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自由（四十六）】四十五、賀蘭山下《附錄》[阮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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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校生涯

若瑛

        北京的金秋來到了，可是我無心欣賞那秋高氣爽的藍天白雲。根據毛澤東的「五七」指示，幹部要下放農村勞動鍛鍊。我所在的單位中央宣傳部，在「文革」之初，早被毛指為「閻王殿」，是徹底砸爛單位，整個機關的各級幹部和工人（司機、炊事員等），全體一鍋端，下放勞動。對機關實行軍事管制的軍管小組成員來自蘭州軍區，他們已在寧夏賀蘭山下選好了幹校校址。
        人心惶惶，準備下鄉。我逛街想置辦點搬家的用品。北京街頭少見的冷清，來往行人明顯地減少了許多。路經舊傢俱店，倒是門庭若市，多是寄賣的，也有人是揀便宜的，價格低到幾乎是白扔。我買了一些粗糙木箱和繩子之類，準備搬家。據說今後我們機關的人就在寧夏「消化」了，回京的可能性不大。我退掉了租用公家的全部傢俱，兩間房，留一退一，存一些搬不走的東西。書籍也選了幾木箱帶走。我的母親頭年因心臟病救治不力去世。我將浪跡天涯，無後顧之憂。

        1969年9月16日，我隨機關集體乘火車離京，抵達銀川後又乘大卡車，走在坑坑漥漥的土路上，一路像搖煤球似地到達了目的地——賀蘭縣境內的一大片荒草灘上。眼前見有十幾排低矮的土坯房，這就是我們幹校校址了。聽說這是個廢棄了的昔日勞改農場房舍。打前站的人已經號好了房子。我們夫婦倆立即分到「一套」住房。它有一個條形門庭，一間住房，門廳有燒炕的炕坑。牆壁沒有抹灰，塊塊土坯外露，炕面有塌陷。四壁空空，無桌無凳。

當晚開了一個聯歡會。一盞氣燈掛在曠野的樹上，就是會場。人群中飛舞著大團大團的蚊子，它們不怕人，可能是沒見過人吧，哄也哄不走，在人們頭頂上興奮地嗡嗡叫，貪婪地吸食著它們從來沒嚐過的鮮香人血。最令人難忘的是當大夥齊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時，指揮者站在燈光下一張嘴，竟吸進了一團蚊子，可他仍若無其事地堅持指揮，領唱。真令人目瞪口呆！

        「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我的住房一推門出來就是一望無際的大草原，遠遠近近都可以看到牧羊人伴著羊群緩緩經過。天空格外晴朗，真正是「藍藍的天上白雲飄」。中午的太陽火辣辣，早晚卻感到陣陣涼意，這是典型的高原氣候。在這滿帶著詩情畫意的環境中幹活，倒也令人心曠神怡。我們最初的勞動是平整土地，打田埂，修水渠。為來年種水稻做好準備。這裡是黃河灌區，可以引水澆田。平地是人拉耙犁，大家都很出力，在那灌滿了水的冰冷的土地上，吃力地來回耙著。沒有人愁眉苦臉，人們喊著號子，開著玩笑。看起來與天鬥比與人鬥更「其樂無窮」！可是我們的伙食極差，縣糧站供應的商品糧只有黑豆、高粱、豌豆等雜糧，給一點玉米麵算是最好的了。灌區百姓主食是大米、白麵，粗糧只餵牲畜。我們都穿得是幹活的破舊衣服，又吃雜糧，周圍群眾以為來了一夥勞改犯呢！幾天之後，我在家中搭起了一個磚砌的爐子，用磚和土坯搭了一個桌子，朋友幫忙用木棍和布條做了兩個馬扎。賀蘭山產煤，幹校用卡車自己去拉煤末極便宜，家家戶戶買來煤末，自製煤餅，生起灶火驅趕潮氣。我抹平了炕面，修好了灶炕，冬天還可以燒熱炕了。經過細細揣摸，我竟成了搪爐膛的能手。我搪的爐子很好燒，火苗直往上竄，左鄰右舍都找我幫忙搪爐子。一排排小土房頂上升起了縷縷炊煙。幹校還買了兩頭驢、幾口豬，還有一群鴨子和一群雞。一時間人歡馬叫，開始過起了田園生活。為了蓋豬圈和雞、鴨舍，我們學當地老鄉的拓坯方法，不用合泥，不用模子。因為地是黏膠土，只要整平一塊地，把它澆濕，鋪一層乾草，用碾子壓實，然後用當地的鐵銑（形似瓦片），切成一塊塊的坯，當地人給它起了個洋里洋氣的名字，稱作「發拉」。將切好的「發拉」原地整齊地一行行立起來，曬乾，就可以用了。我們用它蓋起了豬圈、雞舍、鴨舍，還開了豆腐房，逐漸改善了生活。

幹校的「鬥，批，改」

        好景不常，「階級鬥爭」的弦還沒有放鬆、軍管小組要抓「繼續革命」，搞「鬥，批，改」。（九大以後，「鬥，批，改」的內容是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以及對知識份子「再教育」和「給出路」等。）

        寧夏的寒冬早早降臨了，最低氣溫可達零下三十多攝氏度。地裡沒有活幹了。人們整天在炕頭上開會，學習。「鬥私，批修」。軍管的幹部參加我們的班會總是持訓斥態度。當班會冷場沒人發言時，一個軍管高聲叫道：「怎麼一個個像老太太吃冰糖——悶啦？！」在他們眼裡，「閻王殿」裡沒有好人。周圍群眾有人抱走了幹校幹部中的下蛋雞，引起爭執時，軍管幹部走來對群眾說：「抱走，抱走吧，他們都是牛鬼蛇神！」

        這年（1969年）的除夕夜，突然傳來急促的敲門聲，一個軍管幹部破門而入，催促我的丈夫Ｍ趕快跑去軍管辦接北京來的長途電話。Ｍ去了，我心中納悶，會是誰來的電話呢？我們的姊妹兄弟一個個不是進了牛棚，就是靠邊站了。我們的老人也都不在世了。過了一會，Ｍ神情憤憤地回來了。沒有料想到，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的電話。他讓秘書傳達他的指示，將Ｍ打成了現行反革命！還說了些「不許亂叫亂跳，要夾緊尾巴」之類莫名其妙的話。陳伯達的做法真怪，把人打成反革命還得本人聽電話。我想這是陳伯達要報那一箭之仇。他沒有忘記兩年前。在中宣部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上，他點名訓斥Ｍ，Ｍ竟敢當眾反駁說理，弄得他張口結舌，面紅耳赤的狼狽相。那是1967年10月2日，陳伯達到中宣部召集全體工作人員講話。講話中厲聲叫道：「Ｍ來了沒有？」接著批評說Ｍ不該反對王力、關鋒、戚本禹。Ｍ立即站起來反駁說：「我有權力反對王、關、戚在中宣部大樓搞打、砸、搶，搶走機密檔案；任意抄家，搶劫我的書籍、文件！」陳伯達當時惱羞成怒，結結巴巴地說：「Ｍ，你是一個沒有知識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再不懸崖勒馬，就是掉到萬丈深淵！」就草草散會了。從那以後，自然引來滿街滿院大標語、大字報：「Ｍ砲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罪該萬死！」、「Ｍ不投降，就叫他滅亡！」之類。隨之而來的是六次抄家，無數次揪鬥，關小黑屋……不過這些都是假群眾組織之手幹的，誰說他們有後台。事後有好心人勸Ｍ寫個檢討，認個錯，讓陳下個台階。否則豈能善罷甘休！好漢不吃眼前虧嘛。可是Ｍ有個拗脾氣，說沒錯可認。現在報復找上門來了！這次可是陳伯達指使軍管幹的。來勢洶洶！

        中宣部的軍管小組是1968年9月進駐的。剛一來就宣佈他們是直接受中央文革陳伯達、江青和姚文元領導的，神氣活現。當時的軍管組長是蘭州軍區軍級幹部李虓，第一次「中央首長」接見時被江青改名為李虎，她說「虓」字不好認（音「消」）。九隻老虎就變成了一隻。但是李虎後來患癌症，我們到了寧夏以後，組長改換為康應中。軍管接了陳伯達的「電話指示」，真好似「聖旨」到了，把這幾句話打字在小紙條上，軍管人手一條，放在胸前衣袋裡。在大大小小的會場上，在隊前集合講話時，經常掏出來宣讀一遍，讓大家不要忘記「階級敵人」就在眼前。隊前講話內容有時也很滑稽，有一次， 軍管副組長隊前表揚了一個會吹吹拍拍的人，群眾不服氣。他大聲訓斥說：「無產階級的馬屁就是要拍，就是要拍！」還邊說邊拍打自己的屁股。一次批評某走資派不好好認罪，說他竟敢天天打「垂死掙扎拳」（太極拳），今後不許打了！讓群眾監督！又說某人不好好改造，偷看黃色小說《紅樓夢》，沒收！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軍管經過一番準備，激發階級仇恨，人人表態，劃清敵我界線，挑選重點發言人，張貼了一批大、小字報和大標語。佈置了一個殺氣騰騰的鬥爭大會會場。批鬥Ｍ的大會連開了三天，口號呼聲震天響，慷慨激昂地嚎叫似的發言一個接一個。有一次還把我這個「反屬」也叫起來陪鬥。從此以後，幹校的階級鬥爭有了具體對象。

        1970年1月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全國開展打擊現有反革命運動。軍管領導的鬥爭勁頭不斷升級。有一次，拉上全體幹部步行二十里地，列隊去賀蘭縣參加批鬥「現行反革命份子」現場會。被鬥對象是個行政十三級的老幹部，抗日戰爭時就參加革命了，因反對康生獲罪。他除了被押鬥得低頭彎腰做「噴氣式」之外，更令我目不忍睹的是他的嘴被一根細繩子緊緊勒住，從臉頰到耳根，形成一道深溝。據說是因為他不時呼喊「打倒康生」的口號，一有機會就大聲申訴，聲討康生。這樣勒住了嘴和舌頭，無法出聲了。這簡直是奴隸般的非人對待！參加現場會回來後，在大飯堂裡，有人貼出了大字報，聲稱Ｍ當面頂撞敬愛的陳伯達同志，罪過超過那個賀蘭縣的「反革命」。建議送賀蘭縣法辦云云。

苦中取樂

        我們做好了最壞的精神準備，但是只要還擁有一天自由，我們也要好好地活著。已經沒有人敢在公開場合同我們講話了，否則就是沒有劃清界線，我們也不介意。勞動之餘，我們仍然會騎上自行車去趕集，樸實的農民要價很低，黃河大鯉魚只六角錢一斤，甲角也很便宜。直到下放幹部太多了，購買力旺盛，才漲了些價。我們還到黃河大渠的僻靜處游泳，在大草原上同牧羊人閒談，到附近回民聚居的村莊訪問村民。寧夏山區生活困苦，農民缺少衣食。灌區比較富裕。地毯鋪在炕上是一個創造。村中有少數幾戶漢族，是50年代從北京郊區遷移過來的。他們說生活比北京郊好，吃大米白麵。還可以打魚吃。但是在回民村自己成了少數民族，又遠離親戚朋友，有些孤單。聽我們說北京話，他們倍感親切。回族農民性格耿直，好客。我們交了一些農民朋友。大地和人民永遠不會拋棄我們！軍管如何進一步整治我們，不得而知。漸漸地有些大膽的、好打抱不平的工人（司機、炊事員等），晚上悄悄來我們家串門了。他們認為不論怎麼整他們，反正還是開車、做飯，也就無所畏懼了。他們不時把外界的信息告訴我們，有時把回京探親帶來的食品送我們分享，還有時把他們釣到的活魚給我們送來。這些同情和關懷溫暖了我們的心。

        我們幹校種的稻田長勢喜人，當地農民每從我們田頭路過，都會停下來嘖嘖稱讚。賀蘭縣地廣人稀，種稻都是「漫撒」，就是將稻種一把一把直接撒到地裡，不懂得育秧、插秧，更沒有見過我們的插秧育苗方法。他們的地裡稻子與稗草共生，收割時把一個個稻穗割下來。一畝地打一、二百斤就算不錯了。秋後計算，我們畝產七、八百斤。收穫之後，吃上了自己種的稻米，生活大大改善了，又用稻子換來麥子，我們的食堂裡有了香噴噴的大米飯和白饅頭。我們的稻田遠近聞名，稻種也大受歡迎。種子田的收穫，又為我們換來了資金。副業也很興旺，豬、雞、鴨肉不缺。菜田裡的蔬菜長得又大又嫩，吃不完還送給周圍老鄉。看看我們一個個在高原日照下曬得黑黑的臉頰，想想我們整天泡在水田裡與螞蝗戰鬥的辛苦。現在享受著自己的勞動果實，心思還真是美滋滋的，挺自豪的。說真的，勞動時大家都很歡快，沒人愁眉苦臉。田間地頭勞動休息時，人們喜歡講幹校幾位大知識份子的笑話。詩人馬凡陀的笑話真多。他年紀大了，從沒下過鄉，不會走田埂。有一天，他不甘心留在家裡，想到田裡去找大家，在又黑又滑的田埂上爬行，弄得滿身滿臉黑泥漿。爬累了，到路邊找老鄉要水喝，他的模樣把老大娘著實嚇了一跳！幹不了水田的活，讓他牽一頭毛驢去放牧。他把韁繩一頭纏在手腕上，以為這樣跑不脫。誰知毛驢看見青草就跑開去，他拉不住，丟不開，著急地大喊：「請站住，請站住！」毛驢哪懂禮貌語言！把他拉得跌倒在地，被人救起。再換個工種去放鴨。他手拿一根長竹竿，有人幫他在竿頭栓了一根紅布條，以便哄趕鴨群。出了鴨舍，鴨群搖搖擺擺走向水塘，一個個下了水。詩人站在水塘邊驚慌失措，以為鴨群失控，不再回來了，自己犯了大錯誤。

「批陳整風」運動中的顛倒黑白\n
        其實，就在這一年（1970年）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已經出事了。10月16日，經毛批准，中央批發〈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並轉發〈我的一點意見〉（毛澤東），指出陳伯達在九屆二中全會上進行了陰謀活動，是假馬克思主義者、野心家、陰謀家。中央號召全黨對陳伯達進行檢舉和揭發，全黨全軍立即展開了「批陳整風」運動。過了年，1971年1月，中央發出了「反黨份子的罪行材料」，2月發出了「擴大傳達反黨份子陳伯達問題的通知」。

        軍管小組開始有點發懵，以往天天喊的「敬愛的陳伯達同志」當然不再叫了，他們自然會想到Ｍ的「砲打」的「罪行」也不能成立了。首先就是想辦法對我們封鎖消息。中央的通知規定，受審查的人不能聽傳達。軍管幹部在召開傳達會的前一小時，匆匆忙忙到勞動現場找我談話，宣佈從現在起對我「政治審查」。我立即揭穿他們的目的是剝奪我聽傳達的政治權力。我抗議說：「我沒有任何政治問題！你說，審查我什麼問題？」他蠻橫地要我「自己交代」。這樣我們兩人都沒能參加傳達會。軍管以為我們被蒙在鼓裡，什麼都不知道。實際上，我們早從回京探親的工人口中得知一切。因為陳伯達的秘書、司機、小兒子和保母都被拉去秦城監獄監護起來了。中宣部的一部分工人從陳的身邊服務人員口中甚至得知陳被收監的具體情況。一天深夜，陳和他的年輕情婦從睡夢中被急促的敲門聲驚醒，在陳慌亂地穿衣服、被帶走之前，這個女人還不忘問他要錢和糧票！她後來也被收監。（陳的妻子被強逼離婚，陳派人把她送到遠離北京的部隊裡監護了起來。）在軍管組面前我們也不說破，看他們這場戲怎麼演下去。

        首先，他們向中央寫報告，謊稱他們如何抵制了陳伯達的錯誤報導，如何受陳的壓制。但是這種黑白顛倒的文章不好作，軍管組沒有這類人才，報告寫得不能自圓其說。在中宣部幹部中，找到了最能勝任的捉刀人是現在已提升為部級領導幹部的鄭某人，他改寫的報告振振有詞，理直氣壯。軍管組非常滿意。他由此立功，提前脫離幹校回京分配工作。這是後話。然後，他們批Ｍ時改口批他「反軍」。主要指的是Ｍ在軍管領導人審問他時，「氣焰囂張」，軍管拍桌子，他拍得更響。他的反駁常常使軍管張口結舌。軍管顯得有點理虧心虛，想找台階下。可是不久，軍管組長去了一趟北京。從北京回來，他們似乎領到了「尚方寶劍」，上面有人給他們吃了定心丸，打了氣。

        一天正午，我被軍管從田間勞動中急喚回家。沒有想到，他們竟要立即把Ｍ抓去監禁，不講任何理由。我幫他打點東西時，他氣憤地對我說：「他們憑什麼抓我！我要絕食抗議！」我說：「不！他們哪管你死活，你要多多地吃，好好地活著。」我們就這樣匆匆告別了。他被關在軍管組辦公地點近旁的一個小屋裡，有兩人監視看守。勞動插秧時，由軍管監督，單獨指定一塊田，同大家遠遠隔離開。為了隔斷他與人接觸的機會，甚至為他一人在荒地裡挖了一個茅坑。除了《毛澤東選集》之外，不得閱讀任何書報。不准我去探親，連寫信都不給傳遞。他被關的一年多時間裡，我被迫搬了兩次家。我常常把被子、衣服曬到門外繩子上，讓他識別自己的家門。可是他傻傻的，幾次路過家門都沒有注意到，我們就這樣近在咫尺，不得相見。

同當權者的抗爭與周旋

        Ｍ被抓走之後，立即來了一夥人抄家。我的一疊書信、文稿掖在衣服裡，很怕他們搜身。這時，我的一位好友裝作看熱鬧走過來，她給我一個眼神，一把接過紙袋，轉身塞進了雞窩。他們沒有想到去搜雞窩。軍管接著通知我搬家，說我的家要改為臨時診所，讓我去住集體宿舍，接受群眾監督。我同他們大吵一通，說這是「掃地出門」，違反政策。我說：「除非你們把我的東西扔出去，把我抬出去，休想讓我搬家！」我的態度十分堅決，軍管讓步了。派了一位他們認為可靠的女幹部住進我家，行監視任務。一個大炕分兩半，中間由兩個木箱隔開，我們就這樣住下了。我冷冷地對她說：「妳儘管去彙報，我不怪妳，這不就是妳的職責嗎？可是妳不許胡編亂造！」她怯怯地說：「我也不願意搬進來，可是……」我旁若無人地照常生活，她卻老大不自在。後來調整住房時，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人充當這一角色。軍管只好讓我單獨住了。我雖然挨整，並不窩囊。在強權面前，從未低下過我「高傲」的頭，利用一切機會同他們抗爭。

        我被排除在輪流幫廚的名單之外了，我暗自好笑，難道怕我在食堂的飯菜中下毒嗎！秋收過後大田裡的活少了，軍管派我去餵豬。大桶豬食挑起來很沉重，這是男人幹的活。為什麼讓我幹？我問軍管：「沒有資格做飯就可以餵豬嗎？不怕我把豬毒死嗎？」我接著問：「你先講清楚我是什麼人！」這個軍管幹部無言以對，故意打哈哈說：「妳是中國人呀！」我說不講清楚這個問題，我不能去餵豬。萬一豬有個好歹，我洗刷不清。軍管只好作罷。

        寧夏的冬天很冷，尤其是夜間。我的慢性氣管炎發作很厲害，班長卻派我夜間站崗放哨。我說我沒有資格執行保衛任務，幾次都被我拒絕了。為此，幹校被結合到領導崗位的一位老幹部找我談話。他對我拍桌子瞪眼睛，大聲吼叫。我平靜地說，這樣暴跳如雷，只說明你沒理可講！他無法回答我的質問：既然政治上不受信任，又為什麼可以去站崗放哨？最後他狠狠地說：「我要向軍管彙報妳這種惡劣態度！」我說：「請便。」後來也不了了之。此事讓我相信，走狗比主子更可惡。

        有一天，班長通知我今後出門要請假。我問，受審查的人很多，為什麼單單限制我的行動自由？班長告知是軍管指示。我每次騎車去趕集時，都故意在軍管組門前繞一圈，看看他們有什麼說詞，結果卻一無反響。這個禁令也沒行得通。我想，他們對我這種蔑視「權威」的態度，內心一定很惱火。起初，軍管組找我談話，啟發我與Ｍ劃清界線，動員我常常彙報活思想，寫揭發材料。我以沉默對抗。有些家屬積極彙報，不時寫揭發材料，卻壓力不斷，逼問沒完沒了。我沒彙報過一言一語，沒寫過一字一句，他們也無可奈何了。真是有點「欺軟怕硬」。

        這一年的冬、春，軍管組不讓我和大家一起在炕頭開會學習，派我餵毛驢，餵雞、鴨。我倒覺得幹點體力活比開那種「鬥私批修」的會，人人都得臭罵自己一頓，要愉快得多了。我參加過一次「活學活用」的講用會，有人痛哭流涕地糟蹋自己，有人對自己被解放感激涕零，甚至嚎啕大哭。我弄不清他們是動了真情，還是在表演，讓人看了不舒服。我餵的那頭毛驢體壯毛亮，拉磨、拉車快跑如飛。我每天夜間要給牠添料加餐，我們之間很有感情。我學會了給雞、鴨針灸，平安度過了瘟疫。雞、鴨歡快地追趕著我，也給我歡快。周圍的老鄉也常抱隻老母雞來找我扎針灸。我還在家餵了三隻母雞和一隻小花貓。為了「萬事不求人」，我留了髮髻，免得求人理髮。偶而的談話對象是門前路過的牧羊人和推門而入的乞討者。他們大都是從陜西逃荒來的。有一天，天氣很好，已是春末夏初。太陽照得暖洋洋的。我一個人坐在炕上織毛衣，突然，一個高個子男人推門走進來（他們從不敲門，我們也不習慣插門），嚇了我一跳。「大妹子，我熱。」他這樣稱呼我說。我看他還穿著一件大厚棉襖，沒有單衣，換不了季。我趕緊找出Ｍ的一套單衣給他，他馬上高興地換上了。交談中了解到，他們都是老實農民，青黃不接時才出來乞討。他們不要剩飯，只要膜。討滿一布袋饅頭，就回家一趟，送給婆姨和娃吃。這樣來來往往，我和他們居然也成了老熟人。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去了。

        1971年的「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Ｍ是通過一個去他住房修理電門，換燈泡的工人口中得知的。他相信軍管組的氣數將盡了。但是直到1972年冬，中央辦公廳直接與軍管組聯繫的副主任王良恩畏罪自殺身亡之後，好長一段時間，軍管組和上面斷了熱線聯繫，他們才將Ｍ釋放回家。（據說，王良恩因職務關係，參加了林彪專案組工作，他利用抄查林家的機會，私藏了涉及本人的文字材料被發現，畏罪自殺。）

        中宣部幹校在賀蘭縣辦了四年後撤回了北京。軍管組與中宣部被結合的領導幹部辦了交接工作之後，悄悄撤走了，他們灰溜溜地不辭而別。但是部隊因他們在中央機關軍管過，都得到提升，還有人連升三級。可是其中一人回鄉探親，他的母親卻出門逃荒要飯去了。

        原中宣部的幹部，都陸續分配到各個單位工作。同軍管關係好的，早優先分配了。我們直到粉碎四人幫之後，才恢復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