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抗美：我这六十年（一个普通人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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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quote](2011-01-15 10:55:12)[/blockquote]转载▼

标签： 六十年 回忆录 普通人 文革 兵团 平反 杂谈

分类： 杂谈

      北京的气功老师曾嘱我书写一幅草书：“孤舟澎湃浪里行，天地相逢我心中”，该诗句颇能概括我历经坎坷人生修行悟道的过程，故以为题记。         
             

我这六十年

                          ── 一个普通人的回忆录
                           •艾抗美(艾岁翰)•

    我出生于1951年5月，属兔，2011年是六十花甲的本命年。孔子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然而本人生性愚鲁，既不敢说知天命，也未能臻于耳顺。只有这六十年的风风雨雨，给我以人生的体验和教训。

        第一个十年(1951.5－1961.5)：幸运儿乎

    我的第一个十年，在他人看来是个幸运儿。
    真的幸运吗？开始好像是的。这不只是常言所说的“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而是看我出生于干部家庭，父亲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党校副校长、湖北省委党校副校长、江西省委党校校长兼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我的童年确实无忧无虑。不过，小毛孩一个，身在福中不知福，懂个啥呀。
    只知道我的名字是因为抗美援朝，爸爸作为祖国人民慰问团中南地区分团副团长(团长廖承志)奔赴朝鲜前线，临行前妈妈怀了我，爸爸留言，若是他回不来，作为纪念，生男孩就取名“抗美”，生女孩叫“援朝”(有意思的是生平遇过多名“抗美”，没一个是男的)。至于中美建交后我改名艾岁翰，是爸爸的老战友提议的。
    爸爸是个官。在小小年纪我的心目中，他严肃、勤勉，成天埋头书案，办公，打电话。我轻易不走进他办公房，进去也是轻声轻气，蹑手蹑脚的。书架上满满当当是马恩列斯全集、毛选、鲁迅全集等大部头的书。有时听他接电话是来请问他马列的某句话是出自哪一卷哪一篇文章，我很佩服老爸竟能从满书架里面抽出书来回答。偶尔，到了周末，爸爸也会放松一下，取出一大堆唱片来，用一部手摇式老唱机播放。爸爸喜欢听京剧，妈妈喜欢《解放区的天》、《南泥湾》等，姐姐们喜欢《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山楂树》、《哎呦妈妈》等，我们男孩喜欢《少年夏令营之歌》等。每到此时，全家聚在一起边听唱片边说笑，是我印象中最快乐的时光。那时的爸爸不再严肃，有时哼上几句京戏，满足得像个孩子。
    妈妈是旧上海绣花女童工出身，家里穷苦，没上过学，是参加革命后自学文化的。她掩护担任中共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我爸爸，跟随爸爸出入解放区和白区，几番出生入死。在解放区她当过译电员，解放后是湖北省委党校、江西省委党校、江西日报社图书资料室负责人。妈妈性格极为温良恭俭让，对孩子关爱有加，我印象中从未见她与人红过脸。她最不愿乘坐爸爸的车，说那是爸爸的待遇，我们不该享用。记得小学二年级时，妈妈当选省先进工作者要去出席全省群英会，爸爸作为首长赴会提出带妈妈乘车同去，妈妈执意不肯，而自己走去会场。妈妈常把工作带回家来做，我最喜欢的是她让我帮着一起将带回的报刊剪辑成易于查阅的分类资料和填写资料卡片。她说我字写得好，夸我是“妈妈工作的小帮手”，我很得意。
    最早的记忆始于湖北省委党校的家和武汉的幼儿园。6岁时随着爸爸调到江西省委党校，住进了与八一大道隔着围墙很醒目的那栋独立3层青砖红顶圆亭状的小楼。上学就在省委党校后面的西湖区中心小学，读到二年级。后因搬家到省委部长楼，我从三年级开始就改上八一小学(省军区干部子弟学校)住读。一直是班长、大队长，三好学生等。我的学习从不需父母操心，作业本不怕被人看，都是90多、100分。校门之外，我的顽皮淘气不亚于任何男孩。节假日我和弟弟常与一帮玩伴去党校桃园偷桃子、毛巾裹头用长竹竿去捅马蜂窝、滚铁环、抓知了、模拟打仗……，玩得昏天黑地。

    童年有三次顽皮历险记忆犹新。最早是在武汉幼儿园中班住宿时，晚上睡觉将一个手枪形状的小铁片含在嘴里仰面躺着，不当心落入咽部，想吐出来却不由得吞了下去，告诉晚班老师后被送医院，天天除了吃韭菜之类粗纤维菜和观察大便，就是满院子玩，直至某日小铁片排出为止。又一回是小学暑假时，和弟弟在江西省委党校内的池塘边上了个旧竹排，渐渐离岸后我俩不会平衡，旧竹排歪斜险象环生，我们惊恐尖叫，妈妈在池塘旁的图书馆里闻声冲出来，情急之下居然飞身跳上了离岸的竹排，竹排摇晃中我朝后一仰落入一人多深水中仅两手掌在水面乱抓，呛了一肚子水便不知后事了，是妈妈拼命捞到我挣扎的手给拽了上来，算是一次大难不死吧。还有一回是在八一小学时，将废牙膏锡皮用炉火烧熔后倒进废子弹壳来做一种扔炮玩，洗过的弹壳有水未干，烧熔的锡遇水猛烈炸开，滚烫的锡颗粒将凑近瞄准倒熔锡的左眼溅了满眼球，顿时痛得睁不开眼，晚9点多急送省军区门诊部，眼科主任赵阿姨细心地给我清理眼球中一个个锡颗粒，治疗包扎，当了几天独眼龙。感谢赵阿姨，迄今我双目视力1.5。
    弟弟幼年也有一次大难不死。在武汉时某冬日，2岁多的他在家里二楼阳台玩耍，大姐坐一边看书并照看他，看书入神之际，忽听楼下惊叫“楼上掉人了！”大姐慌忙四顾，阳台上哪里还有弟弟，也不知如何爬过阳台围栏翻落下去的，急忙冲下楼去从水泥地上捡起弟弟，居然毫发无损。
    1962年11月四年级时，我得了肾炎，住进解放军175医院(如今的94医院)小儿科。为了不落下功课，我在病房自学语文数学课本，自做习题。住院5个月，回校时，面临我这个班长、大队学习委员是否应留级的问题。我要求做期末考试的试卷，结果语文数学都考了八九十分。杨水蓝教务主任满意地在全校集中时宣布了我的成绩，说我比天天在校上课的一些学生分数还高。那时的我，胸怀理想，自信满满，认为我们——我和臂戴“三条杠”的姐姐们与“两条杠”的弟弟，都注定会成为优秀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963年4月出医院回家的那天，不是司机来接我，而是乘的三轮车──少不更事的我当时未意识到，中国大地即将风生水起，天翻地覆，我家已先行一步了。

        第二个十年(上)(1961.6－1966.5)：苦难开始

    出医院回家后得知，1963年3月晴天霹雳，爸爸“犯错误”了！
    爸爸编著的那本曾被江西省委见报通令嘉奖并成为全国党员必读教材之一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书，被中央的康生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斥为“坏书”，交待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进行批判，罪名是“宣扬反对个人迷信”！而爸爸竟敢在得知挨批的当天即写信给康生，请他具体指出书中反对个人迷信“到底错在哪里？”康生勃然大怒，写下大段批文给爸爸扣上“坚决拥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的帽子，下令在全党通报批判，爸爸已停职反省写检查了。
    学校干部子弟多，很快就传开了，我和同校的弟弟不断听到议论说爸爸是“修正主义”，感受到周围异样的目光，心里沉甸甸的很难过。也有懂事的同学悄声劝阻议论，以免我们听了伤心，我们心里很感动，迄今难忘。在南昌二中成绩优异的二姐本来考上天津南开大学，被说成是“修正主义者的女儿”弄去了江西工学院。
    1965年春某日，爸爸妈妈表情沉重地告诉我们，明天的江西日报将会见报公开点名批判爸爸，要连续批四、五个整版，让我们有思想准备。爸妈说：“爸爸没有反党，为干革命孩子都送掉两个，你们心里明白就行。”我从小就知道，我有两个姐姐在爸妈干革命搞地下工作时送了人。从小填写家庭成分都是“革命干部”，怎么突然间爸爸就成了“反党分子”？实在难以接受。听了爸妈的话，我胸中像压了一块石头，但没有流泪。流泪无济于事。爸爸还特别对从小爱写写画画而向来被人们看好的我说，不要想成名成家，好好当一个普通人、老百姓。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难过地点头，心中一派茫然、惶恐，不知等待我们的命运将是什么。
    见报批判开始了，长篇累牍，说爸爸那本书是“大毒草”，“苏联修正主义的应声虫”，说爸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我不敢看，又不能不看。爸爸那一向亲切和自豪的名字“艾寒松”，此时见报看着怵目惊心，被泼满污水。我每天出门都低着头生怕碰见熟人，刻把钟的上学路途有如百里之遥。
    逐渐地，大批判愈演愈烈。1965年11月，全国见报批判“海瑞罢官”，翌年5月批判“三家村”，江西见报点名批判谷霁光教授，批判省委宣传部李定坤副部长(住我家楼下)，我感到，爸爸更大的厄运随时会降临。
    1966年5月，“文革”开始，“造反有理”、“破四旧”的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省委成立了造反派司令部，省委领导全部靠边站。造反派和红卫兵每次批斗省领导，都会将爸爸拉去陪斗、游街。我曾胆战心惊地躲在马路人群中，听着大喇叭刺耳的口号，看着爸爸头戴高帽身挂大牌，写着“打倒”等字样，和许多戴帽挂牌的叔叔阿姨一道被押在游街的卡车上，从眼前慢慢驶过。在陪斗游街中，挂牌戴高帽是小事，还要拳脚相加，爸爸受了内伤。爸爸让我们拿理发剪子将他头发剃光，以免被揪头发。打那时起我和弟弟学会了互相理发，也是为了省钱，因爸爸被扣工资，家里一下子经济拮据了。从小带大我们的亲如家人的保姆胡嫂也不得不走了。
    有一天爸爸挨批斗回来，左眼红肿吓人，是在批斗中从台下飞来一弹弓石子，打在他左眼上。伤在爸爸眼睛，全家痛彻心腑。爸爸就此一目被打瞎失明了，人身安全完全没了保证。尽管如此，他还要每天夹着扫帚、抹布等清洁工具去省委办公大楼进行劳动改造(网上有位当年在省宣部的“军代表”撰文回忆，见《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作者来劳动改造，每次打扫卫生时是那么认真一丝不苟，他不禁暗怀敬意)。这时，家楼下是姓名被打上红叉叉的“打倒”我爸爸的惊心动魄的大标语，家门口常响起造反派抄家时震天动地的“打倒”口号。我们整天胆战心惊，记不清楚到底被抄家多少回了，好像只要是带着红袖章的××战斗队，就可以来家抄上一通，连我们孩子的书桌都要被反复翻查，家里东西所剩无几。记得鲁迅儿子周海婴赠送爸爸的《鲁迅全集》、线装本的董必武手书《毛泽东诗词》等大批书籍永远地失去了。某次抄家者就我们家有2把菜刀质问道，切菜一把菜刀就够了，为什么要2把？多的菜刀是反革命凶器，予以没收！看到台历上爸爸记录的手表上发条时间，便逼问是否开黑会的碰头时间！抄家者还说爸爸是“国民党一伙”、“苏修特务”，屡次荒唐地逼迫爸妈交出国民党、苏修的“地下委任状”、交出“金条”经费等，爸妈百口莫辩。
    爸妈早年在上海搞地下党时，为全力于工作，曾将我两个姐姐送了人。一个送了苏北农民家，解放后去联系，回音说对不起，小时候遭灾荒饿死了，回音之后那家就搬迁不告去向，看来那个姐姐有可能还活着怕被要回。另一个刚出生第3天的三姐送给一家未能生育的工人夫妇。1966年2月通过上海市公安局找到了她，大姐和上海大舅上门相认。三姐品学兼优，是江湾中学高三年级团支书、预备党员。爸爸将被罢官之事写信坦然告之，三姐很感动，相信爸爸就是好干部。红卫兵大串联时三姐专程来南昌看望生父。进家门前先看到“打倒”爸爸的大标语，她没害怕。通过几天朝夕相处，爸妈痛说革命家史，她更加坚信爸爸是好干部，与我们有说不完的心里话。临别前的晚上，造反派又上门抄家，妈妈暗中藏起一支派克钢笔留给姐姐作纪念(迄今珍藏)，爸爸被造反派带走了。第二天、第三天都打听不到爸爸的消息。妈妈和我送姐姐上火车返沪，她一路流泪哭到分手，真有如生离死别。

    那晚爸爸被带走一连多日，询问省委造反派也不明下落，不知死活，我们叫天不应呼地不灵，“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鲁迅语)！后来得知是某造反组织想先下手为强弄到省委第一手材料以夺权，便突然袭击抓走一批“走资派”，为防备省委造反派劫回，带到乡村打游击式地审讯。
    三姐回到上海，造反派要她与“黑帮”生父划清界限，并推迟其党员转正。她对象是空军飞行员，部队政审严格，查三代说她有“黑帮”生父的问题，被迫分手。出生3天即送给了工人家庭的她也不能幸免于株连！但是血浓于水，三姐始终不放弃与我们的密切联系。在我下放兵团后，还屡次给我写信寄衣物。我们心连心。

        第二个十年(下)(1966.6－1971.5)：艰苦磨练

    由于爸爸挨批，我成了“黑五类”的“狗崽子”，不能参加清一色“红五类”子女组成的老红卫兵，参加了后来的南昌三中井冈山红卫兵，和刘维平、胡元(现均在深圳)等同学戴上红袖章出省“大串联”，到了上海、广州等地。我还同弟弟打起背包步行串联去井冈山，来回数百里，脚底板都是血泡。接着，我和几位同学被三中井冈山红卫兵派驻江西印刷公司和江西造纸厂“大中红司”红卫兵联络站，后来回校复课闹革命。由于我会写写画画，一直担任红卫兵组织里刻钢板蜡纸、编印红卫兵战报、上街刷写大标语等任务，忙得不亦乐乎。记得1967年下乡支农时，我曾与初三年级的王野樵等3人被临时抽去新建县某公社，在所有村墙上用红油漆刷写了无数的毛主席语录和革命大标语，几天时间狠狠地锻炼了一把美术字。
    复课闹革命时，爸妈又有了更为荒唐的“参加反共救国军”的“现反”新罪名，被分别关押。我与弟弟在家相依为命，节俭度日，时不时到江西日报社给妈妈送纸条、衣物等，都是造反派转交，不得见面。爸爸则不知关押在哪里，几乎音讯全无。
    1968年2月部队征兵，我从小在省军区干部子弟学校就梦寐以求想长大了当兵，但此时扎破手指写了血书也不让参军，眼巴巴送别了穿上军装的班上红五类子女。不久上山下乡开始了，我接到通知书被发配到福州军区江西建设兵团5团朱港农场，大姐在京久未联系情况不明，江西工学院电机系的二姐被发配到鲤鱼洲农场，同在南昌三中的弟弟则被发配到永修县插队落户，参与过修建柘林水库。
    我正准备到建设兵团广阔天地好好干一番之际，突然被收回了分配通知单，要我参加一个“黑帮”子女学习班。校革委会老师透露，是我妈妈单位的造反派头头、省革委会常委侯家镇(文革后被判刑)点名要整一批“黑帮”子女包括我。同时进学习班的还有张云樵副市长之女张小春等。所谓学习班，就是要你批判“反动老子”，然后重新发配，可能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改造。十多天后，同情我的李南征老师悄悄将原通知单塞给我，要我不声不响地尽快离开南昌去报到，以免被侯家镇之流得知再加迫害。就这样，马上打点行装，由弟弟送我到赣江边的朱港农场码头上船，像个贼似地溜去了赣江与鄱阳湖交汇处的5团朱港农场。而我走后15岁的弟弟去永修县农村插队，没人送他。我们这个家就此四散飘零，天各一方了。
    后得知，年少的弟弟在农村忧劳交加中曾患伤寒重病一度失明，高烧中喃喃自语“程世清(时任省革委会主任)害得我家破人亡了”！公社医院见病人对“文革”不满，还指名道姓骂省革委会一把手，怕有所牵连而不敢收治，被同情他的下放干部千方百计转送到条件较好的柘林水库医院。出院后留下后遗症每日腹泻不止达一二年，幸被农村土郎中治愈。弟弟后来参加首批工农兵学员考大学上了榜，被当时的永修县委书记王寒影(后任南昌市委副书记)得知：“是老艾的儿子呀，考得不错，表现也很好嘛！”批准他上了南京大学德语专业。
    我到朱港农场开始是在农业六连。从小娇生惯养的我，吃苦耐劳，插秧播种收割挑粪担石(修堤)样样活儿努力干，不久任命为副班长。后调到运输连，任2号龙头(拖轮)班班长，拉一串驳船跑赣江、鄱阳湖，运送农场物资和人员。其间不仅要伴同船老大(刑满就业的专业驾驶员)把舵驾船，还经历了无数装船、卸船的徒手搬砖头、抬石块、扛水泥袋(50斤一袋，一次扛2、3袋)、大米袋(100斤1袋)等重体力苦力活劳动锻炼，双手经常磨破出血，手掌结出了一层层老茧，人晒得像黑炭。

    迄今难忘有一回寒冬腊月出航所经历八级台风的情景。鄱阳湖作为中国最大的淡水湖，一望无际。那天寒风呼啸，雨雪交加，巨浪汹涌，昏天黑地，小小拖轮在浪峰涛谷中剧烈颠簸摇曳，随时像要被吞没，搭船的乘客一派惊叫。为防止翻船，我们将拖轮对着坡岸冲上去制造搁浅。晚上船舱多处漏雨，睡觉时便两手抓着脸盆放在腹部棉被上“滴答滴答”地接水。次日又冒着零下几度的严寒，顶着湖面无遮无拦呼号的北风，灌几口老酒浑身发烧地跳下刺骨严寒的冰水，去推开搁浅的拖轮……
    我心里始终憋着一股气：看艾寒松教出来的儿子绝非孬种！我咬紧牙关埋头苦干，屡次获评五好战士。直到患肝炎病倒，仍带病劳动生产。某次战友将我反锁在宿舍强迫休息，而我爬出窗子去参加了连队劳动。当时作为5团带病坚持工作的“可教育好子女”的先进典型，让我在全团大会讲用。尽管1970年省革委会机关刊《江西通讯》第11期又刊出8千字对我爸爸的“批判提纲”，要求“彻底肃清刘少奇、艾寒松反革命修正主义流毒”，全团大会上团政委点名批判我爸爸，但我仍然入了团(记得连队团支书、党员王兴华说，当艾寒松儿子的入团介绍人是他有生以来最自豪的一件事)，任连队团支部宣传委员，后来担任连部文书兼勤杂班班长。我白天带着病不甘人后地干活，晚上躲在被窝里思念爸妈和姐弟，告慰爸妈我的争气。那年月，我的“左派幼稚病”拼命精神实在够可以！

         第三个十年(上)1971.6－1976.5)：顽强治病

    知青陆续回城时，农场领导见我身体实在不行，1972年2月让我同一批农业连战友调到九江市的建设兵团21团棉纺织印染厂。我分到厂宣传科(后到厂工会)。厂里有大批父母受冲击的子女，厂领导毫不歧视。我心存感激，努力工作，办了一个接一个的机关墙报、专栏，写大标语，写时事文章在机关和车间宣讲，还与几位会画画的同事一道搞画作。我的国画《请教》等作品参加了九江市画展、福州军区画展和江西省画展。
    然而我身体每况愈下，痔疮便血、肾结石绞痛、胆绞痛和肝痛频频发作，经常痛得直打滚，几番住医院。1972年6月厂里同意我赴沪治病，生平首次来到上海徐家汇天钥桥路赵巷的大舅家——我心目中爸爸当年做地下工作，并收获了与我妈妈爱情之“圣地”。大舅和舅妈都是退休工人，舅妈文盲，但工作出色，当选过上海市劳动模范，“文革”中被斥为“假劳模”和“黑帮”亲属，惊吓中风，留下半身不遂后遗症。大舅一家对我关怀备至，表兄弟表姐与我亲密无间，大大抚慰了我重创的心灵。
    疗养近一年后，1973年5月我回厂上班。但不争气的身体仍频繁犯病。记得有回发病，科里派同事小朱送我到昌治疗，到昌后他忽觉肝痛，皮肤泛黄，去检查竟是肝癌晚期，住南昌传染病医院不几日竟撒手人寰！我迄今缅怀他那忠厚木讷的面容。当年8月，厂里再次恩准我外出治病，哪知这次外出，一治就是11年多。

    开始时，是在南昌治病，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

    妈妈于1970年被定为人民内部矛盾而下放到贵溪县文坊公社坂上生产队。妈妈告诉我，因残酷逼供迫害，她曾精神错乱而自缢断气，幸被关押房隔壁的南昌十中几个顽皮翻墙的学生发现惊呼，送到江西日报社对面的省人民医院抢救过来。医生说再晚几分钟就没救了(天！我差点没了妈妈)。她醒来后见到造反派就又抓又咬，只好将她绑在病床上。坏头头侯家镇见她真疯了，也没啥好整的了，便决定把她下放到最远的山沟去，放狠话“让她一辈子回不来”。可妈妈到了农村，善良朴实的贫下中农只认她是抗战时期老干部，尊敬并关怀她，干农活很照顾，得以逐渐康复。我在5团时曾去妈妈那儿探亲，从南昌乘火车到贵溪县城，转长途客运汽车80多里到山区文坊乡，再步行十几里乡间小路到坂上生产队。迄今记得生产队长黄斯维夫妇等好些善良的左邻右居。
    爸爸于1972年末被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出了牛棚。全家挤住在1968年被省委造反派扫地出门后分配的象山南路商业厅宿舍两间小矮房里。妈妈来昌照料爸爸，我们家又团圆了。看着爸爸关押劳改多年间用几十个别针自行“缝补”的破烂衣服和被褥，妈妈不禁心酸落泪。
    这是与爸妈朝夕相处极为难得的日子，有机会听爸妈细数如烟往事。例如，1931年1月爸爸应邹韬奋之邀加入生活书店时韬奋以孔子语“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为他代取笔名“寒松”之由来；1935年爸爸化名“易水”发表文章《闲话皇帝》导致重大“新生事件”，蒋介石怒骂“娘西皮”并亲令通缉(见《金陵春梦》等)，党资助他流亡国外到中共驻共产国际(莫斯科)代表团《救国时报》(吴玉章主编)任编辑之经历；抗战爆发后回汉口生活书店，1938年3月入党时在中共长江局(周恩来书记、王明副书记)谈话之情形；其后在重庆任生活书店总店编委负责书店日常编辑工作，并以书店总务主任的公开身份，常去中共办事处向周副主席请示汇报等往事……我提议，给总理写封信吧，说不定有助于早日恢复工作。爸爸久久地看着报纸上周总理的照片，缓缓地摇头：“总理也很艰难啊”！
    经申请，爸爸年底住进了省政府招待所二部，等待政治结论和分配工作。同住二部的有原省长方志纯朱旦华夫妇、原团省委书记万绍芬(后任省委第一书记)母女等家庭。招待所有食堂、公共卫生间、洗澡堂等。大家同命相怜，嘘寒问暖，比原住处感觉温馨多了，也安全多了。

    爸爸挨整了10多年，如饥似渴地盼望工作，然而屡次申请不果，愤慨地说，废弃这么多老干部不给工作，这也是犯罪啊。1975年5月，受尽摧残的爸爸内伤和旧病发作，内脏大出血，入江西医院干部病房救治，全家人聚在身边照料。姐姐们数年未见到父母，此来南昌会面，竟是在医院，竟是爸爸弥留之际。经医院抢救无效，亲爱的爸爸、苦难的爸爸于7月2日含冤去世。去世前一天，在极度病痛中爸爸还记得党的生日，要我们打开半导体收音机在枕边给他听中央两报一刊“七一”社论。三十年代以文获罪的爸爸，逃过了蒋介石的毒手，却没能逃过四人帮、康生一伙以文获罪的魔掌！我心里悲愤淌血！
    爸爸病故后，身心俱损的我继续漫漫求医之旅。
    先是歪打正着地解决了折磨我数年的肾结石问题。
    我右肾下盏有颗大枣核般的肾结石，医生曾断言因其位置低于肾盂输尿口，是无法向上移动进入输尿管排出的。我不甘心等着挨刀，一边喝中药，一边每天贴着墙壁倒立并用力拍打右腰，指望振动结石移行。旁人都说是“无用功”。但拍着拍着，在经历了几回结石通过输尿口和输尿管的生理狭窄处的剧痛血尿之后，居然有一次排尿中痛得钻心时突然一阵松快，结石排出了。有时顽强毅力和自我努力是胜过医药的更好的医疗。
    我来到上饶二姐家，找当地名老中医看了一阵子病。再赴上海大舅家。爸爸老战友上海中医学院许德良副院长陆续介绍了上海名医裘沛然、郭镜我、徐光耀等专家教授为我诊治。但正如《黄帝内经》所云：“情志所伤，药不可及也”，我心病未除，天天熬中药喝汤药而经年不效。
    为求速愈，1976年6月我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肝外科切除了频繁绞痛的胆囊。不幸的是，医生考虑我曾患肝病而尽量不用麻醉剂，改用当时大力提倡的针刺麻醉，为了保护肝脏我同意了。但手术中针麻失效，身体剧烈抽搐，应急而注射了大量麻醉剂，大大地伤了肝，术后肝痛加剧，肝大肋下6指，难受极了。
    手术前后我住在三姐及其养父母家和大舅家，妈妈来沪和亲友们一道照料我。我有老革命的爸妈，又有工人阶级的养父母爸妈，还有这么多哥哥姐姐，真是备感无限亲情。

        第三个十年(下)(1976.6－1981.5)：代父伸冤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我精神大振，一下子看到了爸爸沉冤昭雪的希望。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特约评论员文章，我更受鼓舞，遂决定抱病代父伸冤。
    我请在上海图书馆工作的亲戚悄悄取出了几本封存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书。亲戚告知，爸爸此书曾经是全党必读3本党课教材之一(刘少奇《修养》、胡乔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和艾寒松此书)，一版再版达7个版本，还有藏文、朝鲜文等版本，印刷31次，发行逾千万册，是建国以来《毛选》和刘少奇《修养》之外发行量最大的党课教材。重点被批的是党的“八大”后根据邓小平“八大”报告中有关反对个人迷信的论述，新增了“反对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和集团领导的个人迷信”章节的1959版和1962版。
    我轻抚着这几本所谓的“大毒草”，看着那红色封面，想到为此书而导致家破人亡的惨痛代价，心中百感交集。我每天带上书就近去徐汇区图书馆借阅马列著作和我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及“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等历史文献，对照着进行“反对个人迷信”问题的辨析。渐渐地我理清了头绪，明白了康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不敢直接攻击邓小平“八大”报告等文献中关于反对个人迷信的论述，而借着批我爸爸来拐着弯攻击“八大”文献和邓小平等，为其一伙掀起造神运动做舆论准备，祸心何其阴险恶毒！我在图书馆奋笔疾书，引经据典，写出了万言申诉书，批驳康生对我爸爸的诬陷。   
顾忌康生的影响，我先将申诉书拿去请爸爸老战友、上海市委书记夏征农伯伯过目。夏老说：康生是坏人，他的罪恶迟早要清算，你申诉中涉及康生不必顾忌，我坚决支持你申诉。于是在1978年11月底，我大胆地将申诉书分寄中宣部、中组部、江西省委和光明日报社等以及部分革命老前辈。同时，也寄给北京的小舅舅、大姐，请他们联系有关部门和老前辈。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纠正一切冤假错案。
1979年2月25日，王任重副总理亲笔复信，告知已将我信转给宋任穷部长，亲切问候我妈妈，要我坚信父亲的冤案将会纠正，我很为感动，深受教育和鼓舞。其后，光明日报社张义德同志屡次来函，充分肯定我关于“反对个人迷信”问题的理论分析，并进一步了解情况。随后，光明日报社以《要分清马列主义反对“个人迷信”和修正主义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界限》为题，作为6月20日第668期“机密”级内参《情况反映》专辑，摘要发表了我关于反对个人迷信问题的长篇理论分析。不久，张义德同志告知，胡耀邦部长指示中宣部调阅了我的申诉材料。继而中宣部信访处函告，胡耀邦同志于8月6日就中宣部与中组部为艾平反的报告作出批示：“艾同志生前做了这件很有意义很有影响的工作，中宣部或中组部或出版局还要有个表示才好。”此时，北京小舅和大姐已就爸爸的平反问题陆续拜访了多位德高望重的爸爸的老战友、老领导、老前辈，走访了光明日报社、中宣部信访办等，获得了解、同情和支持。
1979年8月19日，《光明日报》率先以大版面，全文刊载《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关于反对个人迷信的章节，并加以大段编者按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艾寒松同志在文中所阐明的观点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文中所指出的个人迷信的危害，在当时还是一种理论分析，但后来已由林彪、‘四人帮’变成了严酷的现实，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就这一点说，艾寒松也是一位预言家。”
在中央有关领导和光明日报社等部门关心推动下，终于坚冰打破，胡耀邦同志批示后迟迟未表态的省宣部在9月19日《江西日报》宣布了平反，10月9日中央各大报和各省报均在头版刊载了题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是一本好书，作者艾寒松获平反”的新华社电讯。
随后我赴京看病，住在小舅家(见上图)，并拜望了关心爸爸错案的老前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建人(艾是其入党介绍人)、胡愈之、吴克坚(原上海地下党负责人，艾入党介绍人)、林默涵等。爸爸的老战友称赞道，老艾有个好儿子代父伸冤啊！我家和全体亲友感到不胜欣慰。我激情澎湃，把平反的报纸放在爸爸遗像前。是年岁寒之际，遥望南天，不尽缅怀，赋长诗《啊，松林》(全文另发)，告慰于亲爱的爸爸。
作为儿女我相信，爸爸的心中是坚信有这一天的，尽管他未能亲眼看到。我整理材料代父伸冤既是进一步了解父辈的过程，也是我学习史实和提炼思想的过程。同时我也深切地认识到，即使是这样，我对于父辈的了解也只是皮毛而已。父辈往事，皆成史话；父辈功过，任人评说吧。
最近有一部讲述安徽小岗村因公牺牲的党委第一书记沈浩的电影《第一书记》，主题曲《做人》唱道：“一撇一捺写出个人，一生一世才做成个人，红手印按出个大写的人，万事根本是做人，做人做大写的人，清清白白，勤勤恳恳，不求光环，不求缤纷，只愿做棵禾苗深深扎根；做人做大写的人，平平常常，认认真真，不求光环，不求缤纷。”今日缅怀爸爸光明磊落的一生，我想：爸爸当是这样的一个大写的人！
   
        第四个十年(上)(1981.6－1986.5)：柳暗花明

    在上海时，曾逢五舅的一位老友、成都民间聂硕谋老中医来沪旅游，知我病况甚为同情，说我为忠良之后，邀我去成都医治。替父伸冤平反后，我病况更甚，长期服用清肝泻火的寒凉药损伤了肠胃，又出现“五更泻”乃至整天腹泻，形销骨立，枯瘦如柴。我毅然决定前往人生地疏的成都，求医于聂伯。
    聂伯热情地让我住其家中，以中医精心调理。无奈病情交错，按倒葫芦起来瓢，肝病用寒凉药和脾肾阳虚用温补药难以兼顾，治疗近年，起色不大。聂伯着急，遂带我去见其师傅号称四川民间中医头把交椅的“伤寒派”泰斗、98岁的田和明大师。惜乎田老为我处方后不久便去世了。聂伯与我促膝恳谈，劝我练气功来培补元气，恢复健康。他要我牢记田老师二语：一要练静功，唯有静功才是正宗，才能达到气功和哲学的最高境界；二要练自然的气功，不自然的不是气功，而是旁门左道。我似懂非懂，默记于心。1981年5月4日，由养病中结交的良师益友、也曾为我治过病的人称“曹操”的成都武林一流高手曹诚钟送我回京，住在大姐家。

    有了聂伯的话，我到京后不看中西医，专找气功师。
    曾任中国半导体研究所长的小舅舅将他所里任北京气功学会理事的曹建老师(大雁功名师杨梅君之高徒，后为先天气功姜宗坤老师传人之一)介绍给我，曹老师转介绍给京城名师包桂文。包老师几次发功治疗后，我感到要根治顽症还是要靠自己练功。于是，在大姐家附近的紫竹院公园，后来是天安门旁中山公园，以及地坛公园等，先后师从名震京华的郭林、马礼堂、李丹老师等，夏练三伏，冬练三九，酷暑严寒风刀霜剑未曾稍歇，经2、3年刻苦练功，诸病有所好转。后经离休干部周战华阿姨介绍，于1984年2月5日大年初4，拜见了我国气功一代宗师姜宗坤老人。这是我命运的转折点，给我的治病乃至整个人生带来了巨大转变。   
    姜老师是山东烟台人(1911－1992)，几年前来京。她深居简出，淡泊名利，真人不露相，谢绝一切气功组织席位，以其高功夫治疗过几位国家最高元首和众多疑难病患者，在气功界享有极高声誉，被气功名家王松龄尊为“唯一道德之师”。她对我无名小辈一视同仁，首次见面竟起身相迎，还提出每月经济上补贴我。我敬谢不用，但她老人家的亲切关怀实在感我至深！有了几年的练功基础，再听姜老师谈功论道，高屋建瓴，深入浅出，听得我如饥似渴，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我心中默默禀告聂伯：您老人家要我学的静功和自然的气功，终于被我找到了！
    姜老师教功治病分文不收，她常说“气即是命，气不卖钱，卖气即卖命”，嘱我随时可去见她，还常留我吃饭，并让其高足林乐亭大夫领着我去见证治疗各种疑难病患者。见我逐步康复，姜老师便说我可以回家了，临别嘱咐说：“你受磨难多年，损失了很多，但得到了宇宙中最为宝贵的真气。有了真气，你的损失会补回来的。回家后为气功做点事”。姜老师的再造之恩与谆谆教诲，我没齿不忘！姜老师还意味深长地叮嘱一语：“你是40岁结婚。”我未问究竟，只是点头默记，到40岁还有6、7年呢。
    我之所以能安心养病多年以至康复，一方面感激各地亲友倾情相助(在上饶二姐家，沪大舅、三姐和养父母家，京小舅、大姐家以及成都聂伯家疗养)，病友功友相濡以沫，也感谢21团杨政委为首的领导班子和同事的关怀。政治部冬国英副主任(原省妇联副主任)批准我的学徒工转正为办事员，厂里陆续给我报销了一部分医药费，机关团支部几番来信慰问，战友戴慧英、赖鲁娜先后数年如一日地代我领寄劳保工资和殷切勉励，高陈捷、高陈光姐弟情同手足地关爱我，这些都给我以战胜疾病的巨大力量。

    在与病魔搏斗的日子里，我常用贝多芬的一句名言激励自己：“扼住命运的喉咙！”我一定要将命运狠狠地扼住自己手中。
    曾有Q友就某事问我“你不怕丢面子吗”？我哑然失笑。是的，国人视面子如命，从个人到团体为追求“有面子”往往万死不辞。而我曾为“狗崽子”低人三分，且沉疴十余载人见人弃，自尊心饱受摧残，颜面丧尽，乃置之死地而后生。我康复后每活一天都视为上天恩赐，感恩不已，怕丢什么面子。忆曾同高陈光去江西医学院游泳池游泳，遇见原同厂的王南樱，她悄悄地游过去问高，那是艾抗美吗？不是听说在外地病故了？
    回到故乡南昌，骤然感到十多年生病的巨大反差：昔日同学同事，不少人早就大学毕业，成家立业，有一官半职当科长处长或出国留学了，我弟弟也早就南京大学毕业，结婚生子，并从德国留学回来在研究所当翻译了。而我回到南昌时34岁，孑然一身，初中文化，工人编制，区区数十元收入，处于最底层，几乎一切从零开始。孔子说“三十而立”。一个人到了30岁还一无所成，往往就被认为是生活的失败者。而我更是落后了十多年，我能赶趟吗？
    我相信姜老师的话“一心耕耘，莫问收获”，相信宇宙真气，一边热心传播气功，一边寻找接收我的工作单位。因知我多年病休，很多单位婉言谢绝，连爸爸生前任校长、妈妈离休所在的省委党校也不愿接收我。最后居然是我为南昌市副市长赵明、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杜本生等多人以气功治病见效，广受好评的影响，在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卢秀珍和老干部局长方影帮助下，由省市老干部活动中心接收了我。我终于1986年8月调回南昌，与妈妈和弟弟一家住在省委党校。工作问题的解决，拜真气所助，姜老师所言不虚。

        第四个十年(下)(1986.6－1991.5)：奋力补课

    我没工夫哀伤叹息，赶紧去弥补文化课，插班读省电大的汉语言文学大专视听生和市电大英语单科生。
    单位里不能给白天上课的时间，主要靠晚上、周末上课，晚上熬夜自习，困倦了就练功，并积极与老师、班主任及同学交流。我尽量兼顾本职工作、电大学习和气功咨询服务等皆不误，每天“眼睛一睁忙到熄灯”。迄今还有朋友记得当时我家里墙上贴着“来客请谈20分钟”的提示——我不得不分秒必争啊，恨不能一天24小时都用上。3年的电大汉语言专业23次考试平均分85分，为该届最高分。英语单科4次考试均为90分以上，也是最高分。
    在老干部活动中心期间干了一件大事。1987年12月6日～24日，省老干部局和活动中心委派活动科长和我赴京沪，请一批江西籍老首长为振兴江西题辞。之所以选我，据说因我爸爸在京的影响。我们不辞劳苦，在京日夜奔波。通过原电子工业部老干部局长小舅舅和中组部顾问黄霖(原江西副省长)夫人胡瑞英阿姨(一位可敬可亲如母亲般关怀我的革命长辈)等介绍，陆续请到朱德夫人康克清、原国防部长张爱萍，以及老红军肖克、肖锋、肖鹏、邓飞、舒同、孙毅等老首长，和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胡立教、夏征农、钟民，以及在沪的江西老同志石凌鹤等，分别题写了祝辞。记得请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舒同将军题辞那天，正是他82岁生日。他挥毫写下“爱我江西”四个舒体大字，卷好交给我们，并合影留念。回来展阅，舒老署名但未盖印。天哪，我们是乘公交车到京郊后徒步十来里上西山见舒老的，脚板走得生痛，难道还要走一趟？好在舅舅帮忙，他请司机替我们去补盖了印。
    这期间，我在省市老干部活动中心气功体疗室举办了气功讲习班10期，为地市老干部活动室培训气功2期，为省领导(陈癸尊副省长、方影局长、刘凯厅长等)梅岭读书班讲课数日，为全省地厅职干部省委党校读书班1至5期讲课10次(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当年老艾在党校上马列课，今天小艾在党校上气功课)，应邀到华东交大、江西行政学院、财大、师大、江大、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南昌一中、若干厅局、企业、干休所等单位讲课无数次，学员成百上千。
    1988年底省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原副省长方谦任会长，他希望我去当专职干事，我在所不辞。研究会先后挂编在省编志办、省科协、省科委。省科委聘我为科员、主任科员，就此转干。我在研究会历任理事、应用委员会兼气功门诊部副主任、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秘书长。
    在气功科研会支持下，我参加并通过了省科委JICA项目(国际合作)选拔考试，于1990年8月～1991年1月前往国家科委上海培训中心学习英语5个月。培训中心测试后入A班(高级班)，在班上师生互动，同学互助，强化听说读写能力，我成绩名列前茅。记得在培训中心圣诞节晚会上，我扮演圣诞老人，用45秒快速背诵“The Cock Crew at Midnight”(半夜鸡叫) 英文故事；与女同学刘丽勤演出我创作的英语小品《外滩遭遇》；朗诵我编写的英文寓言“A Farmer and a Sailor”(农夫与海员)；我还别出心裁地将贝多芬的《欢乐颂》名曲填上按押韵串成的全班男女同学英文名字歌词，由全班男生大合唱，一度将晚会的热烈气氛推向高潮。那真是一段美好欢快而浪漫的时光。在年底女儿出生20多天时，我离开母女再次赴沪1个多月完成了JICA出国英语考试。可惜JICA中没有对口气功科研的出国培训项目，但我的英语水平得到了提高。
    自幼爱好并自习不辍的书法也获得进展，硬笔书法作品在江西省首届硬笔书法大赛、首届全国硬笔书法作品邀请赛、1988年“九成宫杯”全国书法大赛、1992年“飞亚达”杯书法篆刻大奖赛、1993年爱克发•华人硬笔书法艺术中国展等比赛或展览中获奖，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江西分会会员、江西省硬笔书法协会会员等。
    婚姻大事终于解决。这里要沉痛悼念我的前女友，德才兼备、知书达理的晓华。她在新医学研究所从事的电镜工作带有一定的辐射，不知是否与此有关，在一次出访日本归来后，她被查出肝癌晚期，急送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肝外科救治(我1976年即在此肝外科做胆囊切除，命运弄人啊)。因癌变严重扩散，全国肝外科第一权威吴孟超教授等也回天无术。我唯一能做的是按照姜老师所授气功之法为晓华抑制肝区疼痛。医生惊讶于我点穴止痛的效果，说那就不用打吗啡镇痛了。晓华一有痛感就唤我，我努力用气功为她减轻痛苦，直至1989年3月28日6:15她年轻生命的最后一刻。我用心做了晓华的纪念相册，带在家中。在昌时，每年清明节去上坟祭奠。晓华永远活在我心中。
    是年11月，我妈妈发生脑血栓瘫痪入医院抢救，我请假在医院日夜照料，晨漱梳理、接大小便、擦身，熬药喂药、鼻饲、点滴监护等，在妈妈身边寸步不离2个月。有次熬药时瞌睏得一头栽倒在炉子旁。急救科龚主任号召护士向我学习，说我将护士、护工的职能全做到了。然而终因医疗欠妥，续出意外抢救无效，慈母于1990年1月25日与世长辞，我受尽苦难的最亲爱的好妈妈，没能看见我成家。
    1990年2月的一天，老干部朱永延阿姨气喘吁吁的来家要给我介绍对象，看到身体不好的朱阿姨如此热心，我很感动地答应了。女朋友出自书香门第，才貌双全，当时是省外贸资深科长，业绩骄人。她忙于事业并坚持自觅良缘不要媒人，一晃34岁仍待字阁中。我俩有缘，破了她的规矩，5月初就办了结婚证，1991年2月举办婚礼，到珠海度蜜月，年底得一闺女。我爱人说，与我交往最打动她的不是我的才艺等，而是我顽强治病练功的坎坷经历和我在老干部中的口碑，并不在意当时我仅仅是一名社会群众团体工作的科员。这不又应了姜老师的话了？是年正好40岁！
    我人生的柳暗花明，说是有如恩师所言，修炼真气带给的变化，我心知肚明，人皆不信啊。

        第五个十年(1991.6－2001.5)：工作变动

    我在省气功科研会期间，获评气功师证(中级)，讲课于全省气功师资班两届，接待国内外大型气功交流多次(其中包括接待加拿大安大略省张伟棠的乾坤气功社代表团，张宏宝、狄玉明等国内名师在省万人体育馆的大型气功报告会)，陆续被聘为美国中华教育学院客座教授、江西师大中文系客座教授；兼任省海外交流协会理事、江西周易研究会理事、全国中华医学气功学会会员等。1993年9月16日赴京参加了全国气功学会秘书长会议。我一直坚持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确立的“传功不传教，立说不立派，尊师不拜师，取酬不敛财”原则，免费授课传功，对省内数十种气功功法一视同仁，弘扬传统功德，避免门户之争，与各门派气功建立了良好关系。
    在继续兼职于省气功科研会的情况下，我于1994年5月20日调动工作到省建设银行人教处，从事老干部工作。建行同意我每周三下午到省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去进行气功咨询讲课，一直持续到1997年3月我调往深圳。离昌前，省老干部保健协会举行专题会议，纪念我在活动中心义务授课传功10周年。在建行期间，我的经济条件有了改善。
    1995年4月，我业余报读了江西师大外国语学院成人自考英语本科，开始了我恢复工作以来最艰难的岁月。说来话长。
    我岳父是原省机械厅副总工程师兼省经委高级职称评委会副主任等，为人正直，学问渊博，英语一流，是省翻译协会的台柱子，省外办遇有专业技术翻译的疑难也会来请他帮忙。岳母是老教师，才女，退休后在老年大学上了几个月国画课，居然在老两口去英国探望读博的儿子3个月中，她的国画花鸟在当地画廊售出多幅，挣回了往返机票费的英镑。老两口早年在两广生活，六十年代来南昌后身体多病，退休后更感难以适应南昌的酷暑严寒，见楼下李厅长夫妇常到深圳儿子家过冬，也很向往。我爱人是孝女，体恤父母的心意，遂毅然放弃江西海外贸易公司老总(省委组织部批准副处级)的优越待遇(车、房等)，单枪匹马去闯深圳了。

    我留守南昌大后方，请了小保姆照料二老和4岁的女儿。我一边上班，一边读本科，一边和我爱人的姐弟护理轮番住医院的二老，还要管孩子上省府幼儿园，回到家里还不断有咨询气功的来电来访。每天时间紧张得如作战一般。
    1995年7月，岳母因肠癌晚期严重肠梗阻而住进了解放军94医院外二科，B超显示肠癌扩散，肝脏左右叶已布满癌块。陪伴在医院的我岳父深深忧虑肝癌将引起的剧痛，外科刘主任安慰说，已准备了足量吗啡，会尽力镇痛。这时姜老师授予我的气功再次发挥镇肝痛作用，完全不用吗啡，以至于岳母始终不知有肝癌，她有时手抚肝部说，好在这里尚无影响。但终于无可奈何花落去，岳母于11月25日与世长辞。
    岳母住院期间，每天建设银行一下班，我立即骑车赶去94医院给她按摩点穴近一小时，然后边骑车边啃馒头包子，直奔十多里远的师大，每次赶到教室都迟到。我抱歉地对老师鞠躬说Sorry，老师很不爽：你怎么天天Sorry！Sorry！全班哄笑，我强忍眼泪。后来班长彭虹向老师同学说明了我的情况，大家便十分同情谅解了。每晚下课回家，侍候“小公主”入睡之后，我挑灯夜战学到深夜。我拼命学习，不到两年便完成了全部课程，以班级最优成绩，获学士学位，并获评江西省该届优秀毕业生，在45岁之年总算拿下了本科，为进入深圳准备了必要的学历条件。我现在回想，都不知道那两年是怎样熬过来的。我从小到大的同窗好友李宾，时任著名的江西彩虹影印公司总经理，见我工作读书持家的困窘，主动提供我家附近他办公室的钥匙，供我随时做功课之用。有段时间我爱人将女儿接去了深圳(边打工边带女儿，也很艰辛)，我在李宾冷暖空调明亮灯光舒适桌椅的老总办公室度过了许多酷暑严寒的攻读之夜与周末。这是铁哥儿们何等友情与信任的宝贵支援啊！
    岳母逝世后，岳父亦两次病重住院，儿女们轮番护理。岳父经X光、CT与核磁共振检查均确诊为肺癌晚期，并有尿毒症晚期和严重冠心病。我请来挚友、中医师官碧慰(今之岭南名医，被病家誉为当代扁鹊)，他断言可医，但医院却下达了病重通知，医生劝我们“不要抱幻想了”。
    听谁的？何去何从？出于对官医师以及气功的信心，我们果断地让岳父出院，我爱人签字后果自负。回家服用官医师中药，我助以按摩点穴，病情稳定。岳父同意我们的建议到气候温暖的深圳去。1996大年30，我陪岳父乘火车离开了冰天雪地的南昌。从此由我们3口之家在深圳担负起照料他老人家晚年养病的全部重任。
    这时，我爱人在中国土畜产进出口公司深圳分公司试用期间，独立完成外贸松香出口创汇1500多万美元的业务，经深圳市人事局特批，准予参加调干考试，以女性41岁，于1996年底作为优秀外贸人才破格调入深圳，而我的随迁入户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是年1997年，我46岁。
爸爸的46岁，1951年，我的出生年，爸爸带领祖国人民慰问团从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归来，忙于发表文章和做报告，汇报赴朝见闻，并着手编著后来带给他巨大荣誉以及灭顶之灾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书。
妈妈的46岁，1965年，爸爸被公开见报批判，妈妈以她的传统贤妻良母之美德在极为恶劣凶险的氛围中坚强地持家，眼不流泪，心中淌血，默默地支撑爸爸，呵护孩子。
同样的岁数，我离开了生我育我饱含悲欢离合的故土，来到中国改革开放特区的热土，和爱人、幼女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刚到深圳，经朋友陈志刚(深圳先科集团副总，原江西省审计厅副厅长)介绍，我被深圳万信金融经济信息公司贺为民总经理聘为办公室主任。这是个以深圳证交所为大股东的Call机信息台和金融信息公司，效益较好。我上任后的头件大事是监理新办公楼购置、设计、装修、搬迁的全过程。装修公司熊总某日造访，硬要塞给我一套很昂贵的新手机(当时我无手机)，我坚决谢绝了。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监理装修质量。这期间自学并参加了深圳市经济师职称考试，一次性通过，获中级职称。
    干了快一年时，证监会有令，证交所不得参股证券公司。公司前程未卜。这时，一年前联系面谈过的深圳广播电视大学来电让我去试用。贺总很开通地让我办理了交接手续。这样便来到了电大。从企业调事业单位，以普通本科生和47岁进入电大，很感谢学校领导班子和市有关部门领导。
    在电大，从事校长办公室文秘工作、主任科员。电大编制有限，办公室人员精干。我要负责文件收发呈传、全市电大系统(含各区分校、教学点)统计信息、宣传报道、公文起草、学期、学年度工作要点和工作总结以及校长信箱、来电来访等，还一度兼带队退休教师出游和档案室管理等。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尤其是学年度统计报表期间，在常规工作的同时，要对校本部、分校和教学点的教职工职称、学历、年龄、课程等信息和数万学生分类信息以及校产、资源等数据进行搜集、整理和审核，忙得晕头转向。有时分校报表数据出错混乱，简直令人抓狂。我以极大的耐心和责任心，逐渐适应了工作。
    我们将年近八旬的岳父在“肺癌晚期”和“病重通知”情况下接到深圳，是走对了一招险棋，倘若他在深圳病情恶化，立足未稳的我们一家老小将何以堪！

    岳父在深圳几年，经我们精心照料饮食起居，儿孙绕膝，其乐融融，心情较好，加之气候宜人，身体还不错，哪里像“肺癌晚期”的危重病号！看来环境、亲情、心境等因素有时比医药更有用。有时岳父感到不适，我便配合医疗，给他进行点穴按摩。岳父的日常理发和每次洗浴时的用搓背巾搓洗背部，都由我全包了。我们还助他老人家完成了两大心愿：
    一是趁他身体好转，1996年6月去了德国3个月给博士后的儿子主持婚礼完婚。婚礼上他老人家面对中外来宾分别用中文、英文和德文致贺词，流利的外语令众人敬佩不已。
    二是他每日笔耕，花了近一年时间写了4万行五言叙事长诗《恩爱百年》，由我为该书插图32幅，请江西师大校长傅修延作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书，细述其夫妻同甘共苦极为感人的一生。
    随着岳父年事愈高，尿毒症加重了。他不愿拖累我们，执意回江西医院去做血透，我寒暑假里便去南昌看望护理，一、二十天夜以继日地守在病床边。岳父于2001年5月30日平静地溘然长逝。医生说他双肾患囊肿合并尿毒症晚期等重病近20年而能生存到82岁，大大超过了该病平均存活期，很不容易了。

        第六个十年(2001.6－2011.5)：电大春秋

    在深圳电大校办一干就是13年，一直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同样的工作。我视之为一种磨练修行，认真负责，自觉做事，宠辱不惊，名利不争，知足常乐，平常心是道。
    初来电大，我的书法很有用，常常出专栏，写美术字。然而不久电脑刻字普及，书法就不太派用场了，多在熟人间交流应酬而已。
    深圳电大从事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办公自动化程度较高，是全省数百高校中唯一的信息化示范单位。我是奔五十的人了，面对电脑一头雾水，还要用以办公、进行统计报表和远程教育支持服务等，谈何容易。但功夫不负有心人。靠着勤学好问与同事热心指点，我逼上梁山，很快就扫盲了，还在家里设置电脑无线局域网，给工作、学习带来了极大便利。
    我在校办主要的常规性工作，是负责管理校长电子信箱，代校领导处理师生来信。遵照学校关于“来信必复”的承诺，对所有来信均予以认真回复，切实做到学校提出的“以学生满意为第一工作目标”，“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90％以上的学生来信，大都直接对校长提问、投诉或建议，因此在处理回复上须十分慎重，讲究策略和文字水平。要根据来信内容分门别类，及时联系有关部门，商榷解决办法或回复意见。各部门对于校长信箱转来信函均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认真研究，及时处理并反馈于我。有时还需召集会议专门研究答复意见，往往几易其稿，回信回电，或通过班主任、任课老师等与学生沟通。有的来信涉及问题较重要，则经由校办领导确定，提交校长，根据校长意见办理。曾经一度每日数信，忙于处理，便采取在校园网登载“学生百问”、来信摘编等，使学生得以自行参考解决部分问题，加之设立大堂咨询室，实行“首问责任制”等，学生来电来信咨询投诉状况大为改善。粗略算算，10多年来大约回复处理了四、五千来信来电来访，帮助解决了一些学生的困惑或困难，不少人回复感谢，我心甚慰。

    我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是负责全市电大系统统计信息。首先是学年度高等教育基层报表。该项工作历来受到教育部重视，要求越来越高。中央电大和省教育厅对该项工作各有不同规范，每年分别召开统计培训布置会，参会人员回校后须独立负责对分校进行二级培训。我校分为校本部、分校和教学点共十几个独立填报单位，共计数百页报表，成千上万数据，须逐一对应上年数据进行计算、审核、汇总，并按中央电大和省厅不同要求分别处理，如期上报。要善于请示求教上级规划部门，亦善于沟通本校相关部门和分校教学点，督促催询，答疑解难，以确保工作按期完成。
    统计信息工作还有一项较大任务，是省教育厅布置的建立健全全省高等教育数据库(与学年度报表不同软件，不同要求)，包括电大系统每个教职工、学生详细数据库和占地与场所库、校舍库、校产库等，限期完成，并每年更新。
    上述工作说难也不难，须有高度责任心，工作技能倒在其次。
    此外，前些年做了较多文字工作，如通讯报道、公文起草、学期、学年度工作要点和工作总结等。与人民日报记者联名在人民日报社《大地》半月刊上发表过关于我校办学的报告文学“播种一片春天”，主笔文章“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深圳电大持续发展”在《中国教育报》整版刊载并入编人民日报社《走向辉煌》等大型文集，在《高校教育研究》等期刊上发表过“关于我国广播电视大学师生比的一点思考”等论文。近几年，学校补充了许多新鲜血液皆为能手，我就主要负责统计和校长信箱了。
    在电大开阔了眼界。出差和学习考察到过俄罗斯海参崴、泰国、菲律宾、港澳和国内西安、重庆、武汉、南京、绍兴、敦煌、三峡等地；多次参加中央电大一年一度的统计信息培训会议，会址有北京、兰州、宁波、太原、哈尔滨、长沙等城市；以及省厅统计布置和审核会议，会址有省内的广州、花都、肇庆、清远、番禺、茂名、河源、东莞、惠州、珠海等地。
    行政工作之余，有时任课，有“外贸英语函电”、书法艺术、硬笔书法课等。其中“外贸英语函电”只讲过几周课，因当时中央电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评估工作较紧张，校长叫我别上了，由他人接替。后来一直未再上英语课，英语水平逐年退步，很是可惜。近几年只是应外语系之请，偶尔参与对公共英语等级考级或校内英语考试的口语考试工作，与考生进行不太复杂的英语对话。给广告或文秘专科生上书法课是近几年的事。我钟情书法、热爱学生，站上讲台，眼前会出现自己当年艰苦上电大的身影，于是讲起课来不遗余力，拼命给这些80后、90后灌输中国传统文化和书法知识，尽力讲得有声有色，引人入胜，还算得心应手，胜任愉快。
    在电大期间，被评过几次校内先进个人，2次获评全国电大系统教育统计优秀个人。
    2003年1月我骑车上班途中紧急避让行人而摔在路边粗钢管弯头处，剧痛撕心裂肺，医院拍片第7、8根左肋断裂，远端游离。我回家自行练功疗养，个把月就完全康复了。感谢姜老师啊！惭愧的是，在南昌时为气功事业忙得团团转，来深圳后毫无建树，只限于个人家下修行，还一度松懈，导致身体素质下降，出了前列腺炎血尿和腰椎疼痛等问题，赶紧亡羊补牢，现在身体状况尚可。
    2005年10月15日冒了一次险。深圳第一高楼384米69层的地王大厦举办首届慈善登楼大赛，限45岁以下报名。年近六旬的老友刘励平鼓动我申请参加，我俩被破格批准。该日热闹非凡，上千运动员排队入赛，人手一个电子计时腕表，全程4次打卡计时，间隔30秒放行一名进楼攀登。排在我身后的一位身着“北大登山队”T恤的小伙子蹦蹦跳跳地热身，我笑曰：分分钟你就超越我了，他一笑首肯。然而，当我以18分25秒的成绩登顶后，过了两三分钟才见他上来。我的成绩在前20名内。大赛组委会给最年长参赛者的我俩颁发了特别奖状。到终点时我已累到了极限，浑身汗流浃背，心脏剧跳像要蹦出来，现在回想起来都有点后怕。我爱人狠狠地尅我“不许再玩命了”。
    2009年和2010年分别是中央电大和深圳电大30周年华诞。自1978年邓小平亲自批准成立电大以来，电大事业取得辉煌业绩，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大学，桃李芬芳，誉满天下。作为电大一员，我与有荣焉。我创作了国画以示庆贺，《奋进》是贺中央电大的，《女教师风采组诗画》是贺深圳电大的。

    晚婚得来的女儿很聪明。从幼儿园直接跳读二年级，再跳读四年级，品学兼优。钢琴过了业余8级；未经任何训练参加第六届深圳市少儿模特大赛居然连闯初赛、复赛和决赛获铜奖；保送重点高中；现在中山大学传播与艺术设计学院就读大三。日前自己制作出了一本220多页的散文体自传书(写在20岁之前的人生总结)，图文并茂，设计新颖，令我感慨不已。弟弟的儿子是我女儿同校的学长，以全额奖学金录取到纽约州立大学，正在读博。从江西外贸买断工龄提前退休的弟弟曾犯愁儿子的留学费用，被儿子的优异成绩所解决了。真是一代胜一代啊。

    我爱人提前退休，53岁学会了开车。刚开始亲友调侃她“别当马路杀手哦”，现已驾驶自如。而我是离昌前突击考牌的，在证券公司当办公室主任时开了几回车，东碰西撞赔了2次钱。三脚猫技术，补课是在所必行的。
    姜老师有言：“日常生活中，真气最为重。舍得身外物，不失受真传。”以我多灾多难的坎坷经历，得遇一代明师传授无价之真气，今生无悔！我的初中同学并兵团战友李强(深圳特区金融研究所所长)在QQ群论坛以诗言志：不要比官大官小，不要比钱多钱少……。我深以为然。
    我从46岁来闯深圳并站稳脚，今年五月底将退休了。一介病夫，没有夭折，且能助人，夫复何求。光阴似箭，转眼就到了当年父辈经历磨难的年纪，真是“逝者如斯夫”，怎能不惜时如金！爸爸嘱吾辈当好普通老百姓，我当了，当好了，继续当好，自强不息，以告慰于先父。

        结尾的话：感恩与宽容

    回眸生平，感恩之情油然而生，不禁泪水盈眶。
    我曾遭不幸而身心俱损，沉疴十余载，家破人亡，历尽艰难困苦。
    我又何其幸运，四出求医使我与天南海北的亲友最多联系，使我幸遇诸多好人贵人。
    我深深地感恩和缅怀逝者：爸妈、岳父母、养父、大舅和舅妈；缅怀救命恩师；缅怀非亲非故胜似亲人的聂伯、“曹操”；缅怀情同手足的大表哥、小阿哥；缅怀女友晓华；缅怀一个个极尽顽强鏖战病魔中不幸倒下的病友……
    我亦由衷地感恩生者，那无数向困境之我伸出援手的领导同事老师功友亲眷，感恩那姗姗来迟而温馨美好坚如磐石的姻缘，我甘苦与共的爱妻。
    我还感谢并宽容个别以为我潦倒不可救药弃我而去反而激励我作困兽斗最终绝处逢生的朋友。
    我的生命，原来竟与如此多的人息息相关，大家成全了我的今天。
    退休之后，海阔天空，更要有一颗平常心。希望在传统文化方面能够做一些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事。
    普通一兵，六十年足迹，有如流水账。感谢读者的耐心与宽容。
                      
          2011年1月31日再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