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城乡二元户籍体制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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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02日13:38腾讯公益



王海光

燕山大讲堂134期：城乡二元户籍体制之形成
要点一：【什么叫中国当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了《户口登记条例》，这是个法定标志。在这个法定标志之下，长期附着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说粮油供给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医疗保健制度、教育制度、住宅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十几项制度，这些制度显示出城里人和农村人的不同身份的区别。
要点二：【共产党通过户籍管理学会管理城市的第一步】从战争延续的户籍制度具有军事管制的传统。共产党最初搞户政制度时只有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巩固革命秩序，对其功能的认识非常简单朴素，就是：“保护好人，限制坏人”，具有鲜明的政治和军事的治安特点。
要点三：【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形成的关键因素】1953年是促使户籍制度形成的一个关键年，一是这时期国家实行了重工业优先的发展，为了给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提供积累，就势必得要挤压农村农业农民。真正引起体制性的城乡冲突还是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在统购统销实行以后，城乡之间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二元利益结构。在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出台，表示了新中国户籍制度的正式确立。
要点四：【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形成和确立过程】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形成不是一个事先设计的结果，而是一系列意外事件构成的短缺经济下的被动选择。它的确立不仅割裂了城市化、农业化的过程，也造成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身份不平等，最重要的是创造了进一步制造经济短缺的制度条件。
要点五：【中国当代二元户籍制度的路径】归纳为四个交互影响：一是对待“四类分子”的管理和反右以后的“五类分子”的管理。二是两种中世纪传统的交互影响。中国的二元户籍制度既有着中国的传统（给国家纳贡体制的传统），也有着沙俄时期城乡分割的传统，所以我们应该看成是两个中世纪传统的交互影响。三是政治信仰和功利主义的交互影响。四是统制经济和政治运动的交互影响。
要点六：【户籍改革不是一时一地的事】虽然我们还没有从形式上制定新的户籍法，但过去的户籍法早也不灵了，实践也没有按原来的户籍法办事，但对户籍改革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个要求从当时形成的条件和当时产生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到在将来的发展中户籍改革恐怕也不是一时一地的事，现在呈现的情况更加多元化，限制更加多重性，不仅是城市之间的限制，还有地域之间的限制。从制度背景上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城市化的发展，还有是民主化的健康发展。这样才能使户籍制度化改革不至于造成问题，现代化过程会比较顺利。
嘉宾：王海光（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
主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承办：腾讯评论
时间：2011年10月28日（周五）晚19：00-21:00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北三环蓟门桥校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主持人：杨子云、李国盛
王海光：中国当代城乡户籍二元制度是一个老话题，但也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也是现在学界和社会大众不绝于口的热门话题。对于城乡户籍二元制度产生的弊端问题，大家可以说很多，媒体上口诛笔伐的声音一直持续不断，各种各样的改革方案也层出不穷。归结到一点，这是一个既没有实现公平，也没有实现效率的制度，必须要改革。但是，对于这个二元户籍制度怎么形成的？它和我们历史上的户籍制度有什么联系？这个情况人们未必都很清楚。所以我们在谈改革时，在谈现在的问题时，绝不能够就事论事，必须把制度的形成放在历史的纵深感上去理解、去认识。这样，我们才能对制度深层次形成的原因有进一步的了解，改革才能下药对症。
我这里讲的主要是中国当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形成和确立过程，至于改革开放以后的演变和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今天讲的主题。
什么叫中国当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我们讲到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首先讲一下它的法定标志。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了《户口登记条例》，这是个法定标志。在这个法定标志之下，长期附着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说粮油供给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医疗保健制度、教育制度、住宅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十几项制度，这些制度显示出城里人和农村人的不同身份的区别。城里人所享受的待遇农村人享受不到，由此而形成了一套城乡隔离的待遇体制。这个户籍制度把我们的全体国民分成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这个事情在古今中外都是罕见的，可以说这一项制度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但这项制度不是从中共49年建国就开始设定的，也不是和过去的传统户籍制度直接挂钩。从历史考察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户籍制度和现代户籍制度还有很大不同，我们讲到现代化，讲到现代社会、现代国家，首先我们要提一个"民主"“民权”的问题，传统户籍制度是没有这个的。中国的传统户籍制度源远流长，在春秋时期已经萌芽，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形成，“编户齐民”，那这个制度标志是什么？是皇权专制主义下纳贡制度的表现，要臣民给皇朝纳粮、纳税、服兵役。现代户籍制度不一样，现代户籍制度是要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权利。所以从传统户籍制度到现代制度的转变意味着公民的身份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从臣民身份到公民身份、从人身依附到独立人格。所以我们把现代户籍制度的建立当成现代社会建立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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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

中国户籍制度从纳粮、赋税作为国家臣民的传统户籍制度向现代公民制度转型，是从晚清开始的。

晚清时，晚清政府准备搞君主立宪，认为各国搞立宪必须核定自己的人民有多少，才能够进行选举，才能搞立宪。为了立宪的需要，在1911年晚清政府制定了第一部具有现代法律意义的《户籍法》，但这个户籍法没有来得及实行，辛亥革命就爆发了。但这部《户籍法》的制定，对后来历届政府的户政制度建设影响很深远。后来的北洋政府、南京政府都有一个承继前代良法的理念，即前朝制定的法律能够适用的都继承。所以晚清制定的《户籍法》的私权原则在以后的历届政府中都继承下来了。

在近代历史上对户籍制度最重视的是国民党政府，这跟国民党的执政理念有关。国民党政治建设的设计路线图是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讲的训政，是以“县”为本位，训政首先要核定县的人口，然后实行县的各项改革。所以国民党政府对户籍制度的建设非常重视。他们一直讲"户政为庶政之母"，各项法律、各项条文必须在户政制度的基础上才能实行。户政制度可以提供各项法律执行的一个依据。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1931年正式颁布了户籍法，以后修改了一次。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各项政策都停顿了，但户籍制度的建设没有停顿，退到了大西南，还是搞户政人员培训与户籍法的修订。抗日战争结束以后，1946年国民党政府准备实行宪政，还政于民，这时候公布了第二次修正的《户籍法》。这个户籍法从法律条文来讲非常完备，但这个户籍法没有实行下去，因为国共内战，国民党打败逃到台湾，把户籍法也带到了台湾。台湾现在使用的基本上还是1946年修改的《户籍法》，当然后来也进行过修改。

大陆从晚清到国民政府，经过了历代政府修订的《户籍法》，在1949年被否定。政法大学的同学也知道，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了一道指示，"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和相关法律"，《户籍法》自然也在废除之列。废除这个法律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在另一个空白地上重新建了一套户政管理体系。

那中国共产党的户政理念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也是要求民主的，并且为中国的民主、自由、独立、富强而奋斗了多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报告里说"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思想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这个自由只有在解放区才实现。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国发展的现代化前景做了预测，他说：“农民是中国最大的民主派，动员了农民就赢得了这场战争，而且在将来的发展中，农民又是工业化建设的后备军，几千万农民从农村到城市”。还说“农民、农村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广大市场”。这些话讲得都很不错，都很好。1949年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一起制定了《共同纲领》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是有居住、迁徙的自由权”。这是几十年中国革命艰苦奋斗的一个成果，一个理论总结。1954年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在《宪法》中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从民主理念上，中国共产党一向都是这样讲的，那为什么在实践过程中发生了变异，这是历史的悖论。

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形成过程中可以看出，它不是晚清以来中国法律近代化自然延续的结果，因为户籍法从来没有说不让人迁徙，也不是对苏联人口管理模式的简单制度的移植。我们这个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管理的比苏联管理严得多。比如苏联只要是夫妻一方在城市里另一方就可以迁徙过去，而在中国二元户籍制度下是不可以的，不允许的。这和我们刚才讲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标榜的人民民主的共和理念是不吻合的。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生成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借鉴了谁、传承了谁？传承和借鉴的制度模型是什么？在它的路径选择和发展过程中有什么内在的历史逻辑？就这个问题我下面给大家讲一下。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革命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农村社会成员比较简单，都是熟人社会，成分比较单一。但到城市来以后就不一样，城市人员成分复杂，没有一个户籍制度，人头都搞不清楚，各项工作都没有办法抓。中国共产党接触城市是从抗战之后开始的，在关内接收了一些中小城市，在关外，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接收了一些大城市，比如哈尔滨、长春等。在管理城市时就遇到了如何维护治安和城市管理等等问题，开始认识到户籍制度的重要性。中共进入这些大城市以后，就遇到管理问题，城市中什么人都有，比农村要复杂得多。有一个城市给中共提供了最早的户籍管理的经验，这就是哈尔滨。1946年中国共产党在哈尔滨搞了第一次人口普查，1947年搞第二次。通过户口管理，共产党一下就把城市给管起来了，哪家如果来了生人需要报告，谁到城市来以后必须在公安进行登记，需要出多少人多少物可以按户派。哈尔滨提供了最早的管理城市的经验，通过户口和户籍制度把城市的治安情况一下子管理起来。当时管理城市最主要的是维护好治安秩序。当时东北很复杂，有国民党人，有日本残留的人，有土匪，有农村土改逃亡到城市的地主等。共产党通过户籍管理学会了管理城市的第一步。1948年东北公安总处颁布了一个条例《关于户口暂行管理办法》，在全东北实行，这是中国第一个地方性的法律法规，东北的经验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并推广到全国。关内各路解放军进入城市以后就按照东北的方式接管。进城的第一个阶段是军事管制，户口管理是军事管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军管对户籍制度的影响有两点：一是在国民党时期，户政管理和警察是两个，静态的人口管理属于内务部管，属于专门的户政人员管，动态的人员发生问题属于警察管，在管理上是有交叉的。在共产党接收城市以后，将两者合二为一，把户籍归到公安局来管，"户警合一"。二是沿用了国民党特种人口，"特口"的管理方式，并对它进行了改造。城市中的人员很复杂，什么人都有，有小偷小摸，有卖淫嫖娼的，贩毒吸毒的社会性嫌犯，还有政治性嫌犯，国民党时期把这些人归于特口，给以特殊的管理方式，这是警察局方面管理的。共产党进城以后接受了这套办法，并进行改造，把国民党的旧人员“军警宪特”归于特口进行管理，特口的方式到1951年以后叫"重点人口管理"，用以防范那些对于新政权具有威胁性的人。

中国共产党的户籍制度一开始和国民党不太一样，主要是用于社会治安，控制人，特别是控制那些对于新政权具有威胁的人。我们也可以看出，从战争延续的户籍制度具有军事管制的传统。最初搞户政制度时只有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巩固革命秩序，对其功能的认识非常简单朴素，就是：“保护好人，限制坏人”，具有鲜明的政治和军事的治安特点。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在执政以后一开始对户籍制度并不是很重视。当时所设想的全国户籍制度建立需要10年，先把城市的户籍制度建起来，然后是城镇，再是农村。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步骤？因为城市是社会控制的高端，农村是社会控制的低端，所以先搞城市的户籍，农村可以放一放，这是新中国一开始建立户籍制度的路向。因为新中国的户籍制度是一种治安性质的户籍制度，在镇压反革命过程中，城市的户籍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突破，特别是在1951年公安部颁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统一了城市户口管理的制度。那时候每个城市接管以后，各城市的户籍管理规则不一样，人口登记制度也不一样。北京规定的登记项目是17项，上海则是15项。1951年时，公安部制订了《城市户口管理的暂行制度》，统一了全国城市的户籍管理制度。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户籍法规。这个户籍管理条例的要求是，要保障人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也就是说，在建国初期，对人口的迁徙限制并没有纳入到管理过程中，对重点人口也不限制他们的迁徙。对流动人口的初步管理是在1952年。1950年从城市往外迁出了大量人口，这里有一个特定历史条件，那时候大城市的人为什么能往外走？一是社会安定了，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农村搞土改分土地，很多人回家分土地了。所以那时候城乡冲突并不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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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提问

城乡冲突首次出现是在1952年。为什么会产生？一是经过“五反”以后，城市的资本家大量歇业，工人失业，有很多人找不到工作。二是农村经过土改，农民手里有点钱了，有些人就想去城市发展。一方面城市里有大量的人口找不到工作，包括就职员、工人、知识分子、国民党的前官吏和一些军政人员，另一方面许多农村人开始往城市涌来。这时，政府开始对农民进城进行了行政干预。1952年政务院发了一个文件是《关于解决劳动就业的问题》，这里面所提出来的是解决城市人口就业问题，认为农村人不牵涉就业问题，在乡下有地种，要限制他们不要到城市来与城市人抢饭碗。这是政府当时限制农村人到城市来的主要动机。那时候农民想到城市里谋生路的人很多。政务院开会，制定了一个文件，《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这个文件说要劝阻农民盲目到城市来。根据这个文件精神，《人民日报》发布了一个社论，说农民不要盲目流到城市，应该回到农村去。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盲游"这个词。这个词直到前几年还在用。最早就是在《人民日报》这篇文章上出现的，盲目流入到城市来的农民，指的是这些人。

1952年城乡之间虽然发生了第一次冲突，但对人们的迁徙自由还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城乡人口流动也还比较正常。1953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大变化。1953年是促使户籍制度形成的一个关键年，一是这时期国家实行了重工业优先的发展，这是从苏联学来的。当时人们的理念是：重工业是工业生产的母鸡，有了母鸡以后就会下很多蛋，轻工业、农业就会带动起来。其实从工业化道路来讲，重工业优先的战略是个本末倒置的战略，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完成的。这是苏联30年代搞的，我们学的苏联。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资金从哪里来？靠的是内部积累。所谓内部积累就是挤压农业和农村，为重工业提供积累。重工业的发展不是自然发展起来的。先发的工业化国家都是从农业到轻工业再到重化工业，这是一个按市场规律递进发展的自然过程，中国本来的现代经济基础就弱，一开始就搞重工业，那国力承担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为了给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提供积累，就势必得要挤压农村农业农民。

1953年10月，中央做出决定，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从农民手里和口里把粮食挤出来。统购统销的实行使得城镇户口开始值钱了。你是城镇人口，按照统销的规定去核定你的生活必需品，国家提供计划供应。所以统购统销一实行，各大小城市马上紧急去查验户口，核定城市有多少人、有多少户，应该怎么分配的问题。这样使户口第一次承载了计划供应的功能。这个统购统销的实行，也可以说是户籍制度从它本身的人口统计功能开始转型到社会分配功能的开始。统购统销带来的问题很大，给城乡关系带来最大的问题有两点：一是农村人口的推力开始增大，1953年底开始搞统购统销，1954年政策效应就出来了，老百姓不干了，开始闹粮。二是1954年长江、淮河流域发大水，收成不好，整个粮食产量比1953年低很多，1955年也没有上去。农民感到种粮食不合算，种的粮食被国家收走了，怨气很大，都不想粮食被国家统购走，希望从国家里拿粮食，要国家救济，要统销粮。到了1955年春，农村局势特别紧张，“人人谈粮食，户户要统销”。社会一紧张，谣言就特别多，在当时流传着毛人、水鬼的谣言。说水鬼浑身发绿光，刀枪不入。这个谣言流传极广，十几个省都在流传。还有一个割蛋的谣言，说有一个怪人要割人们的生殖器。搞得十几个省的农村非常紧张，这种社会的恐慌情绪是统购统销带来的。许多地方的农民给政府闹粮食，给干部打架。许多青壮劳力不愿在农村干了，纷纷跑到城市来谋活路。

由于统购统销使农村的人口推力骤然加大，人们都往城市里跑，城市人口剧增。1954年城镇人口是2200万人，1955年是2500万人，1956年成了3000万人。这种情况下促使国家赶快建立农村户籍制度。农村户籍制度本来没有排上日程，但农村这么紧张，都往城里跑，不得不排上了。国务院就下文件开始建立农村户籍制度。农村人口的迁徙，在农村建立户口登记制度之后不能随便走了，必须要有乡政府开的迁徙证，才能迁徙到别的地方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城市结合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整顿，加强户籍制度的管理。一开始实行统购统销时，对农村的粮食管理的紧，对城里人的粮食供应管理的松。所以很多农村人就跑到城市搞粮食，出现了粮食倒流的现象。三大大城市上海、北京、天津，三个月购粮超过了需求量的两三倍。在这种情况之下，国家就进行了统购统销的整顿，一方面改变了过去的供应方式，每个人按照不同的工种和年龄进行限量和定量，农村在统购过程中要给统销证，基本上是让他们不再吃国家的商品粮。经过这个整顿，把统购统销的政策基本确定下来。

1955年国务院下了一个指示《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对户籍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安排。这个指示主要是对农民讲的。这个时期的户政制度的变化，主要有三点：

一是统计上把农民和非农民划分开来。农民自己种的粮食自己吃，非农民属于国家供应的。

二是让公安机关归口管理户政。当时的户籍制度管理曾一度模仿苏联的方式，由内务部管理，公安机关是协助。这是因为在世界上很少有国家会采取“户政一体”的户籍管理方式。“户政一体”，由警察去管，人口管理就带有了强制性。这个问题在中共开始接管城市中就出现了。那时，公安部长罗瑞卿就说过：现在对户籍管理过于严了，结果不是限制敌人而是限制了人民。按照苏联的行政体制，户政制度应是放在内务部去管。但由于统购统销造成农村推力过大，放在别的部门管不住，只有公安部门才是国家强力机关，所以借助于国家强力机关来管理户政体系。

三是加强城镇人口的户籍管理。1955年时，各个城市都觉得人口膨胀，管不了了，当时北京人口才500多万，当时彭真（北京市市长）就说北京市人口增长太快，现在应该消减城镇人口。所以北京、天津、上海就把闲散的人都给清散出去了，北京的运动叫做"闲人返乡"，把城市里没有生活着落的人都清理出去。1949年到1954年期间，那时候城镇人口做了一段调整，只要是在北京这些地方有生存基础，能够立足，户口不是北京的也可以报北京户口，1955年以后就不行了。1955年以后不管什么人进北京非常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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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与嘉宾

真正引起体制性的城乡冲突还是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在统购统销实行以后，城乡之间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二元利益结构，这就牵涉到1953年梁漱溟和毛泽东一场著名的争论，梁漱溟说现在城里人过得好，农民过得不好，提出“九天九地”之说，说工人现在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毛泽东认为梁漱溟这是在挑拨工农联盟关系，共产党是打天下打出来的，是靠发动农民打出来的，我们不比你梁先生懂得农民？认为梁漱溟是挑唆工农联盟关系，破坏实现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连讽刺带挖苦的骂了一顿。

毛梁的这场争论还只是发生在1953年的11月期间。到1954年、1955年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城乡二元利益结构已经形成。

拉大城乡利益鸿沟的关节点在哪儿？是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算是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的门墙，但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门槛非常低。那时的年人均收入是146块钱，工人和农民的差距相差2.6倍。城乡差距、工农差距越来越大，人们进城的驱动力非常大。另外一个驱动力是，原来土改给农民的土地，一搞高级社后土地入股了，土地成了集体的，农民对土地再也没有眷恋之情了。而且中国的农村都是家庭式的耕作，弄到集体里，大家一起去种地种田，管束很严，他们也不习惯。按领导人原来的设想，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的问题就解决了，粮食问题解决了，可没想到农民并不愿意被合作化。所以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农民逃离农村之心越来越强烈。

1956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农村全国范围的闹分社、退社。有些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还发生了武装暴乱。农村的偷盗、打架等各种治安问题很多。我看到一个材料说，农民偷了国家的仓库，在仓库里留了条子：“不怨我，不怨你，就怨毛主席不给米”。说明农民中的怨气很大。而且1956年一年，农民的收入明确减少，减少的幅度有多大？1/3、1/4的收入都减少了。国家本来想通过合作社、集体化能够把粮食给控制起来，但1956年的情况恰恰相反，粮食供应更加持续紧张。国家不仅没有多拿粮食，反而是多付出粮食。1956年的灾民比1954年的灾民还多很多，国家付出去的东西也多，而且农民外流的情况日益严重。我形容他们是“逃离”农村，想方设法的到城里去。他们说：“宁可在城市当狗熊，也不在农村当英雄”。大部分人，青少年都跑，而且跑的都不是一般的农民，有些都是民兵、党团员、社会干部。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改造使农村的推力越来越大，1954年到1956年3年时间迁徙人口达到了7700万人，这是农村推力的爆发。

那城市的容量怎么样？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城市的容量也有问题，因为是单一的所有制，和市场经济下的情况不一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对毕业生只能是统分统包，完全靠国家分配，不能够进行市场分配，没有这种能力。所以一个城市里的整个经济容量对人口的容量马上萎缩，最大的问题是中学生就业问题出现了，在建国初期消化了几百万城市中的无业农民，基本解决了。但到1956年以后问题出现了，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毕业生不知道怎么办，这是城市管理者特别头疼的事。1956年的天津就有两万中学毕业学生找不到工作，需要国家解决，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1956年时受到毛泽东“大干快上”思想的影响，在全国刮起了冒进风，各地都上马，上项目，不管是有条件还是没有条件，乱七八糟的上。那时候中国也没有钱，东西也不多，多的是什么？是人，所以在各地上项目期间大量招人，1956年全国范围内冒进招收的人有多少？原来1956年的用工指标是86万，结果一下子招到220万，把1957年的人也给招了，主管经济的周恩来、陈云一看到这种情况觉得不好，就提出要“反冒进”，要下马。所以1957年时在招生中下马，也不再用工了，要消化完1956年招的人，这时候很多学生就不干了，很多学生说当时招过来就说好了，现在怎么又不用了？所以1957年有一些中等学校的学生闹事和“反冒进”有关。

在“反冒进”的过程中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一个是企业尽可能的不要向农村招工，城市里有剩余劳工，要优先解决中学毕业生就业的问题。这样，政策往保护城市方面倾斜。另外，采取向农村转移城市劳动力的就业政策。团中央搞过开荒，把一些大城市的知识青年组织到农村去开荒，这是学习了苏联开发西伯利亚的经验。江西的共青城当时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上海、北京、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大概转移了80多万人。再一个从户籍上开始控制农村的流动人口，不让他们到处流动，要求乡和区政府对农村人口外出的要严格控制，不给发迁徙证。

从1956年底开始到1957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人口控制政策，这些政策越来越严厉。1956年12月国务院下达了《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次年3月接着下达《补充指示》，主要是劝阻农村人口到城市来，可劝不住。1957年3月份在上海还停留有15000多农村人口不回去，上海就把这些人遣返回家，他们回家后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带来的人更多。这些人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偷、摸、卖淫等，给城市的治安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所以国家采取了更严厉的办法，一个控制住他们的用粮，作为临时工、预约工，在工厂中有些是季节工，过去做建筑的，天冷了以后没有办法做建筑，所以什么时候来，或者一个单位中或者送棉花季节需要大量的工人，订立这样一个合同，所以国家规定限制他们的取粮问题，他们的粮食供应必须从本地带来，城市不能供给。所以二元户籍制度的形成粮食很关键，从户口、粮食两方面控制农民进入城市。但这样也堵不住，农民往城市跑的太多。所以国务院再次发文件，要求留在城市里的农村人口一律遣返回去，必须送到他们的地方，不能让他们回来，铁路上也加以限制，不能让这些人上火车，这是制止农民，要拴住农民的腿，关住城市里的门。各个城市里的企业不能用临时工，如果用要经过劳动部门的批准，这些指示一个比一个严格，先是劝止，然后强行遣返，一个比一个严厉。

这时候户籍制度的作用越来越大，它在管理功能上发生了几个大变化：一是对宪法规定的公民居住自由和迁徙自由作出了新的解释。你不允许农村人迁徙到城市去，但有些城里人的老婆是农村的，要迁徙过来夫妻团聚，不给解决就到公安部门去闹。1956年要解决户口问题的，光在公安部就有1100多人。1957年有一个小阳春，允许大家提意见，所以1957年时人更多，仅仅3月份到公安部去的人就有800多人。大家拿宪法说事，宪法有保护我们自由迁徙居住的权利，为什么爹妈接不过来？为什么不能夫妻团聚？拿着宪法维权的这事儿，不是现在的人会，我们父辈的那些人也会。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公安部门的户籍政策和宪法是抵触的。对此，公安部就作出一个解释：宪法所规定的人民居住和迁徙自由是要求不损害国家利益的，损害国家利益了，就不能有迁徙自由。这是一个非常吊诡的解释。

二是重点人口管理的社会性人口成分增加。过去的重点人口主要是国民党的军警宪特人员、历史反革命、地主富农，管的是这些人。这时候，重点人口中的社会性成分增加了。要求还要注意被单位开除的，对对政权不满的，对社会具有危害性的人，所以社会性人口成分增加。

三是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清理流民、收容遣送和户口管理政策。在城市里发现那些无业流民，没有正当职业的，由公安机关把他们遣返回去。

四是城市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事先审批凭证落户的户口迁移管理制度。这个制度很重要，你到城市来，哪个单位要你，哪个单位提出申请，经过批准，公安部门才允许你迁徙过来。也就是说事先经过审批，某城市某单位要你调进来，要你的单位需要通过公安部门批准，当地才能签发迁徙证，你凭这个迁徙证才能正式调过来。这是一个城市保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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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提问

到1956年、1957年，人为的用行政力量划分的城乡隔离带初步形成。城市这一头，想的是怎么关住城市大门问题，从户口管理、粮油供应、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等各方面全面控制外来人口的进入。到这里来打工需要带粮食来，城市不给粮食，城市的粮食只供应城市居民。户口管理就更严了。另一头是农村，想的是怎么样才能拴住农民的腿。建国初期，对城市流民的政策是“资助”返乡，由政府给他们安排，回老家去给你钱，给你办农具，而且给地方政府联系，还分给你地。这是1950年、1951年的政策。到了统购统销以后，对到城市来的农民就是劝止，说服教育他们，不要去城市。后来政府的阻止力度越来越大，到城市里没有什么职业就进行收容，收容后强行遣返。

1957年借助于“反右”运动的强大声势，在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出台，《户口登记条例》这时候出台有两个意义：一是表示了新中国户籍制度的正式确立，另外表示了中国城乡二元分隔的制度正式确立。这个户籍制度和别的户籍制度最大的区别有两点：明确规定了户口迁徙审批制度和凭证落户制度，这是控制人口迁徙的两项基本制度。你要到北京来，先得在北京找一个单位，这个单位到公安局申请进入的指标，有了这个指标以后，公安部门允许你进入北京，你再拿着这个许可证到当地办理户口登记，登记处给你开出来，开了北京的许可证，然后再开你到北京来的迁徙证。这样把权力交给了城市。另外，《条例》还规定公民外出暂住时间一般不得超过3月，超过3月没有充足理由就要回去。现在户口不在北京，在北京住上十年、八年都没事，但那时候管得很严。

这个制度是怎么设计的？农民到城市没有迁徙证明的一律不发迁徙证，城市对迁入人口和暂住人口每年都有指标，指标有限制，不应该迁入的一律不给迁入，控制的非常严。这样使得从统购统销以来对城市所产生的人口冲击人为的建了一个法律的屏障，一个法门，一个隔离带。其实这不仅仅限制了农民，也限制了市民。比如想从石家庄到北京来也受控制，但从石家庄到邯郸去可以从宽，也就是说成了一个从高往下流的人口趋势，只能往小城市走，想往高的地方走是不行的，除非你有特殊条件。

但是，这个《条例》颁布之后，并没有起到人口阀门的作用。这是因为中国发动了一场"大跃进"，在1958年年初的会议上毛泽东批评1956年招工过多，说要控制人口。“大跃进”发动以后，各行各业、各地都要人，这就使得决策者脑袋昏昏的，说“大跃进”使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困扰我们多年的失业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用工权从中央下移到地方，层层下放，各地随便招人，1958年一年增加的职工人数几乎有一倍，全民所有制增加了2000多万。1956年仅仅是扩招了200万就已经承受不了，这是10倍于1956年的冒进，这种情况除了头脑发昏是做不出来的。从道理上讲《条例》和跟苏联的方式一样，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招工时可以放宽条件，需要多少人招多少人，这样才是一个计划的理性。按照有计划有比例吸纳农村的劳动力，进入到工业化过程中。这是苏联的路子，但中国没有走成是因为“大跃进”。

“大跃进”随后带来的是“大饥荒”，对大饥荒所产生的死亡数字学界说法不一，最权威的数字是1960年减员1800多万人，其它的数字说有三千多万、四千多万、甚至还有五千多万的。不管怎么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为饥荒之一。为了应付这种大饥荒，首先就得要保护城市。在保护城市过程中，户籍制度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比如说，没有这一套户籍制度，就不能把两千多万职工遣返回农村。毛泽东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有一个讲话：2000万人挥之既来，挥之既去，除了共产党谁能做这个事。其实能做这个事是有制度条件的。共产党有这个能力，是因为有了户籍二元制度，这时候工具的作用真正发挥起来了。

城镇居民的食品及大多数日用消费品实行配给制，以户口凭票证供应。户口配票证，这个票证时代从统购统销后，于1955年就开始存在了。但60年代的票证管理更为严格。票证是一个很好的收藏，也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学问。全国各地的票证不一样。上海人特精细，票证能做到半两粮票。票证的范围有多广？不仅吃的、穿的要票，还有大粪票。大粪也要票，这是千古奇闻。票证时代的顶峰期是60年代的大饥荒时期。严格的户口制度和票证制度保证了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要求。在这大饥荒中城市居民虽然也饥饿，也有浮肿，但从死亡人数来讲比农村少得多的多。另外，控制人口迁徙的制度规定更加严格了。从农村到城市、从集镇到城市都要严加控制，从小城市迁到大城市要适当控制，对迁到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要特殊控制，一般情况很难进去。因为在票证时代对北京和上海的供应是最宽的。比如肉票，上海就没有实行过肉票。另外，公安部门还下了一个死规定：农村妇女不能够到城市里投靠丈夫。两口子一般是老婆在农村，丈夫在城市里，老婆不能过去，户口不能动。这个制度带来的长期效应是，当时采取的子女落户制度是跟着母亲走，老婆是农村人，那生的小孩也是农村人。这个规定一搞起来，城里人都不愿意去找农村的媳妇，使农村和城镇的婚姻链条也发生断裂。

最后，对这个二元户籍制度的形成和确立过程做个总结：60年代户籍制度最后确立，是在一个非常时期确定下来的，实际上承担的是社会控制、食品控制和最严格的一种社会管理功能。从这个确立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形成不是一个事先设计的结果，而是一系列意外事件构成的短缺经济下的被动选择。它的确立不仅割裂了城市化、农业化的过程，也造成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身份不平等，最重要的是创造了进一步制造经济短缺的制度条件。作为一个农村人，种地是没有什么发展前途的。在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下，农民没有了生产积极性，长期以来粮食过不了关。真正粮食过了关是在什么时间？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把土地经营权给了农民，农民有了生产积极性，很快就出现“卖粮难”的事情了。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农村人可以到城市来，在城市里打工经商。尽管他们还享受不到城市里居民的同等福利，但在城市里，包括在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生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改革开放带来人的自由度的扩张。

还有，中国当代二元户籍制度不仅仅是一个分配体制，更重要的是国家控制社会的根本制度。正是因为在这种制度之下，大规模的社会政治性动乱——文革才有可能出现。它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提供了一个新的制度条件。

中国当代二元户籍制度的制度路径，是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我把它归纳为四个交互影响：

一是。对待“四类分子”的管理和反右以后的“五类分子”的管理，还有通过“户籍一体”的管理体制，这都受了军事管理方式的影响。从控制敌对人口，到控制流民，再到控制农民，再到控制全体人民的自由流动，这个过程可以明显地看到革命法制和军事管理的交互影响。把人管起来，也就把一切都管起来了。

二是两种中世纪传统的交互影响。我们在讲中国当代二元户籍制度时，大家往往都说这是因为中国的户籍制度源远流长，影响太深，才会有这种情况，实际上不是的。中国的城乡关系历史上一直很好。农村人通过科举考试，到京城里当官，当了几十年，平平安安的，最后就告老还乡了。而且在当官期间还有一个丁忧制度。家里老人死了，回去守孝三年。以前和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俄国的情况与我们也不一样，俄国城市里住的是贵族，农民在乡村里，不允许进入城市，他们与城市的隔绝很严格。所以我们过去的户籍传统没有城乡分割的户籍传统，但我们移植了苏联的体制后把这个传统带了过来，特别是身份证制度，他们的身份证制度只允许贵族有身份证居住在城市里，农奴不允许离开他的生存地。在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已经把这个身份证制度取消了，只是斯大林搞农业集体化带来的问题是一样的，农民跑到城市，造成人类最早的人为饥荒，乌克兰饿死了600--800万人，这个情况我们可以和中国的情况做一个对比，可以看到很类似的情况，我们把这个传统也继承了下来。所以中国的二元户籍制度既有着中国的传统（给国家纳贡体制的传统），也有着沙俄时期城乡分割的传统，所以我们应该看成是两个中世纪传统的交互影响。

三是政治信仰和功利主义的交互影响。当年之所以搞统购统销、社会主义改造，是认为苏联的道路就是人类的道路，迷信苏联模式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脱离了中国国情，急功近利地搞苏联模式，什么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什么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什么社会主义改造，单一公有制，也就把苏联当年的问题都移植过来了。集体化剥夺了农民，形成了城乡二元利益机制，这些问题出得与苏联一摸一样，可是工业化却还遥遥无期。这是信仰政治必然造成的结果。面对城乡冲突的矛盾越演越烈这样的结果，国家要控制，户籍制度就起到了社会控制的作用。中国二元户籍制度承担的功能很多。在这个制度上有着分配制度、福利制度、保证城市居民最低需求，保护城市的作用等等方面的功能。但有一个功能是最主要的，即它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控制机制。从最基本的人口统计功能，到社会控制机制的功能转变，这是一个从信仰政治到实用主义的变化。

四是统制经济和政治运动的交互影响。在最先设计的二元户籍制度，包括1958年的户籍制度，实际上留有计划理性，允许农村劳动力按需要逐步的能够进入到城市里，进到工人队伍里，但一搞政治运动就没有办法了，一下就冲破了。户籍制度具有刹车作用，刹车作用就是要把制造的乱局最后控制住，所以社会控制功能比其它功能更强。中国二元制度的功利主义色彩和脱离了制度本身所生发出来的别的功能特别多特别强大，最主要的是社会控制，治乱，把社会稳定住，控制住，这个功能不仅仅是过去不存在，中国的传统不存在的。苏联的警察户籍制度有一点，但不如中国严格，最严格的是中国的情况，就是我刚才讲的是在一连串意外事件造成的短缺经济而形成的。现在的户籍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我们还没有从形式上制定新的户籍法，但过去的户籍法早也不灵了，实践也没有按原来的户籍法办事，但对户籍改革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个要求从当时形成的条件和当时产生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到在将来的发展中户籍改革恐怕也不是一时一地的事，现在呈现的情况更加多元化，限制更加多重性，不仅是城市之间的限制，还有地域之间的限制。从制度背景上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城市化的发展，还有是民主化的健康发展。这样才能使户籍制度化改革不至于造成问题，现代化过程会比较顺利。

今天我就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一下户籍制度演进的情况，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再提。

yangharrylg

王海光
主持人：谢谢王老师精彩的分享，让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国家的政策是如何从想防范一部分坏人逐渐演化到伤害一大部分好人。佛教讲发心，强调做事的初衷是否好。中国户籍制度的设计和演进至少不能说设计者发心是坏的，但造成的结果是严重的。我觉得可能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政者理想主义的努力而未遂造成的结果，比如想跨越式发展重工业，遇到困难后又一步一步应对的政策造成的结果。王老师怎么看我们国家在建国初期的理想主义的努力？另外，假设您穿越到建国初期，参与到户籍制度的设计，想改变什么地方？谢谢。
王海光：关于理想主义，是我刚才想讲的信仰政治和功利主义的交互影响，当时搞社会主义改造为什么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要急于完成农业集体化的社会主义改造？搞工业化时我们就面临粮食短缺的问题，粮食短缺问题的解决有几个方案，其中有一个方案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人的头脑里已经根深蒂固，认为苏联通过农业集体化一劳永逸的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在提出这个问题时不知道苏联实际上没有解决，苏联直到70年代中期才恢复到沙皇俄国时期的粮食水平，也就是说我们被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成果给忽悠了。我们采取了农业集体化道路，采取了重工业优先的道路，一旦走上了这个路子必然造成城乡二元的利益结果，处理时我们又采取了比较功利主义的做法，即控制，只要控制住就行。这种情况使我们有着两种作用：一是理想主义者从信仰政治出发的动机，在我们遇到问题以后采取了急功近利，短期行为的功利主义的态度。在这种制度选择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户籍制度的刚性力量越来越强，所以最后就形成了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实际上不光是城乡二元，城市和城市之间，地域和地域之间都是分割的，这是非常刚性的管理体制。
第二个问题很不好回答，毕竟我们倒退不回去过去的历史场景。但有一点我可以说，作为现代户籍制度必然要保障人们的私权，就是以人们自由权利和迁徙居住自由为前提，而这个前提必须和宪法对接，不能发生抵牾。如果我们回到那个时期，首先要考虑的是，是否在宪政的框架下去设计具体的制度，使宪法不至于成为一纸空文，使公民的具体权益能够得到各项具体的法律保证。如果我们采取这么一个现代化制度演进道路时，可能要顺利得多。
网友1：王老师我有一个想法：我们这种制度理念好像还是觉得我可以控制这个社会，我可以按照我的意愿去行动，而且很多时候都是采取短期的行为，这种制度设计也好，行政模式也好，这种模式本身和它主体定位混乱有直接关系，好像把它定位成神一样有超越现实的功能，这点您有否考虑过？另外，您怎么看黄仁宇提的数字化管理？谢谢。
王海光：第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讲好，作为主观的定位高我不好说，但有一个歌：东方红，太阳升，他是人民大救星。那你说定位高不高？从历史后来的结果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情况也是超越了他自己的设计。我们不要把过去创造历史的人物都看成是有满腹经纶、算计得非常清楚，每一步都算计到了的神仙。真实的历史都是见招拆招最后碰撞出来的结果。一项制度的形成也是这样。这是我刚才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复杂性，比如统购统销之后产生农村和城市的冲突，城乡冲突问题，这种城乡冲突有人为的因素，有本身社会发展的因素，如刘易斯讲得现代化发展中，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二元社会问题，但中国的二元户籍制度是自己生造出来的。另外你讲数字化管理，这和我刚才所说的计划理性是一回事，作为一个现代化管理必然要精细，各方面的人、财、物必须进行到数字化量化的程度，没有量化的程度无法计划管理，但这方面中国恰恰是缺的，中国的领导人都是游击队出身，这些人出来以后他们对于情况的判断和决策不是按照详细的计划推演出来的，很大程度上是拍脑袋想出来的，这会产生我刚才所说的统制经济和政治运动的交互影响，从计划理性应该是按照数字化管理方式，像周恩来、陈云的经济管理，量入为出，按部就班，要求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但毛泽东不一样，毛泽东的管理方式是好大喜功，只争朝夕，鄙视既往，迷信未来。动辄就搞运动，人海战术。这样就产生了一种计划经济本身的理性要求和毛泽东习惯于发动群众运动的方式产生了矛盾。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是运动性的经济，是不断的发动运动，发动运动以后要刹车，刹车要工具，户籍制度最后就充当了刹车的工具。
网友2：王教授您好，我们从建国到改革开放这30年，国家的行政权力扩展到极限的状态，由此而延伸出的户籍制度也为之后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提供了一个工具，换句话说在户籍制度的帮助之下才使“反右”、“文革”这种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成为可能。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进程，现在中国的户籍制度可以说名存实亡了，社会的流动性越来越大，多元化程度越来越高，请问王教授随着进程的进展，一方面意味着社会多元化程度提高，另一方面意味着执政党对社会的控制力在减弱？也就是说在今日之中国要想再次发生群众性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是否已经不可能，没有这种政治基础了？
王海光：经过这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觉得最重要的变化是社会脱离了国家控制的外壳，有了他自己的自生长能力，而且在很多地方已经自生长出来了。比如你们毕业以后可以不去当国家公务员，可以创业，也可以到私企老板那儿去工作，这就是社会。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是社会重新生长起来了，而且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在这种社会条件之下，肯定和户籍制度的名存实亡有关系，因为它创造了人们自由流动的条件，而流动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社会新的增长点。
现在说改革问题，其一，我们不能够把户籍制度神化，认为破除了户籍制度我们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不是那样的。其二，我们现在所呈现的不是城乡二元分割的问题，我们呈现的是多重性的、多元的社会状况。你们毕业以后从身份角度讲，只要不拿北京、上海这些特大城市的户口，那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身份没有多大差别，大城市城郊的农村户口比城市居民户口还要值钱。现在的户籍身份，起码有三种身份起作用：一种是城镇户口，一种是农村户口，再一个是移民户口。我们起码可以看到在一个城市的居民会有这三种户口，很可能还有第四种。特别是2000年以后城市化速度加快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如果我可以在北京城乡居民中二选一的话，肯定会要一个城郊农村户口，因为政府要拆我的房子和要我的地肯定要给钱和房产补偿。村集体的房产开发，也要给我分股份的。而作为一个北京市民户口，政府并给不了我更多的好处。
从新世纪开始的户籍制度改革有个非常重要的制度设计是门槛制。每一个城市里规定你去当我的市民需要什么条件，这个条件使很多人感到不公正，但我们现在所遇到的不公正可以用钱填平，这和过去所遇到的不公正不一样。有的人说北京户口值100万，100万还是有交换的市场，过去情况下100万都没有交换市场。现在所产生的城市之间的鸿沟、隔阂用钱能弥补和填平。现在在户籍身份中最大的问题是教育问题，因为北京的高考分数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教育分数上的平等和不平等、录取分数的高低是大家现在拿来诟病的，说得比较多的一方面。实际上这不光是一个北京的问题，就拿山东来讲，和内蒙的高考分能是一样的吗？进入城市中的门槛制度设计有它的道理，即不能够谁都来。任何城市提供给市民的福利都是有限，不是无限的，不能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旗号，你这儿福利好就来分你的福利，那全国人都到北京来了。比如北京的好中学，人大附、北大附，要他们拨出1/10的名额给农民工子弟，那北京市民非要闹腾起来不可。愿意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没有那样的城市，世界上也没有。所以，门槛制度的意义是，迁入者不能影响原来居住者的利益，要不然矛盾很难解决。
这些东西我觉得不是最大的问题，我最担心的问题是二代农民工也可以说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因为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里非常满足，他有与农村生活的比较价值，但二代农民工是在城市中生长起来的，对城市文明是了解的，但很难进入城市文明主流体系。现在大学生、研究生毕业之后都还有就业问题。二代农民工在文化教育本身不到位的情况下，城市文明对他们而言很多情况是橱窗，能够看到里面，但进入不到里面。这样会带来是一种边缘人的感觉，在城市里没有根，在农村里也没有根，两边无根的状态形成了新时代的游民。我们知道游民所代来的问题，历代王朝都是游民推翻的，这对于一个城市安全性来讲很重要。能不能处理好这些游民是城市化的一个关键问题，弄不好这就是未来的革命种子。
网友3：王老师您好，现在彻底废除城乡二元体制的呼声已经越来越激烈了，能不能通过制定其它一些手段和政策加速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
王海光：我认为现在不是城乡二元体制的问题，实际上是户籍制度后的利益分配问题。这个利益分配问题现在主要的不是城乡问题，而是其多重性，这个多重性更多的表现为地域之间的差别，比如你给一个农民现成居民的待遇，他对它感兴趣吗？不会，因为自己的承包地没有了，要你这个城镇居民的待遇有什么用？农民很会计算，他清楚合算不合算。城乡身份的户籍差异我认为不大，大的一点在于地域间的，小城市和大城市之间，东部和西部之间，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之间，主要是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对于谋生来讲问题也不太大。这两天我看到一篇文章，叫《逃离北上广和回归北上广》，这可以看出毕业生及年轻白领的变化。过去觉得城市里房价高，要回家发展。回去一看，下面的二三线城市没有大城市的现代都市文明，感到享受不到精神上的生活，又感到在这个地方的人际关系的脉络影响很大，还不如大城市的公正性，约束着他们的发展，所以很多人又回来了。这种情况很正常。通过这种正常的人际流动大家会选择好自己在哪个地方的发展最合适，最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诉求。现在户籍问题是多元性的问题，绝对不是二元结构的问题，而是多重结构的问题。多重结构最根本的要求是创造人的流动性，为创造人的流动性提供更多的自由和保障，这可能是下一步改革中所应该注意到的事情。户籍制度虽然是一个老话题，但绝对不能神化它，因为解决户籍制度背后的地域性差别问题和社会性福利待遇问题，要比仅仅是户籍的一张纸更重要的多，更难的多。
网友4：之前非常严格的户籍制度，除了中国之外，您提到有前苏联，现在还有哪个国家还实行我们那个年代的制度？
王海光：朝鲜。但前苏联的户籍制度比我们国家宽松的多。比如你是莫斯科的人，你爱上一个农村姑娘，可以把她接回来，带到莫斯科去，中国当时就不行。
主持人：因为时间关系，本次讲堂到此结束，谢谢王教授，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