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崇俊：岁月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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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父亲之托把他的回忆文章放上来。都是一些凡人小事。拜托大家。

1 张家滩和解放桥
四川，是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巢穴。解放四川，谁都预料一场恶战在所难免。可解放川东垫江的过程，却是金鸡高唱，和平接管。
记得解放前夕，县城路过了一批又一批的国民党军队，他们的服装、军容、装备都整齐，并不扰民，来去匆匆。给老百姓带来了一些迷惘、惊奇。
一天，我去南街郭世富家玩，他给我介绍了一位客人，他是谁？一位军官。从哪来？就是从刚过路的部队中开小差的。可见，国民党部队军心涣散，到了何种程度！
解放军进城后，在庆祝晚会上，我们学校的教师好奇地问一位战士：“这次，你们打了几仗？”战士笑着回答：“国民党军队跑得太快了，我们追到哪里，就解放到哪里。这不像打仗，好象是在赛跑。我们走得太累了！”那时，不通公路，就比赛两条腿谁迈得快。
12月7日下午4点左右，垫江县城的上空，天色碧蓝，冬水田映着枯树的倒影，碧波荡漾。胡启恒带着几位地下党的同志，行色匆匆，赶到了南郊张家滩桥头。此时，解放军的一位指导员正拿着望远镜在查看地形，胡启恒赶上一步，连称：“同志们辛苦了！”并且向他介绍了情况，说明地下党已经把劝降的工作做好了，县长正率领旧政府官员在育婴堂附近，等候解放军入城接收。接着，解放军整队进城，沿途老百姓敲锣打鼓，不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群众情绪热烈，盛况空前。晚上，热情高涨的群众，又在城北公园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晚会，同时收缴了县国民自卫总队的全部武器。垫江就这样和平解放，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为了纪念垫江和平解放的时刻，“张家滩”从此改名为“解放桥”。
我在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把口袋里所有的钱，买了鞭炮，燃放庆祝。可今天，这是庆祝解放呀！我们渴望已久的“山那边哟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的美好前景，不久就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这改天换地的胜利喜悦，我们该如何庆祝呢？
我灵机一动，发动一些学生砍树枝，堆得老高。晚上，我们在球场当中，点起篝火，火光把夜空照得通红，同学们围成圆圈，又唱又跳。记得我临时编了个迎解放的歌，音乐老师谭自燮谱了曲，高亢的歌声，从古老的保和寨上，传向了四面八方。
第二天早上，全城所有的机关领导和相关人员，在简易师范学校开会，听入城解放军领导作报告。这天，人早早就到齐了，黑压压的一片，连那些抽大烟、睡懒觉的官绅，都提前到达，会场严肃、宁静，一个穿着旧灰布军装、腰间挂着手枪、瘦瘦的军人，上台讲话。他主要讲全国形势发展很快，解放全中国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部队目下的任务，主要是追剿逃窜的蒋匪帮，县里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治安委员会，由七人组成，主任委员李学民（地下党员），委员中除胡启恒是地下党员外，其余都是县里军、学、商界的非党知名人士。他把名单念完后，就散会，部队随即开拔，离开了垫江。
李学民，当时听说他在新民乡以挖煤作掩护，他的情况我一点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交通局长的徐坚同志，他兼任我所在单位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的办公室主任，是我的顶头上司，这个老革命，他到延安前参加地下党，入党介绍人就是李学民（原名李英才）。为一些历史问题，徐坚在文革中很受了点冲击，西南局还开过全体大会斗他，这说明李学民曾经是个老资格的地下党员。李学民这个主任只当了几天，就调到万县（现万州）去了，由徐树人接任，直到12月19日西南服务团的人员到来为止。
12月12日，新华日报报道：“……另部解放军于7日解放垫江，国民党县长率部投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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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来是你

胡启恒和刘德彬关系好，德彬是1939年入党的老党员，启恒倾向革命，受德彬影响较大。我和德彬是小学、初中同班同学，大学阶段一块办《桂溪风》，关系很好。相互的思想倾向，知根知底。

解放前，有个晚上，县城的一间小屋里，灯光昏暗，拥挤着坐了七、八个年轻人，神情严肃、紧张、神秘。干啥？新青社为新入社的几个同志，举行宣誓仪式。会议由胡启恒介绍我的情况，举手、念誓词，经过这些程序，仪式完成了。

这次入社，我有点高兴。为什么？因我在南京参加学生运动时，心里有个结，没有组织，光有理想，不踏实，这回了却了宿愿。

启恒给我讲，中心县委的指示是：“保护城乡，配合接管。”要作好县里军政上层人员的策反劝降工作。

11月下旬的一天，县国大代表谭叔愚在家召开“应变会议”。谭家住南街，穿过一条种有翠竹的小巷，便进到客厅。开会的人，有20多位，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闵克勤来得较早，他一身军装，斜挂皮带，脚穿长统皮靴。先到的人相互寒喧，烟雾缭绕，噪声一片。闵克勤把专署驻垫江保安大队长谭道禄喊到一边，问他应变办法，谭说：“我和军统谍报组长邓乐群商量过，先把部队拉到新民乡，解放军来，打烂了，上西山！……”闵说：“好呀！那我们也把队伍拉出去。”……顽固分子想要顽抗到底，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地下党派新青社员潘本立，以县大专同学会理事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开始以后，讨论的焦点是“打”、还是“跑”。在这种关键时刻，参加会议的人，还真想听听年轻人的意见。潘本立说：“能不能不打不跑，找出一个稳住社会，保住家乡的办法。”闵克勤紧接着亮出了底牌：“谁能让共产党出来和我们当面谈，我们不跑不打，他们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吗？”……

情报反馈回来后，特支书记徐树人认为，这是大好时机，只有主动出击，才能作好争取工作。谁出面？启恒说：“我在县城时间长，三教九流都有来往，他们不会对我起疑心的，我去谈！”

12月1日上午，县农科所大门两旁的几棵槐树，在冷风中焦燥地摇曳，会议室里，廖县长的代表皮世德、谭叔愚的代表谭正品、自卫总队副总队长闵克勤、县参议员刘琢之、县农推所主任余麟章，正急切地等待着地下党的代表。当启恒走进会议室，主动同大家握手，自我介绍：“地下党派我来向大家问好！”大家都愣了，过了一会，才惊呀、高兴地大声说出这么一句：“呵！原来是你呀！真是天天见面，不识庐山真面目呀！”

接着，启恒传达了二野刘、邓首长，对投诚人员“既往不咎、立功受奖、不念旧恶、量才录用”的指示，大家齐声说：“好！好！”心情一下放松了下来。启恒又讲了上级对准备接管的四点指示，大意是自卫队等候整编，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财产，护厂护校护路等等。

谈判结束后，廖县长和闵克勤把这些要求，很快拟了公文，布告全县，为保境安民、和平解放打下了基础。

解放初期，启恒在公安局工作，在这期间，闵克勤、谭叔愚被镇压了。他们相信启恒讲“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话，“放心”得太早了。我估计，不知道阶级斗争复杂性、残酷性的人，何只胡启恒一个。

1965年，分别15年后，我又在垫江见到启恒，这时他已调任非权力核心的县文化馆长。文化馆在县城东门禹王宫，这晚他留宿我在馆里。这次见面，言谈少了。我问他：“怎么我的几个侄儿也算‘地主’，不准上学？祖辈的账还记在孙辈头上呀？”他没正面回答我，只是说：“这些当权的，看不起地下党员，他们知道是谁到张家滩去接解放军的吗？”

文化大革命中，我接到过他一封信，让我帮他去找原地下党长寿中心县委副书记范硕默，证明是范接受他入党的。唉呀！天哪！想不到连他的党籍都出了问题！好在，我到省医院病房找到了范，他承认胡启恒是党员。我立刻给他回信，让他快派人来调查，我说：“范的病很重，怕来晚了，见不到人！”

时间到了九十年代，我回了次垫江，胡启恒已退休多年。我说我要去看他，友人说他已老年痴呆，叫我不要去。有病，更要去看。他在家戴了顶厚厚的绒帽子，手提一个垫江特有的灰笼，他见到我时，用铜筷子拨了下灰笼的火，把灰笼递给我，让我烤手。这次，他没骂人，也没提“张家滩”。可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心想，你能平平安安活到今天，我真为你庆幸呀！就算你为垫江和平解放立过功，用后来的观念来衡量：你把闵克勤推荐为垫江县临时治安委员会委员，你敌我不分；说你历史、社会关系复杂，你说得清吗？真幸运！

每个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留下了不同的历史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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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说错了

我回垫江不久,新来了位县长廖鹏飞。那年代，县政府机构小，没有副县长，只几个科，每个科二、三人，廖来时只带了个秘书，机关原班人马。按旧礼俗，县里的一些主要乡绅，要为新县长接风洗尘，因我是垫江私立安定中学校长，算个单位领导，这些宴请，我大都应邀作陪，我自然就认识了新县长。

我这人内向，不愿和人交往，更不愿和当官的人交往。可启恒让我作些上层人士的劝降工作，于是我冒然主动去见了这位县太爷。一天下课后，我走到衙门口，经过两棵大黄桷树，进去有个小客厅，十来平方米，两把木靠椅，一个小茶几，廖县长给我泡了茶，很随便地就谈开了，当谈到战备问题的时候，他很坦诚地说：“前几天退下来那么多部队，他们都抵抗不住解放军，县里哪有这个力量。”趁此机会，我就直截了当地为他当了回参谋，我说：“我和你一样，都是刚从大学毕业，来到垫江没几天，可以说没干什么事，我如果作到学校不停课，你做到保境安民，就是解放军来了，他们能说我们什么？不但没过，还有功。”我说的是实话，他可能认为我在跟他“做工作”，谈到这里，他以一种坚定的口吻表态似地说：“胡校长，你放心，我保证不跑，负责到底。”

这是谈判？是交底？反正，我懂了，告辞！

有新华社报道为证，廖县长实现了他的诺言，率部投诚。许多年后，我问廖县长的下落，听说被镇压了。

我当时说的话错了吗？我们是刚毕业呀！是没干坏事呀！响应号召，主动投诚，不是“既往不咎”吗？“县长”就是反革命，是阶级敌人，对阶级敌人就要“专政”，杀无赦！

顺便讲一下潘本立，解放初很活跃的，容易犯以革命、进步自我陶醉的毛病！听说，不久，在学校教书时“犯了罪”、“劳改”、“病死”了。犯什么罪？有人信，有人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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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回眸
4 深山出太阳

解放战争年代，和解放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歌剧《白毛女》久演不衰，风靡一时。以后还拍成电影，全国放映。

《白毛女》以它源于生活的现实题材，深刻揭露旧中国的社会矛盾，形象地说明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强烈对比，大大地激发劳苦大众打破旧世界，积极参加革命斗争的热情。

这个剧本在国统区，理所当然是“禁书”。我孤陋寡闻，对这本书一无所知。刚解放，“禁书”解禁，地下党员郑华（当时失去关系，1983年恢复）马上把这本书奉献了出来，正如剧中的一句台词一样：好像深山出太阳。对于“戏剧”，我们安定中学的师生，可能都没有接触过，什么导演、演员、化装、服装、布景、道具、灯光……，我估计都是一窍不通。更不用说“歌剧”了。

我们这帮人要在县城公演歌剧《白毛女》？谁敢说这个话？反正，我没有这个能耐！

一天夜里，训育主任汪曙光，到我寝室来找我。寝室很窄，我让他坐床上，一盏油灯，半明半暗的。他说：“校长，我想排演《白毛女》！”

天哪！这点子只有他才想得出来。汪老师，穿着西服便装，留个平头，体格健壮，挺精神的。校里这些老师年轻，常常突发奇想，让我吓一大跳。我们学校设在县城制高点的保和寨上，寨上陡峭城墙的制高点又面向县城。一次，他们动员学生，把庙里的一口大钟，沿着十分险峻的台阶，抬到了全寨的最高点，每天12点时，就让工友上去撞钟，雄壮的钟声响遍全城。当时，老百姓中间有个流行语：“保和寨的钟响了啊！快放学了！”或者说：“该煮饭了！”

我说：“我们哪有演歌剧的条件啊？”

他说：“你莫管，我来办。”这种冲天的革命干劲和精神，我哪敢反对！那你就去吆喝吧！

主角白毛女，学校女老师都没有，到哪找？在西街住家有个女老师李增恕，在重庆女子师范学院体育科毕业，现回家“避难”。同她一道回来有个女同学叫段麒麟，她虽是学体育的，可对唱歌跳舞既爱好、又有一些基本功，关于演喜儿的事，和她谈，一拍即合，她满口应承、答应了。

汪曙光自告奋勇演杨白劳、余文理演黄世仁，……反正，学校的老师，他们认为合味口的，都拉进了剧组。

学校食堂成了排练场，还邀请了梅亚松老师来负责音乐，风琴、二胡、口琴，有什么奏得响的都弄来，咿咿呀呀，闹个不停。排练晚了，李增恕、段麒麟就干脆住在学校，不下山了。

经过十多天的排练，在西街龙王庙真的演出了，当然轰动城乡。演了相当一段时间，来看演出的人很多。演得好不好？老实说，我不知道。汪老师分配我的任务是管景片，我长时间在后台，组织一批同学，把景片编上号，两个同学负责一张，坚守岗位。前一场演完了，下一场很快就换上。我还演了一个角色，就是斗争黄世仁时，我扮演了个领导干部，出场说了几句话。戏演得咋样，我一次没看，不好评说。不过，我学会了《白毛女》剧中的很多歌，什么“北风吹，雪花飘……”现在还能哼几句！

演出的时候，西南服务团来了，县政府正式成立，县委的政委和政府的县长，都来看了我们的演出。我们为学校增了光吧？

这次演出，不管好坏，总算在垫江戏剧演出史上，创造了几个第一：第一次完整地演出了大型歌剧；第一次演出了以解放区为背景题材的大戏；第一次在垫江舞台上歌颂了共产党，也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人们迎接解放巨大热情的汹涌澎湃！

以后，段麒麟回重庆建工学院读书，毕业后在西安某火电设计院当了高级工程师。“白毛女”转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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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归队

《白毛女》公演完后，妻在华西大学“寄读”已完成学业，正在重庆七星岗市民医院实习，我匆匆忙忙就去了重庆。

怎么个匆忙？现在说起来可能你不信。

我没有和董事长打招呼！没有找教师开个什么会！没有找教务主任问问学校经费收支情况！临走时，我也没回学校拿一分钱！这个学校好像和我这校长没半点关系似的。我只是和教务主任熊大象说了一声：“我走了哈！”

我糊涂、我歉疚！我对不起我聘请的这些老师们！

我到重庆不久，接到胡启恒的信。他说：“县里已报请川东区党委批准，任命你为垫江中学校长，希望你马上回来到职。”他后来又来信催我，让我尽快回去。

我怎么想的？解放前，我回去当校长，可以帮助解决一些老同学的就业问题。现在想什么？如今是新社会，我学土木工程的，我应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当时看了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描写那些共青团员战天斗地的情景，让人十分向往。所以，我当即给启恒回了信，我不回去，决定“归队”。

在县里，县立垫江中学是一个完全中学，校长可能有个什么级别，总算个小官。我不懂什么级，成渝铁路开工，我到资中工务段当了名学习技术员。

我这决定，自认很革命，豪情满怀，却给私立安定中学的老师们，带来了一些暂时的困难。幸好，不久，他们大都到重庆等地，顺利找到了新的岗位。熊大象任重庆某中学校长、熊维熙任重庆14中教师、余文理和谭自燮去了荣军学校、易权经到湖南某矿当工程师，刘德钦继续上大学……

文化大革命中，熊维熙在重庆14中学任数学教研组长，也算成个走资派，被打得爬回家，来成都避难时，到我家作客，谈到安中往事，他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说法！

我家住铁路新村，午饭后，在朝南一间小屋喝茶，都坐在床沿上，他个儿小，细声细语，大发高论。他说：“你要不走，比如训育主任汪曙光是蒋经国办的中央干部学校的学员，上校军官，台湾蒋政权的某些高官是他的老师或同学，在镇反运动中，在迷信暴力的年代，这后果你能说得清吗？走出来了，大城市、大单位，政策掌握好一些，汪曙光后来不还成了统战对象吗？”

我再道歉，我说：“几十年来，我没听见哪位教师怨我，真对不起！”

维熙说：“你说得不对！现在看，你帮了我们大忙。”

有道理！前不久，垫江老乡易权度从涪陵来成都，到家中看我，谈起往事，他说：“我在垫江和你的学生易伯康等闲谈时，他们讲，幸好胡校长走得早，要留下来，说不定也活不到今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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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内控叛徒

我介绍傅伯雍，主要是想对比一下，假如我留下来当垫江中学校长，可能会是什么下场！

傅伯雍和我小学、中学同学，光华大学毕业，垫江女中教师，地下党员，“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大屠杀的幸存者。

垫江女中特支，上级指示作为重庆和游击区的转运站，曾送去一些同志和枪支弹药等物资。1948年10月的一天，大竹县山后区党委派党员干部游中相来垫江联系工作，当晚在北门外张家塆被捕，特务凶神恶煞地把游捆起，从身上搜出个日记本，本子上记有傅伯雍、盛国玉、陈鼎华三人的名字。因此，特务先后抓了他们三人，投入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

1949年11月27日晚，漆黑的夜空飘着细雨，在急促的竹梆声中，几辆大卡车满载着特务，开进了渣滓洞炭坪。特务李福祥、余相北，拿着手电、钥匙，把200多个难友，全部集中在楼下8间牢房，8支冲锋枪对着8个牢房窗口，疯狂扫射。然后，特务把牢房打开，见着没死的，补枪。再关上牢门，堆起干柴，泼上汽油，纵火，牢房一片火海。当时，因特务极端恐慌，没了电灯，几十个幸存者，掰开牢门，冲出牢房。站在远处瞭望的特务，看见有人跑出来，立即端起冲锋枪扫射，冲出来的人也牺牲了大部份。

傅伯雍呢？牢房附近有个水磨，平时看守曾押着他来磨房碾过米，傅伯雍冲出来后，就机警地钻进了米房，和另一个难友，撬开了一块木地板，下到小溪沟里躲起来，没被特务发现。那些躲进厕所的，通通被枪杀了。天亮后，两位难友，沿着小溪，爬上了歌乐山。冬天很凉，穿着囚衣，晓风吹来，全身战栗。两位难友这份光景，觉着为了躲避敌人耳目，还是分开行动好。生死患难相共，前途吉凶未卜，便将一把随身带的木梳，折成两截，各拿一半，留作纪念。

仅隔两天，重庆解放，傅伯雍到“脱险同志联络处”报到。以后，自愿要求回垫江，报效乡里，任县教育科长。谁料，1956年，垫江开展了一场党内肃反斗争，转眼之间他被定性为“内控叛徒”，全家株连。

有证据吗？有，三条。

一、“中美合作所”是军统头子戴笠直接掌控，关押重要政治犯的地方，这样严厉监控的集体屠杀，不是因你叛变，特务故意放你，你能跑得出来吗？二、傅、盛、陈三人被捕时间有先有后，一定是傅供了盛国玉后，抓盛，盛供了陈鼎华后，抓陈。三、所谓游中相身上的日记本，没有着落，纯属编造的谎言。

对这个结论，傅伯雍不服，申诉了廿多年，材料几大堆。他认为这些“推理”，通通站不住脚。垫江女中那些党员，一个没被出卖，唯独盛这个农村妇女群众被出卖了，有啥道理？火烧牢房，一下冲出来几十个，既然这些都是特务故意要释放的人，为什么大多数后来又被枪杀了？要放“叛徒”出来做内奸，为什么要集体放？不悄悄放？游中相的笔记本，被特务搜走了，自己怎么可能去找回来呢？那年月，申诉等于翻案，翻案必须加罪，昔日的脱险“英雄”，现在变成罪人。

打倒四人帮后，全国掀起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从1979年开始，经过县委组织两年的调查，游中相的日记本，在敌人档案中查到了，傅伯雍的“内控叛徒”问题，才有幸得以平反，重新定了个干部22级。为这事抱不平，刘德彬写信给省委统战部长黄启璪，黄将信转给省委组织部领导，特批改定18级。让他再享受一次大学毕业生的待遇。

我有傅伯雍的政治资本吗？他尚且这样，我能更好吗？如果现在让我猜，我会毫不犹豫地猜个“上上签”：“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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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二次救我

妻属于不和人争高低，不惹事生非，安份听话那种知识分子；对病人，不论职位高低，一视同仁的那种医生。她生前，我从没想到，她曾经多次救过我的命，是这些年才忽然意识到的。

解放前夕，要不是她托友人给我送来两张回四川的船票，我肯定留在南京。我离校后，我的垫中同班同学董俊松，是学生运动中“四一大血案”时的总指挥，南京解放后是学校校务委员。我不回四川，完全有可能和他一块参加西南服务团，可能一块分到云南江川，在江川和他一块去的几个同学，都在征粮中被土匪杀害了。

我把这看成是她“第一次救我”，是言过其实，还是言之成理？

我前面讲，要不因为妻在重庆实习，我决不会那么匆忙去重庆，决不敢抛弃那么多老师，更不敢“对抗组织”，拒绝到垫中任职。如果去了，后果呢？上一节讲了傅伯雍，这里再对比讲一下盛国玉。

盛国玉的丈夫叫余梓成，是地下党员，但她并不知道。只是因为游中相那个日记本上记有盛国玉的名字，她糊里糊涂被抓进了渣滓洞监狱，关在第二女牢房，和江姐、邓惠中、胡启芬等关在一起。当她被关在重庆长官公署二处时，曾见到了杨森的侄女、共产党员杨汉秀，杨还告诉她：“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她觉得很荣幸。

大屠杀时，盛国玉的床正对牢门窗口，冲锋枪扫射时，真是奇迹，竟没有打中她。特务进屋来补枪，用枪托打了她几下，她没有动，特务认为她早死了。特务出去后，屋里还有胡芳玉活着，胡芳玉听见她床响，叫她起来，喊她：“快走啊！”在门外的特务，听见屋里有响动，从窗口对着胡开了一枪，胡死了。以后，盛国玉不敢乱动，直到火烧得大了，屋顶都快塌了的时候，她觉得熬不住了，心想，与其烧死还不如象胡芳玉那样被枪打死好受些，于是她鼓足全身的劲，跳过门口的两堆大火，闭着眼睛，纵身跳下一米来高的台阶，跳到了院坝里。她原以为特务马上会向她开枪，想不到等了一会，什么事也没发生。原来特务已经撤了。她跑到离八室不远的厕所，躲在尿槽里，直到天亮，老乡进来把她救了出去，躲到重庆解放。

在那次党内肃反斗争中，傅伯雍定性为“内控叛徒”，盛国玉呢？既然认定陈鼎华是她出卖的，陈已在大屠杀中牺牲了，盛国玉该定个什么罪、戴个什么帽子呢？她不是党员，不能定“叛徒”，那些人想来想去，终于给她找来一顶似是而非的大帽子：“坏分子”！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呀！

盛国玉“坏分子”的帽子，戴到什么时候才摘了呢？她和傅伯雍同案，傅1980年摘帽，盛也是拖到1980年，才回到了人民的行列。不过二十多年过去了，大好年华已逝。那些年，没有补偿政策，让你回去仍然当个小学教师，已经对你够宽大了吧！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里有个主题歌，其中有句歌词是：“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盛国玉连她丈夫是共产党，她都不知道，她怎么可能去出卖陈鼎华呢？那些高明的福尔摩斯，他们的“推理”水平怎么就那么低呢？除了明知故犯，你找不出任何解释。

用这两个人的生动例子对比，是不是可以这么假设：我如果留在垫江当校长，会戴上什么帽子呢？可以说你和地主阶级划不清界线，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吧？如果老师中有人出了问题，可以说你是包庇反革命吧？在“三、五反运动”中，你两任校长还不当“老虎”，谁来当？旧知识分子翘尾巴，你看不起、打击排斥工农干部，对吧？反正，无论定你个什么罪都可以，革命的需要，运动一来，凑百分比也得把你凑进去？当然，这是“推理”假设。

妻这“第二次救我”，总不能算我找话来说吧！那么严肃、沉重的事，哪敢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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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幼稚的狂欢

我从垫江起程到重庆时，向新青社员龚开基的叔叔龚泽普，要了一套黑布棉衣穿上，心想我从外表也要打扮成一个革命者。

到达重庆后，我住在同乡兼私塾同学聂诗言家。早上，我去找老妻实习的市民医院，从七星岗上去要走一段上坡，才到医院。到了门诊部，看见妻穿着白大褂，还是戴着那付近视眼镜。见我去了，她急忙介绍蒋主任，还有赵皿等两位中大实习同学。她端了个凳子，让我等一会。我看见她忙里忙外，喊病人、拿器械、问病史，还像个大夫的样子。

挨到下班，她拉着我一块到门诊部后边的食堂吃饭，八个人一桌，坐满就吃。饭后，爬了一段很陡的梯坎，才上到她们的单身宿舍，她住在最外边靠左的一间，两张单人床，一个条桌，两把木靠椅。那个年月，这条件很不错。

妻曾经告诉过我，她读书时寒暑假回家，总要把学校里的事，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向父亲讲个够。今天好容易有个机会，她把重庆解放的经过，急忙给我讲。细节我忘了，我只记得她说：开始听说国民党特务开过会，要把重庆的桥梁、仓库、渡口……通通破坏，才撤退；有的又说：杨森逃走时，要纵火烧城，医院呢，当然也是干扰破坏的重点。大家紧张极了，逢人就打探消息：“怎么样，解放军离重庆还有多远？”巴不得他们跑快点。大家焦躁地等了两天，传来消息，杨森跑了，解放军过江了。重庆悄悄地迎来了解放。

一会，同寝室的贺启芬回来了。贺大夫万县医专毕业，地下党员，画了点淡妆，容光焕发，青春美丽。贺是妇产科大夫，解放后曾奉派到苏联留学。听说，回国后，在一次生小孩时，难产，死了！还真是医生医不了自己的病，一个妇产科大夫竟死于难产。不过幸好，她没赶上文化大革命，没被戴上“苏修特务”、“反动权威”的帽子。这都是后话了。

那年月，在国统区的年轻人，只要信仰相近，真是毫无顾忌，无话不讲，口头语：“都解放了，还不该狂欢几天。”当贺大夫听说我是垫江人时，她马上问我认不认识刘德彬？我说是老同学、好朋友，原来贺大夫和刘德彬在万县医专同过学，一下距离更拉近了，她说：昨天刘德彬还来看过我哩！

谈起刘德彬，妻突然想起了什么，她很得意地考问我：“解放后第一批进中美合作所的人员是谁？”我咋知道。她大声宣布：“是我，我是第一批进去消毒的。”可一会她又改口了：“不对，我不是第一批进去的，中大医学院同学陈梓璋，她的爱人郭崇学在大屠杀中牺牲了，重庆解放后，第二天一大早，她就进去找郭崇学，她比我还早！”

由“中美合作所”，贺大夫又讲起了杨汉秀，杨和贺有过工作关系，她说：杨汉秀从延安奉派回来，作她伯父杨森的劝降工作，听说提了三个条件：起义投降、保境安民、活捉蒋介石。这前两条好说，这第三条杨森碍难。没法，杨森为了向蒋介石表忠心，只好牺牲杨汉秀，解放前夕，她被“中美合作所”的特务勒死在歌乐山荒郊。现在看，杨汉秀死了是烈士，英名长存；活着呢？

妻生怕我不知道新闻，她一边用小刀切广柑，一边接着贺大夫的话，给我讲：“中美合作所大屠杀，不是十一月廿七日开始的，早就断断续续杀了一批囚徒，只是解放军来得快，急了，才集体大屠杀的。”她还描绘，她们进去收集了很多血衣，用大锅煮沸消毒后，树枝上到处都挂起血衣。

那一段时间，我几乎天天都去医院。有一次，我们还约了中大的一批女同学，在上清寺聚興城银行黄启愚婶婶家聚会，七手八脚，一边弄吃的，一边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咳嗬！咳嗬！非常兴奋，非常起劲，算得上“狂欢”！后来，妻责怪我，大家都在干活，就你不动手，好意思？我说：“我唱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只顾高兴。黄启愚当年抗日爱国，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参加过“青年军”，后来被整得死去活来。启愚，这是当初天真的你绝想不到的吧？

我和妻一块，还到一个有名的剧场，看过话剧《血泪仇》。阶级教育嘛，反动的剥削阶级欺压劳苦人民，使我们更坚定了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信念。

狂欢归狂欢，小知识分子难免也有牢骚，在回来的路上，妻不满她们医院的军代表，向我唠叨了几句：“他念文件都念不通，一开腔就是你们要好好改造，简直以征服者自居。”

我后来到“脱险同志联络处”找到了刘德彬，他还是用当年老朋友的规矩，留我在他那里住几天，他们那时是揭露蒋匪帮罪行的活教材，人们把他们当英雄，享受“中灶”待遇。他还不懂得得什么叫政治审查，只是为等到了“天亮”高兴，一心要记住死去难友们的嘱托，跟着党把革命进行到底。他们成天忙着筹备烈士追悼大会，研究烈士名单，编写《如此中美合作所》纪念册。他给我讲了在渣滓洞监狱一些受刑的故事，表演了一下什么叫“老虎凳”。

我和妻受传统观念影响，对大学文凭是十分看重的，妻担心在市民医院的实习成绩，学校不承认，决定再回南京。谈到学历，这里讲个故事，老妻单位的人事干事，是个老同志，还有个营养师是个大学毕业生。两个退休后，碰在一块闲聊当年的事。营养师埋怨人事干事说：“我当年大学毕业，你把我和一般没学历人一样‘打整’，都弄个助理干事，这公平吗？”人事干事把嘴噘得老高，很不服气，她说：“我那时又不懂大学毕业生，该定哪一级，反正，来的都是助理干事！”从老区来的干部一般只重视什么出身、那年参加革命，是连级、营级、还是团级，哪管你什么大学本科、专科、几年制学制，有没有文凭？妻争取再回南京是怕拿不到文凭，可这一辈子也没人问过她一次文凭的事。那些年，什么大学毕业？人人都是革命大学毕业，什么工作都能干。“外行领导内行”，天经地义！

不久，我通过聂诗言找到他跑上海轮船的朋友，在弹子石岸边，把妻和她的同学赵皿，这两个幼稚的狂欢者，愉快地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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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四十年的愿望

我抗命不遵，要去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去哪里呢？

后来，恰逢东北招聘团来重庆招聘技术人员，心想这大概可以如愿以偿了吧！东北，太远！干什么？不知道。心里七上八下。

这时，听说要修成渝铁路。我去沙坪坝见到徐光华、李盛琼两位老师。李老师说：修成渝铁路，好呀，建设家乡嘛！徐光华老师也认为合适，他帮助出主意：“听说成渝铁路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也是四川修的第一条铁路，占了两个第一啊！我有个朋友叫陈祖闛，就在成渝铁路工作，我给你写封信，你去找他打听打听。”

另外，我还听同学说：四川闹修铁路，闹了四十年，旧中国一寸钢轨没见着，解放了好呀，马上动工修建。啊，原来这是四川老百姓四十年的愿望呀！难怪，后来我听他们唱有关成渝铁路的歌，其中有一句就是：“四十年来说修路，派款又拉夫……”

拿着徐老师的信，我往城里去找陈祖闛。我是中午去的，他宿舍在嘉陵新村附近，从两路口上去，要爬很陡、很长的一段台阶，才到了他的住处。我敲开门，一个身穿长衫，高高瘦削的中年人，很和气的接待了我，他看了徐老师的信，他说：“想来修成渝铁路，好呀，欢迎呀！现在成渝铁路正在招聘人员，你拿着结业证书，来局里报名就是。”

接着，他以一个长辈关心晚辈的口气，给我讲了成渝铁路一些历史故事。他说：“修这条铁路可不简单，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王朝，和这有直接关系呀！”

这怎么和辛亥革命拉上关系了呢？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他们主要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夺取在中国的筑路权。如象法国要求修滇越铁路，英国要求修滇缅铁路，德国要求修胶济铁路，俄国要求修东清铁路……。成渝铁路是川汉铁路的一部份，当时就有英、法、美、俄、德五国要争夺这条路的筑路权，为了“保主权”，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争取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我国自己在四川成都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开始叫“官办”，后改为“商办”。修铁路的资金从哪里来？虽然名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租股”，就是按土地实收粮食的百分之三缴纳“股”金，这是一种强制性的摊派，或者说是变相的税收。这部份股金约占到全部股金的80%。这就是说，修铁路的实际股东是全四川的老百姓。

强制摊派老百姓拿钱修铁路，这叫爱国，也还说得过去。谁想到，川汉路在1909年12月开工，到1911年5月，清政府就宣布“干路国有”，这实质是要侵吞从老百姓那里收来的九百多万两白银。因此激起了民变，四川省有142个州、县成立了“保路同志会”，派代表向四川总督赵尔丰请愿，赵尔丰对请愿群众实行了血腥镇压，发生了成都血案。于是各地纷纷起义，组织“保路同盟军”，多达二十多万人，全省各地罢工、罢市、罢课，声势浩大。但清政府强取豪夺之心不死，急从湖北调动两旅鄂军入川。人民群众为保住自身的股金、血汗钱，奋起反抗，带领鄂军入川的湖广总督端方，在入川的路上就被“同盟军”杀了，四川总督赵尔丰也在成都被砍头示众。

由于从湖北调兵入川，当地军力大减，革命党人在湖北武昌起义，一举成功，为埋葬清王朝奏响了葬歌，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成功的前奏曲。

如今，在成都市人民公园里，还高高地耸立着“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纪念这次保路斗争！

当我了解这些故事以后，到成渝铁路搞“建设”的决心，已不可动摇了。

大概是第二天，我就拿着重庆大学给我发的临时毕业证书，到成渝铁路工程局去报名。那时候，觉得解放了办事真方便，来一个、考一个，当场就考。一个什么人，给我出了几个政治题，比如：五星红旗代表什么意义？一会就完了。又换了一个屋，出来一个人，简单问了我几个技术名词。得了，当着我宣布，你被录取了！

因为成渝铁路沿线还有土匪骚扰，暂不能到工地去，领导决定我们这些新招聘的人员，先集中起来学习一段时间。

我们集中学习的地点，好像是国民党时代的九龙坡机场，所以我们单位的名称叫：“九龙坡学习大队”，大队和一中队住在飞机坝，我分配在二中队，住地和一中队相隔较远，像个学校，有大食堂、操坝，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近些。中队下边有区队，我们二中队下边好像有三个区队。我到了学习大队后才发现，我们重大土木系同班的同学，大多数都来参加学习。听介绍，一中队的学员是散居各地的“旧”人员多一些，我们二中队刚毕业的大学、中专学生多一些，好像仅三区队有些领工员、测量工。我分在一区队，区队长李孔文，我们小组八个人，四个大学生、四个中专生，在一间十来平方的小屋里，睡地铺，开会、学习都在那里。

学习前半段，是学《社会发展史》，由大队长孙连捷作辅导报告，他一讲一天，甲乙丙丁、一二三四，太多了，我都认真记的。后半段，学技术，由局里派高级工程师来讲课，比如怎么注意排水，防止冲刷路基等等。

多年以后，我们当初小组的熊晫同志（后任西南交大副教授）告诉我，他在学习大队还挨过一次批判。我们的伙食是大灶，开饭时，每桌用一个洗脸盆装一盆菜，放在院坝里，饭是用大木桶蒸的，八个人围成一圈，大家在地上吃。有个礼拜六，有些同学回家去了，锅里的菜剩了一些，熊晫和几个同学要求增加点菜，和炊事员发生了点争执，后来熊晫被点名批评，说这是他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在会上熊晫声明了几句，队长李孔文看他是个新学员，找他谈了次话，才把事了结，知识分子开始尝到点挨批的味道。

很巧，二区队的区队长邵善臻，是我中大土木系的同学，随西南服务团技术大队来的，他那时是供给制，要发点津贴，星期天，他拉我去下馆子，硬要帮我改善一下生活。他参加革命早一点，规矩懂得多一些，他反复提醒我：“学习会上，不要发表负面意见哈！”那时我革命热情那么高，哪能说负面的东西哟。

学习大队从三月学到六月份结束。结业时评学习模范，我光荣地被“模范”上了，奖了一条小毛巾、一个小笔记本。那年月，算重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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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傻丫头

我到了学习大队，心安理得。第一件事，填表、写简历，建立一生中第一份个人的人事档案。暂不讲我“写自传”自己“惹事”，先讲一个我朋友的故事。

张光婷，重庆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中学生，“暑期学园”学习后，分配到西南铁路工会女工部，和我同事。她一天无忧无虑，嘻嘻哈哈，每逢星期六在食堂办舞会，她拖着我这样的“老笨”，在舞池里乱转。我说我不会跳、不跳了；她不听，拖起就走，说我教你。

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看不见她了。

二、三十年后的一天，我从资阳回成都，上了一趟短途列车，我发现车厢里的列车员像张光婷，她一下把我认出来了，拖着我进到她的休息室，很窄，只能坐下我们两个人。

我问：“你咋当起列车员来了？干了多少年？”我太吃惊了。

她答：“几十年了！”很平淡。

再问：“为什么？”我不平。

她答：“听真话吗？吓着你了！我是‘特嫌’！”

什么根据？

“我向党交心，自己写的。”

“自己写的？你发神经！”……

列车哐嘡、哐嘡不断地响，她从休息室出去为旅客张罗一番，回来开始说下文。

那是1951年，叫向党“交心”，写自传。没有什么可以写的呀！他们说向党交待得越多，表示越忠诚，党就会越相信你。我实话实说，写了个毫不沾边的事。

我家在巴县元明乡，我有个“毛根朋友”叫刘光月，她家很穷，很小就在我姨妈家当保姆带娃娃，那哪是带娃娃，是小孩带小孩。1948年，我在街上偶然碰上了她，她说她已经结婚了，丈夫叫陈剑平，射洪人，经常打她。这以后，刘光月常到学校来诉苦，我没法，只好劝她说：“你小时候那么苦都过来了，忍了吧！”次数多了，我就说：“不让他，跟他闹。”刘光月很害怕，她说：“我不敢，他凶得很！”

因为陈剑平有时要来学校接刘光月，我们见过面。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他寄来的一封信，心里直跳，以为是他看上我这女学生了。打开信一看，里边有一张表，我看不懂，怕极了，我几下就把信撕了。从此，我主动和刘光月一家中断了联系。

火车要过隧道了，她赶快去开灯、关灯，回来，我听她再往下讲。

1953年，审干，组织部门告诉我，说陈剑平是特务，已镇压了。这样，我成了“特嫌”。

1954年，我被“清洗”出工会，去搞成人教育，教夜校。我觉得太闲，主动要求教小学，在宁夏街一小，我教的班级，小学升初中的成绩，在几个铁路小学中，名列前茅，成绩还可以。

1964年，下放我到房建段劳动，理由说我是“三门干部”。这时才有人悄悄告诉我，说我这“特嫌分子”，怎么能教育好下一代？我当工人，踩泥巴、编墙、抬水泥、运砖……啥都干，天天死心踏地在“改造”。1966年铁二局把我移交给铁路局，甩在离成都家里比较远的一个车站，我最小的孩子才五岁，怎么办？没法，我去找领导求情，我自己要求当列车员！领导开恩，大笔一勾，换到客运段，一直干到今天。”

我知道她已用不着安慰了！我问她，你跑过哪些线路？她说：“成铁局管的都跑过，现在老了，领导照顾我，让我跑短途。”

这些年，我有时见着她，已恢复当年活蹦乱跳的本色，情绪很好。只听说有一段时间生过重病。老了，我闲得无聊，想起这件往事，给她打了个电话，不讲客套，拿起电话就问：“你自己戴的那顶帽子摘了没有？”

“摘了！”

她说：拖到1979年，全国都在平反冤假错案，我实在想不通，就去找领导，要求把我为什么是“特嫌”的事说清楚。

我这事，人家早已忘了。我这一闹，才把我人事档案翻出来看。办案的人后来给我讲，他气得一脚把这鬼把戏“翻”了，我才“归队”、回工会。办案人还笑话了我一句：“当年你这个傻丫头，谁叫你乱写呀？”我心里怪不是滋味！“不过，同志哥，我现在已经懂事，这句话只是我心里想的，人面前不得说。”

这建立个人“人事档案”的事，我原来以为是学苏联、“一边倒”。现在才知道，这也是我们有特色的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