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自由（四十三）】四十二、全面奪權[阮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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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justify]        陶鑄被打倒，標誌文革進入「打倒一切，全面奪權」的大動亂階段。

        文革動亂，第一階段是1966年夏季的紅色恐怖，造反的主力是標榜「血統論」的特權造反派。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前，他們在校內工作隊的支持下鬥「黑幫」，鬥「右派」，鬥老師，鬥同學。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工作隊撤離學校，他們殺向社會，破「四舊」，鬥「黑五類」，抄家抓人，「私設刑堂」，製造了文革初期的恐怖、死亡和災難。由於他們出身「高貴」，獲得從文革時代的江青、周恩來到後文革時代的陳雲、鄧小平一以貫之的呵護。他們已是今日中國政軍商界的權貴。
[align=justify]        第二階段是1966年秋季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造反的主力是前一階段受工作隊和特權造反派打擊的反特權造反派。他們的造反目標是派出工作隊的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也有從思想理論上批判特權造反派的「血統論」。他們在文革後期和後文革時代均淪為被清查的對象，有的慘遭殺害，如遇羅克。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特權造反派殺害的，大量是平民百姓，無權無勢的學校老師，出身「黑五類」的學校職工，這類冤案因難以申訴而被湮沒；而反特權造反派造了共產黨領導幹部的反，等到他們官復原職，造反者就在劫難逃了。

        中央文革在第一階段支持特權造反派，第二階段轉而支持反特權造反派，目的都是在兩派中培植自己的代理人，藉以擴大自身的權力和影響力。這兩個階段的文革動亂，尚處於可控制的範圍。夏季的紅色恐怖，毛澤東和周恩來發覺後就控制住了。秋季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雖然江青、康生、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到處插手，但當時掌控全國運動的權力，還在中南海的周恩來、陶鑄手中。中央文革要奪取全國運動的控制權，非向陶鑄下毒手不可。

        按照毛澤東的說法，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常委調整，是文革的組織保證。十一個常委中，七個老人，主要的變動，是林彪提到第二位取代劉少奇；劉少奇、朱德、陳雲三人「靠後」，鄧小平「靠邊」（鄧小平的名次，提至劉、朱、陳之前，從第七位提至第六位）；四個新人，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

        陶鑄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個，在十一人常委中最年輕（五十八歲），又是從地方上調中央的唯一的一個；而且一提就提到第四位，毛、林、周、陶。毛澤東的用意，一是象徵地方造中央的反，也就是要陶鑄造劉、鄧路線的反；二是制衡文革派，毛澤東依靠文革派陳伯達、江青、康生發動文革，但並不打算把最高權力交給文革派，陶鑄就是制約、平衡的力量；三是未來接班，林彪若接毛的班，陶鑄可接周恩來的班，常委中六十歲以下的只有林（五十九歲）、陶二人。

        陶鑄一到北京，就身兼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文革顧問、中央宣傳部部長四要職；毛澤東一回中南海，就要陶鑄、王任重負責修改中央關於文革的決定（《十六條》），立即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決定，調整中央常委，均可看出毛對陶鑄的用心。

        然而陶鑄呢？他不會不明白毛的用意，同時他也有自己的堅持。

        第一、陶鑄支持毛澤東的文革，支持「砲轟」，每個幹部都「燒一燒」；但不是轟倒、燒焦，而是把「泥菩薩」燒成「陶瓷菩薩」。這也是陶鑄對毛發動文革的「理解」。

        第二、陶鑄支持群眾造反，但必須擺事實、講道理，反對戴高帽子、掛黑牌子，反對人身侮辱；反對中央文革操縱群眾組織、封某某為左派、拉一派打一派，並因此與江青、康生、陳伯達衝突。

        第三、陶鑄與劉少奇、鄧小平，在對文革的理解和對造反派的看法均有分歧，陶鑄不同意劉、鄧把文革等同於反右、支持工作隊打擊學生的做法；但他認為劉、鄧屬於黨內路線錯誤，應當批評不應打倒。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之後，中央文革已把陶鑄視為他們全面奪權的主要障礙，於是策動吳傳啟等機關造反派，在全國串連造反組織，把鬥爭矛頭直接指向陶鑄。

        毛澤東對陶鑄與中央文革的衝突，似已有所察覺。毛一方面認為各地對文革的阻力仍大，需要中央文革全國點火；另一方面也認為不能「打倒一切」，需要陶鑄下去制衡。所以中央工作會議結束不久，毛就要陶鑄南下，對下面幹部「一燒二保」。毛囑咐陶：「燒是要燒的，千萬注意不要燒焦；凡能保的都要保，救人於水火喲！」

        陶鑄缺乏警覺，因幫周恩來處理全國各地問題，拖了一個多月沒有下去，已經面臨江青、陳伯達、康生們為他設置的陷阱。等到毛澤東催他「趕快下去才好」，林彪囑他「要被動、被動、再被動」時，陶鑄仍未聽懂，臨走還主動去接見那個中央文革為他設計的「專揪王任重造反團」，終於掉入陷阱。

        陶鑄的殞落，為中央文革策動他們控制下的造反派在全國全面奪權除掉了障礙。1967年1月4日，張春橋、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名義回上海，當天指使上海《文匯報》造反派宣佈接管報社。第二天（1月5日），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造反派宣佈奪了報社的權。第三天（1月6日），「工總司」等造反組織在上海人民廣場召開「徹底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宣佈由造反派的「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取代上海市黨政部門的職能，上海市全部權力轉移到張春橋、姚文元及其幫派手中。接著，中央文革小組控制的全國各地造反派都效法上海，群起奪權。

        在中宣部，陳伯達、江青接見「專揪王任重造反團」宣佈「打倒陶鑄」的當晚，吳傳啟即策動「批陶聯絡站」的各造反組織衝進中宣部大樓，搶佔各辦公室。他們的目標之一是搶劫檔案，特別是那份毛澤東批給陶鑄、張深春查清吳傳啟政治歷史問題的檔案。阮若瑛因長期做機要工作警覺到這一點，及時通知中央辦公廳立即派人來，提前一步查封中宣部全部檔案，使之免遭一劫。

        第二天一早，中宣部大院內已刷滿「打倒陶鑄必須批判阮銘」，「阮銘不投降，就讓他滅亡」等大字標語。但當時中宣部絕大多數工作人員和造反組織都拒絕參加批陶聯絡站。吳傳啟只找到幹部處的唐聯杰、周玉田，文藝處的孟偉哉，科學處的林京耀（林不久後退出）等幾個人，拼湊成一個造反組織加入批陶聯絡站。院子裡牆上的大字標語，都是吳傳啟動員外來的造反組織刷的。

        過了幾天，中央文革王力、關鋒親自出馬，來到中宣部召集全體工作人員，宣佈中宣部再度撤銷，中宣部辦公大樓及印刷廠等均由《紅旗》雜誌社接管。中宣部全體工作人員搬出大樓，集中到北京市委黨校，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王力、關鋒宣佈完，《紅旗》雜誌社的周英（關鋒之妻）已佈置好一群造反派把我關進教育樓中的一間小屋子禁閉起來，門外有人看守；同時指派廣州中山大學的造反組織到我家中抄家。

        中午，阮若瑛來給我送飯，告訴我家中已被查抄；通知她送飯時才知我被關在這裡。

        直到傍晚，也沒有人來「提審」。忽然來了一個我不認識的彪形大漢，說了句：「你可以回家了。」我後來才知道，原來是住在沙灘附近的許廣平（魯迅夫人）來中宣部看大字報，有人告訴她，我已被關在一間小屋子裡。許廣平立刻回到家中給陳伯達打了電話，表示關切。陳伯達聽完許廣平的電話，就給《紅旗》雜誌下了指示：「不要關阮銘小屋子，不要打他。」

        我回到家中，已是一片狼藉。我的筆記本、日曆本（上有每日記事），一部份書籍均被抄走，唱片被踏碎。一張英國詩人拜倫的肖像，是我妹妹在英國參加歌舞團演出時從倫敦買回來的，也被打上大「×」踩在地上。還有一些雜物被裝車運走。我家前後被抄六次，表面上是外來的紅衛兵動手，實際上都是周英在背後指揮。一個多月後，外地紅衛兵、造反派都走了，周英突然打電話給阮若瑛，說被查抄的東西都在《紅旗》雜誌社她的辦公室，要阮若瑛去取回。阮若瑛嚴詞拒絕。不一會，周英派《紅旗》雜誌社兩位年輕人，把一堆東西放到我家門口，但一些重要的筆記本和文件資料均已不見。

        1967年2月間，陶鑄被打倒後中央文革發動的全面奪權，已使全國陷於混亂，生產停頓、交通癱瘓、社會秩序失控。毛澤東似已有所懷疑，以前批判彭、羅、陸、楊，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雖不正常，總算還要經過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10月中央工作會議這些程序。而陶鑄剛在八屆十一中全會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卻不經程序被「打倒」，究竟是怎麼回事？毛澤東查了當初中央文革接見造反派提出「打倒陶鑄」的記錄，在1967年2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第一次對中央文革小組提出嚴厲批評。毛澤東說：

[align=justify]「你這個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過去你專門在我和少奇之間進行投機，我和你相處這麼多年，不牽涉到你個人，你從來不找我。
妳這個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妳眼裡只有一個人。打倒陶鑄，別人都沒有事，就是你們兩個人幹的。我查了記錄，別人要不就是沒有到（指周恩來），要不就是沒說話（指康生）。陳伯達講了話，江青插了話。
我看現在還同過去一樣，不向我報告，對我實行封鎖。」[align=justify] [align=justify]        2月12日，毛澤東又找中央文革小組的張春橋、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談話，批評中央文革是「獨立王國」。毛說：

[align=justify]「小組成立以來，沒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開會。去年6月以來，代替了書記處，也是獨立王國。罵別人獨立王國，自己獨斷專行，否認政治局常委存在。
現在有打倒一切的風氣，幹部統統打倒，怎麼行？把工人、學生提上來，掌了權，沒有經驗，幾個月就變了，很不穩定。上海宣佈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黨、政、軍還要不要？一切都管？」[align=justify] [align=justify]        這是挽救陶鑄的最後時機，也是終止全面奪權的最後時機，然而沒有人這樣做。2月14日，中央文革小組開會批評陳伯達，江青拒絕出席。陳伯達說：「我沒有法子呀！江青逼我講，不講不行呀！那天我服了安眠藥，沒有醒，我是從被窩裡被叫去講話的，江青要我講，我亂講了一通。」為此陳伯達還鬧了一回自殺。

        2月16日，周恩來主持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參加會議的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都已知道毛澤東嚴厲批評陳伯達、江青「打倒陶鑄」和批評上海奪權宣佈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事。但他們卻避開「打倒陶鑄」和全面奪權這兩個主題不談，各人發了一通空泛的牢騷。

        譚震林說：「這一次（指文革），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天，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

        李先念說：「現在是全國範圍的大逼供信。這樣把老幹部統統打倒的做法是從《紅旗》雜誌1966年十三期社論開始的。」

        周恩來問康生：「這篇社論，你看了嗎？（康生推托說他沒有看過）這麼大的事，為什麼不叫我們看看。」

        陳毅說：「在延安，劉少奇、彭真，還有薄一波、劉瀾濤這些人，還不是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他們沒有反對過毛主席，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嗎？歷史不是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的嗎？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史達林不是把班交給了赫魯雪夫搞修正主義嗎？」

        他們這些話雖然不錯，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周恩來們假如能夠就毛澤東批評中央文革的兩條，擅自打倒陶鑄和上海奪權宣佈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以及「否認政治局常委存在，搞獨立王國」的問題進行務實討論，把導致全國大動亂的嚴重情況向毛報告，也許對局勢與陶鑄的命運尚有挽回的可能。而他們這樣一鬧，正中江青、陳伯達們的下懷；中央文革立刻反守為攻，當晚搶先向毛彙報。毛認為這些言論不是針對文革小組的錯誤，而是全盤否定文革，直至算延安整風老帳。

        2月18日深夜，毛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大發脾氣，毛說：「我馬上走，林彪也走！文革小組改組，陳毅當組長，譚震林、徐向前當副組長。」

        文革派不但輕鬆過關，而且反敗為勝，趁勢掀起「反擊二月逆流」的更大風暴。

        然而「擅自打倒陶鑄，否認政治局常委存在」，始終是江青、陳伯達的一塊心病。後來他們密謀策劃，製造出誣陷陶鑄是叛徒的偽證，將陶鑄迫害至死。

        陶鑄是中國共產黨內的異數。他是共產黨領導人中，唯一的一個致力於把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引向民主方向，真正依靠人民力量洗刷掉共產黨特權官僚身上的專制腐敗，在人民力量的監督、制衡下「燒成陶瓷菩薩」的改革家。這顆煥發著真誠和理想光輝的新星的殞落，是中國的重大損失。假如他活到毛澤東之後（陶鑄死時才六十一歲，比鄧小平小四歲），同另一個異數胡耀邦合力抵抗黨內專制力量，今日中國可能是另一個局面。在同黨內高層專制腐敗勢力抗爭方面，陶鑄比胡耀邦更有智慧和膽略。（待續）

（作者為台灣綜合研究院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