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铁鹰：秦达远冤案的前因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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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960px][tr][td][table=760px][tr][td]秦达远在被错判前是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全国教育工会秘书长，行政9级。1939年参加革命，1940年入党。由于其公开的特殊身份，一直担任地下工作，在东北和华北地区为我党收集军事情报。尤其是在解放战争中，先后获取四平地区防御图和北平傅作义起义动向，为此得到中央军委嘉奖表彰。

解放后，秦达远一直在全国总工会工作。1958年因全总所谓路线问题遭到清算，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1959年一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刑7年，1966年出狱。1971年患肝癌在银川病逝。1979年由全国总工会给予正式平反，恢复名誉。

为了可以完整的说明历史，下面我全文引用了林蕴晖撰写的一篇文章《历史下工会工作方针的反思及其受挫》

有关工会工作方针的争论，最初发生在1951年。不同意见的焦点是：工会在党的领导下，是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工会在服从国家和长远利益的前提下，是否应更侧重于维护工人的现实利益。1951年12月举行的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作出结论：李立三犯了“工团主义”、“经济主义”、“主观主义”的严重错误，结束了这场争论。

1957年春，在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之后，工会工作者开始对1951年全总党组扩大会议对李立三的批判进行反思。当年接替李立三主持全总工作——始任全总秘书长，后任全总主席、党组书记的赖若愚，虽然回避触及对李立三批判的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但几年来的工会工作实践却使他无法回避对工会工作的任务、工会与党和行政的关系等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

    批判“经济主义”带来的后果

1953年1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议关于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决议和李富春在全总党组扩大会议上关于《在工会工作问题上的分歧》的结论，认为这两个文件都是正确的。要求将这两个文件在党刊和工会干部读物上刊登。此后，全国工会系统从上而下开展了对所谓“经济主义”的批判。

工会只管贯彻行政布置的生产任务，不关心工人群众的生活福利，成了行政的尾巴。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有反映。毛泽东在1950年12月的一则批示中，就曾对工会工作中的这一问题提出批评。在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以后，随着层层批判“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工会与行政职责不分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工会脱离群众的后果是，工人骂工会是“第二行政”或“行政的尾巴”。工会干部在领导和群众上下的挤压下，自己感到成了“豆饼干部”，致使许多工会干部不敢代表工人的正当利益。有的工会干部，代表工人利益向行政提出意见，在党委会上经常被人扣上“立三路线”的帽子，不得不与行政一起脱离群众。他们深感从1953年反“经济主义”以后，过去在工人中有威信的干部，后来竟失去了党的信任，大大挫伤了工会干部的积极性，而不安心做工会工作。①

需要肯定的是，全国的工会组织在动员工人群众全力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工业化建设顺利实施，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但是，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国家、生产单位、生产者个人之间的矛盾也逐渐突出了起来。这时，工会组织就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相当多的工会干部并非对工人的正当要求熟视无睹，无动于衷。问题在于，他们是党员，党内有党纪，应该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否则就可能被戴上“工团主义”、“对党闹独立性”或“尾巴主义”之类的帽子，甚至被开除党籍。因此，工会干部往往就变成了两副面孔：在党内，他们对官僚主义的种种规定说“不”，指出它是不正确的，工人的合理要求应当解决；当他们的意见在党内被否决时，他们在党外又向群众说，那些官僚主义的种种规定是“正确的”，要求工人群众服从大局。结果是，是非不分，两头不讨好。据调查，广州、长沙、武汉、新乡、石家庄等地的一些工人，把本来是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叫做行政领导下的“工人管理科”，“官僚主义的舌头”，“行政的尾巴”等等。因为工会组织不关心或不支持群众的正当要求。因此，这些地方工人闹事就只能把工会抛在一边。

据不完全统计，在1956年的一年中，全总收到的报告和直接处理的事件就达86起之多(罢工29起，请愿57起，其中到全总请愿的24起)。一年来仅西安就发生罢工请愿40起；上海轻工业公私合营系统发生57起，其中罢工10起。罢工、请愿的人数，每起一般有十多人至数十人，多者有一二百人，甚至近千人。全总党组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事件中，有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带头参加，有基层工会主席参加。”②这可以称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工会工作“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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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hen

这篇似乎没贴全啊，没头没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