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龙门：是谁引发了“武汉七•二０事件”

bluesky

欧阳龙门

　　目前流行的有关１９６７年７月“武汉七•二０事件”的说法（见〔１〕〔２
〕〔３〕〔４〕以及附录），基本上都是采用当事人、当时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
道的说法〔５〕。本文附录即是一例，其中认为“由于王力等人从中破坏”，引发
了“武汉七•二０事件”。本文不否认这种说法。但是，本文认为这只是引发的因
素之一，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主要的。引发“武汉七•二０事件”的因素不止
一个，而其中最主要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本人常常出尔反尔、乾刚独断
、临时改变主意而不顾其他当事各方的做法。

　　由于陈再道是事件的当事人，其叙述难免有倾向，所以本文力图将有关事件的
另一些情况加以描述。

　　首先是中央关于解决武汉问题的四点指示。这四点指示是：

一，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
二，要为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组织“工总”平反；
三，“工总”等造反派是革命左派；
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１〕

　　必须强调的是：这四点指示是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基调，在毛泽东、周恩来于
１９６７年７月去武汉之前就决定了的。是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自然
也包括江青，达成的一致意见〔６〕〔７〕〔８〕。有关这一点，陈再道是明白的
，同时也是刻意回避的。现在流行的说法则有意说成只是中央文革或者王力个人的
意思〔１〕，这是讲不通的。

　　四点指示的基调与两个月前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的精
神是一致的。所以，可以认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在当时是打算比照“四川模式”
来解决武汉问题，那就是：军队从支持保守派转而支持造反派，“对为党内一小撮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保守组织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使其中的广大群
众觉悟起来自己造反，同个别的坏头头和背后操纵他们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
派决裂，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
”〔９〕

　　其次是在同意四点指示的前提下，毛泽东、周恩来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各
有不同的侧重。毛泽东本人在文革中既有希望“天下大乱”的一面，也有希望动乱
保持在一定程度之下的一面。在武汉问题上毛泽东既有比照“四川模式”解决武汉
问题的意图，也有与“四川模式”不完全相同的意图。例如，毛泽东的本意有可能
是要“保陈再道”，而不是象对成都军区的负责人那样打倒。所以，出发前，毛泽
东对周恩来说过：“走，我们到武汉保陈再道去。”但是前提是要“陈再道支持造
反派。”〔５〕

　　周恩来在整个文化大革命当中都是力图将动乱的程度减到最低。但是，这必须
以不忤逆毛泽东的意志为前提。一旦发现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周恩来总是尽力去贯
彻。在处理武汉问题的时候也是如此。不论周恩来内心是否同意四点指示，他都要
尽力去贯彻。

　　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则代表了毛泽东希望“天下大乱”的一面。对于陈再道
以及各地军方负责人，中央文革的态度是：如果他们不听话，不支持文化大革命，
就要通过造反派对他们展开斗争。至于斗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能打倒，则还是毛泽
东说了才算数。

　　至于林彪，目前还没有材料证明是否参与四点指示的拟定。但是，“武汉七•
二０事件”的最后结果，是林彪乐意看到的。林彪是“武汉七•二０事件”的受益
者。

　　可以预料的是：如果当时中央以正式的文件发出四点指示，则武汉的局势将如
同四川：保守派组织将会瓦解，造反派又会分裂、武斗。后来事态的发展也是以这
个模式结局的。但是，当时中央并没有这样做，并没有将四点指示形成正式的文件
下发。于是，造反派方面通过小道消息得到了四点指示的精神，增强了与保守派对
立的信心和决心。而保守派方面由于中央并没有明确的指示，又有军队的坚决支持
，仍然坚持原有的、镇压造反派的立场。于是两派对立越来越严重，武斗不断，生
产、交通、人民的日常生活都受到影响。

　　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４日，毛泽东、周恩来、谢富治、王力分别抵达武汉，企图
在保守派和造反派势不两立的状态下来解决武汉问题。由于对陈再道和武汉军区不
完全信任，毛泽东到武汉并没有让陈再道知道。对外的说法是谢富治、王力代表中
央来解决武汉问题。周恩来先于毛泽东到达武汉，在毛泽东将要下榻的东湖宾馆作
了各项安排，其中包括撤走了属于保守派的服务员，换上了造反派的服务员。〔８
〕

　　毛泽东在７月１５日和１６日两次召集周恩来、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谢
富治、王力、李作鹏开会，听取谢富治、王力处理西南各省问题的汇报。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７月１５日至１８日连续四天召集武汉军区师以上负责人
开会，听取武汉军区的汇报。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中央的四点指示，从而引起陈再
道以及武汉军区一些负责人的抵触。对此周恩来象对待参与“二月逆流”的几位副
总理和老帅一样，“苦口婆心”地劝说陈再道等人向毛泽东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
误”。而且转告陈再道，毛泽东要保他的意图。周恩来还肯定了武汉军区抓革命促
生产的成绩，并且为武汉军区承担责任，说解散造反派“工总”是受了他一次讲话
的影响。周恩来也预见到：“工总起来之后，可能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
由中央来做。”然而，由于四点指示在根本上否定了武汉军区的支左工作，否定了
保守组织“百万雄师”，周恩来并没有能消除陈再道等人的抵触情绪，正如陈再道
后来说的：“当时，我们没有体谅总理的难处，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５〕
为此，７月１８日晚，周恩来领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晋见了毛泽东。毛泽
东再次重申了要保陈再道，而不是要打倒，而且还要造反派拥护陈再道。但是，前
提仍然是要陈再道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陈再道支持“支持造反派”。陈
再道口头上也答应了。此后，周恩来离开武汉。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周恩来离开武汉以后，谢富治和王力到造反派一方向他们
传达了中央的四点指示，从而激发了造反派的斗志，向保守派发起挑衅。保守派则
因此被激怒而冲击东湖宾馆要揪斗王力，于是爆发了“武汉七•二０事件”。

　　这里被有意或无意忽视的是：

　　１）周恩来传达四点指示在前，谢富治和王力公布四点指示在后。尽管周恩来
是在武汉军区的干部会上传达的，谢富治和王力是在会见造反派的时候公布的，其
结果都是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开来。

　　２）四点指示并不是谢富治、王力的个人意见而是中央的决定。

　　被有意或无意忽视的、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毛泽东本人在到达武汉以后，改变
了主意，认为保守派“百万雄师”和造反派“工总”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两派
应当实现“大联合”。为此毛泽东有一系列的指示，后来广泛地传达。诸如最有名
的是“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
，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还有“你们想一想，一个
工厂，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等等。这就等于是推翻
了四点指示的基调，但是又没有正式作出决定否定四点指示。而周恩来、谢富治、
王力等人仍然停留在四点指示的基本精神上来解决问题。毛泽东突然提出的“百万
雄师”也是革命群众组织的说法无疑为陈再道和武汉军区壮了胆，增强了他们支持
保守派、与造反派对抗的信心和决心。

　　为此我们要问：毛泽东为什么不在形成四点指示之前提出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
织，应该实现大联合，而要在正式决议形成之后才改变想法？如果说改变想法是正
确的，为什么不重新召集有关人员形成新的决定？答案是：毛泽东不仅常常出尔反
尔，而且常常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无法无天，随便推翻已经形成的决定。

　　毛泽东这种新的想法也许更为合理，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缓和两派的矛盾
反而使矛盾加剧。设想当时的局面，我们不难看到：两派群众组织和武汉军区干部
战士都受到阶级斗争理论的蛊惑，把对方看成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把双方的斗争
看成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怎么可能接受对方也是革命群众组织的观念？

　　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各派都善于从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中去各取所需，寻找于自
己有利的部分。

　　造反派刚刚被打成反革命遭到镇压，突然又获平反，加上有中央四点指示，正
是士气高昂，怎么可能不去报复保守派，甚至企图打垮保守派？怎么可能去拥护把
他们当成反革命而镇压的陈再道？

　　保守派有武汉军区的强有力支持，对造反派的平反本来就不服气。现在造反派
要打垮自己，而同时又有“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的毛主席指示，怎么可能不起
而反击？在当时情况下保守派的愤怒和压抑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无法抱怨周恩来，
当时情况下很多人也想不到抱怨毛泽东、即使有人想到了也不敢抱怨毛泽东。他们
只好把一腔怒火发泄到王力身上。于是爆发了“武汉七•二０事件”。

　　以后局势的发展便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于是毛泽东只好又重新回到四点指
示的精神，按照“四川模式”解决了武汉问题。“百万雄师”也和四川的“产业军
”一样被摧毁。毛泽东当初要保陈再道的愿望也未能实现。陈再道和钟汉华都遭到
撤职、批斗。林彪成为“武汉七•二０事件”的赢家，事件后林彪体系的刘丰成为
武汉军区政委。

　　纵观事件的发展过程，王力作为中央文革的代表，偏于造反派一方，边对挑起
事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以陈再道为首的武汉军区也毫不掩饰地偏于保守派
。虽然目前还没有陈再道或者武汉军区其他人直接策划“武汉七•二０事件”的证
据，但是并非仅仅是“百万雄师”的成员参与了事件，武汉军区的基层官兵也直接
卷入了事件，对此陈再道至少是未加制止，而且是幸灾乐祸的〔５〕。这也是挑起
事件的一个因素。

　　本文的结论是：毛泽东本人的出尔反尔是引发了“武汉七•二０事件”的最主
要因素。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出尔反尔是经常性的。例如，陈再道用以
镇压造反派的中央指示是《中央军委八条命令》，造反派用以反击镇压、争取平反
的是《中央军委十条命令》，这两个命令是直接相矛盾的，而且都是毛泽东亲自签
发的。又例如，毛泽东在武汉期间的讲话中提出：“为什么不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
？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基于毛泽东的这段话，才有江青以后的“文攻武卫”
的说法，才有１９６７年７、８、９三个月全国武斗，天下大乱。然后，毛泽东又
才发出制止武斗，收缴枪支的指示。不过这将是本文以外的另一个话题。

参考文献：
〔１〕严家其、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２〕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
〔３〕权延赤：《杨成武见证文革》
〔４〕董保存：《政治旋涡中杨成武》
〔５〕陈再道：《武汉七•二０事件始末》
〔６〕王平权：《就“王力事件”致人民、光明、文汇等报函》
〔７〕王力：《王力反思录》
〔８〕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
〔９〕《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１９６７．５．７．

◇　附录：中共官方网站“人民网”所描述的“武汉七•二０事件”

　　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０日，武汉发生了一派群众组织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
力等人的，当时被诬为“反革命事件”的“七•二０”事件。

　　１９６７年春夏，武汉地区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之
间的斗争日趋激烈，规模不断扩大并时时伴有武斗的发生。１９６７年７月，毛泽
东、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来到武汉解决两派组织的问题。在毛泽东的指示下，
周恩来亲自听取汇报，协调两派的关系，使问题逐步走向解决。然而，由于王力等
人从中破坏，形势突然急转直下。

　　７月１８日晚，周恩来因要事离开武汉返京。作为文革小组成员的王力、谢富
治乘周恩来离开之机，违反毛泽东及周恩来的指示，公开去“工人总部”的据点，
有意加剧两派之间的矛盾，在“工总”发表带有倾向性的讲话，表示支持该派的主
张。在演讲中，王力等还把拥有一百多万人的另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说
成是保守派，并接受佩带“工总”的袖标。王力等讲话后，“工总”派立即出动广
播车上街，播发王力讲话的录音，这就激起了“百万雄师”群众及武汉军区部分指
战员的极大愤慨，武汉局势急剧恶化。

　　７月２０日晨，“百万雄师”的群众及其湖北省直机关的干部、解放军涌进王
力、谢富治驻地，要求他们回答问题，但遭到王力、谢富治的拒绝。于是，一些群
众冲进去抓住王力，塞进汽车，拉到武汉军区大院，在群众集会上对王力进行质问
和批判。武汉军区负责人在周围保护王力的安全，不久王力即被转移到２９师部。
鉴于武汉的局势，当日毛泽东离开武汉。这时“百万雄师”的群众纷纷走上街头游
行示威，反对王力等人的行径，高呼“打倒王力”的口号。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七
•二０”事件。

　　“七•二０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污蔑这是“反革命事件”、“反革命政
变”，并借此攻击武汉军区负责人陈再道等人。与此同时，全国报刊上公开提出“
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各地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
而冲击军事机关的恶潮。


华夏文摘增刊 第四一七期 二○○五年二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