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肇炎：沧海一滴--一个普通人的人生轨迹 (连载，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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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冰心犹在玉壶间

周孜仁

这是一本由普通的工程技术人员撰写的回忆录，诚如书中所说，写的是“在下层某个角度看见的社会风貌和生活见闻”。但我以为，正是因为它的平常——书稿内容的平常和作者的平常——才凸现出了非常可贵的品格。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由无数普通人组成的。世界的命运及其历史，也从来是由无数普通人的命运组成的。可惜，遍翻古往今来的历史典籍，我们只能看到帝王将相匆匆忙忙的身影。而那个时代、那种环境下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状态，他们最为平常、恰恰又最为真实的悲欢、期待和追逐，我们只能去断碣残碑和古铜旧器上进行猜度，到民间话本、戏剧和文学作品——这些已被某种意识形态、甚至某种偏见加工过的文本中去浮想连翩。近代历史当然好得多了，清、民以来的社会沿革、军阀混战、北伐、抗日，解放战争……等等，老人们的回忆已经能为我们填补一些伸手可触的历史空缺。即使如此，更多人的认识常常也只能停留在电影、电视连续剧所告知的水准。而更为丰富、更为完整的百姓生活图景，我们还是无从稽考——总而言之，光有英雄豪杰的故事，是残缺不全的故事；光有帝王将相的历史，是不完整的历史——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以为这部书稿便体现了它极为重要的普世价值。
本书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从作者对孩提时代及对故乡最初的回忆开始，到小学、中学、大学、“四清”运动，到后来误入“文革”雷区，到云南的“小三线”国防厂从事20年技术工作，最后，从昆明一个大型国有企业退休……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对往事进行的反思和总结，甚至严厉的自责。都是些最平常的人、最平常的生活、工作、成功、遗憾和最平常的喜怒哀乐。但它，恰恰就是一代人的真实信史——和共和国同步生存过的一代人真实信史。我敢断言，任何一个经历过这一难忘时代的人读了本书，都能从这些最平常事件的摹写中，感受到自己曾有过的追求、奉献和人生艰辛。从20世纪中后期时代血脉的每一次跳跃和搏动，找到刻骨铭心的同感，产生强烈的共鸣！
从书中的许多描写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是一位天生的工程师，从小就对玩具、机械之类的结构有极大的探索兴趣和思维敏捷。而且，为人为事都极端认真，这样，经过学生时代科学技术知识的系统学习和严格的专业训练，以后在工作单位的长期实践，使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个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为社会作出并不特别辉煌的，却是他人难以替代的贡献。除此之外，他还富有生活情趣，多才多艺。在山区工作的时候，他画领袖像、写新闻稿，踢足球；为生活所迫打家具，当裁缝，种蔬菜，样样搞得有声有色——所有这些，我们都能够从这部书稿里感受得到。
黄肇炎是我大学不同系的同窗，“文革”动乱让我们相识并且相知，后来先后发配云南。他的性格正直、善良、率真、急公好义，甚至有着某些书生气。正是他的这些特点使得我们保持了整整几十年的友谊。我们彼此之间是无所不谈的，包括最隐秘的个人生活和感情折难。书稿中的很多故事甚至细节，原来我都听他讲过，因此阅读此书，除了把我已经熟悉的故事重新“过了一回电影”，同时也把我们的友谊也“过了一次电影”。坦率地说，我感到很亲切，很温暖。
由此，我必须再说说阅读本书引发的一点感想。
作为同样由工科大学半路出身的“作家”（如果我也能算得作家的话），我从来有这样一个观点：在文明时代，写作不应该是某些人（以堆码文字产品为生并赢利的所谓“作家”）的专利，而应该是所有文明人都能自由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在传媒不发达的时代，人想通过媒体向社会倾诉是很受限制的，就那么一些报纸和刊物，就那么一点儿出版能力，更何况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还有一层层并不宽松的审查环节，要想让更多的人听到你的倾诉，实在不是一件易事。现在，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普及把传播空间大大地拓宽了——应该说，作家，和任何一个愿意写作的人之间的鸿沟，已经大大弥合，由少数人垄断文学领域的时代正在终结。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向全社会倾吐的权利，而网络技术为人们提供了享受这一权利最便捷的手段。黄肇炎先生的这部书稿，正是在如此背景下，用自己心灵的沉思锻造出的一件凝重而多彩的文字精品。
同样勿庸讳言的是，由于长期从事工程技术工作，习惯性的思维方式所要求的严肃、严格和严密，在本书的叙述中留下了较为深厚的投影，使得作者对事情的描写常常精准有余而生动不足，客观有余而联想不足，这就容易冲淡读者的阅读兴趣——写作作为一门技巧，当然是和长期训练和积累有关的，也是我们不能苛求于作者的了。
我还必须提到：黄肇炎和他的同时代人，现在都陆续从为社会服务的岗位上退了下来，面临一种全新的、甚至让人感到有些陌生的安逸和闲散。正如一辆速度极快的汽车突然来了个急刹车，他们可能会有暂时的不习惯，不适应，甚至惆怅和失落。值得庆幸的是，黄肇炎先生在退休之后很快就找到了让自己惬意的生活方式：在对历史进行负责的回忆，和向社会的倾吐中找到自己的快乐。他退休前后才开始用电脑进行写作，短短的时间便敲出了洋洋洒洒的几十万字，仅此一点，就可以体会出他力求贴近新时代的要求所付出的努力——即便退休之后仍然如此，在同辈人中当属十分难得。当然，每个人都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尤其是退休老人生活方式的选择更值得尊重。但恕我直言，很多同代人在退休后视延年益寿为唯一的最高准则，甚至不惜放弃坚持过一生的，对社会、对人生、对历史的关注和责任，却不能不让人感到有些遗憾。正出于此，我对黄肇炎先生的选择表示更多的敬意。
在这本回忆录中，我看到了一个普通人的人生信念——不管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年代，还是物欲横流的经济年代，他都尽力做到不随波逐流，坚守自己的那份人的本真。当然，这似乎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无数的普通人尽管在跟随着社会不断前进，但人性的真谛始终在他们身上焕发着光彩。我以为，这是超出回忆录本身的意义之所在。
写了几句诗，以表示我读完书稿的感慨：
人生四望路漫漫，
国难童趣文一篇。
掩卷抚膺还咨嗟，
冰心犹在玉壶间。

第一章 前面的话

  

有句成语叫沧海一粟，比喻个人与集体相比非常之渺小，本也可以用作自传的书名。但大海中的一颗小米，毕竟有些突出，或者是另类，缺少一点普通的意思。改了一个字，是说茫茫人海中的一个普通人的事。当然，比喻很难做到很准确，很贴切，这里基本上差不多也就行了。
我是一个普通人，本来没有多大的必要写回忆录，一个凡人的渣筋（云南方言，此处意为琐碎）事，好象没有必要多此一举。但我毕竟在20世纪中期后生活过，这期间历史上发生过很多重大事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过各种深远的影响。把在下层某个角度看见的社会风貌和生活见闻写下来，可能还是有点意思。人的一生，个人的奋斗固然十分重要，但必然地要受时代和社会的大环境所制约。人生如旅途，人们各自面临的机遇不一样，各人主观努力程度的不同，人生的道路可能会千姿百态。有的富贵，有的贫贱。有的平安顺利，有的历经患难。但只要是以合理合法的方式，以负责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这一生，我认为就值得尊敬。我写这篇东西，也就是想通过往事的回忆，以负责的态度，对自己的一生作一个检讨和总结，看看有那些还算光明的东西，值得肯定。有那些自私阴暗的东西，需要在良心上自我鞭鞑。人生只有一次，不可能从头再来。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各种原因，小的遗憾没有办法，争取不要留下大的遗憾。另外也想留点文字的东西给后人，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先辈在历史上的那个阶段，走过什么样的人生道路，经历过什么样的坎坷，生活的实际状况等等。如果他们对这些都不感兴趣，那就算我自说自话吧。
经过36年紧张而忙碌的工作生涯，我已经退休。离开为社会服务的岗位，心情还是有些惆怅和失落。但这是自然规律的必然结果，是不可抗拒的。现在闲下来了，有的是时间，来办点自己想办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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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人生初记

1 家之所在——豫丰纱厂

一个初冬的早晨，阳光映照着朦胧的薄雾，天空中白茫茫的，亮亮的。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站在公共水站边，看着他妈妈洗晾衣服被单，那晾好的被单也是白白的。可能是因为他妈妈正忙着，没功夫照顾他，他的眼睛挂着泪水，鼻子里哼卿卿的。他穿着浆洗得发白的劳动布（这种布当时就有，听说叫罗斯福布）衣裤，可能鼻子下边流着鼻涕，傻乎乎的样子。公共水站就是用长条砂石围成一个不到一米见方的水池，深20厘米左右，底部也是用几条砂石拼起来，留出一指宽的缝好泄水。水池边装了一个自来水龙头，可能有两英寸左右，水很大很清。这个小男孩就是我，这个景象就是留在我脑海中的人生的第一个印象，发生的时间大约是1946或者1947年冬，地点是在四川省合川县（现为重庆市合川市）东津沱豫丰纱厂（历经变迁，现在叫重庆市第四棉纺织厂）住宅区。不知什么原因，这个景象在我脑中存留得那么牢固，直到现在想起来都还有一点淡淡的、酸酸的、温馨的感觉。
我出生于1943年12月13日（夏历癸未年冬月十七），属羊，据母亲说生在合川县凉亭子雷家院子。这时可能是我父母亲历经颠沛流离，从昆明返回重庆，在豫丰纱厂找到一份他本份的医生工作，生活逐渐趋于安定的时候。雷家院子1962年时我曾经去找过，但没有找到。后来全家搬到纱厂职员住宅，就一直住在这里。我在这里长大，上学。所以完全可以说，合川东津沱是我的故乡，我对故乡始终充满着怀念之情。
豫丰纱厂，最初是由穆藕初创办的。穆藕初（1876-1943），上海浦东人，1914年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毕业后归国，在上海创办德大纱厂。1919年又在郑州创办了豫丰纱厂，有职工4170人，当时不论在生产规模还是设备技术方面，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纺织企业。郑州地处中原，在军阀混战时代，不管哪路军阀当道，都要进驻豫丰纱厂吃大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长期亏损的工厂更是难以维持，便将资产押给了美资洋行，后又抵押给中国银行，成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管辖的国营工厂。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飞机频繁轰炸郑州，政府决定工厂内迁重庆，开始时选址小龙坎土湾。1939年1月恢复生产，称豫丰纺织公司重庆纱厂。但重庆仍然常遭日机轰炸，纱厂曾被炸弹击中，遭到部分损失。于是决定再次迁移，选中了重庆北部小城合川县的东津沱这个地方，建设豫丰纺织公司合川支厂，当时通称豫丰纱厂。于1941年5月建成开工，是当时国内纺织工业举足轻重的大厂，史称“对抗战时期大後方的穿衣问题贡献甚巨”。当时有一首厂歌，我只记得头两句：“豫丰纱厂在郑州，抗战迁入川……”。所以谁能说企业文化是现在才有的呢，当年资本家照样懂得这一套。豫丰纱厂生产区选址在背靠山崖，面临嘉陵江的一片狭长台地。首先从安全角度看，真是一个好地方。在当时战争情况下，主要为防止日本飞机的轰炸，安全确实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大问题。据资料记载，1941年日本飞机曾轰炸过合川三次，主要目标即是豫丰纱厂。因飞机怕撞山不敢低飞俯冲，结果炸弹都丢到嘉陵江里去了。工厂在嘉陵江边建有专用码头，在当时没有公路交通的情况下，设备、物资、材料、产品在嘉陵江上的水路运输也算很便利了。
建国后，原郑州豫丰纱厂成了郑州市国棉二厂，重庆土湾纱厂成了重庆市第一棉纺织厂。东津沱纱厂名称历经变迁，现在叫重庆市第四棉纺织厂。
纱厂总占地面积估计有一千多亩。乘小木船从嘉陵江边上岸（不是前文所说的专用码头），走上一条长长的斜坡大路，两边是高高的砖墙，右手边是去往东津沱的老街，再沿斜坡直上，约行二三百米，就到了工厂的大营门。进门左手，一条高墙夹道是通往白塔坪、沙溪、盐井的石板小路，我下边再说。直行上一段台阶，是一个篮球场大小的广场，左转再上一大段台阶，就是厂大门（二营门）。进门直走，是厂前区，有小广场、小花园，边上建有俱乐部的三层青砖楼房。再直走是厂办公厅，是一大座四合院，也是高大的青砖房。小广场往左一条大路，过一座架在往白塔坪小路高墙上的木结构有棚的天桥，便是生产区。生产区有很大很大纺纱车间（解放后又新建了织布车间）、机修间等等。最引人注目的是原动部，因全靠自己发电，建厂时建有锅炉房、发电机组等。最好看的是发电机组降温循环水的冷却池，比篮球场还大的水池上装满了水管和喷头，溅起数十朵直径两三米的倒锥型水花，在当时条件下，算得上一幅美景。儿时的我，每次走到这里，都久久不愿离开。长年烧煤产生的煤渣，从高高的坡上堆积下来，远远看去，在嘉陵江边象一座特大型的帏帐。渣山后边，一座又高又大的灰色烟囱，耸立在山崖脚下，飘着薄薄的灰烟。每天上午8、12点，下午6点，锅炉房的汽笛长鸣报时，洪亮悠长的笛声，在河谷中回荡，数公里外都能听见。在人们缺少计时工具的年代，无意中为老百姓提供了方便。
厂前区往右一条大路，可到工厂的服务区，有礼堂、食堂、医院、集体宿舍等。服务区尽头一大片空地，是厂内公墓，埋葬着早期死亡的有点身份的员工。整个厂区树很多，花很多，厂长住宅和职工集体宿舍都有单独的花园、花圃。
和厂区一墙之隔，是工厂的生活区。靠近厂前区一头，分布着子弟学校、商店。靠近服务区一头，分布着员工住宅，住宅区尽头也有围墙，和附近的农村分开。
早年的住宅区，实际上是职员住宅区。区内有两条路，靠近厂区那条路和它两边的住宅，叫做上豫丰。居住着中上层管理人员，那时叫职员。我父亲作为医生，也算这类人员，我们家就住在生活区尽头围墙边的一幢房子。与之平行的稍低的另一条路和两边的住宅，叫下豫丰，居住着下层管理人员。普通工人除了住集体宿舍外，工厂好象一般不提供住房。于是有人自行在离厂较远的嘉陵江边坡头上盖起了简易房，约有近百家，一排一排的一大片，叫做二村，也就是棚户区。我的记忆中这种房子除了瓦片以外是全竹结构，柱、梁、墙、门、窗全是竹子，连石灰都没有用。
建国以后，随着工厂的扩大和工人地位的提高，厂里又新盖了几片住宅，并给住宅区命了名。原来的上下豫丰为豫丰村，学校外围一片叫解放村，厂服务区外面一片叫和平村，和平村下面一片叫建设村，豫丰村下面一片叫胜利村。职员和工人开始混居，不再分单独的职员宿舍，二村也慢慢地缩小。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下凡说年代，均为20世纪），工厂建盖职工住宅的行动基本上停了下来。人员越来越多，私搭乱盖又大规模兴起，直到现在有的棚户、偏厦都还在。90年代初，讲究恢复老地名，豫丰村、胜利村一片改叫水南茶，解放村、建设村一片改叫字库塔。这两个名字很有意思，文化的韵味很深。权威的依据是古巴子国时这里出产过好茶，又在嘉陵江水之南，另外老早以前曾有过一座焚烧字纸的塔。这些都是后话，还是来说早年的事吧。
我们家是在四栋成一小片的平房的第三栋，每栋住两家人，我们隔壁是谢家。照现在的说法每家人二室一厅一厨，使用面积约为40多m2，两家共用一个凹进有顶缺一面墙的阶（四川话读Gai）檐，也就是用作晾衣、乘凉、闲坐的平台。厅那时叫客堂。没有卫生间，公共厕所很远。排泄物靠马桶，每天早上有农民挑粪桶来收走。父亲在后门的缺角处自己搭建了一间厨房，原来的厨房用作保姆住房。还在小房间用木板搭了一个阁楼，可放两张单人床大小，主要是堆放杂物。阁楼下靠墙钉了三层长搁板，放着我们家的好多书。房屋是土木结构，木屋架，瓦顶，木门窗，木地板。墙和天花板是夹壁墙，就是用竹片编成篱笆墙再抹石灰砂浆。随着职工的增加和新住房的停建，1958年时，又把一家隔成两半，客堂和保姆房再住进一家人。我家就只有两间卧室和搭建的厨房，这又是后话。用水就是靠前文所说的公共水站，就在第一栋的当头，每家人用木桶挑回家使用。父亲请人在厨房用砖砌了一个水池，里外用水泥砂浆抹平，下边装了一个放水的龙头，那时叫凡尔，又叫考克。高考结束后我在家闲得无聊，曾精确地计算过水池的容积，为0.293m3，并用毛笔规整地写在水池上。做饭烧的是煤，引火是木柴，照现在的眼光看厨房的条件是很差的。
家具是厂里统配的，大方桌、五斗衣橱、茶几、床头柜、衣架、洗脸架等各一件，方凳、椅子各四件，几张床，用生漆漆成红色或棕黑色。其他衣被鞋袜、锅碗瓢盆、樟木箱子等是自己的。除了有电灯，那时还没有家电的概念。电灯每晚11点停电关灯，关灯前闪两下作提示，我们谓之“眨眼睛”。我们家还有一台收音机，是父亲1949年去重庆买来的美国货，在当时算是稀罕物。这台收音机我们一直使用到70年代中期，因为市面上无货可换。60年代初有人愿出100元买，那时是很大一笔数，相当于一般人两三个月的工资。那个年代这种收音机可能来了很大一批，2002年春节，我们全家到景洪旅游，在中国科学院热带植物研究所的历史展览上，还发现了一台一模一样的。黑色带圆角用电木压制的长方体，下边两个旋扭，上边一块刻度盘，中间长条形的横格栏。收音机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欢欣，使我们知道了很多的事，欣赏了很多的音乐。儿时的我总以为里面装有许多小人，按照指令出来讲话、唱歌、奏乐。
公共水站的上面，有一个三合院，大家都叫为院子，住了十多家人。靠外一翼，住着父亲服务医院的院长一家，姓谷，后面还要讲到。
院子后面，是一片山坡，与横着一条围墙隔开的上边就是工厂的墓地。这围墙就是厂区和生活区之间的隔墙，和它相交的竖着的一条围墙，就是厂区和生活区尽头的围墙。这一片山坡，我们叫做山上，那真是我们儿时的乐土。山上的正中，围墙的前面，有一片突出的空地，像人的“前额”顶，可容几十个人。“前额”往下，一段山梁，像人的“鼻子”。“前额”和“鼻子”之间的凹处，间距两三米长着两棵大椿树，大约有七十厘米粗细。像“鼻尖”的地方长着一棵皂角树。山的靠围墙尽头的一边“脸”，是一大片竹林，好有近十亩大小，长满了慈竹（我们叫水竹）。这种竹子可长到三四厘米粗，五六米高，长熟后砍下来可以起篾，编织各种用具，如凉席、提篮、箩筐等。竹林中还有几十棵棕榈树，树干上的棕毛片和如石榴般的棕籽都很好玩。特别是它的嫩叶，采下来如象牙般的颜色，薄薄的长条，可以编各种玩具，如蚱蜢、小鸡、小篓等。地上任何时候都铺满了竹叶，长满了蕨、兰草、和植物书插图上画的羊齿植物一样的草。夏天竹林中很凉爽，风吹过来沙啦沙啦响，那个感觉真说不出的好。竹林的下边缘，就是院子正房的后墙，间隔一条小水沟、小路，和一道坎。坎上种了五六棵树，有大盘子粗。怪的是有一棵树靠根部长了一条裂缝，缝中长出一根甘蔗粗的根，路过这里时大孩子便会对我们讲一句隐语，这实际上是对我的性的启蒙。这山“鼻子”的另一边“脸”上长的全是杂树、灌木和野草。山腰和山脚有几座野坟，有的坟敞开着方形的空洞，里边什么也没有，人们告诉说这是生基。小时候我们经常几十个小男孩在山上打仗，或者几个人在竹林里用竹枝做叫子（口笛），捉竹虫，等等等等，好玩得很。顺着“鼻尖”的下边，靠近水站的地方，还有一块空地，长着一棵很大的杨柳树，还有两三棵柚子树（我们叫橙子树），院子边缘也有一棵柚子树。杨柳树干粗且直，不好爬，柚子树有很多枝丫，那是我们练爬树的好地方。三下两下爬上去，有时坐在上边半天不下来。秋天柚子熟了，有热心人摘下来，一家分几个尝尝。皂角树也是这样，皂角豆荚成熟了，有人摘下来，一家分几片。我母亲她们喜欢把它敲烂后煮水洗头，干后既柔且顺，有如现在的飘柔、潘婷一类洗发膏的效果。水站下面有一个小陡坡，有石头阶梯，下边有一个排水道的出口洞，相当于“嘴”。石头砌的有近人高，我曾经钻进去好深，看不到底。顺着我家后的第四栋房前，下一条几十级的石台阶，建有一个水池，有三四个篮球场大，种满了莲荷。夏天可以看荷花，摘荷叶。秋天有工人来挖藕，我们也能尝到鲜藕。水池用毛石砌岸，岸上种了三棵樟树，有六七十厘米粗。树下路外是围墙，就是那道延伸下来的生活区的围墙，墙外是农村。荷花池端头就是下豫丰，下豫丰墙外是工厂的农场。说是农场，不知道它种些什么，有十几间平房作管理用房。我母亲很喜欢吃农场用胡萝卜做的咸菜，黑黑的颜色，很辣很辣，经常叫我去买。农场也有花圃，我记得有栀子花、茉莉花等。还有一种干菊花，它的花瓣是干的，脆的，离家后几十年没见过，近些年在云南见卖的。还有果树，有一种象蟠桃样的水果，果肉只有五毫米厚的一层，中间是空的，很好吃，略有一点药味。出来这么多年，一直没再见过。
往农村远远望去，在田畴上歇息着一队队白鹤，一队多的有二三十只，少的七八只。有的在梳理羽毛，有的在水田中找食。如果有人靠近，“呼啦”一声，它们便飞向天空。高高的天空中时不时会看到一两只老鹰在巡游，这时候，我们便会大声地唱一首不知谁教的儿歌：“麻鹞子，锁—河，锁到对门砍脑—壳……”。春天时候，在朦胧的晨雾中，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布谷鸟的歌声：“米贵呀，米贵呀……”。这些，难道不是很有诗意的图景吗！
几十年后我在一家有关市政工程的设计院工作，知道了一些规划方面的知识。回想起来，豫丰纱厂的规划应该说是很精到的。生产区靠近嘉陵江利于安全和交通，服务区顺着山崖延伸，生活区靠着服务区展开，既有利于生产，又方便于生活。当时为了防空，全部建筑的外墙都刷成黑色，乌黑的一大片。那时水泥叫洋灰，“水门汀”，可能是进口的，比较金贵，用在重要的地方。道路是三合土打成，也就是水发石灰拌合煤炭灰渣铺路，经过多次拍打，表面用鹅卵石磨光呈黑铁的光泽，凝固过程前后要一个月。整个厂区绿树、花园、竹林、水池、野坡与房屋建筑错杂分布，十分和谐。那么大的下水道，在城市都难得见到。比起现在的有些建设，房挨着房，一点空地都没有，谁能说当年的规划水平不高呢。当时的营造商叫洪发利，看来还是有水平的，承揽这么大的工程，恐怕也赚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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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梦中萦怀的故乡——东津沱

四川话的沱，指的是在河流的拐弯处，由于水流长期的冲刷，变得比较宽阔的河面。引申开来，用来称呼当地的地名。嘉陵江从合川县城往东流二三公里，由此向北方大拐弯，这里原有渡口，所以取名东津沱。老的合川八景之一——东津渔火，即为此地。据文献记载，古巴子国的别都即建在这里（一说在铜梁洞山下）。
东津沱的老居民点，是在嘉陵江高岸上有不到二百米长的街道，到一条流入嘉陵江的小溪为止，它的起点前文已述。靠溪边还有一条长几十米的街道与它平行，沿溪边另有一条不长的小街与它们相交。靠溪这头稍微热闹一点，有一家布店、一家糖果作坊、一家切面店、几家打铁铺、几家卖稀饭面条的鸡毛店，总共约有百十户人家。街道都很窄，靠纱厂那头更甚，石板路约二米宽。靠厂那头多为草房，靠溪这头多为木板房，瓦顶。这么一个小小的街市的存在，主要是因为盐井、沙溪，远的如北碚、重庆的人员往来合川县城，路上休息、打尖的需要。想想在没有公路、汽车的年代，人们经商、办事，大多靠两条腿步行，这个需求量应该是很大的。小溪上架有一座石拱桥，从小街尽头的黄桷树下坡，过桥沿石板路前行三公里许，就可到县城。
街尽头还有一条斜坡石板台阶，可以下到嘉陵江边，也就是沱边。沱的外缘水的流速较慢，加之还有洄流，泥沙容易沉积，形成沙洲。东津沱就有这么一个很大的沙洲，我们叫沙坝，金黄的沙滩，大小可以摆得下三几个足球场。这里又是我们儿时的一个好玩处，放风筝，跑、跳、闹，随心所欲地在沙上滚。在江边用小石片打水漂，最多时可在水面上跳十六七下。躺在水边“埋死人”，让人用湿沙埋起来，只剩下脸露在外面。用湿沙浇假山，可以做到约五十厘米高的一大片。内河因水流平缓，水不太深，是我们游泳的好地方。夏天的傍晚，有时好几百人在里边游泳，颇为壮观，那个时代极少见到女性下水游泳。内河里还可以找到许多蝌蚪，用玻璃瓶养起来，看它们游动。沙坝和岸边建有木桥，主要供在外河停靠的船只上下客人的交通之用。这座木桥建得比较正规，有桥柱、桥板、栏杆。每年发洪水把桥冲毁，第二年再建。即使按当时的造价恐怕也得几百上千，这笔用于公益的钱不知是谁出的。上岸往上走就是前文所说的两面有墙的斜坡大路。
白塔坪，是我们郊游常去的地方。进大营门往左一条石板小路，两边六七米高的青砖墙，阴森森、湿漉漉的。200来米夹道走完，上坡，路边一棵大黄桷树，下边设有简单的石头桌凳，供人歇息小坐之用。旁边石头砌筑的挡土墙，毛石的缝隙之处，插着好多燃香根部的竹签。据说这是祭拜鸡脚神的，当上坡太累的时候，它就会来增加你的脚力。小路两边都是树、灌木和野草，满眼苍翠。再往上行，有一座水泥柱、水泥顶仿西式建筑的半山亭，说它是半山亭，是只有四棵柱子半个顶，搭在山崖上。亭中靠山的墙上画着一幅彩绘半身人像，有一米多高，上写“胡公南先先生之像”。豫丰纱厂建厂征地，有点霸道，本不想留这条小路，要让行人绕道厂生产区外，这要多走七八公里路。胡先生是当地知名绅士，据说是他出来振臂一呼，声张正义，闹到要上法院，打官司等等。最后厂方让步，把工厂一分两半，留出了这条高墙夹道，工厂的交通，自行架一座天桥解决。邑人感谢他的功德，集资建了这么一座胡公南先纪念亭。继续上行，右边一座庙，这庙早已倾毁，叫什么庙也不知道。只记得庙里塑的有阎王、判官、无常、牛头、马面之类，红红绿绿，颜色非常鲜艳。小时候进此庙很害怕，晚上做噩梦吓醒过好几次。有一个塑像手里举着一块象泥瓦工的拌灰板（象乒乓球拍，但没有圆角）一样的东西，小时候觉得很奇怪，到现在也没闹清楚叫什么东西。再往上走，一块大石上刻着“东山”两个一米多高的大字，书法之好自然不用说。这是一个岔路口，也有黄桷树、几家农户和鸡毛店。到这里坡上完了，一直前行，是近到沙溪、盐井，远的可到北碚、重庆的小路。记得不远处有一座石头贞节牌坊，造型古朴，雕刻精致。岔路口左手边，一路一公里许，分布着建于宋朝的近百座摩崖石刻，大的有两三座十来米高的百手观音、千手观音，涂着金，可以说得上五彩斑斓。还有一尊释迦牟尼站象，其它是一人高或不到人高的石刻罗汉造象。这些象都是深浮雕，长期的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大多已经看不清楚刻的什么内容。这一片摩崖石刻的下方，就是厂里的生产区，可以看到原动部的喷水池、厂房车间等。岔路口右走，就是白塔坪。这里原来有一座大庙，叫慈恩寺，房屋殿堂较多，但我没有泥塑木雕的印象。一座六面九层密檐式砖砌白塔，耸立在山上，白色的塔墙，黑色的砖檐，塔檐附着些绿色的杂草、小树。塔下有院落、牌坊、碑刻。刻着塔的别名“文笔塔”，还有一些诗文和对联。这塔原来叫东山慈恩塔，始建于明朝万历四十八年（1620）。白塔没有人管理，可以进去，每层有三道门。我们喜欢爬上顶楼，坐在门边，迎着凉风，吃着零食，眺望远处，好象有点心旷神怡。离白塔一公里许，有一片松树林，约有三五十亩。松树都有二十厘米粗细，地上是灌木野草，偶然还能捡到菌子。这些地方都是我们幼年好玩的地方。可惜的是，这片松树林在1958年大炼钢铁的全民运动中被砍得精光。农民没有柴烧，把树根都刨光，当作荒地开垦来种了庄稼。80年代后期，一次我从云南回乡探亲。上白塔坪旧地重游，竟连松树林的方位、痕迹都找不到了。白塔是在“文革”中被当作四旧拆掉，部分塔砖用来在板板桥砌了一块写毛泽东“老三篇”的墙，现在连这块墙也没有了。白塔下的房屋，益发破旧，改作了小学校的教室。里面黑黑的，窗户没有玻璃，没有电灯，桌凳是用石板、破砖、泥土垒成的。这些是我没想到的，怎么连云南都不如。我在云南也到过不少地方，乡村小学起码有一幢二三层的砖砌小楼，教室里玻璃窗、木桌椅一般都是具备的。白塔坪的破败，反映的世事兴亡更替就更不用说了。
缘前文所说东津沱边的小溪上行二公里许，适逢另一小溪相汇，此处也有一座石拱桥，桥头上坡处有人家两三户。房前后有大树数株，其中有一棵拐枣树。拐枣是棕黄色，弯弯曲曲的，甜中带点药味的果实，不太好吃。两溪交汇处有一片班竹林，这个班竹不是号称湘妃竹的那个斑竹，没有那么高贵。那个斑竹我只在成都望江公园里见过，确实希奇和好看。这个班竹不象水竹成丛的生长，它是一棵一棵均匀分布地长在地上。班竹长不太粗，节距不大，骨质比水竹坚硬，有很好的弹性，竹尖很细处都不易断，特别适合做钓鱼竿。这片竹林有几十亩大，坡头那几户人家恐怕是以此为生吧。小溪不宽不深，人可涉水而过，两岸长着各种树和灌木。但也有较宽较深的水面，我们叫凼。有两处篮球场大小的水面，水有一人深。有一处水中间有一块淹没的石头，我们叫它磨心凼，另一处叫牛滚凼。这是我们儿时学习游泳的好地方，游泳是要在夏天。其他季节可以钓鱼，水真清，能够看见鱼吃食。那个时候不管是小溪、嘉陵江、长江，都不存在污染，水都是清清的。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活垃圾一般都是还田作肥料。不像现在，任何河流、湖泊，除了西藏还来不及污染，其他没有不受到污染的。
厂区围墙之外是农村。若干家聚居成一个院子，附近有堰塘、竹丛、橘树、坟冢、菜地和梯田等。大一点的院子之间有石板路相连，主要的石板路可以走向很广阔、很远的地方。近处有一座地主黄继浦的庄园，解放后土改运动时把他镇压了，即是枪毙了，庄园也收归国家。抗美援朝以后改做荣誉军人疗养院，又叫荣军校，作为供养负伤的残疾军人的地方。缺胳膊、断腿、瞎眼等样样都有，可见抗美援朝的代价是很惨重的。残疾军人最多的时候有上千人，连同护理人员是很大的一个单位。“文革”中我到过有名的大邑刘文彩地主庄园，论院落房屋，刘园比黄园好，论庄园大小、花园美丽，黄园比刘园还强得多。可能解放前阶级矛盾比较尖锐，“荜路褴褛，以启山林”，铤而走险当“土匪”的多。黄园有坚固的围墙，还有一座三层的岗楼，楼顶有城堞，各层有枪眼。黄园附近还有一家较小的地主也有岗楼，大小和外观没有黄家的壮观。看样子都有家丁护院。附近有一座寨子山，山寨很大，山顶上有用石头砌的城墙，只有一条小路上下，恐怕是普通农民集体遇到土匪打劫时避难的地方。这座寨子山现在也变样了，城墙的石头在1958年以后用作各种建筑的材料，全部被拆光。就连豫丰纱厂也是高筑墙，在一些重要地方建有岗楼碉堡，我家后边围墙拐角处就有一座，建国几年后才拆除了。黄家有一个男孩叫黄琳，小学和我同班，念了两年后就不知他的去向。
有一条石板路走约15公里可到华安煤矿。那是当年屈指可数的工矿企业，谁投资建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卢作孚天府煤矿的分矿（？）。煤矿有一条小铁路，通到嘉陵江边，建了一个小转运站（煤栈），煤炭在这里装船运走。这座转运站我们都叫它华安（如果说煤矿则要说华安煤矿），就在东津沱石拱桥对岸不远处。这里有一块煤场，有十多户人家，有鸡毛店，也有一座建于清朝道光年间的石头贞节牌坊。白塔坪那座在“文革”中被“破四旧”拆了，这一座因为紧贴着都是房屋，投鼠忌器，得以幸免劫难。这条铁路用的轨道是扁钢，钉在纵向的枕木上，用不起工字钢轨，轨距六七十厘米左右。煤矿产的煤，就靠工人一车一车的推出来，一车可能有两三吨吧。
我上高中的一段时间，煤炭比较紧张，用煤要自己到煤矿去运。我去过两次。头天的下午就要挑一担空箩筐步行进矿，晚上在矿上猫一晚。一般是在职工澡堂，那里比较暖和，还可以免费洗澡，只有大池，水不很干净。凌晨买好煤，和推车师傅说好，把煤担放在他的车顶，但要帮他推车。煤炭车车轮装有滚珠轴承，润滑较好，平路时不甚费力，下坡可以站在车架上滑行。累人是上坡，推起来特别沉重，有时为了防止下滑倒退，要用肩膀抵在车帮上，一步一步的往上推。饿了吃点带的馒头或冷饭。好不容易到了华安转运站，把煤卸下来再慢慢挑回家。为了四五十公斤煤炭，要花近两天时间，来回三十多公里。又累又饿又困又脏，冬天穿一件旧棉袄，还又冷。我四哥比我苦，他去过十多次。60年代后期，汽车慢慢多了，矿上买了解放牌汽车。把煤炭车十几辆组成一列，用汽车拉，汽车是跨在轨道上，车轮在路基上走。人工推车便成为历史。
东津沱到县城的交通有这么几种方式，一是步行，有大路和小路，两三公里路要四十多分钟。大路就是前文所说的石板路，过华安前行，路过两三处有黄桷树的鸡毛店，到南津街，过江。小路就是走嘉陵江边的沙土路，会路过几块沙滩、鹅卵石滩，到南津街。我很小的时候，有人抬滑竿和牵马。滑竿是两根竹竿，两头各绑一根横档作肩抬之用，中间吊一个竹片做的吊床，安有竹做的枕头和踏脚板，有的还有一块布的棚。牵马是一个人两匹马，好马给客人骑，自己骑劣马，一同跑到南津街再收钱。大人带着，滑竿我坐过，马也骑过，不过次数很少。再就是坐船，小木船可坐十来个人，两个人划，下水快，不要二十分钟。南津街过江是中型木船，可乘三十来人，一分钱一次。有人在岸边卖竹牌，指头大小，上面火烙四个字：“渡江壹分”。上船后丢在箩筐内，来不及买牌直接丢钱也行。没有钱也不要紧，那就帮着划船。正常水位时，划船还好办，遇到涨水（发洪水）时，是很紧张的。要先顺着岸边往上划一公里许，再突然向江心划去，在激流和划桨的合力作用下，才能艰险地到达对岸预定的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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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嘉陵江及合川县

我常自揣，嘉陵江应是长江最重要的支流。它的西、东源分别发源于四川西北的若尔盖和秦岭。它蜿蜒曲折，奔流千里，与长江汇合，并在交汇处产生了西南最大的城市——重庆。嘉陵江是一条宽阔的河流，我后来生活在云南所见的一些河流，与它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它的河谷既宽又深，往往一边是陡峭的山崖，另一边是缓坡。河谷的宽度通常不小于一公里，相对高差几十到一百米。河谷深处流淌着汹涌的江水，河滩是大片大片的沙滩或鹅卵石滩，河谷上面是广袤的农田和错落的村庄，两岸葱绿茂密的树林，谁能说不是一幅壮丽的景观。
从重庆沿江上溯一百公里，嘉陵江接纳了最大的两条分支流，渠江和涪江。在与涪江的交汇处，还造就了一个城市——合川。远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初期，这里就是巴人定居之地。春秋末期，在楚国的进攻下，巴国曾迁都于此，故合川有巴国别都之称。其后又有濮人在此休养生息，有濮岩、濮湖、濮子墓等地名流传至今。秦灭巴、蜀后置垫江县，南朝宋文帝时改置东宕渠郡。西魏恭帝三年（556）改置为州，因其地三江汇合，起名合州。民国2年（1913），改为合川县。建国后，于1952年设合川市。合川是一座富饶的，人口众多的城市，当时就号称有100万人。1958年以前，它就是我国为数不多的设市的城市之一，当年改为县。
旧时的合川城，就是凭借着物产丰富和交通发达，在涪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口形成的。两江交汇口突出的尖吻叫鸭嘴，沿着两江都建有很长的码头，停靠着好多趸船和几百条木船。沿码头上坡，就到了县城的街市。码头附近有不少客栈，都是木板房，无例外地在门上挂着红灯笼，上写“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沿嘉陵江边南北走向的一条街最长，约有两公里多，由小南街、梓桥街、杨柳街、高石坎等段街道连成，中间过一处叫太平门，越往北房屋越稀疏。沿涪江方向绵延的街市也有一公里多，西边叫落阳门。西北方向叫塔儿门，出去可到南充等地。城里有街道二三十条，小巷一百多条。以小南街、梓桥街、苏家街、察院街、久长街、明月街、柏树街等比较热闹。百货、钟表、饮食店应有尽有。有一家饭店名叫“断鸡处”，在郭沫若先生的自传中记载，他早年来合川时曾在此与朋友聚过餐。还有两家颇有规模的照相馆，一家叫“三江”，一家叫“国光”。有两座电影院，两座川剧场，塔儿门外有一块运动场，叫体育场，体育场尽头的山上有一座公园。城内西北部有高地隆起，叫瑞山。瑞山上有一所中学——合川七中，听说现在改回原名——瑞山中学，是卢作孚先生建的私立中学。山上还有民生公司的小发电厂，有一座高烟囱。除瑞山山坡处还存在一小段城墙外，其他地方我没有见到过县城的城墙。所有的城门也只留下地名，均没有残存下城门的痕迹。城里最高建筑是枣红色的钟鼓楼，是一座碉堡形的建筑，楼下是县图书馆。其他建筑最高为三层楼。旧时没有汽车，所以街道不甚宽，为三合土路，水泥和沥青路面是70年代以后的事了。
现在有一个说法——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当时合川的标志性建筑我以为应该是东津沱白塔、南津街白塔、嘉陵江北面的八角亭和涪江南面的铜梁洞这四座。南津街白塔，正名文峰塔，始建于清嘉庆十五年（1810），为八面十三层密檐式砖砌结构，中空可攀登。形制外观与东津沱白塔相仿，只是更高一些。八角亭座落在嘉陵江北岸的学士山上，始建于北宋嘉祐初年。亭为木质搁压结构，三层三檐，八角盔顶。北宋理学家周敦颐书题其名为“养心亭”，并在亭内著书立说。铜梁洞在涪江南面的铜梁山上，因其山岩石颜色如铜，故名铜梁山。早在西晋左思的《蜀都赋》中对它就有记述，以后历朝各代均有名人在此修行居住，以传说张三丰曾在洞内修炼最为有名。因其名气，后便以洞代山名。明朝初年始建道教寺观二仙台，盛极一时。民国10年（1921）重修，为三层楼房，貌似一座西洋教堂，此为它的奇特之处。后面的三处名胜至今均尚留存。它们给合川东、南面10多平方公里的嘉陵江、涪江河谷区插了四根标杆，它们传达的人文意念，给人以浩渺的历史沧桑感。
合川最有名的，是它东面五公里嘉陵江边的钓鱼城。那是南宋晚期，抗元名将王坚、张珏带领合州军民英勇抗击蒙古侵略的地方。在南宋其他国土基本上覆亡的情况下，他们以坚强的精神，凭借钓鱼城险要的地形，孤军奋战，独力坚守了36年之久，不可不谓之艰苦卓绝。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们的炮火把御驾亲征的蒙古大汗蒙哥打成重伤后死亡。如果我们假定，蒙哥不在此时死去，而是顺利地由他，而不是他的弟弟忽必烈来建立元朝，那么后来的中国历史可能会演变成另一个版本。钓鱼城的事迹，有关资料介绍得很详尽，在此不多说。钓鱼城我至少去过两次。一次是1958年初，初中班上组织过班会，我拿着二哥的莱卡照相机，去照过10多张像片。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使用照相机，那时照相机也是稀罕物，所以记得很清楚。另一次是1997年9月，我回重大参加毕业30周年聚会，顺便带妻子、女儿回故乡探亲，在外甥王志立的陪同下，再去了一次。每次观瞻，都有不凡的感受。
合川另一样值得一说的东西是桃片，据说创制于清朝乾隆年间，有200多年的历史。在当时的主要街道小南街上有一座三层楼，当街墙上塑着四个竖写的金字“桃片大王”，这家桃片的商标叫“同德福”，在那个时代应该算是比较有名的了。合川桃片确实做得很好，即使是在物质生活极大改善，食品非常丰富的今天，也还可以算得上是精美的食品。


4  没有忘怀的几件旧事

一次，厂警保队打死了一只豹子，挂在厂前区的旗竿上，认为是为民除害，让人们参观。当时工厂附近的环境是绿树成荫，工厂靠山崖一面没有围墙，这只豹子不知从哪条路跑进厂来。厂警保队是配有枪的，怕它伤人，打死也在情理之中。那个时候还没有《野生动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等等。总之，那时候即使在人口稠密的内地，还有野兽出没，说明生态环境是相当好的。
有一年，快过年了，我大哥、二哥两位兄长从城里买了一些火药回家。这种土火药在爆破器材中正式名称叫黑火药，是我们老祖宗著名的四大发明之一。民间通俗地把它说成“一硝二磺三木炭”，硝是硝酸钾，磺是硫磺，它们和木炭分别研成粉末按一定的比例混合，就制成了。我的二位兄长找做鞭炮的商户买来，晚上在家门的阶檐地上，把火药洒成直线的或弯曲的各种形状的带，用线香燃点。点燃一头，火焰顺着火药带飞快地燃烧，崩发出耀眼的火花，非常神奇和美丽。玩了一阵后，他们有点腻烦。看见我在一边跃跃欲试的样子，便让我来玩，他们回屋去了。我一个人玩了一会，也有点腻烦，也想回屋。想先把线香弄熄，小时候经验不多，想到插在沙土中可以熄灭。因是晚上，可能有点疲乏，脑筋反应出了一点错。我把大半茶叶筒火药当成沙土，一下子把线香往筒中插去，只听得“轰”的一声，一大团火起。大人们听见动静，冲出家门，把我抱起来，只见我满脸熏得乌黑，眉毛和前边的头发烧掉了，哭都来不及哭。洗脸后，见脸通红，幸好没有起泡，眼睛也没问题。父母把二位兄长责怪了一通，事情也就过去了。
大约是1948年冬，父母带我和妹妹到北碚去旅游过一次。记得出发是下午，坐小木船到合川，住在纱厂驻合川办事处。这里门上有一块黑底金字的匾，“办事处”三个字写得弯弯曲曲很古怪。第二天黎明，即睡眼惺忪地起床，登上民生公司的小轮船。轮船在嘉陵江上顺流航行，速度很快，父亲带我到船头观赏，江风吹得我气都喘不过来。50公里许到达北碚。住下来后，父亲带我们游览了动物园，这是一个从小县城来的小孩第一次进动物园，印象非常新奇，看到了老虎、孔雀等。记忆最深的是好多的猴子，关在大铁丝笼子里，不停地跑上跳下，非常的活跃。喂它们吃饼干，猴子从笼子中伸出前爪来抓，我妹妹吓得直哭。还看了博物馆，里边有蟒蛇、老鹰和其它许多动物的标本，真正使我大开了眼界。正因为印象这么深，所以在1982年，我在山沟工作，带妻子女儿回乡探亲时，特意效法我父亲，专程找到这座博物馆去参观。博物馆还在，现名为中国西部自然博物馆。我的意思是让女儿脱离一点山沟的孤陋寡闻，增长见识，减轻在山沟工作的父亲的一点歉疚。女儿5岁，和我当年差不多。但后来问起她，什么都记不得，正所谓人与人不同。北碚是合川著名人物卢作孚建设的模范城市。卢作孚先生作为民国时期民族资本家的佼佼者，他开办民生公司赚了一些钱后，建造了这座在当时堪称现代化的城市。平整的街道，两边的“洋房”掩映在绿树丛中。还有颇具规模的学校、公园、动物园、博物馆等，反映出卢先生超前的见识。有的花坛高出地面，作成长三角形，儿时的我觉得它象一艘轮船。我第一次看见汽车，就是在这一次，使我回乡后玩泥巴做汽车有了蓝本，镶起了玻璃。夜晚，各处商店亮起了霓虹灯，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了都市繁华的夜景。
我之所以写出这一段经历，是因为它给了我一个信念或者提示，那就是我不能老死蓬蒿，无论如何我也要为作一个城市居民而努力奋斗。现代都市给我的憧憬和艳羡，使我始终不能忘记这个目标，我后来的生活经历，印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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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家世渊源

1  黄姓的起源

首先声明，黄姓乃至我的家族中，没有特别显赫的人物。这似乎说明，黄姓在中华民族姓氏大家庭中只是平凡和普通的一员。
黄姓的起源，各种资料上说得不很一致。涉及到的始祖人物也很多，大致有黄帝、颛顼（读Zhuan xu）、陆终、少昊、皋陶、伯益等。他们多是远古传说中华夏族共同的首领人物，其事迹尚缺乏真正可信的历史记载。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据《史记》等古籍记载，黄为嬴姓。嬴姓的后裔分封达14国之多，分衍出黄、赵、江、秦等数十个姓氏，黄姓是其中的一个。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古黄国。在河南省潢川县城西，有座长方形古城遗址，据专家考证，这就是黄国故城。潢川黄国是由伯益的后代所建，建国的时间在公元前21世纪夏代初年。存国1400余年后，在春秋时代各国频繁的征战之中，于公元前648年被楚成王所灭。目前，全球华人的黄姓子孙，比较一致地公认潢川黄国为黄姓的发祥地。潢川县成立有中国黄姓宗亲联谊会，接待过“世界黄氏宗亲总会”的宗亲，举办过多种谒陵祭墓，拜祠敬祖的活动。
历史上有确切记载的黄姓祖先应该是黄歇。有多部典籍说，黄歇是黄国遗民的后代。战国晚期，以黄歇为代表的黄氏族姓在沉沦了数世纪之后再次崛起，完成了黄姓的中兴。黄歇仕楚，即在楚国当官，他才能出众，乃至挂印封侯。他官至左徒，后至楚相。封春申君，为战国四君子（其他三人为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之一，是当时风云人物。后在楚国的内乱中，被王舅李园杀死。流传至今，在江阴、江夏、淮南等地有多座黄歇墓。楚考烈王时他的封地在江东吴国故墟，即今江苏常州、苏州至上海一代。现今上海别称申，即因为此。我的老家在上海，说是黄歇的族裔，应该说是没有大问题。
黄歇的活动范围主要在长江中下游流域，这也是黄姓江夏堂子孙分布的主要地区。江夏堂排列黄姓16个地望堂号之首，后代人数众多。据老家的三哥说，先辈留下来的家具上还刻有“江夏堂”三字，说我的家族郡望属江夏堂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  家史沧桑

我们家族原来居住在崇明岛（现崇明县），往前数四世祖黄敬开始搬到嘉定县（现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严家栅村。黄敬的父亲名黄达夫。在清同治九年黄汉荣修的《上海崇明黄氏家乘（22卷）》中，应能找到关于他们的记载。据说在文革前，有崇明的黄氏族人曾到马陆来了解黄姓这一支后人的情况。黄敬在嘉定马陆生子二，其次子多多公在太平天国运动中被“长毛”抓走，按现在的说法应该是参加太平天国革命，后不知所终。其长子黄月香生三子，黄春兰、黄梦兰、黄仙芝，黄春兰即是我爷爷。我父亲名黄承祚，他有两位兄长，我大伯黄士春，二伯黄承熙，都没有后代留存下来。二爷爷黄梦兰生子四，大经、承庆、承丰、承烈，他们及其后代好象都在家乡务农。三爷爷黄仙芝要发达一点，民国早期当过江苏常熟县的警察局长。他的大儿子黄承颐，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过北伐战争。黄承颐的两个儿子肇基、肇庆，肇庆是台北大学毕业，现可能在台湾。黄仙芝的次子黄承熹更是了得，获得英国皇家医院医学博士学位，此人下面还要说到。其子肇文、肇武、肇荣、肇邦。黄肇文曾为解放军八一足球队主力守门员，1957年曾参加国家队到印度尼西亚征战世界杯足球赛外围赛，后转业派往一家国营农场当党委书记。黄肇武当医生现留居美国。
我的父亲黄承祚，幼年家贫，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只上过小学，后到上海当学徒。现代城市特别象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它的发展壮大过程中，其市民的主要来源，大都是附近农村的农民。这个城市化的过程，现在还在延续和扩大。父亲在裁缝店学徒，那时缝纫机还没有广泛采用，基本上全凭手工，应当说学到了一手好手艺。他留下来的铜熨斗、铜喷壶，直到60年代初我还见过。他在家戴上老花镜亲自裁剪缝制袄裤、皮袄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我初中时他为我补的一件衬衫，针脚既细又均匀，令我十分惊讶，印象很深刻。这一点对我也发生较大的影响，我后来在山沟工作时，面对艰苦的生活环境，自己学着裁剪缝制衣服，还是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后来的一个机缘，改变了父亲一生的道路。他的堂兄黄承熹从英国留学取得医学博士回来，在常熟县开了一家医院，起名集善医院。为什么要在常熟开，可能跟其父亲在此当警察局长有关。开医院需要各种人员，便叫上自己的堂弟，也就是我父亲，去那里工作。
父亲为人随和诚实，工作勤奋，遇事爱问爱钻研，特别喜欢动手，什么都愿意学。黄承熹挺喜欢他，不管是看病还是动手术，干什么都要带上他，并教给他一些初步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能。时间长了，父亲从消毒、护理开始，逐步也就能看一些小疾病，作一些简单的手术。照现在的话说，父亲是从实践中学习，自学成才的。那时候的职称可能没有现在正规，我见过一张集善医院开给我父亲的医生证明书，是用土纸油印的，上有黄承熹的签名和医院的盖章。
也就是在这所医院里，父亲和同院的护士顾幼琛女士结了婚。据母亲说，她父亲是嘉定县城的一个私塾教师，看来应是个文化人。曾送她上过师范学校，照现在的说法相当于中专。她小时候抵制缠足，幸得成功，所以是天足，比她两个姐姐幸运。顾姓在江南可以说得上是名门望族，历史上出过多位知名人士。她父亲为她取了三个名字：家賮、幼琛、宝珍。早年她用的是顾家賮这个名字，建国以后才改用顾幼琛。父母亲成家后，开始了他们患难与共，相濡以沫数十年的婚姻生活。我大哥是他们在集善医院工作时期生的。
1938年春天，正值抗日战争的开始阶段，集善医院被政府半动员半征用，改组为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九陆军医院，院长是张振鹏。在当时国家的现实情况下，战争爆发，一下子要组建那么多军医院，这不失为一个办法。原来医院的员工愿意留下的就留下，不愿留，有其他办法的就走。父母亲即成为了九陆医院的下层医务人员，算现在所说的双职工吧。我二哥生在哪里我不知道，只知道三哥是在九陆医院生的。据说生下来没有多久，因敌我军力悬殊，军情紧急，国民党军队败退已成定局，医院要往后方撤退。父母不得已只好把婴儿托付给他们的长兄，也就是我的大伯父黄士春。大伯父没有子女，当然很喜欢，得到一个亲侄子，当成自己的儿子抚养。
父母带着两个小孩跟着医院撤退，或者说转移，实际上就是逃难。这段生活可能是非常痛心疾首的，其艰难困苦的程度，母亲在几十年后讲起来都那么动情。天上有日本人的飞机轰炸，地下有日本兵的追赶。逃难的人很多，交通工具缺乏，有时吃不上饭，没有住处。女人们用锅烟把脸抹黑，怕被日本人抓住遭受凌辱。人们心里充满着恐慌，不知道前途，不知道将来，不知道命运。医院也很困难，随处安置，伤兵病房有时就在露天。一场仗打下来，来的伤兵很多，大多是重伤员，死人的事随时都有发生，可想见战争的惨烈。缺少药物，缺少器械，有时就用木工锯来做截肢手术。必要的麻醉药短缺，经常可听见伤兵的哭喊惨叫。医护人员少，每个人所担负的工作负荷都很重。
医院的转移主要是沿长江走向内地，据母亲说，在汉口、沙市和巴东停留过较长一点时间。1939年春天，医院辗转迁到了合川，驻扎在较场坝，在这里安顿的时间比较长，稍微稳定一点。我见过一张委任状，上写：“兹委任黄承祚为少尉军医”。落款盖的是军政部长何应钦的签名章，和一个关防。这些东西，连同上文说的医生证明等，在“文革”中怕惹麻烦，都烧掉了。母亲在医院里当司药，还当过护士长。
可能在这段时间，父母生下了我的四哥和另一个哥哥“小五宝”。这个“小五宝”几岁时得麻疹死掉了。医生的家庭，为麻疹会死人，可见当时工作的繁忙，和医疗条件的简陋。另外还生过一个小姐姐，出生后不多天，因为奶妈睡觉时不慎，手臂压住了口和鼻子，结果窒息而亡。可以想象父母亲是很痛心的。
到1941年夏天，九陆医院院长换人，新院长带了一帮自己的人来，于是父母亲便失业了。张振鹏把他们介绍给其弟，工作地点是设在昆明的西南运输处，他自己后来回了上海。现在我想，张振鹏其人是很讲道义的，即使发生变故，对长期跟随自己的人的出路，还是要尽可能地作出安排。我父母对张也是发自内心地感激，直到“文革”，多年书信联系没有断过。60年代初，自然灾害中大家都饿着肚子。张家在上海，子女多，靠他一人工作，生活有些困难。父亲送了他几百元钱，还托名是归还若干年前的借款。尽管那时我家也不宽裕，这笔钱也不是一笔小数目。那时我正在上高三，张还叫他的与我同岁同级的儿子张乃濂与我通信，互寄过照片，意思是加强后辈的联系，顺致一点感谢。我寄去的照片是头发凌乱，穿着有补丁的衣服，带着微笑，显得很土气。寄来的照片是头发上了油，梳得溜光，戴着眼镜，衣服笔挺，一付成熟的样子。充分反映了大小城市的生活、文化的差别。后来我考上了大学，他是落榜了，因双方本来友情基础差，没有再继续通信。
西南运输处全称怎么叫我说不清，它是负责从缅甸到重庆等地的军事物资运输的管理部门，设在昆明市黑林铺。手中没有西南运输处的资料。抗日战争那么大数量的物资，绵延数千公里的运输线，我猜想起码要有几千辆汽车，多座转运站，若干座仓库，接待站等，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单位。现在的云南汽车厂就在黑林铺，占地面积很大，西南运输处应该是汽车厂的前身。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中国沿海及东部大部分地区，对中国基本上形成封锁以后，国际上的援助，主要是美国的军用物资，只有通过两条路径运入中国。一条是陈纳德航空队（飞虎队）通过驼峰航线空运。另一条就是滇缅公路（从缅甸腊戍到昆明），这是抗日战争中的一条重要的国际运输干线。可以说，滇缅公路是云南人民对抗日战争最重要的支援和贡献。在战争情况下，云南省动员了20多万民众，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基本上全部运用人工人力，使用简单的工具，在丛山峻岭的原始森林中开路，在跨越澜沧江、怒江等高山峡谷上架桥，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在1938年8月修通了这条公路。据资料介绍，为修筑这条公路，因各种原因死亡达2300多人，可见工程之艰巨。滇缅公路全长1153公里，国内部分959.4公里，从昆明经楚雄、下关、保山到畹町。这条线路直到几年前都还是320国道的基本路径，这几年高速公路建设快速发展，由于工程技术的进步，才有了更加快捷的优选线路。
父亲先到昆明，找到了张弟张纯武。张介绍了一个内部小卖部售货员的职位，当然张弟可能也有难处。然后母亲领着四个小孩，带着行李家当，搭乘拉货的汽车，颠沛流离数千里，经重庆、贵阳到了昆明。在路上还发生过一次四哥走失的事件，幸好找了回来，不然又将酿成一个大悲剧。父亲此次来昆明，还专门改了一个名字叫黄缅承，应该说寄予的希望还是大的，但结果不很理想。在昆明呆了大半年，不得已只好又回重庆。这次回重庆可能是坐的西南运输处的货车。听二哥讲，当时的卡车烧的是木炭，时不时要加炭。一遇上坡，司机助手——一个小弟就要从驾驶室探出身来，用扇子猛扇烧炭锅炉。另一个助手跟在车后面，用三角木垫车轮——怕车倒退。这种车我没见过，不可想象。有一首民谣是说这种车的：“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下车六七次，八九十人推”。条件差，车速慢，一路肯定很艰难。我工作后一次回去探亲，大家一起闲聊，我说黑林铺有一座有名的寺庙叫筇竹寺，问父亲去玩过没有？答说没有。我问知道不知道？答说不知道。我说就在黑林铺后山，很近，怎么会不知道？父答：“饭都要没得吃，啷能去白相”。可以看出一点当时的艰难程度。
回重庆后借住在高滩岩，靠父亲在外打零工维持生活，如到防疫站（是否现在的三军医大？）打预防针等。这段时间恐怕是我家处境最困难的时期。听母亲说，经常是喝粥，菜是泡豇豆，一餐饭一人一根。或者是一碟酱油，筷子蘸一下喝口粥。生活艰难，偏偏雪上加霜，一天不知怎么的，母亲把绑在裤腰带里的几两黄金丢了。这可是全家多年的积蓄，在困境中惟一值钱的东西，母亲难过得要死，但也没有办法。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家庭中也没有过多的责怪，还是同甘共苦，苦撑时日。
这段时间不知过了多久，我估计几个月吧。这时，另一个机缘改变了我家的境况。
此时恰逢豫丰纱厂迁建合川，需要各方面的人员。父亲原来九陆医院的老同事王秉川先进该厂，受托来重庆找人，正好就把父亲介绍到厂当医生。这样，我们家又回到了曾经生活过的合川，这时的时间是1942年9月。开始时可能父亲是住在厂里，家在凉亭子租房子住，我听说过父亲星期天挑着米回家的事。是否就在这段时间，为了生活，母亲在城里开过诊所。因为我见过一块匾，上写“顾家賮医师诊所”，这块匾黑底金字，有五六十厘米大小。
我就是在这段时间出生在凉亭子。我那个姐姐没活多少天就死去的事，是否也发生在这段时间。因为全家对她的怀念，也因家里男孩多，父母对女孩的企望，所以给我起的小名叫“幺小姐”。这个小名一直叫到我妹妹出生，有了真正的小姐为止。我的排行代替了死去的哥姐，成了老五，后来也有人叫我黄老五。这样做对不对，我也说不清。给我原来起名叫黄肇川，可能是为了纪念四川合川这个给了我们家安身立命的特殊地点的原因。直到后来为我妹妹起名的时候，为了照顾到我家名字的规律性，才从字典中找了这个“炎”字来换了“川”字。这样，我的名字中嵌进了中华民族两大始祖的称谓，可以对他们表示充分的敬意和纪念，比原来的那个好。我们家兄妹的名字依次为：肇炯、肇烈、肇烽、肇煜、肇炎、肇燕。
后来我们家搬到了东津沱纱厂宿舍，最后住进了前文所说的那套房子。这房子原来是王秉川家住，他搬走后，我们才住进去。他原来在九陆医院的阶级比父亲高，可能是留学生。王秉川走后没有听父母提起过他，不知去了什么地方，可能水平高路子宽吧。他留下不少日本、德国的原版医学书籍，都是精装本，有封套，纸张之高级，图片等都是彩色，印刷之精美在当时确实难得。我最早看见细菌的图象，就是从这些书中。还有外国的制药厂的照片，厂房、绿化，环境，真是漂亮，令人惊叹不已。他还留下了一把佩剑，有四十来厘米长，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刀鞘。据说这种剑叫“军人魂”，上面刻有“不成功，便成仁。蒋中正赠”。是蒋介石给黄埔军校的学生（资料上说十八期及以前的赠发）遇到紧急情况时自裁用的。这把剑我见过，很锋利，遇着刀生锈，见兄长拿来往土地中反复插上几次，便又闪闪发亮。这把剑一直丢在家中阁楼上。1958年，因房子漏雨，几个来修理的工人发现了。当时阶级斗争观念很强，警惕性很高，认为是反革命的证据，拿去交到厂里。厂保卫科还把父亲叫去问了半天，弄清楚是别人留下的也没有怎么样。“文革”中又问过一次。这把剑不知道现在被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应该说是很珍贵的东西，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
父亲进豫丰纱厂是一个转折点，从此我们家结束了漂泊的境遇，开始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合川毕竟是后方，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中因远离前线，生活比较平静。父亲有了稳定宽裕的收入，当地物价便宜，生活逐步得到改善，母亲不再出去工作。父亲工作认真，为人平和，肯给人帮忙，和同事、邻居相处和谐，比较受人尊敬。我见过他帮雷家院子的几个女子到厂里介绍工作。还和几位工友相处特别好，一位许兆麟，一位姓雷，时常来家帮忙。我见过父亲当时的一些照片，仪表清朗，神态安详，充满自信和自尊。父亲和我家后面第四栋房的姚克潜还换帖子，拜金兰，结拜为异姓兄弟，父亲居长为兄。姚太太姓高，他们家和我们家关系一直很好。姚先生在厂担任什么职务我不清楚，后来没有干到退休便病故，埋在厂墓地。姚太太跟了在外面工作的子女，以后便没有消息。50年代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父亲不时受到一些打击和折磨。不然的话，生活可以说得上是宁静和安谧的。
父亲的收入足够养家，也由于厂里职员阶层的时尚，母亲在家当上了专职太太。因子女多，家务事繁重，还请了保姆。那时的称呼叫某嫂，如张嫂、李嫂、王嫂等等。都是农村来的中年妇女，在我家呆的时间一般不长，来去频繁，所以留下的印象不深。建国后认为请保姆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母亲便自己做家务。50多岁了，家里的水都是她自己挑，很辛苦的。母亲不工作了，但她热心公益活动。那时厂医院好象没有设妇产科，人们也没有要到医院生孩子的观念和习惯，豫丰村哪家生孩子，都是来请母亲去接生。好多次深更半夜来喊，母亲都是提起她那只装医疗器器械和用具的专用皮箱，马上就赶去了。这种情况一直到50年代中期，才改变为由医院负责。豫丰村母亲接生的孩子，估计有好几十人。这些都是尽义务，不收一分钱的。只是在满月还是百日，有人送点红蛋来。我现在想，母亲作这些事，风险是很大的。现在医学技术这么先进发达，医院都还难免发生事故吃官司，只能说幸好母亲没有遇到麻烦。
母亲还担任了豫丰村居委会的主任，这也是义务性的工作，没有任何报酬的。我见她组织居民政治学习，安排夜间治安巡逻，和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干警联系汇报等，非常热心负责，有时连家都顾不上。其他如打扫公共卫生等，她都积极组织和带头参加。
豫丰纱厂在建国以后被收归国有，改名为国营611纱厂，大概在60年代中期又改名为国营合川纱厂，最后定名为重庆市第四棉纺织厂，直到现在。工厂在解放以后历次扩建和技术改造，最多时职工有5000多人，数得上是比较先进的现代化大型纺织企业。连同家属子女，和为工厂配套服务的人，东津沱发展成为有一万多人口的居民点。611纱厂也比较有名气，50年代，我国现代化工业不多，工厂待遇相对较高，人也显得精神。几十年后，我在昆明遇见一个满口合川乡音的人。问起来，他说其父母是东津沱611纱厂的，言谈之间，颇有自豪的神气。走出东津沱的人，好象也有了一点东津沱情结。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兴高科技产业的崛起，乡镇企业的成长，不少老的传统行业的地位逐渐下降，我国的国有纺织企业普遍萧条下来。重棉四厂也面临同样的命运，它就像一个人，走过了欢乐的童年，有希望的青年，辉煌的中年，现在是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苟延残喘地过自己剩下的日子。眼下没有破产，能够维持生产，发得出起码的工资，养活退休职工，工人没有大量下岗，算很不错的了。1997年我回去过，生产区应该说还比较先进，工厂服务区基本上还是50年代的模样，什么新的东西都没有建过。生活区盖了部分新宿舍搂，但多年形成的棚户区还在，好多房子外墙上还保留着抗日战争中刷的黑色。油毛毡、石棉瓦盖的棚子到处是，真像是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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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少年时期


1  子弟学校

我上学很早，四岁半，1948年9月。
由于人太小，记忆中留下的的东西不多。只记得上学是恐慌的事，一是经常被大同学欺负，挨打或丢书包等，二是被老师打。老师打人用竹戒尺，三十厘米长，四五厘米宽，七八毫米厚。还有用竹鞭，一米长的细竹枝或竹片。还记得逢年过节要给老师送礼，如粽子、盐蛋、腊肉等。
在我四五岁时，有一次冬天下雨，我打赤脚上学，在泥水地上脚冻得如刀扎一般，左脚受不住跳右脚，右脚受不住跳左脚，冻得我直哭。兄长们半背半掺才到了学校。母亲带我去厂职工合作社（就是一间小买部）买了一双元宝雨鞋，因货不多，结果一只是28码，另一只是29码，以后冬雨天再没有打过赤脚。也是在冬天，一次课间活动时，见几位同学拉着一位同学看，我也过去看。这是一个白塔坪农村的同学，穿着特别破烂，我拉开他的衣襟，只见没有棉衣，用一些旧绳子吊着几块巴掌大的烂棉絮，黑黑黄黄的。记得特别清楚的是还有一段细棕绳，这种绳子挨着身体是扎（四川话读Huo）人的。这位同学露出一付极其难为情的神色，当然我完全是同情的心情，没有瞧不起他的意思。当时农民子女能上学的，应该说家庭条件算好的了，都这么艰难，其他人家的状况可想而知。
学校组织有童子军，草绿色的军装，船形帽，夏天男的是短裤，女的是裙子。练操时手拿如金箍棒一样的棍子，还有一种短棍，形状如同打垒球的球棒，只是小一点。我因太小，没有参加过，看见他们操练巡逻，还是挺威风的。
我们的学校，豫丰纱厂子弟学校，是一片“目”字形的建筑物，好象右边的一竖是两层楼，其余都是平房。上边的“日”字是教学用房，下边“口”的三方是辅助用房和教师宿舍，中间有草地、小树。中间一个“口”内是小花园，也有不少小树和草地，右边是过街楼的校门。小花园周围教室的墙上挂着8个大字：“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蓝底白字，写在8块一米见方的板上。是把对角线作垂直线方向悬挂的，和现在的悬挂方式不太一样。上边一个“口”内是内操场，一大块空地，有升旗的旗竿和小平台。右边的一竖外边是两个篮球场，硬地面，当时是三合土。建筑商考虑得很周到，还作了一个学校的立体模型。我特别爱看这个模型，一所学校按比例缩小后可以放在一块小木板上，作得那么精巧，那么逼真，建筑物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漏下，包括旗竿、小树、小草，和细钢丝做的围墙。几十年来我一直喜欢看建筑模型，和这第一次是不是有些关系，我也说不清。
学校很长一段时间的校长是卢济安先生，他后来调往城里作中学的教导主任。他的妻子叫周丽梅，人很和气，也在学校当老师，教过我妹妹的课。她后来调往城里任小学校长，“文革”期间被当作“走资派”残酷批斗，剃阴阳头、挂牌、挨打、游街等。后来被逼成疯，结局是悲惨的。


2  迎接解放

临解放时的社会乱象纷呈，连我们这种五六岁的小孩都能看出来。币制混乱，什么法币、金元券、银元券，全新的票子放了满满几抽屉。通货膨胀，钱多不值钱，时兴实物货币，以物易物。合川讲究用纱厂生产的棉纱作通货，厂里发工资也发棉纱。我见过父亲把一件棉纱放在城里亨达利钟表店，委托老板帮忙换东西。一件棉纱是约20厘米方方的一包，压得紧紧的，我不知道值多少钱。
解放前的印象好象就这么多。1949年12月3日合川县解放，这个日期是从我大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引来的，应当是准确的。那几天因害怕国民党乱兵的骚扰，和万一双方交战时流弹的伤害，晚上我们不敢在家住。开始父亲安排住在医院的病房里，最紧张那两天住在厂防空洞里面。防空洞本来是建厂时为防日本人的空袭修建的，结果没有用上，现在成了大家的临时避难所。防空洞挖在厂墓地靠山的崖壁上，有两个门洞，挖进去再连通，形成“U”字形。这个设计是很合理的，万一轰炸时把一个门洞掩埋了，还有一个洞口可供人员疏散。洞有三米宽三米高，可能全长有几百米，洞壁是打出来的红砂岩毛墙，厂里临时装了电灯。大约有几十家人住在里面，自己在地上铺席子，放上褥子被子，一家紧挨一家睡觉。父亲带我出来透透气，站在洞外的橘子树下，乌黑乌黑的，冬夜的寒风吹得我双脚发抖，牙齿打战。两天过去，幸好没发生什么事，大家都平平安安。作为平民，作为小孩，就经历完了解放，也就是改朝换代的过程。
接下来的十多天，每天下午我们学校的篮球场上都坐满了过往的解放军，经常有近千人。他们休息、抽烟、喝水、闲谈，还有的擦枪，在附近空地上埋锅做饭。我们从人丛中走过，他们很喜欢逗我们玩，抱着我们亲等。我还见到有一个兵对着学校围墙试轻机枪，一阵连发打过后，好多小孩围上去抢弹壳，我因人小挤不上去，很羡慕人家。那些弹痕很长时间都还在。晚上他们就在球场上露宿，早上我们上学时操场上就不见人了，教室里也没有人动过的痕迹。然后到下午又坐满了人。解放军的纪律确实非常好，没有听说发生过任何扰民的事。
解放后工厂也有些变化，首先是在篮球场的一侧建了一座大戏台，离地两米高，舞台是木板，上边有瓦顶，三面有墙壁，有后台，有化装室、灯光室等。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是作得最出色的，大戏台晚上经常表演节目，如《白毛女》、《兄妹开荒》，和一些解放军打国民党军的打仗故事等，看的人以小孩居多。解放前我好象很少听见唱歌，现在一下子知道了好多歌，有学校教唱的，有在城里中学上学的兄长回家教唱的。《解放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团结就是力量》、《你是灯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等等，我都是那时就知道并会唱的。
厂里成立了工会，工会主席叫王福庆，个子高高大大的。工人当家作了主人，地位有很大的提升。一次我和后门张家的小孩闹了点小纠纷，他家是工人，张师傅就把我和他小孩拖到工会，办公地点在厂俱乐部搂下，找到王主席，说我欺负了他工人阶级。结果王主席把双方劝了几句，什么事也没有。还有一个女青年叫葛学惠，也当了工会干部。几十年后，她被提拔为重庆市纺织工业局副局长。
那时工人确实活跃，在我们学校的篮球场上装了灯光，基本上天天晚上都有篮球赛。裁判穿着如现在短风衣样长的裁判服，一条红一条白，或是一条蓝一条白，有点像新疆舞蹈阿凡提的那个服装。在场外围观助兴的有上百人。周末在球场上举办舞会，跳国际舞，那时还不叫交际舞，偶然也跳集体舞，地上还要撒滑石粉。参加的大都是年轻工人。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厂里响应政府号召，动员职工捐献购买飞机大炮。捐献数量多的可以把名字和数量写在纸上，贴在厂办公厅旗竿上挂着的金飞艇上，金飞艇是做成很大的一个金色的模型。“金飞艇”是纱厂产品的商标，解放前就有的，现在恐怕注册了吧。
建设事业有很大发展，重庆到合川的公路修通了。离厂最近的地方有1.5公里，在溪沟上建了一座石拱桥，取名板板桥。重庆公交公司开通了班车，在这里建了一个站，从此到重庆可以坐汽车。工厂买了小轿车，在板板桥建了停车房。板板桥到厂的公路，是1958年“大跃进”时修通的。


3  淘气的小学生

学校里面好象没有太大的变化，原来挂的那八个字取下来了。老师照样体罚学生，我因人小，因作业答题有问题经常被扣学扣饭。中午不准回家，下午兄长带点东西来给我吃。有一次，教我们语文的刘老师点名叫我背书，他坐在凳子上，两腿夹住我，右臂抬得高高的，右手食指和中指夹着我屁股肉，准备一背不出就扭屁股。这个老师平时比较张扬，我背了一段往下正背不出，只见他嘴一歪，右臂往下一压，做了一个很夸张的动作要扭屁股。这时刚好我瞥见了他放在旁边书桌上摊开的书上的这一段，一下子就背出来了，他猛地一停，引得全班同学轰堂大笑。
刘老师待同学严格得出了奇，有的同学有些不妥行为，例如在一段时间有学生喜欢抠其他同学的屁股，当然是男同学之间互相打闹。他看到后就说，再发现就要让这个人吃屎。果然，一天有一位代（叫代一喜）同学又这样作了，他就用篾片在厕所的尿槽上刮了一些尿垢，抹在代同学的嘴上。当然效果是很好的，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做这种动作。代同学是农村来的，我想如果是工厂子弟，特别是干部子女，他恐怕要考虑后果，不敢这样做。刘老师从外地来，知识比较丰富。一次我们说到收音机，他说国外已经有了收影机，我们真以为是海外奇谈。那时不知道是叫电视机，我猜想一定有一个小舞台，有像木偶一样的小人出来表演，可见那时的幼稚。刘老师后来与厂里的一位女职工结了婚，在厂里安了家。再后来上调到城里中学教书，我上高中时他教我们的代数，课讲得不错，很认真。特别是数列那一部分，我觉得真是讲得好，他真是用了功夫的。再后来城里中学老师要讲家庭成分，他的出身是地主，把他下放到盐井区中学教书，直到退休。
我那个时候成绩很差，上课注意力经常不集中，不爱听讲，爱玩东西，有点多动症。有几次，到父亲医院拿来不少空药盒，在课桌上叠房子玩，被老师没收，还叫起来罚站。好象没有家庭作业的印象，放学后就是玩。我们玩的游戏有“官兵捉强盗”、“到营”、“不动”、跳官、打砖等，这些是男娃娃玩的。有时和女孩子玩跳房子、跳绳等。
一次上体育课，因天气不好，在室内练拔河。我站在中间位置，大家松手刚要开始拉的时候，我一下子想开个玩笑，把绳子挽了一个圈，套在边上一个女同学的脖颈上。大家也没注意，两边一拉，疼得她怪叫。幸好有人大叫：“拉着人了”。大家松开手把绳子放下来，不然真可能出事，这事前后大约半分钟。这个女同学蹲在地上哭，我是吓慌了。体育老师赶紧走过来，很生气，朝着我屁股上踢了一脚。他把女同学扶起来，见没事才对我说：“放学后你去她家给她父母道歉”。这个女同学叫章大本，她的父亲是厂里的襄理。放学后是同学谈得瑞陪我去的，到她家敲开门，正好她父亲出来，我很紧张，可能是流着泪说：“对不起……”。这时章大本还没回家，我们吞吞吐吐的把情况说了一下，章襄理可能还没闹清是怎么一回事，就说：“好，好，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也就趁机走了，回家后，我很担心父亲责骂，因她父亲是襄理，也就是副厂长级别的人，怕他找我父亲算帐。结果还好，没发生什么事，说明他们还是很大度的。这个章大本后来随她父亲到了成都，她在春熙路同仁堂药店当售货员，我几次到成都都想去看看她，但都没去。这件事说明我那时是一个瞎淘气（四川话音“哈千番”）的人。
小时候，兄弟姊妹中，几位兄长离家比较早，我和妹妹在一起相处的时间长一些。我妹妹的性格比我好，比较大度、随和，为人正派，善于与人相处。
我因调皮捣蛋，成绩差，初小升高小升不上去。补考过一次，仍然不行，便留级再上四年级。觉得人还小，问题不大。第二年才升上去。
这时班上来了一位新同学，叫张仁，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他的父亲张经武从重庆调动工作来厂，原在一家什么银行，可能是从事会计工作。从大城市来，又是银行，家境比较不错，家里有沙发，电风扇，缝纫机等，在我们小地方很是稀罕。他家兄弟姊妹的穿着，式样质地都是洋气的。他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大都市的新鲜气息，他告诉我们重庆有合川城的八个大（现在看可能还不止），有大众游乐园、文化宫。告诉我们杂技、魔术、踢踏舞、卓别林等新鲜事。他还告诉我们，他父亲是民革——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而民革是宋庆龄、李济深等国民党左派成立的民主党派，是反对蒋介石的。那时宣传的称呼是说蒋该死、刮民党、遭殃军，到处在说特务搞破坏。他说的这些对于我们来说真是闻所未闻的，有的事我们也是似懂非懂。小地方的野趣也使他兴趣盎然，竹林、草地、溪沟，蝴蝶、蜻蜓、蚱蜢、小蛇等，他也很感稀奇。
这时原来厂主代表（也可能是亲戚）的子女还在小学上学，有一个叫孔安安、一个叫马诚诚，还有一个小姑娘叫马礼礼。他们的气质和我们不一样，显示着矜持的姿态，穿着打扮很讲究，肤色白皙红润。他们平常有意无意和我们保持着一种距离，一般不和我们讲话，我们也不与他们玩。这个马礼礼长得非常漂亮，张仁很喜欢她，老想和她在一起玩。后来这些人都不见了，去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我猜想他们如果在国内，以他们的出身，后来的日子恐怕不会好过。
这段时间时兴玩“果果”，就是用纸折的一个小直角三角形，在地上拍着玩。还有洋画，实际上就是印在卡片纸上的小型连环画，正面是彩色的画，反面是相应的文字说明。一角钱一版，有60张，每张火柴盒大小，可以剪开来。玩的时候也是在地上拍，以它是否翻面作输赢。我找母亲要过几次钱，买过几版来玩过。
我爱看书，家中的书都翻看过。那时的小说还有用土纸印的。所谓土纸，就是手工用竹子做的，黄的颜色，比较软，能吸水。质量差一点的当手纸用，又叫草纸。相对的机制纸叫广纸，恐怕最早是从广州那边进口来的原因吧。我9岁上就看完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水浒》等找得到的书。对保尔少年时的调皮，很能引起我的共鸣，他和冬尼娅的感情萌动我从心态上也能理解。武松、林冲、鲁达、李逵等好汉，在儿时就有了印象。遇有不认识的字，就问母亲，她都能教我。后来有了字典，就自己翻找。有时母亲教我们背诵唐诗，告诉我们：“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母亲还会背好多古文。记得在夏天的晚上，我们在屋外乘凉，她给我们背诵《醉翁亭记》。并特别指明：“文中有21个‘也’字”，要我们留意。她给我们背《桃花源记》，一边进行讲解，说到“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时，我听得很入神，好象是听神话故事一样。
我还爱画画，买了些纸，自己订本子。照着连环画书（四川叫娃娃书）上的古时候打仗的场景，学着画骑着马、穿着盔甲、拿着各种兵器打仗的将军，用水彩着色，画了好多本。
我们的班主任叫杨吉文，才来学校时有20来岁，脸色白净，鼻梁有点高，嘴微微张开，留的是大平头。他的板书特别好，粉笔字写得方方正正，他的语文、数学课都讲得很好。那时我们调皮，张仁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疟疾蚊”，但只敢背后叫。他的胆子很大。一次从教师宿舍的房顶上窜下一条大青蛇，又从树上窜到草地上，很快爬进水沟的小洞里。我们都惊呆了，他敢用手去拉，拉不出来又用手巾包着咬了一口，一下子蛇身上就肿起一个包。最后把蛇打死，找了些汽油把蛇烧了。他一直在这所学校教书，“文革”后我还去学校看过他。
不记得是哪位老师做了一个火山的沙盘模型。用大块的炭渣做山的骨架，沙土堆成山，青苔当草地，插了些小树枝。山顶上埋了一个大竹筒，里面装的是火药。模拟爆发试验时围了好多同学，老师点燃引线，火花冲出两米高，大家一阵欢呼，很高兴。我觉得小学尽可能搞点这些活动，开拓学生视野，还是有很大好处的。
重庆市歌舞团来厂表演过节目，是在厂内礼堂表演的，好象是要买票。节目有《采茶扑蝶》、《红梅花儿开》、《五个女儿》、俄罗斯的骑兵舞等等。那华美的布景、漂亮的演员、优美的音乐，还有奇形怪状的乐器的铜管乐队，都是第一次见到，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们的精彩表演，使我享受到了高雅的艺术，有些歌我现在都还会唱。
我的特点是好动，不喜欢闲着，恐怕有些受父亲的影响。我看见人家有搪瓷饭盒，三四个圆柱形的盒子叠起来，上面盖一个搪瓷碗，用一根Ω型的提手穿起来，可以提着走。我自己学着用几个罐头盒分别铆上两个耳朵，做了一个类似的手提饭盒，也可以装饭菜。后门姚太太高克刚（她也是居委会的干部）常说：“老五，你到上海大世界去看一下就好了，那里希奇古怪的东西样样有，保证最合你的性情”。后来街道办事处委托她办幼儿园，小孩没有玩具，我帮她因陋就简地用木板和竹筒做了几个火车头，用旧算盘珠做车轮，可以用绳拉着走。我有时带着妹妹和邻家的小孩吹肥皂泡，我吹肥皂泡也不是简单的吹。我家有一本别莱利曼写的《趣味物理学》，我照着书上的办法，用铁丝作骨架，吹出奇形怪状的肥皂泡，或者在桌上吹出一个套一个的半球肥皂泡。这本书还给了我关于音速、“西瓜炸弹”、时间隧道等等知识。我还试验了火箭，把好几根火柴头上的药刮下来，用香烟锡纸包起来，包的时候插一根针在里面，包成像蝌蚪的样子，再把针拔掉。找一根细铁丝做支架支持住，用火柴烧头部，里面的药燃烧后，小火箭便“嘶”的一声冲出去好远。一次过年时，我们几个小孩在一起放炮仗，我们叫放火炮。我把一个火炮放在一小段竹管中，燃放后一个小孩突然哭起来了，我一看竹管中的火炮不见了，原来是燃放时火炮冲出去，打在他的脸上。火炮放在竹管中放会冲出去，这实际上是爆炸产生的膨胀气体从导火线孔中冲出来反冲的结果。我根据这个原理，用铁皮、竹管等做了一门小炮，专门用来放炮仗，可以打出去十来米。我还想做一门连发的炮，设计方案都有了，最后没有实现。
有人在学校附近开起了自行车租车店，有20来辆车。那时自行车是非常稀罕的东西，所以生意好得不得了，人们天天排队等着租车。学校的操场成了大家的学车场地，也有人租来当交通工具，骑到城里交给总店。价格是每小时0.10-0.15元，视车的新旧而定。我们是每人出几分钱，几个人凑起来租一辆车来学着骑。我就是这样学会了骑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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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反”运动

这段时间发生了一次政治运动——“三反”，在厂里掀起了很大的波澜。“三反”指的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当时的看法，旧社会过来的人没有一个好的，统统都有问题，都是斗争的对象。父亲和其他不少人被关进禁闭室，由厂警保队看守，再组织一些人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这次运动，在“红色”恐怖的高压下，自杀的人不少，割颈、剖腹的时有发生。事态严重，毕竟还要救治一下，不得已先把父亲放出来救人。
我父亲的一个同事王让三先生被抄了家，抄出了一些金条、珠宝，还有燕窝之类的东西。他是厂里的一个科长吧，他的儿子王义密（老五）和我岁数差不多。他家在上海有几家有钱的亲戚，有点这类的东西本不奇怪。
父亲的另一个同事张绍奋先生，好象是基建科长，被指控为有贪污行为，判了刑。他的大儿子张宗浩与我四哥同班，以后考上了重庆交通学校（中专，是后来交通学院的前身）学道桥专业，毕业后一直从事道桥建设技术工作，后来听说死于癌症。他的二儿子张宗雄与我同班，是朋友。老师要求用钢笔，他没有，说等下月发了津贴叫妈妈买，说明生活是非常艰难的。小学毕业后因家贫不能升学了，那么小就到厂当了机械工人。他专心钻研技术，车钳铣刨，样样都懂，很快就评上了六级工。张先生的妻子是没有工作的，一家人的生活就靠她为人手工织毛衣来维持。后来住房被没收，在外边租房住，肯定开支更大。他的三女儿叫张仲瑜，后来成了我的四嫂。下面还有几个弟妹。
还有我父亲的同医院的何宗汉医生，承受不住政治风暴的压力服安眠药自杀了。他就住在我们家房子的第一栋，是晚上服药死的。早上，父亲和另外两位医生收殓尸体时，我趴在窗子上看，只见他闭着眼睛，蜡黄的一张脸。家里的妻小悲伤地哭着，那种情况非常的凄惨。何太太是没有工作的。他的儿子何川生比我大两岁，也是很好的朋友。何川生有一个大姐，叫何玉桂，小学毕业就只好进厂当工人，挣点钱养家。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公家的住房是没有了，搬到城里自己租房子。
父亲也顶不住，交代了自己的“问题”。父亲不管钱，不管物。但有人检举说，看见父亲在解放前拿了一只木箱回家，里面可能有药品，是贪污行为。其实那是父亲请木工为家中收音机做的外罩箱，肯定是占公家的便宜，没花钱。父亲“交代”说拿了一些药品回家，有什么什么等等。后来退了几百元的“赃”，算是过了关。这段时间母亲也是很紧张的，母亲对我说过，她把家中备用的所有药品，包括红药水、碘酒，甚至连味精都藏了起来。怕万一发生何医生的事，一大家子人的生活怎么办。那时大操场放露天电影，先要放一段关于运动中“打老虎”的幻灯片。有一张是：“医生黄承祚像挤牙膏，挤一挤，吐一点……”。画面上是一只大手握着一只大牙膏，管口画着父亲的头，口下吐出一些药瓶药盒之类的东西。我回家讲给父亲听，他只有苦笑。好在那时运动不像后来的运动时间那么长，几个月的风浪就过去了。


5  童年的家事记忆

解放后的几年父亲收入不高，家里子女多，几位兄长在外地上学，开销大，家庭经济显得较为紧张。为了减轻负担，母亲到县劳动局申请，介绍到盐井铁厂担任医务工作。去了两三个月，因困难太大，实在坚持不下去，辞职回家了。一是离家太远，有20来多公里，那时还没有修公路，要靠步行，还要过嘉陵江。二是那个工厂条件太差，只有她一个女性职工，厂医务所要由她来草创，工作负担太重。三是毕竟母亲已是50多岁的人了，工作太辛苦，身体也受不了。四是家里小孩那么多，家务事无人管，她也放心不下。但此举说明母亲为了家庭，曾经费过很多的心思，作过很多的努力
为了节省家庭开支，母亲除了操持家务外，要自己做布鞋。鞋底的做法是，先打布壳，用浆糊把旧布粘裱成硬纸板一样的壳，剪成鞋底形状，若干层摞起来，上下各放几层好布，再用麻线密密麻麻地缝。这个缝的过程，四川叫拉鞋底。母亲带着我搓拉鞋底的代用麻线。把旧的麻纱袜子袜套部分拆成纱，在门框上钉一颗钉子，把几根纱一来一回挂在钉子上，先正搓，后两根并起来再反搓，就成一根麻线。母亲自己做豆瓣酱、甜面酱，蒸米糕等。还带着我用上海的方式腌咸菜，用石板来榨去菜中多余的水份。四哥经常带我去厂里锅炉房捡二煤炭，也就是在煤灰中拣拾没有烧尽的煤核。提着一个竹篮，拿一把粗铁丝的做的小抓钩，有时一天能拾一篮。那时捡二煤炭的小孩很多，职员、工人的子女都有，星期天的早晨，锅炉房外的煤灰堆热闹得很。
二哥在外地上初中，毕业后本可以继续深造，他征求父母意见，但后来他自己拿主意，考中专早工作以帮助家庭。一个暑假的夜晚，我和二哥睡一张床。已经是深夜，有人来喊二哥，告诉他考上了重庆地质学校。二哥学的是测绘专业，毕业后在四川省地质局测绘大队工作，常年在野外，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他跑遍了四川省东南西北的广袤大地，参加测绘了全省很大部分的地形图。他时不时寄钱寄物回家，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父亲在家的时候喜欢做事，一般的修补收拾活，都是他的事。那时家用的桶、盆，都是木头做的，用一段时间，可能会裂会漏，要重新箍一下。这些也是父亲亲自动手，用家中备有的简单工具，箍桶、箍盆。我一般会在旁边递东西，帮点小忙。个把钟头下来，事情干完，我感觉牙根发酸。才发觉在干活的过程中，我始终在紧紧地咬紧牙关，特别是敲一下，我紧咬一下，意欲帮助出力。这事好象有点哲理的味道，我也没有想透。一方面，是说事物有他自身的发展规律，不以人，特别是不以非直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你操心也好，不操心也好，最终的结果与你的努力是无关的。例如“文化革命”，两派都在真心地拥护毛主席，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有的人为了“崇高”的信念，真的付出了鲜血和生命。但最后事态的发展，却没有一个可遵循的规律，全凭某个人权力的需要。说你今天对，你今天就是鲜花一朵，说你明天错，你明天就是狗屎一堆。另一方面，与自己家庭，与自己单位团体利益有关的事情，尽管自己不是当事人或负责人，难道就应该不负责任，而熟视无睹，装聋作哑，明哲保身吗？
那时大哥和二哥在外面学习、工作，出自对弟妹的关心，好几次寄书回来，我们家有了数十本少儿读物。有《格林童话》（选本）、《格鲁吉亚民间故事》、《安徒生童话集》、《乌兹别克民间故事》、《洋葱头历险记》、《木偶奇遇记》、《敏豪生奇游记》、《神秘岛》、《海底两万里》等等。同学、朋友来借的也多。我看书喜欢在书籍描述的情景和情节中神游，如森林中的小屋，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小红帽和大灰狼等等。几十年后，我去过一次德国，才知道《格林童话》中的故事为什么好多都发生在森林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国王、公主。德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得真好，沿高速公路行进，路两边连绵不断的大森林，动辄几十上百公里。有的城市就掩映在森林中，在城市的边缘地带，隔公路就是大森林。德国历史上，存在过许许多多的小邦国，经过多年的征战，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统一成德意志帝国，演进到今天的德国。
我知道的事多一点，邻居家的孩子爱来听我讲故事，比较爱和我玩，都叫我“黄哥哥”。其中隔壁谢家的小毛（谢良知），和后门袁家的袁巴耳（玉初）比我小两岁，更是成天跟着我跑，在一起玩、打闹等。后来谢良知以工农兵学员身份毕业于重庆医学院，最后当过黄山重庆市工人疗养院院长。袁渝初最后被成都新都机械厂（即后来的成都飞机公司）招工。
我们在家和父亲相处的时间不是太多，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大家早出晚归，吃饭时能在一起。医生晚上有时要轮流值班，那个时候还有政治学习，职工下班后还要参加两三个小时的学习，父亲晚上要到十点以后才能回家，我们基本上要睡觉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言语不多，看起来思想负担较重，可能在政治上、工作上、家庭经济上的都有。父亲从一个农村的小学生，经过多年的自我奋斗，最后能够跻身于当时社会的中层水平。他的丰富的经历，他在纱厂良好的人事关系，肯定在人情世故，处事的道理等方面比我懂得多，做得好得多。我深深地感到，如果父亲能给我更多的教导或指点，面对复杂的社会，我恐怕会少走些弯路。遇到问题处理起来会成熟些，处世也恐怕会成功一些。到现在，回忆起来越发觉得父亲给我的教益之难得。
我们家还是有一件喜事，我大哥要出国留学了。大哥在瑞山中学初中毕业后，考到重庆清华中学（后改名重庆九中，现又改回原名）上高中。他高中毕业的那个时候，年青人可选择的路比较多。要么参军，到朝鲜打美国佬。要么考西南革大（西南革命干部大学），以后当干部，这些人后来大多数都当了不小的官。要么考大学，走知识分子的路，那时考大学的录取率是相当高的。他曾经征求父母的意见，最后自己决定，考上了北京大学，在东方语言系专修印地语专业。当时国家需要各种高级人才，要派遣一批大学生到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留学，大哥幸运地被选中了。于是先到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可能是现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前身）高强度地学习了一年俄语，后于1955年公派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国际法专业学习，为他以后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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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考初中

我的脑筋用在这些地方，正经的学习成绩是很差的。1955年我小学毕业，考初中没有考上。考试是在瑞山中学，后来改称合川七中。头天下午我们就进城，因是夏天，自己带了一床草席、一条毛巾被，在教室里打地铺。第一次离开家，在外面睡觉，觉得很是新奇。没考上的人不少，我的朋友就有张仁、罗树仁、谈得瑞等。还有一个好朋友蔡汝哲，说是备取，是到快开学时才通知去报的到（关于蔡后面还要讲到）。
我的三哥也没有考上。我三哥的情况是，1953年时，父母亲觉得现在生活安定了，其他小孩都能受教育，只有阿三丢在乡下，心中很过意不去。于是叫三哥出来上学，三哥比我大五六岁，在农村只上过三年级。来了后，因年纪太大，子弟小学不收，说了好多好话都不行。父母亲只有托同事张绍奋在南津街小学当教导主任的的弟弟，把他收在南小五年级，并且住校，所以和我一起小学毕业。那时我年纪小，有些不懂事，老是和他闹些小纠纷。他对这个家也觉得不适应，在老家伯父母没有小孩，所以比较骄惯他，养成喜欢自由自在，不愿受约束的习惯。例如家里买了几个西瓜，人多要分来吃，叫他来一起吃他说不吃。大家刚吃完，他就再拿出一个来切开自顾自吃。一次我和他发生纠纷后，他拎着我的脚在地上拖，肩胛骨处的皮肉拖破了，穿的汗衫也磨了两个洞。母亲很心疼，找来田七放在酒里面磨成膏状，给我疗伤。父亲平时对我是很严厉的，解决这件事时，我哭着骂了一句粗口，父亲很生气，狠狠的打了我一耳光，脸上马上几个指拇印，并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通。我写下这一段的过程，没有丝毫怪罪父亲的意思，我小时候甚至到现在都有不少毛病，父亲几次对我的教训，都给了我深刻的教益。父亲打我，这是惟一的一次。在这种情况下，三哥提出要回上海，父母说他他不听，父母动员好多人来劝他也没有效果。这时大伯父母又提出要出来，父母亲考虑这边收入本来就不高，一家人过得紧巴巴的，再加两个人那不是更成问题。看着好几家邻居的老父母、岳父母从乡下出来，经常吵得一塌糊涂。思虑再三，于是让三哥回上海去了。其实三哥还是一个不一般的人，他在南津街小学上学，除食宿费外，每个星期5角零用钱，他还省出来买了十多本小说。我记得有写关于云南的马帮，写苏联的反特务等的故事书。到现在以他一个小学毕业的学历，有关政治、历史、地理、人物等事情，他说起来尽管不能说是头头是道，但起码不那么外行。
考不上中学在家闲着，买了几本字帖，如颜真卿《多宝塔》、柳公权《玄秘塔》等，下午练练字。我的字是写得很差的，练也没正经练，还是写得差。其他时间就是玩。不知是家长提出还是街道办事处主动，觉得这么多失学少年闲着不是个事，于是决定办一所补习班。学费由家长出。在东津沱小街上腾出几间房子，记得这房子除了瓦顶以外全是木结构，木柱、木梁、木墙、木门窗、木楼梯。房子一边靠街，另一边凭窗就可以望见嘉陵江，教室在二楼。在城里聘请了一位没有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来当老师，补习班就办起来了，起名为东津沱民办补习班。这位老师姓杨，戴一付近视眼镜，穿着很普通，家庭经济状况可能不是太好。他的身体比较柔弱，经常见他一罐一罐的中药熬着吃。我尝过一口，真难吃，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中药。杨老师应该说还是有点水平的，他喜欢文学。他有几本书：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海涅诗选》等，说明他有相当的品味。这些书我都借来看过，可以说看不懂，只知道插图很精美。补习班男女学生有二三十人，其中调皮捣蛋的有好几个，为首的就是张仁，我也算一个。杨老师要把我们带下来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张仁，上课时特别闹。一次杨老师批评他重了一点，他就说“回家去告我爸”。所以杨老师带了几个月以后就不干了，一方面杨老师要准备高考，实际上也是有点干不下去。
办事处另外聘了一位40来岁的女老师，姓什么我忘记了。她的相貌一般，特别的是说话时上唇里好象含了一样什么东西，鼓出一个小包。这个老师就更是管不下来。张仁一和她说话，就用舌头顶住上嘴唇，学着她讲话，弄得老师哭笑不得。过去杨老师还有一点才学，懂一点怀柔的手段。一次下大雪，他带领我们上白塔坪去观雪景，打雪仗。一来可能是他的文人积习，二来是想笼络我们的感情，少和他作对。杨老师尚且很难，这个女老师更是没法，勉强应付了一个月，拿了工资打道回府。补习班也就顺势寿终正寝。
补习班没得上，剩下就只有瞎玩。于是以张仁为头，我、罗树仁、谈得瑞四个人结成一伙，大玩特玩。用弹弓（我们叫弹枪）打麻雀，窜遍了东津沱小街的房前屋后，跑遍了附近农村，打下麻雀和其他鸟来用油炸了吃。弹弓的木叉是上山去砍树，或者花一毛五分钱叫铁匠打一个。子弹是下河滩捡鹅卵石，或者自己合泥搓成直径1.5厘米大小的泥丸，晒干了用。嘉陵江河滩真大，鹅卵石真多，浑圆的，大的有箩筐大，小的只有米粒大，黑的、黄的、白的都有，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花纹。造物主花了千千万万年的时间，把秦岭上的花岗岩搬运了上千公里，矬去棱角，研磨光滑，送给了嘉陵江上多得数不清的鹅卵石。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有人喜欢玩奇石，我想，如果到嘉陵江河滩上去碰运气，可能会有收获。还有小弹弓，用铁丝做架，用两根细橡筋连起来，绕兜在架的两枝上就成了。这种弹弓的子弹是用柳条来做，剪成寸把长，折弯后勾在橡筋上打。小弹弓主要是打人玩。如果用铁丝做子弹威力可大了，10米内可以把玻璃窗打破，把人打伤，我们只是偶然玩一下。一次，我们找到了一根扁的班竹，锯成四段，每段头带一个节，刚好可以做四个刀鞘，我们每人用木头做了一把佩剑，挂在腰上自以为很得意。还有就是在小溪里扳螃蟹，为什么说是扳螃蟹，因为螃蟹躲在水中石头的下面，要把石头扳开才能找到。一个下午可以扳到一罐，约有一公斤多，拿回家一般是裹上面浆炸来吃。一次我们扳螃蟹从班竹林石拱桥下水，我的一双球鞋放在桥下石墩上，等我们回来时，球鞋不见了，急得我直哭。这是我二哥寄回来的旧球鞋，前边弯折处破了洞，是我自己找旧皮鞋，剪下皮块来一针一针补起来的。我那时10岁，自己的劳动成果，而且只有这一双，再要得到一双不容易，应该是很珍贵的东西。也说明那时家庭经济条件还是困难的。
离升学考试还有三个来月，我们的瞎玩，父亲着了急，再考不上怎么办？他于是和医院的护士（医生？）赵爱梅商量，想请她的丈夫黄寿松帮我补课。黄先生在合川师范学校教书（后来才弄清他是教心理学的），师范学校在合川城北郊外，离东津沱有四五公里。黄老师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一一早再到学校。父亲的意思是叫我住到学校去，脱离这边的干扰。黄老师毕竟是搞教育的，有他独到的见地。叫我买几本大大的练习本，每天做算术题，星期六下午交给他带回学校批改，并换回上周他改了的那一本。那时高小的算术教科书编排方法跟现在不太一样，全部是习题，流水序号每册从头编到尾。老师要讲解的内容作为例题，按教学的进度，也编在习题中间。这样算下来，高小四本算术书共340来页，每页6道题左右，共计两千来道题。两个半月的时间，每天要保证做4页书约24道习题。到星期六我去黄老师家交作业，他把上周交的已改好的作业还给我。其中有小错误当面给我指正。有大错误的，如题意理解不对，计算方法根本不懂等，他讲解后，叫我就在他家重做。有时晚上要做到很晚才能回家，当然他更辛苦。开始的几周，错误较多，到后来慢慢就好一些，说明有所进步。四本书做完后，他又找了几张前几年的考卷给我做，照现在的说法叫模拟题，他同样帮我改。语文课的复习，他找了几本教学参考书，叫我结合课文背诵参考书上的生词解释、写作特点、主题思想等。并指点了若干篇重点课文的上述内容叫我背熟。头年没有考上，我还是有些压力和担忧，决心要专心复习。有硬指标约束，每天复习功课要花五六小时的时间，玩的心思有所收敛。经过了这样的复习和补课，第二年的升学考试便顺利地通过了，考上了合川一中。黄寿松老师高高的个子，不苟言笑，很严肃，除了讲题，其他话一句都没有。现在回想起来，我这一生中，他给我的这三个月帮助，具有很大的意义，值得我终身记取。
张仁也考上了，也在一中。罗树仁、谈得瑞又没考上，只得上了民办中学。罗树仁上了一年多后，跟其父亲离开了东津沱，不知道去了哪儿。谈得瑞民办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恰逢贵州水城有单位来招工，他去当了工人。


7  因病致聋

正准备着上初中当中学生，我生了一次大病，并由于这病的后果，造成了我终身的遗憾。大约是开学前的半个月，准确时间应是1956年8月，我突然发起了高烧，一烧就是好几天。我自己烧的昏头昏脑，病程中有些事不甚知道。清醒过来后兄长告诉我说，你这两天昏迷了过去，怎么喊也不答应，有时还说胡话。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看见了鬼。那情景是在晚上，我睡在房间的小床上，房间的摆设一如往常，床旁边是我们家的圆桌。在昏黄的电灯光下，我见到一高一矮的俩个小人站在圆桌边。俩人的身高比常人的矮，相貌平和，看不出狰狞的凶样子，穿着也一般。只听见高个子问矮个子：“把他背走算了？”矮个子说：“再等一下，再等一下”。后来这两个人影就消失了。我慢慢地好象就醒了过来。我讲给母亲和兄长们听，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也暗自庆幸，幸好他们等了一下，不然的话，我可能就完了。现在我懂了一点医学知识，发高烧肯定有感染病灶，一般是细菌感染，但那次到底是身体的什么地方有病灶，我至今没有想明白。见鬼的事，那是病情太重，在高烧昏迷中，神经发生短时的认知障碍，随着人的所想所思引起的幻视和幻听。我写下这段话，不是想来宣传封建迷信，主要是想说明这次生病的严重程度。这次患病的最直接后果，是我的耳朵的听力严重减退。现在的小孩致聋的主要原因，一般是使用了对听神经有致毒性的药物，如链霉素、庆大霉素、妥布霉素等。当时我国使用最普遍的抗生素是青霉素，那时叫盘尼西林，还只有针剂。只要严格进行皮试，安全性是有保证的。口服的青霉素是到了90年代初，在市面上才较普遍地见到。上面说的那几种药物还没有铺开使用，所以药物伤害的可能性不大。看来比较可能的原因是发高烧引起中耳炎，导致听神经受到伤害。也就是郭沫若先生在其自传中所说的：“因高烧引起的中耳加答尔”。加答尔是什么意思，我到现在也没闹清楚，估计就是发炎之类的病吧。我和郭沫若除了是老乡，我是他的崇拜者外，我还自称是他同病相怜的病友。他在书中所说的种种不便、烦恼、尴尬、遗憾，也就是我所遇到的不便、烦恼、尴尬、遗憾。
我的耳朵多灾多难。在此之前大约两年，一个夏天的夜晚，大家在睡梦中，我突然在剧痛中哭喊起来。原来我一只耳朵里面如钻心的疼，父母拉我起来想在灯光之下看看清楚，一见光更是像刀割似的疼。父亲好象看见了什么，带我马上上医院，路上一遇路灯就更疼。医院里没有人，黑黑的，父亲自己打开门，打开灯。先往耳朵里滴了几滴酒精，然后用长柄镊子夹出一只甲虫来，镊子和虫子上带着血。那虫子有半粒豌豆大小，是黑色的，已经死了。可能是一只怕光的虫，一见光拚命往里钻。若干年后到医院检查，还说这只耳朵鼓膜上有疤痕。
耳朵听力出现问题，还是父母发现的，自己开始不容易发现。父亲带我去重庆治疗，经我反复回忆，时间是1960年暑假，也就是高中一年级的暑假。去了枣子岚垭巷口的第二人民医院，和枇杷山上的第三人民医院，两家医院的医生都说是耳膜内陷。有一家还打了气球，即用一个橡皮球，出口有一个管子紧插进鼻孔，用手按着另一个鼻孔，然后叫含一口水，约定在吞咽的的同时医生猛按气球，靠空气把耳膜向外鼓一下，因此时耳咽管被水临时封住了，空气不能往下走。还关照要经常来打气球，也可捏着鼻孔，自己鼓气，把耳膜往外鼓。可能那时的医疗技术条件有限，这样的处理根本没有效果。这是明摆着的，听神经受损跟耳膜内陷有什么关系？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后来上大学时我自己到西南医院（当时是第七军医大学）去看过，也没有效果。为什么我回忆是高一暑假，因为那时是自然灾害，肚子吃不饱，身体软弱无力，父亲上枇杷山走的是之字形，借以减轻一点体力消耗。父亲还带我去一家叫“颐之时”的有名饭店吃饭，好大一座楼，我们在三楼，坐了满满几十桌人，等了一轮才吃上饭。记得点了一个菜叫红烧狮子头，现在是很普通的菜，我不多罗嗦了。当时点这个菜，可能是因为有油炸的多少带点肉的面团，能吃得饱一点。临回家时，父亲问我还有什么事没有趁心尽意，我说这里的小面没有吃够。父亲马上给了我二两粮票一毛钱，叫我再去吃一碗，他和同去出差的同事蒲英在街对面的公共汽车站等我。我说的小面，就是重庆最常见的酸辣面，这种食品很对我的胃口，吃了几十年，到现在还是我每天早餐必吃的食品。
人是社会化的高智能动物，他的生活和工作必须随时在外界信息的指导下进行，在和外部信息的交流中开展。而接收信息的器官最重要的是眼睛，其次要数耳朵，和其他的器官。耳朵失聪给我毕生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不是亲身受到过这种打击，亲身体验过的人所能理解的。在工作方面，出席会议时有的讲话你听不见。有的领导说话讲究抑扬顿挫，一句话里面有几个词听不清，你就没法理解他的意思。研究有关工作时，和同事讨论问题可能会发生误解。合同谈判时你听不清讨论过程，不能掌握对方思路变化在语言上的微妙表露，特别是一些关键的表态你没有听清，可能造成重大的失误。在平时的交往中，参加大家的闲谈也很费力，有时听走了音，你贸然插嘴可能会闹笑话。与人交谈的不便，我离人群越来越远。在生活中也有较多不便，看电视只喜欢看有字幕的节目，其它节目音量要开得较大，听音乐也听不到高质量的声音。等等，反正是很难。听力减退随着年龄的增长，是渐进的过程，从比较轻微发展到中度，再发展到中重度，再到重度，我现在已经接近特重度了。最近（2003年6月20日）一次检查，左耳已接近全聋，右耳尚可听到90-100dB的声音。我经常想，幸好我生活在20-21世纪，现代的科学技术发明了助听器，而且质量性能都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不然的话，我完全是废人一个，不要说工作，连个人生活可能都不能完全自理。我现在如果不戴助听器，基本上什么声音都听不见，电话铃在面前响都感觉不到。我从1983年开始用助听器，开始用盒式，现在用耳背式，厦门产的丹麦达那福牌，型号为775，效果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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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初中学生

1 合川一中

我的中学母校——合川一中，座落在南津街书院街。南津街实际上是一个镇，在涪江的南岸，与县城隔河相望。南津街的街道，主要是一个十字形，附属其他的一些小巷，十字的一横沿涪江东西向展开，出头的一点是下河边码头的石头阶梯，渡江过去就是县城。一横下南边的一竖就是书院街，最后往西南延伸可到铜梁县。这一横一竖都有一公里多长。
合川一中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最早可以上溯到明朝嘉靖十（1531）年所建的合宗书院。据《合川中学校志（2004年版）》：“合川中学，前身为‘合宗书院’。合宗书院，乃明朝嘉靖年间为纪念宋朝理学大师周敦颐所建。清光绪三十（1904）年，清朝政府实行新政，将‘合宗书院’更名为‘合州学堂’”。是为合川一中肇始。此后，校名叠经变迁，到1955年，据四川省政府令，正式更名为四川省合川第一中学校。
当然，这些情况我们原来一点都不知道，都是我写此回忆录时才查找到的。
我们的学校有颇具规模的殿堂、厢房、水池、石桥之类古色古香的建筑。主要是木结构，很大的柱、梁和斗拱支撑着大屋顶。因为北宋周敦颐在南津街主持过白鹿书院，所以校门前的街叫书院街。校门肯定是后来修的，没有古建筑的风味。进校门一个天井，右手一排几间房，有值班室、接待室等。上得台阶，右边是校医室（西医），左边是中医。再进一道门，我们班的教室就在这第二进的右边，第二进院落中间一个很大的石头砌的花坛，上面有一座用钟乳石等石头堆成的假山，还有一些花草等。再上台阶，门廊两边是图书馆。再往里进，是一个石砌的水池，正中架了一座石拱桥，水池的两边，对称分布着两间教室。再往里进，应该是庙宇大殿的地方，改建了一座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起名“树人楼”，是青砖的清水墙。下两层是教室，品字形排列每层三间，第三层是教师宿舍。从第二进院落左手再进一道门，应该又是一座大殿，柱子很粗，作室内会议厅用。它的靠街一边是女生宿舍，一座三合院，两层木结构。另一边敞开迎着又一个院子，中间是花园，两厢是教研室。挡头是一座三开间的殿堂式的木楼，中间是会议室，两边是教研室，正中往里走一大间是语文教研室。二楼上是教师宿舍，俄语教研室也在楼上。从楼头左手走进去，还有一些改做教室的殿堂、厢房，间插着花园等，这些大体上就是原来庙宇建筑物的主体部分。再往里进，有一个大操场，有200米环形跑道，与跑道呈L形摆放设置的比标准场小的足球场。大操场是煤灰渣铺成的。运动场的两侧，分布着实验室、食堂、教师和学生的宿舍。运动场挡头的坡上，是学校的植物园、农场。坡上的西北角，还分布着一大片院落，里面有教室、宿舍等，还有一座白色的三层宿舍楼，这座楼照现在的说法叫点式楼。这一大片房子构成了高中部。
进校后分班，59级共4个班，我分在四班，张仁也在这一班。我们这个班，又是一个闹班，年龄在四个班中最小，调皮、捣蛋、课堂纪律差。男同学间几乎都取有外号，如王福生臀部有点高，叫“翘屁股”；谭华富比较白，性格比较绵，叫“弹棉花”；曾宪波叫“青波鱼”；何绍淮嘴唇突出，叫“死母猪”；张万兴叫“塌鼻梁”；我的外号叫“黄袍妖”，简称“妖怪”，出典是《西游记》。一年级讲汉语拼音课，老师带读“SH-U—SHU”，结果满堂大叫“死母猪、死母猪”。何绍淮告到老师那里，老师也没有办法。课余时间把教室外的假山拆毁，然后自己再来堆砌，后来我们堆的始终不如原来的漂亮。花坛上的花草植物被踩死，其中有两棵长满刺的像龙舌兰的植物，我们叫它“恶鸡婆”，很少见，后来在公园里才见过。那时街上可以买到雄黄、氯酸钾和另外的一种什么粉末，三种混合起来是一种炸药，一般是打猎的人打鸟枪时用作击发药，也有人用来做“掼炮”。我们把炸药用纸包成小团，放在课桌箱的边缘上，课桌是翻盖式。老师一喊下课，我们便把桌盖掀开猛地一砸，全班响起一阵爆炸声，不知道的人真能吓一跳。很奇怪，我们班尽管调皮，但学习成绩不错，期考、学年考平均成绩在四个班中都是数一数二。
班上女生有二十多个，基本上男女各一半。女生的特点是爱唱歌，每天的课间活动和课余时间，她们都是不约而同地拿出歌本来唱歌。我们不参加她们唱，但也听熟了不少歌，能唱个八九不离十。当时她们最崇拜郭兰英，唱的较多的是《五哥放羊》、《兰花花》之类。中学有正式的音乐课，现在还记得教唱过《我骑着马儿过草原》、俄罗斯的《再见吧，妈妈》、《小路》等。
刚进初中时的校长是谁记不清了。后来是戈光戎，那时我们小，与他距离较远，基本上不接触，所以印象不深。教导主任就是我小学的校长卢济安先生。班主任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老师，叫沈有胜，她教我们地理课。开始上《自然地理》，后来上《中国地理》。我觉得还是学到了很多的科学知识，地球的公转、自转、赤道、经纬度、春夏秋冬、热带雨林等等，到现在我都还有很深刻的印象。沈老师是外地人，我听不出是哪儿的口音，她说话爱带一个“法格”，一说话就是“法格什么什么”。她为我们班这么闹费了好多心，她常说：“法格我们这个班搞得好，搞得好……”，但实际上她是没办法。沈老师大眼睛，烫着头发，中等身材，体态丰盈，看得出年轻时还是有风韵的。她上课讲到智利时给我们介绍说，智利有三美：风景美、葡萄酒美、姑娘美，姑娘美是因为当地多是混血种。这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但她自己的个人生活好像不理想，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一个八九岁的女儿，一只脚跛着，拄着双拐，瘦瘦的，怯怯的。恐怕那时没有条件强制预防小儿麻痹症，是否就是为此离了婚。沈老师比较喜欢我和张仁。一个寒假放假时，她太忙，女儿小，脚又有残疾，叫我和张仁帮她打扫一下宿舍，就是一间房。完事后非要留我们吃饭，炖了鸡，煮的海带，那海带有四五毫米厚，给我的印象很深。大概在初二时沈老师带着小姑娘离开了学校，不知去了哪儿。
何川生也在一中，比我高两级，在初三。有好几个班，他们有两句以班级同学名字编的顺口溜：“张齐、管岳、合川生，来苏、崔璐、肚子疼”。肚子疼其实是叫杜子成，是同学们开玩笑而已
我们的食堂一面靠街，有高墙隔着，墙内写着十个很大的宋体美术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吃饭是八个人一桌，自由组合，一月编排一次。早餐是稀饭，菜是煮红豆，放点油盐，偶然换点咸菜。中、晚餐是干饭，中餐菜肴一个串荤一个素菜，晚餐两个素菜。每桌配备一个饭甑子，炊事员分好饭菜后由八人轮流去端，每人一天。菜也由人轮流分，饭是自己舀，男生一般刚好够，女生还有剩余。节日、开学、放假等打一次牙祭，一般是八菜一汤。烧白（千张肉）、蒸胙（读Za，即粉蒸肉）、烧腊（即卤菜）一般是卤鸭子、蒸膀（肘子）、酥肉，这几样是每次少不了的。汤是瑶珠羹，据说瑶珠是一种蛇，实际上汤里面不可能有蛇肉，只是肉丝、笋丝之类的三鲜汤。我们的伙食费每月6元，能够做到这样的水平不容易。饭里面经常加一些切碎的胡萝卜，食堂的目的是降低成本，因那时蔬菜比粮食便宜得多，对学生来说可以增加维生素。
学生宿舍是不正规的平房，窗户没有玻璃等遮挡，只有竖着的木隔条，透着风。房间有大有小，上下铺，大的住30多人，小的住10来个人。一年级时宿舍的墙外就是农田，如玉米、蔬菜地等，晚上是蟋蟀等昆虫的鸣唱伴随我们睡觉。厕所在户外，100米左右，周围有好多芭蕉树，路边是野草，晚上起来时还是有点害怕。生活用水有自来水，我现在在自来水公司工作，当时没有注意南津街的自来水是由哪里供应的。学校里有好几口井，学生洗衣服是自己从井里打水。
我四哥当时在高中57级，生活上他尽量照顾我。每天晚饭后是自由活动时间，同学们喜欢在街上闲逛，有时买点零食吃。每次见到他，他都会买点东西给我吃，一般是一个小面包，5分钱一个。或者是在校门边的一家卖油果子的店里吃一碗油果子，也是5分钱一碗。油果子就是油条一类的东西，核桃大小，抓5个放在白水里一煮，连汤舀出来，加点油盐酱醋辣椒等，还是很有风味的小吃。我每周的零用钱是5角钱，他大体上也差不多，我的是花的精光，他比我会计划。刚进学校时，一次我与同学闹矛盾，打了一小架，我吃了点亏。我去告诉他，意思是要他帮下忙，起码可以得点安慰。结果他反而说我不对，说进入社会，要学会与人相处，要把在家中的任性、负气、要别人将就自己等脾气改一改。后来想一想，还是他说得对。我们家要论体育，四哥是数第一的，我见过他在体育老师指导下，训练叠罗汉，二十多个人，叠到三四层。单杠的大回环、吊环的十字悬垂，他都能做得下来。白色的背心、白色的长体操裤、白力士鞋，很矫健的样子。他还能跳撑竿跳高，是用竹竿，能跳多高记不得了，在学生中敢跳敢练，就很不错了。我还见过他代表学校在县体育场踢足球，我踢足球的爱好，可能与他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四哥于1957年高中毕业，考上四川师范学院物理系。
说到足球，是我的终身至爱之一。关于足球的事，在下面的章节中再详细讲。


2  50年代中期社会生活的印象

1956年，父亲的工资得到了调整，上升的幅度可能有50%，一下子能拿到一百零几块。这个数字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高的，连合川县县委书记也只有70多元，据说全合川县工资超过100元的不过十来个人，都集中在纱厂。这事的大背景应该是当年1月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据说周恩来等领导人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按现在的标准，父亲算不上多大的知识分子，尚且能享受到如此恩泽，肯定全国惠及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一批。拿我家来说，大哥在苏联留学是公费，二哥已经参加工作，经济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
每月发了工资，逢星期天，父亲都要带领全家进城玩一次，中午是在当时合川最有名的川香饭店或另一家饭店（名字忘了）吃一餐饭。红烧青鱼、滑溜里脊、烧十锦等，点上十来个菜，差不多要摆一桌子。爱食美味是父亲的一大爱好，这两家饭店的菜确实做得好，我们也能有一次大快朵颐的机会。那时饭店的规矩是，客人一上桌，首先一笼包子上来，谓之点心，开始上菜时，包子就撤下去。上菜时，幺二（也就是伙计）都要唱出菜名。饭是叫“帽儿头”，添满一碗饭后再压紧一大酒盅的饭，酒盅取掉后形成一个半球形的帽子，故名。吃完后叫一声：“算帐”。幺二就来一五一十地像唱歌一样地把帐算出来，高声报一个数，客人到门口付款。父亲自己也能烧一手好菜，是比较纯正的上海风味。色、香、味、形他都有些讲究，要求红烧就是红烧，清汤就是清汤。他还常说菜要清爽，意思是菜烧出来要有形，不能乱糟糟的。颇有一点孔夫子“割不正不食”的意思。有好几批重庆的医学院校毕业生来厂医院实习，他都要请来家中吃顿饭，他亲自上灶。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不喝酒，不抽烟，没有不良嗜好。
我们在城里办完事后，父亲一般是带我们去九陆医院的老同事胡正朴家小憩。胡正朴在城里开诊所，看样子比较有钱，有一幢小洋楼，房间很多。胡先生相貌奇伟，身材高大。他的妻子好象姓李，当时已是徐娘半老。他们的两个女儿都很漂亮，尤其是大女儿胡亚男。老二叫胡若男，两姐妹后来去了哪儿不知道。他们全家对我们都很客气，看得出来胡先生与父亲交情比较深。我第一次看见闪光灯、三角架、显影罐、皮箱装两个衣袖做的小型暗房等家用摄影器材，就是在他家。50年代后期，看看政治空气越来越浓，搞个体是资本主义，胡先生停开了诊所，卖掉了洋楼，由父亲介绍进了纱厂医院。
那个时候物价真是太低廉了，尤其是农成品。猪肉每斤（市斤，下同）0.28元，羊肉0.12-0.14元，牛肉0.18元，鸡蛋0.25-0.30元买十个。大米好象是0.075元，面粉好象是0.12元，但是粮食都有定量，要凭购粮证。剥去外壳的嫩白蚕豆（四川叫胡豆）0.03元，青蚕豆0.02元，一般的蔬菜0.01元可以买两三斤。0.01元一个白糖糕，0.02元一块梆梆糕，梆梆糕是一块三角形的米浆蒸糕，卖的时候再在平底锅上用油把两面煎黄。卖糕的挑一付担子，担子上装有糕、锅、灶、青杠柴等，走街串巷现煎现卖。0.03元可以吃到一碗豆腐脑，油炸黄豆、大头菜、油辣椒等佐料应有尽有。0.06元可以吃到一笼羊蒸笼，也就是粉蒸羊肉，辣辣的，鲜鲜的，上面再抓一把芫荽末，那真是要多好吃有多好吃。羊蒸笼这种食品云南比较少见，它用竹制成的蒸笼，直径10厘米左右，一摞六七个。一个木盆，底上开四个洞，反扣在锅上，四摞蒸笼放在洞上蒸。熟的放上面，生的放下面，随到随吃。吃羊蒸笼不说要，也不说买，要说倒。告诉幺二：“倒几笼羊蒸笼”，他就会拿一个盘子，给你倒几笼来。
1957年暑假，大哥从苏联回来探亲，前后在家住了近两个月。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是“一边倒”，苏联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意识形态、政府体制、经济建设、企业管理、农业集体化等都是以苏联为榜样。甚至连生活方式、文化娱乐也都以学苏联为时尚。唱的是苏联歌，做衣服用的是苏联大花布，女人穿的是苏联的“布拉吉”，也就是连衣裙，男的不少人穿着乌克兰衬衫。苏联经过二次世界大战，人口锐减，提倡生育，女人生孩子多可以给予“母亲英雄”的称号。中国也这样学习，给生娃娃多的女人封为“母亲英雄”，肯定是空头的封号。如前面说的王家、张仁家都是十个子女。大哥从苏联回来，那当然是厂里的头号新闻,父亲也时时为人们称道。大哥出去作客，或者有客来访，都是讲在苏联的所见所闻，国家如何富强，经济如何发达，建设如何快速，生活如何美好。
我们受到影响，与同学、老师见面，也是言必称苏联，一说可以说个把小时。一次与小学的地理老师李光鉴吹起来，我是讲得天花乱坠。她听了半天才说：“你说的我都相信，但我有点疑问。中国富饶的就是长江流域、中原和华南地区，东北、内蒙和新疆都是相对比较差的地方。苏联绝大多数国土的纬度比中国的东北、内蒙和新疆还要高，自然条件很差，冬天是冰天雪地，听说农业不怎么发达，只能产些土豆，生活怎么会好得起来？”我一听，李老师的话还真有点道理，不愧是教地理的。当然那时苏联的国力确实是强盛的，经济是发达的，科技是先进的，帮助中国的经济建设也确实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中国也就是在前几年才在GDP上赶上了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人均数比人家还差得好远。李老师当时50来岁，已接近是一个老太婆，她讲这话应该说还是比较大胆的。
1957年8月21日，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人类航天纪元的开始。我们对此很感兴趣，找了几本有关的书籍来看，其中有一本郑文光写的《飞出地球去》，看后得到了关于地心引力、光年、第一、第二、第三宇宙速度，以及宇宙、太阳系、恒星、行星、卫星等的知识。作为科普作品，他能把比较复杂的东西讲得这样透彻，让青少年阅读后获得航天技术的初步知识，是较有水平的。可惜郑先生于今（2003）年6月17日去世了，听说媒体反应比较淡漠，我在此表示一个读者的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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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反右”运动

1957年，是我们这个国家或者说民族发生重大转折的年代，就连我等在小地方生活的小孩都能感受到。政治上相对宽松的局面没有了，人和人之间比较和谐的关系改变了，物质生活逐步变得困难了。我们这个闹班，最后没有能闹下去，倒不是沈老师和后来的班主任张怒西老师的能耐，而是50年代后期各种政治运动。在那种全国性的铺天盖地式的大运动中，我们的那点闹什么也算不上。
1957年中，在中国发生了一场赫赫有名的“反右”运动。暑假期间，传来一个通知，开学时间延期，因为老师要搞“反右”运动。等到开学我们到校，学校里还贴着很多大字报，有贴在墙上的，有挂在牵着的绳子上的。有老师写的，有吸收参加运动的高中同学写的。
我记得有一张是揭发数学老师（教研室主任？）孙鹤影的，说他说过：“整风整风，越整越疯……”。后来这个孙老师果真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农村。孙老师是教高中的，据说教学能力相当强，所以为人有点清高，说话不太检点，可能平时有点得罪人。其实他作为一个中学的数学教师，无论如何也不会对基层直至中央的任何领导构成威胁，不值得要动用如来佛的神威，把他打在五指山下，永世不得翻身。孙老师有一个苗条漂亮的妻子，也在校教数学。我还见到他们有一个在上小学的儿子，很聪明的，当时就会说几个英语单词。后来他们都离开了学校，不知去了哪儿，肯定是生活在十八层地狱里。
还记得有一张漫画，画的是一个胖子在喝酒，桌上放着几盘菜，标题是：“张平安偷烧腊”。张平安是食堂的厨师头，或者说是掌勺的，平时不爱讲话。他的技术确实好，尤其是卤的鸭子，也就是烧腊，我到现在都弄不出那个味道来。按理说，一个厨师头多吃一点自己烧的菜，应该说是太自然不过的事情，也值得搞到大字报上来？当然张师傅这样的小人物，肯定是平安的，这事只能说是运动中凑趣之一景。
据有关资料，“反右”运动的最终成果是，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2877人。其中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造成不少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这些人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当时我国的知识界人士。他们的遭遇，不仅是“右派分子”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
我以为，人性有真善美的一面，也有假恶丑的一面，对于不同的人，可能各自占的比例不一样。在一个正常的理性的社会生活环境中，大多数人在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下，可能把坏的一面留存在心灵的深处，而尽量把好的一面暴露在社会公众中。犹如一杯水，底下可能有些渣滓沉淀，上部基本上可以算是清水。这样才能构成一个健康的，有序的社会。但有人就是喜欢把水搅浑，号召“灵魂深处闹革命”，故意把所罗门胆瓶中的魔鬼放出来。难道不是吗，每次运动的“发动群众”阶段，都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让告密、卖友求荣、污蔑陷害、损人利己等扭曲人性的行为尽量发挥，谁发挥得越淋漓尽致谁越能得到“好评”。然后则要求那几个被确定的倒霉蛋“深刻检查”，而且三次五次肯定不够“深刻”，非要给自己“无限上纲”，把自己骂得一无是处。甚至主动自我栽“赃”，希冀求得宽大处理。而到了“处理问题”的阶段，有的可能很艰难地获得“原谅”，有的最后只有倒霉，甚至丢掉性命。刘某某的检查无论怎么深刻，难道他能逃脱遭受无情打击的命运吗？林某如果坚持学张良的从赤松子游，不把自己灵魂中丑恶的东西暴露和发挥出来，不是可以在功臣位上善终吗？最可怕的是有人自我标榜，说是“引蛇出洞”，是他的“阳谋”。从现在的不少回忆录来看，“反右”运动前期，不少人本来不想涉足，却被反复动员“帮助整风”，出来说了些话，结果上了当。作为具体的执行者，各自心态不一样。即使有心肠好的，因有名额规定，他也必须要完成任务。每次运动，都有人成为既得利益者，也有人成为牺牲品。我们家幸好父亲接受了“三反”运动的教训，不敢多说多话，算是平安的度过了“反右”运动。社会是复杂的，要探讨人性更是一部大学说，从古到今多少人都在研究，有的问题至今还有争议。上边我的关于人性的分析，只是个人对某些现象的看法，几句话不可能说得清楚，不一定有多对。


4  消灭“四害”

到1958年春天，在全国还有一场消灭“四害”的运动。不知怎么一回事，有领导人突发奇想，要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说它们是“四害”。用心确实非常的好，如果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把这四样有害的动物消灭了，这样的丰功伟绩在历史上真是可以大书特书的。于是实行全民总动员，工农兵学商，男女老少都大规模行动了起来。
我毕竟年纪小，见识不多。我见过晚上人们拿着竹竿，打着手电、火把，敲着面盆，到处吆喝，不让麻雀落地，想把麻雀累死。星期天，我跟着大人到农村去把稻草垛翻开，打死几只老鼠，然后把农民的稻草丢下不管。在粪坑里撒石灰，捞蛆挖蛹。自己还做过木头的枪，绑上橡筋打苍蝇。还特别记得父亲借还是买来了鸟枪，星期天领着我去打麻雀，带上火药、炸药、铁砂，出去一天能打十来只。父亲举着枪，朝着树上的鸟瞄准的姿态，现在还留在我的脑海中。奇怪的是当时老百姓很少有人怀疑这事是否可行，是否科学。大家都心悦诚服地，积极认真地，当做一件重要事情去办。若干年后，回忆起来才知道是跟着某人干的极其荒唐的事。


5  勤工俭学

1958年，还提出了教育改革问题。教育改革肯定是对的，直到现在教育都还在改革，而且任重道远。问题是方向要正确，不要南辕北辙。当时的口号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具体工作主要是搞勤工俭学，勤工俭学也是很不错的事情，问题也是要方向正确，方法得当。
开始时我们糊火柴盒。几个人合作，去火柴厂领来原材料。课余时间就不停地糊，材料、成品等堆得宿舍里到处是。当时的工价是糊一万个给3元钱。我们糊呀糊，弄了一两个月，才糊了两千来个，实在干不下去，没办法，最后把东西退回了火柴厂。好象是两不找补，厂方不付工钱，我们也不赔因没有经验损失浪费的材料，白忙活了一场。但城里有不少人家靠这个补贴家用，我们逛街时经常见到有人在忙着糊。
这时我们的班主任换了张怒西，他原是高中我四哥的班主任，我有时去他们班玩，所以认识得早。他来后也比较喜欢我，把我当个骨干分子看待，凡是勤工俭学的事都拉着我参加。先是养猪，成立了一个养猪小组，有班长蒋清富，有唐乾华，他们几个都是农村来的同学。养了两三只猪，他们很有经验，打猪草，煮猪食，很积极，干得很不错。有一天，他们有事，叫我喂一天猪，我辛辛苦苦的到食堂找来半桶泔水（四川叫潲水），想法煮开了，很费力地提进猪圈，倒给猪吃。几只猪一会就抢完了。他们回来说把猪饿坏了，不太高兴，碍在张老师面子上又不好说。其实我就一个14岁的城里出身的初中生，空着一双手，还要上课，我有什么办法给猪找那么多吃的。后来这猪怎么处理的记不得了。
后来停课搞科研，张老师是教生物的，所以带我们搞植物纤维。他带我们跑了许多地方，剥了好多构树的皮，分别用酸、碱溶液浸泡，用水洗，搓，揉，晒干。还请人到重庆去买来好象是叫太古油，用来处理纤维，使纤维互相分离和有光泽。最后真的做出了像兔子样的一大团雪白的纤维。
那时县里面要举办“科研成果展览会”，我们的植物纤维是展品。还要求个人出展品，我看到水准仪这个东西比较简单，应该可以做得出来。于是买来玻璃管，里面加进红颜色的水，比我高一年级的朋友蔡汝哲教给我一个方法封口，再装在一个木块做的座子上，就做成功了。蔡汝哲的方法是，在酒精灯的棉芯中间插一根细玻璃管，这根玻璃管是从坏电灯泡中拆下来的，烧软后别一个小弯，接出一根橡皮管，这根橡皮管是把旧电线中的铜芯抽掉得来的。点燃酒精灯后，用嘴在橡皮管中吹气，可以使酒精灯的温度增加很多。蔡汝哲是用来烧玻璃珠，自己做显微镜时发明的这个办法。我也学着他做过显微镜，但效果不好。后来看见烧氧焊用的氧炔焰，才想起来道理是一样的，都是在燃烧气体中加吹管，只不过一个是吹氧气，一个是吹空气。蔡是否受它的启发？蔡汝哲是我幼年的朋友中最聪明的一个，他的创造发明经常有惊人之举，给我以启发，使我称羡不已。何绍淮是买来锌皮，做的收音机用的可变电容器，比我做的档次高。我四哥是买来漆包线，用罐头铁皮做定子、转子的芯，做了一个拳头大的小电动机。
事情过去了几十年，回想起来，那些东西作为科学实验，丰富学生知识面等是可以的，但要作为产业是根本不可行的。当时化学纤维在中国还没有见到，人口多，棉花不够，买布要布票。如果有植物纤维作代用品，当然是好事情，市场前景无比广阔。问题是原材料来源，是成本，是建厂的投资等等。要种多少构树，多少年能成活，可以剥多少皮，剥皮后会不会死？要多少酸、多少碱、多少水？代用纤维质量如何？如果花了比种棉花多很多倍的成本，得到质量比棉花差的代用纤维，这样的蠢事有谁会干？好在上面的领导本来就没有把这事当真，无非是应付更上边而已。
1958年暑假，学校通知，每个学生在假期里都要自行参加勤工俭学，不然开学注册可能有问题。有人听说纱厂要人拆木板，于是有高年级的同学带着到厂里基建科联系，我是第一次自己到社会上去联系工作，怯生生的，话都不敢讲。当时厂里搞技术改造和扩建，新添了许多新设备，有很多包装箱，需要人把大箱板的木板拆散。工钱是每天5角，一个月按天数发钱。每人发一把起钉撬，一把羊角锤，一把圆头锤，几双手套，便开始干起来。大箱板一块有两米多见方，用长条木板钉成，外面钉了四条边缘板，两条对角线再钉了板，里面衬一层油毛毡。我们的工作是把它们的木板拆成一块一块的，再堆码整齐。那些木板真是好板子，所以想要回收。我一天可以拆四大块，高中的同学可拆六七大块，七八大块。我那年14岁多，严格说来算童工，但那时不讲这些。干是干得动，就是费力一点。要非常的小心，稍不注意，脚就会被钉子扎个洞，我恐怕被扎过十多次。大同学嫌钱少，干不几天就陆续走了，只剩下我们几个纱厂的小子弟干着。因我们家在这里，另找地方干活不现实。一个暑假过去，我靠自己的力气挣了不到20元钱。
我四哥去拉过船，拉船者就是当纤夫。我没有拉过船，但见过许多次。俄罗斯画家列宾有一幅名画——《伏尔加船夫》，画的就是拉船的情景。不过嘉陵江河谷没有他画的伏尔加河谷那么开阔，纤夫甚至要在嘉陵江岩壁的羊肠小道上背纤。纤夫的数量是按船的大小来配备的，多的二十多人，少的几个人。拉纤的工具很简单，从船上牵一根纤藤出来，这根纤藤是用竹篾编的，有手指头粗细。钢丝绳是若干年后才用的，而且只用在机动船上。人工拉船还是用竹纤藤的优点多，它轻便，干净，便宜，不会生锈。用旧的纤藤砍成段，可以当火把，或当柴烧火。每人一条细麻布做的长条形麻袋，这条麻袋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装一天吃的米。麻袋两头细的部分合拢成一根绳索，穿在一块叫挽子的小竹板中心的孔中，再打一个结，不要让脱出来。麻袋形成一个套子，斜套在人的肩膀上。挽子有火柴盒大小，四角倒圆，磨得很光滑。手拿挽子及绳索往纤藤上一别，就扣上了，一秒钟可以扣上或解下，非常方便。拉船主要是拉上水，要几天一个来回。拉船的人穿一件打着很多补丁的长衫，光着屁股，不穿裤子，因为他们经常要下水出水。为图方便，不管水的深浅，只要把长衫一挽，就可以跳进水中。还有船工的号子，那高亢悠扬的声调，值得一说。近些年，有艺术家把它编成文艺节目，很激动人心的，很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