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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7-31 19:5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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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一夫：一个康巴汉子的一生和理想
由美国著名藏学家Melvyn C. Goldstein等执笔的《一个西藏革命家》，是平措旺杰的自传。平措旺杰是藏人中的共产党人，他参与了半个多世纪前汉藏关系的变化。最近读他的自传，读出了一些感慨。
一，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藏人
由于雪域高原的地理条件，藏地一向和外界比较隔阂。当上世纪初共产主义思潮席卷欧亚大陆，到处都在革命的时候，西藏却是一个例外，革命思潮被堵在了外面。平措旺杰是上世纪四十年代藏人中屈指可数的共产党人。他是怎么会成为共产党人的呢？
平措旺杰1922年1月出生在巴塘。巴塘这个地方位于今日四川省西部，历史上属藏地三区中的“康”区。平措旺杰小时候，生活在巴塘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藏族人，可是它远离拉萨，拉萨的政治权力到不了这个藏地的边缘地区。统治着巴塘的，是四川军阀刘文辉派出的汉人县长。这个四川军阀又和国民政府的中央政权离心离德。平措旺杰从小就给父母送到拉萨最大的寺庙甘丹寺，跟着当喇嘛的叔叔，为以后出家当喇嘛做准备，只是后来叔叔不幸早逝，才回到巴塘的家里。而此时的巴塘，呈现出汉藏民族和中央地方政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平措旺杰开篇说他的儿时巴塘，不是一般回忆录中温情脉脉的童年记忆，而是中央和地方政权的矛盾之下，汉藏之间的血腥冲突。就是这些冲突，让幼小的平措旺杰接触到了独立和自治的含义。他讲述的第一个故事是一个叫格桑次仁（Kesang Tsering）的人。
1932年，平措旺杰十岁，他说他一直记得格桑次仁回到巴塘的景象。格桑次仁骑一匹大白马，一身戎装，在十岁的平措旺杰眼里神气之极。格桑次仁是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的成员，平措旺杰有一个叔叔也在南京的蒙藏委员会。这次格桑回到家乡，是来完成国民政府交给他的使命，在巴塘建立国民党组织。但是格桑次仁有自己的打算，他要利用这个使命，来推翻军阀刘文辉在巴塘的统治，把治权重新收到藏人的手里。他要对付的是刘文辉在巴塘的兵营。用的什么办法呢？他以国民政府派员的身份，邀请兵营里的指挥官赴宴，在筵席上下了他们的枪。
后来，军阀刘文辉派出的兵力，还是把格桑次仁赶出了巴塘地区，格桑次仁没有完成国民政府给他的使命，他也没有实现在巴塘藏人治藏的个人理想。但他从此成为平措旺杰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平措旺杰立志也要成为这样的人：受过现代教育，有魄力有能力，为家乡谋福利。
当时巴塘的汉人和藏人，中央和地方军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独特的纠葛局面。于是，“鸿门宴”的故事一演再演，成功概率仍然很高，其原因是，被邀请者除了赴宴，其实并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而汉藏文武官员之间的承诺，结盟，伪装，背叛，成了家常便饭。
平措讲述的儿时故事里，他的叔叔洛桑顿珠奉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之命，在巴塘和刘文辉手下一个叫傅德铨的人发生冲突，特别血腥。洛桑先用鸿门宴扣留了傅德铨，傅德铨发誓服从，骗得释放，又反过来扣留了当地一个著名喇嘛。当最后傅德铨对藏人发动进攻前，他们举行了一个鼓舞士气的仪式。他们把一个藏人俘虏绑在柱子上，让每个士兵用刺刀刺一刀，刺得浅一点，不要把俘虏一下子刺死，但是每人的刺刀上都要沾上鲜血。这个人的惨叫太凄厉了，于是他们堵上了他的嘴，一直折磨到晚上才让他死去。
正是这些儿时故事，让平措旺杰相信，自己必须受现代教育。在这次事件以后，平措旺杰要求他的叔叔把他带出去。他们赶着牦牛，从巴塘走到汉藏交界的打箭炉，再到乐山，乘船到重庆，换船顺流而下到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平措旺杰进了蒋介石的中央政治学院，他进的是蒙藏委员会为培养蒙藏干部而特设的班级。该校学生一律制服，军事化管理。在这里，平措旺杰学到了流利的汉语，还接受过蒋介石的检阅。
抗战爆发后，平措旺杰随学校西撤。就在这西撤的一路上，他第一次看到了政府的腐败，民间的疾苦。年轻人对世间不公的愤怒，自然而然倾向开明的思潮。同时，日军的入侵，让平措旺杰心里澎湃着报国的热血。他说，他一方面有作为藏人的民族意识，要为藏人推翻军阀刘文辉的统治，另一方面又有爱国热情，爱的是大中国。他和另一个伙伴决定要去报名空军。他们请假离校，前往长沙。一路上没有钱，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他在中国社会的底层切身体验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穷人的悲惨艰苦，富人的奢侈骄慢，富人对穷人苦难的麻木和傲慢，这些刺激，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一个年轻人滋生革命情绪的温床。
结果，他们没有当成空军，他在回校后对路途上见识贫富差别的一篇作文，却引起开明思想的老师赏识，介绍他阅读政治书籍。由此，他走上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1939年，他在重庆的藏人伙伴里组织了西藏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叫做西藏共产主义革命小组。平措旺杰是西藏共产党的开创者和组织者。那一年，平措旺杰17岁。
二，解放家乡
整个四十年代，平措旺杰在展开革命活动，可是他的革命活动和当时的世界大势相比，规模有限。他们和中国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印度共产党都有过联络。他曾经前往拉萨，打算在拉萨建立共产党组织，展开活动，可是不久就让拉萨的西藏政府驱逐了出来。到1949年，解放军进军全国的时候，他又一次返回家乡巴塘，建立了中共康藏边区党工委和藏东青年团。在老家，他组织了巴塘地下党，一开始有十个成员。他打算配合解放军，在康区的巴塘，理塘，德格，打箭炉等地组织起义，推翻刘文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时的刘文辉，已经不是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地方军阀，而是国民政府将康区划出来，于1939年1月1日成立的西康省的省长，成了国民政府的“自己人”。而蒙藏委员会培养出来的藏族干部平措旺杰，此时却成了共产党人，策动旨在推翻国民政府的革命。于是，在巴塘，两边人马是老对头，而在大局上的站位，却已经全然变了。
平措旺杰的起义没有来得及举行，刘文辉就投降了。为刘文辉一方管治巴塘的官员刚好是平措旺杰的一个叔叔。于是叔叔把政权交给了侄子，政权在叔侄之间和平转移。巴塘就这样和平解放了。
此时的平措旺杰意气风发。他28岁，已经是有十年革命经历的老革命家。他期待着一个新的时代将在藏人的康区开始，甚至将会在全西藏展开。
然后，有一天，他收到了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的电报，要他立即到刚解放了的重庆，向邓小平和刘伯承报到。他说，他为“我们在巴塘的努力得到中国共产党政府如此高层人士的认可而非常兴奋。”
在重庆，他得知解放军第18军已经准备解放西藏，而他是共产党内汉藏两种语言都流利的最高阶干部。组织上要他随部队解放西藏，他的任务是搞好和藏族上层人士的关系，向他们做宣传，同时要让解放军了解西藏的文化风俗。贺龙和刘伯承还要他注意发现和培养藏族干部。
他为自己能置身于如此伟大的历史变革而骄傲，决心尽力而为。他的语言能力，他对藏人藏地的熟悉，确实是不可替代的。比如，他向邓小平提出，藏区粮食有限，部队必须带粮进藏，切不可让部队自己就地解决粮草问题。又比如，他知道，搞好藏人上层关系，礼物很重要，于是他亲手操办置买礼品。他赶到打箭炉，召集以前地下党的旧友，商讨怎样为解放军组织牦牛运输队。为了解放军进藏的第一仗，著名的昌都战役，仅仅为运送物资去巴塘，他就亲自组织了有十万多头牦牛的庞大运输队伍。
昌都一役，藏军几乎全军覆灭。在随后谈判签订著名的十七条协议的过程中，平措旺杰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十七条的中间人
平措旺杰在18军攻下昌都后第13天进入昌都。他为战胜者提的第一个建议是善待被俘的藏军官员，特别是藏军的总司令嘎宝，即阿沛•阿旺晋美。这些战败的藏军垂头丧气，心事重重。平措旺杰说，他为他们感到一种“难以解释的同情”(felt strangely sorry for them)。在解放军一方，大概只有他一个人会有这种难以解释的同情。他建议说，既然要把西藏上层争取过来，就不能羞辱他们。要显示出尊重，不是把他们当成俘虏，而是当成西藏政府高官，是准备与之谈判的人。
他又是共产党一方唯一能够和嘎宝他们沟通的人。他回忆说，他用了很多日夜同嘎宝他们长谈，谈苏联，谈共产主义，谈形势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那就是平等和宗教自由。那个时候，平措旺杰对此丝毫没有怀疑。他也向嘎宝他们指明，西藏在军事上抵抗中国是不可取的。他用了“鸡蛋碰石头”这个成语来做比喻。
随后，嘎宝等致信拉萨政府建议谈判。平措旺杰回忆，这封信是他和嘎宝他们讨论后，再三修改，让解放军王其美将军过目以后，才有一众西藏官员签署发出。
平措旺杰关于十七条谈判和签署的回忆，读起来非常微妙。在汉藏实力的大局之下，双方人士的反应和内心活动，恰似平静的水面之下波涛汹涌。平措旺杰的身份是谈判的翻译，其实却远远不是一个工具性的角色。他是认知上相差巨大的双方都能够理解和沟通的人。站在他这个位置上，他能够看到其他任何人都看不到的事情。
作为翻译，一开始他就注意到双方不同认知而产生的用词不同。藏方用“西藏政府”和“中国政府”的说法，而中方只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说法。这种说法不同，有时候会造成尖锐对抗，可是如果翻译能灵活一点，就能降低或消减这种对抗。有意思的是，平措旺杰回忆中说到中方的时候，说的是“我们这一边”(our side)，而中方的谈判代表对他说起对方的时候，却不由自主地说是“你们的人”(your people)。在某种意义上，双方都把他看成自己人，有时却又都把他看成对方的人。他到底实质上是那一边的，就要看双方在具体情势下，需要他做什么了。他以为，他的这种双重身份为两边都做了好事。他是真心的。可要是一个汉人就会小心，因为这样的双重身份很可能种下日后的祸根。
十七条谈判最困难的是解放军进藏驻军的问题。西藏代表们尽其所能地表示强烈反对，理由是没有必要。他们内部也激烈地争论。最终达成妥协的原因很简单，不管签不签，解放军总是要进藏的。签了意味着和平进藏，不签意味着武力进藏。藏方无力抵抗，没有别的选择。
几乎导致十七条谈判破裂的，却是最后中方提出的要成立军政委员会的计划。中方首席谈判代表李维汉预先向藏方的嘎宝打了招呼，嘎宝却没有向西藏代表们通气。三天后当李维汉正式提出的时候，西藏代表们就炸了窝。他们认为，这是解放军进藏后将取代西藏政府的一个计划，以前谈判所得到的自治条件都将化为乌有。而中方认为，预先给你们打过招呼，你们没有反对，就是默认了，为何又出尔反尔。于是，李维汉发出了要西藏代表卷铺盖回家的威胁。解放军将用武力解放西藏。
站在漩涡中间的平措旺杰，没有把李维汉的“回家”翻译成“回西藏”，而是翻译成“回旅馆”。随后，平措旺杰以一个藏人的身份，在西藏谈判代表中展开了说服。他解释说，这个军政委员会只是一个临时机构，不是要取代西藏政府。而且，达赖喇嘛是军政委员会的负责人。终于，平措旺杰成功地把双方又拉回了谈判桌。
在十七条签署后的庆祝酒会上，李维汉举杯祝酒：“为平旺同志，为他对十七条协议作出的重要贡献！”
四，领着解放军进入西藏的人
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藏汉关系史上，拉萨的藏人给平措旺杰一个标签，说他是“领着解放军进入拉萨的人”。这个说法是有来历的。十七条签署以后，解放军终于越过青藏高原，于1951年9月9日开入了拉萨。解放军浩浩荡荡地行进在八廓街上，他们抬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走在队伍前列的，是王其美将军和平措旺杰。平措旺杰身着解放军的军服。
我们如今很难猜测，在观看解放军开进拉萨的成千藏人眼睛里，平措旺杰是什么样的人。而平措旺杰在那一刻，感觉到的是自己投身在革命事业之中，这个事业是为藏族谋平等自治的，是为藏民谋开明和福利的。不幸的是，就在长途行军前往拉萨的路上，就显示出了党内藏族干部和汉族干部在某些问题上的细微分歧，而王其美等汉人干部就已经开始产生对藏人平措旺杰的怀疑了。
在共同的共产主义信仰之下，汉藏民族的不同文化背景，引出处理具体问题的不同态度，如今，半个多世纪以后，读来意味深远。
按照礼仪，随解放军18军大部队进入拉萨的最高指挥官张国华将军，要正式拜会达赖喇嘛。这次会见非常重要，在北京时候就已经决定。李维汉告诉平措旺杰，张国华离开北京以前，毛泽东私下召见张国华的时候，关照张国华，第一次面见达赖喇嘛时，要行三次“叩长头”礼。张国华将军显然不乐意对达赖喇嘛这个16岁的少年行如此大礼，因为这样把自己完全卧平在地的“五体投地”的礼节，还要起来又卧下行三次，这对于不习惯藏传佛教的解放军将军来说，确实是一件有所为难的事情。于是张将军对毛泽东说，对达赖喇嘛行个军礼是不是就可以了吧。毛泽东对张的态度感到有点生气，不客气地说，“张国华，你能为革命流血流汗，对达赖喇嘛叩三个头又有什么关系嘛！” 张国华只好默不作声。
在拉萨，临到了要见达赖喇嘛的时候，张国华还是不想行这个叩长头大礼，于是他对平措旺杰提出，你是藏族干部，你来做代表叩头吧。谁知平措旺杰对这个难题的反应是，“这对我一点没有问题，因为这是我们藏族文化的一部分”。
达赖喇嘛在后来的回忆录《流亡中的自在》里，提到了这次会见。他记得很清楚，随着解放军将军一起来的，有一个身穿藏人服装，戴着藏人皮帽的青年，一进来就行了三次正式的叩长头大礼。“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他显然是中方代表团的一员。后来得知他是翻译，是共产党的忠实支持者。我后来问过他，为什么他不像其他人那样穿毛式服装，他好心地告诉我，千万不要以为革命只是衣着的革命，革命是思想的革命。”
平措旺杰的共产党人和藏人的双重身份，使得汉藏双方在需要他的时候，都没有别人可以替代。在五十年代初的汉藏互动时期，平措旺杰见证了一系列重要的历史现场。1954年达赖喇嘛到北京访问的时候，他为达赖喇嘛做翻译。中方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邓小平，习仲勋，到张经武，张国华，范明等治藏军队干部，他们和达赖喇嘛的谈话，都是平措旺杰翻译的。在这个过程中，他和比他小十多岁的达赖喇嘛交上了朋友。那些年，是平措旺杰工作如鱼得水的几年，他感觉，共产党人把他当成战友，而藏人的领袖达赖喇嘛也把他当成心腹知己。两边都对他很好，两边都离不开他，而他也在尽力促进两边的互相理解，他显然认为，这种互相理解，对于革命事业，对于藏人的福利，都是有利的。他感觉自己干得很值得。
就在他这几年的回忆里，仔细读来，可以读出一些微妙的信息。从身份上来说，他属于共产党队伍里的一员，他是中共统战部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干部，而不是达赖喇嘛噶厦政府的官员。他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和平解放西藏有功劳有成绩，他更多的，应该说是共产党的人。可是，如今读他这一段的回忆，你会觉得他更多的是一个藏人，是西藏达赖喇嘛那一边的人。他的回忆录读来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在他的回忆里，他讲述了经历过的各方人士，有细节有描述。他的描述，对中共一方的人士，有足够的尊敬，却不知怎么就让你感觉少了一份亲情和信托。而对达赖喇嘛，名义上他是中央派来的翻译，他对达赖喇嘛有着藏人都有的崇拜，作为“共产党一边的干部”，照理说还应该有所疏远和敬畏，可是你却能读出一种亲近，一种默契。
在多年后达赖喇嘛的回忆中，也多次提到这位翻译平措旺杰，说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安静而聪明，精于思考。还说他真诚，诚实。达赖喇嘛回忆说，“有一次我们谈到西藏的前途，他说他对西藏的前途非常乐观，因为他认为我是一个思想非常开放的人。他告诉我，很多年前他作为观众在罗布林卡看到我，是一个小男孩坐在宝座上。‘现在你不再是个小男孩了。现在你和我一起在北京’。这个念头让他如此感动，竟使他泣不成声。”
而平措旺杰对达赖喇嘛的回忆，也有一些细节。他用一个藏人的心态和眼睛，来注视这个19岁的青年。这个年轻人从雪域西藏来到北京，置身于一群成年人中间，这些人手中有几百万大军，治理着几亿人口，有压倒性的实力来决定他和他的藏人未来的命运。大概，在场的人中，没有谁观察达赖喇嘛如此细致，如此怀着感情。他注意达赖喇嘛是不是紧张，说话是不是流畅。他似乎在和达赖喇嘛一起，感受达赖身上肩负的无与伦比的沉重责任。达赖喇嘛会见毛泽东以后，对他说，“平旺－拉（“拉”放在名字后面是藏人表示尊敬的称呼法），今天事情进行得非常好。毛主席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和别人不一样”。这种宽慰之心情，也可以从平措旺杰的回忆中读出来。
平措旺杰还回忆到，他在接触了达赖喇嘛以后，才发现达赖喇嘛生活上简朴的一面。他说，达赖喇嘛日常吃的东西，比常人想象的简单得很多。很多常人习以为常的食品，达赖根本就没吃过，一点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美味的食物。于是，达赖对在北京时候给他吃的丰美佳肴感觉非常惊奇。
如今，五十年过后，汉藏关系中发生过了很多事情，再读平措旺杰的回忆，你不得不看到，尽管共产党博学多识的领袖们都知道达赖喇嘛对藏人的含义，同样是面对青年时期的达赖喇嘛，却不会有一个人持有平措旺杰那样的眼光和感情。平措旺杰是一个共产党人，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但是，达赖喇嘛对于平措旺杰，仍然是一个精神上的依托，仍然是他的精神领袖。对藏人来说，达赖喇嘛的意义，就是世界的意义，就是生命的意义。这种道理并不是理性的知识，而是雪域西藏千百年来植入藏人血液的生命本身。
达赖喇嘛也从平措旺杰身上看到未来藏人和共产党人之间一种他所希望的关系。他回忆说，“我一向认为只要毛主席继续信任平措旺杰，那麽西藏就有希望。在他回北京后，我向张国华将军提出一项要求：请派平措旺杰为党书记。起初是原则上同意，但是有好久都没有下文。”
可惜的是，平措旺杰没有像达赖喇嘛盼望的那样回到拉萨担任书记。1957年，正是内地反右斗争的一年，也是在四川的康区、和青海的安多地区的土改和合作化运动引起藏人反抗的一年。汉藏关系中，以中央政府主导所维持的那种和平，突然显示出诡秘的气氛。年底，一位中共官员告诉达赖喇嘛，平措旺杰不会回西藏了，因为他是一个危险分子。
五，世上千年，洞中一日
几年前，平措旺杰领着解放军进入西藏，张经武和张国华将军是他的战友，他们共事了八年，很多时候几乎是朝夕相处。可是当两位张将军向他宣布，要对他进行审查，并且要求他肃清自己的思想的时候，说出来的理由让他觉得“荒唐”。
张经武说，在1957年全国人大少数民族代表举行的青岛会议上，平措旺杰策划要把隶属四川省的德格划给西藏的昌都。这完全是误解和冤枉。在那次会议的一个小组会上，是别人提出应该把德格地区的四个县划给昌都，这不是平措旺杰的想法，而且平措旺杰立即就意识到，这种想法是上级不会赏识的，于是公开表示这不可能。他注意到会上有民委派来的 干部默默地做着记录，却没有放在心上。但是，此后他发现嘎宝等都向他提起这个事情，他隐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在第二天周恩来和他谈话的时候，他向周恩来做了解释，说明这不是他的想法，而且相反，他是反对的。于是，周恩来说，看来是记录员记错了，别当回事。可是很明显，这仍然还“是一回事”。遗憾的是，在那个年代整人的风气中，事情到了公开摊牌的时候，挨整的苦难之路一经展开，那就非得走完不可，再解释也来不及了。
当平措旺杰向两位将军老战友追问，还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张国华说的理由更精彩。张将军缓慢地说，“解放军进军西藏的时候，你随身带了很多书。你带的这些书里，有一本是列宁的《论民族自决》。你可得好好想想。”
这个理由，让平措旺杰无言以答。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是青年平措旺杰走上信仰共产主义道路的时候，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正是这本共产主义导师的著作，让来自偏僻巴塘的藏族青年平措旺杰相信，共产主义是主张所有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的。为什么带了一本列宁的书，会成为一种罪过呢？平措旺杰感到愤怒，他怎么也想不通。
他被留在北京，不准回拉萨。奇怪的是，在拉萨，党政机关公开宣布对他的地方民族主义进行批判，而在内地，并没有公开对他的批评。他被降职，安排在民族研究所工作。在反右运动后期，他还参与了给别人定右派的事务。
1960年初的一天，他被告知写出一生的经历，从八岁开始写起。于是，他写了长达二十多页的一生经历。对于1949年以前他成立西藏共产党的革命活动，他没有详细解释，因为这时他已经学会担心，他在成立西藏共产党以后曾经通过领馆和苏联共产党联系，后来当西藏将他驱逐出境以后，他在印度又和印度共产党联系过。这些革命活动，现在他知道，是有可能被误解的。
他把报告交上去以后，有两个月太平无事。然后，1960年八月的一天，人家通知他，他被隔离审查了。他当时立即想到的是，家里的孩子们没人照顾，因为这时他的妻子还没有调到北京，岳母帮他照管孩子，但是只会讲藏语，而他的孩子有的不会讲汉语，有的不会讲藏语。但是人家拒绝让他回家料理家事，也拒绝让他的孩子来看他。
很久以后，他才了解，中央民委向上级打了有关他的政治问题的报告，毛泽东亲自批阅了报告。几年前，毛泽东当着达赖喇嘛的面称赞过他，但是这个时候达赖喇嘛已经出走印度。毛泽东的批示是，要彻底调查，即使有“天大的事”，也要尽一切努力把他争取过来。可是，后来的事情证明，下面的人并没有照毛泽东的批示办。这是为什么，至今是一个谜。
8月31日，六个人来到他隔离审查的地方，出示了公安部谢富治的批示，宣布逮捕反革命分子平措旺杰。他被关进了著名的秦城一号。
这是1960年，平措旺杰38岁。当他迈出秦城监狱的时候，将是18年以后。在这18年里，他大部分年头被单独监禁，即使看守他的士兵也不许同他讲一句话。
长期单独监禁，是最为残酷的一种刑罚。单独监禁十年以上的人，几乎无一例外精神崩溃，不管你身体多么强壮，不管你精神多么顽强。平措旺杰也曾被送入北京安定精神病院。在此期间，他的妻子死在地下室里，他一无所知，没有人告诉他。当1978年他突然获释，他的孩子们来接他的时候，他已经不会说话，只会流着口水发出呜呜的声音。
在这18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西藏也和康区、安多一样，展开了“民主改造”。大饥荒，文革，西藏的大部分寺庙被毁，连班禅喇嘛也被关在监狱里。这一切，平措旺杰一无所知，他在单独监禁的炼狱里煎熬。这个康巴汉子，凭着草原牧场给他的强健体魄，凭着没有害人动机的单纯良心，凭着他进去的时候正是38岁年富力强之时，终于熬到了文革后拨乱反正的年代。有很多像他一样的人，没有能熬到这一天。
他到底犯了什么事，要这样惩罚他，到底是为什么，要用如此残酷的方式折磨他，至今也没有人给他一个明确的回答。
六，来自山南的关怀
1978年4月的一天，平措旺杰被释放，和前来迎接的他的孩子一起，直接被送上了火车，送到四川省自贡，在那里被安置下来。名义上他恢复了自由，实际上他不能到他自己想去的地方去，不能到北京去。他到成都去看病，需要自贡当局的批准。他决定作出一个反抗的行动。1979年2月，他和他的儿子一起，登上火车，前往北京。
这个时候的北京，正在经历文革以后的拨乱反正。在台上掌权的共产党官员们，在文革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受过“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批斗和监禁。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中央官员们集体呈现出少见的恻隐之心的时代。平措旺杰要推翻加于自身的反革命罪名，他向邓小平、胡耀邦和陈毅写信申诉。
这里，他两次出现了记忆失误。陈毅早在文革中去世了。可是平措旺杰两次提到了向陈毅申诉。这种记忆错位的原因，我想，是因为1956年他随陈毅，汪峰，张经武等进藏的一路上，陈毅给他留下的记忆。当时，在汪和张的言谈里，他们认为藏人什么也不懂，他们是到西藏去指导他们的。这种汉人的傲慢让平措旺杰不快。轮到陈毅说话的时候，陈毅间接地批评了汪和张，他说，我们到西藏去，应把自己看成学生和客人，而不是老师和中央政府的权威。他说“我们对西藏的局面其实并不了解。我们应该向藏人学习，而不是对藏人指手画脚。”藏人记恩，显然这番话让平措旺杰刻骨铭心地记住了。
平措旺杰向中央申诉以后，1979年3月，统战部派人来找他，告诉他，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作为中央政府的客人，来到了北京。嘉乐顿珠提出一定要见平措旺杰。统战部的来人说，平措旺杰可以见他。而且，考虑到他是住在孩子家里，没有自己的房子，所以统战部已经在民族宫饭店安排了房间，你可以在那里见嘉乐顿珠。第二天，统战部来人又告知说，嘉乐顿珠坚持，一定要在平措旺杰自己的家里见到平措旺杰。
在平措旺杰家里，嘉乐顿珠讲述了这次他代表达赖喇嘛来访问的前因后果。他说，他在接到新华社香港分社转达的中央政府的邀请后，立即赶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向达赖喇嘛请示。达赖喇嘛说，他应该去，并且关照两件事。第一件是，他这次来，可以听任何人说话，但是自己不要谈政治，也不能自己和中央政府谈判。第二件是，要设法找到平措旺杰，了解平措旺杰这些年在哪里，他过得好不好。
嘉乐顿珠向他简单介绍了流亡在外的藏人的状况，告诉他说，现在藏人的儿童都上学了。告别前，嘉乐顿珠说想看看他的孩子们，于是他把孩子们叫出来。孩子们把他们这些年的经历告诉嘉乐顿珠，他的女儿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嘉乐顿珠看着这些下一代藏人，强忍眼泪。
嘉乐顿珠的来访，顿时改善了平措旺杰的政治待遇。但是，他还是没有得到平反，没有恢复工作。这个时期，他接待了刚从监狱里释放的班禅喇嘛来访。班禅喇嘛答应尽力帮助他。他也向嘎宝请求帮助。嘎宝，即阿沛•阿旺晋美，是藏人中很少的在这些年里没有遭受极大苦难折磨的人，一直担负着没有实权的很高的职位。从十七条谈判时期开始，嘎宝就认识他，了解他，没有人比嘎宝更清楚，他对中央政府绝无背叛之心。嘎宝答应，帮助他把写给邓小平的申诉信递上去。
1979年秋天，邓小平邀请达赖喇嘛派代表团访问西藏。统战部长杨静仁邀请平措旺杰出席了为达赖代表团举行的宴会。这是平措旺杰二十年来出席的第一个公开活动。杨静仁和主宾们在第一桌，平措旺杰和统战部的干部在第二桌。席间，达赖喇嘛的代表们频频走到第二桌来，向他祝酒。他们好像是预先就想好了一样，故意在各种场合向中央称赞平措旺杰。这些不可能不引起最高层的注意，促进了平措旺杰的平反和恢复政治待遇。
随后，达赖代表团开始对西藏地区的访问。在他们访问以前，统战部担心翻身农奴会出于对达赖喇嘛的仇恨而对代表们不礼不恭，于是布置基层，要说服民众，不要向达赖代表们扔石头，吐口水。
平措旺杰说，没有比这种担心更离谱的了。政府一方对藏人的判断完全错误。达赖喇嘛的代表所到之处，民众狂热欢迎，场面惊心动魄。人们哭着喊着，达赖喇嘛万岁！这是1979年，自从毛泽东三年前去世，中国人就不再对哪个人喊万岁了。
这个场景，从来没有在中国的报纸上报道过，以后也从没有在文章、书籍中出现过。所有当事人都奇怪地保持了沉默，再也没有人提起，似乎没有发生过一样。但是，它发生过。这个场景，意味深远。它表明了中央政府，共产党的干部和汉地民众，对藏人藏地的判断是何等的失误。他们和几百万藏人相处交往了三十年，竟然一点不知道藏人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们对藏人的判断，和现实完全相反。而过去几十年的执政方对管治西藏政策的自信，是全部建立在这一判断上的。这一判断被证明失误，说明了什么呢？此后对这一判断失误的沉默，又说明了什么呢？
但是，有一个共产党人不一样，那就是平措旺杰。如果平措旺杰不懂藏人，那么世界上就没有共产党人懂得藏人了。如果共产党想懂得藏人，他们就应该听听平措旺杰的看法。那么，汉藏关系往哪里去，平措旺杰是怎么想的呢？
在平措旺杰的回忆录里，有那么一个历史细节。
七，藏人的旗子能不能打起来
平措旺杰对1954年达赖喇嘛访问北京的回忆里，有一件事情，看似平常却意味无穷。那年达赖喇嘛待在汉地几个月，在北京的时候，毛泽东会突然来拜访这位年轻的西藏宗教领袖。毛泽东常有出人意外的言谈，有些话显然是深思熟虑以后说的，有些话又似乎兴之所至，随口而说。
有一天晚上，毛泽东突然又来到达赖喇嘛住的地方。在他们交谈的时候，毛突然说：“我听说你们有一面国旗（National Flag），是吗？他们不让你带着，是吗？”平措旺杰把这句话翻译过去，达赖喇嘛反问，他说的“他们”是指谁啊？平措旺杰把这个问题再翻过去，毛泽东直接了当地告知，他指的是当时代表中央在西藏的张经武、张国华和范明。
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在不知来意的情况下，达赖喇嘛回答说，“我们是有一面军旗。”他避免直接回答西藏政府和达赖喇嘛有没有自己的国旗这个问题。谁知道毛泽东立即说：“没有问题。你们可以保持你们的国旗。将来，我们可以让新疆有自己的国旗，让内蒙有自己的国旗。在这些国旗之外，再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这样好吗？”达赖喇嘛点头称是。
平措旺杰对毛泽东的这番话感觉非常兴奋。虽然他不知道毛泽东的话是不是经过政治局讨论，抑或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想法，但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都很注意苏联的榜样，他认为，毛泽东说藏人可以用他们自己的国旗，说明将来会采纳苏联那样的共和国联盟的政体。
这天夜里，兴奋莫名的平措旺杰把这番话告诉了张经武。谁知张经武非常关心的是，毛泽东说的“他们”都是谁，对“他们”还说了别的什么话没有。他对有关国旗的说法一点兴趣也没有。
后来，平措旺杰还向刘格平提起了毛泽东的话。刘格平是一个回族干部。他对“他们”是谁一点没有留意，却立即就抓住了毛泽东的话可能蕴含的意义。他说：这么看来，将来，西藏，新疆和内蒙，可能会建立苏联式的共和国，而小的少数民族则建立自治区。他说，这可是太好了。他们俩都认为，只要毛泽东这样说，那么中央政府一定会采纳这种想法的。
可惜，从那以后，这一共和国联盟的模式，在西方称为联邦制，再也没有人提起。而在中共的正式文件里，这一思想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来。
平措旺杰说，很多年以后，他在长年的单独监禁中，又想起了毛泽东的这段话。他为这段话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而焦虑不安。大概在1974年到1975年间，他在单人牢房里想到，自己这辈子可能再也不会放出去了，现在达赖喇嘛在国外，而毛泽东也非常衰老了。于是，他把这段毛泽东对达赖喇嘛说的话，写了下来。
如今，离开毛泽东说那番话，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多。平措旺杰记下的这段话，说明汉藏关系其实本来还有别的路可走，本来还有别的可能性的。同样，未来也并不是只有已经开了头的这一条路可走。和半个世纪前一样，选择权在实力强的一方。
八，汉藏关系的钥匙在哪里
平措旺杰回忆录的最后两章，讲述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经历。八十年代初是中共高层反省西藏政策的年代。从文革苦难中过来的胡耀邦等领导层官员，痛定思痛，意识到过去几十年的西藏政策中，很可能对藏人造成了极大的苦难。于是，他们打算纠正错误，让中央对西藏的政策拐一个弯。
这时的平措旺杰，虽然刚从监禁中释放不久，但是他无疑仍然是藏族共产党人中资格最老的人。他在党中央高层中的人脉无人可比。当他要把自己的平反申诉递交上去，办事干部显得冷淡的时候，他出示一张几十年前和邓小平的照片，立即就让对方转变了态度。
可是，几十年过去，人事皆变。西藏已经有了一个庞大而严密的权力结构，这个结构上已经布满了汉藏两族的干部。这些干部中，有些人并不欢迎平措旺杰重新出山。平措旺杰显然是看清这一点了。
1980年6月的一天，胡耀邦邀请平措旺杰谈话。平措旺杰五十年代就认识胡耀邦。当胡耀邦见到平措旺杰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你还活着，是一个大胜利。”
然后，胡耀邦提议派平措旺杰去西藏担任自治区党委书记。意外的是，平措旺杰凭着强烈的本能感觉，谢绝了这个提议。他的理由是，他要完成狱中多年进行的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考，要写成一部大部头的著作。另一个理由是，他系狱多年，如今不熟悉西藏的情况，此时不是一个合适的西藏领导人选。
但是，平措旺杰显然十分关心西藏的情况和政策。于是，在一次胡耀邦宴请藏族干部的场合，平措旺杰发表了一番意见。这番意见，只有平措旺杰一人有这样的胆量和见识说出来。他说，中共应该重新评估导致达赖喇嘛出走的所谓1959年西藏暴乱。他还说，不能动用军队来镇压少数民族地区的动乱，不能用军队来做警察应该做的工作。
平措旺杰回忆录里，以后的故事是他和党内一些官员展开诬陷和反诬陷的经历。过去半个世纪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会有这些故事似曾相识的感觉。那些反感他的干部说，现在世界上有三个藏人是最坏的主张藏独的人。一个在国外，达赖喇嘛；另一个在国内，班禅喇嘛；第三个在党内，平措旺杰。
平措旺杰一面为自己辩诬，一面仍然在面见中央高层的时候，发出自己对西藏问题的看法。读到这些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康巴汉子又回来了。1983年，他在和胡耀邦谈话的时候说，1958年在西藏等地展开的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做法是错误的，从此以后就没有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真正平等。他还批评说，少数民族干部必须真正有权，不能只给少数民族干部一个好听的头衔，却没有实权。他又强调，不能派军队镇压少数民族地区的动乱和不安。要控制向少数民族地区的移民，不能让汉族劳动力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他说，他理解，少数民族地区人少地多，而汉族地区人多地少，移民是必然的，但是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汉族移民不能危及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上的生存利益。
他向胡耀邦提议，拉萨永远不应该变。拉萨，藏语里是圣城的意思。他说，几百年来，那是藏人的神圣之地，就像麦加对穆斯林一样。如果只顾建设，不讲保护，如果布达拉宫被大群高楼簇拥，如果周围全是讲汉语的汉人，中国政府就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会引出严重的后果。
可惜，随着胡耀邦和赵紫阳政治上的陨落，中国政治转向了另一个方向，对藏政策又开始收紧。平措旺杰的意见不再被中央所重视。如今，距离平措旺杰提出这些建议又过去了25年，拉萨的面貌在发生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变化。2005年，中外学者调查发表的《拉萨历史城市地图集》指出：“拉萨历史核心区未来的保护已经变得刻不容缓。然而在逐渐意识到这种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时已经太迟了。”和布达拉宫相对的，是文化含义和建筑风格迥异的“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而大量汉族移民的涌入，正在从文化氛围上改变拉萨。
2002年，平措旺杰回忆录完稿后，执笔者Goldstein问平措旺杰，是不是想为自己的自传写一个后记。两天后，平措旺杰交给Goldstein一份文稿。在这份评价自己一生的短短稿子里，平措旺杰表达了国家应该统一，少数民族不应该分裂出去，但是应该得到高度自治的看法。
最后，平措旺杰推崇汉人作家王力雄的观点：解决汉藏关系问题的钥匙，是达赖喇嘛。平措旺杰说，康区、卫藏和安多，这藏人三区的大部分人，都从心底里想念他们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他们相信他，依靠他，祈求他的祝福。
平措旺杰呼吁：没有理由怀疑达赖喇嘛的动机，没有理由歪曲达赖喇嘛的真诚无私，没有理由攻击达赖喇嘛无与伦比的人格。相反，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
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平措旺杰刚好80岁。
九，何时相会
1989年，流亡30年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第二年，达赖喇嘛出版了他的自传《流亡中的自在》。在这本回忆以往的书中，达赖喇嘛多次提及这位当年的翻译，流露念旧之情：
“平措旺杰现在仍然健在，但是垂垂老矣。在他死之前，我非常想再见他一面，我仍然非常尊敬他，因为他是一位老资格的、有经验的西藏共产党员。现在的中共当局明白这一点，我仍然有希望能再看到他。”
又过去了17年。如今，达赖喇嘛73岁，平措旺杰86岁。
完
A Tibetan Revolutionary: 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Bapa Phuntso Wangye.
Melvyn C. Goldstein, Dawei Sherap, and William R. Siebenschu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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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7-31 19:5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