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明复：在全总工作期间我见证的中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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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2月我从哈尔滨外文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工作，直到1957年1月调到中央办公厅翻译组。我在全总工作的七年间，作为翻译，参与、见证了中苏两党、两国间的一些外事活动，这为我以后在中办翻译组专门负责中央领导的俄文翻译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分配到全总

　　新中国成立以后，工会组织面临一个重大历史课题：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工会工作怎样适应新的形势？为了更好地肩负起工会的历史使命，1949年12月，全总邀请苏联工会代表团来华，介绍苏联工会工作经验，指导开展工作。代表团有两个组，一个是顾问组，一个是讲师组。代表团团长是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乌克兰总工会主席柯列班诺夫，团员有苏联总工会劳动保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工资部副部长莫吉列夫。他们组成顾问组，在全总机关帮助工作。讲师组由三位专家组成：一位是日梅霍夫教授，讲授国际工会运动史；一位是马尔科夫教授，讲授苏联工会运动史；另一位是戈列金，他是苏联机器制造业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讲授苏联工会实际工作教程。他们在全总天津干校授课，帮助中国培养工会干部。

　　为了迎接苏联工会专家的到来，全总专门成立了俄文翻译室，由李立三副主席办公室直接领导，并请来曾在苏联留学、精通俄文的林伯渠的女儿林利任翻译室主任。

　　1949年12月，我从哈尔滨外文专科学校毕业，和我们班的老班长傅也俗一起分配到全总工作。12月底，我们到全总正式报到。那天，李立三正在一楼大礼堂主持会议，向苏联工会代表团介绍中国工会的现状。我们由李立三的秘书带入会场，李立三见到我们，向苏联顾问作了介绍，并对我们说来得正是时候，马上就工作吧！苏联老师来了，没有翻译，不能开课。随着李立三的爽朗笑声，我开始了在全总的翻译生涯。

　　我到全总后从事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苏联工会代表团讲师组在天津干校授课当翻译。那时全总干部学校设在天津，我们都称之为天津干校。它的前身是华北职工干部学校，1949年9月经中央批准改组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干校，由李立三兼任校长，狄子才为副校长。

　　1950年新年伊始，在狄子才陪同下，三位苏联专家到天津讲学。狄子才陪同苏联专家参观了学校，介绍了学校情况，和学校老师见了面。狄子才说，各地工会学习苏联工会经验的积极性很高，都要求派人来听课，现已有1000多名学员报到。我们建议上大课，即全体学员在一起听课，课后按班组讨论。每周安排6次课，每次课3个学时，每位专家每周上2次课。我和傅也俗负责课堂和教材的翻译。我们的分工是：我给日梅霍夫和戈列金翻译，他为马尔科夫翻译。

　　三位苏联专家性格不同，经历各异，讲课方法也不尽相同。日梅霍夫出身农民家庭，大学历史系毕业，是苏联著名的国际工会运动史专家，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从事这门学科的研究，曾以苏联工会代表的身份参加过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活动，后任苏联总工会国际部副部长，时为苏联高等工运学校教授。日梅霍夫性格开朗，豁达大度，学识渊博，阅历丰富，在课堂上讲课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极受学员们欢迎。戈列金专修机械工程，多年在工厂从事技术工作。他平易近人，朴实无华，工作严谨，在课堂上照讲义宣读，不多发挥。但他讲授的苏联工会实际工作教程是这次培训的主要课程，也是学员们最感兴趣的课程。他上课时，大家都认真听课，鸦雀无声。马尔科夫的情况我不太了解，只知他是一位资深的历史学者，多年从事苏联工会运动史的研究。在当时学习苏联成为时尚的情况下，他讲授的苏联工会运动史虽同中国工会的现实需要有相当距离，但也受到学员们的欢迎。

　　除课堂翻译，我们也负责三位专家带来的教材的翻译工作。这些教材，先由学校专门聘请的俄文打字员打出，然后再交我们翻译。对我来讲，翻译这些教材困难重重。不仅因为翻译量大，内容新，而且我的文化底子太薄。但我们硬是靠拼搏、靠学习、靠和同事合作，较好地完成了翻译工作。这些翻译工作，使我获益匪浅，为日后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一学期的讲课从1950年1月开始，到5月结束。我陪同苏联专家回到北京，并送他们回国。

　　第二学期从1950年7月开始，到12月结束。这一学期苏联专家讲课的内容同第一学期相同，只是增加了大课以外的辅导课，授课对象是相关教研室的老师、学生骨干。辅导课没有讲义，采取座谈形式。这一学期，我们翻译任务轻松了很多，便利用此机会，把第一学期苏联专家的教材译文重新校正了一遍，后来出版了这些教材。

　　1951年初，应全总邀请，苏联总工会派来第二批苏联工会顾问。组长是工资专家叶夫斯特拉托夫，组员有社会保险专家谢明诺夫、劳动保护专家库兹涅佐夫、文教专家库什涅鲁克。他们分别到全总工资部、劳动保险部、劳动保护部和文教部上班，参加有关法规草案的起草工作。苏联顾问到京后，李立三主持了几次座谈会，向他们介绍中国工会的工作，我作了几次翻译。

　　20世纪50年代初，全总同苏联、东欧各国工会的交往频繁，而且每年都请苏联总工会派专家到全总机关担任顾问或到干校任教，帮助培训各种专业的工会干部。而当时全总的俄文翻译只有林利、傅也俗和我等几个人。后来全总领导想方设法，又调来一些人员，加强了俄文翻译队伍。1953年夏，第三批苏联工会专家到天津干校讲课，一部分年轻翻译和我们一起，直接给专家当翻译。还有几位年轻翻译留在干校教研室，帮助翻译专家的教材。1954年，这批翻译同干校一起从天津搬到北京，在新建成的学校工作。

　　首次出国

　　全国总工会的国际活动很频繁，包括参加世界工联会议，参加苏联、东欧国家工会代表大会，组织相互交流等。我作为俄文翻译，主要是去苏联和东欧国家。我曾陪工会领导多次出国，如到苏联、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

　　我记得第一次出国，是1951年11月随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到民主德国参加世界工联会议。当时世界工联的通用语言是法语，因此这次出国的主要翻译是法语翻译袁葆华。我作为俄文翻译一同前往，是因代表团需要与苏联人打交道。

　　那次，我们是乘飞机先到莫斯科，然后改乘火车到民主德国首都柏林。那时的柏林刚刚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处瓦砾，断垣残壁。我们住的旅馆在战争中被炸去一半，剩下的一半还有不少客房。因是11月初，正赶上十月革命节，我们应苏联驻民主德国使馆邀请参加了他们的国庆酒会。

　　参加苏联使馆国庆酒会的客人很多。我们刚进入大厅，大使馆的官员就迎上来与刘宁一打招呼，表示欢迎。酒会持续时间很长，我们遇到世界工联领导人，就用英、俄、法语同他们交谈。当时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苏联外交官很傲慢。有一位苏联官员走过来，我就说：“为中苏友谊干杯！”可他的反应却是用怀疑的语调说：“为友谊？友谊要用酒精来考验？”这曾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到中办翻译组工作后，才知道那时斯大林对中共、对毛泽东是半信半疑的。因为欧洲出了个南斯拉夫铁托，斯大林有段时间认为毛泽东是半个铁托。直到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决定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后，斯大林才逐渐相信中共和毛泽东。

　　那次世界工联会议讨论的是什么问题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个话题很热门，就是各国工会为世界和平而奋斗。有位法国神甫在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言，博得不少掌声。当时担任翻译的是袁葆华，他完全能听懂法语，但用中文表达出来却不那么流畅。而这位神甫讲得很快，袁葆华翻译跟不上。中国代表团需要跟上会场气氛，表现出自己的态度，如别人热烈鼓掌，我们也要鼓掌。袁葆华就想出一个办法，根据发言者讲的内容，他暗示大家，应该笑还是应该鼓掌。他说“他讲得太好了！”我们就鼓掌。他的这种精彩“指挥”，至今令我难忘。

　　在民主德国时，主人还安排中国代表团到柏林以外的其他城市参观。我们到过马丁堡，参观了那里的造船厂。造船厂也被战争破坏得很厉害，但德国工人还是恢复了厂房和大的船坞，并且在造船。造船厂领导告诉我们，这是为苏联造的船，用做战争赔偿的一部分。当时东西柏林是来去自由的，我们坐中巴车游览了整个柏林。在柏林我们大概停留了一个星期，就回国了。

　　参加苏共十九大

　　在全总工作期间，我除担任全总国际活动的俄文翻译，还被借调参加了中苏两党、两国间一些重大活动的翻译工作，随党和国家领导人到苏联或东欧国家访问。

　　1952年10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斯大林生前召开的最后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团员有王稼祥、饶漱石、李富春、陈毅、刘长胜等。当时中共代表团的主要翻译是师哲。给刘少奇和王光美当翻译的是林利。她这次参加代表团的翻译工作，感到任务重，一个人无法应付，提出调我一起去做翻译。这样我就作为代表团的翻译去了苏联。

　　我们是1952年9月30日出发的。苏方专门派来飞机接中共代表团与会。刘少奇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以及我们这些翻译一同前往。出发前，在讨论代表团任务时，毛泽东请刘少奇利用出席苏共十九大的机会，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大政方针问题向斯大林请教，听听他的意见。同时了解和研究这次苏共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如代表的产生、会议的筹备、会议的程序、新闻报道以及如何安排外国代表团的活动等。

　　1952年10月5日，苏共十九大在克里姆林宫代表大会厅举行。有45个外国党代表团出席大会。会前，苏共中央派联络员送来中共代表团参加大会的出席证、请柬等证件。当时我们都没有注意代表的座次。当刘少奇和其他外国党的代表陆续进入会场时，发现把他安排在来宾席的第一排，刘少奇很谦虚，不肯在第一排就座，说坐在第三排就可以了。匈牙利代表团团长拉科西说：你不坐第一排，我们往哪里坐？于是，他拉着刘少奇坐在了第一排，成了外国党代表中最引人注目的来宾。会后，代表团工作人员为此还作了检讨。

　　在苏共十九大上，马林科夫代表苏共中央作了工作总结报告，赫鲁晓夫作了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决定更改党的名称，把全联盟共产党 （布尔什维克）改为苏联共产党。大会对苏联党的领导机构也作了调整，把中央政治局改为中央主席团，主席团内设常务委员会，中央的日常工作由中央书记处负责。

　　10月8日，刘少奇向大会致词，并宣读了由毛泽东签署的中共中央祝词。刘少奇说：苏联共产党领导了十月革命，在人类历史上开创了新纪元。中国共产党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建立起来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年来的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证明，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正确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正确运用苏共关于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是无往而不胜的。与会代表对刘少奇的祝词报以热烈的掌声。

　　10月9日，《真理报》等各大报纸都报道了刘少奇祝词的消息。中共代表团发现，新闻稿中把刘少奇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职务错误地写成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为此，刘少奇专门给马林科夫写了一封信，请他转告《真理报》编辑部。刘少奇在信中写道：今天《真理报》发表我在苏共十九大的祝词时，注明我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我现在要申明：中共中央现在没有总书记。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均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虽然我对党内的问题过问得比其他同志稍多一些，但是，我只是书记处的书记之一。中共中央有个秘书长的职务，这个职务是管理中央本身的行政事务工作的。以前由任弼时同志担任，任弼时同志去世后，即由我代理。这个职务和各兄弟党的总书记的职务不同，也许翻译同志将我担任的职务和总书记的职务混同起来，以致使你们有这个误会，我现在特向你作这个申明，如果你认为有需要的话，请你转告《真理报》编辑部的同志。

　　对此，苏方答复说：在俄文里，总书记和秘书长是一个词，从中文翻成俄文时很难分开。后来听说，刘少奇回国后向毛泽东汇报时，还专门谈到苏方误把秘书长翻译成总书记一事。毛泽东还问了俄文的总书记一词怎样发音。

　　10月14日，苏共十九大闭幕。当天下午，斯大林打电话给刘少奇说：在大会闭幕后，接着就开中央全会，这几天他忙着解决组织问题和人事安排，感到十分疲惫。他很愿意会见中共代表团，但目前抽不出时间，需要等若干天，希望刘少奇利用这段时间，或去参观，或采取某种方式休息几天。刘少奇表示同意。王稼祥向刘少奇建议，利用等斯大林会见的时间，以刘少奇的名义给斯大林写一封信，把要同斯大林讨论的几个问题提出来，使他有充分时间考虑后再同中共代表团会见。刘少奇采纳了王稼祥的意见，便起草了给斯大林的信。信中主要通报了中共中央关于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逐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以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等问题。

　　10月24日和28日，斯大林同中共代表团进行了两次会谈，师哲担任翻译。斯大林就刘少奇信中提出的几个问题发表了看法。斯大林针对这些问题，在总结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就中国如何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举行选举、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选举成立政府等重大问题提出了建议和意见。这对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研究和解决国家体制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苏共十九大结束后，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还参加了苏联十月革命35周年庆祝活动。之后，刘少奇、王光美在林利陪同下到黑海边的索契休养。苏共十九大期间，陈毅夫人张茜、饶漱石夫人陆璀也从国内来到莫斯科。苏共十九大后，我陪他（她）们到高加索的著名疗养地——矿泉城疗养去了。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社合作，翻译出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简编）》。中方由著名学者、翻译家刘尊棋副总编辑主持，并邀请钱伟长等著名学者参加；美方由吉布尼副总编辑主持，并邀请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汉学家索罗门教授和奥克森伯格教授参加。我当时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社长，参加了同美方的谈判、去美国考察、协助组织翻译队伍等有关工作。在同美国朋友的接触中，他们得知我曾担任过中国领导人的俄文翻译。一次，奥克森伯格教授问我：“1952年冬刘少奇先生参加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后，有一个多月时间，报刊上没有关于他的消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说：“刘少奇先生去苏联黑海边疗养去了。”当时在场的中国同志都对奥克森伯格教授如此关注中国领导人的行踪，关注中苏关系的动向，以至询问20多年前的事情，感到惊叹。

　　参加苏联工会十一大

　　1954年8月，苏联工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全总派了代表团参加。全总主席赖若愚任团长，团员有陈少敏、张维祯、董昕等。翻译是我和劳保忠。出发前董昕起草了在大会上的致词，致词稿经赖若愚审定，由我们翻译成俄文。

　　那次因为陈少敏身体不好，不能坐飞机，我们是乘火车去莫斯科的。我们从北京坐火车经满洲里进入苏联境内的奥特堡尔站，因苏联铁路是宽轨，过境时要把我们的车厢底盘换成苏联的底盘。到苏联境内后，餐车也改挂苏联的。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苏联工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是在克里姆林宫礼堂召开的。大会开了一个多星期。主要议程是苏联总工会向代表大会作工作报告，各国代表团致词，最后是闭幕会。会上，赖若愚代表中国工会致词，并将中国工会献给大会的锦旗交给主席团。因赖若愚等人是第一次到苏联，苏方在会议期间还安排中国代表团到列宁、斯大林墓献了花圈，瞻仰了列宁、斯大林遗容，参观了莫斯科一些主要游览景区。

　　大会闭幕后，苏联总工会安排所有与会外国代表团，乘坐豪华游轮沿莫斯科河和伏尔加河到斯大林格勒和罗斯托夫参观，整个行程大约用了一个星期。参观完罗斯托夫后，苏方又安排我们乘火车到疗养胜地索契短暂休养。但是在那里，赖若愚告诉我他病了，吃不下饭了。他原有肝病，到苏联后由于工作累，再加上菜肴油腻大，肝病加重了。告诉苏联同志后，我们回到莫斯科。

　　在莫斯科，根据苏联同志建议，代表团研究决定留赖若愚在苏治疗，陈少敏由劳保忠陪同乘火车回国，张维祯、董昕等乘飞机回国，我留下陪赖若愚住院治病。苏方把赖若愚送到克里姆林宫医院住院治疗。这家医院是专门为苏联领导人看病的。经医院检查诊断，赖若愚患的是急性肝炎。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他的病情逐渐减轻，后回中国继续医治。

　　那时，胡乔木和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也在克里姆林宫医院住院。他们都没有翻译陪同，医生给他们看病、诊断、谈话时，都是由中国驻苏使馆临时派翻译来。赖若愚听说他们在此后，就让我去看他们，问有什么事需要帮忙。胡乔木是来治眼疾的，杨立三患的是骨癌。我每天去看望他们，帮他们处理一些事情。

　　那时，莫斯科的天气已热起来，克里姆林宫医院病房里有了苍蝇。胡乔木对我说，你跟医院领导介绍一下我们中国是如何除“四害”的，克里姆林宫医院是高级医院，怎么能有苍蝇呢？是否可以建议他们发动医护人员打苍蝇？我把他的这个意见告诉了赖若愚。赖若愚说：你可别去说。不要惹事生非，提了意见苏联同志会很紧张的，这样不好。后来胡乔木没再提这事，也就算了。

　　在苏学习考察

　　1954年9月，全总领导为进一步学习苏联工会经验，提高各级工会领导干部水平，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和苏联总工会达成的协议，派出一个由49人组成的领导干部学习考察团到苏联学习考察。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董昕任团长。翻译人员比较多，我是翻译组组长。我们是乘火车去的，穿过整个西伯利亚，走了九天九夜。

　　到莫斯科后，董昕带我们一起去苏联总工会拜见了库兹涅佐夫主席，属礼节性拜会；然后与苏联总工会书记处的一位书记具体商谈学习考察安排。双方商定课堂学习三个月左右，由苏联总工会各部门负责人和苏联高等工运学校各教研室主任讲授，讲授的课程是苏联工会建设。董昕提出是不是再讲些劳动经济理论方面的课，苏方同意安排。

　　随后，我们在苏联高等工运学校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学习。苏联高等工运学校位于莫斯科郊区的索尔德科夫卡镇。那里风景秀丽、空气清新，远离闹市，是一个理想的学习场所。董昕因是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苏联同志专门征求他的意见，建议他住在莫斯科城里。董昕不同意，说自己也是学员，要和所有学员一样。

　　在这里，我们学习的课程是两大块：苏联工会建设和劳动经济。苏联工会建设课是请苏联总工会各个部门负责人讲授的。这门课对我们翻译来讲，比较熟悉，因为苏联工会专家到中国讲授过这门课，不是很难。翻译是有分工的，比如工资课由劳保忠翻译，翻译组的其他同志仍按国内的专业安排。他们翻译完，最后由我定稿。劳动经济课由梁思尼阔夫教授和彼特洛勤科教授讲授，他们讲课经常大段大段地引经据典，听起来相当枯燥。后来董昕专门向苏方提出，建议讲课内容增加一些联系实际的例子和内容，以便理解。因为这门课是我们主动要求开的，只好坚持学下去。当然课程中也有我们比较熟悉的内容，如党组织、政府和工会在社会劳动组织中的作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劳动定额、工资制度等，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学校的生活还是有规律的，星期一到星期六上下午都上课，每周六晚上组织舞会或看电影。周末休息时也组织安排去莫斯科参观，住在莫斯科饭店，改善伙食，放松放松，逛逛大街，到百货商店看看，也参观过一些名胜古迹。

　　当时莫斯科小偷很猖獗。有次我陪劳保忠等人到照相器材商店买胶卷，我在后边站着，劳保忠站在柜台前边看胶卷。他突然喊起来：“你干什么？”我一看，有个小偷把手伸进他的大衣口袋里，他把小偷的胳膊抓住了。小偷忙说：“友谊！中苏友谊！”劳保忠气愤地说：“友谊？友谊你就把手伸进我的兜里掏东西？”我说：“算啦！算啦！”回来一讲，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1954年新年后，我们结束了学校学习，分成两个组到基层考察。我陪董昕这个组，先到乌克兰重工业基地德聂伯尔彼得罗夫斯克市的钢铁联合工厂，考察苏联基层工会工作经验。在钢铁联合工厂考察时，正赶上他们工会换届改选。在苏联工厂，工会领导是由工会会员或会员代表投票选举产生的。选举前，工厂工会主席很紧张。当时陪同我们参观的是苏联全国总工会代表谢尔盖，也有地方总工会代表。我几次听到工厂工会主席跟市总工会主席说：“唉！我们选举请你抽时间来！你要替我讲几句话！”可见是恳请市总工会主席来为他助选。

　　我们在钢铁联合工厂参观考察了一个多星期，收集了很多材料，如工会工作计划、工作总结报告、工会组织的各种活动计划、宣传刊、票、请柬、斯达哈诺夫运动总结等，苏联同志还向我们提供了很多反映基层工会工作的实物。

　　参观考察结束后，我们回到莫斯科总结，然后回国。这次学习既有理论学习，又有实际工作考察，回来后我们出了两本书，即《苏联工会建设讲义》（51万字）和《劳动经济》（60万字）。根据董昕的建议，为了能够系统地研究苏联工会工作经验，将原来的翻译室改为苏联工会运动研究室，经常出些简报、刊物，系统介绍苏联工会的经验 。

　　赴苏商谈“二五”计划

　　1956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率中国代表团出访苏联。中国代表团大概有50多人，李富春任团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任副团长。不知经过谁的推荐，国家计委的同志找到全国总工会，要我去给李富春当翻译。6月19日，我们乘坐苏联政府派来的专机离京赴苏。

　　中国代表团赴苏，主要是同苏联政府商谈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整个谈判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分组会谈，一个组谈计划，另一个组谈项目。会谈方式一般先由中国方面说明情况，再由苏联方面提出问题，然后由苏方在小组中提出意见，经双方交谈后报告综合组，由综合组进行总的平衡和研究。第二阶段是由苏联方面提出对中国“二五”计划草案的初步意见和对中国方面请求苏联援助项目的初步答复。

　　国家计委和各部的同志每天都是上午去会谈，下午回来总结同苏方谈判的情况。然后由各部部长向李富春汇报。我不懂业务，插不上手，所有的分组会谈都由国家计委或各部的同志翻译。平时我只负责照顾李富春的生活。

　　这次中国代表团的整个活动都是由苏联政府派驻中国的总经济顾问阿尔希波夫负责安排的。他每天都到宾馆看望李富春。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阿尔希波夫，觉得他很友好，认真负责，后来在工作中接触多了，对他才有更多的了解，我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7月22日，李富春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的说明》。苏联政府方面参加会议的有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巴依巴柯夫及有关工业部门的部长和专家。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都出席了。李富春作了即席讲话。他说，我们在计划工作中，一直学习苏联的经验，我们过去的“一五”计划就是同苏联专家一起研究、讨论制定的，实施得很顺利。今年中共即将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要向大会提交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由大会代表审议。这次我们带来的“二五”计划草案，就是征求我们的老师、苏联同志的意见的，希望你们帮助我们把第二个五年计划编制好。他的这一番即席讲话是我当场翻译的。李富春的说明有中文文本，事先已译成俄文，内容包括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的预计、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基本任务和主要指标、草案中的几个问题以及几个尚未肯定的因素。在会场上他没有宣读说明。

　　报告会以后，中国代表团的同志继续同苏联同志分组谈判。每天下午、晚上向李富春汇报。一天早上，李富春的秘书对我说，李富春两手手背和手腕上皮肤发痒，起了一些小红疙瘩。我马上找到阿尔希波夫，他请来克里姆林宫医院的皮科专家给李富春看病，又陪他去医院诊断。经专家诊断，说是湿疹，看来同休息不好、饮食不习惯有关。医院每天派护士给李富春治疗。后来，阿尔希波夫建议李富春到莫斯科郊外的别墅去休养一段时间，李富春同意了。这样，我和他的秘书陪同他搬到了郊区的别墅。我们在别墅住了一个多月。其间，由于莫斯科天气闷热，李富春在阿尔希波夫的建议下，到列宁格勒一边参观，一边休息。在列宁格勒，李富春参观了列宁为摆脱临时政府的追捕而藏身的拉兹里夫草屋和布尔什维克总部所在地斯莫尔尼宫里的列宁办公室，又登上了“一声炮响，传来了马列主义”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还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法西斯军队围困而英勇牺牲的几十万列宁格勒市民的纪念碑献了花圈。

　　中国代表团和苏联计委等部门的会谈告一段落后，李富春从列宁格勒回到莫斯科。苏联同志对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以及对请求苏联援助项目的方案，提出了初步答复。苏联同志认为，这个草案所规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任务和道路基本上是可行的，但是感到这个计划执行起来会相当紧张。对草案规定的“二五”时期的积累率的提高、居民收入的增加比例表示怀疑，认为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这么快，会造成很大困难，农业计划要超额完成也很困难。物资平衡方面有很大缺口，基本建设增加的比例太大。所以提出一系列减少基本建设投资，降低工业发展速度，以缓和整个计划的紧张情况的建议。关于中国请求苏联援助的项目的方案，经双方磋商，由原来提出的236个调整为217个。

　　对苏方的意见，李富春和中国代表团的同志认为是有道理的，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和我们前一段已发现的问题是一致或相似的，如计划指标过高，增长速度太快，基建投资过多，物资仍有缺口。这些问题此前我们已在着手解决，现在由苏联方面提出来，对我们更切合实际地制定“二五”计划是有益处的。特别是苏联方面以自身的经验提请我们要注意农业问题，更有启发作用。

　　李富春认为，除个别问题外，我们都同意苏联同志的意见。他说，我们的轮廓草案是必须修改的，而修改的结果则是要降低，要少订指标，就是为了使我们不至于陷于被动。看来，李富春对这次同苏联计委和各部交换意见的结果是满意的。这些意见有益于使我们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9月3日，李富春一行乘坐苏联政府派的专机启程回国。调到中办翻译组

　　1957年1月，由于工作需要，我结束在全国总工会的七年工作，调到中央办公厅翻译组。那时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刚刚成立，由朱瑞真、赵仲元和我三人组成，我任组长。我们的任务是接替师哲的工作，负责中央领导的俄文翻译工作。

　　中办翻译组成立前，中央领导的俄文翻译工作主要由师哲担任。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苏共中央之间的来往电函，都是由任弼时亲自翻译的，用过的文稿也由他保管。从1943年起，开始让师哲参加翻译。莫斯科来的电函，由师哲翻译成初稿，经任弼时校对后，再呈送毛泽东。发往莫斯科的电函，由师哲翻译，经任弼时校对后再发出。1945年师哲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后，中央领导的俄文翻译工作才完全交给他一人承担，用过的文稿也由他保管。1949年1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访问西柏坡，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都由他担任翻译。新中国成立后，师哲的翻译任务更重了，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10月周恩来赴苏同斯大林商谈中国派志愿军赴朝鲜问题、1952年8月周恩来和陈云访苏商谈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年10月刘少奇率团参加苏共十九大等，都是由师哲担任翻译。师哲最后一次为中央领导担任翻译是1956年10月随刘少奇、邓小平赴莫斯科同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讨论“波匈事件”问题。之后，他就到山东工作，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临行前，师哲向刘少奇请示工作。当刘少奇问谁可以接替他为中央领导担任俄文翻译时，师哲建议从各单位选调一些有发展前途的年轻翻译，组成一个专门的翻译组，放在中央办公厅，这样中央使用起来比较方便，便于培养和教育他们，也便于保密。刘少奇采纳了师哲的建议，把建立翻译组的任务交给中办主任杨尚昆。

　　1957年1月上旬的一天晚上，刘少奇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因师哲已去山东，只好请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姜椿芳担任翻译。恰巧这天是星期六，司机早已下班回家，姜椿芳找不到司机，只好坐三轮车到中南海西门，然后气喘吁吁地赶到刘少奇住地的会客室。完成翻译任务后，已是凌晨2点了。事后，刘少奇认为半夜三更把一个50多岁的老同志叫来当翻译实在不方便，便打电话给杨尚昆，催他尽快组建翻译组。

　　杨尚昆在同中办副主任李颉伯讨论组建翻译组时，李颉伯推荐了我。那时，我正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率领的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和东欧国家。杨尚昆推荐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朱瑞真，说不要办理调干手续，打个电话就可以过来。李颉伯又打电话给师哲，请他在中央编译局挑选一人，师哲推荐了赵仲元，说他将出差去山东，一个星期后回来即可上班。

　　1957年1月中下旬，赵仲元、朱瑞真和我先后到中央办公厅报到，中办翻译组正式成立。1957年1月到1966年6月，我在中办翻译组工作了十年，见证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由友好到破裂的全过程。

　　（摘自百年潮2010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