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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良怀
回忆能保存经验，回忆是内在的本质，回忆是实体的更高形式。
——黑格尔
六月十七日傍晚，我和陈文年从常青花园坐出租车去汉阳鑫乐福园参加“海纳百川”的聚会，车从江汉二桥过汉水，走琴台大道，经过张之洞汉阳铁厂旧址时，我忽然想到了汉阳轧钢厂，在那不算太遥远的过去，这个在汉阳地区最能代表正宗产业工人群体的钢铁企业曾经就矗立在不远处的汉水边。现在它消失的无影无踪。
陈文年说汉轧早就垮台了。早在哪一年？他说不出来，我也说不出来。我只记得1990年里它曾被武钢收编，以后怎么样了没留心，不过汉轧这个名称的消失肯定早于1998年，因为1998年汉水上架起了第三座桥，以汉阳桥头下的月湖命名，而月湖桥宽阔的引桥就修建在汉轧的原址上。从2000年到现在我无数次开车通过这座不受单双号行车限制的月湖桥，可直到今年六月十七日傍晚前，我竟从未问过自己，汉阳轧钢厂是什么时候消然逝去的。我是决不应该淡然于它的存亡的，因为三十九年前的六月二十四日，在这个厂中上演过极其惨烈的血案，事后宣布过名姓的死亡者7人，重伤者数十人，重伤者中就有我的三中同学陈宗汉和肖敏，而我亲历了这场血案的始终，在那不到24个小时内，却是我有生以来最接近死亡的时刻。当时我不足十九岁，如果不是那场席卷全国的“史无前例”，我必定坐在宁静的教室中，面对课本为考大学做最后的准备,而不是面对雨后阴暗天空下带血的铁棒和长矛。
不该忘的却偏偏淡忘了，直到今年那千里外澄海塔园的钟声还在耳边回响而六月二十四日再一次临近时，我才想起我的“六.二四”，才去努力回忆当年的那些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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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年前武汉的六月比现在凉爽得多，我住在三中校园内的学生宿舍里，不用电扇当然那时根本也没有电扇,晚上睡觉也并没感觉到有多热。进入1967年的六月，在校舍里住的同学已经很少很少了，走道中常常空无一人，我住的宿舍中只剩下了我，有家可归的都回去了，我父母远在新疆。来校的同学大多在操场上或各自的教室中。当时武汉的“白色恐怖”越来越厉害，所谓白色恐怖是当时我们这一派所认为的，对立的一派自然认定是“红色恐怖”，现在当所谓的两大派成为历史的陈迹，我一点儿也不在乎把当时的恐怖命名为任何一种颜色，它原本就不是颜色革命，颜色是虚拟的，而当时的恐怖，由武汉保守派掀动的恐怖巨浪却是客观现实。在毛泽东发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已经退出表演舞台的武汉保守派势力，借造反派派别间对《二八声明》“香花”“毒草”的大争斗之机，卷土重来，迅速组成了以保守派工人为主体的力量无比强大的“百万雄师”。“百万雄师”短暂而辉煌的崛起是研究武汉地区文革史时不应回避的现象，但在这里我无意涉及，我仅仅是在回忆，回忆三十九年前的六月我见到的听到的和所经历过的，我希望我的回忆尽可能地还原真实，我记录而不评论历史是非。如果有所评论和批判也是反思和批判当年的我。我不可能不提到“百万雄师”，因为我总要交待汉轧事件的背景，如果有当年“百万雄师”中“平型关”的同学看到我的回忆，我希望他们不要误会我在纠缠旧账。这个背景就是六七年五、六月之交，“百万雄师”开始实施以武力消灭造反派的战略。他们有计划地围攻汉口、汉阳地区的以造反派为主体的学校、工厂和街边的大楼，用洋镐把、长矛和硫酸瓶无情地清除和镇压反抗者，于是出现了“汉口六渡桥事件”等一连串的血案。文化革命变为流血死人的“战争”。
六月五日，百万雄师武装围攻汉阳轧钢厂，稍带夺取了汉阳商场顶层的“三中红岩”广播站，三中和汉轧成了汉阳地区造反派仅存的两处孤立的据地，对造反派而言，这是恐怖海洋中的两叶孤舟。孤舟注定会倾覆。
汉阳商场被“百万雄师”攻占，我是在三中校园内听说的，我听到的是一个英勇悲壮的故事：当百万雄师端着长矛冲上去的时候，武汉水利电利学院学生吕涛像狼牙山壮士般高举着三中红岩的鲜红大旗从七楼纵身跳下。我听得热血沸腾，那时我确实没感到丝毫的恐惧，心内甚至涌现上前线厮杀的渴望。
那个六月，三中所有造反派学生已经全部归并到“毛汉泽东思想红卫兵三中红岩战斗队”的旗号下。这之前我不是“二司”是“红司”的，我和蔡峻、宝森、常志杰、祝生才，最初还有夏述焕老师成立的战斗队名字叫“万里风焰”，我们加入的是“新华工”，这个大学造反组织设了个中学部，我们戴“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袖章，是《二八声明》的“毒草派”。在我们高二四班，人数最多的战斗队是沈真华领头的“北京公社”，沈是《二八声明》的“香花派”，我们和沈真华很要好，虽然对《二八声明》的观点截然不同，分开了各自去刷各自的大香花、大毒草的大标语，碰面了从不争论，始终没产生过个人间的芥蒂。因此，在三中造反派学生大联合时，蔡峻、宝森和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万里风焰”的旗号，加入了沈真华的队伍,从这个时候起我才能算是“三中红岩”的成员。
我从来不是学校造反派红卫兵中的头面人物，在班上沈真华是无可争议的带头大哥，即使在只有七、八个人的“万里风焰”战斗队中，头也是蔡峻，可我在学校两年多的“革命”中从始至终是全身心投入的参与者，外战、内战、文斗、武斗，包括与汉阳青石桥“玩的伢们”的对抗及下乡前半夜偷偷贴炮轰工宣队的大字报，我从来没缺少过斗争的激情，现在我常思索当时我的动力从何而来？我的出身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我的父亲解放前是“中央银行”年青的职员，解放后作为稀缺的银行业务骨干受到重用，五十年代初就调入北京的总行机关，成为最坚定最忠诚的共产党员，至今未变。在父母和三兄弟中我是唯一的造反派，也是这个家庭中当时唯一能够主动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远意义的成员。父母和小弟弟远在乌鲁木齐，大弟弟跟着姥姥住汉正街，到六七年时我已经独自在学校住读了五年，读书、看小说、打球、下棋、玩各种好玩的东西，功课上没用多大心思，学习成绩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考大学自信满满，没一点压力，老师们都对我挺好的，同学中从来没少过玩的伙伴，没人欺负过我，也没有过受歧视的感觉，过得挺自在，可为什么我就没成为与世无争的“逍遥派”呢？
我记起了李江曾经写过作为大军区副司令员的儿子他为什么走上了造反派的道路。他提到过巴黎公社。
我想这里的动因是不是源于意识的唤醒？一种在十七年教育中沉睡着的历史责任感，以改变中国现状为己任的责任意识的觉醒。现在被大家普遍接受的是，当时的最高决策人物愚弄了全中国的青年学生，使他们成为类似“冲锋队”式的政治工具和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这说得通。但这种归纳过于简单和表面，而没有接触到当年学生们自身内在的本质性东西。我们那代人在当年并不是没头脑不思索的盲动机器，我就认真地读过大量的著作、语录、马列、鲁迅及西方启蒙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著作，并与当时中国的现状进行过理性的比对和思维，当时的我是怀着为美好的中国而不惜献出生命的激情投身于那场“革命”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说过“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是当年最能激励我的语录之一，我想，在这段文字背后一定存在着某些超越时代的东西。
觉醒往往意味着痛苦，鲁迅的悲剧定义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不能再让思绪往更远处流动了，还是回到一九六七年的六月。
汉阳商场的广播站被占领后，“三中红岩”开始从校园中撤离，分批走的，说分批是很堂皇的说法，实际是一帮帮、一群群、一拨拨，甚至是三三两两各自离开的。我不知道其他学校如何，应该大同小异，在我眼里，所谓“三中红岩”从始至终是个非常松散的组织，没有严密的自上而下的管理和指挥形式，它以班级中的大小战斗队为基本单元，而所谓的“战斗队”又完全靠大小头头的个人号召力和相同的“观点”聚合同学。对于学生们来说，参加任何活动都是自愿的，不愿意做的事，任何人也强迫不了。这应该是一种最彻底的民主组织形式。
所以，“红岩”的头面人物什么时候离开学校的，去了哪里，湖北大学、武汉大学、水利电力学院？吴绪国、谢保安、零家良、周福生都去了哪？我一点都不知道，六月十日还是十二日？我和沈真华还在校园中转悠，操场上、教室里已经看不到学生了，在学校的后门口我们碰见了孙自元。他说你们怎么还不走？百万雄师马上就要从汉阳铁中打过来了，再不走可就来不及了。孙自元是初中生，我和他不熟，可知道他是红岩战斗队最早的成员，后来的头头之一，他带着十几个同学，全是初中的，正准备离开学校去水院。我和沈真华二话没说就跟着孙自元走了。这之前我完全没有离校的准备，铺盖行李和我的全部“家当”都扔在宿舍里没管。这些东西一件也没丢，是我弟弟到校拿回去的，我姥姥和姨妈听说汉阳武斗得很厉害，非常担心，要弟弟来校叫我到她们那儿去住。他是十一中的“三字兵”，百万雄师的队伍，自然通行无碍，他没找到我，找到了我的东西，我才有了可换洗的衣服。
我们从学校后门离开三中，沿长江大堤从桥头堡上大桥过江，穿过珞珈山下的武汉大学到水利电力学院。没走学校的大门，是因为那条路要经过汉阳铁中，铁中是保守派学生的据点，三中“平型关战斗队”的大本营也在那所学校中。
到了水院，我和沈真华自然成了这支小分队的成员，这些初中同学中我熟悉的只有陈宗汉。他也在校住读，在一九六六年学生大串联结束后的那个冬天，有段时间我和他接触很多，可第一次接触他是什么缘由我想不起来了，只记得那时他有独特的思维方式，我们很谈得来，他向我讲过他步行串联时独自上过庐山，从山顶摔下去过，摔成轻微脑震荡，也摔出个诨名“轻微”。三十九年了，这些他忘了吧？小分队中我至今还记得名字的有彭光浩和肖敏。彭光浩招工回汉进了电车公司后我们有过交往，他和吴正凡很要好好，我和吴关系也不错。现在我回忆不出来的是，那时，我们高二四班怎么就只有我和沈真华到了水院呢？蔡峻、宝森、徐世维他们怎么没去？
东湖边的水利电力学院是造反派学生的天下，在血腥的六月，这所大学和湖北大学、华中工学院成了全市造反派学生的最后堡垒，进水院看到醒目大标语：“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我有从白区回到延安看到宝塔山的激动。大批中学生涌进大学，大学中保守派只做了微弱而无效的反抗，丁家显是水院造反派学生的第一号头头，水院中贴出了“丁家显引清兵入关”的大标语，保守派的广播站也喊叫了“严正声明”，随际标语被撕去，广播站被捣毁，不是丁家显和大学生们干的，是“清兵”干的，从各自学校中被迫撤离的中学生们正好把怒气发泄在文弱的大学生身上，我们这个小分队就参加过这样的“暴力”行动，在所谓的“以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形势下，保守派学生很快就退出了大学，像我们退出三中一样的迅速。水院、湖大、华工这些“解放区”全在长江以南的武昌，百万雄师公开了他们下一步的战略：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全扫光！
以百万雄师的力量这是很轻易就办得到的，如果不是七.二〇事件中毛泽东公开站在了“牛鬼蛇神”一边的话。
百万雄师还没有过江，我们这个小分队先过了江，我们去了孤立在“白区”的汉阳轧钢厂。大约是六月十七还是六月十八日，孙自元陪着丁家显和夏邦银到了我们住的教室内，当时三中十几位同学同住在一间教室里，睡地铺。丁是武汉学生领袖之一，夏是汉阳轧钢厂工人，共产党员，九大中央委员，可以进入全国风云人物录的名角。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1974年,我和东湖中学的董学津、罗大志去水院又见过他一次，那时他是水院革委会毫无实权的副主任。第二次相遇夏邦银是1977年深秋时了，相遇而不是相见，全市巡回批斗夏邦银到了我所在的工作单位，拿我陪斗。当时我觉得挺好笑的，因为不论是历史地位、作用还是名气，我和夏隔得太远，完全不是一档子事。而我和夏唯一一次的零距离接触就在水院那间教室里。夏说了一番话，大意是，现在汉阳只剩下汉轧一个红色据点，百万雄师对汉轧围困了很长时间，急需人支援，作为汉阳地区革命小将的旗帜，三中红岩有责任为保卫汉轧贡献力量。他非常希望我们能去保卫汉轧。于是我们这十几个人就去了。对我来说，在水院的几天过得很舒坦，吃饭是丁家显批准免费的，到处是同观点的战友，随时可以去东湖游泳。解放区的天明朗极了。去了被百万雄师重重围困的汉轧将会遭遇到什么呢？我们没有丝毫的迟疑就走了，这表明当时的我们并没有考虑那么多，汉阳需要我们，我们责无旁贷，就这么简单。
是汉轧的汽车把我们接去的还是坐车还是走到汉轧去的？我回忆不起来了，应该是乘汉轧来的车吧，因为去的不仅有我们三中的学生，还有其他学校的大学生和中学生，其中还有女生。我至今不知道他们都是那个学校的，我们这群学生相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班牙内战时的“国际纵队”，为保卫被佛朗哥长枪党围困的马德里，各国志愿者组成的“国际纵队”。我每每想到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和《丧钟为谁而鸣》，就能同时想到“六.二四”时汉阳轧钢厂里那些充满了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年青学生们。
在汉轧里的学生到底有多少，当年我就没留心，想来应该超过一百名，这支“国际纵队”里的三中学生有十一个或者是九个？记得编为一个“班”，班、排、连战争序列里的“班”，还为我们指派了个教官，教我们最基本的战斗知识，如怎么用长矛刺杀和如何躲避剌来的长矛。记忆中教官姓肖，四十多岁，黝黑精瘦，退伍军人出身的轧钢工。他还教过我怎么选用工厂车间里现成的钢料打磨匕首，怎么制作能射铁珠的铁弹弓，怎么在近身肉搏中最有效地使用匕首。他强悍、冷峻，有略带狡黠的眼神，他对我们不假辞色，不谈论和“练兵”无关的事，我感觉他瞧不起学生在保卫汉轧中的作用，即使我们是汉阳赫赫有名的“三中红岩”，我有点儿怕他，也因此有点崇拜他，在后来我当了工人师傅当上生产班长后曾想模仿他的神情，但实在不像也就放弃了。
我们到汉轧时，对汉轧的围困还不严密，否则我们也进不去，百万雄师在逐步占据周边的企业和单位，慢慢缩小包围圈，他们有计划周密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汉轧早就停产了，听不到机器轰鸣，几间巨大的厂房屋顶用沙包垒起了简易工事，堆了石块和钢锭，每间房顶都布置了一个班的“兵力”在防卫。汉轧的核心在七层办公大楼内，和它紧邻的是一栋三层的楼房，这两间楼房的每层楼梯都加焊了铁门，门边树立着一人多高坚固的铁栅栏，楼梯口和房间的窗户边准备了向下投掷的石块和钢锭，在有人守卫的情况下，只凭棍棒、短刀和长矛是很难从大门楼梯冲进来的，而当时武汉的武斗仍停留在头戴柳条编成的安全帽和冷兵器阶段，我对这样的防御工事很放心，觉得工人阶级就是比学生伟大，我很有信心甚至盼着百万雄师来攻打，好让肖师傅教授的那套武艺在实战中得到检验。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晰，这确实是我当时的心态，我们三中来的学生住在那栋三层楼中，有床有凉席睡，有免费的饭吃，有书看，在那间房中我翻到了一本不知是谁扔在那儿的《红楼梦》，一本，不是一套，是一百二十回分为上下部的上册，床头倚着发给我的长矛，腰中别着亲手打磨的锋利的匕首，我自得其乐于“怡红院”、“潇湘馆”和“稻香村”。七层大楼的后面是一道工厂的围墙，围墙外面是汉江的大堤，这段在汉阳被称为龙灯堤。在百万雄师发动攻击的前一天，我和陈宗汉还翻过那道围墙到汉江游泳，我们游到对面的汉口，坐了会又游了回来。在汉轧的那几天里，我和沈真华、陈宗汉形影不离，在百万雄师合围之前，沈真华回家去了，他家就在汉轧附近的东菜园街，说了在家住一夜就回来，我也曾去过汉正街姥姥、姨妈家，拿换洗衣服，吃了顿饭，不顾她们的劝阻当天就赶回了汉轧。沈真华没回来，可能是百万雄师已经布置了严密的封锁线，他进不来了，也可能是他挣不脱父母的哀求，而不能离家。如果我父母在武汉，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摆脱他们的控制。多半能。
在汉轧那段时间很少见到孙自元，甚至记不起来和他说过话没有。他应该是呆在汉轧指挥部的吧。指挥部设在七层楼中。汉轧肯定是有指挥机构的，可这个机构中有哪些人？当时我就不太清楚，我对指挥部的构成没丝毫兴趣，他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听，其它完全不操心。我只知道指挥员中有武汉大学的雷志茂，二八声明的执笔者，不论是工人还是学生，背后都称他为“雷麻子”，我没见过他，他脸上到底有没有麻子至今还是个猜想。我也没关心把我们鼓动到汉轧的夏帮银在不在汉轧第一线，能看见不少汉轧的工人，而到底有多少工人在保卫工厂？几百还是上千？我没留意也没打听，如果那时我能想到三十九年后我会来记述这段历史，那我会打听的，起码在“六二四”后我会去收集资料，去找当年的“战友们”核对。可惜直到今年六月十七日我才有了回忆这段历史的念头。
百万雄师六月二十三日下午收紧了对汉轧的包围圈，厂内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在七楼平台上可以看见一车车身穿工作服，头戴柳条帽，手执长矛的工人从远方驶来，在厂外集结、分散，百万雄师的队伍迅速而有序地进入了攻击前的阵地。汉轧大门很快就被他们控制，四周的围墙很快出现了一个个缺口，百万雄师已经进入了厂内，能守卫的只是那栋七屋楼和相邻的几栋建筑。这个时候想溜出厂是不可能的了，除非“投降”，百万雄师的“劝降”也随之而至，他们在汉轧附近的高层建筑物上快速地建立了广播站，高音喇叭中一遍遍地重复着“致上当受骗学生书”，大意是在汉轧厂内的学生都是上当受骗者，只要学生与汉轧厂内一小撮坏分子划清界限，凡退出工厂的学生，保证不打不抓不杀，可以安全地各自回家。到了晚上，他们还找来了几个被围在厂内的学生的家长，家长在广播中点着名字哀求儿女离开工厂和他们一起回家。
我不知道有没有学生在听到广播后离开了汉轧，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听说有哪个学生“走了”，我只知道我身边的同学，三中红岩的没有一个溜走的。我仍然没有惧意，一种投入真刀实枪厮杀前的亢奋倒越来越强烈。工厂内我所见到的人也没有露出惊惶害怕的神情，很多人的脸上出现了少见的严峻和坚毅。是什么支撑着被围困者的意志？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为革命为领袖为共产主义献身的信念，是为真理和正义，革命、领袖与真理、正义在当时我的心目中是划等号的。其他人呢？我想也是这样的吧。在当时我们唱得最动情的歌是《国际歌》。
保卫汉轧的指挥者们和武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们是怎么想的呢？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战争双方”实力的悬殊，为什么要誓死保卫这所普通的工厂？他们是不是真的认为百万雄师不敢真的动武，不敢制造必将震惊全国的血案？他们是不是真的在想，如果产生了大规模的伤亡，将是对中央对武汉问题的表态增加向造反派倾斜的砝码？让工人和学生的生命成为促使中央明朗表态的血祭？
也可能那些工人和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学生领袖们和我一样怀着为革命事业战斗到底的激情？
我不知道，我不是他们。
攻击前的夜，和平日同样的寂静，百万雄师停止了广播，回荡了许久的家长们凄测的哀告声也消失在夜空中。百万雄师在悄无声息中为发动总攻扫除所有障碍，汉轧指挥部的人在做最后的部署。夜里十一点左右，我们三中红岩的接到了命令，去守七层楼前方的阵地。我们手执长矛，在漆黑的厂区内沿着墙角小心地穿行到“阵地”上，我们紧张地提防突然冲出来的敌人，谁知道在黑暗中什么时候会冲出敌人来呢。阵地设在大厂房的屋顶，除了几个沙包和堆着的钢锭、石块，没任何防守设施，房顶很高，背后是七层楼。指挥者们计划中把这里作为七层楼的屏障，可连我也能看出这纯粹是幻想，凭我们上十个学生，能守住上百平米的房顶？我们谁也没说什么，抱着长矛散开在屋顶的四周，随时准备与冲上来的“敌人”拼命。过了一个小时，送来了新的命令，放弃阵地，撤回到我们住的那栋三层楼中。
楼内紧张而混乱，没有电没有水，电和水的供应已经被切断。沙包封闭了楼门，楼内的人分散在每个窗口把守。窗外还是一片茫茫的黑暗，我靠在窗边睡着了，被喊声惊醒时，天已亮了，能看见楼下密集的进攻队伍。“全体从三楼撤到主楼！”有人在声嘶力竭地不断喊叫着。我离开了房间，离开时撕碎了那本《红楼梦》。在三楼的一个窗口用木板搭了条与主楼相连接的“天桥”，四、五米长，我们冲了过去，喘息未定，只听有人在喊：“快烧，快烧！”“天桥”的另一端出现了百万雄师的身影，拆除这条木制通道来不及了，有人把整桶汽油泼洒到“天桥”上，火焰腾空而起，阻止了百万雄师的追击。
这是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四日的清晨，天阴沉沉的，不久下起了小雨。汉轧只剩下这栋七层楼没有被百万雄师占领，只剩下不到三百人在负隅顽抗。其他的“保卫者”呢？死了？伤了？捉了？跑了？
百万雄师没有立即进攻七层楼，他们要充分展现老练精致的战斗艺术。我吃了分配给我的干粮，喝了水，走上了楼顶。楼顶呈与汉江平行的长方形，东西两侧是露天平台，中间部分是两排有红瓦盖顶的房间，有两条楼梯通向楼顶，西侧楼梯被彻底封死，只留了东侧一条通道。我在东侧平台上转悠，雨时密时疏的下着，打在身上全然没有感觉，我没有麻木，很清醒，汉江上有船在悠然行驶，龙灯堤码头上的轮渡和平日一样按时驶向桥口，汉轧外面的人们照常和平的生活着，没人理会这块小小区域内的铁血与火焰。真是场奇特的“战争”。它还奇特在没有正面的厮杀，一方就已经陷入了绝境。我手上的长矛和腰间的匕首没排上任何用场。想到这儿，实在不甘心，总要打打对方的人吧？我掏出弹弓，向楼下晃动的“百万雄师”射了几颗钢珠，这是我在汉轧事件中唯一能称为战斗的行为。
突然响起了爆裂声，几股淡蓝色的烟雾在我的左右升起，“硫酸瓶”！从哪扔上来的？天上。我抬头看，前面上方，一辆巨型行吊出现在七层楼的东侧，吊车的驾驶室高过七层楼顶，驾驶室内几个精壮的汉子正得意地朝我狞笑。这台吊车是汉轧厂内的设备，在百万雄师进入厂区前，我们的人对它进行了破坏，百万雄师停止进攻是在等待它的修复。随着吊车的启用，制空权到手，百万雄师发动了猛攻。
我把守的岗位在二楼，我冲下二楼，二楼每间房内都传出剧烈的撞击声，窗外飞进来的钢锭、石块和硫酸瓶和此起彼伏的惨叫声把我们逼到了走廊里。在混乱失措的人群中传来喊叫：“指挥部命令，都退到顶层去！”人群涌向了楼梯，楼梯口设置的铁栅栏现在成了阻塞自己人行动的瓶颈，人员的组合序列已不复存在，我的身边全是其他学校的学生，看不到一个三中红岩的同伴。在三楼楼梯口的铁栅栏处正等候上楼，一群工人涌来，我们以为是自己人，正想问问为什么要往楼上撤？这群人举起长矛猛地刺来，我看见一矛深深刺进了一个学生的肚子里，他凄厉的惨叫，倒下，学生连续地倒下，鲜血混合着漂进来的雨水在地面流淌，我猛地醒悟过来，是百万雄师的人！可为什么二楼还在我们手上，三楼怎么会出现敌人呢？我完全来不及思索，慢一秒钟都有可能身上被捅出几个大洞，人群还在狭窄的铁门处拥塞，我扔下了手执了七天但一次也没使用过的长矛，噌地往上一跳，双手抓住栅栏上的一格铁条，一个引体向上，翻过了近三米高的栅栏，平时我肯定翻不过去，是求生的欲望激发了我身体里最大的潜能。我继续向楼顶跑去，身后是不断扩大的血泊和无休止的哀号。
百万雄师的进攻可以用摧枯拉朽来形容，他们最先突破了三楼几所房间的窗户，而指挥部下达人员撤到楼顶的命令时就已经晚了一步。这是我到了楼顶安全区后才听说到的。楼顶暂时是安全的，唯一的楼梯口没有人把守，但堆放了泼了汽油的八个氧气瓶，氧气瓶旁站立着几个提着汽油桶手执打火机的工人。指挥部的人向百万雄师方面宣告，只要百万雄师往楼顶冲，就立刻引爆，八个氧气瓶爆炸的威力足以毁灭这栋七层楼和楼内所有人员，几百名守卫者和更多和进攻者。近千人的死亡和一座工厂夷为平地，如此严重的后果不能不令即将取得彻底胜利的百万雄师停止进攻。
双方在僵持着，都在等待对方先眨眼睛。
东侧平台暴露在那座巨型吊车的火力下，残存的汉轧保卫者全呆在走廊和走廊两侧的房间里。刚刚目睹了同伴倒在杀戳的血泊中，悲愤刻在了大家的脸上，有人开始唱歌，“抬头看见北斗星，心中想念------”，很快，所有人都在唱，在再没有任何退路的困境中，放声高唱，“北去的大雁请你快快飞”、“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枪一响上战场，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一首接一首，次数唱得最多的是《国际歌》，一遍又一遍------我们渴望北京，渴望歌声能传到北京。
仍然没有看到我们的指挥者们，听说他们在开会，在做是否引爆、何时引爆氧气瓶的艰难抉择。我在房间中边唱边注视着氧气瓶边的工人，他们黑沉着的脸上有肖师傅般的坚毅，我相信只要一声令下，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点火引爆。我向楼下看去，地面离得是那么远，七层楼竟有这么高，地面的人朝我射弹弓，钢珠在耳边飞过。我缩回身子，一脚踏在窗沿上，眼盯氧气瓶，只要引爆我就往楼下跳，跳下去说不定能活，在死亡降临前我总要为生存做点什么，那怕同样难逃一死呢。我不愿意死，我不足十九岁。
不知过了多久，在极端紧张的氛围中很难判断时间。传来了指挥部的最后通告，为了保存学生们的年青生命，汉轧的工人们决定放弃引爆。这个抉择对工人来说很艰难，当时百万雄师对待造反派中的工人和学生有政策上的区别，以上当受骗定义，对学生比较宽容，对工人的惩办严酷无情。对那些铁了心的造反派工人来说，他们宁死也不愿意受精神和肉体上的无尽折磨。这是当时的我无法体会的。
我紧绷着的弦松了下来，无可名状的庆幸感至今记忆犹新。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我当时的心理，在最后关头并不视死如归的心理。
最后一张王牌失效，抵抗者们放弃了抵抗，听凭对方摆布。难堪而屈辱。
冲入顶楼的武装工人将我们全部驱赶到西侧平台上，我们默默地站成了几排，有的人手上还拿着长矛，他们还麻木在惯性中。一群健硕的汉子进入了平台，为首的大吼一声：“放下武器，举手投降！”我们沉默着，没有人出声也没有人举手。“举手投降！”随着喊声，几个大汉挥动铁棍劈头盖脸地打来，被打中的人惨叫着倒在地上，站在我前面的是位女生，我看见铁棍击中了她的头部，呯的一声闷响，她黑黑的头发刹那间突然变成了一片白色，接着变成了一道裂口，我眼中全是鲜红鲜红的血。残暴产生的恐惧震慑了所有人，“俘虏”们全部举起了手。我，举起了双手。
我们这群在汉轧被击败的俘虏们在长矛和铁棒的押解下举着手走下了七层楼，我看见在每层楼的走廊里都有倒在地上的“战友”，胜利者还来不及打扫战场。走出了楼房后，战俘的队伍被分成了两列，一列学生，一列工人，有专门的人员在负责甄别。在断续的细雨中，我们举着手走过厂区，在我们的两侧排列着百万雄师整齐的队伍，时时传来“快走”、“手举高些”的呵斥，胜利者中有人跑出来，踢女生的屁股。
这段无比屈辱的路终于结束了，我们进了汉轧厂外的一栋办公楼，是叫治金局还是叫治金公司的办公楼。我们四十多个学生坐在一间办公室的水泥地上，疲倦、沮丧、饥饿、无望之极。窗外的天黑了，看守者送来了油饼和开水，我狼吞虎咽，太饿也太渴了。有人进来登记学校和姓名，我是如实讲的。又过了很久，外面又是漆黑一片了，我们全体被押上了大卡车，上车前每个人都被蒙上了双眼。车开了，停了，不知到了哪？下车，仍然蒙着眼睛。“向前走”，“左转”，“上一级台阶”，“向前走”，“不许偷看”，“原地坐下”，我坐下了，还是冰凉的水泥地，不知坐在哪儿？不知和谁坐在一起？不知漫长的六月二十四日过完了没有？
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看不见的看守宣布了严厉的“狱规”：不允许擅自取下蒙眼布，不允许偷看，不允许交谈，违反者将严惩不贷。蒙眼是摧毁人抵抗意志的有效手段，它能使人在无尽的黑暗中对身处的环境、可能受到的遭遇产生和放大最恐惧的想象。看守们还相对温柔地宣布，可以要求喝水、上厕所，但要先举手。没有捆绑我们的双手，这是非常人道的做法。我举手，要求喝水，有人递过来水杯，我喝得一滴不剩。我去过一次厕所，举手后，摸出了门又摸进了门，在听到“就在这里”后解决问题。平生唯一一次这样解决问题。在关押期间我从始至终没有动过偷窥的念头，那条当头打来的铁棍告诉我这不是儿戏。看不见，但我能感觉周围坐着很多与我同命运的人。我能听见他们的呼吸声。
又不知过了多久，但六月二十四日肯定过去了，现在是二十五日黎明前的夜。我被带出了门，黑暗中按押解者的命令前行、转弯、低头、抬头、上坡、下坡，仿佛走在一条幽深的山洞中。坐下，开始审讯；
“姓名？家庭出身？”我问答的是真名实姓，出身报的是革干，父亲虽能算“走资派”，但参加“革命”却是在解放后，我要保护自己。
“哪个学校的？什么组织？”我回答：“三中，红岩的。”这个时候，我麻木了的“战斗激情”逐渐苏醒，我不甘心失败，在铁血之后，我照样瞧不起“百万雄师”这个所谓的群众组织，我不甘心服服帖帖地接受审讯，我要给他们增加点麻烦。
“红岩下面哪个战斗队的？头头是谁？”我回答：“万里风焰，没头头。”“万里风焰”早就归并到了沈真华的“北京公社”中，审讯者根本就没听说过，但他感觉到了我的“不合作”。
“你他妈的还不老实。”我胸前挨了重重的一拳，疼得我大叫了一声。我分辨：“没骗你，我们这个战斗队里都是叫鸡公，谁也不服谁，都是头，不信你去问问我们学校平型关的刘小宝他们”。我不知道有没有班上对立派的同学在场，不管在不在场，我都准备和他们弯弯绕，用现在的话说是“忽悠”。这本身没什么意义，只出于一种敌视的心态。不是我一个人在接受审讯，我不断听到周围传来殴打和被殴打后的惨叫声。
“你们三中红岩在汉轧有多少人，领头的是谁？”我回答：“十几个吧，我不知道领头的是谁。”又一拳打来，我有了准备，没有第一次那么疼。我说：“是夏帮银叫我们来的，我听沈真华的，其他还有没有头我不清楚，不能胡说。”
“那个沈真华在这里吗？”“他早就离开汉轧回家了。”我准备挨第三拳，可这次没打。
“为什么要参加造反派？现在改不改变观点？”为什么？当然有非常非常充分的理由，当然不改变观点，可在拳头和棍棒下我能怎么说？我没那么傻，我只有沉默，铁了心，打死我也不再说话了。审讯者失去了耐性，他们同样经历了漫长的一天，胜利者也会感到累。我等着挨一顿痛打，似乎有人把审讯者拉到边上谈了些什么，审问人语气明显和缓了，“好好想想，不要再跟着牛鬼蛇神跑了！”拷问就这么虎头蛇尾的结束了，我被带了回去，既疑惑又庆幸。
我靠着墙壁坐着，几十个小时没有睡觉，却没有丝毫的睡意，长矛刺进腹腔，铁棍劈开头颅的场面一遍又一遍的在脑海中回放，再也没有了恐惧，只有仇恨在滋长，我发誓要报仇，以血还血。这以后，在下农村前的一年多里，我英勇无比地参加过多次激烈的武斗，汉轧血战给我上了第一课。
凭感觉天亮了，看守送来了稀饭和油饼。又坐了很久，我被人带了出去，进了个房间，有人解开了蒙在我眼睛上布。光线强烈得睁不开眼，我揉了揉，眼前竟是张念海！我的惊讶无可言表。张念海出现在那里其实很符合情理，他是平型关的，平型关是三中与红岩直接对立的保守派学生组织，是百万雄师的组成部分，张念海则是平型关中最坚定的成员。他和我同年级，我四班他三班，他父亲是三中的老师，张老师教过我们班的英语。他也住在校园内，也喜欢打蓝球和乒乓球，我们就成了要好的朋友，当年他比我长得高大，在更多的时候是他在主导，像兄长。校园革命开始后我们还经常在一块打球，观点不同我们争论过但没有影响到友谊。
我最先看到的是张念海的笑容，看够了凶狠狰狞的面孔，笑无异于窗外的阳光。窗外阳光灿烂，六月二十四日的阴雨已经过去。我在一间有桌椅的教室里，汉阳铁中的教室里，原来从昨夜到现在我一直被关在汉阳铁路中学。这是我平生第二次进汉阳铁中，第一次是一九六四年七月，我在这所学校的教室中参加中考，是在这里考进三中的。该不会是同一间教室吧？半夜时分的拷问是不是张念海救了我呢？我没问，他旁边还有我认识的学生，他也没提，没谈任何与汉轧和观点有关的任何事。他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想吃榨菜肉丝面。他要我就在这里休息，他出去了，再进来时手上端着一大碗冒着热气的面，还有黄油油脆生生的油条和一大茶缸开水。榨菜肉丝面真香真鲜真美真好吃，连面汤也一口不剩的吞进了肚子里，在此后几十年里，没有任何一种美食，能比那碗面更可口更令我回味。我感激有张念海这样的同学和朋友，不仅是饥饿状态下的一碗榨菜面，是他在“胜利”的时候不摆出恩赐者的嘴脸，他给我的是好同学好朋友间扶之以危，超越政治观点和派别争斗的友情。
张念海要我就在这间空教室里安心休息，需要的时候他会来找我。我伏在课桌上睡着了。他叫醒我时外面的天又黑了，他带我回原来的“囚室”，没蒙眼，他说不必了，马上就会释放我们，只要走个很简单的形式就能回家。我那个“水泥地”也是间大教室，我进来时“战友”们也都去掉了蒙眼布，我扫了一眼，没有我认识的同学。释放俘虏的程序已经在进行中。看守用手指指我，我就跟随到了另一间屋内，仍然是先问姓名，这次没问出身，然后宣讲了百万雄师宽待受骗学生的政策，同时警告我这是第一次，他们已经有了我的名字，下次再被捉住就决不轻饶了，再然后要我保证三天内写一张退出三中红岩退出造反派的都声明，贴出汉阳最繁华的钟家村。他很严肃地问：“能不能做到？”我同样严肃地回答：“能。”心中暗骂：“老子能你个鬼！”他手一挥，我走出了戒备森严的汉阳铁中。
一辆辆大卡车驶过汉阳街头，车上树立着一排排头戴柳条帽手执长矛的百万雄师工人，他们整齐雄壮地高呼着口号。我冷冷地看着他们，“这事还没完，咱们走着瞧！”我发誓要和他们斗倒底。
走过江汉桥，走到汉正街姥姥家我看了钟，晚上九点半，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五日晚上九点半。我倒头就睡，一连睡了三天。
三天后我去了水院，我要和百万雄师接着斗，我坚信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在水院里碰见了吴绪国、零家良、黄兰芳，他们见到我惊异万分，谢保安对他们说我死在了汉轧。
七月十九日我乘火车去了新疆，车过兰州后广播中传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的消息。我知道我们胜利了，百万雄师垮台了！当时那个高兴那个兴奋，恨不得火车能往回开。
现在想来，用“胜利和垮台”这样的词汇标志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段有多可笑。十月份回汉，武汉的百万雄师早就灰飞烟灭，听说工厂里的造反派工人对百万雄师人员进行了同样残酷的报复，听说张念海也遭受过毒打，我为自己当时不在武汉而没有机会保护张念海而深深地内疚，我自认欠了他很重的债。
张念海没有下放宜昌，但我和一样从农村被招工到武汉装卸公司，他在公司机关开车，我在装卸站修车，我们常在一起，我们都爱打篮球，我们仍然是好朋友，但从不谈那段“革命”岁月。在我们成家前发展到了两个家庭间的友谊，他和夫人小华在装卸公司又给过我们很多很大的帮助。张念海在装卸公司陆续担任过各种领导职务，我离开装卸公司后我们的来往逐渐稀少。听说他已经退了，有的说他在帮夫人打理生意，有的说他自己在干着点什么。他会进“海纳百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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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了近四十年，记忆已不那么准确，造成淡忘的原因很多，而这段历史和相关话题被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厌恶则是根本性的诱困。
黑格尔说过：回忆能保存经验，回忆是内在的本质，回忆是实体的更高形式。对于历史来说最可怕的是淡忘，为什么人们总是在淡忘后才又去回忆，是不是在相隔上一段时间后，回忆才能以经验、以高于实体本身的形式出现呢？
一项投资规模达数十亿元的超大型改造项目正在启动中，从龟山脚下的古琴台到月湖桥，沿汉水将建集旅游、观光、购物、娱乐、修闲为一体的新区。汉轧已经从人间消失，而曾经“六二四”腥风血雨的人健在，祝福我当年的战友中的健在者们，同样也祝福当年“百万雄师”的健在者，我们有不同的过去，而未来则是我们共同拥有着的 。
原载60年代：
http://www.60n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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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9 01: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