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也谈三十年前的温州武斗

bluesky

文革博物馆专集（四十）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老陈•

　　《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五八期（ｚｋ９８１０ｂ）所载宋宏亮的《三十年前的
温州武斗》一文写得不错。

　　许多人可能想不到如今个体经济繁荣的温州地区，当年在政治上竟经历过如此
的风云激荡；精明现实的温州人，当初却曾为着自己的“革命理想”疯狂地自相残
杀着。从这一点来看，如今的这一代温州人，实在是胜过了我们这一代。

　　温州武斗的持续时间之长，对城市破坏之严重，战斗的酷烈及对战败者报复的
野蛮程度，两派政治军事后台对各自派别的长期强硬支持，在“文革”武斗中实在
是很有代表性的。近年来一些“文革”史著述对此没有足够注意，可能跟掌握史料
不多有关。本人目睹了温州的十年武斗（从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７６年），在此也来
谈几句：

　　㈠　宋文关于温州武斗的背景分析，有一定深度。“强龙”与“地头蛇”之争
，确实有这方面的因素。当时，两派之争，南北干部之争，地方军与野战军之争，
以及各方内部的权力之争交织在一起，长期武斗不息。温州的武斗，可以看成是“
文革”武斗的一个标本，了解温州的武斗，对研究“文革”武斗不无帮助。

　　温州的武斗，起于１９６７年６月，在几周之内迅速从藤帽铁棍升级到热兵器
。黄龙山军火库被抢，两派以青年工人，复转军人为骨干，以中学生（温一中，六
中学生最为狂热）为先锋，迅即组织各自的“火线指挥部”，展开大规模武斗。

　　温州的武斗历经多次反复与起伏。１９６７年夏，“支左部队”（属二十军）
开进温州后，“温联总”被迫撤离市区，起先在近郊仰义，牛山一带抵抗，后来退
到三溪，藤桥以至永嘉，瑞安等县，与“瑞安联站”等协同作战，当时被称为“温
联匪”，“瑞联匪”。“工总司”几次进剿，伤亡惨重，终未能获全胜。

　　“温联匪”在市郊西部山区盘踞数年，终于迎来转机。１９７１年９月，林彪
事发。林彪在浙江的空五军、二十军头目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等人被收审。“温
联匪”乘“批林整风”之机凯旋归城。“工总司”人马大批下台，一些头头被隔离
审查。

　　但“温联匪”好景不长。随着“批林整风”逐步演化为“批林批孔”，“工总
司”获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重新得势。１９７３到１９７５年间，两派又多次爆
发大规模武斗。在“评法批儒”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温联总”政治失势，
再次被赶出城，上山为“匪”。但由于“温联总”得到南京军区许世友支持，“工
总司”始终无法制服“温联匪”。此时参与武斗的两派基本群众，已很少有学生（
上山下乡去了），主要是派性骨干分子，领取武斗津贴的工人和“贫下中农”，以
及社会闲杂人员。

　　１９７６年９月毛泽东去世，“工总司”预感时局将变，在市区灯光球场召开
大会，叫嚣要“警惕资产阶级政变”。“温联总”针锋相对，积极备战。

　　华国锋逮捕“四人帮”后，在官方消息公布之前，“温联总”已将打倒“四人
帮”的大幅标语贴遍温州全城，“工总司”作鸟兽散。“工总司”头头相继被捕，
一些“工总司”头头和骨干稍作审讯后被处决，温州十年武斗结束。

　　㈡　１９６７年（宋文误为１９６８年）的梅岙渡口之战，只是温州多次武斗
之一役。当时“温联总”自封“左派”，其基层群众有的还以为“支左”部队是来
支持自己的。当然“温联总”的头头们是心中有数的。“温联总”的主力武装为保
存实力，避开了与“支左部队”继续进行大规模冲突，维持住了自己的派系武装。

　　㈢　宋文说“温联匪”头目姚国麟在“九大”前被“轰毙”，实属讹传。姚国
麟是温州武斗中的主要人物，曾多次被“工总司”宣布“击毙”，却每次都死里逃
生，化险为夷，几起几落，一直坚持到“四人帮”垮台。

　　姚及其帮派在“文革”中能武装割据多年，除了其机诈坚韧的个人素质和许世
友的暗中撑腰外，在农村地区获得了多数群众的支持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姚的
经历将来可以成为温州历史故事的绝好题材。

　　粉碎“四人帮”后，姚国麟，戴光荣（温一中学生，“温联总”名义总指挥）
及其派别终于翻身，姚与戴进入“文革”后的温州工人与青年团体担任领导职务，
但未能进入党政权力核心。数年后华国锋失去权力，官方宣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
命”，“文革”中各派群众组织均被否定，姚与戴等政治影响逐渐消失。

　　㈣　毕庶朴（宋文误为毕叔普）1967年“支左”有“功”，从二十军的一
个团职干部到掌握温州党政军财文大权，干了不少坏事。后来虽然倒台，但并未被
认真清算过。

　　㈤　１９６７年夏，“工总司”在“支左部队”支持下将“温联总”赶出温州
城后，在“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的口号下对“温联总”成员尤其是参与武
斗的成员实施了无情的报复。打，砸，抄家，游斗，逼供这些在“文革”中属家常
便饭，就不去提了。当时还发明了“爬棺材下”，“吃死人汁”等手段来折磨落入
手中的对方成员。当时温州城里有多处“烈士”棺木的集中供奉处，被抓获的对方
人员被逼着跪在“烈士”面前“请罪”，逼着从架空的棺材下爬过去。由于时值酷
暑，尸体腐烂，汁水滴下来，逼着“请罪”者吞食。一些“烈士”集中的地方，浓
烈的气味飘出很远。

　　“温联总”因为是“保皇派”，“斗争性”不及“工总司”，在报复对手方面
稍为和缓一些，但也不乏血的记录。就在“温联总”退出市区不久，在南郊抓获了
贸然出城的陈春林（温一中学生，“红总司”头头）等数名“总司”派负责人。尽
管这些人立即丧失了“造反派的脾气”，百般求饶，依然遭到枪杀。“温联总”盘
踞山区时，常在“内线”带领下闯入居住在市区边缘的“总司”派成员家中，将财
物洗劫一空。

　　㈥　温州两派武斗，最倒霉的还是百姓。历来军事行动，平民往往比军人死得
多。如果说温州两派死了三千人，加上平民死的要超过这个数好多。两派成员多为
年轻气盛的工人学生，有的只有十六七岁，忽然间手中有了武器，单单玩枪走火就
死了不少人。派系武装盘踞西郊冷冻厂时，我有一天经过厂门口，见一群人围在门
口哭闹。原来有一农村少年因扒在门口看里边人玩枪，里头一个人挥动手中枪吓唬
他，失手把少年打死了。闹到后来的结果是，武装人员从冷库里拖出几爿冻猪肉来
作赔偿了事。第二天我再次从那里经过，见那少年的父亲蹲在冷冻厂附近的路口卖
猪肉，一脸呆滞麻木的样子，令我三十年忘不了。

　　温州“文革”中连年武斗，本来规模有限的国有经济遭受重创。在动乱之中，
中央政令无论出自哪一派，均无法完整贯彻到基层，于是“资本主义经济自发势力
”抬头。到“文革”后期，农村社队工业趁隙发展，隐蔽的个体经济和家庭经济亦
已初具规模，为“文革”结束后温州私营经济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这恐怕是发动
“文革”者始料未及的。

□　寄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