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哲”事件纪实》——陈锦禄主编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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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

李一哲

1974年11月街头张贴序言
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三）关于林彪体系
（四）关于批林以来的形势
（五）谈反潮流
（六）对四届人大的希望
1974年11月街头张贴序言
去年八月以后，人们以为很快就会召开的四届人大，至今终于还没有召开。但是我们献给它的这篇文章，却被认为是我们的“体系”了。
我们在这篇文章里初步批判了林彪体系，后来的文章继续了这一批判。殊不料，我们的一些朋友却把“体系”作为一种吓人的东西赠给了我们。也许我们在这一批判中涉及领域之广阔， 自我暴露之全面，真够得上一个“体系”了。但这种“体系”——即使我们也可以承认我们具有某种体系的话，也决不是异端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东西，我们只不过是企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去对林彪体系影响、祸害所及的范围作一番认真的清理罢了。实际上我们还远没有做到这一点。林彪体系的新暴露与我们一年前对它的评论没有发生多少矛盾，相反，使我们惊奇的倒是在许多方面得到了证实。这次街头张贴(第三稿)前五部分只作了少量修改，对于第六部分——即关于对人大的希望和对法制的建议，随着一年来革命形势的发展，我们不满意原来的写法了，认为有必要作深入一些的阐述，所以重新写了。而更多的，是去年只简略提及而有待发挥和新牵连进来的问题，我们想在这篇序言里都说一说。
※ ※ ※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首先是我们讨论的这个题目本身。
据说，稍微有一点马列主义常识的人是不会讨论什么“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我们算是连一点马列主义常识也没有的了。但是，我们却知道60年代以来世界上的几样事情：一是在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复辟了，一百多个党大多数不信马列了；二 是在我们中国出现了曾经并且至今还为许多人很不理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半个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我们必须全文抄录在这里：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 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于是，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制度是要改善的，它并非尽善尽美，它在那么多国家打不胜新资产阶级，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和在中国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的事实就是证明。无产阶级必须在今后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进行多次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主义制度日臻完善。 以上几点，不算马列主义常识。然而， 我们却可以据以断言，社会主义各方面的问题，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问题是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讨论的。“异端邪说”有什么可怕?真理是在和谬误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列宁说得好： “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 (引自列宁全集第四卷187页)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叫某些人感到害怕，第二，是因为我们在一年以前的这篇文章里根据严酷的阶级斗争事实和基本路线的启示，提出了新生资产阶级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以及同他们作斗争的问题。
正当我们的文章对于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的阐述遭到一些朋友的批评的时候，一个处于享有各种特权的阶层中的青年以贾宝玉所不可能有的勇气叛逆了出来，虽然钟志民退学和退伍的行动不过是李庆霖愤怒的呼喊在特权阶层中引起的微弱的回声，但是在人民群众中这个回声却引起了链锁般的震动了。这一叛逆行动吓坏了一些人，鼓舞了一些人，有人切齿痛恨，有人衷心欢迎。这些互不相容的反响，不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阶级关系的变动和新的阶级矛盾状况吗?
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的本质就在于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化公为私”： 当国家或事业、企业的领导人将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再分配的时候，他便在实际上对这部分财产和权力实行了新的资产阶级私人占有。
这种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常见的，是某些领导者将党和人民给予的必要的特殊照顾膨胀起来变为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并无限止地荫及其家族、亲友，乃至实行特权的交换，通过“走后门”之类的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实际的世袭，并且围绕着他们的私利，改变事业、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扶植起一批特殊于人民利益并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新贵”集团和势力来。
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了维护已得的特权和攫取更多的特权，他们必然要打击坚持原则的正直的革命同志，镇压起来反对他们特权的人民群众，非法剥夺这些同志和群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甚至随意杀害他们而不负任何法律责任。
这样，他们便完成了“人民公仆”向“人民的主人”的质的转变，成为我们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人们了。我们在本文里所提出的“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基础是从特权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就是这个意思。
按照基本路线所警告我们的，在今后几百年内，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必然一代一代的产生，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承认不承认这个新生资产阶级(以党内走资派为代表)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这一点，乃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分水岭，是肯定或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你今天不承认，可以， 因为有钱守维、黄国忠们帮忙，还有蒋介石经常派人来。廿年不承认，也许可以勉强讨生活。五十年、一百年后怎么办呢?总归还是要承认的。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第三是我们断言“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并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住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这岂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这样断言有什么根据呢?
当我们现在再次面对这篇文章的时候，广东的革命群众运动又一次兴起半年之久了，很有意思的是，作为它的序幕的，是和武汉几乎一样的撕大字报和贴大字报的斗争。
在外国人的眼里看来，中国是完全不应该有这样的斗争的。当埃塞俄比亚的皇宫前面出现贴在墙上用大字写成的传单时，西方通讯社毫不犹豫地把它称之为“中国式的大字报”。
可是“中国式的大字报”在中国却遭到了灾难。前几年不说，今年五月，广州市委组织的“政治市容清扫队”已经装备好了水龙和扫把，随时可以把任何大街小巷出现的大字报清除干净。如果说他们终于也没有清除干净，也只是因为前仆后继的大字报的不断涌现罢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还在继续吗?谁宣布过大字报使命的完结呢?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里关于大字报“应当永远使用下去”的那段论述不也是“最高指示”应当“坚决执行”﹑“坚决照办”的吗?可是当被镇压下去了的革命群众从地下爬起来，企图继续运用这个武器去批判林彪路线并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斗争的时候，他们却首先要为自己本来应有的民主权利本身作一番苦战哩！
正当广州街头贴——撕——贴大字报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18号文件下来了，毛主席又一次为大字报表了态。在林彪路线淫威下万马齐喑几年之后，大字报重新被宣布为合法。18号文件的深远意义，至今还没有完全向人们展示出来，但人们要是看不到这一点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权利最根本的是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而18号文件正是为这种人民的管理权和批评权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即使人们对这场革命群众运动再次兴起原来所抱的期望绝大部分没有达到，他们获得了l8号文件本身便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如果说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到第七年的下半年得出它“没有完成任务”的结论为时过早，我们是乐于承认的。因为现在在大革命第八个年头结束的时候，人民群众绝对的、无条件的使用大字报这个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的权利，毕竟由历史性的18号文件确立了。但是一年以前，有多少人承认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八年呢?即使在今天，如果不是毛主席说了话，也是没有人承认的。这其中不是包含了复杂的内容吗?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第四是我们提出了“林彪体系”，指出了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确立的事实。
什么是体系?就是事物有联属关系的全体——全部系统。林彪体系就是林彪那一套包括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办法、党风、学风、文风、作风，在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里对抗党中央、毛主席，祸害人民，流毒全国的东西。六年前，林彪那一套(体系)的确立，无疑破坏了，甚至在许多方面取代了毛主席的那一整套。到“九·一三”事件(它是林彪那一套与中国人民的矛盾激化至绝对不可调和的表观)以后，才开始显著地逐步破坏，抛弃林彪那一套。历史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林彪体系“鼎盛”时期的情景吧：
我们没有忘记那代替一切，奖懒罚勤的“突出政治”；念经式的“天天读”；越搞越虚伪的“讲用”；越闹越荒谬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鼓励政治投机的“表忠”；不伦不类的“忠字舞”；不胜烦琐的忠教礼仪——早祈祷、晚悔罪，集会、集队，上下交接班、买卖东西、写信、打电话、甚至吃饭等等都涂上、罩上浓烈的宗教色彩和气氛； 总之， “让‘忠’字占领百分之百的时间，百分之百的空间”。而这个“好”那个“好”运动，则是“左！左！
左！ ”的比赛，“最……最……最”的竞争。不计其数的“积积分子代表会议”，实际上是假、丑、恶行径的博览，“一本万利”的赌场!
我们也没有忘记那损害工农群众基本经济利益的“公产”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党风；鼓吹“有用即真理”、 “立竿见影”的学风；提倡讲假话的新八股文风；为“小节无害”论所鼓励的腐败恶棍的作风以及“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
我们更没有忘记那些公式化的“阶级斗争”说教；渣滓洞式的“牛栏”；比之历史上的“3．18”、 “4．12”、“5、30”，“6．2”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屠杀——仅广东一省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干部就有近四万人，被关、管、斗的革命干部、群众上百万人。
然而，有人却闭眼不承认林彪体系曾经确立这个有八亿人见证的事实，厚着面皮硬说“时时处处”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这岂不是等于说血腥的屠杀，长期不能翻的假案都是“革命路线”决定的吗?这是放肆的诬蔑！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落实政的号召发出五年多经30次申、50次令，才落实到贺龙同志呢?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会发生 “庐山大笑话”呢?
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发誓不让被他们打下去的共产党人再从地上爬起来，为此，他们找到了诀窍，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对他们危害较大的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大黑手”﹑“反革命坏头头”﹑“5．16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叛徒”……长期监禁，肆意虐待；到什么也打不成的时候，就把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弄得似乎永远也搞不清楚， 以此借口，长期挂着，等待时机，卷土重来。难道大量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林彪体系的产生，乃是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我们中国是直接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进入社会主义的，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它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不仅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没有给以摧毁性的打击，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共产党员的头脑之中。难道不正是这种情况才提供了林彪体系得以风糜一时的条件以至把毛主席“逼上梁山”的吗?难道不是这种情况使得林彪党徒在其势力所及之处以镇压人民民主来宣告“全面胜利”的吗?
我们说了林彪体系，我们同时还指出：“天才史观则是其理论纲领”即思想上的纲领。为什么呢?几百年几千年出现的一个“天才”——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一切照“天才”的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这不是一条极其完整的思想：政治路线么?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一个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
现在，人们看得很清楚了，林彪从天才史观出发，搞了那么一套“体系”。这是一套现代的“礼”他们就是拿了这一套“礼”来“治”党、“治”国、“治”军的。这就必然把我们的党“治”成君臣父子党，把我们的国家“治”成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国家，把我们的军队 “治”成袁世凯北洋军那样的军队，可不是吗?林彪在北京有他的“冯”、 “段”，在地方也有他的“督军”，那些“大将”﹑“督军”除了没有来得及带兵打到北京以外，别的他们几乎样样都干出来了。
人们会问：既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完成其自身任务反而曾经确立了林彪体系而且至今末被清算”，那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什么积极成果可言呢?我们回答说：不！我们说林彪体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得到了确立，但这并不是说毛主席革命路线绝对地被它所取代。我们说那时候似乎是出现了一种暂时的二元状态（两个司令部的存在决定的），就如象董仲舒确立了儒家的地位并没有马上停止了汉武帝的法家路线一样。
而且，在我们断言林彪体系曾经确立的同时已经指出：“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它造成了它的反面，即造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在这里，我们想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而是相反， 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由于它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政党，只是在和这个敌人的斗争中才发展成了真正革命的政党．” (《1348一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
这就不用我们啰嗦了。
在林彪体系的统治十分紧密，显得似乎会永世长存的那些日子里，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就是根据马克思的指示冷静地观察着这一历史现象，知道他是暂时的。他们满怀着必胜的信念，进行着不屈的斗争。
现在我们看到了，从1968年以来，我们党和林彪体系这个新式的敌人之间进行的这场空前激烈、复杂的斗争，对于党今后的发展是何等重要啊！没有空前强大的敌人，就没有空前激烈的斗争，就不会造成空前强大的革命力量，也就不能完成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空前艰巨的革命任务，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叫人害怕，第五是我们涉及了林彪路线是右还是“左”的问题。
“九·一三”事件后，全党、全国人民根据他们的切身经验和毛主席批判林彪一伙的一系列指示，批了林彪这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左派朋友”，他们批了林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路线，批了“政治冲击一切”，批了“公产主义”，批了“顶峰论”和“绝对论”。这一批，批到了与林彪体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些人头上了。于是有人出来说，不许批了， “批了群众”了!
群众整整挨了三年批，挨了三年斗，没有人出来说一句话，保护一下，现在突然有人说不许批极“左”了，群众一下子有了保护了，真是受宠若惊!
这里，我们倒确是很想和这些保护群众不挨批的理论家们讨论讨论。
理论家们问： “林彪路线的实质是‘左’还是右呢?”这一问真是“荒唐得郑重”。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无论其表现形式是“左”是右，其实质都是右， 因为他们的结果都必然导致革命的损失甚至失败。这里是没有“左”和右的区别的。难道我们的理论家们真的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理论家们问：林彪历史上“一贯右倾”，怎么好说极“左”呢?
可是，历史上那个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没有表现过时“左 ”时右呢?一贯的无原则而又“左”右摇摆不正是机会主义的特征吗?
理论家们问：林彪不是宣扬孔孟之道么?怎么好说“极左”呢?
可是从一九六O年到一九七一年的报纸和文件上，我们怎样才能查到举得“最高最高”的“林副主席”号召我们学习孔孟之道的指示呢?他即使要人们作董仲舒也还是要人们将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来礼拜哩！我们承认的林彪的封建性，难道不正是以新的礼教原则——“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来表现的么?作为刘少奇，周扬一类非常仇恨毛泽东思想的人的对立面，林彪不是“左”得很么?
理论家们搬出了“571纪要”，他们说“571纪要”不是极右么，怎么好说林彪极“左”呢?
这是把“延安”和“西安”放在一锅煮，越煮越糊涂。
"571，纪要”只能说明林彪集团是反革命匪帮，怎么能说明他在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呢?
必须把反革命两面派在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与他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区别开来。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作过这样的区别(参看毛选152页注30)；毛主席对张国焘作过这样的区别(参看毛选258页10)。为什么对林彪却可以不作这样的区别呢?
如果“571纪要”可以成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那么岂不是于说蒋介石也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了吗？
这是明目张胆的偷换概念，混淆两类矛盾，这本身就体现了林彪在党内的形“左”实右路线。
现在我们看到那些参与了“571”计划、阴谋响应政变的死党以所谓“路线错误”逍遥法外，而不少仅仅在某些方面执行了刘少奇、林彪在党内贯彻的错误路线的好干部继续被当作敌人加以无情打击，这样的事实，难道不足以发人深省么，
马克思说：“如果说现象形态和事物的实质是直接合而为一的，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 (《资本论》)
我们的理论家们，你们为什么对林彪成为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时期(1966——1971)推行的实极右而形极“左”的那个“形左”的问题讳莫如深呢？我们能够举出一百一千个现象形态来说明林彪的“左”，而你们又能举出多少林彪作为机会路线总头子时期在党内表现的现象形态的右呢?
“假作真时真亦假， 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第一回“太虚幻境”挂的这幅对联却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哩！
“黑格尔在某一处说过：一切巨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以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以笑剧出现……”（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如果王明反李立三的“右倾”是第一次的话，现在谁又高兴来扮演第二次出现的王明呢?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令人望而生畏，第六是我们对“反复辟” "反回潮”口号的评论。但是，我们去年在这个评论中所作的判断现在却已经被证实了。
什么时候发生了“复辟”，什么时候发生了“回潮”呢?今年以来某些大人物和权威性的文章(例如《评湘剧园丁之歌》)告诉我们，“复辟”和“回潮”发生在一九七二年。今年三月，《广州日报》头版头条大吹特吹的市一医院的那张所谓“反潮流”大字报里甚至把一九七一年前说成是“热血沸腾，火红的年代”，而一九七二年后便几乎是进入“复辟的年代”了！
林彪垮台是在那一年?一九七一年秋。
可是，为什么林彪不垮台，到处都是好好的， “一片红”了，“全面胜利”了，林彪一垮台就这里也“复辟”了，那里也“回潮”了，年代也不火红了，热血也不沸腾了呢?这倒是咄咄怪事了!
难道第十次路线斗争中1971年秋的伟大胜利所导致的直接结果不是人民的进一步解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相反倒是为“复辟”和“回潮”开辟了道路吗?
这真是一个对第十次路线斗争不可容忍的嘲弄！
毫无疑问，人民群众是要反复辟的。但他们亲眼看到的鲜血淋淋杀气腾腾的复辟行动是开始于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并以一九六九年法定林彪为接班人达到了高潮，(这便是某些人“热血沸腾”的东西。)经过一九七O年八月，一九七一年八——九月的决战，随着林彪的垮台，这种复辟行动恰恰是到一九七二年才大致上全面停止下来，从而开始了人民群众的反攻。某些人正是把这种人民的反攻说成是“复辟”， 因此，他们的“反复辟”实际上是反反复辟。
显然，高呼“反复辟”的口号的有两种人，反的是截然相反的内容。
但“反复辟”这个口号的实践效果比我们原来预料的要好，因为人民的革命本能对“革命”口号是不容易发生怀疑的，他们一般没有对“一九七二年开始的复辟、回潮”这种提法发生太争的敏感。于是，尽管鱼龙混杂，纠缠不清；但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反复辟”毕竟主要的还是成为了人民群众向林彪及其党人作斗争的旗帜了。
观在需要研究一下的是，为什么那些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在林彪垮台后，在“礼崩乐坏”的形势下要高喊“反复辟”﹑“反回潮”呢?
很清楚，他们观在的地位，是随着林彪体系的确立而确立的。动摇了林彪体系无疑是动摇了他们的地位。他们叫喊“反复辟”乃是他们对一九六九年“全面胜利”的规定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现实矛盾尖锐化的反映。
他们十分留恋林彪体系达到顶点时的那些“光荣”的日子——成千上万革命人民人头落地的日子。他们在“全面胜利”中，得到的一切——地位、特权……乃至驱打奴隶的鞭子，全都是闪着圣光的宝贝，不容许奴隶有一点儿亵渎。那时候的中国社会是他们的“天
堂”， “天堂”里的社会关系丝毫不许改变。如果林彪不允许“右派势力抬头”，那么他们也不允许。
因此，一九七二年后，当宝贝的圣光越来越暗淡，奴隶们的态度越来越放肆，“天堂”里的社会关系越来越不稳，念“紧箍咒”也越来越不灵(金箍是在“全面胜利”时套在奴隶们头上的)的时候，他们急了。于是他们口中念念有词，祭起了非常革命的法宝，叫做：
“反——复——辟!”
在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看来，九届二中全会后，特别是“九·一三”后，是一年不如一年。正是他们企图开历史的倒车。先是想开回到七O年八月以前，后来想开回到七一年九月以前，现在无可奈何则企图开回到七四年三月以前，当然他们是绝不甘心放弃倒退四年的目标的。
可笑的是他们却把“开历史倒车”的帽子扣在阻挠他们开历史倒车的革命力量头上，指斥人民为“复辟派”，“回潮派”！
这里，我们倒要问问他们：
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了的党的、军队的、工人阶级的革命团结不要恢复吗?
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抛弃了的党的“三大作风”，我军的优良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要恢复吗?
被林彪一伙篡改、歪曲得面目全非的党史、军史要不要恢复其本来面目呢?
被林彪一伙用“压、抓、打、杀”代替了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与“团结——批评——团结”方针要不要恢复呢?
被林彪一伙用“从主观到客观”的模式篡改了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创作方针要不要恢复呢?
被林彪一伙用“政治冲击一切”代替了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要不要恢复呢?
被林彪一伙破坏践踏了的党的一系列政策——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政策、华侨政策、各项经济政策……要不要恢复呢?
被林彪的天才史观压抑下去了的“五敢”精神要不要恢复呢?
难道林彪一伙制造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成千成万的假案翻不得﹑平不得么?
难道大批虽然犯过这样或那样错误但经过长期考验证明是对党忠诚的老干部就不应该再使用了?邓小平……赵紫阳这些同志根本就不应进入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呢?即使给他们出路也要把帽子拿在“群众”手里，随时准备给他们再戴上是不是呢?
在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看来，我们在这里以老大不敬的态度提出一连串“挑衅性”问题本身就是复辟、翻案的证据。更不消说这整篇序言和本文以及《广东怎么办?》、《星火燎原馆的始末》……还有什么《革命死了、革命万岁》，篇篇都是“大毒草”，都够得上“反革命宣言”的资格了，如果是在三年前早就打成“反革命”了。于是他们哀叹：回到三年前有多好啊！
三年以来，中国人民确确实实看到了一些“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的东西，可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事物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包括否定之否定规律)向前发展，历史的车轮不可抗拒，它是不会照顾什么人的面子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我们奉劝那些曾狂热追随林彪，而今仍保有“高官厚禄”的大人物，不妨把这个对联徘徊吟咏，深入领略领略其中的意味吧！
那么，是不是一九七二年后就没有任何“回潮”，呢?我们说存在着修正主义路线的各种表现，但决不能说是“回潮”。因为“回潮”这种提法本身就是在美化林彪体系确立的时期，把它说成是没有修正主义的“无差别境界”。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当然也决定教育路线和文艺路线。林彪一伙的思想、政治路线是反动的，他们的教育路线、文艺路线也不会是革命的。
如果说张五勤事件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表现，不如说是林彪路线在教育战线上的反映。难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以整死人为其基本特征的吗？被林彪路线整死的人民群众何止万千！年过半百，久经风霜的老革命干部尚且被逼死，何况15岁的女孩子?
黄帅的那位老师整黄帅的那一套，是从所谓“师道尊严”那里继承来的，还是更多的从林彪路线那里学来的?后来“黄帅”对革命同志王亚卓的不同意见那样无限上纲，气势汹汹，把它骂成“资产阶级复辟势力”，又是从那里学来的？难道谁反对我就先给人家扣个帽子然后加以“打倒”的霸王作风是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身上固有的吗？
谈到教育战线，“反田潮”的问题，我们提到过张铁生。
张铁生反的是什么潮流呢?据说是所谓，“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回潮的潮流。
实话说我们从他的答卷里除了能够找到他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妥协的证据外，是找不出挑战的证据的。
而且他的白卷本身就是迎合了一股“空头政治冲击一切”在教育战线的表观的潮流。虽然这个潮流走向反面也出现了一些“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但它还远远没有形成潮流呢！
于是，张铁生之所以成了幸运儿，不过是某些人为了可以利用来作为一九七二年后“复辟”、“回潮”的活证据罢了。
我们的“体系”颇吓住了一些人，第七，还因为我们对秦始皇不表尊敬的态度。但现在看来这没有什么可怕了。
儒法斗争史的评判正在深入展开，对秦皇朝封建专制的肯定已经开始变得有原则了起来，《文汇报》刚刚开展着很有意义的讨论。
毫无疑问，法家先驱者们对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伟大的。然而，奴隶制代原始公有制的建立又何尝不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欧洲近代革命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不是也曾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吗?既然我们那样无情地批判了资产阶级——从克伦威尔到罗伯斯庇尔，从“百科全书派”到别、车、杜，从贝多芬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什么对地主阶级的秦皇朝非要美化得那样光明呢?恢复被儒家歪曲了的历史本来面目，肯定秦始皇和他建立的一统天下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种肯定，必须遵守严格的界限，以便以后对他进行无情的批判——这是我们这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面临着的反封建任务所决定的。
很可以令人感兴趣的是，我们发观，一九六五年末到一九六六年初我们的报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与现在我们的报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存在着多么巨大的矛盾啊：“一切反动派和机会主义头子都是尊儒反法的。”可是，无论吴晗笔下的海瑞还是田汉笔下的武则天那个不是法家呢?然而对他们(不只是对剧本)的批判确确实实变成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
我们非常认为，今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比一九六五年和六六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确是有了更多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这是革命已经深入的结果。但是既然吴晗说海瑞是“爱护人民的”曾经遭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篇文革的批判，那么现在又有人说“法家是爱护人民的”，这岂不是一个吓死人的“回潮” 么?
海瑞无疑是个法家，而且是一个历史上难得的少数民族出身的法家。
现在有人从秦始皇到孙中山罗列了一大堆“落实政策”的名单，可是为什么对海瑞却要如此刻薄，拒不“落实政策”，最近还要在报上臭骂几句呢？这说明法家的人还是有的，何况我们对秦始皇还没有骂哩！
我们不明白的时研究儒法斗争，为什么有人总要在“爱国”还是“卖国”这些历史上很不严密的概念圈子里打主意呢?他们到底想把火往那里烧？为什么不可以联系一下林彪—伙多年来无法无天，横行杀人，抢男霸女，根本不要法制的实际呢?古代的革新派——法家尚且反对世卿世禄，反对任人为亲，反对枉法徇私，反对走后门，反对刑不上大夫，我们现代的革新派怎么就不可以拿来联系一下这些实际呢？难道今天这等事还少么？联系一下这些，对于获得人民的拥护，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很有实际利益么?不联林彪祸害的实际，侈谈儒法斗争史，于民何益?
在我们看来，既然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反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批孔问题除了应当研究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专制的社会大变动时期的思想政治上的路线斗争宝贵的经验教训而外，应当着重地批判经
过董仲舒改造了的封建专制的思想体系。如果“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是提出了彻底的反封建的口号，那么，我们今天的批孔运动就应该是在思想政治战线上彻底实现反封建的任务了。我们不应当如某些人那样，在批判地主阶级保守派的同时，却极力讴歌地主阶级的所谓革新派，他们根本忘记了秦汉以后的所谓儒法两家都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 它们之间的斗争实质上都是维护封建专制这一基本事实，而忘记了这一点，他们不也就忘记了我们今天应当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批孔的根本任务了么?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最后还因为据说它拾起了一九五七年右派的余唾。
是的，民主、法制的口号是右派分子高呼过的。可是， 自从1966年以来，革命造反派和人民群众所呼喊的右派呼喊过的口号难道还少吗? “炮轰黑省委”、“反迫害、反镇压！” “造反有理”，不是至今还使那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视为“右派翻天”吗?李庆霖信件的“右派言论”比1957年的右派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们的一些朋友完全不去想一想，为什么“民主”“自由”的口号在1956年的布达佩斯曾经集合起了反革命，而同样的口号在1970年的波罗的海南岸却成了波兰工人阶级战斗的旗帜了呢?为什么1956年苏联红军出兵匈牙利曾遭到了我国右派分子的反对，而1968年苏军的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却遭到了中国人民的抗议呢?
批评我们的朋友们完全没有根据基本路线对1957年到1966年以来国际的和我国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作一番认真的分析。他们不明白，五十年代后期，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是从旧社会包下来的资产阶级右派，而六十年代初期以后这个主要危险则是党内
走资派了。似乎是同样的口号，反对的却是不同的内容。1957年右派在民主的口号下反对的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而在1966年以后人民群众在民主的口号下反对的则是党内走资派的资反线，特别是林彪所推行的那条面目极“左”实质极右的封建专制的社会法西斯路线，他们的目的则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道理应当是不难懂得的。
关于重写的第六部分，我们不打算多讲了，留给人们评判吧。作为“对四届人大的希望”，无论它能否得到充分的实观，重要的是，林彪体系的冰山正在融化，思想开始解放， 问题已经提出在愿意研究社会主义的人们面前了。可以补充一点的是：我们希望参加“四届人大”的代表(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代表是怎样选出来的)，不要忘记了1971年庐山大笑话的沉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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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这篇冗长的序言，如果读者们竟能够看得下去，并不觉得索然无味，我们只能高兴，现在再写几句就可以结束了。
我们是所谓“不畏虎”的年轻人，但也并非不知道虎的凶残，甚至可以说，我们是被那种动物吞噬过一回但终于咬不动吞不下去的余生者，脸上留着爪痕，不是漂亮人物。
显然，我们读马列很少，主要是受了严酷现实的教育，懂得一点，说几句坦率的话。我们在这里只不过是为了对“全国人民——我们还总算是其中的一分子——的代表大会”及其以后的革命发展表示我们的希望和信心；也是想试一试违了报上的“禁”，犯了刊上的“忌”，冒犯了大人物，究竟会怎么样，算是以身试“礼”罢。如果我们因此而得到某些理论权威的特别关照，我们只能认为是好事，必定会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教益，虽然我们并不怎么期望他们。
然而，我们把受教益的期望更多地寄托在街头的读者们身上。衷心希望同志们给我们提出指正，批评意见；特别希望街头理论家﹑政治家、法律家、哲学家、批评家、观察家们不吝赐教。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同志公开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深信：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士鲜血浇灌过的土地上，应该是生长鲜花的时候了。
1974年11月7日
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
人们都在关心着四届人大的召开，尤其关心着与每个中国人命运，密切相关的国家法制。
人们为什么这样关心呢?二十多年来的革命动荡，发生了一些 什么新的问题使得人们必须关心新的国家法制这个，四届人大的产儿呢?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进行了两次大斗争，一次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与刘少奇集团的斗争，一次是与林彪集团的斗争。
斗争的实质是要解决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搞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过去的反右与社教运动也进行了这样的斗争，所要解决的也是这个问题。那么新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新问题就是刘少奇集团特别是林彪集团要搞的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专政，而是要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
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是从特权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在现代中国的社会条件下他们只可能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而不可能与被打倒的老地主、老买办们平分既得利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的反革命演变的得逞不能使白俄恢复他们的贵族世袭就是证明。
早在六十年代初期，毛主席就向全党全国人民警告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样的国家发生复辟，那就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他说：“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时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想。”
十年过去了，中国人民整整想了十年，难道不是林彪路线给人民带来的祸害才帮助人们真正开始理解毛主席的警告了吗!
既然社会主义革命到了今天的特点是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企图是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那么革命人民应当拿起什么武器去反对他们呢?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在对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深刻研究中，毛主席发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形式上说实际上是一个最广泛的人民的、革命大民主，它是“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是防止和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极其有用的武器。
从战略的观点来看，与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是揭露和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如说是为了锻炼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民主精神。“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还有什么能比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振奋、意气风发地议论国家大事，—批评错误路线更能成为生产力解放的标志呢?
上了宪法的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未上宪法的串连自由都在这场大革命中真正地实行了起来，并得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这是中国人民数千年来没有过的生气勃勃的，这是革命的奇勋。
但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并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住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
一九六八年夏季，社会主义的法制突然不灵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灵了起来。在范围广大的地区内，到处在抓人，到处在镇压，到处是冤狱。社会主义法制跑到那里去了呢?据说，它没有用了，因为这是旧人大的宪法，而新人大还没开，现在是无法无天了!
这是在我国进行的一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演习，演习的总指挥、是林彪。
“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 ”毛主席愤慨地发出了这样的质问。
林彪为什么要镇压人民的民主呢?他不是还鼓吹过“天然合理”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么?
把林彪体系当作正统的毛泽东思想来崇拜，这是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不可避免的历史错误。
林彪及其党徒把人民的革命运动当作他实行篡权复辟的“借用力量”，于是对待“天才”的态度这个准则代替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准则。“共诛之、共讨之”和“谁反对就打倒谁”的原则向法制挑战，成了保卫对“天才”绝对崇拜的上方宝剑。当他的地位一经确立并由党刊宣布以他的地位的确立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标志时，他便要建立“新秩序”了，就要“正名”。了。在这方面，他还有他的董仲舒哩！
什么“新秩序”？就是“最后胜利论”、 “四大过时论”﹑“政权即镇压论”﹑ “军党论”，总之，就是把我党我军搞成“君臣父子，不得犯上”关系的社会法西斯论。
无产阶级的教训告诉我们：人民的大民主，不能离开正确的路线，否则，革命非但不能完成其自身的任务，相反将会为资产阶级野心家所利用，而人民群众获得的只是新的枷锁。
[三]关于林彪体系
什么是林彪体系?这是指林彪已成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的时期，他在党内推行的那一整套对抗毛主席、流毒全党全国的东西，这就是哲学领域的唯意志论，历史领域的天才史观，政治领域的政权即镇压论，经济领域的公产论和对外关系领域的大国沙文主义等等，天才史观则是其纲领。
毛主席一开始就和林彪发生了矛盾。当林彪体系尚未确立时，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便是这一矛盾的表现。而林彪体系一旦确立，并使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面临着巨大危险时，这个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尖锐了起来。
如果我们不去懂得毛主席对林彪法西斯主义镇压人民民主的深恶痛绝，我们又怎么能够懂得毛主席为什么在庐山提出了“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问题呢，我们又怎么能够懂得庐山的大斗争所反映的整个中国社会深刻的危机呢?我们又怎么能懂得庐山的大笑话所应当给我们的教训呢？
“路线斗争不可知”的说法和“路线斗争不过是中央内部的权力之争”的说法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它站在唯心史观的立场上，否认了一切错误路线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所必然给人民群众的利益所带来的直接损害。人民群众为了维护和争取自身的利益，总是要以各种形式(甚至包括消极或“反动”的形式)去进行抵制和反抗。中央的斗争无非是社会斗争的集中表现罢了。
[四]关于批林以来的形势
林彪体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点，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它造成了它自己的反面，即造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他们是在这场大革命中，在毛主席的启发下逐步地懂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们。林彪垮台以来民主精神的普遍高涨更形成了他们的群众基础。他们大多数是林彪体系的受害者，他们对林彪体系有着切齿之恨，他们要求继续革命，要求扫荡林彪体系，要求人民的革命大民主，要求恢复社会主义法制。
这一次，人民的要求又披着历史的外衣出场了。哲学家作了新的政治变革的前导。这个人是杨荣国。
当“反革命黑手”的牌子勒在脖颈上的深痕尚未消愈，杨荣国和他的助手们甚至是在“牛队”里就开始了他们批孔和批新孔的研究。这位白发苍苍的教授是一个真正的造反派。他首先敢于揭玻了“礼洽”的秘密。“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律”，杨荣国同志控诉说：“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压迫和剥削奴隶，甚至加以屠杀，奴隶们只能绝对服从，不许反抗，这就是所谓‘礼治’。”
杨荣国反复地控诉“礼治”，反复地控诉孔子杀少正卯。少正卯有什公罪?他无非是“联络人民自由集会结社、乱批评当局”罢了，这样就该抓、就该杀了吗?
毛主席支持了杨荣国派要革命要民主的呼声，给李庆霖那封到处谓之“反动告状书”的复信是多么大的鼓舞了人民群众啊！真的，一九六八年以来，没有见过人民群众这样的兴高采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是把多少人民群众压抑在心里头的对林彪法西斯主义仇恨的呼声喊出来了啊！
但是，兴奋很快就过去了，伴随而来的是对李庆霖式信件的大肆封锁、恫吓和镇压，李庆霖的遭遇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担心，他们在说：“幸亏信让毛主席收到了！”他们在想是什么压制着他们民主的权利呢?
林彪的垮台，并不等于他的体系的完结，林彪体系确立的过程造成了一个它的既得利益势力。他们害怕汹涌起来的人民群众清算林彪体系的浪潮摧毁了他们既得利益的基础。他们耍了二个诡辩，歪曲主席的思想，把林彪体系实质的极右说成是什么“右倾”；或者回避林彪在成为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时期，他在党内推行的那一整套对抗毛主席、流毒全党全国的东西，用林彪那些见不得人的反动言论来掩盖林彪见得人的蛊惑言论；他们站在要求批判林彪体系的人民的反面，把一派热气腾腾的批林局面打了下去，他们骂人民群众是“复辟派”、“回潮派”，他们打的旗号是“反复辟”、“反回潮”。好象他们就是革命，动他们不得。
可笑的是他们也来“批孔”，他们千方百计地掩盖被杨荣国揭发出来的“礼治”的秘密，把血淋淋的“礼治”说成是一种假仁假义。肯定焚书坑儒的革命作用使他们自以为有了可乘之机。他们无原则地吹捧秦皇朝的封建专制，非历史主义地鼓吹要从肉体上消灭一切反对派。这实际上是在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作舆论，以完成林彪未竟的事业。他们不敢触及秦皇朝面临的两个否定，即来自六国旧贵族的反动否定和来自大泽乡农民的革命否定，农民为什么要反对秦皇朝?秦灭六国时农民“莫不虚心而仰上”不都是拥护它的么?因为秦皇朝终于损害了农民；人民群众为什么要反对林彪体系?当年横扫一切的红卫兵运动不是高喊着林彪“谁反对就打倒谁”的口号去作勇猛的战斗的么?也因为林彪体系终于损害了人民群众。几千年来，凡是损害了人民的阶级利益的人终究是要被人民打倒的。这就是奴隶们创造历史。
那些“既得利益者”骂所谓“复辟派”﹑“回潮派”要复旧。是的，人民群众中也许有不少人，在林彪体系面前产生了一种怀旧情绪，但这只是因为当前林彪体系直接损害了他们。他们客观上要求进步，主观上却不懂得要进步而已。这几乎是一个历史规律。被毛主席称为天才的陈胜、吴广不都是自命扶苏，自号楚王，在反革命复辟的旗号下举行了他们的革命的起义么?既然我们无产者对这样打着反革命旗号的农民起义都要给予他们以历史上崇高的地位，为什么今天广大人民群众在批林斗争中有了一些错误的怀旧情绪就非大兴问罪之师不可呢?更何况否定之否定，“仿佛是向旧的东西的回复”不也是列宁的辩证法么?革命的道路要笔直而又笔直是王明的形而上学。对革命作辩证的否定不是历史的退步而是历史的前进。
当然，如果真正的反革命复辟派孔鲋之流可以混进从大泽乡出发的革命队伍，今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的反攻倒算和辩证否定便更可鱼龙混杂。我们必须反对反攻倒算派以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然而，当前批林的主要危险是在反“复旧”的旗号下维护林彪体系的错误潮流。
总之，批林以来的形势，纵横观之，斗争是激烈的，批林整风仍是首要任务。第十次路线斗争尚在继续深入。也许在这种深入中，它还孕育着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哩！
[五]谈反潮流
十大废除了林彪塞进“九大”的“共诛之、共讨之”的原则，而代之以“反潮流”的马列主义原则。这是十大的一个大功绩。
然而现在的情况是一个口号响亮了，人人都来喊。 “反潮流”也不能逃避这个命运。
今年(指一九七三年)八月，不是有一个叫张铁生的也出来“反潮流”了吗?结果是一没有杀头，二没有坐牢，三也好象没有老婆要离婚，反倒是扶摇直上，据说是到一个什么学府去深造“反潮流”的奥妙去了。
可是，那些为反对林彪体系作了真正战斗的革命者，不少的情况是杀了头的，头还是杀了；坐了牢的，仍旧坐着；罢了官的，照样罢着。他们哪有什么优哉，悠哉。
“你们是为被打倒的牛鬼蛇神翻案，你们是‘571’。”不对，林彪的“57l”不过是企图把受他的体系损害的人民群众作为一种“借用力量”去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罢了。“借B52打B52”，“B52”本身何罪之有?甚至“571”自己也明白那些受损害的人民群众是毛主席的力量，而不是它的力量哩！
人民群众不是阿斗，他们深知所受损害之根源，他们攻击的锋芒总是向着林彪体系，他们没有谁表现出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憎恨。相反，他们憎恨那些歪曲和阻挠这个路线和政策的林彪及其体系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要求民主，要求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的革命权利和人身权利。
“什么?你们要民主?你们是反动派！因为你们是反动派，所以不能给你们民主。”他们振振有词，喜欢引用毛主席关于人民民主与专政的关系的一段话。
但是，反动派的头上是没有“反动派”三个字的。
“只给人民以民主”，很对。可是当你们还在为林彪体系大喊大叫时，又给了反对这个体系的人民群众哪怕一点点民主没有呢?给他们的只是残酷的斗争和拘押。
“不给反动派以民主”，应该这样。但不要忘了林彪体系风糜一时，甚至庐山成百个中央委员跟着跑，不就是为反动派服务的民主么?这个民主不用你给他，他也有。一他有权，二他有革命的旗号。你不给人民群众，他就没有。一他没有权，二他有时也打不出革命的旗号。
历史教训我们，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派有时会被认为是反动派而没有民主，反动派有时会被认为是革命派而有民主，甚至会出现革命派遭到镇压，反动派青云直上的反常局面。我们必须对谁是真革命派、谁是假草命派、谁是真反动派、谁是被打成的“反动派”，作认真的分析。辩别的标准只能是看谁的社会实践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对待所谓“天才”的态度。
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民主。马克思主义的大师们对阶级的民主作过许多论述。他们是把整个的革命阶级和反革命阶级来加以对立的考察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人民内部的派别斗争所反映的阶级斗争的经验，把派别的民主突出地推到了愿意研究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前。显然，反映这个阶级斗争的双方都应当有民主的权利。一派压一派是不灵的。这种后遗症，至今难道还少么?于是他使我们懂得，若不把革命队伍内部现在可称之为“潮流派”和“反潮流派”之间过去那种压制与被压制，甚至镇压和被镇压的关系改变为基于团结的批评和反批评，批判和反批判的关系， 阶级的民主是不会存在的。人民民主专政将变成人民派别专政。这个专政的派别若是“正确的”，它也不能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以巩固对反革命阶级的专政，它若是错误的，便将是社会法西斯的开始。
王洪文同志的报告号召人们发扬“五不怕”去反潮流。但现在的情况是没有“大人物”或中央报刊的认可和宣传，任何思潮都不能形成潮流，尤其不能形成如“涌来之势”的潮流。古往今来中国总会有人为了说话而不怕杀头的，鲁迅自然是不怕杀头的一个，—但是鲁迅尚且可以到日本朋友那里去发表文章，今天“五不怕”的人们又能到那里去发表他们的文章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幽灵，时常在他们身边徘徊。他们不止一次地想到要恢复革命大字报的权威。但是，“够用几百年”的林彪体系在威慑着他们，“忠”字化运动的森严礼仪在束缚着他们，镣铐、铁窗、皮鞭和子弹等待着他们。
一九六八年以来的中国现实就是这样严酷地向人们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死”了么?
[六]对四届人大的希望
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曾经使全世界在它的面前目瞪口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所给予中国社会的深刻震动和它的深远意义，必然影响到我们今后的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
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它将怎样反映这个被人们称为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呢？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那么它所制定的国家根本大法——新宪法里，它将怎样表现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呢?
现在人民群众在想些什么，要求什么呢，他们对“全国人民”的“代表大会”抱着怎样的希望?
1.要法治，不要“礼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以“造资反线的反”、 “夺走资派的权”为其基本内容的。但是可以说，镇压(人民民主)与反(资反线)镇压，贯串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而且，一九六八年以后的多次运动，也总是要打击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的人们，简直非把他们打下十八层地狱不可，正是把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群众运动镇压下去之后，林彪体系才得以确立，他们也才能把封建宗法性的字句塞进一九七O年的“新宪法”(草案)中。
这个基本事实说明了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
我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几千年封建专制所形成的传统，顽强地盘踞在政治，思想，文化，教育以及法律等上层建筑各个领域。
刘少奇，特别是林彪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封建性和宗法性，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反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么?
还有什么能比“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更能成为维护林彪

（转载自博客中国http://liyizhe.blogchina.com/601418.html，内容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