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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县“批林批孔”运动（征求意见稿） http://www.cixi.gov.cn 2010年12月31日 中共慈溪市委党史研究室 九一三事件以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始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存在诸多弊端。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中，许多人开始对“文化大革命”持厌倦、怀疑、观望和抵制的态度。1970年至1973年，周恩来坚定地推行了“批林整风”运动和批极“左”思潮，力求纠正“文化大革命”某些极端做法，努力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以达到保护老干部，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的目的。至1973年，各项工作初显成效。然而，周恩来采取的这些调整措施被江青等人视为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这让毛泽东无法容忍。于是，防止和反对否定“文化大革命”成为毛泽东晚年的心病，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这一错误认识，凭借他们在党的十大上所窃取到的权力，加紧了篡夺最高领导权的步伐。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以（1974）1号文件的形式将《林彪与孔孟之道》转发全党，“批林批孔”运动正式在全国展开。
“批林批孔”即批判林彪、批判孔子，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认为林彪是孔子的忠实信徒，其反动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来自于孔子，要求批判林彪“利用孔孟之道，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为了鼓惑群众，“四人帮” 在运动初期不断派出宣讲员，批林彪、批孔子。这一时期，慈溪“批林批孔”主要任务是学习传达中央文件，大造舆论，建立各种组织，深入发动批林批孔运动。
发动“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1月29日，浙江省委召开“批林批孔”运动大会。2月14日，省委发出《关于深入批林批孔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把“批林批孔”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为执行省委、宁波地委有关开展“批林批孔”的指示，2月2日，慈溪县委召开全县动员大会，与会人数达5000余人。会上，县委传达中央（1974）1号文件。2月24日，县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会议要求：批林必须批孔，深挖林彪一伙的“阶级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加强各区级党委领导，各级党委要把“批林批孔”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联系实际，层层发动；边学、边议、边揭、边批，学中批，批中学。会议还制定了批林批孔“三个步骤”：学习中央文件、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小结提高。慈溪县“批林批孔”运动的序幕正式拉开。
为更广泛地传达中央、省委、地委有关“批林批孔”精神，深入发动“批林批孔”运动，3月，县委召开1000余人参加的批林批孔骨干会议，传达学习中央（1974）2.3.4.5号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批林批孔”的指示，宣讲《孔子传》、《秦始皇传》，并印发大量的“二传”材料，人手一册，全县上下掀起了一股学习历史和研究“孔学”的热潮。会后，县委组织5人报告团，专人带队，深入机关、工厂、企事业单位，分片、分区作报告，直接向党员和广大群众传达宣讲，重点学习“批林批孔”课程。
“批林批孔”运动使相对稳定的形势又陷入动乱之中。江青以个人名义写信给驻浙江某部防化连，省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头目点名批判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为“浙江最大的走资派”，浙江全省形成了批判省委和各级领导复辟倒退的思潮，层层揪所谓“复辟势力代表人物”。在大反所谓“复辟”、“回潮”的大气候下，慈溪县内造反派认为时机已到，便重新纠集帮派力量，自封为“反潮流战士”，自成体系，建立各种组织，与县委分庭抗礼，企图重新夺权。
自1973年11月以来，被造反派操纵的县总工会、县贫代会①、县红代会②（简称县三代会）多次要求县委举办工农兵学习班。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兴起，1974年2月18日至5月18日，县三代会以培养批林批孔骨干为由，逼迫县委同意举办工农兵批林批孔学习班。县委、县革委会、县三代会等部分成员及“反潮流”战士代表共216人参加。此后，全县造反派以批林批孔为名，把矛头直指各级党委及负责人。3月，以“反潮流战士”为主的造反派组织人员去萧山“取经”。“取经”回来后，他们提出：慈溪“批林批孔”运动当务之急是要解决运动领导权的问题，并要求效仿省委、地委成立批林批孔小组。3月20日，在县委常委会议上，他们提出并强行通过了事先内定的县“双批”小组名单及办公室人选。该小组成员11人，下设办公室、秘书组、材料组、大批判组和调查研究组。随后，各区、公社和企事业单位也相应成立批林批孔小组。受造反派操纵的批林批孔小组凌驾于各级党委之上，全县“批林批孔”领导权一度被他们控制，采取“打、拉、压”的方针，分裂县委，严重影响和削弱了党委一元化领导。5月12日，一小批造反派头目未经省委同意，以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维护城镇革命秩序为幌子，逼迫县委成立县城镇民兵指挥部及其党委，成员15人，下设指挥部党委和警卫排，允许持枪。部分公社、企事业单位随后相继成立民兵指挥部等组织。各级民兵指挥部成为派性斗争中胁迫干部群众的工具。
造反派以“批林批孔”名义成立的各种组织采取办简报、拍电报、印传单、开大会、办广播等方式，大造反革命舆论，鼓吹“法家党”、“儒家党”、“跑资派”，公开点名抨击省、地、县主要负责同志是“复辟势力代表”，把批极“左”思潮、贯彻中央（1972）16号文件污蔑为“两否一倒”①，把清除林彪反动路线的流毒所采取的一些正确措施，污蔑为复辟倒退，把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攻击为“请隐士”、“举逸民”，把那些搞打砸抢，违法乱纪的犯罪分子，捧为“少正卯”、“革新派”，大搞派别分裂活动，大搞打倒一切，层层揪所谓“复辟势力代表人物”，妄图搞垮全县各级党组织，加剧了全县局面的对立和混乱。
“批林批孔”运动升级
“四人帮”批林批孔并不是简单的批判林彪、孔子，而是以此来论证林彪的行为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制度，进而将所有反对他们的人都划入林彪阵营，都说成是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行为。慈溪县少数造反起家者和陷入派性的部分县委、县革委会领导，借“四人帮”“批林批孔”打击老干部之机，打着“反潮流”的旗号，全盘否定“批林整风”运动，攻击“批林整风”是“走偏了方向”、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全县上下层层揪所谓的复辟势力代表人物，企图再次打倒各级领导班子的一些老干部。县造反派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错误思想为指导，把矛头对准了县委书记黄建英。一时间，沉寂了两年的造反派重新活跃起来，互相串连、阴谋夺权的恶劣风气再度抬头。街头、县委机关内出现大量的大字报，工厂工人、群众夜间上街批斗现象普遍，慈溪县城再次陷入一片混乱。
黄建英于1972年3月担任慈溪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期间，县委按照省委、地委指示，推行了批林整风和批极“左”思潮。县批林批孔小组认为黄建英“在省委谭、铁书记‘一切都要倒过来看’的唯心史观的影响下，在我县诱发了一股否定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开历史倒车的右倾思潮……是‘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反革命事件’”，并把1972年批极“左”思潮与当前批林批孔运动进行比较，从而断定黄建英是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开历史倒车、右倾复辟思潮的代表。因此，批判县委书记黄建英贯穿慈溪县“批林批孔”运动的始终。
1974年3月至8月，县委召开了12次批斗黄建英的批林批孔大会，影响比较恶劣的有两次会议：一次是4月13日至5月11日召开的“三全会”，另一次会议是5月底召开的五洞闸会议，两次会议均被造反派操纵，集中批判黄建英所谓“两否一倒”、“无走资派论”、“重新认识论”等，揭县委常委“阶级斗争盖子”，全面否定批林整风和批极“左”思潮的成果。造反派认为“我县70年（指1970年，编者注）的所谓‘整风’和72年（指1972年，编者注）的所谓批极‘左’思潮，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反动思潮的两个恶浪，是林彪提出的‘防止小资产阶级抢权’及‘大胆反对极左思潮’等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必须批深批透”。批林批孔小组甚至私自成立专案组，搜集整理黄建英的“黑材料”，揪县委内的所谓复辟势力代表；向省革委会翁森鹤等人打报告，要求对县委书记停职交代、点名批判。后又在县四级干部会议上，公开抛出所谓县委书记的“罪行材料”，并擅自停止黄建英参加县委的领导活动，靠边达5个月之久。县委部分领导权一度被造反派篡夺，无政府主义在慈溪境内横行。会后，县委掀起了一股大批判潮流，并迅速扩散到全县。
县贫代会专门组织巡回大批判组，批判组的成员都是由不脱产的县贫代会成员和搞大批判的积极分子组成（文化水平平均未到小学毕业，最低的念过小学一年级，最高的初中未毕业）。从6月21日至7月7日，总共17天时间，大批判组分别在泗门、长河、逍林、观城等七个区，召开批判大会18场次，听讲人数18000余人，有30个公社录音转播了巡回大批判的实况。各公社先后举办各种学习班103期，召开批判会98次，办大批判专栏71期，贴出大字报1000多张，漫画25期，黑板报100多期。巡回大批判组狠批林彪效法孔子“克己复礼”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狠批林彪死党陈励耘和南萍的反革命罪行，紧密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迎头痛击浙江省以夏琦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揭发批判县委书记黄建英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开历史倒车的右倾“反动”思潮。
为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四人帮”歪曲毛泽东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老中青”三结合的指示，攻击党的组织路线、干部路线，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煽动各地党委组织机构实行“大换班”。浙江“四人帮”势力帮派煽动“反潮流”在杭丝联、浙江美术学院和杭州市民兵指挥部大搞“双突”样板，并向全省推广“双突”经验：即把所谓路线斗争觉悟高作为入党的主要条件，违背党章、不经过正常的组织程序把大批造反派骨干拉进党内。县批林批孔小组主要成员同省革委会造反派头目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勾结，上呼下应，效仿省级机关和宁波地委的做法，攻击县委组织路线，大搞“冲口复组”，大搞“双突”：突击发展一批党员，突击提拔一批干部，并把他们安插到各级领导班子，一度篡夺了部分党政领导权，使县、区和部分公社机关再次陷入混乱。
造反派为加强自己的帮派势力，“打开监狱找左派”。1974年4月11日至13日，造反派头目在列席县委常委会议时，以县革委会、县“双批”小组成员的身份，给县委施加压力，为在“批林整风”中受逮捕拘留处理的四位打砸抢分子“平反”，并在会上向四位“赔礼道歉”：“这四位同志受迫害，说明县委执行刘少奇、林彪路线，不是执行毛泽东革命路线”“1970年整风和1972年的批极左思潮都是方向路线错误，是纠缠了历史的旧账”。打砸抢分子被“平反”后，重新逍遥法外，有的还成为批林批孔小组的骨干分子。
接着，造反派又进一步抓县革委会组办的充实，搞突击提干。4月15日，县委召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调整在批林整风中设立的市委办公室、组织、宣传、政法、工交、财贸等机构，重建原县革委会管辖的生产指挥组、政工组、办事组等三大组和党委。并在多数党员代表反对的情况下，批林批孔小组联名写信要求重建县革委会，并圈定进革委会大组的副组长8名。他们在信中威胁道：“毛主席指示的老中青三结合原则，县委一直抵制，党的十大以后又是半年多了，还迟迟不执行，今天再一次提出。兹附上敢于反潮流工人代表8名，要求你们研究，并请三天内落实解决。”县委“双突”开始以后，在县“双批”小组的策划督促下，全县各机关、各部门“双突”工作全面展开。“双批”小组一度篡夺县委及部分基层党组织领导权，使县委机关正常工作陷于停顿。
为把所谓“反潮流战士”骨干拉入党内和领导班子，控制要害部门，进而发号施令，4月20日，在县委常委、县革委会联合会议上，县工农兵批林批孔学习班和县民兵指挥部要求效仿省委及地委“双突”工作，建立临时党支部、发展新党员，提出“凡是反潮流的都可以入党、当干部”的谬论，要求“反潮流”的新干部要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占大多数，并把在运动中的表现和所谓路线斗争觉悟作为入党的主要条件。“双突”表面上以是否“反潮流”为标准，实际上以是否积极参加和支持他们的资产阶级派性活动为标准。这样，混淆了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和一般“反潮流”分子、“造反派”分子的界限。
针对各县市的“双突”行为，省委书记谭启龙指示：“组织机构和干部调动要慎重，除个别外，不要急于调整……入党条件、入党手续，一定要按新党章规定，积极慎重的方针，本单位支部讨论通过，经过批准”。由于造反派占据了县委的主要领导岗位，谭启龙的这一正确指示没能得到贯彻落实。县“双批”小组认为“当前新党员发展，不是多而是少”。在发展党员问题上，县党委内部意见不一。对于后来的党委不同意的“双突”名单，“双批”小组采取“上督落”、“飞过海”等“非正常”手段发展、提拔。1974年5月8月，全县突击发展党员917名，突击提拔区、公社党委委员、革委会委员100余名，数量之多，速度之快，为宁波地区之最。“双突”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发展了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分裂了党，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造成很多单位领导班子和工作机构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工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影响，同时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干扰了批林批孔的斗争大方向，使得“双批”运动升级。
苗茂根事件是县批林批孔过程中影响比较恶劣的重大事件之一。早在1972年，县委组织部苗茂根按照上级指示印发《需要调整免职和处理人员情况表》，逐个发给各区委组织委员填报，要求绝对保密。填报的材料只上交了部分，后又因办公室搬迁，这些材料遗失。
1974年5月初，县工农兵批林批孔学习班认为这些材料是一批整造反派新干部的黑材料，不是遗失而是被秘密转移了，因此强烈要求追查处理。5月4日，县工农兵批林批孔学习班人员讯问了苗茂根，并形成《关于要求对苗茂根同志秘密搜集、转移整理新干部黑材料的处理报告》的书面材料向县委汇报。县委常委召开紧急会议，被迫无奈作出《关于对苗茂根同志实行停职检查、点名批判的决定》：一、对苗茂根同志实行停职检查，并进行公开点名批判，苗茂根同志必须迅速交待自己的错误，并要转变立场，揭露县委常委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二、成立一个调查组（其中有县工农兵批林批孔学习班的代表参加），迅速查清这批黑材料。三、根据苗茂根同志所犯的错误，将视本人对错误的认识和态度，作出必要的党纪处分。5月7日，县委以慈委（1974）36号文件形式公布于党。继而，5月8日，批林批孔小组专门召开批斗苗茂根批林批孔大会，县委、县革委会常委、县委批林批孔小组成员、县工农兵批林批孔学习班人员和县总工会、贫代会、红代会负责人和机关干部1000多人参加。会议上，苗茂根贴出大字报以抵制县委的错误决定。苗茂根事件在全县产生恶劣影响，此后，污蔑、控告事件时有发生，派性斗争加剧。
“批林批孔”运动使得极“左”思潮再次严重泛滥，干部群众深受其害，党政领导机构重新陷入半瘫痪状态，运动升级。全县生产、工作秩序混乱，工农业生产再次下降。
“批林批孔”运动结束
浙江问题再次引起中央重视。1974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电话通知13位省委和省革委会领导及两派代表到北京办学习班，研究解决“批林批孔”以来浙江两派严重对立、冲突不断的问题。期间，学习班整理出《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指示要点》（简称《指示要点》），主题就是无条件停止武斗和各种派性活动，慎重处理“双突”问题。11月29日，县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中央《指示要点》及宁波地委11月29日电话通知：全国要稳定，地方要削平山头，取消宗派，集权统一；坚决贯彻执行一切行动听指挥；对领导成员的征批暂缓办理；收缴武器，停止武斗。12月11日，县委召开县级机关全体党员大会，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重要精神、《指示要点》和谭启龙在杭州市各区、局党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再三强调搞好安定团结。会议还要求“批林批孔”从结合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实际，转到狠批资本主义倾向，狠刹资本主义歪风上来。并要求全体党员带头做安定团结的模范，努力工作，把革命、生产和各项工作搞上去。
由于县委领导班子某些成员没有正确理解《指示要点》精神，机关部门出现有抵触情绪，少数单位和人员没有落实《指示要点》精神，有些单位领导班子内还存在不团结的因素。为了统一思想认识，搞好安定团结，1975年1月6日，县委召开了有各区区委书记、人武部部长等参加的县委工作会议。县委书记黄建英代表县委常委会讲了学习《指示要点》后的初步认识和态度。表示“一定要深刻领会中央指示要点的精神实质，明确解决浙江问题的总方针……要安定团结，把革命、生产搞上去”。同时要求：广大共产党员一定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贯彻落实中央指示要点，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不准搞串连，拉山头，不准揪干部，冲击机关，不准撤离工作和生产岗位；对还没有回原单位的批林批孔小组及其办公室人员，这些单位的党组织要耐心做思想工作，如果仍然不听，继续擅离生产、工作岗位，要作出处理；要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任何群众组织、单位和个人都不能冲击党委会议；以各种名义建立的组织，不管明的或暗的，都要立即解散，停止活动。各级群众组织要接受党委领导，向所属组织布置任务，要经过党委批准。同时指出“双突”是违背党章的，必须停止这种错误做法。县委工作会议后，各区、公社（镇）进行了传达。1月22日，县委撤销县城镇民兵指挥部（包括周行、观城、泗门3个部分），人员回原单位工作。撤消“双批小组”和“民兵指挥部”之后，县委夺回了被篡夺的一部分领导权，有力地打击了帮派势力，一度混乱的局面得到有效地控制。
1975年7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针对浙江“双突”行为发出指示：关于领导干部增补暂缓办理的指示。1975年8月，中共中央下达（1975）16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浙江省委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党员和提拔干部的请示报告》，县委常委召开专门会议学习该文件， 揭发批判了“双突”这种严重违反党的章程和组织原则的错误及其严重后果，并作出纠正的规定，对突击发展的党员区别对待，突击提拔的干部一律回原岗位，对造反派列席党委常委会议的做法即予废除。此后，清理“双突”工作全面展开，对全县突击入党的917名党员作了甄别，承认为党员的688名，除名221名，清除8名，同时对部分突击提拔的干部作了调整。根据党中央、省委、地委的部署，县委对部分领导班子和工业、农业等方面的工作，作了初步调整，对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影响比较恶劣的造反派头目予以处理，将他们分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同时，大批干部下基层，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使农业基本建设和工农业生产出现新的高潮。
（执笔人：陈雁 陈小恒） | 
发表于 2012-3-22 07: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