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岳云郭铁鎗：台湾地区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研究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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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莫岳云 郭铁鎗    转贴自：《中共党史研究》(京)2011年1期    点击数：170    文章录入：teadmin ］

On Researches of CPC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China History in Taiwan 莫岳云，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　510641     郭铁鎗，华南理工大学思想政治学院教授广州　510641     中国台湾地区对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研究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台湾当局对新中国极尽攻击之能事，台湾史学界对中共党史、新中国历史评价的调子也普遍低沉，甚至把中共党史说的一无是处，把新中国描绘得漆黑一团。改革开放以来，在“投资大陆，要先了解大陆”的口号下，台港出现当代中国史研究热，从社会性质到国家政权、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从外交政策到统一方略等，都有研究，其著述海内外流传甚广。本文拟对台湾地区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研究现状作一概述，揭示台湾地区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研究的走向与启示，以期为深化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一、台湾地区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研究缘起及相关机构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垮台，使西方国家大惑不解，美国由此爆发了一场“为什么丢失中国”的沸沸扬扬的争辩；蒋介石、国民党也因在祖国大陆的失败带来莫大悲痛，需要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将来“反攻复国”目标的实现。这些，成了台湾研究中共和新中国的动因。     台港地区中共党史和当代中国史的研究，起步时间不同。探其渊源，中共问题（后发展成为“史”）研究在先，当代中国史研究在后。台岛的中共党史研究实际上是在1949年前的中共问题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台湾学者蒋永敬认为：国民党研究中共问题“自民国16年以来，即未曾间断。自民国39年以来，数量激增。”①“中国现代史”却迟至20世纪50年代才真正开始起步而风气渐开，其原因和背景正如台湾学者所说——是由于“中共占据大陆后才引起史学界广泛注意的研究范围”。②“1949年后，台湾史学界本来仍以古史研究为主，并且弥漫着考史之学风。然终因时势变化：冷战爆发，国府推动‘反共抗俄’之国策，史学研究需要与政治现实配合，‘厚今薄古’之近代史研究，成为中枢重视所在”。③台湾的当代中国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更多是作为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内容的一部分，90年代以后，才出现了当代中国大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提法，但直接冠之以当代中国史的论著还是少见，更多还是作为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以及祖国大陆问题研究的内容。     尽管台湾地区对祖国大陆的研究开始较早，但之前的研究主要从属于敌对关系之下的“情治”范畴，研究的机构与人员并不太多。台湾的祖国大陆研究热缘起于国际冷战结束背景下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经济崛起及两岸经贸关系的解冻。尤其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商的大举进军西岸，祖国大陆逐渐成为台湾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的主要地区，双方的经贸联系与产业依存度日升，研究随之急速升温。     台湾地区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研究和祖国大陆研究的机构大致从属于三大主体：“台湾当局行政机构”（含政党）、高校和民间等。     （一）台湾当局方面研究机构     台湾当局有关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研究机构主要有：“国史馆”、“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等。     “国史馆”始设于清朝，为监修清史之机构，1927年被解散，1938年国民政府再设国史馆筹备委员会，1947年正式开馆，首任馆长为张继。1949年迁台时，由于国民党败退仓促，资料全部遗留南京。1958年在台湾复馆。该馆直隶于“总统府”，负责编纂“国史”及典藏国家档案文献，定为“国家最高史政机构”。复馆后首任馆长罗家伦，1968年继任馆长黄季陆，均为国民党元老。该馆与“党史会”关系密切，于1969年与“党史会”协作成立“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台岛内民国史研究范围均出于此。其内容直接涉及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以及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也颇多。     “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筹办于1955年，1965年正式成立，首任所长是被台岛史学界称之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先驱的郭廷以教授。该所成立之初，一改过去只注重清史研究的做法，研究重心为19世纪以来中国史、中外关系史、百年现代化运动史以及国民党与20世纪中国史关系问题，涉及新中国史研究。该所在罗致人才及搜集资料上下了大功夫。先后接收了有关外事、经济、行政等部门的档案，在此基础上进行编纂，以专题讨论推动研究。郭氏任职15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后继任的所长在此基础上又推进一步，特别是王聿均任内，推动名为“中国区域现代化”研究计划，颇为出色。台湾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时间上限为鸦片战争，下限则延至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自然包括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的内容。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原为中国国民党党史资料编纂委员会，成立于1930年，1973年改为现名。在南京和重庆期间，以搜集与保存史料为主要职责，到台湾后，于1953年开始有系统地出版史料和开展研究。其研究的范围全部与中国现代史、国民党史、国民政府史，包括国共关系史等有关。罗家伦为迁台后的第一任主任委员。此机关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其地位和权威性自不待说。     此外，台湾当局研究中共问题、大陆问题的机构，重要的还有“中共研究社”、“中国大陆问题研究所”、“荟庐资料研究中心”。特别应该注意的是“荟庐资料研究中心”，历史悠长，追其源头，它成立于1930年，是由中统局搜集资料研究中共问题资料室开始，后因中统局改为国民政府的“内政部调查局”，其资料室始在抵台后改称“荟庐”，至后来又改属台湾主管司法行政部门的调查局。所以，“荟庐资料研究中心”不仅搜集资料，而且进行“研究”，其成果大多为当局决策之用，是中统局资料室发展而来的。     台湾当局这些研究机构对于推进台港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作用之巨大，是勿庸置疑的。据称这些机构所存资料甚巨。如“国史馆”就有“珍贵资料”和台湾当局档案400余万件；“荟庐资料研究中心”少说也有中共资料30万至40万件。④而一些私人所存资料，如朱家骅、吴敬恒、阎锡山、李煜瀛、汪精卫等人私人资料为各机构所收藏，陈诚的“石叟室资料”也已以微缩胶卷入藏。而蒋介石的“大溪档案”尚未入藏，直至1996年底才整理出一部分并公开；⑤此档案与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研究关系紧密，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资料、档案虽精粗混杂，但就其可观的数量而言，为台岛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二）高校有关研究机构     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开始，台湾一些高校就应当局的要求建立了大陆问题研究机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和东亚所是两岸隔绝这一特殊时期的产物，在岛内起着特殊的作用。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两岸关系破冰，岛内各界迫切需要了解大陆。在这种情况下，从南到北，岛内许多大专院校开始设立大陆研究所。知名的研究机构，包括“台湾当局国际问题研究所”和“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政治大学大陆研究中心、“中国文化大学大陆研究所”、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中山大学”祖国大陆研究所、东华大学祖国大陆研究所、铭传大学大陆研究所、台湾“清华大学”（新竹）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辅仁大学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中心、台湾大学政治系大陆暨两岸关系教学与研究中心等。相对而言，台岛高校对祖国大陆的研究相对“中道”和“理性”，因此最为值得观察、参考和借鉴。     “台湾当局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于1961年。后改称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此中心以研究中共问题为己任，地位颇为特别。据统计，从1930年至80年代中期，国民党属下研究中共问题的机构前后有60个以上，而80年代末期仍有20个以上的专门研究机构。⑥在如此众多的机构中，“国际问题研究所”是名副其实的“中心”。据台湾学者蒋永敬先生介绍，该中心主要工作即为研究共产党统治，特别是对中共政权之研究，及其资料之搜集；此外并注重当前国际重大问题之研究，并与政治大学合作，创办东亚研究所，以培养研究东亚及中共问题之专门人才。国际关系研究所之研究部门分为专题研究室之国际、俄情、匪情、经济、边疆五个研究组。而匪情研究组之研究重点，包括中共之主义理论、党政、内部思想斗争、统战、军事、文教科学、祖国大陆青年问题、祖国大陆社会分析、中俄关系、中共与其他国家之关系等。至于经济和边疆组，除研究国内外经济及一般边疆问题外，关于中共之经济、财政、商业、贸易、生产、交通等，以及中共对于边疆人士之迫害等问题，均在其研究重点之内。⑦该所所存图书及“珍贵”资料10万种以上。     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是1967年2月应蒋介石的要求，在吴俊才主持下由政治大学与改制前的“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合作设立。1968年秋，该所正式招生开课。创办该所的最主要宗旨，是以培养研究“共党理论”、“国际共党运动”和“祖国大陆问题”的高级人才为主，以研究东亚地区的区域研究为辅，研究的重心随客观局势的演变而调整。研究所之研究部门分为专题研究室之国际、俄情、匪情、经济、边疆五个研究组。而匪情研究组之重点，包括中共之主义理论、党政、军事等。”其研究范围，用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魏艾的话说：“我们过去偏重于共产党理论和中共党史的基础研究和教学，近年才开始重视对大陆当前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研究。”⑧研究所杂志为《东亚研究》。1968年招收第一届硕士班研究生，不久招收博士研究生，至今已经有上千毕业生。学生待遇高于其他学校，毕业后多在台湾当局机构、新闻、教育界供职。     “中国文化大学法学院”中国大陆研究所，于1973秋经台湾教育部主管部门批准成立。机构设有：中国共产党史组、大陆自然资源组、大陆政治社会研究组、大陆经济研究组、各国共产主义及其改革组。研究范围有：“中国共产党之发展经过、中国土地、矿产及农林水利资源、大陆政治制度及社会状况、大陆之经济制度及其运行状况、苏联及东德共产主义国家之改革”。研究人员总数为69人。该所知名教授有欧阳新宜、李英明、吴安家等，招收博士。开设课程有：中国近代史、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当代思潮专题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社会主义与马列主义等。     台湾高校博士生硕士生已成为研究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的一支生力军。下表所列的是1995年至2004年的10年间台湾政治大学历届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有关政治部分的论文，内容涉及许多领域，包括中共政党属性，中共意识形态，中共政治传播，中共政治权力运作，民主集中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宪法，中央和地方关系，政府职能转变，行政监察制度，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基层民主，少数民族政策，港台政策，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发展策略等，有宏观研究也有个案研究。从上页台湾政治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可知台湾高校之一斑。         （三）民间相关研究机构     台湾民间有关中共党史研究和祖国大陆研究的机构主要有：     台湾当局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9年1月，负责人田弘茂，主要经费来源是财团法人。机构设置有研究部、法政组、社会文化组、“台湾防务主管部门”安全组和国际组。研究范围包括宪政改革问题、两岸关系、台湾当局防卫政策与台湾当局安全、亚太区域研究等问题。     “祖国大陆研究学会”。成立于1989年3月，其召集人欧阳勋表示，该会宗旨主要是提供研究成果作为台湾当局“拟定大陆政策的参考”，并说，凡支持中国走向民主、均富、统一的人士均欢迎加入该会。现任理事长杨开煌。     台湾综合研究院。台湾综合研究院于1998年4月正式成立第四研究所，又名“战略与国际研究所”，其目的在针对战略及安全问题进行研究，同时进行台湾在战略、两岸关系及国际关系领域中的研究，提供建言，供政府参考，并希望能发展成为台湾在战略安全及国际关系领域中的重要智库。该所下设研究发展委员会、国际战略研究组、祖国大陆问题研究组、学术交流推广室及行政室。国际战略研究组及祖国大陆问题研究组针对区域政治、国际形势、两岸关系及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军事等议题进行综合性研究。祖国大陆、国际形势政情分析专家施子中是专任高级研究员兼负责人。     台湾的祖国大陆研究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也有不同的历史地位。今天，大陆研究在台湾已成为一门时髦的学问，无论大专院校、政府机构，还是学术研究部门，甚至是民间社团，都把大陆研究作为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随着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日益便利，台湾学者有机会获得第一手资料。同时，这些研究所还与国际知名学术机构及祖国大陆学界开展合作交流。以政治大学国研中心为例，它不仅每年与美、日、韩以及欧洲学术机构轮流举办研讨会，而且还与大陆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上海台湾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建立了联系，双方定期互访，并举办研讨会。这些研究所，除了开展学术研究外，还有一项业务，就是培养相关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⑨     二、台湾地区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研究主要论著概述     台湾地区有关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主要有：《中共研究》《中共年报》《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研究》《大陆观察》《今日中国》《中外杂志》《中央》月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东方杂志》《东亚研究》《史学汇刊》等。最具代表性的要数《中共研究》月刊和《中共年报》。该月刊和年报均创刊于1967年1月，最初名为《匪情研究》月刊和《一九六七匪情年报——十七年来匪情总览》，出版发行者为“匪情研究杂志社”、“匪情年报编辑委员会”。从1969年起改名为《中共研究》和《中共年报》，以后持续出版至今，不再出现“共匪”等字样，但仍然用“中共窃据大陆”等说法。　《中共研究》主要刊载相关研究和政治攻击性论文。《中共年报》每年一部（一册至三册），大16开，约1000多页，几百万字至1000万字不等。最初各期介绍中共党史和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历史比较多，后来逐渐集中到对上年大陆历史的研究和介绍，实际上是台湾编辑的中国大陆年鉴，收集资料十分详细，例如该年大陆各部门政治、经济、文化等数据均有集中刊载和研究。《中共研究》和《中共年报》是台湾研究当代中国史的重要资料依据。     台湾地区涉及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的论著有三大类，一是中共党史研究论著，二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论著，三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研究论著。当代中国史研究不仅反映在对当代大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研究的论著中，因其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下限大都写至当代，故当代中国史研究也反映在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论著中。     （一）有关中共党史研究论著。具代表性的主要有：沈云龙著《中国共产党之来源》　（台北民主潮社，1959年）；祖国周刊社编《中共十年》（友联出版社，1960年）；王健民著《中国共产党史稿》（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65年）；郑学稼著《中共兴亡史》　（中华杂志社，1970年）；尹庆耀著《中共外交与对外关系》（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1973年）；桂崇基著《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俞谐著《中共史略》（正中书局，1978年）；郭华伦著《中共史论》（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1982年）；尹庆耀著《中共的统战外交》（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吴安家主编《中共史学批判论集》（幼师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邓辛未著《三十五年来中共经济的演变》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吴安家著《中共史学新探》（幼师文化事业公司，1988年）；吴安家著《中共政权四十年的回顾与展望》（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1990年）；朱新民著《1978-1990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八十年代后中国的政治发展》（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蔡国裕著《中共党史》（台北国史馆，1994年）；石之瑜著《中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三民书局，1994年）；蒋武雄著《中共对西藏社会制度的变革》　（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印行，1998年）；王良能著《中共崛起的国际战略环境》（台北唐山出版社，2000年）     （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论著。具代表性的主要有：陈布公著《中国现代史》（香港文史出版社，1977年）；司马长风著《中国现代史纲》（波文书局，1978年）；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二辑（联经出版社，1980年），张玉法著《中国现代政治史论》（东华书局印行，1988年），张玉法著《中国现代政治史论》　（东华书局，1988年）；李云汉著《中国近代史》　（三民书局，1991年）；国立编译馆编《中国现代史》（幼师文化事业公司，1992年）；还有薛化元著《中国现代史》（三民书局，1995年）等。     （三）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研究论著。具代表性的主要有：玄默著《中共文化大革命与大陆知识分子》（中央研究杂志社，1974年）；郑竹园著《检讨中共经济的病根》（光陆出版社，1983年）；卢子健著《中国对外关系转变》（金陵出版社，1985年）；徐东滨著《中国当代政论选》（新亚洲出版社，1987年）；黄天雄著《中国之没落——一个正在加速衰亡之中的文明》（新台丛书，1987年）；汪学文著《台湾海峡两岸各种体制之比较研究》（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1988年）；朱新民等著《中国大陆研究》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8年）；黄天雄著《中共文化大革命史论》（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1990年）；郑宇硕等著《当代中国政府》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印行，1992年）；林福仙著《中国大陆普通高等教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年）；李建兴著《台湾海峡两岸教育研究》（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年）；苏嘉宏著《派系模式与中国政治研究》（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余英时著《民主与两岸动向》（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黄天中等《中国大陆研究》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3年）；石之瑜著《中国大陆的国家与社会》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4年）；石之瑜著《民族主义外交的困境》（世界书局，1995年）；杨渡著《大逆转——世纪末透视中国》（天下杂志，1995年）；李英明著《中国大陆研究》（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宋国诚著《中国跨世纪综合国力——公元1990-2020》（学生书局，1996年）；李英明著《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变迁——来自大陆民间报告》（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张益槐著《中国大陆监察制度》（台北唐山出版社，1998年）；曾锦城著《下一场战争？——中共国防现代化与军事威胁》（时英出版社，1999年）；郭瑞华编《现阶段中共对台统战策略与实务》（共党问题研究中心，2000年）；张祖桦著《中国大陆：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大屯出版社，2001年）；刘庆元著《解析中共国家安全战略》　（扬智文化事业公司，2003年）。     台湾有关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研究的论著中，1995年出版的吴安家主编《中共政权四十年的回顾与展望》一书颇具代表性。这是一部带综合性的研究论著。该书由吴安家、俞雨霖、张荣丰、张雅君、陈良浚、许光泰、明居正、周玉山、范利民、赵建民等专家学者撰稿，旨在研究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意识形态、党政、经济、外交、军事、法制、社会、文化、教育、统战等领域的持续和变迁，并揭示这些领域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该书作者虽然从各种不同的领域和角度来研究中共政权40年的演变，但他们一些反动歪曲的看法是共同的，该书要点如下：其一，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中共保权的意识形态，它指导中共政权度过40年。40年来，中共运用这些安排社会一切事务、支配社会一切职能的本质并没有大变。其二，中共领导阶层内部经常意见不统一，而且往往与路线斗争纠缠在一起。其三，政治运动是维护中共统治地位的主要手段。中共运用政治运动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制度。但因政治运动太多，大大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及破坏了政治的稳定。其四，中国大陆是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它应先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其五，中共经常把政治与法律混为一谈，甚至以政治行为代替法律行为，严重影响法制的建立。⑩这些观点，不仅是该书作者的观点，也是台湾史学界许多学者的共识。《中共政权四十年的回顾与展望》一书，具有综合性、全面性与代表性，无论是涉及的内容、还是资料的收集采用，无论是政治立场，还是学术观点，大体上反映台湾地区对新中国史研究之一斑。     毋庸讳言，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国际上及台岛的“反共抗俄”氛围笼罩下，台湾中共党史研究与当代中国史研究也融进反共内容，反共史学曾占据台湾史学主流的地位，有些著作每章必辟出一节专讲“中共的罪行”。70年代末期以后，中美建交，西方史学界对中共党史及新中国研究逐渐趋向客观，这对台港史学带来较大的冲击；而台湾当局的反共宣传日益陷入矛盾——他们怎么也不能解释被描绘成“暴徒”、“土匪”的中共为什么能维持如此长久的“统治”，并在国际上声望日涨；加上祖国大陆改革开放战略实施和对台政策调整的影响等，使得台湾中共党史研究和当代中国史研究逐渐脱离政治教条而日趋学术化、专业化，研究领域亦由过去的政治、外交、人物为主，转向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各方面之研究。研究成果也日渐脱离反共政治氛围，相对“中道”和“理性”一些。     三、台湾地区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研究的走向与启示     （一）台湾地区对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研究的走向     1.从“冷”到“热”。台港地区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冷到热的发展过程。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台湾地区中共党史研究不多，而且主要集中在民主革命时期；当代中国史研究也很少，毕竟新中国成立的时间不长，且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封锁和限制，有关祖国大陆方面的研究几乎是一个禁区，相关资料难以掌握。80年代以来，适应大陆经济崛起及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新形势，台湾地区对祖国大陆的研究从整体上发展较快，这突出表现为其专设祖国大陆研究机构逐年增多，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研究也热了起来。同时，台湾高校有关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研究及相关课程涉及面日广，许多院系或专业近10年来都增开了“涉陆”课程，或增设了“涉陆”学科点和学位点。以1992年成立的淡江大学祖国大陆研究所为例。该所招收的博士，以现行对策研究为主，开设的研究课程有：中共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比较研究，台美中三角关系研究，祖国大陆国有企业改革，中共政府与政治，两岸政经专题，毛泽东思想，两岸关系与谈判研究，香港问题专题，分裂国家统一政策之比较，中共领导人物与政治发展，中共党史研究，祖国大陆文化研究，中共第三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共意识形态研究，中共对外开放政策研究等20多门。     2.从“单元”到“多元”。过去台湾地区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研究主要服务于台湾当局需要，包括为台湾当局的党、政、军、情等系统提供信息、咨询和研究服务，并为之培养和输送“陆情”人才。随着大陆经济的崛起和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岛内祖国大陆研究尤其是高校的大陆研究转而将服务面扩大到产官学研各界，其中重点对象又是对“陆情”研究及“涉陆”人才需求日增的产业界。这已体现在岛内几乎所有高校大陆研究机构的宗旨里。有的甚至干脆就直接强调专为台商服务，如中兴大学的台商研究中心等。     3.从“政治性”到“实用性”。台湾岛内有关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研究，从最初强调政治性，即研究所谓“匪情”为其反共政治服务，到后来为产、官、学研尤其是产业界服务。既然是为产、官、学研尤其是产业界服务，这些研究机构的培养方向和研究重点就十分讲求目的性和实用性。比如一些大学祖国大陆研究所开设的硕士学位课程（大陆经济法研究），其内容包括社会主义法制思想、两岸法制比较、大陆宪法、大陆土地法、大陆税法、大陆银行法、大陆证券法、大陆劳动法等，充分显示出培养两岸经贸人才、尤其是为大陆台资企业培养业务骨干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与此相关，它们的研究生教学方法比较灵活，除采用传统课堂讲授外，较多运用专题讲座、座谈讨论、实情调研、视听教学、　“研究工作坊”等灵活方式，学习成绩也多通过书面报告评分与平日讨论表现相结合的方法计算。许多高校并持续推动研究生赴祖国大陆进行毕业实习课程。     4.从“非理性”到“相对理性”。60年来台港地区对新中国史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非理性”到“相对理性”的过程。最初台湾对大陆的研究充满着敌意，开口“共匪”，闭口“匪情”，尽其攻击之能事。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70年代。随着岛内统独斗争的激化，泛绿势力皆自称“台湾”而称对岸为“中国”，泛蓝人士则自称“中华民国”而称对岸为“中共”或自称“台湾”而称对岸为“大陆”。应该说，从称对岸为“中共”到“大陆”是一种进步，但称“中国”则带有明显的台独“去中国化”倾向了。不过检视这些研究机构，除了新竹清华一家叫“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外，绝大多数都叫“大陆研究所”或“大陆研究中心”，显示台湾高校的祖国大陆研究界迄今仍由较为“中道”、“理性”的力量主导，这也反映在它们的研究成果及研究生毕业论文中。     （二）台湾地区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启示     中国先哲提倡“知己知彼”、“以人为镜”。改革开放以来，两岸学术交往日多，台湾地区有关中共党史的论著，特别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论著大量传入祖国大陆。这些论著中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需要澄清，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台湾学界相关研究的内容、研究方法，甚至一些“逆耳之言”，确有许多对我们有所启示和值得借鉴的地方。     1.研究内容上的启示。台湾对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研究之热，研究内容之广，研究问题之深，本身就值得我们反思。我们对台湾的研究又是怎样的呢？从整体上看，祖国大陆对台湾的研究要弱于台湾对大陆的研究。至少这方面的研究在祖国大陆高校整个学科建设中的相对地位要逊于台湾。不论是从祖国和平统一的大业出发，还是从“对手”意义上的“知彼”需要出发，抑或是从引进台资、发展两岸经贸关系的现实需要出发，都必须全面、深入地了解台湾方面的情况，而我们的研究的确做得很不够。大陆的对台研究，不论在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科技、文化和社会等方面，还是在资料数据方面，较之台湾对大陆研究，都存在着广度、深度和细度上的差距。比如台湾高校区域经济方向研究生的论文选题已涉及到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圈比较，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图们江流域开发、经济特区发展、城市间投资环境比较、闽台经济合作、中越边境贸易、南海争端、CEPA等特殊领域，与之相比我们的对台研究则要笼统粗放得多。而且，台湾祖国大陆研究机构具有与大陆研究合作的愿望与热情，“登陆”访问交流也比我们频繁。相对而言大陆研究机构和高校对台湾的回访较少。因此，需要加强两岸民间交流，尤其是大力推动“纯学术”领域的合作或尽量加重其“学术色彩”，借以深入研究台湾的经济、自然、社会、文化、教育、科技、法律、历史、族群、宗教等问题，并由此反过来影响岛内政治。     2.研究方法上的启示。台湾有关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研究，从方法上看至少有如下几点值得借鉴：第一，重视史源的挖掘。史源是研究历史者所必须随时注意发掘和开拓的重要方面，中国的史学传统是重视史源的。但是近几十年来，这一优良传统被破坏，由于屡屡地批判“唯史料论”，“出思想”成为时髦的语汇，致使史学研究领域飘荡着一股空疏学风，史源开拓很少有人问津。台湾若干学术机构却都在搜集资料，开辟新史源。他们大量搜集中共党史和当代中国相关资料，并整理出版。陈诚的石叟资料室收藏的江西革命根据地的资料，已制成缩微胶卷发行。《中共年报》按一年中大陆发生的重大事件分为10篇至12篇，从1967年开始，每年出版一辑。《中共研究》和《中共年报》编的《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汇编》一书，收录“文化大革命”文件、批示、讲话、检讨、揭发交代等第一手资料。第二，注重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审读。台湾的史学研究者比较注重前人的成果，他们在启动某一研究课题的时候，首先要搜集有关此课题的大量资料，以反映该课题研究已达到的水平，然后在此基础上，向更高层次推进，提出新论点、新发现。第三，重视个案研究。台湾无论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还是在新中国史研究方面，比较喜欢做个案研究，往往以小题目做大文章，偏重于专题性论著。有些学者以单一人物作为研究对象来辐射全面，有些学者常常先着眼于一个具体问题，并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工作。这种解剖麻雀的小题大做的研究方法所得到的成果，往往容易接近真实。上述这些方法都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取的。     3.研究成果上的警示。台湾研究者有关新中国史研究的成果，即相关研究得出的结论中，有些是错误的；有些是牵强的，片面的，如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事实上是政府主导(11)等，这些需要批驳与澄清。但也有许多观点是比较客观的，虽然“逆耳”，却切中时弊，对我们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如台港学者在评价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指出的，祖国大陆在政治上的高度集权，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缓慢，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参政不够，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体现不够；在经济上不重视经济建设，对外封闭，不重视对外交流，在经济建设中也不尊重经济规律，盲目蛮干，结果造成了惊人的损失，等等，这些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又如，台港学者对新中国外交的研究过程中所提出的关于外交战略的合理选择、外交领域中文化战略的恰当运用、如何在现有国际秩序中树立大战略意识等，都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注释：     ①蒋永敬：《中共问题研究及其有关资料》，张玉法主编：《中共现代史论集》第2辑，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第232-233页。     ②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1辑，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第27页。     ③李金强：《传承与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新趋势》，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4年，第39页。     ④张玉法著：《中国现代史论集》第2辑，第88、231页。     ⑤《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61页。     ⑥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2辑，第234页。     ⑦蒋永敬：《中共问题研究及其有关资料》，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2辑，第230-231页。     ⑧《泉州晚报》海外版2001年12月29日。     ⑨《环球时报》2005年3月16日。     ⑩吴安家主编：《中共政权四十年的回顾与展望》，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1990年，第7-8页。     (11)徐东滨著：《中国当代政论选》，新亚洲出版社，1987年，第67页。

yangharrylg

我觉得他总结的台湾博硕士论文图片部分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