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鹤都主编口述史系列第三节：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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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不解之缘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信仰和选择的道路，如果不是自己的，那就不是得救，而是死亡。


　　文明传承的前喻
　　有人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种文明继承形式：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
　　前喻文化，即所谓老年文化，事实上是一切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很低，古往今来变化甚微，见多识广的长者对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文化了解最多最深，甚至他们的丰富经历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因此，他们是整个社会公认的行为楷模，当然更是年轻一代的导师。由此，虽然同时生活在世的祖孙三代构成了前喻文化的基础，但是最受尊敬的却是年龄最大的祖辈，公认的生活方式体现在他们的音容笑貌和举手投足之中。在这种文化形式中，老一代传喻给年轻一代的不仅是基本的生存技能，还包括他们对生活的理解、生活方式和价值判断。为维系整个文化的连绵不断，每一代长者都把对下一代的传喻看成是最神圣的职责，而年轻一代的全部社会化都是在老一代的严格控制下进行的。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就是这种传递方式的写照。
　　并喻文化，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战争、动乱等而出现的过渡性文化形式。这种传递形式中，前辈无法再向后代提供符合时代要求的全新生活模式，后代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经历创造之，只能以在新的环境中捷足先登的同伴为自己仿效的楷模，这就产生了文化传递的并喻方式。在一切并喻文化中，长辈在某些方面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他们为晚辈的行为确立了应有的方式，界定了种种限制，年轻人相互间的学习是不能逾越这些行为的樊篱的。
　　循此脉络，我们可以看到几千年传统的中国一直处于典型的前喻文化形式。即使近代，鲁迅《狂人日记》的抨击呐喊，巴金《家》、《春》、《秋》的细腻描写，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五四运动在中国社会掀起狂涛巨浪之后，当传统文化已经不能提出救亡之道、当老一代已经不知中国该向何处去的时候，中国向并喻文化转变。在百家争鸣之中，陈独秀、李大钊及其同代的知识精英们把外来文化移植到中国的土地上，并根据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创作出新的救亡变奏曲的时候，社会在传递形式上则是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共处，更准确地说，它处于一个并喻文化为主、后喻文化为辅的共存形态中。至新一代领袖获取社会的公认，新的国家和社会形态建立后，社会文化的传承模式又重新向前喻文化回归。
　　至于纯粹意义上的后喻文化，即长者向年轻人来学习的文化传递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大概没有出现过。不过，它可能快要出现了。建立在计算机技术和前沿科学突飞猛进基础上的信息爆炸，或许在共和国的第五、六代人成长起来之后，社会就要进入后喻文化了。这是后话。
　　中国的文化传统一直有深厚的土壤和顽强的生命力，五四运动的反传统并没有完成文化革命的任务。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着重于政治方面，在文化方面也并没有更多的建树。尤其在广袤的农村，可以说很少受到冲击，社会底层依然是以前喻为主。建国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社会上层的并喻方式也结束了，回归于常态的前喻方式。
　　换个角度说，并喻是与社会的开放相适应的，而前喻则是和封闭互为条件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迫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大门，一百年后又出现一个轮回。而“在一个封闭孤立的社会中，重建一种严格、统一并具有舆论一律的秩序较为容易。”这是“文革”前十七年前喻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又一重要原因。
　　如玛格丽特•米德所说，“所有文化的连续性确实至少有赖于祖孙三代的存在”。 “文革”前的中国，如果我们承认存在着三代人的话，那么以毛泽东为首的革命者可以大致作为第一代人。所谓大致，是因为在严格意义上，一代人是“在成年时具有共同社会经验的人”，他们在行为习惯、思维模式、情感态度、人生观念、价值尺度、道德标准等方面具有的共同历史性格。所以，这里仅仅把革命者作为毛泽东时代的第一代人是狭义的。同时，这里又没有像李泽厚那样把三八式的革命者单独作为一代，而与毛泽东笼统地作为一代人。虽然他们在年龄上跨度很大，但在社会经历和历史性格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此而论又有些宽泛。第二代人大致包括三四十年代出生，在新中国建立时已是青少年的一代人。第三代人大致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大致包括四十年代后半期至六十年代前出生的一代，可以称为“第三代”。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第二代和第三代基本也可以算作一代人，但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巨变，在夹缝中出现了完全不同于第二代的第三代人。
　　在这样一个三代人组成的社会中，毛泽东思想作为社会的指导思想，便以前喻的方式传递给后代。如果把“文革”前十七年的社会看作是一个大家庭，那么第一代人无疑是家长，而且是创家立业的权威家长。这一家长的地位不是从前辈那里继承的，而是通过对前辈的反叛重新建立的。在这个家庭中，家长具有绝对的权威，这不仅是由于他开创家业的丰功伟绩，更由于他为后代们描绘了一幅光彩绚丽的理想蓝图，而且成为思想上的宗师。从而，家长也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对世界的认识以及自己所习惯的生活方式力图原封不动地传喻给下一代，并以此为自己最神圣的职责。
　　上乘的孝道
　　在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宗法式家族中，“孝”则占有着最重要的地位。
　　“孝”最基本的概念是强调延续性。这点上，它是和前喻文化相一致的。它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包含着这样几层涵义：
　　第一，“孝”是延续先辈的生物性生命，这是最基本的，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也。香火问题也是至今还在困扰着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重大障碍，从古人角度看，失去了物质的载体则一切免谈，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对的 。
　　第二，“孝”是延续先辈的高级生命，即具有社会、文化、道义以及家业等方面的生
　　命。有了教化的人类，企求后代所延续的不仅是生物性生命，更重要的是高级生命，这比前者的难度要大得多。要完成这一层次的孝，所谓传家守业就必须培养教育后代，并需要极艰巨复杂的用心与努力。又所谓知书才能达理，所以中国人的家庭注重子女的教育和这一层次的“孝”紧密相关。社会每个细胞的这种孝道则构成整个社会的文化。可以说，“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延绵几千年不断的重要保障。
　　第三，更上乘的“孝”是后代能实现先辈在一生中所不能完成、实现的理想和愿望。这一层次的孝和现代的接班人观念相吻合，即寄希望于后代继承先辈的未竟之业。
　　第四，除了强调延续性之外，“孝”还有着维护社会中尊卑、等级的作用，“孝悌”就是确定家庭成员地位和关系的规则。它严格要求子女服从父母、下一代人服从上一代人，实现着上下有序的前喻式的文化传递。而“忠”和“孝”实为一体，“国”和“家”实为同构，因此，孝道又是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强有力的纽带。
　　第五，“孝”在社会伦理中又有着重要的传导作用，即所谓“百善孝为先”。它是传统社会中净化人们心灵的基础，以此出发才谈得到修身养性。儒家关于“孝”的道统，实质上就是前喻式的代传递的扩大形式。儒家也就以代的传递来实现自身的“灵魂不灭”和“永生”。
　　中国的“孝”文化和西方的文化截然不同。西方人更注重于人死后本人的灵魂得到永生，而不是寄托于后代的香火继承，基督教的天堂之说可以视为代表。另外西方人的家族意识没有东方人那么浓厚，他们更注重个人的今生今世，强调个体的独立，对后代也不似东方人看得那么重。这些都是中国人、特别是注重入世的儒家所不能接受的。
　　“孝道”这种传统的深层文化意识在共产党人身上并非没有表现。在对第二代、第三代人的教育培养上，第一代人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因为他们把自己终身致力的理想追求，塑造完美社会和无瑕人格相统一的未竟之业完全寄托在下一代人的身上了。1959年3月，毛泽东在会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还谈到：“我66岁。我可能死于疾病，或是飞机失事，或是被蒋的特务杀死。但我始终认为我可能活着看到帝国主义的末日。这就是我的愿望和希望”。 未过几年，他就改口说，埋葬帝国主义是五十年到一百年内外的事了，世界革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的身上。这说明自“大跃进”失败、中苏两党论战爆发后，毛泽东对顺利进入共产主义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变。
　　如果说，在1959年之前，对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所抱有的不切实际的思想还占据主导地位，第一代人还在设想着由自己亲手建设共产主义、完成这一历史跃进的话，那么，在1959年之后，人们便冷静下来看待社会主义的过渡了。毛泽东开始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的断语。于是，完成共产主义事业更多地是对下一代来讲了。
　　第三代人在接受中小学教育的时候，经常听到的是：你们将是建设共产主义的主力军，将要参加埋葬“帝修反”的战斗。“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种实现理想的载体转移，使得第一代人在新的意义上继承并在更高层次上强化了传统的“孝道”。
　　和前喻方式及上乘孝道相一致的是，列宁主义的一条重要定律，就是要通过“灌输”马克思主义来争取群众。列宁曾经在《怎么办》里提出了工人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的命题。他严肃指出：工人只能自发地产生工联主义思想，而不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才能使工人阶级从“自发”走向“自为”。列宁的这一命题成为其后第三国际领导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圭臬，中国共产党坚决奉行这一理论，共和国的同龄人们，因此更受青睐。他们还在襁褓中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稍稍懂事就开始把共产主义的理想铭刻在幼小的心灵里，融化在青春的血液中。使他们从小就时时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活，将来为革命而死的历史使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第三代人的政治理想，是从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日起就已经奠定了。
　　大树下的两代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人，是从“反修”开始后提高了对接班人问题的关注，并直接渗透到“文革”前十七年的整个社会，对第二代和第三代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在这两代人之间究竟还存在着一些差别。
　　每一代人都曾有过其青春期的骚动，在心理学上被称为青春反叛期。这时的青年人总爱标新立异，力图做出些让成人们吃惊的事情来。在一个政治性主导的社会中，青年人的这种心理往往将他们导向政治领域去发泄。第二代人也不例外，但50年代初期，他们面临的几乎是“完美无缺”的社会，他们接受的新理论、新观念、新事物之多，使他们目不暇接，根本来不及去消化、去思索。直到1957年“大鸣大放”出场，社会的一些矛盾开始暴露，才使他们产生了在政治舞台施展一下身手的欲望。一些青年人相信出版自由的权利而办起了自己的刊物，有的青年人相信言论自由为天赋而在各种会议上慷慨激昂，各个学校、机关的大字报也以青年人挥毫的居多。他们揭露了执政的共产党不够光明的那一面，批判了党员干部的缺点和错误，特别一些认识深刻的知识分子更提出对于执政党而言监督机制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应当比我们目前的社会更完美”。
　　如当年人民大学的“极右学生”林希翎，则可以作为第二代中的代表之一。据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干部局副局长胡治安介绍，林希翎不仅是一个才女，而且绝不反共。1985年她在台湾被国民党作为“反共义士”盛情接待时，她却在演说中说：“反共义士”的称号是“对我人格的侮辱，莫此为甚”。“50年代我批评共产党的时候，我的出发点不是反共，恰恰相反”。 结果，她被台湾当局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但是尽管有胡耀邦的三次批示，她的母校党委在1979年仍认定林希翎的右派不能 “改正”。其中第一条的重要理由是，“公开煽动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社会制度。她诬蔑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封建社会主义……”林当时的原话是：我国和苏联都没有建成社会主义，还是处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不会产生“三害”的，因为中国和苏联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是在封建、半封建的基础上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所以如果是社会主义，只能叫封建的社会主义。她的第二条不予平凡的理由是，“公布、抄袭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第三条是“反对中央当时的整风方针和部署，煽动闹事”。所以，结论是“不属错划，不予改正”! 面对这种难以理解的结论，“一代才女，戴着‘中国最后一个右派’的帽子亡灵异邦”。
　　当年第二代人的精英们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大鸣大放，而等待他们的命运是一个“大阳谋”。结果他们和第一代人中一大批知识分子共55万多人被划为了右派分子，大约占中国当时全部知识分子的10%。尽管二十多年之后，证明右派中的99.999%都划错了，予以改正，但第二代的知识精英却失去了他们的青春。至于第二代中没有被划为右派的“左”派、中派或“漏网右派”，在这种急转直下的政治气氛下，至少青年人那种急于创新求成的欲望和独立反叛的心理随之落入深渊。人们不熟悉或者容易被忽略的是，反右之后在大学生中仍开展了种种运动。据教育部1962年的一个统计数字：1958年至 1960年的毕业生和当时在校的三、四、五年级学生共约一百万人。其中在“双反交心、拔白旗、红专辩论、反右倾、反坏人坏事运动”中被批判的约为10.5 万人左右 。还有在其他运动中遭到批判、处分的约4.5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反右之后的“运动”几乎没有停顿过，在1958-1965届的大学生中，大约有15%遭到批判处分。15%是个什么概念，也就是在每个班级都有5-7名大学生有过被批判的经历。可以这样说，第二代知识分子中略有一点独立思想的大学生，就会被“掐尖”。那么，剩下的是什么呢?李泽厚是这样说的：
　　“知识者除了歌颂，便是忏悔。这一代大都是忘我工作，逆来顺受，不怨天，不尤人，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家居陋室仍克已奉公，席不暇暖以伺候首长(包括‘马列主义老太太’)。他们忠诚地信奉‘革命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的‘螺丝钉’和‘驯服工具’的哲学，恪守着‘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纪律信条，忠诚老实地进行着自我修养和思想改造。……这一代便只是接受。他们于各个方面，从科技到文艺，从政治到生活，都很少创造立新。一切‘创造’都转向内心，不是转向内心的丰富、复杂和发展，而是转向内心的自我束缚、控制和修炼。”
　　第二代人的历史遗憾，就是他们和共和国的第一代靠得太近，拉不开历史距离，似乎是篱笆对高墙，根本无法应对第一代人的优势。同时，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有其严密的组织和制度，也没有给第二代人留下多少可供创造发挥的空间。他们好像大树下的幼草，难于发展。
　　另外，第二代的知识精英，其多数是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女。在社会开始强调家庭成份和出身的环境中，他们大多只能是处于被教育和改造的境地，而不能进入社会的主流。这时，最好的格言是：跟上形势，沉默是金。
　　第二代人在青年时期的又一特点是，他们曾生活在一个相对开放的时代，或多或少地受到一些西方式的教育，它毕竟给第二代留下了一定的痕迹。虽然在1957年之前，他们身上还偶尔露出一息尚存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但也只能是转瞬即灭。
　　从根本上讲，第二代人在青年期的成长过程中没有得到社会的重点保护，也就未能培养起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性格，而处在一种受压抑被束缚的境地，如此描绘第二代人，的确是残酷的，却也是真实的。而时至今日的历史证明，李泽厚对自身一代人的认识是十分深刻并符合实际的。
　　在上述这些方面，第三代青年是不同的。
　　第一，第三代大致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他们从懂事甚至出生以来，就生活在一个全封闭的社会中，他们无从了解世界发展的多样性。像新中国的“一穷二白”一样，他们在思想意识上也是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第二，他们在“文革”之前，被灌输的政治教育却是彻头彻尾的，特别是出于现代政治需要所提出的接班人要求，都使得这一代人充满了虚幻的使命感和狂热的政治热情。所以，政治虽然与他们的年纪极不相称，却成为了他们青春关注的聚焦点。
　　第三，他们固然是第一代人直接哺育下的一代，不过他们与第一代的距离毕竟远了一点。特别是在空间上，由于进入60年代以后，第一代人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受挫，已不像50年代中期般地绝对自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战又使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忧患，他们开始把社会主义的过渡宁愿看成是一个相当漫长、需要几代人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过程。就毛泽东的性格来说，到了60年代他甚至欢迎青年人有所创新，以启发他的灵感。红卫兵运动的诞生和发展实际上是毛泽东为这代青年保留的一部分创造空间。
　　第四，第三代的知识青年，由于教育的普及和劳动人民经济地位的改善，已开始由“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为主，在中小学里更是这样。干部子弟作为一个新的群体出现了。他们凭藉着血统上的优势，以国家的小主人、社会未来的栋梁、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自居，先天就赋予他们一种自豪感。
　　第五，他们没有像第二代的知识精英受到“反右”那样不正常政治运动的严重挫伤，给心灵投下阴影。从心理学的角度讲，社会给予了他们平衡发展的宽容条件，还不知道恐惧为何物。初生牛犊不怕虎，则是这一代率先投身“文革”的心理基础。
　　父子嫡传
　　有人把“文革”前十七年社会中存在的三代人称为祖孙三代，这只是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进行的区分。如果从血缘上讲，第一代与第三代的关系更像是父子。在现实中，第一代革命者的子女，更多的是属于第三代人而不是第二代人，这是长期的战争环境造成的时间上的滞后。强调这点似乎多余，实则不然，这里面暗含着很重要的社会意义，这标志着第一代革命者把对后代的关注、把培养接班人的期望，更多地给予了第三代人。无庸置疑，即使再无私念的革命领袖，对自己子女的期待值也都更高一些，何况在中国，传统的“孝道”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呢?“文革”中后期即开始迅速蔓延的走后门之风，即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位曾为红卫兵领袖的干部子弟这样说：“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干部为子女走后门。这些干部们什么都能答应，为革命可以献出一切，就是自己的孩子不能献出来。干部们非常自觉地在走后门。毛主席面对这种情况，也无能为力，只好说走后门的也不一定都是坏人。”
　　第一代对第三代的关心，除开生理上、心理上的因素外，还有政治上的需要，如果自己的子女出现反叛或者不争气，某种意义上也就意味着自己献身的目标和毕生事业的彻底失败。所以，第一代革命者对第三代的健康发展，特别在政治教育方面格外关注，甚至可以说几乎无微不至。小到看电影时经常提醒他们分清好人坏人，大到让十几岁的孩子读“九评”，更有些干部让自己的子女很小就开始阅读《参考消息》和一些内部文件。这种言传身教，使第三代人耳濡目染，成为政治上早熟的畸形儿。
　　60年代后，毛泽东确实经常谈到接班人的问题，他不仅考虑到身后的人事安排，也考虑到对青年人的培养教育。
　　在对青年一代的看法上，他的心情实际是颇为矛盾的。一方面，毛泽东具有非凡的浪漫主义气质和强烈的反抗规范的意识，他屡屡贬低名人和权威。抨击老年人对青年人的压制。他曾写道：“聪明人往往出在地位低、被人看不起、受过侮辱而且年轻的人中，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会例外。”这与他青年时个人奋斗的境遇有关，但很能说明问题，可以看出他对青年人有着天生的好感。另一方面，他对青年一代能否保持红色江山万代红并不放心。斯诺曾就中国青年一代以后发展的方向问题询问过毛泽东。毛泽东猛吸了一口烟，过了许久，才缓缓地说：“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 斯诺曾说，当毛泽东讲这句话时心情是十分沉重的。毛泽东当时甚至估计青年一代有跟着他的敌人走的可能性，表现出他对革命事业后继有人缺乏自信。这一认识，与他其后发起上山下乡运动、提出“接受再教育”等可以说有很大关系。
　　有鉴于此，毛泽东极为重视接班人的问题，并把大量的精力倾注到对青年一代的培养教育上。他的一句传颂九州的名言是：“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也就是这段话，当时曾打动多少青少年的心弦，鞭策他们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极力去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都符合于毛泽东思想的要求。
　　毛泽东在“文革”前很少题词，特别在全国众多的中学中更为罕见。笔者所读书的母校却得到了这一殊荣，这并不在于它具有百年的悠久历史和享有盛誉的教学质量，甚至也不在于它养育了钱学森这样的顶级科学家，而在于原解放区以领导人子女和烈士子女为主的育才学校，迁入北京后与它合并。至“文革”爆发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七位常委中就有四人的子女和孙辈在这所学校就读，它就是北京师大附中。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甚至写了四遍以供选择。所以，即使在北京师大二附中诞生多年后，师大一附中的师生也不愿加上那个“一”字。朱德也写下了勉励同学们“做一个有文化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的题词。直至“文革”初期，这所学校成为了刘少奇亲自抓的典型之一，并亲自召见了驻这所学校的工作组成员，听取汇报并直接对学校运动做了具体指示。
　　如果我们把这些仅仅理解为他们对自己个人子女的关心，那未免太狭隘了。我们知道，身后无嗣的周恩来也曾对八旗子弟的腐败进行过透骨的批评，语重心长地教导干部子女引以为鉴。他说：你们是无产阶级的后代，你们的父辈为人民流过血，立过功。但他们是无产阶级的战士，既没有什么遗产留给你们享用，更不会留给你们任何特权。如果说他们给你们留下了什么，那就是一副更艰巨、更光荣的革命重担。如果说要特殊，你们就只能在多做工作这一点上特殊。我们无产阶级是一个新生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应该一代胜过一代。
　　在当年广为传抄的一份某领导干部的《诲儿录》中，这样说道：“我希望你们百分之百的成为革命的硬骨头，百分之百的听毛主席的话，百分之百的听党的话，百分之百的做父母事业的接班人。……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事业在你们手中断线，而你们要对得起父母，对得起先烈，对得起党和毛主席!……不要忘记我们这一代的奋斗事业，奋斗到底!努力到底!不要忘记你们的出身，不要忘记整个阶级，整个党啊!……你们的担子重啊!要带头努力啊!我们总是要死的，我们事业的担子就会担在你们身上!”
　　同样传抄的、被称为是毛主席好学生的领导干部对子女的临终嘱咐中，这样说道：你们的条件很好，你们懂得了不少外面年轻人不懂的东西，你们也知道这就是政治上的优越性，你们千万不要背上这个包袱，做危害人民的事。……你们要有大志，那就是不满足于现状，有志气干革命，有谋求整个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彻底解放的志气。自己生活在甜水里，不知真正苦的滋味，忘掉了革命的责任，忘掉了阶级的苦难，不了解我们明天真正的、伟大的革命使命，那就会变成修正主义者。……你们应该懂得，你们每一个思想，每一个行动都要与革命联系在一起，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你们要努力学习，好好锻炼自己，做一个共产主义接班人，把党交给你们的事业，勇敢地担当起来。永远跟党走，永远跟毛主席走。
　　虽然，这些殷切期望是他们对其子女讲的，但经过广泛传抄后，它的意义并不局限在一个家庭;虽然，这些语重心长的教诲是以干部子弟为对象的，但在那个年代许多人把干部子弟当作政治上的榜样，它的意义也就扩展为两代人的对话。“文革”前三代人的关系是微妙的，无论如何，从第一代人的主观愿望上，他们是想把他们所追求的理想，所开拓的事业，所凝练的风格，所担负的使命，可以说要把他们所有的一切，以前喻方式传给第三代人。而一出生就生活在一个封闭而又处处充满政治热的社会中的青年人，也使其自身成为最容易接受这一切的一代人。
　　这种子承父业，培养子女成为革命家的做法，当然也并非所有第一代革命家都赞成。一篇文章记载，陈毅元帅就不主张从小把子女培养成什么家，他认为不应当把自己意志强加于下一代的生活，但他非常重视培养子女做人的道德。他用唐诗：“劝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来告诫孩子，不要追逐名利，而要永远与人民在一起。为此，笔者求证于陈毅之子陈小鲁，他是这样认识的：父亲对我们的要求，一个是“我是我、你是你”，别有什么优越感。他常对我说：你生活、学习的条件这么好，都不是你自己创造的，你不能有优越感。父亲反复强调不能有优越感，就是因为干部子弟容易有优越感。另一个就是告诫我：“一将功成万骨枯”，意思是讲：他的功劳来自于人民、来自于党，不是他一个人的，是多少人的牺牲换来的。今天做大官，不能忘掉老百姓，不能忘掉牺牲的战友，子女更不能以父母的地位去自居。还有一层意思：他确实不赞成子女长大从政，从不在政治上刻意培养我们。他要我们学科学技术，要有一技之长。我哥哥昊苏当时想考文科他就没同意，所以昊苏考的是理科。不过，当年头脑清醒的政治家还是太少了。
　　权威人格和奖罚导向
　　人们深信，儿女情长、父子情深是人类优于其它动物的标志之一。在“文革”前十七年的社会中，又融入了接班人的意识。这样，在第一代人与第三代人之间，形成了紧密的感情纽带和政治纽带。通过这两条纽带，第一代人按照革命的模式，以家长的权威和社会的赏罚两种方式教育着第三代人。
　　家长的权威对一代人来说，主要体现在他们以社会文化的创造者和承担者的身份，以社会权力机构或权威性组织，通过各种传播媒介规定和提倡文化标准的方式，使得他们自身在前喻式的文化传递过程中处于权威的地位。同时使得他们的后代处在遵从和礼拜的地位，以长辈的意志为信念，以长辈的形象为楷模。也就是说，家长的权威造成的是后代的权威性人格。
　　这种人格结构，特点是自己不相信自己，把自己等同于社会所给定的社会角色，有义务意识而无权利意识，崇拜权威并遵从权威，但与此同时又希望自身成为权威，而且要求别人屈从自己。美国学者阿妮达•陈对第三代人的权威人格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1.由于社会和形势的紧张，权威人格在表面的行为里并不一定经常表现出来。
　　2.通过对这种不明显的态度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具有权威人格结构的人物，并且揭示出这些人物清晰的综合心理特征。
　　3.在稳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的条件下，社会体系中的多数人会逐渐具备权威人格，并且导致权威社会特性的形式。
　　4.团体内的所有成员并不一定都具有同一程度的这种权威社会特性。那些非常成功地适应了环境并占有优势的人，将比其他成员具有更高的权威社会特性。
　　5.给予一定的政治和社会的刺激，权威社会特性将以极端形式的权威行为表现出来，并由大多数的社会集团所支持。
　　6.权威社会特性不只是可以在个别的种族和国家中发现，而且也不是一次形成的永久特征。
　　这位学者总结说：在战前(指二次大战)的德国、苏联和日本，在政治制度的很多方面它们的差别是很大的。但这三个国家的政府，都以自己各自的方式，挑选坚强而又忠实的年青人辅佐他们的权威领袖、政党和政府。政府当局施以铁的纪律以确保年青人服从高于一切的事业。由于受到这种影响，人们渴望把自己与社会群体融成一体，因为群体与个人休戚相关。
　　这些论点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启发。不难看出，上述的这些权威人格的特征在日后的红卫兵身上，大多都得到了充分体现，而他们的权威人格是与第一代人的家长权威分不并的。
　　关于社会的赏罚倾向，则决定了第三代人的政治倾向和行为倾向。著名心理学家班都拉曾做过一个实验：将儿童男女分成3组，每组各33名,均分别看一部电视片。三部电视片的前半部分内容相同，后半部内容不同。相同的内容是：一个成年男子走向一个大塑料娃娃，命令娃娃让路。娃娃不听，于是该男子用不同的方式打娃娃，如拳击鼻子，骑在娃娃身上用木棒敲击娃娃的头，并且边打边骂。不同的内容是：第一组孩子接着看到，另一个男子出场，带着糖果饮料，酬赏攻击娃娃的男子(楷模——奖赏情况);第二组孩子接下来看到的是，另一男子出场，斥责攻击行为，并把第一个男子打了一顿(楷模——惩罚情况);第三组孩子在看完前半部分后，影片至此结束(楷模——无赏无罚情况)。看完片子后，紧接着给孩子安排一个便于实验者从外面观察的单向玻璃房，屋子里同电视片的场景一样，也放一个大塑料娃娃，然后让孩子们依次走进房间。结果发现，看了“楷模——奖赏”片的第一组孩子，模仿攻击行为的最多;看了“楷模——惩罚”片的第二组孩子，模仿攻击行为的最少，而看了“楷模——无赏无罚”片的第三组孩子，则介乎于前二者之前。但是，如果在试验前事先宣布，谁若模仿攻击行为谁就可以获得糖果，结果三个组的模仿率趋于一致。
　　这个实验说明，对于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社会的赏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社会学家托德•泰普认为，7-14岁是一个人受政治社会影响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社会的文化指令通过赏罚导向，决定着一代人的理想模式、道德模式、行为模式形成的基础。第三代人的成长，接受的就是第一代人的巨大影响。而这种巨大影响不只是通过学校的政治课教育，也不单凭家长式的权威，更多地是由于第一代人是社会赏罚的决定者和执行者，用一种社会奖什么、罚什么的方式培养着第三代人的价值取向。这一张张无形的网、一股股无形的驱动力，对个人性格的社会化具有极强的规范作用。因此，即使在经历了十年“文革”后改革的今天，从第三代人身后，仍然可以看到第一代人的某些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