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岁月
摄影作品《遗忘》
□李小瑛
“文革”开始没多久，学校不仅停了课，学生们还分成了两大派，双方都认为自己才是捍卫毛泽东路线的真正革命派，而对方是反动派，从对骂到打架，一切来得那样突然，那样莫名其妙。
我当时所在的红卫兵派别内，有宣传队、战斗队，我是战斗队里的救生员。我们那代人只是从电影里看过打仗，《上甘岭》、《地雷战》、《地道战》、《董存瑞》……对战火中的青春有着深深的迷恋，老是盼着第三次世界大战赶快打起来，让我们赶上这场“盛宴”。
一天，战斗队头儿发话，准备晚上攻打某工厂，那里是最顽固的堡垒，一定要攻下来。眼看真的有得打了，大家摩拳擦掌。我赶紧回家准备衣服，顺便告诉妈妈，要去“打仗”了，如果回不来，别为我担心。妈妈连忙阻止：“不要去，外面乱，在家里待着吧。”最看不起逍遥派，我对妈妈说：“你有五个孩子，死了我一个，还有四个，担心什么。”妈妈没做声，轻轻摇头。
在学校卫生室的指导下，女同学学会了一些包扎，急救知识是似懂非懂。“开打”之前，我们跑到一所大学卫生室里偷急救用品，消毒水、纱布、绷带、棉签、碘酒……都装进书包里，大件的一概不要。那些个日子，不少男生自学成材开上了大卡车，一次去开誓师大会，半路翻车，幸好没有出人命，有两个同学压伤了腿脚。
头儿通知去部队抢枪和子弹，大家二话不说，争先恐后爬上大卡车，生怕没份去参加这么够刺激的事情。车开到瘦狗岭某军营处，只见士兵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手握红宝书，喊着口号唱着歌，满以为列队欢迎我们的到来。战士们拼命劝我们，我们却肆无忌惮，十分顺利地在武器库抢到枪和整箱的子弹。我看到一些苏式匕首，刀锋呈棱形，防身最好，很想拿一把，但早已被抢光。士兵们对我们始终要文斗不要武斗，后来才听说上级有命令，对抢枪的群众要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只是看着我们在把武器抬上车，以最快的速度把车开走。士兵们眼睁睁看着这些红小将，毫无办法，我还看到有些战士竟然哭出了声。
抢回来的武器倒是看管得很严，谁也不能乱动。
晚上，我们排着队出发了。作为救护队成员，我肩上挂着救护包，腰扎皮带像个女民兵。走过上下九路时，马路两边樘笼门内站满了静静地看热闹的群众。看到我们这些小女兵，听到有人说：“要死就是死这些人。”这是对年轻生命的惋惜，对这些不知天高地厚、幼稚无知女孩的悲叹。我那时可不相信我会死，正雄赳赳地走向目的地———一座被我们占据了的四层楼民房。
数百米外就是我们的“敌人”，他们也占据了一座高楼。两军对垒勇者胜，我们坚信自己会赢，为什么要攻打对方，却完全不知道。我们互喊口号，要对方投降，从天黑一直坚持到天亮。长久不开战的无聊终于被打破，对方猛烈地开火了。街上群众惊慌失措，整条大街突然空无一人。一阵枪声过后，街上出现了短时的静寂。有人喊了起来，这里有人中弹了。往街上一看，只见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头部从前额到后脑被子弹穿过，鲜血不断涌出来，我们几个女同学赶快把他抬到楼梯间，手忙脚乱地拿出棉垫、绷带在他头上缠了一圈又一圈。他已不能说话，全身颤抖，我们的裤子很快被他头上涌出来的血染红了。草草包扎完后，两名男同学自告奋勇背他到附近的医院。枪声再次响起，我躲在屋柱后突然问自己：“如果中枪死了算不算烈士？如果不算烈士，我为什么要去死？”突然觉得生命还是可贵的。这时，前面马路上又有一个看热闹的小男孩腿部中弹，倒在地上起不来了。我勇敢地向他冲去，把小男孩抱到安全的地方，他不停地喊着：“妈妈，妈妈。”我卷起他的裤腿，用绷带不轻不重地扎住他流血的伤口，又有一个勇敢的男同学无惧暴露在枪口下，把小男孩背到了医院。战斗在傍晚结束，也不知谁胜谁负。
第二天来到医院，打听昨天两名伤员，得知头部中弹的年轻人当时没多久就死了，腿部受伤的小男孩还在治疗。不知哪个组织在医院临时把一间病房设为停尸房，专门摆放武斗中死去的红卫兵，让人吊唁。我怀着悲怆的心情来到停尸房，里面摆着三具尸体，都是十多岁的男红卫兵。墙上挂满“唯为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等对联。不知道他们配不配得上这些对联，但我知道，他们是为了实践领袖的教诲，义无反顾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李小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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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webkit-left]2011年10月15日<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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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2 04:4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