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重庆工人造反军的成立与北上告状

bluesky

文革博物馆通讯（四九九）
二○○八年九月一日

何蜀

    重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１９６６年秋，相继发生了三次影响较大的造反
派上京告状事件：９月上旬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大专院校造反派师生上
京告状，９月下旬中学生红卫兵总部上京告状，１０月中旬重庆工人造反军北上告
状。前两次事件当时在传单、小报上都有较多的文字记载（如大学生写的《八一五
史话》，中学生写的《难忘九月天》等）。而对后一次工人造反军的北上告状，笔
者目前见到的文字记载极少。

    所幸的是，笔者于２００７年３月间在发表于互联网上的原北京航空学院红旗
战斗队戴维堤的回忆录《逝者如斯》中，意外见到了朱进选（朱东）这个名字。笔
者早已知道朱进选是当年参与组建重庆工人造反军和筹划北上告状的关键人物，便
通过北京的朋友帮忙，与朱进选先生取得了联系，朱先生不但口述提供了许多记忆
资料，还寄来了当年他从贵阳到重庆的火车票、他在组建重庆工人造反军时亲手制
作的第一批纸质胸章（包括纠察胸章）、工人造反军北上告状前后他给党中央、毛
主席拍发的两份电报的底稿及他起草的《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北上宣言》传单
等难得的历史资料复印件。再加上笔者对当年参加北上告状的朱登明、甘廷荣、朱
镇坤、林嘉禾、杨国成等的采访和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７日与朱登明、甘廷荣、杨国
成三人的座谈，总算对重庆工人造反军的成立和北上告状事件有了一个大体清晰的
了解。

    １９６６年８月中旬，中共重庆市委大门外开始出现批判市委领导人的大字报
。８月２２日，市委为竭力维持稳定，向各地区各单位社教工作团、工作组秘密发
出四条指示，主要精神是不准到市委看大字报。但这一指示有如禁书令一般起到的
是相反的广告和诱导作用，民众纷纷不顾禁令前去市委门外看大字报。

    位于市委大门对面的重庆市第六中学，干部子弟众多，信息来源广，造反精神
强，造反派学生迅速占了上风，控制了学校局面，六中便成为到市委门外看大字报
的造反派群众串连活动的最佳落脚点，也成了工人造反派组织筹建时的一个重要联
络地点。邻近六中的人民小学，当时设有外地赴渝师生接待站，这也使造反派与外
地红卫兵建立联系有了便利条件。

    最先在六中与造反派工人联系的，有首都红卫兵一司成员、北京国际关系学院
学生孟宪臣（后为首都一司驻渝联络站负责人）。这时到六中来串连的工人，主要
是一些在本单位遭到工作组批判打击的青年工人。他们不愿被戴上“右派”、“反
革命”的帽子，认为北京来的红卫兵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人”，把申冤、平反的
希望寄托在这些学生身上。北京学生们谈起的首都“文革”情况，使工人们瞠目结
舌，眼界大开，他们认识到这次“文化大革命”决不是又一场“反右派”运动，无
不欢欣鼓舞，勇气倍增。这时，一些单位已经开始出现自发的工人战斗队、工人造
反军之类仿效红卫兵的群众组织。

    当时的重庆市副市长、市经委主任马力在一份材料中回忆：“九月十八日晚，
根据（工交）政治部通知，要经委组织工作组到二印、农药、煤焦油、重纺、红旗
、化研所等六个单位，制止造反军开大会……工作组到厂并未发现造反军要开会，
但我仍然要他们留到国庆节前后才回来。”〔１〕

    另据重庆市委基建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回忆，第十八冶金建筑公司的造反派组织
是在９月２５日以前就建立起来的。〔２〕

    ９月２３日晚，北京航空学院有翼导弹控制与装置专业二年级学生朱进选等三
人从贵阳乘火车到重庆，先到了重庆大学。９月２５日，朱进选等进城到重庆六中
，参加了组织工人造反派的工作。当朱进选他们从重大出来时，在沙坪坝街上碰到
一个赞同八一五观点的青年工人正被人围攻，朱进选等以首都红卫兵的身份去帮那
个青年工人解了围。青年工人叫黄全达，是长江航道段６６１指挥部的临时工，此
后他就一直跟着朱进选参加活动，是工人造反军和北上告状团的主要组织者之一（
以后在１９６７年黄全达随朱进选去河南参加组织“工农共产主义运动团”，与朱
进选一起被定为重大反革命案主犯，在秦城监狱关押多年）。

    朱进选到六中后，为前来串连的造反派工人设计印制（油印）了登记表格，包
括每人的家庭出身、政治面貌、文化程度等。他看到各单位工人群众组织名目纷繁
，有的叫造反军，有的叫造反团，有的叫战斗团，就提议把名称统一起来，并且给
他们起了一个因力求多一些“革命”元素而略显冗长的名字：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
人造反军。他还亲自设计和刻印（油印）了第一批工人造反军的纸质胸章，在上面
刻绘了象征共产党领导的党徽（镰刀斧头）和四射的光芒，交给六中学生用红纸印
好，贴在纸板上，做成一个个小纸牌子，他亲手写上编号“革字×××号”；另外
还做了十来个“纠察”胸章，在背后加盖了“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的印章，找了
些踏实肯干的工人担任纠察，主要做维持秩序、防止发生破坏的保安工作。

    ９月３０日，因造反派（当时统称“八一五派”）学生决定次日独立组团参加
国庆游行，朱进选认为工人造反军也应该借此机会把自己的名号公开打出去，就用
红纸写了一幅竖条的“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名牌，贴到重庆六中校门边
。同时，他又起草了一份宣告工人造反军成立的《告全市人民书》，交六中学生帮
忙油印出来。

    当天，由孟宪臣等北京学生组织，在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召开了重庆无产阶级革
命工人造反军成立大会。大会由杨国成（重庆市建工局４０２工区工人，中共预备
党员，复员军人）主持。说是大会，其实规模并不大，到会的工人不多，更多的是
前来助威的学生。但总算是宣告了工人造反军的正式成立。

    “文革”风暴已经让市委领导人六神无主，穷于应付，只想防止群众性的动乱
进一步蔓延，因此听说“八一五派”（造反派）要独立组团参加游行，市委便提前
通知各单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工人纠察队等抢先占据游行必经的主干道
。１０月１日上午，重庆市照例举行一年一度的国庆游行。但这次游行与往年不同
的是，再没有往年那样提前彩排、展示各行业建设成就的盛装游行队伍，而只有绿
军装、红袖章（主要是由市委“官办”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工人纠察队
的袖章）、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牌和红旗。

    据当年造反派学生重庆市六中钢鞭战斗队增补翻印的大事记记载：

九月二十八日
    当我们知道国庆游行市委不让“八·一五”派以独立的支队游行时，“八·一
五”派革命同志无不愤怒，立即发出呼吁，提出强烈抗议。为此，北京来渝同学走
访了“重庆市国庆游行筹备委员会”，他们答应“解决”这个问题。

九月三十日
    市委一反常态，晚１１时４５分，在市委的指使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工人
纠察队及有关单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游行位置，说什么“八·一五”国庆节
要闹事，故意制造紧张空气。

十月一日
    ……几万“八·一五”派的革命学生未到主席台，他们就匆忙宣布“大会游行
结束”，匆匆溜走。“八·一五”派战士高举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掮着革命的
大字报、土制油印机，高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精神抖擞，斗志昂扬……〔
３〕

    工人造反军的队伍是从六中出发参加游行的，然而在六中学生编写的这个大事
记中却没有关于工人造反军参加游行的记载，可见当时工人造反军参加游行的人数
很少，也还没有正式的旗帜、袖章等标志，因而尚未引起注意。他们少数人员只是
跟在学生队伍后面或与学生队伍混在一起，举着一些写有革命口号的三角小纸旗，
沿途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集中火力炮轰市委”等口号，一直游行到了
朝天门。

    １９６６年国庆节后，形势有了极大变化。国庆节发表的《红旗》杂志１９６
６年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提出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１０月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全面批
判。与此同时，毛泽东批准于１０月５日下达了《中央军委紧急指示》，要求各地
为前一阶段被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为了进一步把群众“运动
”起来，毛泽东发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平反运动，一时间平反浪潮席卷
全国。重庆市委也不得不发出了（６６）１７１、１７２号通知，要求各单位搞好
平反工作，并支持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的平反监察委员会开展工作。这
个平反监察委员会由重大八一五周家喻和中学生红卫兵曾维才（建材学校学生）具
体负责，市委文革办公室负责人周炳林与之联系。

    在这种形势下，工人造反军等造反派组织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１０月７日，
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编印上报市委、市文革办公室的《情况反映》第７３期《关于
革命工人造反军的情况反映》中称：“最近几天，我们对‘革命工人造反军’的情
况作了进一步了解。据工交口五十七个单位初步掌握，参加‘革命工人造反军’的
约有１２７９人，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现已退出这个组织的有８０５人
。”〔４〕

    从这份材料可以看出当时市委对工人造反派施加了较大的压力。另外，当时的
重庆市副市长、市经委主任马力在一份材料中还谈到他曾布置驻二印厂工作组用经
委的吉普车到六中附近把二印厂一个常去六中参加造反军活动的勤杂工抓回厂里审
问，驻三轮车社工作组把造反军成员张政等人关起来批斗、围攻，逼迫交出造反军
的“联络代号”，把造反军的活动打成反革命活动等。〔５〕

    聚集在六中的造反派工人，受到《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
鼓舞，在造反派学生的鼓动下，上百名工人造反派于１０月１１日晚上进驻市委大
饭厅，要求市委领导接见解决问题。此前，由黄全达等工人与北京学生们一道拟定
了向市委提出的四条要求：

１、承认工人造反军是革命的群众组织；
２、给工人造反军安排办公地点；
３、给工人造反军拨发活动经费；
４、因受到工作组迫害而逃离单位、被扣发工资的工人，应该补发工资。

    市委对这样的要求当然不可能轻易表态。１２日早上，急不可待的北航学生朱
进选以“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总部”的名义，给党中央、毛主席发去了一份电
报，内称：“向党中央、毛主席告急：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现已成立
，在市委请愿，声讨市委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达八小时之久了。
市委领导人怕字当头，不接见我们，我们坚决要求改组重庆市委。”“誓死保卫党
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不达目的死不瞑目！市委不承认我们是革命的组织，合法
的组织，我们坚决不离开市委！速回电指示。”

    １２日深夜（１３日凌晨）３点１０分，市委派出一位书记处书记（据杨国成
回忆是辛易之）出来见了工人们，讲了些安抚、劝导性的话。但工人们对这些空话
并不买账，执意要求答复四条要求。双方形成僵持局面。

    １０月１３日晚，眼看工人造反派的要求难于得到市委同意，孟宪臣、朱进选
等首都红卫兵商量决定：让工人造反派人员撤出市委，步行北上告状。朱进选起草
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北上宣言》，由六中学生印成传单，《宣言》说：

    “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鉴于重庆的严重情况，为了捍卫十六条，誓死保卫
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工人被害、被扣
、被软禁、失去人身自由的一切革命同志，揪出、斗倒、斗臭、斗垮党内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于十一号晚召开紧急会议，控诉市委严重违背和极端仇视、
歪曲、破坏、对抗十六条的严重罪行，会后去市委解决问题，但市委用尽破坏之能
事，市委一手控制的市文革——市委镇压、破坏重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头号打
手，六十年代的绞杀革命的白公馆，进行百般刁难，于十二号晚三点半一位书记出
来‘接见’，此位书记完全暴露了市委的丑恶嘴脸。……我们要亲自去见我们最敬
爱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向毛主席汇报重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们最相信
党中央，最相信毛主席，我们只能相信党中央，只能相信毛主席，毛主席是我们工
人阶级的救星，是我们心里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１０月１４日，在市委大饭厅静坐请愿的工人造反派全部撤回六中，得知要北
上告状后，愿意参加者即各自回家准备钱和粮票（市中区建筑联社的工人造反派是
由老工人出面向工会借支了当月工资）。本来决定年纪较大、有家庭拖累的老工人
不参加北上告状，但是许多老工人都坚决要去北京“见毛主席”——以往“见毛主
席”是一种极大的荣誉和政治待遇，必须由各级领导选拔、审批。而这时自己就可
以有此选择机会，何乐而不为？

    孟宪臣、朱进选等北京学生召集各区工人造反派中的骨干人员开会，研究了北
上计划，并把参加北上告状的工人按地区编成了六个连，指定了负责的连长、指导
员。分别是：

    一连：连长朱登明（重庆市市中区建筑修缮联合社施工员，２６岁），指导员
黄万奇（杨家坪弹花生产合作社党支部书记，转业军人）。一连人员以重庆市市中
区建筑联社工人为主。
    二连：连长王文学（重庆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工人，复转军人），指导员罗某（
重庆市供电公司工人，复转军人），人员以沙坪坝区工人为主。
    三连：连长甘廷荣（重庆市工农兵服装厂工人，２０岁），指导员白某（女，
中共党员）。二连人员以南岸区工人为主，包括工农兵服装厂、重庆卷烟厂、红卫
纺织厂、南岸区建筑公司等单位。
    四连：连长胡崇金（重庆市建工局４０２工区工人，共青团支部书记），指导
员不详。人员以江北区的重庆市建工局４０２工区和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工人为主。
    五连：连长林嘉禾（重庆钢铁公司五厂工人，共青团员，２８岁），指导员不
详，人员以大渡口区工人为主。
    六连：连长张廷贵（重庆市矿渣水泥厂工人），指导员李显鑫（杨家坪无线电
修理部工人，共青团员）。人员以九龙坡区和北碚区工人为主。
    另外还有一个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纠察班，班长邓胜利（东方红模具厂工人，
退伍军人）。
    北上告状团领队先后是杨国成和叶祖禄（重庆市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工人，复员
军人，２０岁）。

    从这个名单大致可以了解到，当时这批工人造反派有几个特点：青年工人多，
流动性大的建筑行业工人多，中小企业工人多。除个别人家庭出身“不好”外（一
连连长朱登明是“反动官僚”出身，其父曾任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川北行署主任），
大多是“根红苗正”，接受“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化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而
且有不少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还有不少刚从人民解放军这个“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出来的复员转业军人。他们为什么要起来造反呢？从几个人的遭遇可以有一个大
致的了解：

    一连连长朱登明，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５日重庆大学与重庆师范专科学校两派学
生对立冲突的“八一五”事件发生时，他正在现场率领施工队为重庆师专图书馆大
楼进行大修。因他和工人们对重庆大学造反派师生表示了同情和支持，在事后重大
八一五学生被打成“反革命”遭到全城围攻时，他又代表所在建筑修缮社的十六个
老工人写了为学生辩诬的大字报《为重大八一五疾呼不平》，被区委工作组定为重
点清查、打击对象，他在重大学生帮助下逃离单位，先到重大，后到六中，参加了
工人造反军的筹建。

    三连连长甘廷荣，因为反对市委的“四条”（不准到市委看大字报，不准参加
辩论等），得罪了厂党总支。那时刚学习了“十六条”，在一次会上，总支书记宣
布市委规定的“四条”，他起来发言，说这“四条”是错的，不准职工去看大字报
是违反“十六条”精神的。这就使他成了党总支心目中的有问题人员。随后他又违
反“禁令”跑去市委看了大字报，还到重大去找了学生串连，回来后又参与组织了
厂里的第一个群众组织青年革命战斗队（单位上全体青年参加，共青团支部书记任
队长）。９月２１日，市委财贸政治部搞了一次统一行动，把全市财贸系统各单位
有“造反”言行的人员全部关起来。甘廷荣被关到国庆节过后，借上厕所之机逃走
，由第十一中学和交通学院学生帮助逃到了六中。

    北上告状团前期领队杨国成，“文革”前刚从部队复员，其中共党员预备期应
到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结束，他本来在单位上参加搞“四清”，因读报读到“工农兵
是文化革命主力军”时发了句牢骚，说“大字报都不准我们看，还算什么主力军”
，被工作组当作批判对象，被迫起来造反。

    四连骨干朱镇坤（重庆市建工局４０２工区工人，共青团员，２１岁），原在
单位上是共青团支部组织委员，四清工作组的依靠对象，培养重点，正准备将他发
展为中共党员。但是在四清工作组组织群众围攻外地来渝串连的学生时，他看到热
情单纯的学生们遭到有组织的围攻，不让吃饭、喝水，甚至不让上厕所，有的女生
被逼得小便失禁。他实在看不下去，就给工作组提了意见，被工作组认为“立场有
问题”，一下子就从依靠、培养对象变成了打击对象。出于义愤，他就参加了造反
。

    五连连长林嘉禾，在厂里率先成立了闯将战斗队，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
批判后单独关押，他进行了绝食抗议。工作组被迫将他放出后，他于１０月１２日
跑到六中，参加了北上告状。

    从他们的经历可知，当时这些工人造反派，大多是被基层党委或工作组按照“
反右派”运动的老一套思路打击迫害而“逼上梁山”起来造反的。

    这批人当中，还有一个颇为奇特的人物，即一连指导员黄万奇，他是个转业军
人（据说是正连级干部），中共支部书记。后来一连连长朱登明和一些工人曾好奇
地问过他：你又没有受过迫害，为什么要参加造反？他很老实地回答说，他本来是
被党组织派来打入造反派的（因为他是九龙坡区杨家坪那边的人，市中区这边的人
不认识他，所以派他来与市中区的工人造反派接近，还为他编造了“对转业后的安
排不满意，受到压制”的“造反”理由）。但他到六中接触到这些造反派工人后，
发现他们都是些热爱毛主席的热血青年，都是好人，没有谁是图谋不轨的“反革命
”，于是就跟他们一起真正参加造反了。朱进选至今提到他还说他是个很老实的正
派人。

    １０月１５日清晨，重庆工人造反军北上告状团（还有一些学生随行）从重庆
六中整队出发。步行经沙坪坝翻越歌乐山北上。据甘廷荣回忆：“我们步行走到璧
山，一路上艰苦得很，我记得我边走边在打瞌睡，但是想到上北京向毛主席告状，
就有了干劲。”〔６〕

    北航学生朱进选在北上告状团出发前作了简短讲话后，回到在六中的住房里去
取东西，出来时告状团队伍已经走远，他乘车追赶又走错了路线，未能追上。他的
同学许叔兴和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孟宪臣等学生（还有一些重庆学生）则跟随北上
告状团队伍走了。朱进选独自返回后，到市委向文革办公室人员提出：工人北上告
状团已经步行出发了，市委如果不管，路上出了事市委要负责。

    形势毕竟不同了，焦头烂额的重庆市委对此不敢不重视，当即派了市委办公厅
、工交政治部、基建政治部和文革办公室的干部（还带上了医护人员）前去追赶告
状团。当晚，市委人员赶在工人造反军北上告状团之前到达璧山县，联系好县城里
最大的餐厅为告状团准备了晚饭，并约见告状团代表和随行的首都红卫兵孟宪臣等
，劝说他们返回重庆，有问题由市委负责解决。但告状团不同意，市委人员便按照
市委此前商定的意见，提出告状团不再步行，而由市委联系重庆驻军派出军车，将
告状团全部送到永川转乘火车北上。告状团工人们对此最初意见不一，有的担心这
是市委的阴谋，上了车会被强行拉回重庆去关起来（有人便提出，如果那样就全体
跳车，出现伤亡由市委负责）；有的不愿坐市委派的车，坚决要步行去北京，以表
明自己“革命造反”的决心……最后经过劝说，加上随行的学生们做工作，告状团
队伍还是全部上了市委派来的军车，当夜到永川，次日转乘火车去了北京。因北上
告状团各连人数不等，有的几十人，有的上百人。估计军车出动了一二十辆。

    在永川上火车后，为了在政治上不被抓住“辫子”，告状团按照“家庭出身红
五类”的要求，将原领队杨国成（家庭出身小商，按当时的说法系非红五类或“灰
五类”、“麻五类”）换成了叶祖禄（家庭出身雇农）。

    未能走成的北航学生朱进选，在重庆六中又接待了陆续前来串连的工人造反派
。他将他们组织起来，按各地区编为工人造反军的不同分团，让留守的蒋国志（国
营重庆建设机床厂工人）负责联络。随后，以蒋国志为首组建起了工人造反军司令
部，主要负责人有蒋国志、李方成（重庆天原化工厂教育办公室干部，转业军人，
２８岁）、赵蔚武（重庆电表厂工人）等。因中央支持造反派的态度已经日益明确
，工人造反军司令部成立后，得到了重庆市委的承认，从而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工
人造反军中最大的一个山头。

    此后，工人造反军司令部中以人民交通公司职工为主的二分团，脱离司令部单
独活动，并成为工人造反军中坚决与重大八一五站在一起的一个独立山头，主要负
责人杨大渝（人民交通公司汽车修理总厂工人，２３岁）。

    １０月１７日晚，朱进选乘火车赴京前又到重庆上清寺电信局以个人名义给“
党中央毛主席”拍发了一份电报，内称：“重庆白色恐怖千余工人代表１５号晨步
行去京控诉饥寒交迫望速派车”。

    电报中说的“千余工人”略有夸张。据甘廷荣回忆，他们到北京后，他代表北
上告状团去北京新市委领了八百个毛主席像章和八百个免费乘车证。因此他记得“
八百”这个数字。估计北上告状团有六七百人。

    重庆工人造反军北上告状团到京后，分别被安排驻于煤炭部招待所和化工部招
待所。朱登明领导的一连后来驻到了北京航空学院（到北航后，北航红旗还给他们
发了红卫兵袖章）。

    重庆市委考虑到天气转寒，北上工人都穿得很单薄，担心他们受冻生病成为自
己新的“罪状”，还通知凡有人员北上的部门和单位各自派人给工人们送去寒衣。

    重庆工人造反军北上告状团人员被安排参加了１１月３日举行的毛泽东第六次
“接见红卫兵”的集会和游行。驻北京航空学院的告状团一连人员是跟随北航红旗
的队伍参加的。

    １１月１０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引起许多工人
造反派不满，认为其中一些提法是“以生产压革命”。甘廷荣和朱镇坤代表重庆工
人造反军北上告状团，和其他一些地区来京告状的工人造反派代表一起走访了人民
日报社，当时的《人民日报》负责人唐平铸接见了他们，听取意见。甘廷荣和朱镇
坤都发了言。

    在北上告状团之前先行单独乘火车到了北京的黄廉（重庆市木材公司鱼鳅浩木
材加工厂采购员，转业军人，３３岁），这时来到工人造反军告状团驻地，自称已
经与“总理联络员”建立了联系，要大家把告状材料都交给他转交，并自荐担任工
人造反军政治部主任。

    这时，北上告状的工人造反军人员发生意见分歧，以朱登明为首的一连（主要
是重庆市市中区建筑联社工人）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了工人造反军一支队（北航红
旗的学生替他们开证明刻制了公章）。以后他们一直以一支队名义单独活动。

    得到“毛主席接见”后，工人造反军北上告状人员回到重庆。因不愿接受蒋国
志为首的工人造反军司令部领导，另外成立了工人造反军总部，主要负责人叶祖禄
、朱镇坤、杨国成、黄廉、林嘉禾等。以后，因黄廉年龄稍长，社会经验较多，与
已经亮相造反的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关系密切，在第一次大规模武斗
“一二·四”事件及反对重大八一五“右倾”等活动中都有较突出的表现，成为重
大八一五等组织的重点攻击目标，其名气逐渐超过了工人造反军其他年轻的“元老
”。

    北上告状团回重庆后，一些脱离了工人造反军的人员成为其他造反派组织的领
导和骨干。如三连连长甘廷荣成为重庆财贸工人九二一战斗团（后为反到底派财贸
井冈山总部）主要负责人。告状团二连的供电公司工人们则组成了供电八三○战斗
团，成为八一五派的骨干。

注释：

１．马力《低头认罪，革面洗心——我的交代和检查》，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
会印，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３日。
２．申宁《反戈猛击，立功赎罪》，载《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鲁大东大会特刊
》，中共重庆市委、市人委、市文革机关革命造反派编印，１９６７年３月１日。
３．《重庆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庆六中
红卫兵３２１１１战斗团“八一八”编印，“钢鞭”翻印。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５日
（油印本）。
４．重庆师专八一五战斗团《八一五烽火》报创刊号，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４日。
５．马力《低头认罪，革面洗心——我的交代和检查》，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
会印。
６．《甘廷荣谈重庆文革》，甘廷荣口述，何蜀记录整理。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８
日下午在甘家及其后几次电话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