作为我们思考中国今天的现实和展望明天的中国也是有意义的。
早上我看了崔永年那篇文章，我也感触挺深，他选第三梯队，等于把这几代人都给装在第三梯队里面了，包括下一朝还是第三梯队里面的人。但是我觉得整个20世纪历史，每一代人都有活跃分子，都有一般人，都有随大流的，也有不愿意介入的。但是前几代，比如说五四那代人，那里面最拔尖的人，最后他们都登上了政治舞台的前沿。
邓小平、陈云特别怕造反派冒上来，他们选40年这一代，要选文革中的逍遥派，文革中的乖孩子，结果他们掌权就造成了我们这十年的现状。下一个十年，就该50后这些人当家了，他们是乖孩子还是不乖的孩子，咱们再看吧。我觉得肯定还是要略有不同

yangharrylg

我们是怎么被利用的，为什么会被利用

                          ·章立凡·

    ——米鹤都著：《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座谈会发言

    我欠米鹤都一个情，让我写一个评，我一生病就没写。

    刚才各位讲的，我很受启发。我们这群人坐在一块儿说同一件事儿，也是缘份
，白头三代在，闲坐说文革。米鹤都有点子承父业的味道。很多当年文革的资料，
都没有作为资料的碎片理出一个近现代史的大系来。这个工作一直没有做起来。

    米鹤都这么做，进行口述史，以这个资料为基础，把整个的框架搭起来，我觉
得这个事情的意义很大的。虽然说层面上现在仅限于北京地区的红卫兵，但是我觉
得有这个框架还可以扩展。

    各说各话我很同意。米鹤都在香港出的这套我看了，看了第一本，感觉好象是
圈子里面的人在说。第二本范围更大一些，米鹤都自己也说希望找不同的人回顾他
们自己的经历，我觉得这个角度逐渐的就更健全了。

    当然，人难免有自己的生活圈子，生活经历，所以我们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切当事人说自己经历的历史的时候，往往都看成个人史了
。因为你个人参与了，有情感，甚至有血缘的关系，等等。我自己写东西，有时候
也还是脱不出这个圈子，这就不够客观。但是这不要紧，因为是个人写的。所以我
一直主张，大历史就是一个拼图，每个人拼一块，拼得越多，可能就越立体，最后
就有一个公约数。这肯定不是咱们现在编的国史、党史。所以，我有时候在想，关
于我们经历的这个时代，当然我们很不幸，但我们也很幸运。很不幸就是国家和个
人命运有很多坎坷。说我们幸运，可能这段历史在中国历史上几百年，上千年都不
太容易碰到。在世界史上也不太容易碰到，而我们赶上了，我们是亲历者。这是一
种幸运。可是这个幸运中间也有一个评价的问题。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会有自
恋的情结，这种自恋情结也自然，是出乎人的本性的东西。

    王友琴的书我也看了，但是我觉得王友琴的东西缺少一点，她只讲结果，没有
动机，文革怎么发生的，这些暴行是怎么产生的，它的根源是什么，她只是把事件
都罗列了。当然从史料的角度来说也很重要。

    米鹤都又从另一个角度，这些人当初是怎么想的？他们的思想历程怎么样，我
说别管书名怎么样，心路俩字还可以。把这一代人的心路说出来了，不管是与非，
派系，有时候都可以忽略。你想，１００年以来，５００年以来，人们怎么来评价
这段历史？那是人家的事儿，我们管不了。我们现在只能把我们经历的事情。按照
我们的思想记录下来，当然有主观的成分，当然不要紧，有记录比没记录强。

    所以，米鹤都做的事儿，第一步是把很多人的记录整理出来了。这是一大贡献
。第二，他想在这个基础上再条理化，形成一个研究框架。我觉得这个探索是很有
意义的。

    当然说，这中间可能涉及到的历史有没有党性的问题。我一直认为历史是没有
党性的，除非党史。真正的历史是没有党性的，因为党活不了那么多年。昨天大家
还纪念戒严法解除２０周年，蒋经国就讲过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所以我们要跳出那
种语境，我们现在很多叙事还很难做到跳出当年的语境。所以我们当时的思想，我
们所受的教育，我们对领袖的崇拜，就自然地让我们在这个语境里面说话和回忆，
这个都不可避免。但是，我觉得需要反思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这样？

    比如说血统论的问题，这个问题今天其实也还存在。韩寒讲素质论，其实就是
扩大了的血统论，他就说中国人素质不行，其实就是说这个族群素质不很，前提也
还是一个血统。

    我们现在不要忙着急于评价。有时候你想，这些历史确实很精采，比如刘辉宣
说我们这代人精采。你看春秋战国的历史肯定比太平盛世时候的故事多，就精采，
军阀混战的时候故事也多。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越纷乱的时代，越斗争残酷的时
代，故事越多。所以，我觉得这段历史，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情结，这种情结在所
难免。

    可是有一点，我觉得要注意，就是我们不要变成活化石。我跟蒯大富聊天，聊
过两次，我认为他就是一个活化石。他跟你聊的时候必定随身带着两本相册，要把
所有的人物给你看一遍，而且第一次聊和第二次聊都基本上一样，他实际上已经变
成祥林嫂了。他的人生已经定格在那个时代了，你想问他以外的东西，说你怎么反
思，你达不到这个目的。但是这个可以原谅。只要他是真实的，我们就可以记录下
来。

    我在文革中跟徐浩渊聊过天，她自己回顾，说我们那时候就好象是贵族革命。
我不知道这种反思怎么着，但是起码她能这么想。米鹤都这本书比较男性化，可能
对女性挖掘不够。我觉得可能还需要再访问一些当年的女生。我发现有时候女生比
男生还激烈，可能是这个性别决定的，一旦她们认准了这个事儿，有时候比男的还
执着。

    第一是说了一个大框架，第二是个人与历史的关系。

    我觉得中国人的派系的问题，从国民性的角度来说还很是一个问题，往往只讲
历程，不讲是非，我一旦归顺了哪个团体以后，就以这个团体的是非为是非，而没
有真正的是非。所以说那时候为什么被毛这个人利用，也是这个问题。一旦被收编
了，或者你自认为被收编了，就跟着搞到底。最后发现自己被耍了以后，虽然有失
落感，但是情感上难以割舍，因为毕竟是自己历史的一部分。人很难否定自己。

    我有一次和胡德平聊天，他说去德国访问时，他跟经历过纳粹时代的人聊天，
他们就特别能够理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我很赞成书眉上的这句话：一个不能正视自己过去的民族，是永远无法真正崛
起的。我觉得德国人的这种反思，他们有思辨精神，他们对这段历史的反思比我们
深刻，而且他们在战后又经历了分裂之苦。我想现在我们也是一样，现在分裂之苦
也是有的，我们是海峡两岸的分裂之苦。但是你回顾起来看，现在有很多人，我们
在社会上看到、网络上也看到，他们拥护文革，既然后毛时代不好，毛时代就一定
是好的。他是一个简单的线性思维，就是走直线，而且还是往后看，他也没往左看
，也没往右可，也没往上下看，最后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文革讲平等，反特权，
反对官僚体制，他把这一套和现实做一个联系以后，就简单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但
是他们就没有立体的思维，只有线性的思维。这也跟我们这么多年来屏蔽文革，不
许研究文革，说实在的有很大的关系。

    大家经常说反右就是文革的预演，发动群众斗干部，冲击官僚体制，这种办法
实际上不是第一次了。这些东西，当然归结到我们这一代人在中间是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是怎么被利用的，为什么会被利用？我们在此前就生活在一个过分政治化的
氛围之中。这在一个正常的国家不会这样的，我觉得公民在一般情况下不会过分热
衷于政治，凡是过分热衷的国家这个国家肯定有问题。但是我们出生以后就生长在
这样的国度。而且这种能量的释放，你看文革没有释放完，包括四五运动也没有释
放完，这种政治情结真正释放完是六四以后，那时候大家忽然大彻大悟了，干脆个
人顾个人，该发财发财，该下海下海，就没有人再关心政治了，政治能量都释放完
了，政治情结也没有了。现在往下的这一代人跟我们是截然不同的一段人了。

    再有，我们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我的观点，我们近代以来没有什么真正
的政党，只有会党，如果由会党政治变成现代的政党政治，这是需要我们这个体制
有一个比较大的思考和改变，否则我觉得这个社会很危险。

    所以，我们今天回顾自己的经历，把这些东西总结出来，也是要有一个警示，
这个警示不仅是对我们自己，也是对现有的体制到底何去何从，我觉得应该早做打
算。

□　原载《共识网》２０１２－０７－２７

http://www.cnd.org/CR/ZK12/cr704.g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