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我是四川大学学生，被打成“青年三老会”骨干成员关押审查。当时宣布我的罪状是：“为四川地下党翻案，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自觉被利用”；“串联几百个‘老反革命’搞翻案。”四川“三老会”（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员）是江青1968年“三·一五讲话”钦定的，江青说：“‘三老会’反动得很，要坚决镇压。组织要解散，核心成员一定要专政。”[1]
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后，四川梁、陈、谢接受林彪死党的“路线交底”，在全川掀起“********”的“批清”（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和三老会）运动，残酷迫害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瓜蔓抄株连十万之众，有的被批判、有的被判刑、有的被整死。一直到1984年7月，四川省委发了个[1984]5号文件《关于为所谓“三老会”组织平反的通知》，清查 “三老会”搞了十六年，这个四川“文革”第一大案总算告一段落。
文化大革命结束三十年了，完整如实地反映这段四川文革史的文字尚付阙如。我作为“三老会”案的亲历人，有责任将这段血写的历史真实再现出来，形诸文字，以供人们参考和研究之用。
一、“为四川地下党翻案”真相
（一）我是这样走上 “自觉被利用”之途的
文革初期，由康生一手掀起所谓的“揪叛徒”恶浪。当时四川的领导人立即把矛头对准了地下党。1966年6月，在一个极端秘密的会议上，西南局主要负责人李××说：“川康地下党问题很多，叛徒不少，解放后未彻底清理清楚，这次要结合运动把川康地下党的问题弄清楚。地下党问题，不仅川西，川东也有问题，《红岩》小说是罗广斌吹起来的，……要审查”。这位领导人早有打算，说这次运动计划要捉二十万右派，叫马识途带到大凉山去开荒吧。[2]
这次会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专门审查地下党的政治问题，并指定这个小组由刘××（西南局书记）、郝××（西南局组织部长）任正副组长；省委组织部金×，公安厅何××等为小组成员。紧接着，原省委书记赵××、公安厅长秦××、副厅长周××、成都市公安局长刘××、张××多次研究“清党”、“揪叛”、“肃反”的具体布署。省公安厅还从泸州公安校抽调近200人组成“指挥部”，“集训”监控中的敌特，下设侦察、预审等机构。并召集各地专公安处长会议，专门作了佈置。随后，省、地机关中的地下党员被内定为三、四类干部（按“四清”划定法），被送到各机关农场劳动，********开足马力审查这些地下党员的“问题”。他们对国民党特务大肆逼供，要他们咬定一些地下党员是“叛徒”；一些特务顺从了，但另一些特务也深知进行陷害作伪证的严重后果，不敢贸然就范。有一个特务被逼得快要精神崩溃时，遂心生一计，在供词上写道：“胡××已被特务机关派****暗杀于沙坪坝。”实际上，这位老地下党员至今还健在。李××对四川地下党的迫害可见一斑。
1967年4月，在四川清查地下党专门班子的配合下，很快抛出了西昌冕宁地下党是“双轨党”，地下党员是“双线特务”的材料。“揪叛徒”恶浪旋即又进入重庆，××军副政委蓝××精心策划，在××大学成立了主要由军人组成的“林深苔滑战斗队”，并由军人亲自出面审问川东地下党的老地下党员，公开宣称，不仅四川地下党，南方局也是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叛徒集团”。要一些老地下党员交代周总理支持王明投降主义，以及皖南事变后，周总理指示准备撤退，疏散南方局人员，打通渠河，接应撤退人员翻过大巴山和李先念部队会合的情况。还有其它一些所谓“投降主义路线”问题，如停止四川地下党员和南方局的一切组织关系等。
笔者的一位父辈是川东地下党的老党员，文革初期被打成“三家村”头头，被软禁、批斗、关押。1967年4月，他由机关一派群众组织护送到成都，在我就读的四川大学避难，并会见了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生死与共的老领导，老战友，有的还是历次政治运动受迫害幸存下来的老同志。他们面对不分青红皂白的“揪叛徒”恶浪，无不义愤填膺。抗战八年，他们大都直接接受过周总理、董老、邓颖超同志等南方局领导的指示和布置的工作任务，他们出生入死，战斗在国民党的心脏地区，多少战友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牺牲于叛徒的出卖。他们希望我将他们对“揪叛徒”恶浪的无比愤怒转告在四川文革中有重大影响的群众组织——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的负责人，希望通过川大八·二六向党中央反映这一事态的严重性。正在这时，省革筹举办的揭发李（井泉）、廖（志高）死党罪行的干部学习班中传出“李、廖死党”在文革初期迫害四川地下党的秘密部署问题。 我在获得这一揭露材料后，立即向八·二六有关负责人作了反映。他们十分明确告诉我，总理接见他们时，提出希望他们要把“李廖死党”迫害革命干部的罪行充分揭露出来，上报中央，要我找一些老地下党员座谈。以后，我召集座谈会的参加人和接受访问的有：原川东特委副书记和秘书长、成都第一任中共书记、川北工委书记、川南工委书记、长寿中心县委副书记、隆昌中心县委书记、华蓥山武装起义司令员、川西边游击队政委、冤宁县委书记、仁寿中心县委书记等。他们都是建党初期和抗日时期的老地下党员。他们的谈话，给予我内心的震撼久久不能平息：地下党的县委书记在解放后被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地下党游击队司令在解放初期的剿匪战斗中出生入死，却在现任县公安局长任上突然被宣布为“土匪头子”而枪决……；解放初期“整党”，农民党员不予承认，地下党各级负责人“降三级使用”……；镇反、三反五反、清查胡风集团、反右、反右倾等历次政治运动，因地下斗争的需要所形成的所谓“政历问题”的地下党员，或被清除出党，或被打成各种“分子”，甚至牺牲的烈士也不予承认……。这使我大惑不解：似乎四川的地下党竟然不是“共产党”了！而是革命的对象。
为了核实和弄清这些问题，我于1967年6、7月，去重庆、万县邀请几位老地下党员来成都。其中，我持川大八·二六介绍信赴重庆长寿湖邀请卢光特，[3] 依靠其中一派群众组织，半夜乘机动船驶向湖心一个小岛，为避免被发现，只有靠人力划桨，早晨两点左右才潜上岛上，摸进卢所住宿舍，悄悄将他运出长寿湖赴成都川大。又乘车去万县市，通过一个老地下党员通知赵唯，[4] 赵随即赴成都川大。还通知了在川鄂边坚持武装斗争到解放的川东南岸工委书记秦禄庭赴成都川大，[5] 先住已患癌症的老战友邱进修家，这也是许多川东老地下党员当时来成都的第一站。他们三位到川大后，又提供了地下党受迫害的一些情况。重庆肖（泽宽）、李（止舟）、廖（伯康）案的李、廖在北京地质学院学生曾昭贵和西南师院一位女大学生的陪同下，持省革筹介绍信来川大找到我，我安排他们住在川大，李、廖都是地下党员。
（二）走访李大章
这时，我获知，经省革筹批准，川大八·二六已经成立了调查受迫害干部的专案机构，但这些机构的职能远远不能涵盖四川地下党问题。1967年11月，川大八·二六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按周总理指示，反对干部成立组织，宣布成立“兵团、八·二六联合调查组”，调查受迫害干部问题。我被指派为与地下党员联系的负责人（我当时未参加八·二六，是个自由派）。现在记不清是哪位老前辈建议我去走访时任省革筹副主任的李大章（原四川省省长），取得他的支持和指示，因为李大章任过北方局的组织部长。
1967年12月22日，我和联合调查组负责人陈××去成都军区四号楼走访了李大章同志，当时曾广泛散发过“走访李大章谈话记录”。现根据原始记录复述如下：
大章同志首先认为李××搞家长制，压制民主，打击那些提过意见反对他的老干部，并对原省委政法委副书记李俊臣被打成右派致死一事作了回忆。[6] 他记得当年有人说李俊臣跳水自杀时背上背了一块石头，手是被捆起来的；在他的印象记忆中手是未捆起来的，“自杀”是有疑问的，说是要平反，怎么又会去死？大章同志说，他记不清“441案”是否是他批的，要查档案。[7]
接着，大章同志着重谈了地下党问题。他说：你们帮助搞清地下党受迫害问题，是个好事情。四川地下党不统一，也不能统一。地下党一般讲比较复杂，成员真正工农成分少，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多。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不和国民党拉拉扯扯以作掩护，就不能活动。要生存，要求得活动，就要那样做。华北拉锯地方的党组织，因为要控制政权，必然身在曹营心在汉。国民党要钱、要粮、要资产，不给不行。
大章同志回忆了原地下党川南工委书记廖林生和他一起从南京回川南，廖是南方局通知去香港后介绍来的。四川合省后，58年夫妇俩被打成右派。大章同志讲了一些县和统战部的地下党员向他告状，然后说，经常有地上党、地下党的关系问题，刚解放时要铺开工作，用了一批地下党员。解放时荣县208个地下党员，现在只有8个了，清洗掉了贫下中农党员。为什么？可能从能力、政治水平、阶级觉悟看，老区来的有一套，一清、一比就把他们清洗了。他认为即便水平差一点，也还是应该带起来的。
大章同志听了我们的一些看法后，指出：文化革命期间，集中一些材料，做一些调研工作，向中央反映，取得几条方针，为解放前做个总结，很原则的总结。又说，要对情况作分析，解放后哪些对，哪些错，错了怎样纠正。头头弄来开些会，征求他们的意见。还说，外来干部驯服一些，地下党不懂这一套。
最后，大章同志说：七七事变前，全是地下党，以后才成为地上党。刘××到天津、到北方局，全部否定地下党，我和他顶了起来，柯老（柯庆施）、我、高文华和他打官司，37年到延安开白区工作会议，讲来讲去未说服我。后来主席出来讲话，实事求是。
临走时，大章同志要我们写报告给省革筹，建议省革筹成立组织机构解决反映出来的四川地下党问题。
第一次走访大章同志回来后，我全力以赴整理材料，并邀请地下党员詹大风（“文革”后任省党史办副主任）、在新华社被打成右派的年轻地下党员宋禾以及一些原地下党的负责人商讨向中央写请示报告。我根据大章同志指示精神草拟了一个提纲，并将座谈、访问所得材料罗列为十条，由詹大风执笔，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省革筹呈报了《关于四川地下党问题的报告》。1967年12月27日，由“兵团、八·二六联合调查组”两位负责人赴北京呈交报告，并决定同时在全川对地下党问题进行一次摸底调查。
（三）着手平反冤假错案
在赴京呈送请示报告的同时，我组织了十几位同学赴全川调查地下党问题，并对“李俊臣案”、“杜桴生案”、“赵唯案”、“贺惠君反党集团案”落实了调查人员。我在这段时间，一是主持编写《毛主席论白区工作》、《中国赫鲁晓夫的白区工作路线》两个材料，计30万字。今天看来十分可笑的是：修正主义调和阶级斗争，居然也有白区工作路线？！二是与老前辈詹大风、华蓥山武装斗争司令员陈伯纯（他们都住在川大）朝夕相处，以后又有老前辈张文澄一起，[8] 传阅了随李止舟、廖伯康来川大的曾昭贵带来的1962年两个老四川地下党员牟爱牧、邓照明奉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指示来川私访“农村工作问题”的调查后，向中央写的调查报告（惜乎这一珍贵文献被成都警司抄走）。这个报告以私访肖、李、廖及其他人得到的翔实材料（尤其是公安部门的材料）揭露了在李××极“左”思想统治下四川饿死人口逾千万。在李××家长制统治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提过意见的老干部，和在省党代会选举中未投李××票的党代表，竟动用公安侦察手段，制造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案，致使这些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调查报告结论中的一条我至今记忆犹新：李××不能作正职独当一面，建议调其到北京工作，在中央和毛主席身边任副职，以阻断其封建家长制作风给党的事业带来的危害。很有宿命论的一件事，在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会上不点名地点名批评李××的封建家长制作风，并意味深长地说家长制作风的下场必定是“霸王别姬”。
“文革”结束后，我曾拜望了这次调查的主持人之一的老前辈邓照明，问及这个调查有无身家性命风险时，他微笑着对我说：我不是李××的治下，我们是中央委派的，党的事业比我生命更重要！我提出此一问题，是因为67年底，我随一些老前辈拜访过张曙时老前辈（南昌起义的军事委员会成员），在谈到李××迫害老干部时，张老说：文革前夕，吴玉老、董老、谢（觉哉）老、王（维舟）老来看望他，他对王老说：您在中央监委工作，李××一手遮天，祸国殃民，您应该向主席报告。王老回答是：李××是主席提名的政治局委员，我能告他的状吗？谈及这些，詹大风、陈伯纯、张文澄三位老前辈对李××给党的事业造成的危害唏嘘不已。
这期间，我邀请卢光特一同赴重庆调查。我向重庆工总司负责人胡斌、黄廉联系了关于地下党问题的调查工作，他们非常赞同，并派出“造反军”常委杨国成负责调查工作。据我所知，重庆工总司于68年2、3月曾向省革筹政法组汇报过调查情况，黄廉也向张国华政委汇报过。在重庆，我住市文联。重庆当时有干部串联会的活动。我应邀在市文联和市体育馆的干部座谈会上作过发言，讲了“联合调查组”要做两件事：一为历次政治运动受迫害的革命干部翻案，向中央反映情况；二是恢复地下党的本来面目，将四川地下党、南方局打成“叛徒集团”是反周总理的大阴谋。这两次会以及我的发言，在“批清”运动中被列为“三老会”的两次黑会，与会100多位“三老”无一幸免被打成“三老会”遭受批斗和审查。
我到重庆后的第一件事是邀请张文澄去成都川大。同时调查了几个冤案：一、重庆市委八次扩大会上，与会人等纷纷对撤直辖市合归四川省后贯彻中央精神提出许多意见，集中起来就是：合归四川省后执行的不是中央精神，而是李××在中央文件上的批示。李××在获知这一情况后，大为震怒，亲自带领工作组到会弹压。李××钦定出一个张（文澄）、陈（孟汀）右派反党集团。因为张是市委宣传部长，是重庆市鸣放运动的负责人，对群众向李××提意见没有制止，还带到了党的会议上。这是李××决不可容忍的。我还了解到，为了集中力量打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李××还事先将主席反右的布置告诉了重庆的民主党派。二、重庆市委于62年1月召开的贯彻七千人大会的市委第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会上，干部们对四川的“反右倾”提了很多意见，特别对整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冤案即邓（自力）、崔（璋）、陈（怀堂）案意见最大，后来成了“煽动反对省委”的“罪行”。三、在当年夏秋之季，重庆市又召开二十次全委扩大会议，按李××指示要整向中央反映四川农村问题的“萧、李、廖”等人，给予撤职降级处理，性质定为“反党”。得知四川处理“萧、李、廖”，杨尚昆和安子文（中组部长）分别向四川省委和重庆市委打招呼，要求他们不要再追了，明确说对四川灾情的调查是中央派人去的，再追就追到中央头上了。但李××不予理睬。因为他已经摸到了毛泽东的脉搏，抓住“萧、李、廖”刮“翻案风”，就是反击“右倾”势力。
我从重庆回到成都，已经是68年1月中旬，赴京人员还没有回来。八·二六负责人告诉我，“邓、崔、陈”案材料已准备好了，你抓紧时间写一个解放受迫害干部的报告，我们要去北京学习班，要面呈接见我们的中央首长，并同时送省革筹。近十个月来，四川受迫害干部的一些大案、个案我已经熟知于胸。我当时有个观点：刘结挺、张西挺只是在一个问题上反对李××，而如“张文澄反党集团”、“邓、崔、陈反党集团”、“肖、李、廖反党集团”、四川右倾机会主义的十一个标兵等反对李××的极“左”，政治上很全面、很尖锐，因此很快写出了报告。当时有群众组织将其印成资料，广为散发。
赴京的两位“联合调查组”负责人在68年1月6日才得到中央文革接待站的接谈通知。接待站非常重视反映四川地下党受迫害问题，认为这是一个“严重问题”。接谈人指出，中央对四川地下党是非常了解的，周总理在四川工作时间长，对地下党问题是会更清楚的。你们搞调查，一万多党员哪里去了；特别原来地下党的那些负责同志，更要查清楚。材料可交总理，但须重新整理，力求简单明了。四川搞地下武装斗争是有成绩的。地下党问题，干部受迫害问题，可以通过兵团、八·二六这样的组织来调查清楚，不要搞单独的组织。他们还出主意，将报告缩短，用毛笔写成核桃字，他们将把写好的报告放在总理审阅的文件的最上面。一个星期后，总理秘书以他自己的话说：四川地下党、川东地下党，是总理、董老、叶帅、邓颖超同志等直接领导的，地下党的问题一定要搞清楚，你们一定要坚信党中央。
我将调查的情况和上访中央文革的情况再次问李大章同志作了汇报，大章同志除再次表示对调查工作的支持外，要我们将原管农业的副省长李林枝从绵阳弄回来管农业。他说，现在停产闹革命，没有饭吃能闹革命吗？并叮嘱我们一定要注意策略。我们很歉然，解救李林枝失败了，还差点挨子弹。
下专县调查的同学陆续回来，获得了许多新情况，对处境危险的老地下党员，我们通知他们来川大避难，我还亲自将廖志高夫人郑瑛、原地下党四川省委书记邹凤平（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逼自杀）的夫人甘棠解救来川大。我还将叶兆麒、曹振之、邹予明等因长期遭受批斗身临险境的干部安排到川大避难，他们分别是成都大学党委书记，四川省教育厅厅长，和西南建工部领导。邹予明是老地下党员，是西南建工部下属两个建工局的负责人。当时川大是四川省八·二六派的总指挥部，我请他无事不要外出。终于一天晚饭后他外出散步，被人装入麻袋用卡车运出川大。几个月后，我在医院凭吊了他的遗容。这给予我惨痛教训。这以后，为了保护他们，我只得不断转移他们的住处。
现在回忆起来，因为我当时未参加八·二六，是个自由战士，只是“自觉被利用”意识强烈，感觉应该这样做，所以不顾一切地去为受迫害者翻案，为四川地下党翻案。重庆李止舟、廖伯康来川大住，是重庆一位干部介绍给我的。李止舟、廖伯康二人从北京回来，有北地东方红的学生一道为他们翻案，他们找了省革筹谈问题，需要等待一些时间，所以希望到川大由我安排住下。我慨然应允，并报告了八·二六群工部负责人。后来曾多次听说重庆八·一五派来川大抓他们回去，鉴于先前的教训，我不得不警惕，听说一次，转移一次他们的住处。这种情况下，对住在川大的曹振之、叶兆麒等人也同样如此，多次转移住处。3·15批示下达后，我被监督起来勒令写交代，只是八·二六有关负责人认为我是“被利用”，才终于被分配到农场劳动锻炼。我在分配去农场前，李止舟、廖伯康托人带信给我，问我是否可以帮助查问一下，归还他们皮衣、裘皮袄子、文字材料等。我千万百计寻找到这些东西，并亲自送到重庆他们手中。
（四） 四川地下党问题
我们对几个受迫害老干部的调查也都初步形成了上报材料。我不断地找老地下党员座谈、研究调查材料，并不断形成一些认识。在“三老会”获得平反后，退还给我的材料中居然有一份是“批清”办公室搞的《关于我省“三老会”问题的初步研究和“五·一六”的一些情况》的洋洋万言的档案材料。从这个材料可以看出“三老会”的炮制者是颇为“精心”的。材料中说的反动纲领引用的竟然是在座谈中陈伯纯老前辈的原话（陈老将其记于笔记本上），现在看来，这个材料很具“文革史”文献价值，所谓“反动纲领”，过去一直没有公开，现在不妨公布如下：
他们（指“三老会”）狂叫：“现在有两点要突出：一是六二年以前的问题不能摸，二是运
动后期处理。前者情同包庇，后者乃缓兵之计。”
他们（指“三老会”）翻案的反革命策略是：“要一个一个的机关做起，一个一个地去解决
问题，选择典型和突破口，采取倒推而上，即从二月黑风到文化大革命以来，然后才是六四年
的‘四清’，六三年的‘五反’，五九年的‘反右倾’，‘五七、五八年的反右派’”，以至更早的
运动。
他们所谓的“突破口”，就是：“有人说五七年的问题是禁区，尖端，是老虎屁股”。既要深
揭盖子，彻底摧毁独立王国，就要敢于向禁区进军，敢于攻坚，敢于摸老虎屁股，因此可以把
两个运动，即两个反右问题的调查作为突破口。
陈伯纯更是声嘶力竭地叫嚣：“四川一解放，就大狗小狗狂吠了十七年，尽量给四川地下党
抹黑，我们从未讲过一句话。而且至今还有人在放毒，继续攻击四川地下党。在此情况下，我
们必须战斗，必须双管齐下；第一，要使这个问题‘通天’；第二，要制造舆论，要加工制造一
些‘解毒散’，对反动路线关于地下党的种种谬论、邪说，鸣鼓而攻之；第三，要公布一些典型
材料。总之，要将这本书公诸于世，发动群众，把恶意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还它的本来面目。”
反革命气焰，何等嚣张！
陈伯纯是1948年华蓥山联合大起义的司令员。他37年参加革命，39年初入党，44年组织关系转入中共南方局由南方局组织部于江震直接领导（文革前，于江震任中共西南局书记），奉命在合川金子乡进行党的建设积聚武装力量和农运工作。南方局先后派出搞农运、搞武装斗争的多名党员到金子乡工作。经过四年多的艰苦奋斗，到1948年春，金子特支党员发展到近两百人，农会会员两万人，武工队员400余人，脱产武工队员30人。中共南方局离开重庆，金子特支由四川党组织领导。1948年4月，川东党组织遭到破坏，在许多同志相继被捕的严峻形势下，中共川东临工委（省委）作出决议：为了有效反击敌人，保存党的力量，牵制国民党兵力、策应解放军入川，川东各工委领导的武装力量共同组成“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并制订了武装起义行动计划。同年8月，广安首义后，临委书记王璞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在合川金子乡举行起义，组织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第四支队，王璞任支队政委，陈伯纯任司令员，并以陈伯纯司令员名义向社会发布“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第四支队宣言”。川东各工委相继建立支队，武装起义熊熊烈火迅速燃遍川东大地。国民党南京政府大为震恐，调集罗广文内二警等部队进行清剿。华蓥山联合大起义在击毙南充县公安局长，歼敌数百人后，军心大振 。王璞决定将集中起来的几个支队统一编为西南民主联军川东游击纵队，王璞任政委，陈伯纯任司令员兼副政委。华蓥山联合大起义先后组建了六个支队，陈伯纯直接参加了组建和领导了四个支队的斗争，这四个支队的主要负责人都有金子特支的“骨干成员”。南方局直接领导的金子特支，由于陈伯纯等人四年多积聚起来的革命力量，成了1948年华蓥山联合大起义的重要政治资源。由于敌强我弱，主要领导人王璞和几个支队领导人先后牺牲，陈伯纯和其他负责人研究，决定游击队分散转移、隐藏下来，有的游击队一直坚持到与解放大军会师。
就在四川地下党人用鲜血染红了的土地上，迎来了解放大军对四川的解放。新中国建立后，四川地下党与解放军、南下干部会师了。与此同时，在对待四川地下党组织和广大地下党员问题上，矛盾就不断显现出来：“地上”与“地下”的矛盾、“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矛盾、“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矛盾。这些矛盾在党变成执政党后突出了，他们的客观存在不可避免，关键在于如何处理这些矛盾。今天看来，处理得不恰当，有失误。长期以来，制定一些不恰当的方针政策，排斥、打击另一方，即排斥、打击地下党，在一些执掌权柄者手中，甚至镇压另一方。直至文化大革命，来个总爆发！于是遗留下了许多冤、假、错案。
全国解放以前，指导地下党斗争有一个16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是在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极端艰巨的条件下，引导地下党从弱到强，绕过暗礁走向胜利的方针。
在中国革命历史长河中，地下党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摇篮时代，又是发展革命力量直到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为什么会对地下党实行“相煎何太急”的政策呢？[9]
对四川地下党进行整肃、“淘汰”的人，总是一有机会就祭出地下党“复杂”、“出身剥削阶级多”、“知识分子多”的杀手锏。这些“杀手锏”果真能成为迫害地下党的罪名吗？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用这个原理结合实践来看待四川地下党所谓“党性不纯”的问题，就必然承认，这些“现象”不仅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具有必然合理性的产物。所谓“复杂”、“出身剥削阶级多”、“知识分子多”等等，不过是某些“左倾”人士戴上有色眼镜形成的成见而已，它不能说明“党性不纯”，而是需要对“党性”进行深入的分析。从现象上看，地下党确实有点“复杂”：交往上有点复杂、思想上也有点复杂。在交往中，什么地主、恶霸、袍哥、官僚、特务等等，为了党的事业不能不交往。况且，你不找他交往，他也会找上门来和你交往，逃跑不行、硬拼不行，只有利用才是上策。思想复杂，是指地下党员寻找革命道路有一个过程。但不管哪个方面的“复杂”，入党的考察都是异常严格的，没有这种党性“严格性”的保证，白色恐怖下的地下党一天也存在不了。“剥削阶级出身多”，这也是社会存在决定的。地下党员往往都是在求学过程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入党的，一般说，地下党员都是职业革命者。封建统治阶级剥夺了工农受教育的权利，他们往往通过参加武装斗争入党就多一些。例如，四川地下党在发动武装斗争时，工农成分自然就多起来。至于“知识分子多”再加上长期“左”倾政治将知识分子世界观定为“剥削阶级的”或“资产阶级的”，因此，地下党的“党性”仿佛大打折扣。它还意味着，地下党不能自求解放，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武装力量才是正宗。我们必须承认“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实践真理，但真理多向前一步：“不需要知识分子的革命也能成功”，就变成谬误了。姑且不说共产主义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知识分子”创立的，仅就中国共产党在几十年的艰苦革命斗争中，领导没知识，天下能打得下来吗？况且，长期革命斗争中，工农牺牲很多，知识分子也牺牲不少。从绝对数看，工农大大多于知识分子，从相对数看，分别计算比重，恐怕牺牲的知识分子占知识分子总数的比例不会少于工农牺牲占工农总数的比重。这里有一个党史资料：四川地下党输送到红四方面军200多个地下党员，被张国焘全部杀光，一个不留。这也是从地下党的所谓“复杂”、出身、知识分子多的“现象”出发的“左”倾政策导致的。
建国以来，上述所谓“左”倾政治思想并未得到彻底克服和纠正。由于四川地下党在白色恐怖下，每一个党员每时每刻都有被特务抓捕，被叛徒出卖而被杀头的危险，必须依靠理想、信念和根植于人民中独立作战、独立应对复杂环境，才能生存下来，才能开展活动，不可能像在部队那样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必然在精神气质上使地下党员与部队干部、工农干部形成反差。而那些有封建家长制作风的掌权者往往视地下党员独立思考、爱提意见为不服从领导，反对领导，又往往从复杂性和出身出发，遇上政治运动就上纲上线，视为“反党”，党同伐异，将四川地下党作为革命对象。这就是所谓四川地下党问题。四川地下党问题，从省上有关部门初步公布的一些材料可以看出个大概：四川地下党员总数二万五千多人。建国初期承认的地下党员一万七千多人，不承认八千人的党籍，八千革命者不要了！到八五年，全省复查人数已达一万七千人，地下党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党籍处理的在八千人以上。其中动法的（即关、管、杀），全省法院交查的案件就有一千三百多件。八五年四月，已有六千多人恢复了党籍。
所谓“三老会”的“反动纲领”出自华蓥山武装斗争司令员陈伯纯的手笔是必然的。陈伯纯在59年以******、思想罪、文字罪被李XX在传达庐山会议精神的重庆会议上点名，罪名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陈伯纯的读书笔记、工作日记、起草的文件、会议记录及发言被查抄和揭发出来印成小册子，作为四川孙冶方报上点名批判，千人大会批判两次，最后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留党查看两年，下放劳动锻炼。解放初从省委书记任政委的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降级安排为县委组织部长，现在又对所任处长职务给予降职处分。
陈伯纯的所谓******、思想罪、文字罪正是所谓“三老会”的“反动纲领”指出的“两个反右”的罪名的特点。令人深省的是，陈伯纯提出以“两个反右”为“突破口”进行“翻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现了。江清诬蔑“华蓥游击队叛徒多得很”，在经过中央军委军史室的调查后，有在战场上牺牲（包括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牺牲）的，没有发现一个叛徒。中央军委军史室在华蓥山游击纵队司令员陈伯纯老前辈的配合下，写下了《丰碑长留人间》的万余字的史料进入军史。四川地下党领导的华蓥山武装斗争史，是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史的一部分。
解放17年来，李XX在四川推行对待地下党的错误政策，是党内极“左”政治的表现，只不过李XX推行错误政策十分自觉，并顽固坚持。正如1962年人民日报社一位负责同志奉中央之命来四川调查后写的调查报告——《四川情况》中指出的那样：李XX的“左”倾思想是有历史根源的，晋西北的思想看来并未解决，现在又带到四川来了；他搞的过火斗争，实际上是他以前错误的重犯。
打倒“四人帮”后，这位大人物请求回四川工作，被中央所否决。他又以“十大”中央委员的资格回川视察工作，故地重游。过去他视地下党为异己，问罪兴狱；而今，当他重临四川时，竟又公开说：“四川地下党不可靠，国民党来了他们会打旗帜去欢迎”。引起一片哗然。但是他错误估计了自己的权威性，他是四川饿死逾千余万人的“始作俑者”，就是在当时也没有哪一派革命组织保他，在四川，人人喊批喊打，他妄图再次加害四川地下党已经没有了市场。这位领导人在中央纪委派人问及他在四川的讲话时，自知理亏，不想承认。哪知他在四川信口雌黄时，在座的就有一位地下党员，当时把他说的话记录了下来，送到了中纪委。当中纪委的人把记录拿给他看时，他只得说，假如他说过，那当然不对嘛。
二、“串联几百个‘老反革命’搞翻案”真相
（一）“三老会”是如何炮制出来的？
四川地下党长期遭受岐视打击迫害，李XX在文革一开始又成立专门班子，部署对四川地下党进行揪叛、肃反、清党。在李XX被揪出来成为“走资派”后，67年夏，来四川检查工作的王力、谢富治又批准恢复清查四川地下党的专案办公室。江青“三·一五” 讲话及以后的“批清”办公室，都以四川地下党为“既定”的迫害、清除对象。其真正根源是处理“地下党问题”的“康生意见”。李XX利用“康生意见”推行极“左”政治和家长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则是利用它来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三老——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员，绝大多数是天经地义的老革命。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联合将“三老”打成“反革命”，先将其“组织化”，是别有用心的。重庆的蓝×ד心有灵犀”来迎合，捏造出一个“三老会”的名称来与他汇报的“七星党”、“自由民主党”并列。四川真的有个需要加以镇压、专政的反动组织“三老会”吗？没有，绝对没有。这从逻辑上是说不通的：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员怎么可能拼凑出一个“反动组织”来呢？
事实是清楚的，“三老”们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三老会”，更没有什么反革命纲领。67年2月，在四川的“二月镇反”中，全省逮捕、拘禁、审查了十万之众，省委书记、副省长、成都市长等一干人被关押拘禁，出狱后，“红囚徒高干团”等一批干部组织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相继成立。特别是伴随解决四川问题的《红十条》下达，经毛泽东批准，平反了刘结挺、张西挺一案，这对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树立了一面旗帜。为了昭雪、平反，重新获得自己的政治生命，唤醒了“三老”们起来串联。但在干部问题上，程占彪的“七一联络站”和“兵团、八·二六联合调查组”是有不同看法的不同组织。只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各自的活动都力图接受当时的中央文革直至周总理的指示。
1968年“三·一五讲话”之后，省革筹于3月20日决定成立“三老会”专案组。由于程占彪的“七一联络站”活动十分明显以及他本人的老红军身份，影响较大，于是，经过精心策划，老红军程占彪成了专案组威逼的对象。4月26日，程占彪写出了第一份“检查”。经过层层揭发批判、加工材料，“三老会”的问题越搞越大。1969年“一二·二五批示”之后，又上挂“刘、张”问题进行批判。[10]1970年9月，他们要程在北京四川学习班六千人大会上指鹿为马，以假乱真，坦白交待“三老会”是他一手组织起来的，并历数这个反动组织的屡屡“罪行”，地下党的许多老党员、“联合调查组”都被挂上了“三老会”的各种“标签”（罪名）。学习班的时段正好处于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政变与反政变的斗争旋涡之中。学习班上的空气十分严峻，他们威逼程占彪，要他承认自己是“三老会”的总头目，不承认就要逮捕。
当被告知在大会上念别人写好的“坦白交待”稿子是“中央政治局首长决定的”，程占彪被圈进了这一阴谋陷阱。程占彪本人在“9.13”林彪仓皇逃命叛党叛国自我爆炸后，向省革委写了报告，要点有三：一是他只知有“七一联络站”，从未听说过“三老会”一词；二是“坦白交待”稿是由学习班指定的几个人写的；三是大会上念稿子是四川班党委四个领导找他谈话，说：“上批判‘刘、张’大会上讲，这是经中央政治局首长决定了的”。这个首长是黄永胜。事实上，从68年3月15日江青伙同林彪集团在四川的追随者制造出一个反动组织“三老会”开始，在他们控制的一些地区和单位，已经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骇人听闻的冤案，在70年的北京四川学习班上，黄永胜又决定程占彪在大会上“坦白交待”，到71年又在全川掀起“********”的“批清”运动，来清查所谓反动组织“三老会”。这一系列反革命部署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林彪死党将其同伙温玉成安排到成都军区作副司令员，以后又将其死党分子陈仁麒派来作梁兴初的助手，形成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三位一体的“小常委”，控制四川党、政、军实权。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死党“小舰队”成员几乎都秘密来川与梁、陈、谢进行“路线交底”。为了把成都地区变成武装政变的“重点”“根据地”和“借用力量”，梁、陈、谢转移“批陈整风”揭露林彪篡党夺权阴谋的大方向，整地下党和清查所谓反动组织“三老会”，正是他们上了贼船，不批陈，不批林，妄图捂盖子，死保林贼又保自己的贼喊捉贼的阴险手段，是林彪武装政变阴谋活动的一部分。
程占彪的所谓“坦白交待”，梁、陈、谢拿着它把反对过他们的人，从普通工人、农民，到省委杜心源、张呼晨、米建书、王际康等，直到省委领导李大章同志，都给加上了被利用、被操纵的“三老会”一般成员、骨干成员、核心成员、黑后台、总后台等等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排斥、打击、批斗。在前述省革委“批清”办公室的档案材料中，有包括在中央工作的几位老地下党员在内的一百多人的“三老会”骨干、核心成员名单。地下党员所遭受迫害更为深重，一些已被关押甚至卧病在床的地下党员竟以搞地下斗争“单线联系”为由被打成“三老会”，地下党员被当场打死、被判刑、被逼死亡数十人。他们竟不顾红军长征时的一些年青人还没出世的历史事实，也把他们打成“三老会”，谢家祥竟把它说成这是“三老会”也搞老、中、青三结合的缘故。就这样，株连近十万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被打成“三老会”。问题是：被后来称作“程记‘三老会’”为什么出笼时牵连了这么多人？为什么地下党会以“三老会”名义整得这么惨？我作为亲历人，有责任把我亲历的人和事回忆出来，形诸成文，以作为历史资料，供研究用。
我们调查地下党问题，确实和程占彪发生过联系，而我又是“联合调查组”被指派的和程占彪的唯一“联系”人。“文革”前，我在老地下党员李维（27年参加革命，28年入党，曾任川东特委秘书长，川北工委书记）那里认得一个老地下党员。67年10月我在访问他时，他说：有一个老地下党员苏云，见过中央文革接待站西南组组长王正和和总理秘书回来，你可以去见一见。见后知道苏云是从新四军到南方局新华日报工作，负责纸张原料的采购，长期从梁山县（现梁平县）采购印报用的纸张。他说×××解放时被镇压，没有他的掩护我那里能采购到纸张。他也在57年被打成“右派”。我是梁平人，一听说×××，我是知道此人一些罪行的，其中一个罪行就是将我父亲以“通共”罪逮捕入狱。我也姑且听之，未作说明。但他对赴京信息有所保留，我便告辞离去。回到学校后，一个参与为苏云、程占彪、高尚礼（老红军）翻案的同学将他们在北京半个多月与王正和和总理秘书的五次谈话记录全部给了我。虽然谈话内容具有绝对的“文革”性质，但历史地看，也给我一些新信息：一、四川迫害革命干部，刘结挺、张西挺是活的见证，刘、张这样的情况还很多，革命群众组织进行一些调查工作，将一些真正受迫害的干部彻底解放出来；二、解放刘、张是毛主席批准的，受迫害的革命干部要自己敢于站出来“亮相”；三、我们已将你们为苏云三人受迫害的调查材料向总理写了信，把你们的材料也交上去了。在对我进行审查时所提出的众多问题中，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苏云、程占彪、高尚礼的翻案材料如何交给总理的？可见，苏云上访确有其事。
我见过苏云不久，那个老地下党员又带我去见所谓“通了天的”老红军程占彪，告诉我说，程的夫人是耿飚的亲妹妹。程十三岁参加红军，很会打仗，是耿飚手下的作战科长。49年任入川老干部——川干团参谋长，现在的省委书杨超是川干团政治部主任。我以十分崇敬的心情见到了程占彪，他对我说：现在是革命小将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这些老干部很想帮助你们。目前四川三结合很困难，关键是受迫害的干部还未真正解放出来，我们目前串联了一批干部，你们八·二六有两个同学和我们联系，你能参加我们的工作更好，×××那里我跟你请个假。他的夫人耿石光、女儿耿虹十分热情，向我问了一些川大的情况。
我回校向八·二六负责人反映了见程占彪的情况，他们表示愿意与程占彪接谈。于是我又到程家中，他建议找几个组织一起开个座谈会研究形势和干部问题。经八·二六负责人同意后，程主动说他约请省级机关的“省红联”、“打李总站”、“军工井岗山”和一些老干部，要我们约请“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67年11月15日，在川大铮园二号（历史学泰斗徐中舒让出的小四合院一间书房）举行了座谈会。程占彪提出组织一个办公室，每个群众组织各派出五人，他们老干部派出五人作第二线，要我们作第一线，成立全省性的受迫害革命干部联络站。我立即认为这和大章同志和中央文革接待站“不要成立干部组织”的指示相对立。因此，离开会场找到八·二六负责人，谈了我的看法，并商定由他到会加以制止，宣布成立“兵团八·二六联合调查组”独立地进行受迫害干部的调查。座谈会不欢而散。
这次座谈会还有一件咄咄怪事。李维赶来参加会，程占彪和几个老干部耳语一番，宣布李维有叛徒嫌疑，不能与会。老人非常气愤，激愤得老泪纵横，被迫离开会场。他在国民党苏州陆军军人监狱被关了五年，受尽折磨，坐老虎凳脊椎变形成了“驼背”，七七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由中央点名要出，37年到延安经审查后由朱德、董必武、叶剑英谈话后派回四川。事后八·二六干部组的负责人告诉我，他们调查过，李维一直关在苏州陆军军人监狱，表现英勇不屈，稍有软弱表现的，才能转到苏州反省院。李维已确定是他们单位的三结合对象。
会后还有一个插曲，老地下党员吴德让、郑多侯、甯育硅告诉我，程占彪手下一批人是“五、七革干造反团”、“红囚徒高干团”、“红五月”的人，保原省委书记杜××的，程自己建立的组织是“七、一联络站”，要我不要被利用。
67年11月15日的会议后，程占彪准备到北京。67年11月18日，他又在东胜街24号统战部召集会议，我作为他所谓“第一线”的代表也被通知去参加（我约了几位同学陪同参加）。会前，程占彪带我到另一房间，见了一位军分区政委。也仅是介绍认识而已，因为在这之前程占彪多次向我讲过要加强和军内造反派的联系。程占彪在会上说，他准备赴京，争取总理接见，今天要确定的事情有：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和重庆的老干部代表已确定，并念了名字；为三结合干部进行翻案调查由第一线的办公室来进行；给全川受迫害干部的公开信要进行签名，但目前只限于有党票的。并说，他去京后，有关事项请苏云同志主持。苏云在会上的发言至今让我不解，他说他袖筒子有总理秘书徐华给他的八条指示，哪些老干部要平反已和上面通了气的，公开信由他找川大一个老教授“右派”写出来了，写得比“陈情表”还感人，看了叫人流泪。会上有几个老地下党员对程、苏搞神秘活动公开表示不满，还要他们说清楚把李维定成“叛徒”根据何在。毋庸讳言，这些老革命之间的确存在不少歧见，发展到后来，他们的分道扬镳不可避免。
（二）拜会张曙（时）老
67年11月18日，会后，几个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地下党员和程占彪带领的几位老红军，还通知我一起去拜会革命老前辈张曙时，张老当时已因病卧床，但仍然接见了这一行人。由25年入党的老地下党员杜桴生向张老一一介绍了前来拜见的人名，说明请张老在公开信上签名的来意。张老婉言谢绝了签名，但仍然十分兴奋，特别对我这个年青学生表示由衷欣慰之情，说他早就盼望这一天了。并谈了前文所述他向王维舟同志所提请求，还把我拉到床边坐下，吃力地、但异常清晰地讲他亲历的党的历史，足足讲了近两个小时（惜乎记录被成都警司抄走）。我现在能回忆起他讲延安整风运动中，就有白区党和老区党、地下党和军队党的问题。在“抢救”运动中，四川地下党被打成“红旗党”，“伪党”。他当时是四川省工委委员，40年与工委书记邹风平、工委妇运书记甘棠（邹妻）、妇女部长曾淡如、成都市委书记张宣、南方局组织部负责人钱瑛和孔原、青委负责人杨述等从四川到的延安。邹风平、曾淡如被逼自杀，其余都被定为“特嫌”、“叛徒”，遭受轮番批斗。在批斗他的会上，他站起来愤怒道，把真凭实据拿出来嘛，我没有问题，这种会我不参加，并随即走出会场。所幸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会议，宽厚为怀，才使他熬过这一劫。毛主席后来出来为“抢救”运动的扩大化“平反”，对受到伤害的同志“赔礼道歉”。毛主席45年还为白区工作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今天绝不能让历史错误重演。但看得出来，张老还是对“文革”局势表示极大忧虑。张老说，延安整风运动批周总理的“经验主义”，说他是王明“教条主义”的“邦凶”，要开除周总理的党籍，是以所谓他37年在长江局支持王明“投降主义”为切入点的，只是在共产国际干预下，开除周总理党籍历史性错误才未成为现实。现在又翻旧账，这些人究竟想做什么？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聆听到一位老革命讲“党内斗争”的历史，并查找到了毛主席1945年2月15日在中央党校干部会上题为《时局及其他问题》的讲话，说：在抗战期间，有成绩，在战略方面来说只有根据地不行。有三方面的战略：解放区、沦陷区、大后方，三位一体。白区工作损失过去说百分之百，现在看来没有那样的程度，红军战士、干部和地方同志、干部……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是一样的。
张曙老是35年由中央派回四川恢复四川地下党组织的老地下党员。张曙老当时的那些话，已经对当时形势洞若观火。“翻旧账”不仅指运动初期李XX整地下党的一套计划，在以后李XX被揪出来成为“走资派”后，67年夏，来四川检查工作的王力、谢富治又批准恢复成立清查四川地下党的专案办公室，各地成立相应机构，发的文件上把地下党和国民党、三青团、特务并列。地下党员在白区被国民党诬为“共匪特务”，现在又被革命委员会诬成“国民党特务”，许多地下党员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四川地下党员统统抹黑了，最后账要算到长期直接领导人周总理头上。只是后来除地下党自己早已清查出来的叛徒外，一个真正叛徒也没找出来。于是，四人帮妄图以“伍豪事件”整周总理，在他头上戴上“叛徒”帽子。这个阴谋破产后，又大搞评法批儒——批党内大儒、批“周公”、批宰相、评水浒、批投降主义，矛头所指呼之欲出。最后，四人帮又企图重演延安整风批“经验主义”，通过批周总理打倒一大批老干部，以清除“文革”障碍，巩固“文革”成果。李XX在“文革”整地下党，是否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我不敢妄下判断。但他是在“文革”开始前夕，被毛泽东批示看其“六大以来”九篇文章（其中三篇是批周总理的）少数几个政治局委员之一。他是洞悉针对地下党的新16字方针的，并且做得比别的地方更“左”一些，执行得更坚决一些，四川地下党遭受的打击迫害也更深重一些。“文革”前，他就多次大骂张曙老“老而不死”。在合省后第一次省党代会上，有地下党代表提出应把张曙老选为主席团成员。而被他视为“反党”言论。张曙老对文革中迫害四川地下党一针见血指出是矛头指向周总理“翻旧账”，至今还言犹在耳。张曙老提供了对迫害地下党乃至“文革”进行理性反思的新视角、新课题。
（三）分道扬镳
苏云找人写的《公开信》没有公开发出，除了张曙时老人谢绝签名外，就是信的本身内容观点错误，老地下党员都拒绝签名。
在拜见张曙老后，苏云送来一袋表格交我。我不解其意，前去向他请教。他说，中央很关心“三老”干部，占彪同志成了个头，由他和刘结挺、张西挺直接联系，前些时候和张西挺谈了一个下午干部问题。刘、张是外来干部，要依靠占彪同志来管四川的干部工作。填表就是要摸清“三老”干部的基本情况。由于许多地下党员对刘、张迫害地下党甚为了解，刘结挺为了要将地下党一个负责干部打成“右派”，硬是从医院病床上抬到会上强迫他发言，被迫害致残；张西挺解放初期任县委宣传部长，时任该县副县长的一个地下党员更是不耻于张的政治品质和生活作风，现在一听要将政治命运交给刘、张，理所当然拒绝。同时也成了地下党和程占彪不可能合作的一道鸿沟。因此，苏云分配给“地下党”出笔杆子办刘、张同意的《斗私批修报》、《动态报》的打算落了空。但程占彪仍然一厢情愿，还派了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长，据苏云说是为刘、张翻案的田忆秋到川大来就任第一线办公室“主任”，我当即拒绝。继之又叫河南来成都一个叫张渝的人来川大参加办公室工作，都为我拒绝。
现在回忆起来，“联合调查组”、程占彪、杜桴生、赵唯几乎是同时去北京的。杜、赵赴京情况下文再叙。程占彪回成都后，即去拜会杜桴生。杜老约了几位老地下党员也通知我去他家参加程占彪的约见。按杜老说法，这次要摸清程占彪的底线是什么？程在会见中说他在北京呆了一个多月，到了中央文革、中央军委、三军革命造反派联络站，和军委文革副组长××谈了一个下午，为地下党说了许多好话。中央很关心四川老干部，全国其它省特别是河南省老干部都动起来了。中央首长说，四川老干部动不起来，四川文化大革命、三结合就搞不好。他提出要将四川分成四个省，也反映给总理了。他们准备召开全省老红军会议、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现在要抓紧有党票的人的平反，尽快亮相，参加三结合。程占彪的宏论，几个老地下党员很是警觉，认为由干部组织出面，召开全省性大会，是非组织活动。我因此劝阻了我校同学参加这两次大会的打算。这两次大会也因张国华政委的干予被迫取消。杜老当时很气愤，大骂程占彪你们要想当官，拿我们来垫背，四川干部问题不彻底解决，你们做官梦也要破灭！现在来看，杜老看法也无疑是有远见的。试想：没有党的历史任务的转移，没有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平反冤、假、错案的战略决策，被历次政治运动迫害的革命干部，能重新获得他们的政治生命吗？
67年底，由程占彪签发给杜桴生、陈伯纯、卢光特阅的《××××站各分站、小组长以上会议决议的通知》。（“三·一五讲话”后被成都警司抄走）内容有：一、提出全省省、地、市、县和相应级别的企业、事业干部一把手名单全面排队，为中央和省革委提供结合干部。二、加强和军内造反派联系。三、组织不公开，个别串联，立足本单位，为两派组织当好参谋。四、不要脱离群众、不管工人、农民、一般干部，凡受迫害的，都要为他们调查平反，反映情况。五、设立六个办公室，各专区、成渝两地设分站等。很显然，程占彪是以“七一联络站”来统一全省干部问题，这与“联合调查组”宗旨大相径庭。
我当时的确有些偏激，就连以后关押审问我时，认为我以“地下党划线”，我说我是以刘、张划线。我接触的老地下党员没有企图操纵我们去夺权当官。记得有一次，原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王宗琪持张西挺亲笔写给我的条子，要我为刘洪阳、王宗琪受迫害案进行调查，被我毫不留情赶出了办公室。我从未见过刘、张。
三、我被关押审查和平反的经过
（一）在被关押的日子
在“批清”运动中，四川大学被梁、陈、谢宣布为“三老会”的“大本营”，在川大已有“军宣队”的情况下，又从成都军区政治部派出规模庞大的“批清工作组”。1971年4月，四川省革委政治部发文将包括我在内的12个已分配的学生以“三老会”“五·一六”罪名从全省各地押解回川大审查。营教导员（川大已军事化）在我回川大的当天，在他的办公室向我宣布“三不准”：不准串联、不准外出、不准写信或向外打电话，然后说“首长”指出我是“自觉被利用”，说我串联了几百个“老反革命”，“罪行严重”，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充当了殉葬品。”“飞”者，谓我已落入“魔网”也。几天后，押去听了程占彪在北京“学习班”上坦白交待的录音报告。随后即被关押。先在大“学习班”，以后到“小学习班”审查。“小学习班”即关单间。有三班倒的看守。有专门的“专案组”。上厕所有看守陪同，有人送饭到单间。晚上必须在头顶上开着三百瓦的电灯泡睡觉。每天从早晨八点到晚上十点，必须不停地写交待、写外调材料、写认罪心得。三天一小斗，五天一大斗（几个专案组联合批斗，或被押去参加批斗大会、宣判大会）。如有空，必须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开始学习三篇毛著：《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唯心史观的破产》，以后又增加两篇：《评战犯求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学习后，写出一篇又一篇认罪心得。我成了“南京政府”、“杜聿明”、替艾奇逊出力出人“打仗杀中国人民”的“蒋介石”、“战犯”、最后是受到“集中优势兵力”歼灭之的“敌人”。谢家祥在全省“批清工作会议上”一口气点了三十几个“三老会”“反革命”组织，宣称“三老会”也有“老中青”三结合。“批清工作组”传达一个又一个“首长”指示，川大的“批清”之火也越烧越旺。一份份“调查”函件或“关联材料”打上“绝密”字样发往全国全川各地，全川、全国各地10多万人次来川大“取经”，参观“大字报”。我也被押去参观“大字报”。不看不知道，看了也真“吓一跳”。大字报上什么“铮园二号的魔影”、“二招待所竄进竄出的牛鬼神蛇”……有大字报直指我的名字，硬是说我是“三老会”“老中青三结合”骨干分子串联了几百个“老反革命”为川东地下党叛徒集团翻案，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必将受到革命的“审判”。说的也就是“飞蛾扑火”的意思。我在这里设想一个“如果”，即“如果”林彪篡党夺权阴谋暂时得逞，我也不可能在这里设想“如果”了，因为“设想”的脑袋早已被砍下。
我被从农场押送回学校，“批清”运动刚开始第一阶段——清查“打谢（家详）反梁（兴初）”，校“批清”核心小组组长（成都军区政治部秘书长）王××在一次全校揭批大会上说：“打谢是为了倒梁，倒梁是为了搞垮黄永胜、邱会作，最终目的是为了反林”。专案组抓住我不放，要我交待“三老会”打谢反梁反林×××的阴谋，逼我交待67年11月18日在东胜街统战部会议上见到的那位军分区政委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甚至套供说那天“黑会”上研究了召开全省老红军会议“打谢反梁”的部署，有人已交待了，要我争取主动交待，减轻我“自觉被利用”的“罪行”。他们甚至找来一个人从窗外进行窥视，说此人是来指认我的。就是这样一件莫须有的事，逼供了我很长时间，我当时二十五岁，失眠加高血压就开始折磨着我。
在进入清查“三老会”阶段，川大批清核心小组副组长毕副政委在全校大会上宣布：“要突出重点，彻底搞清为地下党翻案的联合调查组的内幕”。“为地下党翻案”的“案”是什么？很显然，就是被诬为的“叛徒集团”的案。专案组除了重点要我交待被迫害致死、被判刑的几个老地下党员的所谓反革命“三老会”罪行外，还重点追查“联合调查组”的平反冤假错案的活动，以及十多个向省文革、中央文革的报告和材料内容。特别是审问我走访李大章和所谓炮制“三老会”的“反动纲领”问题。要我交待走访李大章的提纲有：1、怎么阴谋策划走访李大章的。2、见过几次李大章及具体时间、地点、汇报内容。李大章指示了些什么，交过一些什么材料给李大章。3、见过几次李大章的秘书周红原及具体时间、地点、汇报内容。周红原指示了些什么，交过一些什么材料给他。4、在3·15指示后，与周红原有些什么接触。他们将走访李大章定性为“反革命阴谋”。从71年7月中旬到8月底，集中在走访李大章问题上对我进行批斗、逼供信。在专案组查到我们找李大章、天宝为杜桴生冤案写的证明材料后，他们对我说：你搞翻案，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后台“已经救不了你的命了”。我当时想，难道把李大章也整成“三老会”了？联想到3·15指示江青肆意诬陷王维舟，我的心情格外沉重。此劫难过了！
在一个被关押的同学被逼自杀后，监管、审问也更严格。碰到“难友”，交换的目光也显得格外沉重。突然，有一天，我听到楼上专案组办公室在宣读71（68）号文件，知道林彪叛党叛国在温都尔汗爆炸身亡了。我敏感到国家政治生活将有一个大的变化。联系到他们清查反谢倒梁反林，谁的后台垮了？这不是“盖棺定论”了吗！我激动万分，在上厕所时，向蹲于邻格蹲位的一个被关押的同学压低声音说：林彪叛党叛国坐飞机叛逃，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爆炸摔死了。那知，这位同学不假思索放开嗓子大声叫嚷：我们无限忠于毛主席！毛主席万寿无疆！林×××永远健康！两个看守一涌而进，四只睁大的眼睛瞪着我们。后来，这位同学大概没有揭发我。其实，即使揭发了我，又拿我奈何！在我们纷纷冲出牢笼时，此同学还在坚持天天读，只是在形势完全明朗后，他才最后一个走出囚室。
（二）“另类”平反
1、平反：解铃还须系铃人
四川“批清”运动又称“一批双清”运动，即批“极左”思潮、清查“三老会”和“五·一六”。在“9·13事件”后，川大的“批清”运动并未降温，甚至在传达68号文件时，“批清”核心小组组长还对“批清”骨干们说：“什么又受蒙蔽？受谁的蒙蔽？‘打谢倒梁’就是乱军”。只是少了“反林”二个字。为了显示其“批清”成绩，他还企图让一个外国人来参观“批清”大字报，只是由于川大温建平校长的坚决抵制，这一荒唐的错误作为才未能上演。一直到71年11月8日，核心小组组长还在全校作“继续开展批清运动，重点搞一打三反”的动员报告。并传达梁兴初关于“川大应集中精力搞‘批清’”的一个讲话，其中说：“现已查明，刘、张是小小老百姓（指陈伯达，笔者注）在四川的代理人，是四川5·16的总头目，是反动组织‘三老会’的黑后台”。72年2月20日，张国华政委接见川大“批清”工作组负责人讲话中明确指出：把“打谢反梁”作为新问题清查，他从来就不同意，给川大戴上“极左”思潮的集散地、“五·一六”的水陆码头、“三老会”的大本营等几顶反革命帽子，他根本不知道。办学习班搞软禁他是根本反对的。把已分配出去的学生抓回学校办学习班，他当时就不同意。十几万人到川大学习“批清”经验从来就没请示过他。把程占彪的录音拿到川大放，里面点那么多人的名，我当时就根本不同意，……等等。川大“批清”运动该寿终正寝了吧？
但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川大“批清”运动核心小组副组长薛××72年3月17日，在全校大会上还说：川大“批清”运动是根据中央13号文件搞的，林陈一伙1966年就搞阴谋集团5·16，反军乱军，散布极“左”思潮。他们是在散布谣言，信口雌黄。事实是，68年中央成立清查反周总理的“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毛遂自荐自任组长。清查到73年底，身任公安部长，“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成员，并兼管专案办公室的李震，也自杀身亡了。他们借清查反对周总理的“5·16”分子，借机把许多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是随意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使全国几百万的干部和群众遭受莫须有的痛苦的灾难。施害者之一的李震自杀身亡，表明如此混乱不堪的清查，自然难以收场，只有不了了之。川大这个加进了江青旨意的清查所谓反动组织“三老会”的“批清”运动领导者们，从不提清查反总理的“5·16”分子，而他们本身就不自觉地站在反总理的立场上，把迫害四川地下党“合法化”。这样，他们也不得不在川大临时党委成立后溜走了。
我们这些从全省各地抓回来的十几个人的冤案应该由谁解决？首先，应该找的是原军宣队的负责人，当我们找到军宣队负责人当时已升任成都军区后勤部政委的王××时，他因在川大服用实验室生产的“灵芝糖浆”过量，颈椎骨质增生更加严重，躺在沙发上对我们说：你们通过川大临时党委请示省革委政治部，我无能为力。我们一想，似乎有道理。但回到川大，川大临时党委却说，你们是省革委政治部发文抓回来的，现在“批清”运动不搞了，学习班也解散了，你们应该直接找省革委政治部。那知到了省革委政治部，文教组组长袁×（解放军）却说：中央文件并没有说“批清”全错了，对于确有罪证的“5·16”骨干分子以及策划、炮制“三老会”反动纲领并有破坏活动的人，要继续审查，弄清问题后按照党的政策处理。你们回你们原所在单位，等待结论。以后，我们就不断找这位袁组长和工作人员匡××、陈××表明如下态度：不作结论，我们那里也不去；整我们的“罪行”材料，须经我们签字才有效。随着“批林”的深入发展，我们公开声明：搞“批清”运动是林彪集团反革命阴谋的组成部分，你们有责任为我们公开平反，按中央规定销毁黑材料，退还我们写的全部材料。如果我们有所谓“罪证”，又不公布、不处理，是完全违反中央规定的。
一直到73年，省委政治部（原省革委政治部）仍然拖着不为我们平反。我们了解到，发文把我们抓回学校，现在又拖着不平反，是当时身为省革委政治部主任何云峰的决定。为了变被动为主动，我们从各种渠道掌握了何云峰对川大“批清”运动（多次亲临川大）的指示，以及他传达的梁、谢的许多指示，并了解到在中央军委会议上，周总理点了何云峰的名，指出他“有政治灰尘”。在这之后，我们写了《致何云峰的公开信》共五封，抄成大字报贴到人民南路。刘兴元72年来川后，曾多次来川大，将“批清”运动定性为“扩大化”，是极“左”，“是梁、陈、谢，特别是梁兴初布置搞批清以极‘左’面目出现，贩卖林贼的修正主义黑货”。但同时又为梁、陈、谢开脱说：“没可靠材料说明川大是梁、陈、谢的黑样板。这不是何云峰同志一个人的意见，是省委的意见”。刘兴元的指示，又使我们陷入被动。不久，我们看到广东的《南方日报》社论，不点名地点了刘兴元的的名，指出他陷入为林贼反革命武装政变作准备的阴谋活动，要“深揭猛批”。于是，我们又写了《刘兴元其人》、《刘语批注》两篇大字报贴到了人民南路。
以上所述，全为实录，牵涉到的人和事，都是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并没有臧否之意。冤有头、债有主，要把那些强加在我们头上的罪名取消，还我们以清白，我们没有过分要求。我们摆事实、讲道理，是为了使操纵权柄、垄断政治资源的施害者，不要罪及无辜而已。但是，一切都使我们失望。他们的底线是：回到原单位等待结论。我们能够背着“罪名”、戴着“反革命”帽子回原单位吗？
2、平反中的一波三折
为清洗罪名，我们必须坚持下来。从72年开始，我被原来所在的农场停发了工资和粮票。当地县委向省委政治部写了报告，请求另行安排我的工作，并同时抄送川大党委。我知道，当地县委在“批清”运动中，组织群众对我揭发批判，抄了我的住处，并洗劫一空，骇人听闻的罪名让人觉得我不被枪毙也会判刑坐牢。根据当时的形势，他们当然不想再摊上我这个烫手的山芋。有几个同学为了生存，养家糊口，不得不先后离开川大回原单位了。剩下来的我们五个人，原单位已经不要了，但省委政治部仍然坚持他们的决定。我们走投无路。川大是我们的母校，我们只有找川大党委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的理由是：虽然是省里下文把我们抓回学校的，但根子在学校，当时，学校党委为纠正“批清”遗留问题，日子也不好过。
大约73年底74年初，受到冲击后又官复原职的川大党委丁耿林书记一天碰到我，很关心我的处境，对我说：你不要跟着他们闹，你的工作安排我会解决的。丁书记之所以对我有此告诫，是我考进川大哲学系进校后不久，曾找到他要求转专业，因为进校后听说我们这个年级招的是培养“县长”的“县长班”（还有南京大学哲学系），我自认为自己不具有这方面的条件，承受不了这种命运的偶然安排。丁书记鼓励我安心上哲学系，说他们这一代人从战争年代过来，坐下来系统学习马克思理论时间少，理论水平跟不上革命事业的需要，说他今年（63年）45岁，也要系统学习哲学，并几次到寝室督着我和他一起去教室上课。有此交往，也才有这次特别关照。但正因为这次特别关照，使我们的平反发生戏剧性转折。
74年4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学校召开“批林批孔”大会，一些人造了大会的反，要学校党委交出“批清”黑材料，交出何云峰对川大的指示。丁书记在混乱中当场昏倒，住进川大对面的成都空军医院。会后，我们五个人还有因“批清”被专案审查的未分配的一、二年级的几个同学聚在一起，一个同学说：学校不解决我们的问题，不平反、不作结论，干脆到空军医院去揪斗丁耿林，斗死活该！我因此赶到空军医院，对丁书记说了问题的严重性，不解决我们大家的工作安排问题，将危及丁书记的个人安危。在当时，整死领导干部是经常发生的。因此，丁书记显得十分焦急和不安，他沉思片刻后，对我说，他要思考一下解决的办法，要我回去转告大家，并要我第二天下午去他那里。回校后我向大家通报了丁书记的原话。当我第二天准时到空军医院丁书记病房后，丁书记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一封信给我，说这封信是请省高教局安法孝局长为他想办法解决我们工作安排问题，要我见到安局长后再将详情向安局长说清楚。我当时赶往安局长家，适逢他正准备到办公室，他看完信又听我说了详情，表示他一定解决我们的问题，仍然说他要思考后才能找出尽快解决问题的办法，叫我两天后再去他那里。两天后见到安局长，他对我说，前几天川大黄觉民校长找到他反映川大缺教师的问题，因此，他认为把我们就安排在川大作教师。又说，因为我们是省里发文抓回来的，如果以高教局名义写报告建议安排我们在川大工作，报到省里不知猴年马月才会开会来研究这个问题，因此，他以个人名义向每个省委书记直接写信，解决我们在川大工作的问题，并说信已经发出。
四川省委每位书记都收到安局长的信。可是，刘兴元书记拒绝批示，说他到川大两次，批判他的大字报就上了街，他不再管川大的事了。其他作了批示的信都转到了何云峰书记那里，他好几个月都按下不闻不问，我们几乎天天都跑何书记办公室，直到我们表示，下次来再不接见我们，我们就到北京找党中央。第二天终于获得答复，要川大党委写一个接受安排的报告来。
在川大党委常委会议上，讨论接受安排我们的问题竟然遭到造反派×团长的激烈反对，这真令人匪夷所思。这样，在川大又拖了好几个月，川大党委才形成报告上报省委。75年3月，我们这几个被抓回来的人才最后落实在川大工作。与此同时，由各人所在系的党总支负责人向我们口头通知，根据省委决定，对我们平反，并退还所写材料。从我们被抓回来算起，已经整整四年了，才终于得到一个平反通知。
四、对“三老会”一案的认识
（一）值得深思的“左”和“右”的问题
“文革”中四川“三老会”是专制主义“排斥异己”的又一大发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炮制的所谓反动组织“三老会”的三老：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员，是天经地义的100%的老革命，他们捕风捉影捏造出一个迫害这些革命者的“三老会”名称，实质上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贯彻专制独裁“权力意志”清除“异己”惯用手法。历次政治运动“排斥异己”，总要先将排斥、清洗的对象“组织化”。诸如冠以各种名称的“反革命集团”、“反党军事俱乐部”；文革中又发明出形形色色的所谓修正主义或资产阶级“三家村”、“叛徒集团”、“资产阶级司令部”等等。四川“文革”中炮制出的“三老会”，堪称网尽天下党内“异己”分子的绝佳名称。
四川“三老会”的性质既不是“反党”，也不是“反革命”，而是“反动”，谓逆历史潮流而动。但是，只要将“三老会”内在于“文革”大背景中，这顶“反动”帽子戴在炮制者头上更为合理，更为合乎逻辑。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是复辟封建专制主义、大搞社会法西斯主义。“文革”搞“社会法西斯主义”，是叶帅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讲的。这里存在一个非常明晰的逻辑：文革“打倒一切”，即“革革过命的人的命”。“革过命的人”即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推翻蒋家王朝法西斯统治，追求民主自由的革命者。“革”这些“革过命的人的命”，是否定之否定，回到封建专制主义，回到社会法西斯主义，这两个“回到”是复辟，是反动，是极“右”。
我们对“文革”长期以来一言以蔽之：极“左”。习惯政治用语是：“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难道“文革”仅仅是方法问题吗？当然不是。包括周总理在内的老一辈革命家是四人帮所谓的“右”的“革命同路人”吗？纯属诬蔑之辞。59年庐山会议原定反“左”，彭德怀一纸万言书，立即变成反“右”，“左”和“右”在翻云覆雨之间。“左”和“右”究竟如何划分？恐怕最终要根植于人类历史发展潮流而定。近代史学家张光直教授的研究认为，专制主义是人类历史常规，而民主政治反而是特例，如古代的希腊和近代的英美，其民主政治是偶然出现的。民主政治出现以后，在全世界开启人类历史新进程，蔚然成风，似乎才成为规律，成为必然，成为人类历史的总趋势，总潮流。因此，我们不要如某位理论家所说的那样，以为我们的极权主义和文化大革命是所谓“历史怪物”和“政治怪物”，相反，它却是中国历史专制主义香火代代相传所使然，是“常规”和“正宗”之物。弄清楚每个问题，这对于我们今天思考上层建筑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大有裨益。
（二）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四川经过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成立党史办，正确书写党的历史，并对四川地下党史材料进行大规模的收集整理工作，恢复了四川地下党的本来面目。今后的工作，是要将四川地下党史写进整个中国共产党史中。
中国共产党四川地下党组织是党的一个组成部分。四川地下党有着光荣、悠久的历史，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光辉地照耀着四川的解放之途。
四川地下党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翌年（1922年）建立起省级党组织。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屠杀政策的总方针，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四川地下党在国民党4.12反革命大屠杀被破坏后，在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井岗山革命武装斗争鼓舞下，重建地下省委，积极领导和发动群众，展开了波澜壮阔、持续不断的武装斗争。一批在外地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被派回四川领导和组织了四川土地革命时期近70次武装起义。
这一时期，四川地下省委在川东地区组建了四川工农红军一路、二路、三路游击队和川东游击军，经历了几十次武装起义和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红军队伍由小变大、由弱变强，集聚和发展了革命力量，形成了一支强大的红色武装力量。这支红色武装力量积极争取与主力红军会合，有力地配合红四方面军入川，被红四方面军编为红33军，在扩大根据地斗争中屡建奇功。在长征途中，红33军，浴血奋战，终因牺牲过重，余部最后编入红五军，以红五军15师的番号继续北上。以后，红五军编入红30军，走向延安。
其间，四川地下党省委在四川各地领导和组织了顺（庆）泸（州）起义、广汉兵变、江津兵变、云阳武装暴动等革命武装斗争。
四川地下党组织也经历了整个中国共产党从幼年、青年到成熟的革命历程。四川地下党人一次又一次从血泊中站起来，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的遗体，前仆后继，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使她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中，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川东地下党、四川地下党组织于1937年重建后，在以周恩来为首的长江局、南方局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战斗在国民党的心脏地区，为党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为南方局在和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保证。
解放战争时期，四川地下党领导和组织了具有全国影响的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民主革命斗争。领导和组织了以华蓥山武装革命斗争为代表的全省性的武装起义，削弱了国民党军与人民解放军的对抗力量。在迎接解放大军入川的斗争中，策反了数十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积极组织人民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档案资料，有力配合了解放大军解放四川。
四川地下党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党的一些优秀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千百万党员和游击队员，或在战场上牺牲，或在被俘后慷慨就义，或在国民党渣滓洞、白公馆监狱被集体屠杀。他们用热血浇灌了故乡的土地。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这是严酷的历史事实。我们不知道四川地下党领导四川人民几十年革命斗争牺牲的革命英烈的总人数，就所见资料，据万源县1982年审定的烈士名录，仅万源县固军坝1929年武装起义，就有1400多人为革命献身；宣汉县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全家被杀绝的达1400多户。在几十年革命斗争中，四川地下党省、军级领导人英勇牺牲就有数十人。
（三）清除专制主义余毒 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四川地下党在党内斗争和历次政治运动（也包括延安“抢救运动”中被诬为“特务党”、“叛徒党”、“伪党”、“红旗党”）中，遭受打击和迫害，暴露了历史阴暗的一面，触及到中华民族十分惨痛的历史创伤，触及到一种历史惰力和专制独裁政治的神经中枢。
我们在对“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四川地下党进行理性反思时，回过头来看看这段血写的历史，其中似乎也有点“势所必至”、“理所当然”的道理。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所谓“势”和“理”就露出专制主义的本来面目。
诚如大章同志所说：四川地下党成员真正工农成分少，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多。这样，无论从家庭出身和世界观，都是贫下中农的对立面。是“革命”的对象了。一位负责行政的老地下党员在和第一把手的老红军书记就“革命立场”问题发生争论而被打成右派。这位老地下党员针对指责他“站在剥削阶级立场”发表了看法：他参加革命前，家庭的确是富甲一方的大地主。但以后在学校接受进步思想，读了马克思、列宁的一些著作，走上革命道路，全部家产献给了革命事业，在白色恐怖下，每天都有被特务抓捕、被叛徒出卖被杀头的危险，他的两个亲人为革命牺牲。因此，他是通过追求真理，思想上先入党，是“自觉的革命者”。而老红军本人在行乞路上遇到了红军，当时只是为了当兵有饭吃，又有打土豪分田地的实际利益可得，在部队不担心特务、叛徒会危及生命安全，那里的党是“武化团体”，打不赢就跑。在那里听了政治报告听文件，有个政治保险箱。白区工作什么也没有，靠理想、靠信念坚持斗争，没有“官”概念，今天作书记，明天调动了，单线联系。这位老地下党员要书记自己作出什么是“革命立场”的结论。这里潜存着血统论：贫下中农先天地、从娘肚子里就有“革命”本性。
贯彻阶级路线还有深层次的涵义：农村包围城市，贫下中农打天下，坐天下。毛泽东说过：农民是天生的民主派。这样，作为近代民主制度“共和国”灵魂的“民主”就有了社会基础和政权力量。这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历史和现实的问题。在靠天吃饭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创造了数千年中国光辉灿烂的文明史。老子说：“天有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老子在这里的“天道”就是平均主义。“人道”服从“天道”，直到孙中山“平均地权”，仍然是自然经济的反映。贫下中农是农民，说贫下中农是“天生民主派”莫如说是“天生平均主义派”，并且最容易被引导到共产主义的“共产”就是平均主义的轨道上来。像人民公社 “一大二公”、公共食堂能一轰而起，莫不与平均主义有关。这种“均贫富，等贵贱，劫富济贫的”“原始共产主义，国家共产主义”，照马克思的说法，只是给“剥削和专制制度提供了最好、最广阔的基础”。而与近代“政治民主”有天壤之别。贫下中农阶级路线的政治逻辑是愚昧服从、平均主义而导致无所不为的专制主义：信仰“天道”、“天命”以及代表天意的“圣人”、“天子”。中国几千年来有神主、皇主、官主，而唯独没有“民主”——每个人都有主宰自己的个人命运的权利，而不必假求于外。这也就是四人帮加在老干部、老革命头上的“民主革命同路人”的“民主”。地下党成员知识分子多，都从马列著作中懂得了“近代民主政治”、“政党政治”，领导和发动了国统区“争民主”、“争自由”的民主革命。建国后，他们敢于为民请命，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对马列思想的随意为我所用。建国初期，川西地下党一个党员因为参加会师上唱《东方红》，在以后的会上说：“不靠神仙皇帝”、“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和“大救星”是对立的，是民主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对立。当时的川西区党委秘书长阎××奉第一书记之命找到这位地下党员，告诫这位地下党员，要端正对党的领袖的态度，说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还说国民党树蒋介石为“国家中心”，我们为什么不能超过他们呢？这个地下党员天真地认为这是值得争论清楚的问题。竟然质问道：我们为什么要向国民党学习呢？在以后他又对对领袖山呼“万岁”更加不理解，认为“万岁”是封建皇帝的专用语，终于被迫害致死。这种认识在川东地下党员中也同样表现出来。川东地下党一个老地下党员认为自己参加革命是为解放人民大众，救国救民，解放全人类，但把这种理想如果发展成为“救世主”、“救星”，恐怕就远离《共产党宣言》、《国际歌》精神了，真理多前进一步，就变为谬误了！正在公安部门要对他采取行动时，他被调走了，也差一步被绞死在自己追求的真理之碑上了！农民天生地具有这样的反封建的民主意识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一个地下党员在解放之初，听说有的南下干部不愿意南下，动员他们就有“南下好得很，可以升官，有大米、白面、红桔”之论，于是高兴，随着进军西南了。来到四川，又想到老家分田分地真忙，“三亩田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于是有了情绪，不干了。这个地下党员又去作他的工作，于是他升官了，与结发妻离婚了，娶了一个知识女性。农民的文化形态离不开自然经济的土壤。
从人类历史的制度层面看，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制度内的“内在矛盾”，而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外在矛盾”。在深厚的封建基础上，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使身经百战的英雄们自觉不自觉地，多多少少地带有农民起义的心理和习气，在所难免。革命成功，夺取政权，角色易位，论功行赏，按资排辈，被视为天经地义，符合他们为之奋斗的利益。于是，他们关注的焦点是保住到手的东西，扩大手中的权力和既得利益，提高自己的地位。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曾被斯大林誉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伟大创造，他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新民主主义属于共产主义体系，完成了对传统社会主义和传统民主主义的超越：包容部分资本主义。但当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时候，毛却指责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把新民主主义当作资本主义的一部分送进了历史博物馆。并且创造出以群众的名义，大搞“继续革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文革”十年，历史已明白无误地记录下，名曰革“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实际上又轮回到封建主义的老路上去。在“要资本主义绝种”、反“资产阶级法权”的同时，封建主义沉渣泛起，家长制、等级制、终身制、血统论、人身依附、权力寻租、特权、特殊化、宗派（党内有派）、个人崇拜、无法无天、草菅人命、思想罪、以言论定罪，在“文革”中“是一次总暴露”。一些人在“文革”中当了“走资派”，被批斗、被夺权；一旦权在手，恢复了官位，由于视地下党为异已的旧思想作怪，对平反地下党遭受的冤、假、错案设置障碍，这就是为什么抗拒不办的实质所在。对于“三老会”这一四川文革中的第一大案，由于四川省委的刘兴元、鲁××，和前文所指出的“巴山王”等的阻扰，直到八四年七月，四川省委发了个[1984]5号文件：《关于为所谓‘三老会’组织平反的通知》，方才结束。从六八年“三·一五讲话”算起，许多地下党员被“专政”了整整十六年！甚至还有更长时间的冤案存在过。
四川地下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将四川地下党视为异已力量逐步淘汰的专制主义的清除，需要推行民主政治建设来实现。民主、自由是一个历史范畴，从现在的政治一元化走向政治多元化，在理论、政策、方针上，只要党履行自己在民主革命斗争中对争取民主自由千百万次作出的历史承诺，就能彻底杜绝“文革”浩劫的重演。邓小平指出：“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这也是我们从四川地下党长期受迫害的沉痛教训中，得出的一个最为根本的结论。
附录：
不能淡化血写的历史
——几个典型的老地下党员遭迫害的案例
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淡化“文革史”。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党吸取了“文革”经验教训，才有了党的历史任务的根本转变。今天经济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在某种意义上，是“文革”中千千万万老干部和革命人民用生命换来的。据有关资料显示，文革中的伤亡者在千万人以上。四川地下党的广大党员，在“文革”中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有的老地下党员没有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监狱里，却倒在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旗下。我的令人痛心疾首的回忆，是缅怀在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中遭受牢狱之苦和死于非命的地下党的老前辈们的英灵。
事实说明，所谓“老红军”、“老干部”在“三老会”案中，因为不是“既定”的打击、镇压对象，比四川地下党遭受的迫害是不同的，这可以从遍及全川被整死的地下党员的情况来得到证明。
（一）25年参加党的老地下党员杜桴生之死
杜桴生，25年入党，任过中共成都市第一任书记，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科长，中共阆中、南部中心县委书记，重庆新华日报秘书和总务主任、西北局群众日报社社长、西北广播电台台长。建国后，随贺龙司令员入川，先后担任成都市军管会秘书长、川西行政公署委员和秘书长兼川西人民法院院长等职。在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贪污巨款的“大老虎”、反对党的领导的“右派”。一九六八年五月以“三老会”罪逮捕入狱，一九七二年十二月被通知将已形销骨散、不能言语、泪珠滚滚，没有人气时年65岁的杜老接回家中，仅仅三天，他就含冤离开了人世。
杜老家人老红军夫人罗宁在洗杜老遗物棉衣时，发现里面深藏着一纸，上写着他一生简历和残害他的暴行。对他的迫害太深重，太残酷了。狱中对他规定：听到传讯呼叫，要脱光外面所有的衣服，在一分钟之内跑拢审讯地跪着，不然就挨打。因此，在严寒的冬天，也只得披一件衣服，裤腰只能提着，不结裤带，否则脱都来不及。折磨到最后，还叫杜老张开嘴和疼痛的喉咙，把洞洞通大，擦枪的钢通条直刺他的喉咙。一个为革命出生入死，解放后为捍卫党的原则，从不退缩的杜老，就这样倒下，永远离开了我们。
67年11月，杜老在四川著名烈士车耀先之子车伯英陪同下赴京见到了任过新华日报总经理的熊瑾汀（毛主席的第一个老师）老革命，熊老说：你和小朱（朱端绶为熊老夫人）当年新华日报两大秘书，我的左右二臂，57年整小朱，总理亲自过问，才过了那一关，你为什么不来找我？杜老向熊老表示，他要依靠群众组织为自己平反，并表示不去打扰总理。在见到王老（维舟）时，王老动情地说：是我害了你，我不该把你从西安要回四川，为了把你要回四川，我还和习仲勋吵了一架。
江青“三·一五讲话”下达后，杜老以他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知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要对地下党开刀了。他对我说，他要将我们为他平反的调查材料写成大字报公诸于世，并说他做好了进监狱和杀头的准备，千叮万嘱要我保护好自己。为了争取写大字报的时间，他到老地下党员林向北、胡国基等老部下家中辗转近一月有余，才落入魔掌。今天，在我提笔之时，杜老正气凛然、忠直不阿的崇高形象使我回到当年与他朝夕相处、参予调查他的冤案和平反昭雪的日子。
杜老在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运动中，将他打成“大老虎”贪污犯，就已经剥夺了他的政治生命。杜老是因十八军张国华部队进军西藏，承担起了“支前”重任，供应部队进军的吃、穿、用物品而获罪的。在我们调查当时任会计的郭震寰时，我立即被共和国建国伊始会对杜老使用人类最为卑鄙的罗织罪名的手段义愤填膺。郭写的书面材料称：为了达到诬陷目的，他被吊打、灌辣椒水、捆绑站立不准睡觉等，在诬陷杜老的材料上签字盖手印，当时就被打断脊椎，他的腰从此变成“驼背”。在北教场的所谓“退赔”大会上，居然从银行运出成捆成捆钞票，斗争会后又运回银行。为什么在一九五二年就要将杜老置之死地呢？进一步调查表明，是因为杜老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反对了李XX，并据当时在场人称：杜对李XX拍桌子，大骂李XX是“国民党”等。现在回忆起来，有这样的“反李XX”的事件：
一是刚解放，都江堰年久失修，杜老在行署会议上提出派解放军岁修都江堰。李XX大怒，说拿解放军当民伕，是反军反党。杜老以个人名义向总理写信，总理批示同意派解放军岁修都江堰。李XX一方面不得不执行周总理的批示，另一方面，却贪天功为已有，在解放军岁修都江堰现场通过报纸又是发照片，又是发消息和评论。杜老认为理所应当为老百姓请命，但李XX却把它视为“犯上”，有损他独断乾纲的权威而记恨于心。第二是，解放军进成都后，国家工作人员一律不得坐黄包人力车上下班，成都黄包车工人近千人失业，于是到川西行署清愿，正在主持行署会议的李XX下令只要敢于冲进行署，就“用机枪扫射！”杜老想不到李XX如此残忍，拍着桌子指着李XX怒斥：“你不是共产党，你是国民党！”经与会人的劝解，决定由杜老负责解决黄包车失业工人生计问题，杜老组织他们参加“支前”工作，到农村收购农副产品。第三是川剧艺人失业。剧场老板卷走道具服饰，剧场倒闭，川剧艺人失业，杜老在行署会议上提出安置失业艺人问题，李XX指斥为“收买人心干扰政府工作”，在多数人赞同下，杜老将川剧艺人安置作“支前”农副产品加工工作。艺人们感受到共产党的温暖，加倍努力劳动，并获得可观利润，在杜老支持下，建起至今还为成都人民称道的“锦江剧场”。
以上“反李XX”事件，对于满脑袋专制独裁思想的李XX及其维护者，简直是“大逆不道”，必欲除之而后快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五二年“三反”、“五反”运动中，从杜老负责的“支前”工作中罗织罪名，上演了那一幕诬陷忠良的残暴惨剧便很快发生了。杜老作为第一任中共成都市委书记，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将自己的生命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人民利益是他为之奋斗的目标，因此，不顾个人安危，敢于面对强权，坚持党的原则，并为之付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他在“文革”中曾对我讲过他早年献身革命事业的一件事：北伐战争时，他在湖北总工会工作，为阻止敌军进攻，他组织敢死队，在危急关头，他自告奋勇在自己身上绑****，拟炸交通桥梁，但因行人拥堵桥上，自己牺牲只一人，炸桥会造成成百上千人死亡。于是率敢死队挖战壕埋****，在重创敌军后才撤离。就是这样一位以人民利益高于自己生命的老共产党人，没有牺牲在对敌斗争的战场，却死难于对敌人专政的监狱中。
杜老冤案的平反，因时间长、参予其中的人多，障碍重重。1981年底，在中央工作的熊复老来川，专门找省委领导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和说服工作，才终于获得平反昭雪。上千人从殡仪馆追悼大厅和大厅外院坝直到大门口听了悼词，那些受过杜老搭救的人们，扶老携幼，失声痛哭。它再一次表明了一个真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力量，这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二）坚持革命武装斗争的老地下党员赵唯被判刑二十年
赵唯，31年入党，32年任上海法（租界）南（市）区委军委委员，35年云阳武装暴动副总指挥，47年任川东民主联军下川东纵队司令员（政委彭咏梧）。建国后任云阳县县长、万县专区副专员，57年打成“右派”。1970年4月6日，赵唯以“阶级报复杀人”罪被抓进监狱，1976年北京天安门事件爆发的第二天，被宣判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85年中共四川省委派出几位老地下党员组成的省委工作组，重点调查赵唯冤案。历时半年，才彻底解决赵老冤案平反问题。
赵唯老自被宣布为“右派”那天起，他大义凛然，从来没有承认他是“右派”，他说：“把我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出反党的丝毫企图，我绝不是右派”。“文革”开始，就宣布他是“阶级敌人”，不准他乱说乱动，但终于“在劫难逃”，1967年2月，发生于四川的“二月镇反”，他被以违反《公安六条》“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狱。在中央文件指出“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2月下旬以来……逮捕革命群众”“一律平反”下达后，最后一个被释放出狱。但他出狱后看到的铅印材料是《川东地下党是一个叛徒集团》，满篇是诬蔑不实之词，甚至将和他一起战斗过的烈士也诬为“叛徒”，他感到异常愤怒。他决心不顾个人安危，要为川东地下党翻案，积极准备去成都到省里上访。正在这时，我抵达万县，在我代表川大八·二六邀请他来成都川大写有关四川地下党材料时，他便冒着再次被抓捕危险，在夜幕降临之际，从万县长江码头上船经重庆到了成都。67年11月，他在几个烈士子女陪同下到了北京，专程走访王维舟老领导，王老的侄儿、红军时代的师长王波与赵唯老进行了长谈，转达王老意见：川东地下党的斗争成果应当肯定，只是不要单独成立“地下党”名称的组织。这就是江青恶毒攻击王老“不甘寂寞”，“支持万县翻严风”的真实情况。
赵唯老再陷囹圄，是在随“联合调查组”赴万县调查他57年“右派”案，再返成都后，江青“三·一五讲话”下达后，万县地区掌权者高喊：“对川东地下党要一锅端”，从他避难于温江县乡下抓捕回万县关押在原单位女浴室。当时被诊断为“开放性肺结核”，看守人奉命强迫他大量服用雷米封，直至全身瘫软不能坐起来。当一双儿女从大西北探视父亲时，见父亲已奄奄一息，满面泪珠。一位医德高尚的医生冒着危险告诉他们，赵老的病不是肺结核，再强制服雷米封，弄不好会瘫痪。害人者也内心有鬼，害怕人死，赵唯老才被接回家中。大半年后，赵唯老才从死亡边缘拖了回来。
1970年4月，全省“批清”运动一开始，赵唯老以“阶级报复幕后指挥杀人”和“三老会”现行反革命罪，第三次被逮捕入狱，与12个杀人犯关在12平方米的囚室之中。以后，又先后被关进两个派性“犯人”，由于这两个人从父辈那里知道赵唯老传奇革命斗争史，也为其判20年刑蒙冤不平，便想尽办法照顾老人。后来转至金堂监狱，监狱领导从前来探监的老地下党员那里知道了赵唯老是华蓥山的游击队司令员，对身患多种疾病的赵唯老给了“法外施恩”。1980年4月，中央纠正冤、假、错案已经铺开，北京、成都和法律界人士纷纷为赵唯老主持公道，迫于压力，万县法院以关了10年判10年释放了赵唯老。这个“终审判决”不仅赵唯老，我也感到将赵唯置于死地进而否定川东地下党的这场阴谋还没有结束。于是，我联系著名烈士车耀先之子车伯英将赵唯老安置在他家中以便于向省高法院“上诉”。以后又由老地下党员张文澄之女张弥帮助解决住房。维持生活先是由老地下党员林向北代为筹集，按月送给赵唯老。后来，另一川东地下党的老党员范硕默因错案平反，补了上万元工资，范就像在地下斗争时那样：有饭大家吃。一人独自承担了赵唯老两口生活费用。
赵唯老平反有一点“戏剧”性。一位老同志因“文革”中“包庇重用坏人”的罪名锒铛入狱，过去作副市长主管政法，对同牢房两个杀人犯有几次提审回来发生争执颇为留心，原来在为是否咬定“大右派赵唯是幕后指挥杀人”而争执，达成共识将杀人罪过往赵唯身上推，以“保住老命”。此二人果然在后来只判了20年，这一证据他曾写了书面材料上报，事隔近10年了，他又提供给了省委工作组。省委工作组在查清后，又请来西南政法学院专家再次查阅案卷，分析案情，冤案才最终有了结论：赵唯无罪！令人感动的是，赵唯老将坐牢10年补发的工资，全部捐赠出来，为纪念云阳暴动牺牲的烈士，修建云阳“119中学”。
（三）川东特委经济据点领导人熊曙东之死
熊曙东，33年参加革命，任重庆川东电气工种学校“列宁学会主席”。38年入党，任过地下党县委书记，川东特委经济据点“大华炼油厂”党的负责人和总技师。建国后任县委书记，地委宣传部副部长。68年9月因被诬指为“三老会”核心成员反革命罪被乱棒拷打致死，时年52岁。
熊曙东生前对我说，他一生独立地进行战斗和工作，做出一点成绩是两个时期：大华炼油厂时期、任万源县委第一书记时期。大华炼油厂用桐油（植物油）炼出无机油，是他的入党时的支部书记钟纯乾研究成功的一种技术，开始只产煤油、柴油。熊曙东进一步研究，从桐油中提炼汽油，这一决定性的深度开发技术，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抗日战争进入39年，舶来汽油完全断绝，国民党政府提出“一滴汽油一滴血”口号，所以汽油价格特别高，桐油屯积于长江沿岸码头，无法出口，大华炼油厂迅速扩大规模，以万县为总厂，熊曙东利用各种关系，开办了十二个分厂。大华厂是川东特委的经济据点，还负责隐蔽被暴露的地下党同志。以后，引起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极大重视，亲自批示办事处袁俊超借款两千元办起了北碚厂。国民党军政部也贷款几百万元办了三个分厂。熊曙东作为总技师，向各厂收取技术开发费，并出面与国民党总参谋长陈诚签定销售合同。大华炼油厂在民族救亡抗日战争中，作出了一定贡献。并为川东特委提供了一定活动经费。皖南事变后，南方局组织部秘书长陈野苹和刘大震等一大批党的负责人转到大华厂隐蔽下来。熊曙东积极开展党的工作，扩大党的活动范围，开办工人夜校，培养积极分子，吸收了一部分工人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工人武装队”。国民党政府加强对炼油厂的严密监视，熊曙东与国民党特务周旋，机智地躲过敌人一次又一次试探和追捕，对遭到特务破坏的分厂地下党组织，及时稳妥转移地下党员。国民党政府在窃取到核心技术后，强制追收大华贷款，卡原料，扣押骨干人员。1943年，大华炼油厂被迫停办。
熊曙东在任万源县委第一书记的4年里，踏遍了那里的山山水水，在万源县党史资料中这样写道：熊曙东带领几十万人民，脚踏实地地在平凡的工作干出了至今仍称得上很不平凡的事业。他带领万源人民，建起五个林场，造林72000亩，穷山恶水变成青山绿水。修各种车路和公路三千余公里，冶铁业带动全县工业，至今仍不落人后。1990年，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看到万源的绿化，盛赞万源人民有远见。熊曙东关心群众疾苦，发动并带领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至今万源人民还看得到享受得到的一是他亲自带头重修护城河提，二是带领群众修了堵截县城后山洪水的张家湾水库，三是修建了万源历史上第一个电影院，四是修建了万源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医院。至今还被人们称为“曙东堤”，人们对当年县委书记熊曙东挥汗如雨一起战斗在修堤第一线还记忆犹新。1986年中共达县地委在给四川省委报告中写道：熊曙东同志受到山区人民的爱戴和好评，被誉为“草鞋书记”。
在万源县被评为“四川省产铁优胜县”，出席北京召开的‘全国工业’“群英会”时，熊曙东实事求是，在农忙时，从炼铁劳动力中暂时撤回一些人抢收抢种（万源县59、60年未出现过人为的灾荒饿死人现象），但李XX却在60年下半年的一次全省县委书记电话会上，指斥熊曙东的作法是“右倾”与中央对抗，撤了县委第一书记的职，调回地委仍任四年前的宣传部副部长，被勒令检查“右倾”错误。
“文革”中，熊曙东被作为地区三结合干部参加了68年初在北京举办的“学习班”。江青“三·一五讲话”在“学习班”上传达，就有人煽风点火：“熊曙东是‘三老会’”。回到成都即被看押起来，返回达县被军分区拘禁，打倒“三老会”头子熊曙东的大字报满天飞，武装押到卡车上游街示众，被捆绑批斗，大搞逼供，1968年9月1日被宣布“自杀死亡”。遗体胸、腹部一块块血肉模糊，背部脊椎上几个碗口大的血红鸟黑的大包。熊曙东家属来成都和我一起到省革委政法组请求重新验尸，政法组组长郑志士（50军军长，后任成都军区副参谋长）当着熊的家属和我的面打电话给达县，但她还未回到达县时，遗体被强行运走，弃于荒山，至今不知遗骸在何处。
熊曙东留下的精神遗产已载入党史。他为人民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至今还在激励着我。他的老战友钟鼎铭（文革中以“三老会”罪名在狱中残酷折磨致死，见下文）曾对我讲过他们的一段共同革命经历：为准备武装斗争，熊曙东变卖尽田产、家产，他们两个人背着钱赴开江找曾敬荪老前辈（南昌起义任过营长）通过其做大特务的侄儿买武器，昼伏夜行于山林之中，饿了，以炒的干胡豆充饥，饮山泉止渴，都舍不得动用一文钱吃碗稀饭。并讲策反土匪武装，熊曙东险遭杀害等。当时为了扩大游击队实力，熊曙东派去对土匪进行争取、教育、改造工作，在国民党内二警清剿游击队时，匪首要拿熊曙东去邀功请赏，被一个觉悟了的匪徒背着患虐疾的熊曙东逃了出来。还说熊曙东任大华炼油厂总技师和营业部主任时，川东特委负责人一口袋一口袋提走银元，熊曙东经常冒险送钱去重庆党组织。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把一切献给革命的革命者的平反却遭到重新出来掌权的“巴山王”×××的阻扰。（这里又出了个满脑袋独裁专制的“土皇帝”）其家属带着三个儿女，变卖尽家中值钱的东西，翻越秦岭、大巴山、多次赴京申诉，却始终得不到解决。熊曙东在从北京“学习班”返川时，曾将三本笔记托公安部老战友在他遭不测时转交给我，我从中读到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陈野苹老前辈和熊曙东一段共同战斗的经历，我在以其子女名义向陈部长写信的同时又通知其家属向他写信，立即得到回信。我又从刘大震（成都市副市长）处知道，陈野苹部长对达县掌权者对抗中央平反冤、假、错案政策表示要通过将其调离来解决平反问题。这样，才终于有1986年10月对熊曙东的平反结论。
（四）“开除”妻子党籍的老地下党员钟鼎铭之死
钟鼎铭，38年入党，任中共地下党梁山（平）、垫江县特支书记，游击队中队指导员、长寿中心县委候补委员。建国后，任过县委民运部长、宣传部长、地委宣传部科长、邻水县副县长等职。1971年6月17日惨死于狱中。
钟鼎铭出身赤贫，八岁时父亲就在病中被军阀部队用刺刀逼迫拉去当挑夫，死无音讯；九岁时母亲饿馁冻死在马路边厕所里。在同是赤贫的伯父收养几年中，钟鼎铭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14岁就去当兵吃粮，受尽欺凌虐待，脑袋被连长打破，露出白花花的脑髓，为一军医所救，从此落下头痛病。钟鼎铭逃离军队逃至大巴山深处巫溪县县城，帮佣度日。
抗日战争爆发，钟鼎铭结识了巫溪的地下党员，受到革命理论的教育，为了从思想上弄清共产主义，未上过学的钟鼎铭以《封神榜》为样本，在听评书的同时，请教断文识字的人，常常几个月才能读完一页书。通过他的勤奋，终于大致能读懂《共产党宣言》。更加激发他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经过严格考察，钟鼎铭在党旗下庄严宣誓,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钟鼎铭入党不到一年，因组织撤退失去了组织关系。他毅然决然带着同样失去组织关系的两个青年学生党员从巫溪奔赴延安。一路上风餐露宿，险关重重，在镇平县引起敌人怀疑，在摆脱追捕后，不得不被迫返回。在到重庆找党时，终于同《新华日报》建立了工作关系，钟鼎铭带着巫溪县六个进步青年到重庆接受党的教育和工作，其中五人后来成为奉（节）、大（宁）、巫（溪）党的骨干。与此同时，钟鼎铭接受组织任务，在重庆从事工运，组织了多次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电讯职工罢工活动。47年底被组织派往开江县组织武装暴动，任游击队中队指导员。此后因虎南暴动受挫，受组织派遣到垫江、梁山（平）县清理恢复当地遭受破坏的党组织，任垫江、梁山（平）县特支书记和长寿中心县委候补委员，组织指挥了解救被关押同志的劫狱军事行动。为着配合解放军解放川东地区，钟鼎铭执行中心县委指示，成功地稳定了一方治安，有力配合了解放军的军事接管。
在与解放军和南下干部会师时，钟鼎铭在交接地下党员组织关系时，时任达县地委书记的李××，竟指责钟鼎铭说：地下党尽是这号人，简直就是“地主党”，拒不接收。钟鼎铭据理力争，说有的地下党员虽然出身成分偏高，但他们都为了党的事业出生入死，将家产献给了党，其中一些人还牺牲了自己的亲人，他们是幸存者。并说自己的妻子虽然是38年入党的老党员，但她没有随他一起上山搞武装斗争，根本就不在他上交的名单上。李××根本不听钟鼎铭的申辩，竟说钟“立场有问题”。钟鼎铭认为，否认这些战友的党籍，就意味着对革命的背叛，不由得拍着桌子指着李××说：这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终有一天他们会回到党的怀抱的！需要说明的是，钟鼎铭妻子刘芝容，38年入党，当时患空洞性肺结核，咳血不止，已是气息奄奄，还能上山打游击吗？我在向钟鼎铭老前辈问及此事时，他说：当革命迫切需要献身精神时，共产党员宁愿死在战场上，也不应死在病床上！将“立场有问题”罪名强加在这样的忠诚共产党人身上，是源自“左”倾的有色眼镜来观察地下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年被李××以“地主党”罪名不予承认的地下党员都恢复了党籍，当然也包括刘芝容在内。
因交接地下党员组织关系问题，钟鼎铭被后来称为“巴山王”土皇帝的李××以“立场有问题”一直打击迫害，使他受到反“右倾”的批判，文革初期，又被李××抛出来成为批判对象。69年1月，钟鼎铭以叛徒、特务、“三老会”罪名关进邻水县公安局。在五、六平方米黑屋里一直关押至死。在长期关押中，经常遭受罚站、罚跪、挨打、饿饭的法西斯迫害。不管三九寒天，还是雨雪天，钟鼎铭都要被拖出囚室面向专案组办公室跪在炭渣上“反省罪行”，经常被折磨得昏倒在地。71年5月底，在钟鼎铭病危时，不仅不释放积极治疗，反而将时年16岁的儿子钟黎明抓进监狱关到小黑屋里。钟黎明见到的是“一辈子亲眼见过的最瘦的人，连臂部都没一点肉”。这是在关押中经常不给饭吃，常吃冷饭，导致恶性胃溃疡，便血不止，直到去世前一天，已昏迷不醒才有医生出现，但为时已晚。71年6月17日，钟鼎铭在儿子的怀抱中痛苦死去。一伙人当晚将尸体拖出去弃之荒山，至今遗骸无处寻找。
最令人发指的是，钟鼎铭去世后，为防止消息传到社会上去，儿子钟黎明仍然继续关押了三个月。一直到71年9月知青下乡，才放出当知青，并告诫不能将父亲的惨死说出去。钟黎明被允许到五·七干校向母亲辞别，也不敢将父亲的死告诉母亲，母亲从儿子穿的父亲的一身旧衣服已知道丈夫已不在人世，强忍悲痛，不敢和儿子说一句话。1976年，刘芝容按照钟鼎铭的遗嘱替他补交了党费，并按县革委文件要求，交纳了钟鼎铭关押期间的生活费432.76元。1980年12月，在时任北京新华总社负责干部工作的妻兄和其他一些老战友的帮助下，钟鼎铭始获平反昭雪。
（五）地下党中心县委副书记范硕默被判无期徒刑
范硕默，38年入党，地下斗争时期任过县委书记、中心县委副书记、支队政委等；建国后任过县委民运部长、川东区党委政研室组长、省属江北铁厂副厂长等。58年因提了山东南下干部对地下党搞宗派迫害和李XX不执行党中央政策的意见被定为“极右分子”送劳动教养，60年摘“右派”帽子。“批清”运动中，省级机关塆坵五·七干校革委会于70年11月20日以[111]号文，宣布以“三老会”现行反革命罪、为四川地下党翻案罪将范硕默重新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73年省五·七干校撤销。74年11月12日，省委组织部以一个没有编号的文件通知范的原单位省机械局党委对范执行劳教。77年7月19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以“翻案复辟”、恶毒攻击中央和省委负责同志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79年10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以（79）刑再字第79号文“宣告范硕默无罪释放。”
在地下斗争时期，范硕默在华蓥山武装起义任支队政委，并领导组织了渠县龙潭武装起义。在任中共长寿中心县委副书记时，参与领导了七个县的广大人民和两支游击队的迎接解放的斗争，活捉了下川东国民党三县游击正、副司令，歼灭了妄图封锁巫峡的反动武装并生擒匪首，在各县成立了稳定社会秩序、保护人民财产和档案资源的临时维持治安会，有力配合了我解放大军对川东的解放，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但就在地下党和南下干部会师时，他见到时任万县地委书记的夏×时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地下党，毛主席批判了，是地方主义”。范硕默据理反驳，认为地下党等于地方主义没有逻辑关系。在以后的干部安排中，夏以“地下党没有经受过考验”为由降三级安排地下党员，引起范硕默严肃地思考党内宗派问题。他经过调查，发现时任县工会主席的×××，南下前在家种地，支前赶马车至常德集体入党，入川后集体转正，他对时任县农会主席的范硕默以老区南下干部自居。在范硕默看来，四川地下党战斗在国民党的心脏地区，在白色恐怖下独立作战，每时每刻都面临敌特的追捕、叛徒的出卖被杀头的危险，多少战友牺牲于渣滓洞、白公馆监狱，为什么就不是“考验”呢？为什么一直没有参加过革命斗争的农民来到四川就成了“老革命”，当他将这些想法向组织汇报后，受到的却是以“地方主义”头头罪名对他的批判，接踵而至的是对他的政治陷害和迫害。
50年3月，万县地委书记夏×从一个特务口中得到指证范硕默企图组织反革命暴乱的所谓“证据”，即指示将范硕默和企图暴乱的人就地处决，因为事先有人通风报信，范立即找到夏×，要他拿出证据，并电告川东区党委，才逃过这一劫。但按夏的命令却处决了十几个农民。范认为这显然是滥杀无辜。半年多的调查，证明了范的判断是正确的。道理很简单：“暴乱”组织者子虚乌有，也就根本不存在“暴乱”阴谋活动。而无辜农民却得不到昭雪。范硕默直到病逝前，还向有关方面写材料，要求为当年夏×为了陷害他而遭冤杀的冤魂平反昭雪。
58年范硕默因为提了地下党受李XX和宗派迫害的意见打成了“极右分子”送劳动教养。60年摘帽后回机关工作。文革开始后，范硕默面对康生的将四川地下党打成“叛徒集团”的揪叛恶浪，愤怒已极，在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写报告后，又不顾个人安危，贴出大字报，认为这是将矛头指向周总理的大阴谋。在“批清”运动中，范硕默因为以“三老会”现行反革命罪、为四川地下党翻案罪，被省五·七干校革委会以文件形式宣布对他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而当时的党纪国法没有重新戴“右派分子”帽子的规定，省劳动教养委员会在接待范硕默访问时，也明确表示没有重新戴“右派分子”帽子送劳动教养的法律规定，他们也不可能发出劳教通知书。于是省五·七干校革委会公然画地为牢，辟出一个“劳教场所”，就地实施对范硕默的劳教刑罚。这无异于在朗朗乾坤之下，私设监狱。事情还未到此为止，在省五·七干校撤销后，74年11月，省委组织部还公开行文至范原在单位省机械局党委对范执行劳教！该局保卫科不遗余力，立即将范硕默关押起来，实行法西斯专政，在将其毒打后，留下两丈多长的绳子，示意其自缢。这种“劳教”持续到将其逮捕。
77年，省机械局以范硕默向中央写报告揭发“四人帮”迫害周总理、朱委员长等中央领导和中共四川地下党，将其定为“反革命翻案”罪报告省公安厅，省公安厅于77年1月6日将其逮捕，并于同年6月19日，将范硕默押上刑车在成都全城游街。7月19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市体育场召开数万人的宣判大会，以“法刑字（77）第533号”刑事判决书，宣布范硕默被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后，仍坚持其反动立场，进行反革命翻案活动，罪行严重，民愤极大……，依法判处范硕默无期徒刑。范硕默依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77年12月17日下达维持原判的“1977年刑二字第4号”刑事判决书。这份令人汗颜的刑事判决书不知出自于何种关系何人之手，正如范硕默在四川省南充市四川省第一监狱中于79年10月13日寄出的《刑事诉讼》所说：判决书的编号是“1977年刑二字第4号”，12月17日印发，十亿人民的最高法院一个刑事庭，在一年将尽的时候，才发4份判决书，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证明，最高法院的作为，早已把全国人民吓退了，没人敢上诉了。指出这份判决书是一份“奇书”，判决书上竟没有审判长、审判员和书记员署名。判决书惜字如金，谓范在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后，仍坚持其反动立场进行翻案活动，完全照抄省高院字句，这个连四川省劳改委也认为“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送劳动教养”无法律依据的罪名，竟然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上。这份判决书还胡说“1960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61年解除劳教”，试问那有摘掉帽子还在继续劳教的右派分子呢？在《刑事诉讼》的最后，范硕默说：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全盘否定了“翻案”有罪，机关就在党中央身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会在今天还抗拒中央决定吗？当然不会。范硕默在另一份向中央写的报告中指出，这份判决书是他在向中央报告中点了四川省委书记赵××的名，以后赵又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一手泡制出来的。
这份《刑事诉讼》早在寄出前的79年7月就流传于社会，并附有范硕默揭露在监狱里的“人妖颠倒”的黑幕材料。范硕默的监改组组成人员：组长为国民党沙坪坝宪兵团的特务组长邓伯翊，邓在当时将范硕默列为抓捕对象的第一名。副组长是镇压48年范硕默领导的龙潭起义的反动军官萧稚辉。还有一个副组长是中统特务杨子寿，47年重庆大逮捕这个特务以记者身份提出的搜捕名单中就有范硕默。这份材料激起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无比义愤，纷纷写信给人民日报，要求查清事实真相。人民日报79年8月8日将群众来信写成内参，向高层进行通报。同年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以“（79）刑再字第79号”刑事判决书庄严判决：“宣告范硕默无罪释放”！判决书有审判长、审判员、代理审判员、书记员署名。在送达范硕默的文本上注明：“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范硕默于1984年2月17日晨三时在四川省人民医院逝世，终年七十一岁。省机械局党组在范硕默同志逝世文告中说：范硕默在1983年7月第一次发病住院时向组织递交了委托书中说：“在此即将辞世之时，特委托下列诸事，伏照此办理……不出讣告，不开追悼会，不通知包括我未在身边的子女和其他任何亲友……骨灰听由火葬场工作同志随便扫除。当然也就不保存骨灰和需要骨灰盒了……我辞世后，请转告我的家属，要象我在世时一样，奉公守法，勤奋学习，积极工作，对我的问题，不能在我本意以外提出异议和要求。”“我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就静待着大自然的召唤，高兴而愉快地走入‘无人之境’吧！”
（六）不要再上演这样残酷的专制主义悲剧
历史，是人和事的集合与延续。1984年9月21日，中央组织部下达了《处理地下党历史问题座谈会记要》，指出：“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对地下党横加诬陷，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我在上面所叙述的几个冤案始末，仅仅是我在“文革”中与这些老地下党员曾经朝夕相处过的一部分。我接待过的老地下党员中，因“三老会”、“叛徒”罪名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被当场活活打死的有解放初任武胜县第一任县长的谢智光老前辈。建国后任成都市总工会副主席、省总工会生产部长的地下党员贺天熙在四川“批清”运动中，不堪凌辱触电身亡。梁平地下党员郑啸秋被扣上“叛徒”、“反革命”帽子，在光天化日下用铁锤活活砸死。更加令人发指的是，砸死后，两暴徒将尸体架上汽车，一暴徒扯起死者的头发，游街示众。在以后的文件中竟以“在拘留中被打死，属工作中的问题”，是露骨地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结论，至今不予改正。它说明，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还有如此黑暗的角落存在。
这些都是冰山一角，还有许多迫害致死案尚待集结材料。以忠县（现属重庆市）为例，“3·15指示”下达后，县的“革委会”竟然说忠县的“地下党和国民党是狗咬狗的斗争”，把幸存的地下党员打成为“川东地下党翻案”的“反革命分子”。现在知道的以“反革命”罪名打死、杀死的就有：29年参加党的谢龙甲（任过川东红军创始人、中共白区四川省委书记王维舟的保卫队长）、38年入党的程传锡、青年党员向本贵、范梓里。范梓里被打死后，尸体抛入河里，不准收尸。更为荒唐的是，还公开号召挖了祖籍忠县的范硕默的祖父母的墓，说这是“挖‘三老会’的祖坟。”忠县的这样令人发指的的恶性整死的地下党员案，在全川究竟有多少，恐怕认真深查之后，方能知晓，一幅幅血腥的场面也将会不断浮现出来。林彪、四人帮的滔天罪恶罄竹难书！我至今能回忆出在“文革”中，我亲自接待、访问过的地下党员不下数百人，他们也无一幸免被打成“叛徒”、“特务”、“三老会”，遭受批斗、毒打、关押等种种残酷迫害。他们在长期地下斗争中，都有过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拿着命拼的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他是中国共产党史的一部分。各级党史办记下了这些可昭日月、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
[1] 1968年初，中央文革在北京举办了有六千人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解决成立四川省革委的“大联合”问题。3月15日，周总理和中央文革成员接见四川省革筹小组、成都军区和五十军、五十四军领导同志。当重庆××军副政委蓝××汇报四川社会情况有七星党、三老会、自由民主党时，江青讲了镇压“三老会”的这段话，还说：“华蓥山游击队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当蓝××汇报王维舟支持万县翻案风时，江青恶毒地说：“这个老头不甘寂寞，肖华的老婆是他的侄女，她妖精得很……”。王维舟1920年加入俄共，以后转入中共，是四川红军的创始人和46年公开省委党的两个领导人之一（另一个为吴玉章），后曾任一野副司令员。
[2] 马识途是地下党原川康特委副书记。
[3] 解放前夕是已上报新建立的川东特委（省委）成员，解放初降级安排为重庆市委组织部干部科长。1957年因提了对地下党干部使用安排不公的意见，被打成极右派，送长寿湖渔场劳改。
[4] 32年任上海法（租界）南（市）区委军委成员的赵唯被派回四川搞云阳暴动，华蓥山武装起义任下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1957年在副专员任上被打成右派。
[5] 四野由湖北入川，秦率游击队翻过川鄂边七曜山会见11军军长白相国，并迎接其入川。
[6] 李俊臣为“441案”中错判死刑一事，曾反对过李XX的指示——“错判也要杀，无罪释放就是损害党的威信。”李俊臣认为这是法理不容的错误政策，因此被以反李政委的罪名打成右派。
[7] 所谓“441案”，是指441个罪犯，其中有少数错判死刑的。
[8] 七大党代表、任过四川地下党省委秘书长。
[9] 我们曾从原南京白区党组织一个党员提供的材料获知一种说法：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南京市委请示对地下党的处理方针。康生在将请示报告转呈毛泽东时，提出所谓“地下党问题”，说许多“地下党”存在严重问题，请示毛泽东如何处置，毛泽东在请示报告上只批了个16个字：“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康生加以发展，搞为“内控目标”。从此，解放前全国各地“党的组织”成了“存在严重问题”的“地下党”。康生提出“地下党问题”后，全国“地下党”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是被清洗和整肃的“异已”对象。这里必须指出，全国解放前的党史著作（包括毛泽东著作中），“地下党”的提法不见诸文字，有的只是“白区党”或“白区党组织”、“大后方党”或“大后方党组织”或“蒋管区党组织”、“沦陷区党组织”的提法。“地下党”的提法，是康生的一大发明，在党即将成为执政党的前夕，针对白区党的新提法和新方针，是一个把白区党出身的革命者暗暗地、一步步地清除出革命队伍的总战略。文革，不过是“淘汰”大战略的最后一章，将白区党员“就地消化”、“淘汰”干净。
[10] 刘结挺曾经说过：“你们的材料有真有假，四川究竟有没有‘三老会’这个组织？中央首长讲‘三老会’，那是54军蓝亦农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材料汇报的。”“你们的报告都是似是而非的。‘三老会’是蓝亦农在北京汇报的，我就怀疑四川有没有这个‘三老会’。”学习班上据此批判“刘、张”支持“三老会”。后来，又有人揭发批判“刘、张”迫害四川地下党。这反映了不同时期的不同做法。 | 
发表于 2012-3-23 17:18:53
发表于 2012-3-25 14:5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