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翔﹕從「六七暴動」看「國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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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翔﹕ 從「六七暴動」看「國民教育」
【明報專訊】今年是1967年左派發動暴動45周年，適逢香港又被一場基本上由左派主導的所謂「國民教育」的「洗腦」工程所困擾。對比兩次事件，內容當然十分不同，但本質上卻甚相似，都是「左」一個字惹的禍。所以，筆者不禁要問：45年來，香港左派成長了嗎？
「六七暴動」為人們理解今天為什麼要反對「洗腦式國民教育」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註腳。
發生在45年前的事件，香港主流社會稱為「六七暴動」，左派稱為「反英抗暴」。它的成因，有本地因素（即香港1960年代中期積累下來的政治矛盾，包括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有外來因素（即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向境外蔓延），而以外來因素為主。
複雜的心理因素
本文不是重點探討其緣起，對這方面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余汝信先生的《香港1967：文革漩渦中的香港》、江關生先生的《香港地下黨（下）》，以及張家偉先生的《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等著作。3位從不同的歷史檔案都得出相同的結論：「六七暴動」主要是香港左派藉口本地矛盾，引入「文革」式鬥爭的結果。
左派朋友們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有意無意間都只側重在本地矛盾而不敢去揭露「文革」外延的禍害。這裏有一些複雜的心理因素：
第一，強調本地因素（即反英鬥爭），就能夠突出他們發動這場暴動的正當性和英勇性，但如果強調外來因素（即引入文革），卻只會顯得他們盲目、衝動、愚昧、極端的一面，和欠缺獨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能力。人，大抵多數會回憶自己正面的東西而不想去回顧負面的地方。
第二，在香港，批判港英沒有危險，可是批判中共卻不是小事。所以很多當年錯誤政策下的受害者，包括很多相當無辜的「少年政治犯」在內，過了45個年頭後，仍然只敢批判港英如何殘暴，卻不敢批判中共如何荒謬。
第三，由於中共已全面否定「文革」，所以因輸入「文革」而出現的「六七暴動」，也遭到被全面否定的下場。由於「大老細」否定了，下面的人自然不敢再提「文革」這個因素，所以「六七暴動」的參與者，也就只能從「本地矛盾」中去尋找可以自我安慰、自我合理化的理由。
當年「愛國教育」的特點
在「六七暴動」中，左派之所以能夠發動一場「持續幾個月，禍及全港九新界」的暴力事件，同當年左派圈子裏推行的所謂「愛國教育」有直接的關係。當年的「愛國教育」有幾個特點：
一，鼓吹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個人迷信，要「培養對毛主席的深厚階級感情」；
二，鼓吹對中共的無限忠誠，自覺維護「一黨專政」的不合理體制；
三，吹噓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性，對社會主義制度下產生的一些嚴重問題，或則推諉為「階級敵人」的破壞，或則輕描淡寫地說是「十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
四，組織香港左派學校學生到內地接受單一、狹隘的「階級教育」或所謂「革命傳統」教育等；
五，抵制港英政府的「奴化教育」，不學英語，不參加會考，自鳴「愛國」，其他人都只是「中、落」（即「中間」和「落後」，這是左派描述其他人的特定詞彙）始終自外於香港主流社會。
這種「愛國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們，不可避免地只會盲從，不會質疑，不會思考，更不會反省。很多人在這種盲目愛國主義的驅使下，到處撒傳單、放炸彈。從那時有些「愛國學校」的實驗室竟然變成製造土製炸彈的「兵工廠」可以看到這種「愛國教育」對青年人毒害之深。
今天我們看到的所謂「國民教育」，雖然遠遠沒有文革年代左派學校的「愛國教育」那麼極端和荒謬，但從《中國模式》這本參考書觀之，則其吹噓共產黨，吹噓社會主義制度，卻是一以貫之。香港社會是否願意接受由左派主導、用公帑來推動、徒使年輕人閉目塞聰的教育？這是擺在香港父母面前的一個大問題。
歷史棄兒
45年前因為盲從而被捕的年輕人中，他們的處境如何？這裏我想引述為他們抱打不平的張家偉先生的一段話：
時光荏苒，當年十五、六歲的少年犯已成為兩鬢斑白的花甲老人。這些「小人物」多年來無人聞問，還要背上「左仔」、「暴徒」一類的惡名。部分人當年因左派宣傳需要，在左派報章當了幾天「反英闖將」或「抗暴英雄」，卻當了一輩子的「暴徒」。
這些當年鋃鐺入獄的人，其實是北京錯誤政策的受害者，許多人至今仍然因涉及六七年的抗爭行動而在社會上抬不起頭，及背負難以洗脫的刑事紀錄。
回歸前夕，這些當年滿腔熱血、聽從左派領導層號召投入反英鬥爭的左派基層群眾，盼星星、盼月亮，希望九七後「翻身」或洗洗脫當年的罪行。但年復一年，北京及左派機構對他們基本上不予聞問，認為為了香港社會的穩定，不宜再糾纏往事，一些左派工會更指他們當年「走錯路」，告誡他們不要「吃老本」。當年為了鬥垮港英不惜「坐穿港英牢底」的左派群眾，如今淪為歷史棄兒。
（見張家偉網誌：《為了忘卻而回憶》。張家偉最早研究六七暴動，著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傷城記─六七年那些事》等書）。
這番話，正正道出了當年接受左派盲目式「愛國教育」的禍害。他們的不幸，就在於欠缺了獨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能力。但這種錯，不在他們，在於左派推行的、禍害無窮的盲目式「愛國主義」教育。
最近，讀到吳康民校長的鴻文〈國民教育問題已被政客騎劫！〉（載《明報》7月27日），認為國民教育「早已經給政客們騎劫，作為反對中央，反對一國、反對特區政府的重要武器」，認為這是「香港的利益集團，聯同『港英餘孽』、泛民主派，對中央及駐港的中聯辦，以及傳統愛國左派進行總攻擊的時候」。這篇文章確實使我不禁要問一問：45年來左派究竟有沒有反思？有沒有長進？
左派究竟有沒有反思？
吳校長經歷了文革、見證了它的荒謬性，作為培僑中學的校長，他也親身主導、參與了製造「盲目愛國主義者」這種本身有違教育理想的工作。培僑和其他左校的學生們，很多都成為張家偉上文所講的「歷史的棄兒」。吳校長如果設身處地，自應反思自己曾經積極推行的所謂「愛國教育」是否有問題，從而更好地理解為什麼今天這麼多教師和家長會走出來反對洗腦式的「國民教育」，而不是推諉於所謂「敵對勢力」、並動輒挑撥中央出手干預特區內部事務。
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見《詩經．大雅．蕩篇》）從文革的悲劇，到香港的暴動，都是發生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而不是遠古往事。近60年來中華民族這些災難，都是國民教育的上乘材料，認真總結這些災難，可以幫助我們民族認識問題、避免錯誤。作為這些災難的見證人，為什麼我們這一代人還不好好總結經驗教訓呢？還要容許「盲目式愛國教育」繼續荼毒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