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光 一九六六：我的记忆和我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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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我十岁，小学三年级学生。我出生和长大的城市是昆明，离首都北京三千多公里，坐火车要三天两夜，途中穿越无数高山险岭，还有很多在夏天非常狂暴的河流。隧道很多，一个接一个频繁交替，车窗外忽明忽暗，坐在火车上的乘客在讲为修这条直抵北京的铁路曾经死掉很多人的事情。这时会有一种感觉是你正从地球黑暗深处驶出去。

像我这样的外省人，少年时北京是一个遥远、神秘，只有在梦中才可以抵达的地方。我和我的少年伙伴的语汇里，北京是“太阳”的同义词，我们是以一种自卑和崇敬的心情谈论着北京。

就在一九六六年年末，我们这个城市的所有中学生都在谈论着要“去串联”、要“去北京”、要“去见毛主席”。我们这条街的中学生不断在我这样的小学生面前炫耀他们手里的中学“学生证”，说凭它可以免费坐火车、免费吃住、免费去到北京见毛主席。我的三个姐姐中二姐和三姐是中学生，都是红卫兵，她俩在家里是睡一张单人床合盖一床被。她俩回家说她们都要去北京串联，要带行李。我妈把大床上的毯子匀出一床给她们，她们为谁带被子谁带毯子争吵、协商，达成妥协。我的两个姐姐出发去北京的那天，我和我妈到车站送行。当时的报纸对送行场面如是描绘：“……车站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歌声如潮，一张张幸福的脸庞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这种描写和我的记忆相符，没有夸张。我就是这“欢乐海洋”中的一滴。后来，满载红卫兵和歌声的火车离站远去，我和我妈坐公共车回家。我对我妈充满怨恨，我全部的怨恨是我妈为什么不把我提早几年生下来，不然的话，我就是火车上去北京的一员，而不是现在坐公共车回家。

我那时的心里，那些登上列车的中学生们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他们所作所为是我心目中英雄的楷模。我从语言上、衣着上、说话的手势上模仿他们；我和他们就像一母所生，同样的血缘使我和他们有过一样的理想和一样的追求。仅仅因为年龄，我成了只是跟随、围观，抢传单的角色；充满热情却在人群中插不上嘴和手，不能登上去往北京的列车。但我一直是在心里渴望获得一席座位的，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我都希望越上这辆红色列车，成为车上的一员，即便被抛弃在月台上，我的心也随它心驰神往。

一九七零年，我入了红卫兵，成了以后被称之为的“小红卫兵”；再以后，我下乡插队当知青四年，又成了“小知青”。“小”挂在我的身份前面，我成了永远的小弟，注定跟随在大哥身后。尽管我发狠残酷自我改造，争取进入组织；尽管我带头报名，要到“最边远、最落后的广阔天地锤炼红心”，但革命的巨轮总是驶在我的前面，我追逐到的只是它抛下的泡沫。比起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真是一个极其平庸的年代，光荣与梦想、英雄与崇高、冒险与冲动都与我无关。离大革命的旋涡中心永远是一步之遥，使我一样种下了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情结。“一九六六”，我在其中的位置可能是在观望席上，但我是摇旗呐喊的球迷，渴望投入，渴望进攻。所以，我冷静认定自己始终置身“大革命”中，一直不是旁观者，也不是清醒的局外人。
二十五年之后的一九九一年，我在北京，就在那个真正的天安门广场所在地，当年红卫兵从这里发源。我是以一种“小红卫兵”的心情找寻那些曾经叱诧“一九六六”风云的老红卫兵。我的找寻方式是拍纪录片。

我在北京的感受是，我找到了二十五年前的那辆列车，但它已经被抛锚在荒郊野外，上面空无一人，周身锈迹斑斑，残破不堪。那些当年在上面朝气蓬勃、高歌猛进的乘客们都缈无踪迹。

二十五年，是一个人从青年走向中年的过程，像一本写作进行到一半的书。但是，当我作为读者去翻阅这些书时，发现二十五年前的那些章页变成空白、被涂改、被撕掉。“红卫兵”这个词，作为二十五年前一代中国青年革命、先锋和旗帜的标志，如今成了一个历史的空洞，成了仅仅是被印刷过的词。贺奕，比我年幼十岁，出生于一九六七年，按照他的描述，红卫兵“是队列，是人潮，是连绵不绝的臂挽，是比星空更密集的脚印，是万头缵动，是庞大混浊滞重汹涌滚烫发亮，像岩浆像泥石流一样的一团。”
二十五年前，我家住在昆明市中心，窗口正对市中心广场。这个广场是在“文革”中模仿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修建而成，它的原址是工人文化宫，内有电影院、剧场、篮球场、溜冰场、图书馆和带喷水池的花园，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大人和孩子的最主要的娱乐之地。1967年的几天时间里，隆隆的爆破声之后这一切烟消云散为一片废墟，我和我们那条街的小孩一点儿也没为此痛心，我们是在以非常兴奋的心情期待着像北京天安门广场一样的广场也出现在我们的城市。我们没有等待太久，废墟很快被拓展成宽阔的平地，上面铺上一块块一平方米大小的水泥砖。我的父母、姐姐都获得了参加义务劳动的机会，他们在黄昏时扛着铁锹和十字镐唱着歌进到工地，深夜时带着一身灰土和一脸兴奋回到家里。那是些没有夜晚的日子，巨大功率的探照灯把工地和我们这条街照射得像白天一样。小一号的天安门广场很快在我家铺展开来，它被命名为“红太阳广场”。以后，从我家窗口看出去，可以很方便地看到广场上波浪般汹涌而过的游行队伍和红旗。

现在我在北京。有几次，我坐在天安门广场的方砖地上，周围是悠闲放风筝、散步或拍照留念的人。二十五年前在电影和照片上出现在这儿的雷霆万钧的队列、红旗和歌声已荡然无存，好象化作枯枝败叶，掩埋在厚厚的积雪下。我感觉好象置身一个戏散场的大舞台，灯光暗灭，观众离弃，一切死一般空旷寂静，似乎什么都不曾发生，一切只是传说。

历史有时像是一只水渐渐漏干的桶，后人的所有追寻都变作仰望浩缈星空的茫然。这段发生在二十五年前的史实，可能是教科书上几行简单明了的否定字迹，影视剧中的血腥暴力场面。还有回忆录，在一九八零年后出现的大量回忆录，像传单从天而降，篇篇字字血、声声泪，人人争相传阅，互相读出自己的故事。当人渴望把不堪承受的历史重负从肩上卸下来的时候，于是有了回忆功能的重大发现。这种时候，回忆如同一个蓄得满满荡荡的水库，只有一扇闸门被开启时，记忆就都拥挤在一条渠道里。就在这种惯性的流淌中，人人顺势倾倒出一样的悲伤和一样的苦难。当我们站在这条水渠的终点时，我们发现的是一个悲伤苦难的博览会，每个人都被血泪浸泡得面目模糊。

我们大家都在这种悲苦回忆的倾倒中顺势而下，难以出脱。我也如此：关于失学；关于父亲被批斗；关于入不了团；关于下乡；关于上不了大学等等。但是，忆了整整十年的苦之后，当一九九一年我准备拍摄“一九六六”的纪录片时，我自觉去真正仔细检点一下自己在“一九六六”时的记忆仓库，我发现一个令我大吃一惊的事实是，我当时的心情与悲苦无关，内心里充满的是“喜庆”和“快乐”这样的形容词，可以说，是一个比春节还要热闹、还要好玩的节日到来了。老师宣布不上课了，没有作业也不用考试了，老师要“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去”，我们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每一天发生的事都可以用“盛大”、“浩大”、“强大”来形容。看游行，抢传单，看宣传队演出，看批斗会，跟着游街批斗的车队跑几条街，回来和同一条街的伙伴津津乐道谁看得多、看得仔细、看到的更残酷更带劲。还有是看大字报，我在那个时候培养了看大字报的爱好，现在我妈和我姐姐一起回忆我小时候的事时爱说，那时小弟（我的小名）怎么那么爱看大字报，一走到大字报跟前，脚就不动了，一看老半天，饭都不回家吃。的确，看大字报是我在那个时候快乐的节目之一，那是每天都被不断刷新、覆盖，内容变换万千的节目，载体是楷书、魏碑、狂草等或苍劲有力、或龙飞凤舞的书法，观赏性极强。我挤在人堆中，看着那些平日庄严无比的大人们被一个个“深挖猛揭”出来，心里充满快意。

这样的回忆说出来是有些残酷的，但是它却是真实的，而且并非我一人独有。经常有这样的情形：一次纯私人的聚会（比如同学或朋友），一次家庭间的闲聊，话题转溯到“一九六六”时，熟悉的开头语句是“那个时候我们哟……”。在“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中，少年或青春的光辉重新闪烁在回忆者的目光里。
关于“一九六六”，就这样存在于不同的描述方式中：公共的和私人的；见诸于文件、报刊及其它铅字或画面；借助口头在小范围流传。场合不同，描述方式也随之转换，事实变得真伪难辨。但是，以悲苦为主题的回忆却一直是主流，我们大家都在泪眼迷蒙的对望中，在相互祗舔伤口、相互怜悯安慰中找到一个洞，然后彼此相安地呆下去。
在北京，我开始寻访那些“红色列车”上的乘客。开头的路像在隧道里摸索一样，触到的是冰冷沉默的墙壁。有时电话在一个月里打去同一个号码无数次，但只闻对方声音而不见其面目；有时，我们终于见上了面，但是，我拿出笔记本和录音机时，话题像断了线的风筝，变得吱唔闪烁，飘飘忽忽起来；我们面对面坐着，四目或六目（有时对方要拉一个人陪同）相对，处境像《三岔口》里的对手，透过所有的感官来辨认对方是不是“同路人”。这是一场耗费智力与体力的角逐。

我往往被问及的头几个问题是：你是那个单位的？你弄这个做什么？为什么要弄？听你的口气，不像“老三届”的吧？这种感觉有些像一个无票乘客面临查询。在社会的某些特殊交往中，语言方式几乎成了进入一个圈子的通行证。我还是“小弟”，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面孔不等于有内心的深厚和人世的谙熟，年龄差异造成了人生阅历的差异，也造成语言方式的差异。还有，人生阅历有时会打磨成一把锁，挡住一切可能的风风雨雨。总之，我在二十五年前那趟列车上的无票者身份，依然是现在我接近不了他们的障碍。

感谢朋友出现了。这种时候，朋友，或朋友的朋友成了我进入这片密林的最好向导。梁晓燕、张勇进、钟晓云、凌幼娟、左舒拉等等这样一些朋友就是这样的向导，他们大多和我年龄相仿，可能也有过追随红卫兵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经历，非常理解我的动机和愿望。

当我在某个朋友的引荐下敲开了一扇门，情形一般会是这样：如果在这扇门里的一个沙发上坐足了两小时以上，那我有可能又在这里获得另一把钥匙去开另一扇门。朋友或熟人的介绍（即便只是一个电话）就是这把钥匙，而我的诚意和恳切是获得钥匙的基本保证。这几乎像一场滚雪球式的运作，我的采访就这样顺势滚动下去。
被获得信任之后，交谈可以展开，话题往往打转在探讨红卫兵的起始成因、历史环境、教训意义等等诸如此类的形而上问题。还有，我经常得到对方此类提醒：某某某采访了吗？某某某采访了，还应该采访一下某某某。“四·三”派采访了，还有“四·四”派呢？我理解，这是暗示我谁曾经是这场运动核心之一，谁曾经是某件事的关键人物，一般都是他们发言的。我的感觉是，“这个问题”多年来像一座建筑一直从整体宏观地被观照、被描述、被分析、被论证，我希望的是，我的记录镜头是能寻到一扇门窗，并穿越进去。

于坚是我这部片子的策划，和我年龄相仿，在同一个城市长大，他给我的是另一种提醒：他说他在翻史书时，惊异中国史是由“年表”、“大事记”组成，贯穿其中的是“名人列传”，或被冠以“伟大高尚”，或被斥为卑鄙丑陋，成了一本充满形容词的教科书。于坚说，你如果发现不了具体的个人的话，你肯定要在隧道里陷入沼泽。

我不想陷在沼泽里，我也不想探险一样进山洞转一圈，然后出来向外面的人炫耀“进去过”的经历。我想试探往纵深处走进，也许发现不了山洞的全貌，或者黑暗尽头的光亮，但我希望能找到于坚说的那种“具体的个人”。

九二年初，采访徐友渔时，我感觉到我摸到了一个“具体个人”的骨骼。采访徐友渔是梁晓燕介绍并带我去的，他住在德外一条小街的大杂院里。一九六六年时徐有十九岁，成都一中的高三学生，现在是哲学所的副研究员，他也正在为他的一本论述红卫兵运动的书采访搜集资料。听完我讲明想找寻“个人”的来意，他开始讲，他的话里没有我听惯的高屋建瓴式的分析和判断，而是在完全个人的故事中现出一个人的心路历程：开头入不了红卫兵的委屈；目击批斗老师的过程；在北京天安门除了海洋一样的人群和红旗以外，还看到天空中被抛起的无数鞋子；心理及方式准备了很充分却因为人流拥挤没看清城门楼上的毛主席等等。

那天，坐在徐家吃饭的方桌（也是他读初中的儿子做家庭作业的地方）前，听着对面徐友渔的川味普通话，感到以往采访没有过的亲切。徐的住屋很简陋，像是一间大房间被间隔成若干间的其中两小间，墙皮残破，窗户像是入住以后凿开的，贴着窗户是土坯垒起的院墙，光线投射进来，打在徐的背上，和他的脸形成反差。这时我感觉徐就像一个仓库里的保管员。

就从“保管员”的比喻中我发现了未来这部纪录片的前进方向，我将找寻的就是历史仓库的“保管员”，倾听他娓娓道来他自己的故事，自己个人在“一九六六”时的所做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也就是说，让历史在个人的叙述中“倒带”，然后在具体的时间、具体的事情和具体的细节上“定格”。我急切想询问的是：你入红卫兵的第一天做了什么？入不上红卫兵你做了什么？“批斗会”、“破四旧”、“抄家”你在场吗？你做什么看见什么想些什么？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检阅红卫兵时你去了吗？出发过程？心情？在广场什么位置？看见毛主席没有？心情？周围状况？等等。我甚至还想关心上百万人一整天在广场，你怎么吃喝，怎么上厕所之类的鸡毛蒜皮的细节。总之，我想看到的是这段逐渐被模糊，被抽空的历史是曾经怎样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如何开始、如何进行、如何呈现的。

于坚跟我说，你想用“我”这个单数去橇开存在多少年的“我们”这个复数，你会遇到你从未有过挑战。于坚没有说错，一直到九三年初，我已经在后期编辑这部片子时，仍然感觉是在面对着永无可能钻开一个洞的岩石。那时的心情，真是绝望。
九三年春节，按惯例我回老家云南和母亲过年。我家还住在原来的老地方，窗口望出去，是从前的广场，但原来宽阔的平地已经不存在，上面新盖起一幢十五层的高楼，这是当年全城最高的建筑，它被命名“昆明市工人文化宫”，这是二十七年前被撤毁掉的老建筑的名字。建筑前修起了花园、带彩灯的喷水池和有现代感的雕塑，这是老文化宫时代没有的东西，还有从前没有的是，每天清晨，跳“霸王鞭”、跳交谊舞的人们挤满了花园中间的空地。

我的当过红卫兵的三姐听我说做完了“一九六六”的纪录片，一定要录一盘带子看看，并坚持让她读大学一年级的儿子和她一起看，她说，你来看看你妈他们那个时候是什么样。

一年后，我妈有天从昆明打电话到北京，她说她想看看这部片子，然后问我三姐的儿子要带子，回答说，要录一部奥斯卡的电影，已经洗掉了。

我的外甥名字叫周立，就读云南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一九七四年出生。

199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