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仁：跟随刘少奇视察工作的片断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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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刘少奇视察工作的片断回忆

1991年11月12日，是刘少奇同志惨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诬陷和人身迫害，含冤逝世22周年的日子。
少奇同志离开我们20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仍然历历在目。特别是他那种强烈的群众观点和深入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
早在30多年前，我有幸跟随刘少奇同志沿京广线南巡视察工作，历时57天。在这近两个月的视察活动中，亲眼看到了少奇同志处处相信群众，事事为群众着想的博大胸怀；亲耳聆听过少奇同志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许多教诲。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为表我对少奇同志的深切怀念之情，为使我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发扬光大，现将我于1990年9月间受全国总工会工运研究会之约，撰写的一篇回忆文章，稍作删改，奉献给读者。

（一）
那是1957年春天的事。具体时间记不得了，只记得当时天气还冷，可能是2月中旬。 赖若愚同志是什么时候得到消息的，我不清楚，反正他是当天通知我，要我马上出发的。而且他只是说：“有位中央领导同志要出去检查工作，通知全总派一个人去，我们就派你去。现在就走——中央领导同志已在车站等着。”
是跟中央哪一位领导同志出去？他没有说，是什么具体任务——考察什么？他也没有说。在战争时期，我早已养成了军事化的习惯。对于领导上布置的任务，从无二话。让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绝不会讲价钱，也不问。我知道，领导没有说的也就是不该说的，也就无须问，即使问，也不会有什么具体明确的回答。
那时候出门，也没有要汽车的习惯。进城以后有了自行车，有了公共汽车和电车，就觉得已是现代化了。我骑了个自行车就往家跑（离全总很近），拿上牙具、大衣，登上公共汽车就直奔火车站。
到火车站（那时候在前门），先后见到了团中央、农村工作部、教育部等部门派来的人。上了火车，见到了邓力群同志——他当时是少奇同志的大秘书，才知道我们是随刘少奇同志 出去视察。
火车开动了，少奇同志给我们讲了话。大意是，现在群众中的问题不少，我们这次出去的任务，就是要去倾听群众的意见……。
他又指着我们说：“你们是各个部门来的。你们有你们的系统——有你们的方便——可以直接接近群众……”
那时，河北省的省会在保定。我们快到保定时，少奇同志就对我说：“你去石家庄，召集工厂工人、干部座谈。”我理解，因为石家庄是工业城市。这样，我没有在保定下车，就直奔石家庄了。少奇同志还对我说：“哪个地方问题多，你就到哪个地方去！”
在石家庄下车后，我就到了市总工会。我对他们讲的也就是少奇同志那句话：“哪里问题多，就到哪里去。”市总工会派同志陪着我，到问题比较多的一些工厂开了几个座谈会。少奇同志南下来到石家庄火车站，我和市委、市总工会的同志就到火车上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钟才汇报完。接着我又随大伙沿京广线南下，到新乡、郑州、许昌、信阳、武汉、长沙、广州等地，历时57天，行程8000里。这就是《八千里路走马观花记》这个题目的由来。
少奇同志精力充沛，当时，他已经是59岁，快60岁的人了，可他每天的日程总是排得很紧。每天下午他都要到工厂或农村去亲自作调查，晚上，就听我们和地方同志的汇报。每天总要到凌晨两三点钟才休息。他习惯于上午休息，但他知道我们上午要出去调查，很体贴我们，照顾我们。每天晚上汇报情况时，总是我们先汇报，然后说：“你们睡觉去吧，不要听别人汇报了。”可是，我们还是很想听听地方上同志的汇报，而重要的是想听听少奇同志的插话。因为，这是学习少奇同志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非常难得的机会，所以我们再累也不走。
他对每个人的汇报，都听得很认真，不仅听，还边听边记，边发表自己的看法。
他的作风，很深入，很平易近人。比如，他到了峰峰煤矿，除了开座谈会听职工的意见以外，还亲自到坑口、到职工宿舍、到一些工人家里去看看。他不愿让很多人陪，所以也没有前呼后拥的现象，总是随随便便的。我们看到职工们和他讲话时，也都是那样随随便便的，没有多少客套话。即便是有当地的领导同志在场，他们也没有什么拘束，有的人讲话还挺尖锐。我们那次下去，的确听到了许多工人的声音。
在许昌，我们到农村里还看了一些种植烟叶的农户。
忘记在许昌，还是在信阳的农村了。他发现田里的一条耕牛很瘦，没有精神，干活很吃力，当即就给农村工作部的同志出了一个题目：你们了解一下，看看耕牛够不够，耕牛的健康情况如何？
在湖南时，少奇同志感冒了。我们劝他休息两天，可是，他却坚持听汇报，听一会儿，医生就往他嘴里喷一阵药。

（二）
对老年人来说，一提1957年，就知道当时国际国内的情况，对少奇同志这次视察也容易理解。可是对年轻同志来说，就有必要稍微多谈几句。这样，才便于了解和学习少奇同志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说卖在的，在1957年的当时，我并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这些。因为谁都知道，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党的副主席，他的话，理所当然地代表党中央的。这次要回忆这些历史了，我首先重读了这年1月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和这之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时很多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毛主席在这两次讲话中都讲到了。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1956年以来，有些地方发生了群众闹事问题——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等——这是我们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碰到的一个新问题。解放以前，在地下的时候，我们党时常发动工人罢工、请愿，那是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现在，我们的人民群众却用这一套来对付我们了。这还不是新问题吗？对于这样的闹事，应该怎么认识？应该怎么对待？全党必须有一个统一的认识，统一的步调，不然就会犯大错误。毛主席的这两次讲话，就很全面、很系统地讲到了闹事问题。毫不夸大地说，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理论是又一次作出了巨大贡献的。
毛主席面对现实，并没有大惊小怪，只是冷静地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他说：“一个工厂，一个合作社，一个学校，一个团体，一个家庭，总之，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对立的方面。所以，社会上少数人闹事，年年都会有。”“我们对于少数人闹事，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就是说不怕，要准备着。怕是没有出路的。越怕，鬼就越来。不怕闹，有精神准备，才不致于被动。”
毛主席还说：“发生少数人闹事，有些是由于领导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对，而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
对于闹事，要分几种情况处理。一种是闹得对的，我们应当承认错误，并且改正。一种是闹得不对的，要驳回去。闹得有道理，是应当闹的。闹得无道理，是闹不出什么名堂的。再有一种是闹得有对有不对的。对的部分，我们接受，不对的部分加以批评，不能步步后退，毫无原则，什么要求都答应。”
毛主席的贡献在于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加以区别。
毛主席还说：“在1942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我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等等。
刘少奇同志这次观察，就是毛主席这两次讲话之后，也就是在中央很重视群众闹事的情况下进行的。他所到之处，都发表了许多指示。由于过去30多年了，我很难作全面回忆。但是，有一些片断，至今印象还是很深的。我们不仅可以体会到这些精神和毛主席讲话的一致性，也正好证明是中央统一的精神。同时，我还深深会到，少奇同志确实是我党的一位卓越的领导人，一位卓越的理论家，更是一位卓越的群众工作的专家。所以，作为群众工作者的我，回忆起来仍然感到十分亲切。

（三）
我们到峰峰煤矿时，碰上了40多户职工和家属闹事——到矿区请愿，反映房租不公的问题。住公家的房子的；房子又好，房租又很少，都愿住公房可又没那么多；租民房住的，国家还给补贴，但房租也高；自建公助的，反而公家什么也不给。工会对这种不合理现象不仅不帮助解决，反而硬说这种不合理现象是“合理的”。工人反映，工会和行政一个鼻孔出气，于是工人就把工会撇到一边，组织了请愿。
在武汉，也碰到类似工会脱离群众的问题。工会干部也很苦恼。明明知道不合理，因为怕别人说不和党保持一致，就只好违心地向群众解释说是“正确的”、“合理的”。而真正为工人利益奔走呼号，总是碰得头破血流的工会干部却是极少极少的。
少奇同志说，对职工合理的要求就是要支持，不合理的就要解释，要说服工人，最好不要采取闹事的办法。如果工人一定要闹，他说：“那工会就要站到工人一边。”
对于这样的指示，我当时是为之一震的。心想，这怎么行呢？不是旧社会了，不是对付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了，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啊！
可能是少奇同预料到大家会有疑问，接着就说：“为什么要参加进去站在工人一边？因为，不如此，你就没有领导权，那工人就可能跟着坏人走了。既然你认为工人的要求是正确的，为什么又不敢和工人站到一起呢？不参加进去还怎么领导呢？参加进去就是为了领导，为了掌握领导权。即使失败了，仍不失为是工人的朋友。”说真的，我又为之一震了。你看他讲得多么简练，多么明了，多么精辟啊！
我们向少奇同志汇报时，地方同志也都在场。他们汇报时，我们也在场，都很随便，当时真是议论纷纷的。议论中，我们谈到工会干部可能不敢和工人站到一边，是怕开除党籍时，少奇同志生气地说：“怕就不要革命！”因为在视察中，已明显地感到，工会确实已经存在脱离群众的危机。少奇同志可能觉得需要猛击一掌了。
有一次，我给少奇同志反映工会干部的一些情绪，反映待遇不公。比如分配办公室，第一等房子给书记，第二等房子给行政，第三等房子才轮到工会。工会干部反映这一情况是想以此来证明工会是三等干部。由于我当时也是工会的，所以同情工会，也想为之呼吁一番，想通过向少奇同志汇报，争取他给一些支持。可是，少奇同志的指示却又出乎我的预料。他说：“当三等干部有什么不好呢！当三等干部可以更好地接近群众，可以不脱离群众，有什么不好？”他还说：“实质上就是比权利，比待遇，就没有同别人比工作。怎么就没有听到和工人比生活、比工作的？”他针对三等干部的问题说：“三等干部有什么不好？工会，最好和工人是一等。或者当个没等的干部，代表那些等外人。”
我很佩服少奇同志的想法。你看，他看问题就是处处想着群众。
在河南，在湖南，都听到了小学生、中学生考不上初中、高中、大学发出的种种呼声。小学生都想考上中学，中学生都想考大学。但是，学校又收不了那么多人，而这些人却又都不大乐意参加劳动。少奇同志耐心地听他们呼吁之后，又耐心劝他们要热爱劳动，给他们讲现在国家的情况还不可能普及高中、普及大学的道理，讲劳动光荣的道理。他讲的道理总是很深刻，语言又是那么通俗易懂，让人不能不佩服。如果让我讲，肯定会让别人觉得又是空空洞洞的大道理。比如，他讲看不起劳动人民为什么不对时，讲得就很简单。他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是阶级社会长期存在的事实。我们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对立是要消灭的。到那个时候，人人都能受到大学教育，也就是说，人人都将是大学毕业生，人人都将是脑力劳动者，同时又是体力劳动者。”“但是能不能说在消灭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基本差别以后，就不需要劳动的分工，不再需要工人农民，不再需要理发工人、缝衣工人、厨师了呢？不能这样说。”
“既然共产主义社会都还需要这些劳动分工，共产主义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做这些事都不‘丢人’，那么，我们现在按照社会的必须劳动分工，安排中学生去种地，去理发，去逢衣服，去做饭，为什么就认为‘丢人’、‘没出息’呢？”
这次讲话的针对性、现实性都非常强烈。正因为这样，195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就把少奇同志3月22日在湖南省长沙市中学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加以整理，用了一个《关于中学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题目，作为社论发表了。
同年5月5日，《中国青年》杂志发了一篇题为《提倡勤工俭学，开展课余劳动》的社论，就是根据少奇同志在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省视察的几次谈话整理的。谈到勤工俭学时，少奇同志给大家讲了许多从古到今的人物故事。他说：“提到勤工俭学，这对于中国青年来说，并不是一件什么完全新鲜的事。历史上关于这方面动人事迹的记载是很多的。《三字经)上不是记载着‘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优苦卓’的话吗？”接着他又从汉朝的朱买臣，讲到隋朝的李密，讲到元朝的王冕，又讲到20年代的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李维汉、聂荣臻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故事。
上述两篇社论，均选入《刘少奇选集》。
我记得他在给学生们讲话时，讲到当工人、农民的时候，讲到不一定非上大学不可的道理时，他还说过，他自己也不是大学生，谭震林、李先念也不是大学生，毛主席也不是大学生，还有陈云等。他的话，让人听得非常亲切。
他还进一步讲到了社会主义为什么需要工会的问题。他说：“简单地说，就是因为有官僚主义。”
这次重温少奇同志选集时，看到他1957年4月27日在上海市的一篇讲话，题目是《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讲话一开头就讲：“最近，我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跑了一下，同这五个省的领导同志谈过一些问题，也找到了一些工人代表、学生代表、民主人士代表座谈过。当前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在这篇讲话中，他又一次谈到：“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在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说，是表现在领导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
这些问题，在今天，仍然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希望大家都去看书，我就不再重复了。我想再讲一些书本上没有记载的事。
有的地方向我们反映，个别工人劳动纪律差，可是，谁也管不了，谁也不敢开除，因此影响广大工人的情绪。这实际上是对群众、群众路线、维护群众利益一种非常有害的片面的理解。少奇同志听了，当时就斩钉截铁地说：“教育不是万能，该开除的就要开除。”他说，对少数人来说，开除也是教育，他改好了还可以回来。
可能是在武汉吧，我们汇报到有人开办地下工厂，工人做私活，和国营企业争原料，偷工减料，冲击国营市场等问题，对工商管理部门有理所埋怨，认为他们管理不严，整顿不力等等。当时，当地领导本来想通过我们的呼吁，得到少奇同志的支持，对工商管理部门施加影响的。没想到少奇同志的观点却和我们大不相同。他说：“你们所说的现象固然不好，可是，你们考虑了没有？它们恰恰反映了一个被你们忽略的问题——市场需要，群众欢迎。他们那么干，不对。但他们却能适应市场的需要。单纯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是不可能解决这样的经济问题的。经济问题，最好用经济手段去解决——可以想办法取代嘛！”
“怎么取代？人家已经给我们引路了——等于给我们引路了……国营企业可以和他们竞争嘛！可以做得比他更好嘛！这样才能取代。如硬性取缔，我们就会脱离群众——因为群众生活需要它们。”总之，此行受益匪浅，终身难忘。希望大家都能注意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对待客观事物。为此，联系当前思想和工作实际，学习我们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和他们的精神是有很有必要的，对于指导我们的现实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1990年9月18日于太原

（原载《山西政协报》作者为山西省政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