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明：略谈军队院校的“文革”

bluesky

张建明

　　一、前奏

　　大家都知道“文革”最先是从北京市的大专院校开始的。

　　１９６６年５月，北京大学的干部聂元梓等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并进而发动年青学生“破四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终把矛头指向了刘少奇。８月１８日，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从此揭开了“文革”的历史序幕。

　　军队院校的“文革”运动要比地方院校晚得多。北京的学生已经把大字报贴上街头时，我们还在准备期末考试。记得一天，一个家在北京的同学对我说，他接到了家里来信，说北京乱起来了，陈毅被批斗了，说他反对毛主席。没过几天，系里通知要大家上交刘少奇写的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当时问指导员为什么，他说不知道，他当时的确不知道。

　　后来有几个地方大学的“红卫兵”来学校串联，我们看见他们胳臂上套着红袖章，都感到很新鲜。不过，当时军队院校是严禁搞“四大”的，不准贴大字报。但迫于当时的形势，上级终于同意用“小字报”的形式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我记得学院里各系都设立了“小字报室”，只允许把小字报挂在房间里。其内容也主要是针对教员的，基本上没有针对干部的。我也写过批判教员的文章，批评教员让我们听“灵格风”英语教学资料是在扩散“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现在想起来，是很可笑的。实际上，像这种“鸡蛋里头挑骨头”的批判在当时是很普遍的。

　　不过，这种平静很快就被打破了。从１９６６年７月以后，开始有人贴出了针对学院领导干部的大字报，甚至称院党委是“修正主义”的。由于军队院校的学员不仅来自应届高中，而且有不少来自机关和部队，所以年龄比较大，政治上也比较成熟。因此在“文革”初期，面对院领导是否是“修正主义”的问题，多数人是不认同的。但比较年青的学员很容易接收社会上的影响，“越左越革命”的思潮逐渐在年青学员中蔓延开来，我和周围的同学一样，都很快被卷入了这个“越来越左”的漩涡之中了。以年青学员为代表的“造反派”和以干部、教员为代表的“保守派”形成了强烈的对峙，由于上级有命令，军队的“文革”只能在党委领导下进行，所以“造反”派的势力并没有占上风；相反，率先给院领导贴大字报的学员都做了检查。

　　我记得，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八月，我还在录音机旁学外语。由于第一次听到林彪在天安门上拖着长腔讲话，觉得很好玩，就在录音机里学林彪讲话，然后再用录音机大声放出来。后来有人说，这小子敢学林副主席讲话，太不严肃了！

　　１９６６年９月，中央军委的一道命令，终于拉开了军队院校“文革”的序幕。全军院校的学员都打起背包，集体到北京参观地方大学，“学习文化大革命”。

　　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位老军人，他带过兵、打过仗。但他没有想到，这次带兵出征却是他一生军旅中的最后一次，也许是最失败的一次，从此他永远失去了他的指挥权。

　　二、“会师”北京

　　我们的学校在南京，这里是军队院校最集中的地方。当我们赶到火车站时，发现还有其他院校的学员一起同行。能够到北京去，这对于不少同学来说，还是第一次。

　　我是在北京长大的，上一次回家探亲是在１９６６年的春节。那时的北京是恬静的，秩序井然。记得春节期间去看望中学的老师和同学，家家的饭桌上已经摆上了鱼和肉，三年自然灾害时的浮肿病已经见不到了，商店里的货物已经十分丰富。尤其北京的社会秩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等公共汽车时大家自觉排队，十字路口处绝对没有人“闯红灯”。记得一次我在长安街上走，两位执勤的军人拦住了我，问我是哪个部队的，原来我衣领的风纪口在无意中脱开了，我因此被记过一次，回到学校还受到了批评。

　　可这次回到北京，似乎一切都变了。自行车在马路上乱穿，红绿灯已经失去了作用；公共汽车还没有进站，人们就蜂拥而上，小一点的孩子干脆就从车窗钻了进去。只见一队“红卫兵”在长安街上走，一遍走、一边在唱着“造反有理”的歌，最后还有一句口号：“谁要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原来，这就是“文革”啊！

　　我们被安排在北太平庄附近的测绘学院住下。大家都是席地而睡，和来京串联的学生相比，我们的待遇已经很好了。

　　所谓“学习文化大革命”，就是到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看大字报。当时全国已经掀起了“学习解放军”的热潮，所以当我们列队走进校门时，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为了表示支持“文革”，我们唱起了刚刚学会的歌：“解放军是个革命大学校，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革命重担肩上挑。……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私批修，要为人民立功劳。”

　　我们还参观了“破四旧”展览，主要是展出“红卫兵”抄家时发现的所谓“变天账”。有国民党旧人员以前的照片，证件；有一些解放前的旧军服，徽章；还有所谓记录被没收财产的清单等。然而，后来我看过一个展览使我震惊。在北京的一所中学里居然有一个小“牢房”，是关押出身“不好”的学生的。一个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关押期间，居然被关押他的同学用刀刺伤。一看名字，我都认识！他们一个姓鲍、一个姓耿，也是我以前所住机关大院的孩子，没想到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居然在“文革”中成了“阶级敌人”！“文革”初期出现过所谓的“血统论”，出身“不好”的学生是不能参加“红卫兵”的，甚至会被“专政”。

　　我们在北京一直停留到１９６６年的国庆节。当时我们的任务是在天安门广场南侧站方队，等游行队伍通过后再维持秩序。在游行过程中还算顺利，但到了最后就乱了，广场上的学生提前涌向天安门，争着想看见毛主席。等毛主席离开后，大家逐渐散去，后来发现毛主席没有离开，他走下了城楼，从金水桥上走到了广场前沿，这时人们再次涌向天安门，秩序大乱。等到散会以后，天安门前留下了不少鞋子。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５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所有在北京的军队院校学员都集中到了工人体育场，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四位老帅接见了我们。

　　这是个历史性的时刻，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有两个理由：

　　第一、叶剑英宣布了中央的一个决定：林彪将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第一次在正式场合向社会公开宣布这个决定。

　　第二、叶剑英宣布：军队院校开始采取“四大”的形式开展“文革”。换句话说，军队院校将与地方大学一样，可以组成“群众组织”，院校党委不再直接领导运动。

　　但是几位老帅又做了一些说明，大意是说你们是军人，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要再成立“红卫兵”组织，你们已经是保卫祖国的卫兵。

　　从后来的资料看到，老帅们对“文革”是抵触的。所以，当时他们自己对于军队院校开展“四大”也是不情愿的，所以他们在大会上的讲话仍然是强调要稳住局势。但我们这些年青人已经按捺不住获得“四大”权利的喜悦，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有些人甚至不满意老帅们的讲话，一个来自兽医大学的学员叫李吉才，当场给叶帅写条子，对老帅们提出意见。叶帅当场念了他的条子，并做了解释。要不是老帅们的威望高，恐怕这个大会等不到结束就会闹起来。

　　等我们回到驻地，“军营”已经大乱。一些北京有家的先回了家，打算去串联的已经在“自由组合”、拟定行军路线了。我和一些同学则先回到学校，因为那里的人还在等待北京的消息。

　　然而，他们等到的只能是更加混乱的思想、群众组织的出现、抄“牛鬼蛇神”的家。但更多的同学并没有回校，而是开始了“大串联”。

　　三、参加“大串联”

　　现在的孩子已经无法想象那时的“大串联”，也许说它是一次免费的旅游容易让人理解。但那绝不是旅游，因为所有的景点、古迹、寺庙、公园都被当作“四旧”破坏或查封。我和两个同学一起串联，选择的路线是南京－西安－重庆－武汉－长沙－北京。一路之上，除了走访了几所军队院校外，就是参观重庆“中美合作所”和湖南韶山。我们还参加了几次批斗会，看了不少“大字报”。只有坐船从重庆到武汉的一段，算是有些旅游的意思。虽然我们是和“红卫兵”一起乘坐一条装货的驳船，但依然能欣赏到三峡的风光。

　　最艰难的旅程莫过于从长沙北上到北京的一段了。由于南方的学生们很多没有到过北京，所以都想到北京去见毛主席。火车从广州出来时已经没有座位了，到了长沙和武汉就很难能挤上火车了。我们三名军人更不好意思去和学生们挤，怎么办？我们从车尾走到车头，根本找不到可以立足的地方。

　　突然，我们发现火车头与第一节车厢之间的接口处有一个空间。因为接口只是一节过道，通往车厢的门锁着，所以没有人。而接口与火车头之间并没有门，原本不允许有人，不小心随时会掉下车去；而且无法避风雨，好在我们有军大衣和雨衣，只能在这儿将就了。我们踩着车厢挂钩上了车，刚刚放下行李，看见一群学生也爬了上来。我们赶忙阻拦他们说：这里危险，你们还是到车厢里去安全。可是他们不听，硬是爬进来五、六个，还挑皮地说：“和解放军叔叔在一起，最安全！”搞得我们苦笑不得。

　　等他们坐定后，我仔细一看，这几个还都是些小孩子。一问才知道，他们都是初中学生，才十三、四岁。再一看他们的打扮，都只穿着单衣，有的还穿着凉鞋，也没带被子。天哪，那时已经是十一月了，北京都快要下雪了，他们怎么能受得了啊？一问才知道，他们这些南方孩子根本没见过下雪，更不知道北京的冬天有多冷。但他们似乎根本不在乎会有什么困难，只要能见到毛主席就行，相信到了北京一切都会有的。

　　火车终于开动了，而且越开越快。风卷着火车头喷出的蒸汽和煤渣，打在我们脸上。到了晚上，风更加冷起来，我看见孩子们开始紧缩着身子，把随身带的衣服都穿上也不行。照这样下去，都要冻坏了。我脱下了军大衣，盖在孩子们身上。然后穿上雨衣，站在门口，这样可以为孩子们挡住些冷风和蒸汽，自己也暖和些。半夜里孩子们要撒尿，这倒是方便，对着火车头屁股撒就行了。后来听说，挤在车厢里的学生无法上厕所，尤其是女孩子，有人因此得了病。好不容易天亮了，孩子们又饿又渴，他们倒不客气，打开我们的军用水壶就喝。我看着他们暗自好笑：这些毛主席的“小客人”还没到北京，我倒先负责“接待”他们了！

　　火车走走停停，用了三天三夜才到北京。我和战友轮流为孩子们“站岗”，总算把他们“护送”到北京。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当一个解放军叔叔还真不容易。

　　四、火药味更浓

　　到达北京后，我们发现各式各样的大字报已经是铺天盖地、挂满了街头巷尾。再到几个军队大院看看，也是一样。一天，我在一个军队大院看到食堂里正在批斗一个女军人，领章已经被摘去，头发也被剪掉一大撮儿。听了半天，似乎是说她作风不好，我心里很纳闷，这也是‘文革’要解决的问题吗？

　　学校要在北京建立一个办事处，目的是及时了解重要的消息。结果决定几个北京有家的长驻北京，我也算一个。当时在北京天天可以听到许多惊人消息，记得由我负责传回学校的一条消息是江青的讲话，她“宣布”肖华是“坏人”，是“叛徒”，是军内的“走资派”。我把消息传回去后，学校里当天就广播了。

　１９６７年初，南京军区机关受到了冲击，我们学校的一些学员也参加了。当时我在北京，听说是由于一些院校之间发生了冲突，要求军区出面解决，但军区的态度不能令大家满意。其实在当时，除了毛主席和林彪以外，谁讲话都已经不管用了。冲击军区的事发生以后，许世友发了脾气，要严肃处理肇事者。在这种情况下，学院里的群众组织开始出现了分歧。一派认为冲击军区没有错，军区不支持‘文革’；另一派认为不应该冲击军区，应当把‘文革’的重点放在解决院校本身的问题上。

　　当我从北京回到学院时，年青学员中的两派已经形成。也许是因为我在北京所看到的种种现象使我产生了反感，也许是因为我本人的思想还比较“传统”，所以我很快就表态“不支持冲军区”，并从“造反派”的行列转向了“保守派”。

　　后来人们把这两派称为“反军派”和“保军派”；在南京地方上也出现过类似的“好派”和“屁派”。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其实这两派都是在执行极“左”路线，因而都是错误的。只不过在对待一些具体问题上，表现的程度有区别，一派偏激些，另一派温和些。

　　上级派来了工作组，原本是要制止军队院校的过激行为，但结果反而更糟。工作组不仅没有能控制局面，反倒被两派的激烈斗争拖住了两条腿，无法自拔。最后工作组不得不撤走，随后一场更大的风暴来临了。

　　１９６７年７月，武汉的造反派再次把矛头指向解放军，这一次的势头更猛。“中央文革”派出了谢富治和王力，亲临武汉督战。以“文攻武卫”为口号的“反军”风暴再次掀起，真正意义上的内战一触即发。

　　我院的“文革”形势也急转直下，“反军派”完全控制了局面，并且动用了军械库的武器。我们这派的主要负责人基本躲出去了，我和另外一个负责人虽然没有离开学校，但也不得不“转入地下”，一天三餐由别人送来，白天无法出来活动。我父亲过去从事过我党的地下工作，没想到在解放后我也有体验一下的机会。所不同的是，他干地下工作十几年，从来没有被捕过；而我却因为大意而“被捕”过一次，并且挨了一顿打。

　　五、“还我长城”

　　“造反派”把矛头指向军队，实际上受到了林彪和江青的指使，这是后来从中央文件中得知的。

　　１９６７年５月发生了所谓的“５．１３”事件。从表面上看，这是军内两派在一场具体的“文艺演出”活动中所发生的冲突，但实际上是有人想进一步激化军内的矛盾，而林彪则明确表态支持“造反派”。从此，“军队不介入文革”的禁区被冲破，在全国把“文革”的矛头指向了军队。

　　也许是老帅们结成了抵制林彪的“统一战线”，也许是“文攻武卫”的枪声惊醒了毛主席的睡梦，中央终于打算“制止内战”了，毛主席用了一句中国从来没有的成语为“反军风暴”打圆场：“还我长城”，多么富有诗意啊。

　　结果，王、关、戚这三个“反军”打手终于被关起来了。

　　我也终于可以从“地下”转入合法斗争的舞台了。

　　六、尾声

　　从１９６７年末一直到１９６９年，“文革”转入了相对平稳的阶段。

　　先是号召群众组织“大联合”，然后又是“解放干部”，搞“三结合”，成立“革委会”。为了解决群众组织对立的问题，上级还派来“军宣队”、“工宣队”，“造反派”的势力被压下去了。

　　虽然“杨、余、傅”问题的突发造成了“造反派”士气的反弹，但已不能再成什么气候了，因为军队不能乱的看法已成为了上下的共识，就像“破四旧”搞得再凶，也不能把长城拆除一样。

　　我院“造反派”的结局似乎是略显“悲壮”的。他们最后在学院里只剩下一块阵地——一栋小楼。在强大的攻势下，他们“全军覆没”，个别人还受到“体罚”。不过，他们得势时也“体罚”过别人，算是扯平了。

　　军队院校的“文革”虽然比地方院校开始的晚，但却结束得早些。当时全军院校大约有１１１所，也可以读成“妖、妖、妖”所。后来听说又是毛主席说了一句话：“妖、妖、妖，有股妖风”，于是就把军队院校全部解散或改编了，无论是学员或教员，都下放或转业了。

　　无论是“造反”的，还是“保守”的，其结局都是一样，这也许是公平的。部队有老句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种结局也合乎情理。

　　七、反思

　　“文革”到底是什么？现在的人们看法并不一致。

　　有人认为是一场“误会”，是一个偶然的事故，就像是毛主席的车不小心撞坏了刘少奇的车一样，是一次发生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交通事故”。

　　有人认为是毛主席在泄“私愤”，他认为有人要从“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中找出岔子来挑他的毛病，就像彭德怀一样。

　　有人认为毛预感到刘少奇要夺他的权，所以必须除掉他。

　　有人认为，“文革”是我党历史上“左”倾路线和思潮的反映，因此是又一次路线上的错误。

　　还有人认为，毛从苏联的变化预感到中国也可能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因此需要“反修防修”。而今天“社会主义阵营”的变化恰恰应验了毛主席的担心，所以发动‘文革’是有道理的，不是无的放矢。

　　我比较愿意从后两种意见的视角来分析“文革”。

　　首先，“文革”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过去“左”倾路线的反映和再现。只不过以前的路线错误是发生在我党尚未执政的时期，而这一次则发生在我党执政以后，因此其影响力更大、破坏性也更强。

　　如果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就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党历史上会屡次产生“左”倾路线的错误哪？它的根源是什么？

　　第二点，发动“文革”，是否是因为毛主席预感到中国将“复辟资本主义”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从当时和今天的许多历史资料都可以看出，他一直在把苏联的变化与中国做比较，并真实地认为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是完全可能的。我不只一次的设想过，如果毛主席今天突然醒来，走出纪念堂，他会如何看待今天的中国？他又会如何评说今天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变化？

　　今天，改革开放确实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存在着贫富差距过大、发展不平衡、环境与社会成本过高、腐败问题严重等问题，也是事实。我们这些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尚且还在“一边吃肉、一边骂娘”，毛泽东难道不会再说一次：“还我长城”、“还我河山”　吗？假如将来中国出现了苏联今天的情况，是否人们会说，毛主席早有预见，发动“文革”没有错？

　　我们当然不能因为存在问题就否定改革开放、再回到过去那种“贫穷社会主义”的老路上去，更不能再用“文革”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但是，是否应当从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来纵观历史，从中汲取一些教训呢？

　　应当看到，现在下岗职工生活困难和农民负担过重等社会问题已经很突出，贫富差距的扩大和腐败现象的泛滥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这些问题，引发社会的动乱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应当警惕。

　　“文革”，我希望它能成为一本书，给后人一些启迪和警示。

华夏文摘增刊 第五九八期 二○○七年九月十二日

Gowest

我们踏上大串联之路

和红卫兵乘驳船顺三峡江水而下



北京街头的大字报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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