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１９６６年的中央文革小组

bluesky

余汝信


一、文件起草小组
二、小组成员简介
三、“第二书记处”
四、“第一副组长”

　　中发［６６］２８１号文件没有标题（这却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惯用的形式），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党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　　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中央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该通知中共中央办公厅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９日发出，地方发到县级以上，军队发至团级以上。

　　一、文件起草小组

　　中央文革小组的前身，是“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后者的来历，据中发［６６］２６７号文件（即“五一六通知”）附件二“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记载：“四月九日至十二日　邓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同志参加。先由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

　　“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１〕

　　这是迄今为止官方关于“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最权威的说法。另据《周恩来年谱》，书记处会议决定，通知由陈伯达起草，起草小组亦以陈伯达为首。〔２〕

　　文件起草小组成员之一的王力，则有这样的回忆：“在北京起草文件（那时还不叫五？一六通知）只有几个人，不叫起草小组。四月份在北京写稿后送到杭州毛主席那里。这时毛主席决定开两个会：一个是常委扩大会，在杭州开，参加者有常委、康生、陈伯达，各大区的书记。常委扩大会的任务是批评彭真。另外成立起草小组，在上海，名义上是给常委扩大会准备文件。名单是江青定的，组长陈伯达，成员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陈亚丁、关锋、戚本禹、穆欣。”〔３〕

　　以上是王力在１９９０年代初的回忆。另王力在１９８０年代初还有以下回忆：“文件初稿送主席后，主席要搞个文件起草小组名单，并准备在上海召开会议。主席提陈伯达为组长，成员名单有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吴冷西、王力、陈亚丁。那时初稿有了，框架子也有了，缺的是主席一次又一次加上的那些重要的内容。这些内容一加，文件的性质也就变了。”〔４〕

　　文件起草小组的另一位成员穆欣，也有回忆：“经中央审定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名单是：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刘志坚，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吴冷西、陈亚丁、尹达、张春桥（按：这是当时根据印件过录到笔记本上的）。”〔５〕

　　归纳以上关于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尤其是小组负责人的定夺，共有三种不同说法：一、据《大事记》、《周恩来年谱》及穆欣回忆，是中央书记处（或曰“中央”）决定（或曰审定）的；二、据王力１９９０年代的说法，名单是江青所定；三、据王力１９８０年代的说法，名单是毛泽东提的。

　　王力的说法，前后不一，带有随意性，尤其是“名单是江青定的”一说，总让人觉得不太可靠——当时的江青，尚不至于可以布置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工作吧？笔者认为，名单是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定的，应还是比较可信的，当然，事前也可能征求过江青的意见，再报呈毛泽东。这样说来，文革发动的前期准备工作，整个中共中央包括了周恩来、邓小平，也是参与了的。

　　《大事记》接下来并没有明确说明，毛泽东是否批准了文件起草小组的成立，却说及：“四月十六日　毛主席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同志的错误，撤销所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这一天，距离４月１２日中央书记会议将成立文件起草小组的决定报送毛和常委，仅短短四天时间，即使毛泽东批准过文件起草小组的成立，也必然是仅仅将其视为一个过渡性的安排，毛应该已是成竹在胸，他决意要组织的，已是一个要取代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新的“文化革命小组”，它比“起草小组”的层次要高得多，权力涵盖面要广得多。

　　到了５月份，毛泽东的愿望达成。５月１６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宣布：“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上文字，为毛泽东亲自所加。〔６〕

　　二、小组成员简介

　　中发［６６］２８１号文件称：“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及后，代表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分别确定为：郭影秋（华北局）、郑季翘（东北局）、杨植霖（西北局）、刘文珍（西南局），惟中央并未再正式另行通知。

　　经过四十年历史的沈淀，今天，我们对该小组的成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陈伯达（１９０４—１９８９）　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旗》杂志总编辑，中共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中宣部副部长，兼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福建惠安人。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共。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１９３７年到延安，自１９４０年代始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为毛泽东时代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家，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诠释者，亦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推动者。陈伯达在党内的地位不低，以１９５６年八大中央委员得票数为序计，排第１１位，文革前夕，在党内排名列第１９位。王力说：“陈伯达是个秀才，按毛主席思想起草东西，把毛主席的提法从理论上加以解释，毛主席一直认为他是可以的，陈伯达有时讲偏了也不要紧，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是听江青的。”〔７〕其实，说陈伯达在文革中全听江青的，也不尽然。

　　康生（１８９８—１９７５）　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第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山东诸城人。原名张叔平，化名赵容等。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共。１９２６—２７年上海三次武装起义领导人之一。１９３０年代起历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曾负责中央特科，对保卫上海中央机关有特殊贡献。抗战时期领导中共情报系统及肃反工作，打击面过宽而人皆惧之。１９４５年当选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在华东任华东局第二副书记，山东分局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１９５０年后一度离职休养，１９５６年八大后重新回到中央，参与领导中共与国际共运关系事务，有中共党内理论权威、国际共运问题专家及“中国的捷尔任斯基”之称，惟在党内威望比陈伯达低，以１９５６年八大中央委员得票为序计，排第４９位，１９６６年文革前夕党内排名第２０位。

　　关于康生与毛泽东的关系，王力说：“毛主席对他私人关系很好。毛主席说康生历史上有功劳，”“毛主席和康生在诗词、文物、书法方面有共同爱好，有交往。毛主席诗词定稿由康生负责。毛主席和郭沫若打交道的信件也经过康生，编四卷毛选也是康生负责（一、二、三卷是陈伯达负责）。江青是康生的老部下，他是延安社会部的，她的全部材料康生都掌握。”〔８〕

　　江青（１９１５—１９９１）　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副主任。

　　山东诸城人，与康生同乡。原名李云鹤。１９２９年春在济南入山东实验剧院，后在上海参加演出进步话剧和电影，艺名蓝苹。１９３３年加入中共，次年被捕，１９３７年到延安后重新入党，改名江青。１９３８年同毛泽东结婚，成为毛的第四任妻子。１９４７—４８年为中央直属大队政治协理员，随毛泽东转战西北。建国初曾兼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１９５１年参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１９５５—６２年病休。１９６３年后在毛泽东支持下，督促、指导京剧、芭蕾舞剧的“革命”，１９６５年在上海秘密组织对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１９６６年２月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经毛泽东三次修改，形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江青自白：“多年来都是给主席作秘书，主要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是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订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我多年来的工作大体上是这样做的。”〔９〕

　　王任重（１９１７—１９９２）　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河北景县人。１９３３年加入中共。建国后历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湖北省政府副主席，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武汉市代市长，武汉军区第一政委。１９６６年８月继陶铸后任中南局第一书记。

　　王任重是毛泽东喜欢的地方领导人。爱舞文弄墨，思想也不可谓不左，问题是文革小组中比他更左的大有人在。据称，１９６６年８月曾授意其女儿王小平与雷蓉等在清华大学写出大字报《三问王光美》等，并为刘少奇的女儿刘涛修改好批判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大字报。王力说：“他在钓鱼台不住在文革小组那个楼，他自己单住一个楼，二号楼。他在北京这一段自己搞自己的，还找些红卫兵住在他那里，有清华的、北大的。文革小组的事他不沾边。他是中南局第一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湖北的文化大革命直接向他汇报，他发指示。后来武汉情况引起毛主席的不满，但他说湖北省委就是好。湖北抓人抓得最早，镇压群众比别地方还厉害。陶铸问题首先从王任重开始。最早毛主席是信任王任重的，毛主席外出经常住湖北，毛主席那里会见外宾等都是找王任重作陪的。”　〔１０〕

　　刘志坚（１９１２—２００６）　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湖北平江人。１９２８年参加中共革命，１９３１年由团转党。长征期间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１９３７年后历任八路军１２９师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晋冀豫军区第１０纵队政委，二野四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建国后历任军委情报部部长、总政宣传部部长、总政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总政党委副书记。１９５５年授中将军衔。１９６６年２月带队参加江青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参与《纪要》的整理、定稿。

　　王力说：“刘志坚的夫人是王任重介绍的，他们是老朋友。刘志坚夫妇俩也搬到二号楼。……这个楼以王任重为中心。刘志坚是文革小组副组长，但没起多大作用。刘志坚同王任重被搞到一起，是因为历史上有两条。我不是专案组，我不太清楚，听说刘志坚被日本人俘虏过，营救他的人当中有王任重。王任重被怀疑为特务，刘志坚当然也受到怀疑。再一条是邓小平说过，刘志坚不可重用，他拥护张国焘，这倒没有什么，但是他太过份了，在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里他写的那些东西，组织的漫画，骂毛主席骂得太不象话了。刘志坚是林彪重用的，唐平铸、胡痴都是刘志坚用的人。”〔１１〕

　　张春桥（１９１７—２００５）中　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宣传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

　　山东巨野人。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共。同年到延安，曾任《晋察冀日报》、《石门日报》主编。建国后历任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社长，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艺工作部部长，上海市委常委，市委政治研究室主任，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

　　张春桥自１９５８年即进入毛泽东的视线。当年１０月１１日，毛亲自为《人民日报》转载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写了编者按语，称：“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１２〕毛同年还多次指派张春桥与陈伯达等到各地调查人民公社问题。

　　张春桥代表上海市委，对江青在上海进行的文艺革命方面的活动，尤其是１９６５年江青在上海秘密组织的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曾给予过全力支持，承担了政治风险，这使他与江青的关系变得非比寻常。

　　谢镗忠（１９１８—１９８９）　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

　　江西赣县人。１９３１年参加红军，１９３３年加入中共。曾历任四野４８军１４２师政委、解放军第４８军政治部主任，军副政委，海南军区兼第４３军副政委，第二政委，海南军区第二政委，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１９５５年授少将军衔。１９６４年调任总政群工部部长，１９６５年７月转任总政文化部部长。１９６６年２月曾随刘志坚到上海参加江青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尹达（１９０６—１９８３）　《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学部委员。

　　河南滑县人。原名刘耀。１９３２年河南大学国学系毕业，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期间参加中国考古史上著名的安阳殷墟发掘工作。１９３７年在兄赵毅敏（原名刘焜）影响下到延安，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共。建国后协助郭沫若筹办中科院历史所，１９５４年创办并主编《历史研究》，兼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所长，１９５５年起任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赵毅敏建国后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兄弟俩均为毛泽东所赏识。

　　１９６６年２月２７日出版的《红旗》１９６６年第３期，刊登了尹达据称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半的《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内称：“现在我们已经有条件，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指导下，重新研究和改写全部的历史。”毛泽东同年３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多次提及尹达：“尹达这篇文章发表出来，写得好。尹达是历史所所长，他是赵毅敏的弟弟，他的文章是１９６４年写出来的，压了一年半才发表，”“还是尹达讲得对。尹达讲，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老的，学问多的，”“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１３〕

　　王力（１９２１—１９９６）　《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联部副部长。

　　江苏淮安人。原名王光宾。１９３９年加入中共。建国前在山东从事党务工作，建国后历任华东局宣传部秘书长，中联部副秘书长，《红旗》杂志编委。１９６３年７月起为《红旗》杂志副总编辑，１９６４年７月起为中联部副部长。王力自己说：毛泽东曾说过，用文字表达毛泽东思想最好的是王力。在１９６０年代中共国际“反修”斗争中，参与起草了包括“九评”在内的多篇论战文章，为中共对外关系的主要笔杆子和实际参与者。文革期间，为中共意识形态的主要负责人，文革序幕阶段，为文革文件起草小组主要成员，与陈伯达一起起草了“五一六通知”初稿。文革期间为中共意识形态的主要负责人。他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最初整理者和阐述者之一，也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阶段和第三个里程碑”的主要提出者，王力的这些提法，均得到毛泽东的认同。

　　关锋（１９１９－２００５）　《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山东兴云人。原名周玉峰。１９３３年加入中共后，长期在山东解放区从事文教工作。１９５６年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组长，主编《思想界动态》，１９５８年调新创办的《红旗》杂志任编委，主要从事理论方面，尤其是中国哲学史方面的研究。１９６６年５月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关锋在文革前发表过三百多万字的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著述，又以何明、东方明、庆云、古棣及撒仁兴（与吴传启、林聿时）等笔名发表过不少杂文和哲学史论文。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８日至３０日，毛泽东同康生等人谈话，指责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称：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指的主要就是中宣部扣押关锋、戚本禹批判吴晗《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文章。及后，４月５日出版的《红旗》１９６６年第５期，即发表了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一文。

　　戚本禹（１９３１—　　　　　）　《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

　　山东威海人。１９４８年加入中共。１９５０年入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１９５６年后称中办政治秘书室），为毛泽东秘书班子成员，协助田家英校编《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后任政治秘书室科长。１９６３年发表《评李秀成自述》，在史学界引起震动及争论，毛泽东褒扬其文：“白纸黑字，铁案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１９６４年夏在陈伯达要求下到《红旗》杂志负责历史组工作，得毛同意但令其今后随传随到，仍可随时出入中南海。１９６６年４月组成文革文件起草小组时为成员，５月调回中央办公厅，是年夏天挂名为中办秘书局副局长。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６日出版的《红旗》１９６５年第１３期刊登了戚本禹的《为革命研究历史》，对翦伯赞为代表的史学观点进行了不点名批判。毛泽东１２月２１日在杭州同陈伯达等谈话时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１４〕１９６６年３－４月间，戚本禹连续发表了多篇批判文章，即与林杰、阎长贵合写的《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单独署名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及《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穆欣（１９２０－　　　　　）　《光明日报》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

　　河南扶沟人。原名杜蓬莱。１９３７年加入中共。１９４６年后历任新华社二野四兵团分社社长，志愿军三兵团宣传部部长兼新华分社社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教研室主任。１９５７年反右后被派至名义上仍由各民主党派联合主办，实际由中宣部和中央统战部领导的《光明日报》任副总编辑（总编辑陈此生），由穆主持实际工作，以保持中共的领导。《光明日报》１９６０年代是毛泽东爱看的报纸之一，１９６６年３月毛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光明日报》批判《官场现形记》，这就是大是大非搞清楚了，《官场现形记》是改良主义。”〔１５〕

　　３月１２日，《光明日报》发表穆欣的《评〈赛金花〉剧本的反动倾向》，６月，穆欣任《光明日报》总编辑。７月１日出版的《红旗》１９６６年第９期发表了穆欣的《“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以批判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四条汉子”。穆欣在文革结束后作文，从不提及自己这段历史。

　　姚文元（１９３１—２００５）　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

　　浙江诸暨人。父姚蓬子为文名不佳的前１９３０年代左翼文人。１９４８年加入中共。１９５０年后在上海卢湾区团工委、区委宣传部工作，１９５７年任《解放》半月刊编辑部文教组组长，上海市作协党组成员。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海瑞罢官》鼓吹“单干风”、“翻案风”，是毒草，该文以后被认为是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谈话时称：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１９５９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１６〕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０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的反动本质》，次日，全国报刊转载了这篇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

　　郭影秋（１９０９—１９８５）　改组后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委文革办公室主任。

　　江苏铜山人。１９３２年毕业于江苏教育学院。１９３６年加入中共。建国后历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二书记，云南省省长，１９５７年主动请求辞去省长职务到高等院校工作，同年任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１９６３年转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校长吴玉章）。郭影秋到新市委任职后，仍兼人大职务。

　　郑季翘（１９１２—１９８４）　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

　　山西五台人。清华大学肄业。１９３５年加入左联，１９３７年加入中共。历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研究室主任，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红旗》杂志常务编委。１９６６年３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吉林的一个文教书记，有篇文章对形象思维批判，写得好，”〔１７〕指的就是郑季翘。郑的《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定稿于１９６６年１月，发表于１９６６年４月５日出版的《红旗》１９６６年第５期，文章称：“现代形象思维论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

　　杨植霖（１９１１—１９９２）　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

　　内蒙古土默特旗汉人。１９３０年由团转党。历任中共绥远省委常委，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副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区委书记处书记，华北局委员。１９６１年发表《王若飞在狱中》，次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刘文珍（１９１１—１９８２）　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宣传部部长，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院长。

　　山西霍州人。１９３７年加入中共。历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宣传部副部长、秘书长，中共绵阳地委书记，四川省委常委。

　　以上１７人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２人，中央候补委员１人，担负理论宣传领导工作的省级或相当于省级负责人５人，担负解放军宣传文化领导工作的军队负责人２人，从副部级直至处级的左派“学者型”干部６人，另加一位特殊人物——江青。年龄最大的是康生，６８岁；最小的是戚本禹、姚文元，同为３５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文革初期都是积极的，有过不等的“功绩”。

　　三、“第二书记处”

　　所谓“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的，是一个什么实体？将起什么作用？大概除了毛泽东本人，谁也说不明白。江青翌年４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一个比较低调的说法：“我们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中央常委的一个秘书班子。也还是哨兵工作、参谋工作，就是提出意见，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常委参考。所作的工作就是这么一点。”〔１８〕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秘书班子”？

　　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８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江青两天后也从上海抵京，毛泽东回京后看了中央文革小组提供的有关工作组的材料，对文革进展情况大为不满。２４日，毛召集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会上，毛对派工作组提出批评，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并作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２５日，毛泽东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文革小组成员，再次严厉批评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提出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１９〕毛泽东在２４日的讲话中赞扬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事，文革小组却作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２０〕

　　毛泽东要求各大区书记和文革小组成员要到北大、广播学院去看大字报，要到出问题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７月２５日、２６日连续两晚，文革小组成员到北大，参加全校师生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辩论会。２５日晚，康生在讲话时称：“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们来看你们，向你们问好。我们受毛主席的委托向你们问候。现在我介绍一下来的几位同志：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江青同志、刘志坚同志、张春桥同志，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同志、戚本禹同志，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曹轶欧同志。”　２６日晚，江青在讲话中称：“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都来了。我们的组长陈伯达同志，我们的顾问康生同志，副组长王任重同志，刘志坚同志，副组长张春桥同志，组员王力、关锋、姚文元、穆欣、戚本禹、郑季翘，还有三个组员没有来，他们有工作。”〔２１〕

　　这大概是文革小组成员在群众中集体亮相的首次记录。

　　７月２７日晚，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讲话时称：“今天我们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所有成员都到北师大来，跟着你们学习文化革命的经验。……好多同志写条子来，要我们介绍文革小组的同志，我执行这一指示：组长陈伯达同志，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副组长、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张春桥同志，副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同志，成员：《红旗》副总编辑王力同志，中宣部副部长张平化同志，《红旗》副总编辑、常写文章的关锋同志，写了一篇文章大家都知道的姚文元同志，在报纸上常看见的戚本禹同志，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谢镗忠同志，《光明日报》总编辑、《红旗》副总编辑穆欣同志，西北局书记处书记、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同志，西南局宣传部部长刘文珍同志，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郑季翘同志。还有一位副组长因为有事情，今天没有来，王任重同志。（江青：这位是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顾问康生同志）。”〔２２〕

　　康生的讲话有四处值得注意：一，在介绍江青时，首次将江青称为“第一副组长”。虽然中发［６６］２８１号文件并没有这样的提法，但“第一副组长”的称呼却不胫而走，甚至新华社发布的消息亦然；二，在介绍张春桥时称其为华东局书记，据中共官方资料实为华东局委员；三，在介绍穆欣时除《光明日报》总编辑一职外，还介绍其为《红旗》副总编辑，惟穆欣此一职务未见于正式文件；四，介绍张平化时，将他列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关于张平化，据官方资料，１９６６年６月中旬，张率文化革命工作队进驻中宣部，此前，他是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６月１７日，中央决定张平化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虽然从未有研究者见过张平化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正式文件，但值得重视的是，有关张是小组成员的说法不止康生讲话这一处。８月５日，李雪峰在清华大学讲话时，也将在场的张平化介绍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２３〕此外，中共官方２０００年正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数据》亦称：“……此后被确定为小组成员的有张平化、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并将张列入中央文革小组名单中。〔２４〕从该书编纂者的阵容以及权威性方面考虑，以上说法，想来应该有所依据。

　　７月２９日，李雪峰在新市委召开的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宣布：“新调来市委主管文教的书记、人大副校长郭影秋也犯了错误，决定撤销他的市委书记职务，回人民大学去作检查。”〔２５〕

　　郭影秋犯了什么错误？李雪峰没有说。毛泽东在９月７日一个批语中说及郭：“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其它都没有，……”，〔２６〕看来，有农民去保郭，也就是郭的一个主要问题。同样被令回原单位接受批判的，同一时期还有曾被毛称赞过的尹达，不知为什么这时毛没有保他。而陈伯达７月３０日在人民大会堂对中科院全体工作人员讲话中则指责尹达道：“他辜负了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对他的希望，他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活动是不正常的，是暧昧的。他不能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不能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划清界限，变成了保皇派。上周我在哲学社会科学部讲过尹达同志在《红旗》工作后又调到中央文革小组。我是文革小组的组长，我不能当保皇派的保皇派。”
尹达、郭影秋是小组成员中最早靠边站的两位。此外，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７月间曾在京参加过小组的一些活动，及后也就各自打道回府，再未与中央文革小组有何瓜葛。

　　８月１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京召开。８月２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决定陶铸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陶铸（１９０８—１９６９）　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

　　湖南祁阳人。１９２６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同年加入中共。陶铸历史上曾是林彪的部属。抗战胜利后他被派往东北，历任辽宁、辽西、辽吉、辽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与林彪关系相当不错。建国后历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代理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１９５５年起兼广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１９６０年春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１９６５年２月免兼），１９６５年１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３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调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中宣部部长，以取代原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陆定一。

　　陶铸作风硬朗，在１９５０年代广东土改和反地方主义中以偏左的方式大刀阔斧打开局面，虽引致广东地方干部的不满，却很得毛泽东赏识。以毛１９６７年１月的说法，陶铸到中央是邓小平推荐，但当时应还是得到毛在内的中央常委一致接纳的。

　　８月８日，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讲了些套话、客气话：“昨天，主席要我和同志们见面，认识一下。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同志们经过紧张的劳动，你们的工作碰到了困难，有很大的困难。运动开始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中间泼冷水，泼下去了。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你们这些同志，这几个月起了作用，今后还要起更大的作用。当然泼冷水泼下去了，靠毛主席扭转过来了。不然大山压下来顶不住，大石头挡住通不过。”〔２７〕

　　８月１２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８月１４日，中央通知：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选举了政治局常委，补选了书记处书记。中央文革小组的陶铸、陈伯达、康生三人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同时被选举为政治局常委。其中陶铸由一普通中央委员突然跃升为党内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堪称奇迹。

　　８月１２日全会通过的公报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列席了会议。公报将小组成员的位置，放在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同志”的后面，中央各有关部门“同志”的前面。

　　有论者断言，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有意扶持它以实质上取代中央书记处，此说并非全无依据，而且，这还可能就是毛泽东“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的本意，就象他以余秋里的小计委实际取代了李富春的国家计委一样。

　　从表面上看，中央书记处当时还存在（就象组成了小计委，大计委还是存在一样），不仅存在，还得以充实，八届十一中全会不仅批准了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调陶铸、叶剑英分别任书记处常务书记、书记的决定，还补选了谢富治、刘宁一为书记处书记，使书记处成员达至１３人之多。〔２８〕惟存在与否是一回事，毛泽东喜欢不喜欢它，眼中有没有它又是另一回事。

　　１０月２４日，毛泽东指责道：“书记处、计委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六二年，忽然四个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到南京找我，后又到天津，我马上答应，四个又回去了，可邓小平就不来”。当月，毛泽东还说：“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１９５９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不说他有能力吗？（聂荣臻插话：这个人很懒）。”“李富春休息一年，计委谁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纪律的，有些事对书记处讲了，书记处没有向我讲，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２９〕

　　中央书记处、国家计委与北京市委一样，都是毛泽东眼中的“独立王国”。

　　我们知道，江青所说的“秘书班子”，与“书记处”在英文里是同一个词——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即使在中文里，“秘书”与“书记”的性质也没有什么两样。故而，我们与其说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书记处，毋宁说它是“第二书记处”、“小书记处”更切合实情，因为当时两者是同时存在的，起码在１９６６年内是如此，只不过在毛泽东那里，两者显然亲疏有别。

　　四、“第一副组长”

　　自批判吴晗《海瑞罢官》到《座谈会纪要》，江青从幕后走出前台，崭露头角。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江青有了自己的政治地位，被全党所“认识”。１９６６年下半年，江青的位置不断往前移，从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第一副组长→代理组长→“党和国家主要负责人”之一。

　　８月１８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和百万群众。新华社电讯称，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并以“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江青等同志分批接见了他们”一句突出了江青。到会的文革小组其它成员的名字，则排在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成员、军队负责人的后面，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的前面。〔３０〕

　　８月２６日，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宣布，唐平铸、胡痴、谢富治、汪东兴、周荣鑫、曹轶欧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３１〕

　　８月３０日，中共中央通知：陈伯达因病休息，在陈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由江青代理组长职务。〔３２〕

　　陈伯达后来回忆称：“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不久，我生病发高烧，住进医院。我提出可由江青代理组长，中央同意。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我正在医院，江青代表小组致辞。从此江青就在小组中横行跋扈，我的话就没人听了。

　　“记得有一天，王力到医院来，他叫我不要管事了，说宣传方面的事现在陶铸同志管，小组的事现在江青管，我再发表意见不好，让我安心养病就行了。后来陆续有一些同志来医院看我，我提出一些事情和看法，结果就触怒江青了。我的病还没有好，江青就让关锋叫我出院。

　　“我开始晓得江青很难对付。过去我和她直接的接触很少，对她缺乏了解。一段时间，我和周总理都说过她的好话，这是出于照顾她和毛主席的关系，另一方面，认识她需要有个过程，她自己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３３〕

　　８月３１日，毛泽东以乘敞蓬汽车绕行天安门广场后再开大会的方式，第二次大规模接见红卫兵。据新华社消息，毛和林彪“以及贺龙同志”，由谢富治、杨成武陪同乘第一辆汽车，紧跟着周恩来、陶铸、聂荣臻、江青乘坐的第二辆汽车，邓小平、康生、刘少奇、陈毅乘坐的第三辆汽车，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乘坐的第四辆汽车，叶剑英、萧华、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乘坐的第五辆汽车，缓缓绕行天安门广场一周，然后登上天安门城楼。“六时四十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宣布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开始。江青同志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大家问好。她说，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们，向你们致革命的敬礼”。〔３４〕

　　如陈伯达所述，他没有出席这一天的大会。新华社电讯首次公开称江青为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

　　１０月１日，新华社在报道国庆１７周年庆祝大会时称：“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党和国家的主要负责人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萧华、杨成武、江青等，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江青首次被官方通讯社列为“党和国家的主要负责人”，虽然，她是这个名单中的最后一人。〔３５〕

　　江青的政治地位，在１９６６年结束之前便已得以巩固。１１月２８日晚，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两万多名“革命文艺战士”，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之所以隆重其事，是为了对江青进行一次集中的人为拔高和吹捧，这是一次向江青表忠献媚的大会。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中央政治局常委，陈毅、李先念、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谢富治等中央政治局成员出席了大会，新华社的电讯特别突出了周恩来、陈伯达与“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江青，三人在大会作了“重要讲话”。〔３６〕

　　江青的讲话，分别于１１月２４日，２７日两次送交毛泽东审阅，毛细心地作了多处修改，并称：“改了一点，供小组同志们参考。”“又有点修改，似较妥当些，”关爱之情，跃然纸上。〔３７〕

　　谢镗忠在大会上宣布：“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江青同志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他说，这是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对我军文化工作的极大关怀。江青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学习得很好，领会得很深，运用得很活，很坚决。由她担任我军文化工作顾问，是加强部队文化工作革命化、战斗化的重要决定。”

　　划归解放军建制的北京京剧一团等文艺团体的谭元寿、郁蕾娣等先后在会上发言。新华社引述他们的话说，江青同志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与文艺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领导我们进行了京剧、芭蕾舞剧、交响音乐等艺术的大革命，使这些艺术走上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成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有力工具，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有力工具。

　　关于江青，陈伯达只讲了一句：“我在这里想说，坚持这种文艺革命的方针，而同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的贡献的。”〔３８〕

　　而周恩来则是长篇大论：“在这里介绍一下，在座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是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上面所说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我在文艺方面是个外行，是个不成功的支持者。在方针上，我是坚持革命化、大众化、战斗化和民族化的，但在实践上，常常犯指导性的错误。例如，在音乐方面，我是外行中的外行，我只强调中西音乐的不同处，强调反对崇洋思想，强调中西音乐分开的基本训练，不认识洋为中用，不认识可以批判地吸收西洋音乐为我所用。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同志直接帮助了我，我也在学习革命歌曲的实践中，得到了深刻的体会。”〔３９〕

　　周恩来的讲话，通篇充满了卑躬屈节、谄媚奉承的表白。谁又可以说，在江青迈向更高权力的道路上，没有周恩来推波助澜的一份功劳？（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注释：
〔１〕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６６）２６７号附件，中共中央办公厅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９日发出。
〔２〕《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页２７。
〔３〕《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页５８５。
〔４〕同〔３〕书，页９３２。
〔５〕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和平图书？新天出版社，１９９７），页７６。
〔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页４０。
〔７〕〔８〕同〔３〕书，页７１２－７１３。
〔９〕〔１８〕《江青同志讲话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８），页２９。
〔１０〕〔１１〕同〔３〕书，页７１８－７２０。
〔１２〕《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页４４７。
〔１３〕〔１５〕〔１７〕毛泽东这两篇讲话在文革中流传甚广。本文抄录自文革群众组织出版物《东方红１９５６－１９６７》（编者佚名）及笔者自己文革中的笔记。
〔１４〕〔１６〕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６６］２６７号附件二，页４－５。
〔１９〕同〔２〕书，页４０－４２。文革中流传毛这次讲话的日期为７月２１日。
〔２０〕《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编者佚名，１９６９年７月），页７７７。
〔２１〕《首长讲话选编（１９６６年６月至１０月）》（联合编辑组，１９６７年３月）页６－８。原文将曹轶欧误为“曹玉娥”。曹轶欧为康生夫人，据王广宇：《关于中央文革建立下属机构的回忆》一文，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正式成立于１９６６年７月初，康生当时宣布办公室主任由穆欣担任，戚本禹、曹轶欧任副主任。穆欣的回忆录则称三人负责办公室，穆欣为召集人。
〔２２〕《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抄录》第一集（编者佚名，１９６６年１０月），页２８。
〔２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数据〈１〉》（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团等联合汇编，１９６６），页８－１６。
〔２４〕〔３１〕〔３２〕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数据》第六卷“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０），页６１－６２。
〔２５〕同〔２３〕书，页７－３９。
〔２６〕同〔６〕书，页１２４。
〔２７〕《林彪文选》（编者佚名，１９６７年１１月，武汉），页２４２。
〔２８〕书记处书记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康生、陶铸（常务书记）、叶剑英、谢富治、刘宁一，候补书记刘澜涛、胡乔木。
〔２９〕同〔１３〕书，页３２９－３３２。
〔３０〕《人民日报》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日，第一、二版。
〔３３〕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２００５），页３０５－３０６。
〔３４〕《人民日报》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１日，第一版。
〔３５〕《人民日报》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日，第一版。
〔３６〕〔３８〕《红旗》杂志１９６６年第１５期（１２月１３日出版），页５－１３。
〔３７〕同〔１２〕书，页１６３－１６６。
〔３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首长讲话选编》第四集（首都大专院校赴西南革命造反队编，中国京剧院红色革命人民战斗队翻印，１９６６年１２月），页６０。


华夏文摘增刊 第六○八期　二○○七年十一月五日

bluesky

【更正启事】


    本刊今年１１月第６０８期中刊登余汝信先生《１９６６年的中央文革小组》
，该文有如下笔误，特此声明予以更正：

    文章内所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数据〈１〉》应为《《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参考资料〈１〉》；《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数据》应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另外谈及关锋时称其为“山东兴云人”，应为“山东庆云人”。

http://www.cnd.org/CR/ZK07/cr444.gb.html#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