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亲历重庆大武斗》序（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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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汝信

　　武斗，是文革期间中国大地上的普遍现象，而以公认的说法，文革武斗之冠，首推西南山城重庆。数年前，一篇《青春墓地埋葬重庆文革武斗》，将人们带进了重庆沙坪坝公园内的荒草杂木丛中。那儿保留着一片全国“硕果仅存”的武斗死难者墓地，一座座年久失修、残缺不全的墓碑，仿佛在感性地向偶尔来到的访客，诉说着当年子弹呼啸、血肉横飞的惨烈景象。今天，这一册李木森回忆、何蜀整理的《亲历重庆大武斗》，更以平实而又详尽的笔触，从一个武斗参与者、指挥者的角度，再次把我们带回那一场场硝烟弥漫的“特殊内战”。

　　１９６６年，李木森二十八岁，是位于重庆江北区大石坝的国营江陵机器厂技术科的一名普通技术员。所谓国营江陵机器厂，是生产小口径炮弹的五机部１５２厂的对外第二厂名。由于历史的原因，类似江陵厂这样的国防军工企业在重庆为数众多。除李木森所在的江陵厂外，本书多次提及的建设机床厂（２９６厂）、长安机器制造厂（４５６厂）　、长江电工厂（７９１厂）、望江机器制造厂（４９７厂）、重庆空气压缩机厂（２５６厂）、嘉陵机器厂（４５１厂），均为重庆地区的常规兵器生产大厂。文革狂飚席卷之下，这些本来纪律严明、处于严格保密状态的军工“编号厂”内，突然分成了势不两立的对立派系，双方各自又掌握了本应严格管制的门类齐全的杀伤性热兵器，这恐怕就是重庆地区武斗的规模能在全国称魁的主要成因。

　　根据本书记述，大规模武斗主要是在造反派中裂变出来的两大派系——“八一五”与“反到底”之间进行。国防军工系统中，建设、长安、江陵、望江四厂以“反到底”派的军工井冈山占优势，空压、长江、嘉陵、无线电（四机部７１６厂）则以“八一五”派的八一兵团称雄。用以装备正规部队的武器一旦轻易落入群众武斗队伍之手，后果的严重性自然可想而知。据有关官方资料称：重庆武斗就是以枪炮工厂为首，武斗中从步枪到机枪，从大炮到坦克，凡是重庆地区能够制造的武器，几乎都动用了，建设、长安、望江等几个大型枪炮厂，成了武斗的军火库、指挥部和武斗争夺点，建设机床厂动用了上万支半自动步枪并散发到全川各区、县，该厂的武斗造成了职工和家属九十余人死亡，上万平方的一栋大楼被付之一炬。

　　文革改变了李木森的人生轨迹，他从一个普通技术员，而至重庆军工井冈山总部、重庆工总司的勤务组组长，再进而为“反到底”派六大司令部总勤务组组长，成为“反到底”派的主要负责人，武斗的主要指挥者。惟从本质上说，李木森并非武斗的狂热爱好者。据其本人的说法，他对武斗的态度，内心一直是矛盾的。武斗越打越大，打得当头头的都有点骑虎难下。李木森曾暗自想过：下一步怎么办？还继续打下去吗？但又不能随便停下来，主动停下来，“因为我们要停下来了，对方不停，那不是等着挨打吗？”这些话，应该视为其肺腑之言。

　　重庆武斗最终得以停顿下来，两派纷争走向缓和平息，经历了年许漫长曲折的过程。军队，尤其是野战军，在此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军部驻重庆的陆军第五十四军自１９６７年１月即介入重庆文革。从实际情况看，五十四军一直在制止武斗而始终未能奏效。但中央毕竟还得依靠军队。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内称：“应当实事求是地估计和对待重庆警备司令部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应该看到，他们在这些工作中，是有显著成绩的。”所谓“重庆警备司令部”，并不是一个实体，它实际由五十四军兼任，换言之，重庆警司即指五十四军。

　　同年５月２７日，毛泽东代军委起草的“转发五十四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报告的批语”称：“五十四军在重庆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此批语无疑被五十四军视为手中的尚方宝剑。然而，在“反到底”派看来，五十四军虽说是两派调停人、裁判者的角色，但更多的似乎是站在“八一五”一边，故此，虽则有此“最高指示”，“反到底”对五十四军仍不大买账。

　　１９６７年武汉“七二○”事件后，毛泽东终于下决心由乱到治，不再若明若暗地放纵甚至欣赏武斗了。８月，中央调查组抵达重庆，在调查组及五十四军的监管压力之下，月底，重庆两大派进行了停战谈判，９月１日，达成《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第一号协议》。再经大半年的反反复复，重庆大局底定。无论造反派感情上接受不接受，制止武斗、平定大局的责任，历史性地落在以野战军为代表的军队身上。也不管李木森们愿意不愿意，重庆以至整个川东地区的话语权，转移到了五十四军及续后的十三军手上。

　　李木森本人在重庆市革委会成立之日，坐上了主席台，以一派群众组织代表的身份，当上了“三结合”的市革委会副主任。据说，他这位副主任并无明确的分管工作，他心里也很明白：实际掌权的，是主任、副主任中的军队、革干代表。此后直到１９７７年５月宣布其回厂接受审查的九年间，这位群众组织代表不断被边缘化。其实，李木森大可想开一点——那个舞台本来就不属于你，也不适合你，因缘际会，你上去折腾了一把，也该下来了，你总不能老站在舞台的中央啊！

　　本书是回忆者与整理者密切配合、良性互动的结晶。

　　纵观全书，可以发现，李木森回溯往事时的心态尚算平和，且记忆力甚佳。对重庆两大派武斗的缘起、激化过程，矛盾冲突的详情，叙述得有条有理，线索分明，脉络清晰。作为全书的中心部分——武斗的经过使人看得如临其景，唯一可遗憾处，只是后来非中心的枝蔓，应还可再减削一些。

　　作为个人的回忆文字，尤其是文革中某一派别头面人物的回忆文字，人们很自然会仅将其视为一家之言，实际上，书中的某些个别处不可避免地亦会有失偏颇。但这些都不要紧，没有任何回忆文字是没有倾向性的，只要已经将自己所经历的原原本本交予了读者，也就尽责了。别人说你是一家之言，也不打紧。没有千百条小溪，何来巨川长河？类似本书这样的个人回忆文字积聚起来，相信定会成就地方文革史的鸿篇巨制。

　　然而，记忆力再强，因相距事件发生时日已有相当一段距离，怎么也免不了有失准确或误记之处。对原始回忆素材进行考订修正就显得十分必要。本书注释的密度很高，可以相信，整理者为此倾注过大量的心血。这些注解颇为准确到位，如对陷入两派纷争的国防军工大厂简要背景情况的介绍，对参与地方“三支两军”的军队领导、参与“三结合”的地方干部的介绍，等等。尤其不能不提及的是本书对当地两派群众组织头面人物的介绍之详，相信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尚难以有人可以企及。这也说明整理者确实是下了大功夫的。

　　考证、注释对回忆录正文起着扶持、佐证的正面作用。光有回忆文字，没有这些读者可以直观见到的详细注释及背后看不到的大量严肃、认真、细致的考订工作，回忆录只能算是半成品。而正因为有了这些后期加工，相信本书可堪称地方文革史料和回忆史料双重意义上的精粹。
(二○○六年四月)


华夏文摘增刊 第五○六期 二○○六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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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年一  亲历重庆大武斗》序 （摘要）　


　　本书的整理者何蜀，送来这部《亲历重庆大武斗》书稿，读完后感触很多。我认为这本书填补了“文革”研究的空白。

　　“文革”研究专家，大致有两类：一类姑且称之为“眼睛向上”派，一类则为“眼睛向下”派。“向上”派注重研究毛泽东、刘少奇、林彪、周恩来等高层领导人及其相互关系，研究“文革”的发生与发展，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他们多作宏观的研究；“向下”派则注重研究中国的老百姓，研究广大的青少年，研究上层的举措在下层的反响，等等，他们多作微观的研究，日常生活的研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现在做上层的研究越来越困难，人为的阻力不小。下层的研究，禁忌相对较少，人们对下层研究的重要性也比过去更清楚，因此下层的研究也日渐引起人们的重视。何蜀兄早就有志于研究下层的问题，他整理的这部书稿可谓“眼睛向下”的难得之作。

　　重庆大武斗，闻名遐迩。经老何考证，全国首例大规模武斗事件发生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４日的重庆，较上海“康平路事件”要早近一个月。至于造反派两大派之间的大规模武斗，重庆就更是独具特色了。重庆是造枪造炮的军工厂比较密集的地方，武斗起来使用真枪真炮，使用大口径榴弹炮，使用当时最新式的枪炮，与军队打仗没有多大的不同。

　　本书由重庆两大派中的一派的“一号勤务员”李木森回忆，详细叙述了一次又一次武斗的起因、经过与后果，可以看作是《重庆武斗史》。李木森诚实地说，江青肯定河南一群众组织提出的“文攻武卫”口号的讲话，对他们影响不大。我也认为，异常复杂的社会现实，不能归因于某个人的一句话。李木森本是一个好青年（出身贫苦，“根红苗正”，共青团员，做技术工作），何以成为大武斗的指挥者（“战区司令”），李木森讲得清清楚楚，没有说教，没有废话，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水到渠成”，李木森当上了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副市长），又如何从“当官”到“丢官”，如何经历了十年的“揭、批、查”，经历了十年的审查，……这些都回忆得明明白白。

　　重庆武斗是全国武斗的典型，李木森是武斗指挥者的典型，抓住这个典型，记录、整理出这部回忆录，很有价值，在许多方面为研究“文革”提供了原始的资料，李木森出身好，有文化，有思想，观点不偏颇，是“文革”研究的好对象。本书内容严肃，注释详尽，不妨看作是《重庆“文革”史》。

　　这本书做了个好样子。愿这股“眼睛向下”的好风气得到发扬，每个人都可以想想、写写“我在‘文革’中”。

丙戌年新年写于北京西郊


华夏文摘增刊 第五○六期　二○○六年六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