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山「兩場革命」與中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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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玉山


美國加州洛杉磯大學的佩里•安德森教授為了探索中國大陸崛起的根源，寫了一篇〈兩場革命〉的長文，並在中央研究院進行了同名的演講(2010年10月)。安德森是知名的左派社會學家，又對中國文化有極大的憧憬。他對於這個主題的處理反映了他的基本主張：毛澤東等人領導的共產革命提供了中國崛起的基礎，而這個革命是和中國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密切聯繫著的，於是從中華文明、中共革命，到中國崛起之間牽出了一根線索。這樣的思路，如安德森本人所示，是和林春等人的左派觀點類似的 。在論述的過程當中，安德森把中國大陸的例子分別和蘇聯與東亞國家(日本、南韓與台灣)做比較，認為有很大的不同。然而有趣的是，要掌握住今日中國大陸的發展模式，正是需要分別尋找它和蘇聯與東亞模式的相契合之處，並且體會這兩種看似差異甚大的發展典範，如何在中國大陸的身上融合為一體，形成「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Post-Totalitarian Capit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的政經體系，並且發揮巨大的力量。至於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和中國革命之間的關係，與其說是前者實現了後者的理想，不如說是對後者的反動。中國的崛起不是基於共產革命，而是決絕地從這個革命的理念中脫出，但保留了革命的工具(黨國體制)，爾後和東亞的發展模式接軌。今日的中國，是在共產黨主導下發達了國家資本主義，但完全背棄了當年社會主義革命的理想；中共留下了革命的軀殼，但做著完全相反的事情。這樣看起來，安德森從共產革命拉到中國崛起的那根線索，是想像大於現實的。
向中國革命「一邊倒」
安德森以絕大部分的篇幅，比較了中國和蘇聯的共產革命。他的判斷是一邊倒的。在這兩場革命的生命史當中(當然中國的革命並沒有完結)，中國都是大大優於蘇聯的。安德森討論到兩個國家共產革命的緣起、集體化的進行、統治者對幹部的整肅、改革的成敗、菁英的特性、與革命的成果等多個面向。就革命的起源和社會基礎而言，蘇共僅能依靠占人口百分之三的城市工人，基礎薄弱，而十月革命的成功，必須歸因於一次大戰時德國的軍事勝利削弱了沙皇的統治能力，結果布爾什維克在獲得合法性之前便幸運地攫取了政權。相對於此，中共經歷了長期的內戰，推動了土地改革，擁有中國農民的衷心支持，因此最終能夠打敗腐敗的國民黨。由於革命的方式不同，中共比蘇共在廣大的人民心中享有更高的合法性。
在革命成功了之後，蘇共仍然不信任群眾，對於其敵人，則一貫加以鎮壓或剷除(例如對富農階級，kulaks)。中共則以說服和思想改造來處理反對它的力量。所以蘇聯的集體化是伴隨著強迫的人口遷徙，以及大規模的飢荒；而中共所推動的集體化卻受到農民的支持，能夠快速達成，在過程中並沒有招致當年蘇聯強制推動集體化所帶來的災難。當然安德森沒有否認大陸在集體化之後出現了三年大飢荒的事實，但是和蘇聯比較，他認為死亡的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其實差不多。大陸農村在大躍進之後快速地復原，而中共的威信在中國的農民心中仍然強固。凡此都和蘇聯的情況形成重大的反差。
安德森認為即使在比較兩國的大整肅時，毛澤東也是優於斯大林的。在1930年代，斯大林屠殺了整個老一代的布爾什維克，並且把大批的同志關入了集中營。毛雖然也鬥爭了親近的同志，但他是為了防止中共的體制走向如蘇聯一樣的官僚化，以及出現黨內享特權的資產階級。毛沒有動用安全情治機構，而是通過發動年輕學生自下而上地進行文革。這是「控制的混亂」(controlled chaos)。中國文革死亡的人數遠不如蘇聯的大整肅，而且文革不是政權的鎮壓，而是青年的解放。文革有其平均主義的理想，受到年輕人熱烈的支持，對社會的負面衝擊也比蘇聯的大整肅要溫和。毛沒有濫殺同志，除了劉少奇之外中共的領導高層都存活下來。安德森認為這是由於中國的政治傳統中強調教化甚於強制，這樣的傳統影響到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運動，甚至影響到以打倒傳統為目標的文化大革命。
就改革而言，也是中共勝過蘇共。蘇聯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權的統治經濟，扼殺了創新的能力，導致勞動生產力停滯不前，而獨重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的偏頗結構，更壓抑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共產主義對蘇聯人民逐漸喪失了吸引力，使西化派成為知識分子的主流。戈巴契夫雖然大力推動改革，但是沒有行動的綱領。他將改革的重心擺在政治和對外關係，因為那比變動經濟結構要簡單的多。結果他試圖繞過共黨來推動體制改革，而忽略了沒有共黨，蘇聯的多元民族結構將無法維繫。戈巴契夫的改革最終導致蘇聯的解體。相對於蘇聯的失敗，中共具有一些有利的條件，諸如較少採用落後技術的工廠、較不集中的計畫體制、較強的地方自主傳統、充滿活力的農民、共黨更高的威信、較和善的國際環境、以及較小的民族問題等。然而最為重要的，是領導中共從事改革大業的是充滿經驗的第一代老革命家，他們經過大風大浪，具有宏大的視野與格局，並且熟知策略和技巧。在「八大老」身上可以找到列寧主義革命家的特質：激進但紀律、充滿創新的想像力、能沉著地等待時機，又能大膽地轉換方向。這和蘇聯的改革者是一群和社會孤立、缺乏經驗的官僚，滿心認為西方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完全不同。中國的領導者以革命的熱忱、千年的自信(millennial self-confidence)、世紀的淬鍊，與世界上最古老而不間斷的文明精神來進行改革，其格局豈是蘇聯的改革者所能項背？
在討論兩國的比較時，安德森進入歷史，解說俄羅斯長期是處於歐洲的邊陲，雖然曾經自命為「第三個羅馬」，並厭惡西方的物質主義，但是其唯一能與西方抗衡之處僅在於其廣袤的疆域與龐大的人口。俄國人始終徘徊在西化與抗拒西化之間，沒有建立自身的價值與信仰系統。與此相對地，中國在其長期歷史中是居於區域的核心，是天朝上國，從來不認為應該向誰臣服。安德森認為在這樣的文化和知識背景之下，雖然同樣面對西方的強大勢力，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的反應是與俄羅斯大不相同的。不論是魯迅還是毛澤東，都是以中國式的創新精神、自信和大度來回應強勢的西方文明。安德森在激烈反對傳統的魯迅和毛澤東的身上發現了悠遠長存的中華文明，並以此論定中國面對西方的反應勝於俄國。
在進行改革的過程當中，安德森強調毛時期的遺緒為中國帶來了有利的影響，包括較小的計畫體制與較獨立的地方經濟等，而這些都是蘇聯所沒有的。地區的競爭使得中國各省在改革時期競相爭取經濟表現，激發出生產的動能，而蘇聯的地方卻在幾世紀中央集權的傳統下一片死寂，無論戈巴契夫如何召喚都沒有辦法動員起來。毛時期的有利遺緒尚不只此，由於中國廣大的農民在毛時期便沒有被含括在國家的福利制度當中，而高度工業化的蘇聯卻必須承擔所有勞工的社福費用，因此對國家的財政帶來截然不同的影響。缺乏福利保障的中國農民更必須努力儲蓄，結果透過金融機構替工業發展提供了豐沛的資本。毛不照顧幫他打天下的農民，結果卻成為政權重大的資產。這就是楊小凱等人所稱的「歪打正著」。
安德森對於天安門事件的詮釋是很有趣的。一方面他讚美中國學生和知識階層在當時所展現出的理想與勇氣，認為顯示了中國革命的傳統，一方面他又欣賞鎮壓革命的元老，能夠在危急時刻大膽使用武力，來應付對中共政權的威脅。而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更加鼓勵人民致富，提出「發展是硬道理」，這些都為接下來中國的快速發展奠定基礎，終於成為今日的經濟強權。而蘇聯卻在排山倒海的民族獨立浪潮下快速肢解，人口與領域減半。今日的俄羅斯經濟更落到僅靠出口能源與原料來維繫。對安德森來說，中國和俄羅斯的共產革命，真不啻是天差地別。
蘇聯在革命上勝過中國，中國在脫離革命上勝過蘇聯
在安德森的敘述與分析當中，蘇聯經驗一無是處，而中國的革命不論如何跌宕起伏，都是為今日的興起安排伏筆。這樣的觀點看在比較共產主義的研究者眼中，不免太過一偏。事實上，中國和蘇聯的共產革命有眾多結構性的類似之處，而在兩者有顯著差異的地方，蘇聯的經驗通常比中國為優。只有當兩者都試圖從社會主義(也就是革命的理想)脫出時，由於中共過去的慘痛經驗，因此在改革開放的路上走得更為決斷，已經進入了東亞模式，而遠非蘇聯在其有限的改革進程中所能企及。中國勝於蘇聯和俄羅斯，其實是從脫離社會主義革命的那一點開始的。
中國的共產革命是源於蘇聯。不論是理念的啟蒙、黨組織的創立、人員的訓練、策略的指導、到建國後全盤制度(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文化、民族等各方面)的建立，甚至基礎建設的推動與第一代工廠的興建等，中共都是以俄為師，其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沒有蘇聯的發動與協助，就沒有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肇建。在革命的進行過程中，二者都經歷了對外戰爭和內戰的階段，對外戰爭(俄羅斯參加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中國的對日抗戰)都削弱了原統治者(沙皇及二月革命後的克倫斯基政權和中國的國民政府)，使得兩國的共黨有奪權的機會，而內戰則決定了共黨的最後勝利。雖然在俄羅斯共黨是先攫取兩都(聖彼得堡與莫斯科)成功，而後以紅軍征服全俄，而中共則是以鄉村包圍城市，但是這些僅是戰術的區別。兩國的經濟環境從傳統的馬克思主義來看都不足以支撐社會主義，因為那是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勞資矛盾完全爆發後才應該會產生的。俄羅斯在革命時僅有少數的城市工人階級，而中國則只有想要分田的農民，在這兩個國家當中，社會主義都是共黨從上而下加諸於人民的。為了實現烏托邦的理想，和鞏固共產黨的政權，兩國共黨都推行了快速的集體化，並且帶來社會經濟的重大損失，以及可怕的人命代價。兩位革命暴君──斯大林與毛澤東──都以階級鬥爭之名整肅同志，黨內最高領導階層幾無一倖免。到了革命暴君死後，兩國都進入改革時期，發動者都是反對狂飆革命政治的老幹部。從這一點開始，蘇聯與中國大陸才真正分道揚鑣。很明顯地，兩場革命在發展過程中展現了巨大的結構相似性。這些相似性都是和原本勢力微弱的共黨試圖奪取政權，而在其成功後又試圖將其意識型態強加於社會息息相關的。
在這樣的基本框架之下，我們當然還是發現兩場革命之間一些相異之處，但是在這裡，蘇聯的表現事實上優於中國大陸，而不是相反。蘇聯建立了一套迥異於西方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模式，這個模式以社會主義為名，將極權政治與統制經濟結合，可以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促進經濟的高速發展，而其分配則優於自由市場與資本主義。雖然蘇聯在其經濟成長從外延模式(extensive growth)轉向內涵模式(intensive growth)時，發現高度集權的統制經濟有所欠缺，無法持續創新與提高勞動生產力，但是這個制度還是有其工作保障、社會福利、穩定物價與分配平均等方面的意義。仿效蘇聯的中國大陸卻無法達到這樣的發展境地。由於資本的缺乏與堅持發展重工業，毛澤東異想天開地以精神動員法來調動勞力，試圖無限量地取代資本，結果帶來重大的失敗與人為的大飢荒。其後雖然一時退卻，但是極左思想蔓延，整個社會處於不間斷的政治和經濟運動之中。共產中國的經濟制度是紊亂、無效率和高度不穩定的，革命後中國的發展水平更是遠遠地落於蘇聯之後。毛澤東對知識的敵視，造成了特別巨大的傷害。文化大革命把整整一代的中國人打成無知和反智，而在蘇聯，無論政治如何掛帥，精緻文化、科學與藝術始終占據重要的地位，而蘇聯的教育更始終保有極高的水準。安德森提到斯大林對同僚的殺戮甚於毛澤東，認為後者著重意識的教化，而這又和中華文化有關。事實上毛對其同志異常殘酷，極盡羞辱與迫害之能事，而在放手讓地方進行階級鬥爭的情況下，文革的殺戮絕不下於蘇聯的大整肅。毛澤東更將知識分子(臭老九)當成一個階級來加以敵視與壓制，這在古代的中國帝王當中是幾乎絕無僅有的。總體而言，毛式的社會主義雖然取法蘇聯，並且展現了許多結構性的相似性，但是在其最具有特色之處，卻經常為國家帶來深重的傷害，甚於蘇共之所為。在實踐社會主義革命理想的這一部分，中共實在沒有甚麼高於蘇聯之處。直到改革開放推動之前，兩國熟為先進、孰為落後，實在一目瞭然。
中國經驗超越蘇聯之處，是它脫離社會主義、脫離革命的方法。蘇式社會主義有其成功之處，但也造就了其僵固性，與巨大的既得利益，因此難以進行平順的轉軌。毛式社會主義的缺陷有目共睹，即使大部分的統治菁英也是其受害者，因此中國反而可以決斷地轉向。安德森所言中國的改革者是第一代的革命家，具有宏觀的視野與戰略的靈活性，而蘇聯的改革派卻是識見有限的科技官僚云云，其實點出的是蘇聯的社會主義體制存續時間較長(到1980年代已有70年)，改革者在體制的教化中成長，受長期存在的框架影響較大，而中國社會主義體制的存續期間相對較短(到1980年代有40年)，其創建者便是發現其難以繼續運作的改革者，因此更具有能力將其改造與轉化。毛式社會主義的缺陷，成為中國脫出社會主義的最佳條件。從這個事實來看，成功的不是中國的社會主義，而是中國成功地從社會主義脫離。
在1980年代中期，蘇共的領導人由於受到美國巨大的軍事競爭壓力，以及本身經濟持續停滯的影響，深深感到必須進行改革。在1985年上台的戈巴契夫曾經試圖在蘇聯既有的框架之內，以加速投資與整頓工作紀律的方式來改革體制，但是無法成功。他決定要深化改革，從完善與調整計畫到進一步引入市場機制，希望建立「市場社會主義」 。由於遭受中央計畫官僚和黨內保守幹部的反對，戈巴契夫決定大膽地以公開性(glasnost)和民主化(demokratizatsia)來引入社會力量，壓倒保守勢力，以進行蘇聯體制的重建(perestroika)。然而就在這一點上，他低估了強制力對維繫蘇聯這個多民族國家的影響，結果在開放與民主的環境之下，各個加盟共和國都爆發了民族主義的浪潮，在短短六年之間，蘇聯分崩瓦解。相對於此，中共的改革派領導人在黨內的權力根基深厚，不需要大幅地引入社會力量，就可以壓倒保守派。雖然從1979年到1989年的10年之間，在中國大陸也出現了反對中共體制的聲音，並且帶來了大規模的學生示威運動，以及天安門的鎮壓，但是鄧小平等領導人掌握住清楚的方向，他們從來沒有試圖建立多元開放的政治環境，而對於政治改革的倡議也僅是為了進行有限的黨內鬥爭。由於本身的權力地位較高、對於引入社會力量的需求較低，因此當社會中出現反對中共體制的聲音時，改革派便迅速轉向，壓制社會的反對勢力，其目的是始終維持「政左經右」的格局。到了1990年代，蘇聯已經因為改革失敗而瓦解，而中國的共產政權卻因為成功地進行了經濟改革而存續，成為東亞經濟奇蹟最新的一個例子 。造成此一重大差距的根本原因不是中華文化給了中共的領導人宏觀的格局，而是由於過去毛式社會主義的失敗，使得中共最有實力的第一代革命家體認到脫出社會主義的必要，並獲得大部分幹部的支持，因而成功地領導了改革的進程。質言之，沒有毛的失敗，不會有鄧的成功；沒有中國社會主義的慘痛經驗，不會有中國脫出社會主義的平和順利。安德森認為中國的革命勝過蘇聯，其實是中國從革命的脫出勝過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在中國沒有成功，而是慘痛地失敗了。
在中國大陸社會主義的失敗，促使中共進行轉型，但是轉型的範圍，主要是在經濟領域，而不是在政治。經濟改革是為了服務政治，是作為政治改革的替代物，因此黨國體制的結構是完整地保存下來了。然而，為了防止文革亂象的再度出現，也為了建立制度性的環境，鄧小平主導了影響至關重大的幹部與人事改革，其目的是讓黨機器更有活力與動能。總體而言，共產革命為中國所帶來的最大遺產，是具有高度社會控制能力的黨國體制。這個體制在改革者的手中，變得更加完善和有效了。
中國模式、東亞與後極權
在「兩場革命」的尾端，安德森轉換了比較的對象，開始觸及中國和東亞模式之間的異同。他非常強調國際的因素，認為不論這兩個發展模式間有甚麼表面的相似之處(出口導向的高速經濟發展)，由於國際因素對兩者扮演的角色截然不同，因此中國與日本、南韓和台灣走的不是同一條道路。安德森認為中共的革命創造了真正主權獨立的國家，而這是和二次大戰後的日韓台不同的。後者為了補償其對美國的依賴性，所以限制外資，並極力發展本國企業；另一方面這些不穩固的東亞政權又恐懼其農民仿效中國的革命，因此推動土地改革，又致力防止城鄉的差距擴大。中國大陸可以容許大量的外資進入，無視其經濟對外貿的高度依賴，又不在乎城鄉間的巨大差距，正顯示出這個政權的獨立與自信，可以強硬地對付農民和外國人(dealing toughly with peasants and foreigners alike)。在這裡，安德森指出了一個中國大陸和東亞模式最大的不同處：中共是一個更為強固和獨立的政權。這一點無庸置疑。雖然安德森認為這是中國革命的寶貴遺產，其實這是蘇聯黨國體制的首要特徵，也就是中國大陸和東亞的不同之處，要在中國和蘇聯的共通性上理解。

現在讓我們從一個更整體的角度來看中國崛起的制度背景。今日中國的發展模式，是一種獨特的制度和現象組合，其中一部份是來自蘇聯和東歐式的「後極權主義」(Post-Totalitarianism)，另一部份的現象是來自東亞式的「資本主義發展國家」(Capit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中國的獨特性是在於結合了這兩個過去在不同地區和時間發生的制度現象，而產生了「後極權的資本主義發展國家」(Post-Totalitarian Capit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正是由於匯合了後極權和資本主義發展這兩個形似南轅北轍的制度根源，才使得中國大陸的經驗看似獨特而又不獨特：現象的組合獨特而個別現象的本身又不獨特的情況。
後極權所指涉的是一種從極權主義轉出、但並未民主化的特殊威權主義政體 。要了解後極權的概念，必須從極權主義出發。冷戰初期由福來德立希和布里津斯基所發展出的極權主義概念指的是一種以烏托邦式的意識型態為絕對目標、由至高領袖所領導、透過一個全能的黨來動員社會、掌握住一切軍事、經濟與傳播工具，並肆行恐怖統治的政治體系 。然而極權主義事實上僅適用於革命狂飆時期的共黨政權 。當各個共黨國家離開了革命狂飆時期之後，它們便逐漸顯現出制度化、科學化和理性化的特色，意識型態臣服於消費主義，烏托邦讓位給發展，革命暴君不再、恐怖統治也消戢 。這樣就標誌著從極權主義進入了後極權主義時期 。由於在歐洲的蘇聯集團之內，莫斯科的蘇共是各國共黨的實質領袖、而為各國馬首是瞻，因此當蘇共脫出極權主義之後，各國也亦步亦趨地仿效。當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死亡，各國的「小斯大林們」也隨之一一在政治上失勢 。然而由於中國在蘇聯的權力圈之外，因此蘇聯集團進入後極權主義並沒有引起中共產生同樣的變化。中國的斯大林——毛澤東——不斷地抗拒著中共走「修正主義」道路的壓力。在毛澤東的堅持之下，中國大陸人為地持續著革命狂飆階段，進行了10年文革 。一直到毛澤東死亡、華國鋒失勢，鄧小平上台，中共才逐漸走出了極權主義 。
後極權主義的特色是一定程度的政治制度化、科技官僚統治，和消費主義 。這些特徵是針對著極權主義的恐怖統治、意識型態治國，和烏托邦主義而來。後極權主義為政治生活帶來可預測性、增加了政策的科學理性，同時以滿足人們的物質利益來爭取他們對共黨政權的支持。簡言之，就是制度化、科學化和物質化，或是如韋伯所指稱的常規化(routinization)。這並不代表後極權主義便是威權主義。事實上此二者有相當的不同 。對於從未進入過極權主義階段的威權主義國家而言，它缺乏滲入社會深層的統治機制，而後極權主義仍然保有這些機制，甚至當社會中出現有限的多元現象的時候，後極權的國家仍然牢牢掌控傳播媒體、堅持對於意識型態的詮釋權、高度涉入經濟與社會事務，並保有包絡整個社會的黨組織，對新生的社會領域進行滲入和控制 。黨對於獨立的社會團體保持高度敏感，不容許出現任何反對力量。這樣看起來，後極權主義是介於一般的威權主義和極權主義之間的政治體系，在施行社會控制上，有優於一般威權主義之處 。
中國大陸現在正處於此種後極權的威權主義階段中 。意識型態已經失去指導政治的作用，但還殘存著合法性符號的功能。神魅式的個人統治已經不再，而由常規化的官僚主治。黨的革命性和運動性逐漸消失，成為保守的政治勢力。計畫經濟逐漸退縮，市場扮演起愈益重要的角色。恐怖統治成為過去，共黨政權正在努力建立政治上的可預測性。這些特色都使得中國大陸非常類似後極權時代的蘇聯和東歐。整體而言，就是政治制度化、科技官僚統治、和消費主義興起。但是也像前蘇聯和東歐的共黨政權一樣，中共政權仍然實行一黨專政，並且藉著高科技的運用，試圖進一步地掌控社會的脈動。後極權的特性使得中共對於有獨立組織的社會力量異常猜忌，並且可以毫不顧忌地放手鎮壓(例如法輪功)。黨的組織仍然滲入所有重要的社會領域，雖然不再動員，但仍然積極地監看警戒著。
如果中國大陸的政治變遷僅止於由極權主義進入後極權主義，那麼今天的中共政權將非常類似過去蘇聯和東歐在後極權階段的形貌 。然而，後極權化僅是中國政治轉型的一個面向。另外的一個面向則完全超出了過去的蘇東經驗，而將今日中國帶到一個全新的面貌。這第二面向的轉型就是中國大陸成為資本主義發展國家。
資本主義發展國家這個概念的原創者是詹鶽(Chalmers Johnson) ，後來展開成為一個重要的政治經濟學派 ，其主要的經驗指涉是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等創造經濟奇蹟的發展模式 。此種模式認為國家在帶動經濟發展上可以扮演遠比西方新古典經濟學說所承認的更為重要的角色。資本主義發展國家的思想根源是德國李斯特在19世紀初所倡議的「國民經濟學派」，而在日本發揚光大，促成了戰後日本經濟快速復興的奇蹟。發展國家仰賴一群優秀的經濟官僚來主導國家的產業策略，他們無顧忌地操縱市場，決定商業競爭的贏家。他們用國家的力量來影響利率與匯率、決定賦稅與補貼、興建工業園區、導引銀行貸款、調控勞動人力、保護國內產業、提供國際市場資訊，甚至由國家來從事研發，而後轉移到企業。經濟官僚獲得政治領袖的充分授權，得以施展高度的經濟理性，而不必擔心政治干擾。他們的產業政策創造了新興產業的利基，開拓了國際市場，並帶動了企業集團的出現。他們的主要著眼點是促進高速的經濟發展，來為本國的產業在世界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資本主義發展國家是現代的重商主義者，這些國家在外匯積累上通常都有卓越的表現。由於經濟成就亮眼，因此發展國家得以累積足夠的合法性，來支持住一個非民主或次民主的威權體系。日本是這個模式的原型，東亞四小龍，特別是台灣和南韓，是後續的實例，而中國大陸的發展經驗則是這個模式最新進的展現。
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展開南巡，重新啟動經濟改革，並且針對蘇東變局和國內局勢的騷亂急切地想要在經濟上有所表現，以挽救中共政權的危亡。結果在1990年代重新啟動的經改走了更大膽的步子，把中國大陸的產權結構做了對非公有部門更有利的改變 。在這個背景之下，當局對國有制的堅持僅僅表現在各個「制高點」上(例如金融)，其餘的部門都讓私有企業伸入，並大幅度地引進了國外的資本，也就是明確地從市場社會主義轉向了國家資本主義。從歷次經濟改革的主軸來看，一開始是邊際性地引入市場機制，然後是逐漸增加市場、取代計畫 ，最後是進入所有制改革的範疇，從容認私有制開始，到把公有制與私有制等量齊觀，強調公私協調合作。中共在十二大時(1982年)提出了「以計畫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接下來就是「有計畫的商品經濟」(1984年)、「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十三大，1987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十四大，1992年)、「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十五大，1997年)，最後到「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且「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十六大，2002年) 。在這個過程當中，中共逐漸用市場取代計畫作為資源的分配機制(雖然這是在國家監看和調控下的市場)。而在所有制上，也從「個體戶」、「私營企業」到「私有企業」，實質上一步步地放棄了對於公有制的堅持。除了名目上不再獨尊公有制之外，在實質上更透過硬化預算，在更大的範圍內(特別是在鄉鎮企業)達到了隱藏與實質的私有化 。不過雖然一方面容許更大程度的私有化，中共政權在發展產業時卻完全沒有忘記國家領導的角色，力圖透過操作各種市場參數來導引資本進入重點項目，並在生產因素的提供、基礎建設的安排、企業利潤的分配等方面盡力求取產業政策的實現。隨著非公有部門份額的持續擴大，和各種產業政策的擬定與落實，中國大陸已經越來越趨近東亞發展國家的模式，而和1980年代的市場社會主義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認定東亞的發展國家具有特定的制度特徵，而後用以一一檢視中國大陸，常會發現兩方面的制度特徵未必完全相合。例如外資在日本、台灣和南韓的經濟起飛過程當中所扮演的角色相當有限，而中國的經濟高速成長和外資的大舉流入有非常大的關係 。又如在中國大陸積極以政策利多來推動經濟成長的主要是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這又和早期的東亞經驗不相合 。然而在詹鶽的原初概念當中，資本主義發展國家不是以特定的政策手段或行政階層定義的，而是以行政官僚的的心態和能力定義的。只要國家的經濟官僚可以自由地選擇管制或市場的政策工具，以扶植特定的策略型產業(甚或特定企業)成長，並獲得政治領導階層的充分支持，而不需要順服於社會特殊利益，最後並以出口擴張和高速經濟成長來支撐政權的合法性，這便是發展型國家。簡單地說，就是成長取向的威權體制、自主理性的經濟官僚、公私合作的產業政策，和出口擴張的成長策略 。此類國家和服膺於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的最大差異便在於政策手段的靈活彈性，一切以達到發展產業、促進經濟成長為目標。因此執一、二過去發展國家所常用的政策工具作為標準，來衡量今日某國家的作為是否符合發展國家，其本身便不符合發展國家的原則與精神 。故而如果今日中國大陸有外資可予運用，則站在發展國家的角度自應運用；而如果地方政府具備有力的政策工具可促進本地的產業發展與經濟成長，或中央可以調控影響地方政府的誘因機制，使其為自利而推動本地的產業與經濟發展，則站在發展國家的角度亦應充分利用此種機會。要之，發展官僚不順服於任何意識型態，不信仰共產主義或資本主義，而僅在意本國的經濟發展，是完全的經濟國家主義者(economic nationalists)與重商主義者(mercantilists)。站在這個角度看中國大陸當前的經濟發展，確實展現了高度的發展國家面貌。它既非「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亦非遵循新古典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而是最為巨大而迅猛的東亞發展國家。不僅如此，這個東亞發展巨龍還維持著後極權的統治機制，而成為幾乎獨一無二的制度組合 。
造成「後極權的資本主義發展國家」的原因非常清楚：中共政權是處身於東亞的共產主義政權。因為是共黨政權，因此在經歷了一段痛苦的追求革命理想的試驗階段之後，必然會進入渴求安定的後極權時期，但是還繼續維持極權主義國家對於社會的統治機制。這是後斯大林時期在蘇聯和東歐的普遍趨勢。另一方面，由於眼見鄰近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舉世稱羨的經濟發展奇蹟，和透過經濟表現鞏固政權合法性的經驗，中共很自然地會試圖建立一套資本主義發展國家的制度，希望能夠達到同樣的效果。於是後極權和資本主義發展國家相結合，成為看似自相矛盾的「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結合了蘇東共黨的統治機制和東亞的發展經驗。此種特殊的政經模式不能單從其後極權或發展國家的面向來看，而必須結合二者再予以觀察。
安德森在〈兩場革命〉當中，將中國大陸和蘇聯與東亞相比較，認為中國既不符合蘇聯模式，也不屬於東亞典範，這樣的觀察部分是正確的，但也是不完全的。中國大陸之所以會被拿來和蘇聯與東亞比較，就是因為大陸和這兩個參照組分別具有重大的相似之處，但是也各自有不同之處。今日的中國模式，正是一方面從蘇聯經驗擷取了黨國高度滲透社會、但不追求意識型態理想的後極權體制，另一方面又從東亞經驗擷取了以國家政策驅動私有經濟高速成長的資本主義發展國家模式。所以中國模式和蘇聯的後極權與東亞的資本主義發展國家分別相似、又不完全相同。它和蘇聯的後極權不同之處，便在於它和東亞模式的相合之處，亦即充分容忍私人企業的發展，而由國家予以調控引導。至於它和東亞模式的不同之處，便在於它和蘇聯的後極權相似之處，亦即強固的黨國體制，能抵禦國內外的政治衝擊。後極權的資本主義發展國家比單純的後極權、或單純的資本主義發展國家都更具有體系的強韌性，因為後極權只有棍棒、而資本主義發展國家只有胡蘿蔔，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卻是兩者兼具，可以施展兩種最重要的統治工具。安德森試圖告訴我們中國的共產革命比蘇聯的成功，最主要的論述基礎便是中國大陸自從改革開放以來的飛躍進步。然而中共的成功之處，不是在於其社會主義革命本身，而是在於它如何從毛式社會主義中脫出，但仍延續了蘇聯模式中的強國家，又創造性地搭配了東亞模式中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是這樣的組合，使得中國大陸的體制保持活力，持續創造經濟奇蹟，又能維持政治穩定。但也是這樣的體制，使得大陸的政治不得自由，民主僅存在於部分基層，而政商間盤根錯節、千絲萬縷的聯繫更成為腐敗的溫床。很顯然地，此一發展模式具有其有效性，但也帶來了巨大的代價。
中國大陸土廣民眾，基底龐大，採行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體制後生產力獲得解放，已經快速地成長為世界上第二大的經濟體，並對西方所推廣的民主資本主義構成極大的挑戰。此時探索中國崛起的根源，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 。就這個問題，安德森認為有歷史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的三類解釋，其中社會學的解釋強調中共的革命，而他就是這個流派中人。強調中共革命便是強調毛時期的制度遺產，認為替日後的改革奠定了基礎。本文贊同最重要的因素是制度，因為它是調動其他因素的樞紐，但是最重要的制度因素不是革命遺產，而是中共混合後極權與資本主義發展國家所創造的新體制。此一體制非中國的共產革命所能含括，而是在毛氏社會主義失敗之後，中共保存與完善了後極權的黨國機器，並向東亞的國家資本主義轉軌後才形成的。這個制度的出現，彰顯的不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成功，而是其失敗。安德森想在社會主義革命中發現中國崛起的根源，恐怕是找錯了方向。


吳玉山，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特聘研究員兼主任。研究專長為比較社會主義國家政治與經濟轉型、半總統制與新興民主國家憲政設計，與兩岸關係理論。最新著作包括編著專書 Semi- Presidentialism and Democracy (2011)與In Search of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 Beyond the Beijing Consensus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