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小议红卫兵一代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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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为 何怀宏：受命造反的青春暴力时间:2011-02-18 来源:文化纵横2011年2月刊 作者:何怀宏 被查看: 538次

但凡存在过的，都会留下痕迹，区别只是何种痕迹。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距今天已经44年了，但它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并没有消逝。我也一直关心这代人的历史命运，并尝试勾勒“红卫兵”的一些思想和行为特点，或者还可看看他们是否已离我们真正远去。对其中一些事情的叙述和看法，自然是到文革结束、且有了相当的距离之后，接触了许多文献资料和研究著作才了解和明白的，同时也糅入了自己的一些直接观感——当然，主要是从一个普通的外省红卫兵的角度观察。 “红卫兵一代”大致可定为在文革开始的1966年进入中学，到这一年尚未毕业离校的大学生，也就是说，大致是从1944年生人到1954年生人。一般认为，红卫兵真正占据时代舞台，起到某种引人注目的作用甚至一度叱咤风云的，主要是在文革的头两年，后面其实就只是一些余波了。 我可以算是“红卫兵一代”的尾巴。文革开始的1966年，12岁的我刚从江西南昌县城的小学毕业分配到莲塘中学，正是开始懂事的年龄，但还不是直接行动的年龄，是一个运动边缘的旁观者。1970~1971年间，我还读了南昌当时唯一在办的高中，以后或可为“红卫兵一代”补充一点后来“斗批改”中“教育革命”的体会，再后来是做搬运工人、当兵，就这样一路过来，体验了文革的全过程。 这一代人基本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年龄最大的也是在1949以后才进小学，接受的都是革命教育，可以说都是“红旗下的蛋”（借用崔健一首歌的歌名，此段以下直接引文也是其中歌词）。他们的父辈“是个旗杆子”，把红旗扯上去了，他们自己则是“红旗下的蛋”。然后是“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的方向，革命还在继续，老头儿更有力量 ”。他们以为是自己在作主，其实并没有。当时他们最喜欢大声朗诵的一句话是青年毛泽东说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以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回答总是昂扬的“我们!我们!”但不久，他们就从“天之骄子”、从最高领袖的“宠儿”变成了“弃儿”，以后到了社会底层，更明白了“现实像个石头，精神像个蛋”。然而，“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生命力总是要洋溢和表现的，尤其青春的生命。到了今天，“钱在空中飘扬”、“我们不再是棋子，走着别人划的印，自己想试着站站，走起来四处看看”。而其中的佼佼者，更成为今天社会的中坚，甚至从年龄上来说也是：现在和未来一二十年的中国，将大致由他们来掌管。 而当年，“红卫兵一代”为什么能够被迅速动员起来？动员之后为什么有那样的行为？其实脱离不了上面所说的他们所生活社会环境的基本特点。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的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在文革前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他们从小一直在阶级斗争的气氛中成长，在崇尚（或者至少绝不畏惧）使用暴力的环境中长大，“红”是最受崇尚的颜色，是革命的颜色，也是鲜血的颜色，“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后来在一首红卫兵写的理想主义长诗中，主人公渴望并坚信将彻底埋葬旧世界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大战中红卫兵们征战欧美，最后将红旗插上白宫。 红卫兵一代的鲜明特点 而从红卫兵自身来说，或许可以看到四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个特点自然是造反，1966年5月29日，诞生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其中写到：“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现在不反，更待何时？”这话是有根据的，因为毛泽东早就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那么，谁可以造反？一开始，造反的主体是有限制的，必须出身红五类，“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文革初期北京的“老红卫兵”甚至更加严格，其核心是革干子弟，但毛泽东为了通过红卫兵广泛发动群众，支持了后来的“造反派红卫兵”。所以，一度比较普通、受压的人，甚至包括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造反了（虽然这些人多在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中遭到整肃）。至于造谁的反？当然首先和直接是造自己身边人的反，造老师、校长的反，造派驻工作组的反，造一切可能造就压抑的管理者的反。然后也杀向社会，破除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决裂，也和革命政党建国前期的“传统”（十七年）决裂。谭厚兰率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卫兵，到山东曲阜砸了过去被认为是“万世师表”的孔子的庙宇和墓地，可以说是一个象征，而网罗了除少数几人之外的党中央和政府领导人的“百丑图”也是一个象征。 一时间，在最高领袖的支持下，几乎所有学校的原先领导和组织都靠边站了，而红卫兵也从学校走向了社会，从本地走向了外地。文革头一两年，全国经历了一个类似于半无政府状态的“天下大乱”时期。那也是红卫兵最为红火的时期。我第一次在南昌见到红卫兵，已是1966年的8月，开始是不多的几个学生佩戴红袖章，后来，是在车站欢迎见到毛主席的浩大红卫兵队伍撑着红旗从北京归来。此前，在当地人心目中北京是多么遥远和神圣的地方！到北京去见毛主席这怎么可能？但这一切的确成为可能。而且连坐车吃饭都不要钱，使得小将们甚至有了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在这种造反精神的鼓舞下，年轻人几乎可以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除了一个遥远的神像。“炮打司令部、火烧xxx（这里可以填上任何本地本单位领导机构或领导人的名称）”的大标语贴得到处都是。年轻人也许本来就有针对一切压抑他们事物的反叛倾向，而此时，他们似乎获得了一种千载难逢的“造反”机会。 然而，这种造反其实仍是一种“受命”或“受控”的造反。因为红卫兵的第二个鲜明特点即是忠诚。而且，这种忠诚与其说是忠于某种思想或精神，不如说是忠于一个人、一个被视作神的肉身（因此也就会有种种变化且神秘莫测）。“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所谓红色的“卫兵”也就是要“誓死捍卫毛主席”，因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已经睡在我们身边”。多少年轻人愿意为此奉献出自己的生命和热血。 所以，红卫兵的造反（或至少其“成形”和一度“奏效”）并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造反的过程并不是一直按他们的意愿进行的。甚至可以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受命造反”、“奉旨造反”，而后来也一直是在“受控”过程中的造反，到最后结束也是“被命停止”。在这一点上，红卫兵和1960年代法国、美国等欧美国家的年轻人造反有着根本的区别，虽然发生得更早，却像是“1960年代精神”的一个异类。他们和中国五四时期的青年乃至1957年的“青年右派”也不一样，1957年的“右派大学生”，虽然基本上也还是拥护社会主义，但也追求自己的某些自由民主理念。而后来蜂拥而起的红卫兵组织，几乎都是在比谁最左、最红、最忠于和拥护毛主席。他们很难说拥有或确立了他们的主体性，一切都必须严格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进行，和红卫兵日夜相伴的是“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他们也都擅长打“语录仗”，还要时刻准备听从“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的指引。他们之所以在一段时间里能够造反，是因为有当时权力和威望都达到同样“史无前例”顶峰的最高领袖的支持。红卫兵成了文革运动的急先锋，但或许也仅仅是用作急先锋。这次文革运动的动员者不是政党组织，而是政党的最高领袖撇开了组织，直接以自己的无上权威和卡里斯玛的魅力进行动员。毛泽东八次接见全国各地的1200万红卫兵，他也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并对红卫兵说“要武嘛”。于是，红卫兵的大串联将革命烽火燃遍了全国各地，乃至穷乡僻壤。 的确，当时的许多红卫兵常常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青年毛泽东为榜样，但当时的环境其实和五四时期的中国有着天壤之别，他们不知道的是，恰恰是今天的“毛主席”使他们不可能再效仿过去的“毛润之”了。他们以为是自己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在这“苍茫大地”上，其实并非他们，而还是主席在“主沉浮”。就像有人评论说，红卫兵运动因为毛泽东1966年8月1日的一封支持信就“星火燎原”，也因为他1968年7月28日召集的红卫兵“五大领袖”参加的座谈会戛然而止，就清楚地说明了这种主从关系。 然而，即便客观上“受控”，当时的红卫兵是否主观上感到他们是自由的甚至是幸福的呢？的确如此，在一段时间里，他们甚至有一种自己可以“无所不为”甚至“无所不能”的感觉。这就涉及到红卫兵的第三个鲜明特点：那就是青春的生命力的洋溢和释放。青少年时期的生命力洋溢，这段时间的反叛倾向可能是一种天性的冲动，对周围一切压制他们的东西会本能地反感，以致激烈反抗。当年的红卫兵造反，尽管事后看是一种“受控的造反”，但身处其中却并不自知，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也的确表现出许多年轻人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我记得当江西全省“保守组织”总部的门匾被砸之后，造反派红卫兵故意在门前的广场送去了许多各色材料制成的“门匾”，写了许多对联、“挽联”，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古典文学之大规模应用的洗礼。又有一夜，我去省会的中心广场参加一个数万红卫兵和造反派的集会，当时的中央文革还没有明确表达支持哪一派，集会的气氛有一些压抑和悲愤，但又依旧很浪漫，甚至有抑制不住的欢乐。“革命是盛大的节日”，周围的红卫兵跳着舞，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等歌曲，而同一个阵营的红卫兵也都亲密无间。我年龄小，到后半夜熬不住就睡过去了，晨光熹微的时候突然醒来，发现有一面红旗、还有不知谁的一件外衣盖在了我的身上，其他人也大都睡着了，少男少女们在晨曦中显得无比美丽。 但正是这些美丽的少男少女卷入了暴力，这种青春热力被引向破坏，而且是暴力的破坏。这就要谈到“红卫兵”运动的第四个鲜明特点：即暴力的倾向。文革之初经常看到的一条标语是“红色恐怖万岁!”先是批斗会、私刑审问和拷打的暴力，多有人被斗死或者自杀；后是大规模派性武斗的暴力。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大群红卫兵围住了一个据说藏匿了保守派的单位大门，突然一个人从里面被推出来，立刻不由分说地遭到暴打。有人拼命地挤进去，然后高兴地大叫“我打着他了!”直到人群又突然散开，原来是弄清了被打者其实是“自己人”，但这个人已经躺在地上奄奄一息。那大概是我第一次对盲目嗜血的暴力感到恐惧。年轻人似乎要通过对他人的暴力来证明自己的成年、勇敢和坚定。平时温和的人们也变得凶狠起来。武斗开始还主要是动手，后来就动枪了，起初遇难者还被抬棺游行，争论谁先开的第一枪，后来就无所谓了。红卫兵们喜欢提着手枪，一边一个站在汽车驾驶室的两侧踏板上飞驰而过。中学生似乎比大学生更不顾惜自己的生命，也不顾惜他人的生命，他们不怕流自己的血，也不惜流对方的血。有一次，不知是哪一拨红卫兵抓住了一个据说是“老保头子”的人，就在饭店前枪毙了，也无人收尸，红卫兵们就在这饭店用餐，进进出出，视若无睹。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出了工宣队员进驻清华园去结束那里的两派武斗，因为他没有打招呼，蒯大富领导的红卫兵组织进行了武装抵抗，毛不禁脱口说出“造反派，真的反了？”而蒯大富其实并不知道这次行动是毛组织的，他还悲愤地向毛主席党中央求救，要求揪出“黑手”，并在次日凌晨的座谈会上见到毛时大哭。当毛说“我就是黑手”之后，所有抵抗自然顷刻土崩瓦解。从清华附中发端的红卫兵运动，也就结束于清华大学。不久，北京的这些红卫兵及其领袖都被分配到了基层，而头头们在文革还没结束之前，在1970年就纷纷被隔离审查或者入狱。至于红卫兵群众，在1968年就开始被裹挟到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下乡的也到了工厂或部队的基层，到1980年的时候已经有1700万人下乡。 “受命造反”中的领袖与群众 当我说红卫兵的造反还是一种“受命”或“受控的造反”的时候，意思并不是说发令者能够完全控制这一过程，更不是说发令者能够以此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是说，红卫兵之所以能够形成一场大规模运动，的确是发动文革的毛主席动员或授命的结果，而且，不仅在红卫兵这一从属性运动中，就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也始终是他在起中心或主要的作用。 文革中的“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是一个特别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文革中，领袖和群众这两者实际是分不开的，王绍光在其《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更全的版本易名为《超凡领袖的挫败》）一书中，对武汉造反派群众参与文革的动机和行为有详尽的描述和分析，但他似乎没有充分注意到群众和领袖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中的主次之分。他反对“领袖中心论”，认为“毛中心论”需要几个假设：一是发动者有明确的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总体计划；二是有一种神奇的权力能保证其宏伟计划能够像他希望的那样实现；三是大多数人可以很好地理解领袖的意图和计划，并愿全心全意来执行计划，即只有从上到下的单向沟通。但他的这几个假设似乎过于刚性了。如果要这样才算“中心”的话，那么任何人都不会成为“中心”。王绍光在其翔实著作中对许多事实的描述是有道理的，是符合实际的，比如他指出造反派中的许多人其实是相当理性的，各有自己的打算，决定参加哪个组织多能找出合理的解释（但也有随机和偶然的参加），但是，他可能低估了在群众行动的“广场效应”中，造反派也有非理性或者说疯狂的一面。而且，在造反派中最年轻的一支、即作为急先锋的一支那里，表现出更多的疯狂，而中学红卫兵又比大学红卫兵更加充满非理性的激情、非功利以致甘愿牺牲的精神。红卫兵后来分裂为誓不两立的两派组织武斗不止，也不仅有理性的算计，更有信念、激情和宿怨等各种情感的介入。双方都绝不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反毛主席，也都不认为自己保守，而认为对方才是这样。他们深受斗争哲学的影响，甚至也深受领袖的鼓舞，因为毛主席也就是这样斗出来的，而文革也正是这样一场既是社会阶级的、又是党内路线的殊死斗争。他们要通过斗争“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但是，他们后来终于明白，他们的“敌人”其实是和他们差不多一样的人，都是一副棋盘上的棋子，而问题还在于，摆出这副棋盘的人，也不能完全按自己的心意挪动这些棋子，收拾不了这一残局。但他毕竟还是有相对于群众的决断权力，可以撤掉这些棋子。他解决不了红卫兵的派性斗争问题，但可以把两派都送下乡去。而在此之前，红卫兵毕竟也部分地实现了他的一些目的，比如清华蒯大富率领的红卫兵在“打刘（刘少奇）”中的突出作用，南开红卫兵的所谓“揪出叛徒集团”，都为他打倒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立了功。 红卫兵留给中国社会的思想和实践遗产 总之，通过强制性的上山下乡运动被发配到社会底层的“知识青年”们（也就是先前的“红卫兵”们），的确在那里受到了一种“再教育”，甚至说是一种新的“启蒙”也不为过。但这种“启蒙”却主要指向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怀疑文革的方向，被钦点为接班人的林彪的出走而亡，也使人们对领袖的“英明”信念发生了动摇，直到1976年4月，多年来第一次非组织和领袖动员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四五运动”爆发（其中许多参与者正是当年的红卫兵），虽然当时遭到了镇压，却为不久之后“四人帮”的覆灭显示了人心所向，甚至可以说预先奠定了社会基础。知识青年们开始从下面看世界。他们在农村和工厂的艰苦磨炼中，深深地认识到了中国的社会现实，认识了普通的老百姓，也包括更深地认识了他们自己，虽然他们也为这种认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青春的代价。 今天的中国社会和44年前自然有很大的不同了。但是，正在走向富裕的中国，各种暴力事件和暴戾倾向比比皆是，2010年尤甚。种种来自体制也来自个人的对生命轻贱的现象，这是否和当年狂飙猛进的“红卫兵运动”有某种关系？甚至更扩大一点说，是否和文革，乃至在20世纪中叶一直强调并在文革中达到顶点的斗争哲学和暴力主义有关？总之，为了避免未来的灾难，对于激荡的20世纪留给中国的思想和实践遗产，我们还有必要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清理。 但是另一方面，从总体而言，现在的“红卫兵”一代其实倒有可能是离当年的“红卫兵”思想和行为特点最远的一代人，当年发生的事情，有可能让今天的年轻人感到新奇，却不会再吸引他们。因为当年的红卫兵一代亲身体验了两种不同的经验：城市和乡村的经验、上层和下层的经验、破坏和建设的经验，“反修防修”和“拨乱反正”的经验；乃至于希望和绝望、宠儿和弃儿的种种感情体验。他们的人格或许已经比较独立，他们的阅历使他们不容易再轻信任何高蹈的主义或“超人”了。他们深知历经艰难重新获得的常识之珍贵。他们也从自身的教训、从无谓死去的战友那里知道：洋溢的生命力若不加任何约束，可能会蜕变为肆虐的暴力，并产生凶险后果。的确，他们已不再年轻，甚至可能变得相当保守，保守那些自己认为真正值得捍卫的东西。当然，他们的心灵亦应努力保持开放，努力去理解今天的年轻一代，理解这种洋溢的生命力在不同代际之间的传递，并把他们的坎坷经验，在遗忘湮灭前传递下去，化作这个民族坚定前行的脚步。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