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革专辑
说明：上海，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十分特殊的地位。点燃文革之火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即出自上海。张春桥在“安亭事件”中冒险签字承认上海工人造反组织为合法的违规行为，得到毛泽东的首肯。《解放日报》、《文汇报》内部造反派自发的夺权行为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誉之为“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从而成为文革运动又一个高潮——“向走资派夺权”的滥觞。陈丕显按周恩来之意组织上海各造反派群众组织发起的反对经济主义行动，被毛泽东树立为“光辉的榜样”，并下令首次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并列的名义向上海三十二个群众造反组织发出“史无前例”的《贺电》。深得毛泽东思想真髓的张春桥、姚文元始终受到毛泽东的赏识和倚重，为保护张春桥，毛泽东不惜在庐山会议上与“亲密战友”林彪翻脸。造反起家的王洪文一度被毛泽东选为自己的接班人……上海，成为毛泽东实现其文革意图的“试验田”和“样板团”。因此，上海成了文革中的“特区”。其中一个最独特的现象是，从总体上看，上海的造反派自夺权以后就一直掌权，直到“四人帮”倒台才退出历史舞台。当其他地区的造反派普遍还在为维权、争权而苦斗之时，他们却在为捍卫“革命新秩序”而“维稳”……上海是深入研究文革的重要一环。
本专辑特邀上海文革学者顾训中、李逊协助组稿，谨致谢忱！
本期目录
文革文物
陈国康 “工总司”的袖章、公章、徽章及出版物
史林一叶
李 逊 砸“联司”大武斗之前—— 上海柴油机厂两大派群众组织对立的形成及社会化过程
蓦然回首
丁德发 上海文革散忆
访谈
顾训中 忻鼎亮访谈（摘录）
文摘
钱伯诚 一代文人有厄——上海出版界文革劫难小记
上海文化大革命中的抢房风
故纸堆
曹荻秋 我的检查（摘录）
编读往来
1、范世涛来信 2、陈闯创来信· 编者更正
3、陈昭来信 4、邱心伟谈胡泊的纠错
【文革文物】
“工总司”的袖章、公章、徽章及出版物
“工总司”的全称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要头头就是王洪文。工总司这个贯穿上海文革全过程的工人组织，在张春桥的支持下，成为“四人帮”的嫡系部队。它并吞了一起造反的战友，砸烂了反对派，成为上海的独大组织。它的产生和成长，成为文革学者的重点研究对象。
作为文革史料的收藏者，笔者愿意在此披露一些工总司的故事，说是故事，却是有根有据的。
工总司的袖章
工总司在1968年1月出版的《一月风暴》第5、6期合刊上，为庆祝工总司成立一周年，刊载了一批头头一年前的“革命回忆录”，其中就有“上海轻工业学校红卫兵丁元钊”写的《第一批红袖章》，文中记录了袖章黄色文字样板制作及印刷的过程。
另外。也是在1968年1月，由造反派工人业余作家当权的上海作家协会出版的《文学风雷》第三期上，在“上海工人革命斗争回忆” 中，有工总司发起人之一、袖章的制作人徐美英的《第一批袖章》回忆，摘录如下：
 1966年11月6日，在（愚园路311号）“首都三司联络站”，在由十多家工厂造反派发起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筹备会上，大家提出，我们工人革命造反派应该有一个革命标志——《红袖章》。离9日的成立大会只有三天了，怎么办？就想去布店借（抢）几匹红布，当天晚上就去布店借（抢）来了十匹红布。第二天清晨，徐美英正在服装厂上班，接到电话，说她是服装工人，有缝纫技术，要徐去总部制作袖章。于是她就另约了几个女工，拿了剪刀、竹尺，从家中搬了台缝纫机，叫了辆三轮车，就赶到巨鹿路691号（向“炮司”借来的）总部。又化了五元钱去百货商店买来红线，就干了起来。大家挤在一间小房间内，裁剪的裁剪、踏车的踏车，日以继夜地赶制着。袖章制好后，要在上面印染“造反队”黄字，正在为难时，得到大同中学及轻工业学校红卫兵小将支持，提出用原始的丝漆印的办法来印“造反队”的黄字。印刷工具全了，刻版、上版反复试验，反复研究，试印成功了。二天一夜，于11月8日夜赶制了1400只袖章。
（左图：盖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公章的红府绸袖章。）
据知情者回忆：11月6日晚，王洪文、陈阿大等10余人，冲砸协大祥绸布店抢红府绸300余尺，后又到上海纺织品公司第一批发部抢红布，以制作工总司袖章。据说这批袖章，在9日成立大会中，因没盖公章而并未使用。后张春桥签字承认工总司为“合法革命组织”后，工总司袖章始由印染厂大批制作。
工总司公章
在《文学风雷》第三期“上海工人革命斗争回忆”中，还有一篇工总司发起人之一的黄金海的文章，题目是《第一枚公章》。摘录如下：
1966年11月6日下午二时，二十多个素不相识的工人造反派串联在一起，在首都南下红卫兵小将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在愚园路311号“首都三司驻沪办事处”开会，当晚就决定建立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决定11月9日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同时宣布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总司令部成立前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去市委联系印刷《宣言》。外出联系工作，必须要有一枚图章。这时总司令部两手空空，怎么办呢？正在为难时，有一个懂刻字的人（据说是戴祖祥）动了脑筋，提出用石膏刻一枚图章试试看，大家一听有理，就叫他立即动手。他找来一块石膏，用小刀刻了一个通宵，终于有点像样，一枚图章刻成功了。马上写一张证明，小心翼翼盖上大印，不料石膏图章只盖了一次就裂坏了。就拿了这个证明，到市委联络站要求印宣言，经过斗争，答应印刷二万份。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以后，旧市委一些“走资派”发出一个“不支持、不承认、不参加”的“三不”指示，工人造反派战士北上控告，以致发生震撼全国的“安亭事件”。十一月十二日早晨，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亲自来到安亭看望我们来了。张春桥说：“中央派我来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我就不回北京去了。”当天晚上数千工人革命造反战士就分路回到文化广场继续开会。十三日下午，我们正在后台忙着制作纠察证，没图章就签字代替。突然一个穿军大衣的人从四号门进来了，我们跑上去一看，是张春桥来与我们一起开会来了。这时我们忽然想起大印问题，就向张春桥提出：“我们总司令部到现在连一枚图章还没有。”张春桥听后说：“革命组织嘛，当然应该有一枚公章嘛。”我们说：“是不是你给我们写一个条子去刻一个好吗？”张春桥当时就写了刻制公章的条子。工总司第一枚正式的公章就此产生。
工总司的徽章
工总司在1967年4月，为纪念“工总司成立半周年”，特地制作了一批徽章。这个徽章图案，名为“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在多种工总司出版物的封面上出现，几乎成了工总司的“司徽”。但没几个月，就很少见了。这个过程，要从一张《工人造反报》的号外说起。
196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毛主席照惯例，要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及广场上的群众联欢。这次，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几个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市代表，上海市革会也在其中。当时被毛主席接见是件大事，为此，工总司主办的《工人造反报》，开足马力，以最快的速度，在五月二日出了全红字号外。可能过于“无限激动、无限幸福”，以致犯了“政治性原则错误”。
当时毛主席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所以人们都练就了灵敏的政治嗅觉。号外一出，马上就被指责有问题。先把该“号外”照录如下：
最大的关怀 最大的支持 最大的鼓舞 最大的信任
毛主席接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代表团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今晚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和上海市、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代表团的同志，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并一起照了相。
【据本报北京一日电】在全世界劳动人民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时候，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凯歌声中，从世界革命的中心、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传来了最最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今晚九时三十七分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代表团同志，毛主席他老人家满脸红光，神采奕奕，身体魁伟，真是健康极了。我们最最衷心地祝愿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林彪同志比去年接见红卫兵时更胖了一些，身体非常健康。我们最最衷心地祝愿林彪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十时十三分，毛主席、林副主席及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粟裕、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叶群等中央和其他方面负责同志，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代表团的同志一起照了相。十时五十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代表团成员、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王秀珍同志代表上海市一千万人民，代表二百万工人造反队员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献了“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纪念章。毛主席很珍贵地接过纪念章，说：“给我这么多啊，谢谢，谢谢！”同王秀珍同志亲切地握了手。王秀珍同志又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又同她亲切地握了手。当王秀珍同志把“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纪念章献给林副主席时，林副主席讲：“这是‘一月革命’的纪念章啊！”王秀珍同志答：“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支持。”林副主席说：“谢谢！”亲切地同王秀珍同志握手。王秀珍同志这时心情万分激动，说：“祝林副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谦虚地说：“不敢当，不敢当。”再次和王秀珍同志亲切地握手。
接着王秀珍同志和聂元梓一面手挽着手，一面喊着“紧跟毛主席！”“紧跟毛主席！”无限激动、无限幸福地走在毛主席身边。代表团其他成员，上海市警备司令部魏进同志、同济东方红李国群同志、红反会丁俊同志等也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部队和上海市革命师生向毛主席问好，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代表团全体成员沉浸在无限激动、无限幸福之中。
这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对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最大鼓舞、最大信任。我们一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全力以赴地投入当前的革命大批判，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努力完成本单位的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工人造反报 号外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编
1967年5月2日
5月2日，我是在南京路抢到这份号外的。一辆工总司的小卡车，上面站了多人，边开边散发号外。四周都是高伸的手，不少号外都撕破了。我抢到一份完整的保存至今。
这份号外刚出，南京路就有了针对号外的大字报，大意是：“工总司不代表上海市革会”、“王秀珍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月革命纪念章是大毒草”等等。又有传说：王秀珍被张春桥责骂，号外编辑是反革命，传得沸沸扬扬。工总司不知做了些什么“工作”，大字报被覆盖，传言也渐渐平息了。尽管这样，这些对号外的指责，并非空穴来风，按当时的政治标准，有些是有道理的，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喊“祝林副主席万寿无疆”
当时的政治口号，是绝对不能乱喊的，万一喊错，产生旁义，轻则批判、重则作为“现反”处理。“敬祝”类口号也有不成文的规定，敬祝毛主席是“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是“永远健康”，周总理是连健康都不能“敬祝”的。而王秀珍竟敢当着毛主席的面“祝林副主席万寿无疆”，并上了《工人造反报》号外，可能属当时所有大报小报的唯一。林彪极力提倡毛泽东个人崇拜，强调毛主席是我党的唯一领袖。在“万寿无疆”是 “敬祝毛主席”的专利时期，王秀珍又搞出个“祝林副主席万寿无疆”，所以吓得林彪“谦虚地说：不敢当，不敢当。”说这是“原则性政治错误”并不过分。联系到此后的6月16日，《林彪同志给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中特别提出要求：“不宜提‘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只有突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才符合于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实际。”可能同王秀珍喊出“祝林副主席万寿无疆”有关。
 2、献“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纪念章
工总司为庆祝成立半周年，特制了一批“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纪念章（右图为纪念章正面），并以“上海一千万人民”的名义献给毛主席和林彪，这引发其他组织的不满：“一月革命”由上海和外地三十二个组织共同发起，毛主席接见的是上海市革会代表团。你王秀珍凭什么将工总司的徽章，来表上海一千万人民，这不是工总司不把其他组织放在眼里、派性发作的表现吗？
3、“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纪念章是大毒草
“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纪念章，长方形（2cm×1.3cm），在当时是个小纪念章。纪念章下部有“一月革命造反胜利万岁”字样，左边是个大火炬，代表“一月革命”，右边下部有三面小红旗，只占画面的1∕6。这样的画面，也存在“原则性政治错误”。大家都知道“三面红旗”是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根据当时的逻辑思维：火炬这么大在前，三面红旗这么小在后，这不是表明“一月革命的光芒指引了毛泽东思想”吗，真是“狗胆包天、罪该万死！”
其他诸如“林彪胖了一些”、“王秀珍和聂元梓手挽手喊着‘紧跟毛主席’走在毛主席身边”、接见的时间，也有贬义说法。
《工人造反报》“五一”号外闯祸，以及引发的反应，说明当时工总司尽管已并吞了一起造反的一、二、三兵团和工三司，在上海尚有众多明的、暗的对手。
工总司的出版物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其主力军，从“红卫兵”，很快就转向工人“造反派”，其中佼佼者当属上海的工总司，它的司令王洪文，差一点接了毛主席的班。工总司成立的关键，在于毛主席同意了张春桥在“安亭事件”中，承认了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拦火车“是革命行动”。王洪文之流都明白：如果失败“是要枪毙的。”
张春桥、姚文元都出身“秀才”，所以工总司得其真传，很重视舆论工具作用。上有中央文革的“大秀才”指点，下有造反派红卫兵捉笔，舆论工具运用得非常自如。对于工总司的出版物，介绍如下：
 1、《工人造反报》
这是工总司出版物的主力，“四人帮”的舆论工具，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影响很大的“群众组织报纸”之一。它贯穿了文化大革命关键时期的全过程。所以，该报是了解文化大革命进展的重要文献。
（左图：《工人造反报》创刊号，1966年12月28日出版，对开四版。）
《工人造反报》创下了当时“小报”多项第一：全国跨行业的文革小报创办最早（1966年12月28日）；发行时间最长（1966年12月28日～1971年4月15日）；出版期数最多（445期），还不包括期外的号外、特刊、专刊等；发行量最大，最高单期发行量达64万份。该报当时被称之为上海的“三报一刊”（《解放日报》、《文汇报》、《工人造反报》、《支部生活》）之一。
《工人造反报》的主办组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主编是王成龙，为了同上海《支部生活》的造反派头头王承龙区分，人称“小王成龙”。
《工人造反报》由《解放日报》代印，编辑部起始设在巨鹿路498号，1967年1月迁入外滩“上海市总工会”大楼，9月一度在汉口路《解放日报》社内设编辑部，10月又迁入圆明园路已停刊的原《新民晚报》社。
《工人造反报》是对开大报，起始只供散发、张贴，不卖钱。并在1967年1月7日出版的第二期的报头下特别注明了“非卖品”。1967年2月23日出版的第九期起，标明“零售三分”。1967年6月起改为“零售四分”（六版五分），并刊登了“本报启事”：9、10二期委托邮电部门代售。11期起交邮电部门发行，接受集体预订并办理零售。《工人造反报》每期出版一大张（对开四版），重大事件也有一张半的。由于出版日期不固定，收订按期计算。直到1968年2月起，才定为周二报，每周四、日出版。
1968年初起，大批“文革小报”相继停办。而《工人造反报》不但坚持出版，反而刊登启事：扩大发行量，各基层组织可使用公费订报。这同《工人造反报》一直被“四人帮”操纵，紧跟“四人帮”战略部署，直接得到“四人帮”支持有关。直到1971年4月15日的445期，在转载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加强上海报刊工作决定”的同时，宣布《工人造反报》到本期终刊。
《工人造反报》在出版过程中，还出版了多种无期号的号外、特刊、专刊、增刊、传单、传单汇编、学习资料，同其他较有影响的小报发行多期“联合版”，是当时众多小报中运用报纸形式最多的一种报纸。
《工人造反报》在第132期、165期，为便于班组学习，改成可折叠成32开小册的编排形式，破坏了报纸的版面统一。其主要内容，是“向门合同志学习”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同报纸的整体编排很不协调。以后，供班组学习的材料，以出版“增刊”的形式出版，内容多是“两报一刊”社论及他重要理论文章。编号用“年-期”，例：69-2，随机出版，1969年共出到69-14。这种“增刊”同《工人造反报》不相关联，专供各单位成批购买，分发各班组、科室，小组学习。
最奇怪的是，1969年3月9日出版的第215期竟有两个版本。仔细对照，除了《怎样运用政策深挖、瓦解敌人（搪瓷六厂清队体会）》换成《重新教育干部的好办法（铁路局工宣队）》外，其他内容都相同。这可能从上层得知即将公布“毛主席最新指示：要总结经验，推动政策落实”有关：把已开印的报纸，紧急刹车，更换符合“最新指示”的文章，重新开机印刷造成。前印的报纸，理应销毁，但已有部分流出。我有幸，这两份报都有，才能比较出区别。看来《工人造反报》消息很灵通，反应也敏捷。
在当时众多的群众组织的小报中，《工人造反报》无论编辑、版面、印刷、发行，都是拔尖的。
2、《工人造反报传单汇编》
共出了六期，全部铅印，像报纸。它目标明确，火力集中，主要目标对准一起造反的战友：上海工人北上返沪一、二、三兵团，工三司，战到底等。不满两个月，这些组织都没了踪影。
《工人造反报传单汇编》各期情况：
第1期，1967年2月19日出版，对开/4版；内容提要：23个组织的联合声明；二一一通告好；造二兵团反；工三司头头罪行；工总司南京总指挥部被砸真相；照片9。
第2期，1967年2月26日出版，8开/2版；内容提要：把（二兵团）工人贵族耿金章拉出来示众。
第3期，1967年2月28日出版，4开/4版；内容提要：紧急呼吁：告二兵团书；工三司大方向错了；黑会；政治扒手戴祖祥。
第4期，1967年3月2日出版，8开/2版；内容提要：反革命组织——战到底；四评战到底。
第5期，1967年3月4日出版，4开/4版；内容提要：看工三司反动嘴脸；反革命野心家戴祖祥；二兵团目前大方向错了。
第6期，1967年3月13日出版，4开/4版；内容提要：砸烂耿金章；耿金章上北京勾当；工三司法西斯罪行。
3、《大会专刊》
《大会专刊》是以《工人造反报》为主，联合《财贸战报》《体育战报》《反到底》《东方红》《新北大》联合出版的一份报纸，是针对上海主要领导进行大型批斗会的专刊，共出五期。从第六期始，改名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 曹获秋反革命罪行斗争会、大会专刊”，没了出版组织，只具名“大会专刊编辑部”。这个《大会专刊》我能见到的延伸到了1968年，又派生出《大会专刊》简讯、增刊。这种批斗会很惨烈，有的一次批斗会要连开两天，有的一天要批斗两场。
《大会专刊》联合版目录：
联合版第1期，1967年3月17日出版，对开/4版；内容提要：清算陈、曹反党罪行大会；徐景贤314讲话；三结合；王少庸请罪；陈琳瑚造反；漫画1。
联合版第2期，1967年3月23日出版，对开/4版，内容提要：清算陈、曹反党罪行大会；徐景贤讲话；清算陈、曹罪行；马天水揭发陈丕显、曹获秋反柯庆施。
联合版第3期，1967年3月26日出版，4开/4版，内容提要：上海定时炸弹；徐景贤讲话；王少庸检查；王少庸解放。
联合版第4期，1967年4月7日出版，对开/4版；内容提要：向刘、邓、陈、曹发起总攻；欢迎马天水造反；马天水：我的检讨。
联合版第6期，1967年4月13日出版，对开/4版；内容提要：刘、邓是定时炸弹；徐景贤在7日晚发言；陈、曹破坏四清；赤卫队后台老板；劳模发言。
4、《一月风暴》杂志：
《一月风暴》杂志，是由工总司《一月风暴》编辑部主办、工总司出版系统联络站出版发行的16开杂志。1967年9月起出版，至1968年2月停刊，共出了6期，其中5-6期是合刊，内部发售。这是一本很有内容的杂志，有些内容，如一些大事记，很“原始”，逐日记录。还有些工总司大小头头写的“工运史料”，现炒现卖，讲一些一年来的造反史迹，还有很少见的工总司资料照片、画，是研究上海文革史的重要资料。《工人造反报》在第59期（1967年10月25日出版）作过“一月风暴杂志已出版”的广告。
《一月风暴》杂志目录：
第1期：1967年6月出版，82页，内容提要：纪念毛文艺讲话25年专刊；王洪文、潘国平、程德旺、费礼文等文；海港剧本；海港怎样诞生的；一月风暴歌舞剧本；文艺会演速写9；新北大-十八年文艺两条路线斗争纪要；语录2。
第2期：1967年9月出版，40页，批刘邓、批陈曹；陈阿大：枪口对准走资派；伟大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工总司斗争史之三：一月革命（此文的之一“安亭事件”刊《工人造反报》第20、21合刊。之二“解放日报事件”刊《工人造反报》第25期）；林题字、白毛女速写、漫画各1。
 第3期；1967年11月出版，80页，内容提要：王洪文、王秀珍文；回忆：安亭事件、解释日报事件、造反报诞生、成立大会；上海工人造反派斗争大事记（办公室资料组）；电影一月革命解说词；东方烈火电影剧本；照片：成立宣言、成立大会、张到安亭；木刻：安亭之战。
第4期：1967年12月出版，内容提要：张宝林：斗争概述；活剧：海港风雷；照片：成立地址、解放日报斗争、宣传画。
第5、6期合刊：1968年1、2月出版，68页；内容提要：一月革命贺电等；一周年；征文：见证人、第一批袖章、安亭医疗队、转战安昆苏、在南京、记北京同赤卫队决战；告人民书通告产生过程、市革会成立前夕数事、诗画；革命委员会好-上海文革大事记（炮司）；市革会成立照片3、画1。
5、《一月风暴丛书》
据“一月风暴”第5、6期合刊“广告”介绍，《一月风暴丛书》除已出版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斗争纪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文件汇编》外，还预告：“本丛书计划一套六本，其他几本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传单集》、《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征文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斗争大事记》、《一月革命斗争照片图册》（均暂名），将陆续出版”。预告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传单集》后改名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文献汇集》小范围出版，其他三本没见过。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斗争纪要》：《工人造反报》编辑部、《一月风暴》编辑部编辑，1967年出版。内容同《工人造反报》上连载的“斗争史1～3”的内容基本一样，相似于大事记，并有多幅照片。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文件汇编》：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编。1967年出版。1967年12月3日至5日在文化广场召开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大会”，该书系大会的发言及文件的汇编，并有多幅照片。
6、《工人造反报通讯》
《工人造反报通讯》是8开4版小报，内容同当时众多通讯类小报相似。第一期创刊于1967年9月21日。目前不知道共出了几期。
7、《工总司简报》
在《工人造反报》第61期（1967年11月1日出版）中，有“工总司决定不搞成立一周年活动”的消息。注明此消息“原载《工总司简报》第七期”。说明有此“简报”存在，而且档次要比《工人造反报》高。可能此“简报”属工总司一定级别头头中传阅。所以我没见过。
8、《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文献汇集》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文献汇集》由工总司办公室资料组收集出版。 “办公室资料组”为印发这个“汇集”，刊载了1967年7月的“几点说明”，而收录的文件则截止到1967年11月中，这可能同以工总司成立一周年为界有关。这个“汇集”分发的范围很狭小，“仅限于比较了解情况的常委和委员”。该“文献汇集”收集了工总司成立前的成立大会的油印海报，及1966年11月9日至1967年11月10日，整整一年中工总司发出的布告、通告、通知、通令等文件二百五十多份。这些文件，有的是工总司一家组织发布的，有的则是联合其他组织共同发布的。据该“汇集”的说明，收集印发该“汇集”的目的有四：一、便于查阅；二、研究和总结历史；三、看出问题，总结教训；四、要求阅读者（头头）反馈这些文件的产生情况及效果。这本“汇集”很厚实，对了解工总司关键时段的活动情况很有参考价值。
还有许多工总司下属机构的出版物，因非工总司“原创”，不包括在内了。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的活动几乎贯穿了上海文革的全过程，对全国的文革也有很大的影响。现在，这些工总司的遗物存世不多，一般人已很难见到。对它们进行研究，应该是文革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
【史林一叶】
砸“联司”大武斗之前
——上海柴油机厂两大派群众组织对立的形成及社会化过程
1967年的上海，最大规模的武斗事件无疑首推砸“联司”行动。这场闻名全国的大武斗发生在1967年的8月4日，其成因却可追溯到1966年的8、9月份甚至更早。本文试对厂内两派群众对立的过程进行具体分析。
上柴厂两大派对立群众组织的形成
上海柴油机厂地处上海东北角工业区军工路上，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柴油机生产工厂，也是直属上海第一机电工业管理局的大厂，有6千多名职工。1967春天，它成为上海关注的焦点。原因是这家工厂两大派群众组织的矛盾，不但闹得全市皆知，而且由一个工厂内的分歧，逐渐引发出全市性的分歧。
上柴厂两派形成，最初源于对已经调往贵州柴油机厂任厂长的原上柴厂长朱文斌的评价。朱文斌较早参加共产党，但曾两次脱党，而在脱党期间，经宋子文驻沪办公室的机要译员介绍，曾在国民政府军用仓库工作过。文革前夕的“四清”中，上柴厂的上级管理部门第八机械工业部（八机部）以及上海市委曾专门为此调查，结论不是叛徒
但文革开始后，厂党委中有人因对八机部有意见，就说朱是被包庇下来的，要将朱文斌作为批判对象；有人不赞成，认为对朱的历史，“四清”已有结论，没有新材料不应推翻。朱文斌管生产，平时平易近人，不但干部，工人们也都对他有好感。上柴厂就这样形成“反朱” 和“保朱”两派。“反朱派”大多是从厂党委到车间党支部的政工系统干部，“保朱派”大多是生产和行政系统的干部。
上柴厂生产军用船用柴油机，和海军关系密切。1964年上柴厂为扩大规模，向八机部要干部，部里给他们分去六七十人，大多是海军部队转业下来的营、团级干部，党员。这么多转业军人一下进厂，原来都是干部，但没有专业技能，厂里只能按他们原来的部队级别，相应地安排他们当了政工干部，大多数在各个车间当书记副书记，也有在厂部的；甚至还将原来的书记调去管生产，将书记之职空出来安排这些转业军人。就这样，上柴厂的政工系统的干部，从厂党委到车间党支部，基本是转业军人干部，生产和行政系统的干部大多是上海地方干部。那些转业军人大都资格老，许多人1949年前就参军了，进厂就因自己在军队的相应级别担任车间干部，而不是由厂里培养提拔，所以他们与厂级干部的关系，就不会像一般从工人一步一步地被提拔上去的干部那样多了层个人感情色彩，贴领导大字报也就少了感情和私人关系的干扰；而且又由于当初他们是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转业而来，本来就有共同经历和来历，到了人生地不熟的上海工厂更容易抱团。他们工作作风简单，而且不懂业务，工厂和车间的生产干部有问题不愿找他们，因为找他们，他们听不懂也没有能力处理。上柴厂政工系统的干部，与行政和生产系统的干部就这样工作和感情上沟通不畅。这两个群体的隐形矛盾，到文革时终于显现两派。（资料引自《关于上柴联司的调查报告》，华东化工学院红旗总部驻上柴联络站1967年6月中旬印，以及《东方红》1967年7月3日第44号中所载：《从联司的产生发展和所作所为看它到底是什么货色——上柴阶级斗争调查报告之二》，同济大学革命委员会、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编辑。“陈国康文革报刊资料”，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以下所有引自藏于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的资料，都属“陈国康文革报刊资料”。）
上柴厂在1949年前，因为与宋子文的关系，有部分职工曾经集体参加过国民党。这些职工在建国后长期不被信任，反复受审查，心里自然有不满。而“四清”，正是由政工系统负责的，那些部队转业干部整了不少职工；对青年工人，也得罪不少，尤其因“KO反革命小集团”事件结下许多怨。那是在1966年5月28日，上柴厂最后一批“四清”工作队员刚离厂，“在图书馆、阅览室、理发室同楼男厕所里，发现有四张用蓝墨水写的反动传单……污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我不能不为目前的半个月工资只能买一双鞋子，而感到羞耻！’并恶毒地说我国‘生活水平只能同落后的非洲相并列，国弱民穷！’这些反动家伙还高呼‘女人万岁！美国生活方式万岁！’‘立即开放舞会！’”（引自《东方红》1967年7月3日第44号中所载：《从联司的产生发展和所作所为看它到底是什么货色——上柴阶级斗争调查报告之二》，同济大学革命委员会、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编辑，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这些传单署名“KO直属”，撰写者都是青年工人。他們下班住在工厂集体宿舍，业余生活十分枯燥。一些人聚在一起，喜欢谈论女人和时尚；有几个人还在自己的裤子的皮带头上刻上英文字母“KO”，标新立异。上柴厂党委马上立案，不久破案，一个“KO反革命小集团”被揪出，“核心成员4人，外围3人。处理的情况是：首恶分子一名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处分3人，免于处分3人”。不久又抓“KO集团发展对象”，结果补充交待出来的“发展对象”共有30名（“KO集团”人数及处理结果的资料引自《联司战报》1967年7月8日第3期所载：《政治陷害者的卑劣伎俩》，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联司战报编辑部》主办，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那些所谓有“历史问题”的老工人，那些“KO集团”的“发展对象”，或多或少受到批判或审查。
文革开始后，厂部的转业军人干部跟着厂党委的一些人贴朱文斌的大字报。车间的转业军人干部也大多成为 “反朱派”。就这样，政工系统的大多数干部都成了“反朱派”。受他们影响，许多党、团员和复员军人也加入了“反朱派”。
上海市委1966年9月间曾派马天水前往上柴厂处理过朱文斌问题。“反朱派”要求将朱文斌调回上海批斗，马天水等市委领导先是不同意，表示朱的历史1956年的审干和文革前的“四清”都已有结论；后来实在顶不住，让朱回上海，但还是想方设法保护朱。“反朱派”于是认为上海市委包庇朱文斌，又参加了反对上海市委的行列。而且，因为国务院分管农业机械的八机部是上柴厂的业务主管上级，八机部以及中共中央华东局都曾经不同意将朱文斌调回上海批斗，上柴的问题又被提高到“根子是四级党委”，即机电一局党委（上柴厂在上海的上级主管局）、上海市委、华东局、八机部， “阶级关系特别复杂”（引自《上海柴油机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大事记编辑组[包括上柴东方红战斗总部、工总司上柴大队、上柴红色革命指挥部、上柴东方红曙光兵团]1967年4月编印）。
“反朱派”于1966年9月15日成立了“红色革命指挥部”，10月31日又与厂内相同观点的其他组织联合成立了“东方红”（全称“东方红总部”），成员一千人左右。
另一派于1966年10月4日成立了“文化大革命群众串联总站”，1967年1月10日又与厂内观点相同的其他组织联合，成立“联司”（全称“上柴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成员三千人左右，负责人是上柴厂技术员杨仲池。（两派的资料引自《关于上柴联司的调查报告》）
就这样，以政工干部系统为核心，“东方红”形成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车间级党支部干部居多的特点。因为反对上海市委，所以“东方红”又参加了“工总司”，参加过“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和“康平路事件”，是“工总司”初期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样的成员构成在当时应归入“老保”之列，然而，“东方红”又偏偏是造反派组织。
“联司”的成员则以青年工人和普通群众居多。还有那些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挨整对象和边缘分子，也是“联司”的成员或同情者。这些人在当时被称为“17年受压制者”，应该是造反派。然而，因为“联司”中的一个组织曾经参加过“赤卫队”，在“安亭事件” 中，还为“赤卫队”印发过《非常大的安亭事件》等传单，于是被对立派指为是“老保”。（“联司”参加过“赤卫队”的资料引自《东方红》1967年7月3日第44号所载《从联司的产生发展和所作所为看它到底是什么货色——上柴阶级斗争调查报告之二》，同济大学革命委员会、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编辑，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党团员多的组织持造反派观点，底层群众和被视为“落后分子”多的组织被指责是“老保”，完全颠覆了1966年底的造反派“落后分子多”和保守派组织“党团员多”的特点。这是上柴厂两大派阵营构成完全不同于上海其他单位的独特之处。
“联司”和“东方红”互相指责对方是老保
1966年12月2日，王洪文为负责人的“工总司”成立不久，“东方红”参加“工总司”，正式宣布成立“工总司上柴大队”（这个日子引自《上海柴油机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而“联司”其中一个组织加入过“赤卫队”，在1966年12月3日成立过“上柴工人赤卫队”，还印发了《上海柴油机厂工人赤卫队宣言》（引自《上海柴油机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虽然不久这个组织在“康平路事件”前退出“赤卫队”，但“联司”还是被“东方红”抓住把柄说成是老保组织。
其实，“联司”12月底后，也加入了“工总司”，“联司”与“工总司”的“副司令”潘国平关系比较好，挂在与潘国平关系较密切的“工总司杨浦区分部”下，是杨浦分部的直属大队。但“杨浦区分部”的负责人李某，不久因轧进反“工总司”的“双造司”事件被抓，“杨浦区分部”实力大减。3月，“工总司”清理整顿各区既有“联络站”又有“区分部”状况时，“杨浦区分部”与“杨浦区联络站”准备合并，而潘国平此时已失势，“杨浦区分部”派没有了势力。“联司”与“工总司杨浦区分部”从此不再联系，由此也与“工总司”总部切断关系。
“东方红”指责“联司”受市委操纵，因为“联司”中有厂党委书记的女儿，她与市委一些领导干部熟悉。 “东方红”还指责“联司”“搜罗了厂内大批地、富、反、坏、右分子，四清中的双不清分子，反革命KO集团分子”，“而在四清中未彻底清算的KO反革命分子，现在也有百分之八十在柴革会（即联司。笔者注）中鬼混”，还指责说“联司”参加过“工三司”（引自《东方红》1967年3月22日第20号所载《“上柴革命委员会”是牛鬼蛇神反革命勾结的产物——上柴阶级斗争调查报告之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上海市东方红总部、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编辑，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联司”则指责“东方红”党团员多、干部多、“五好工人”多、积极分子多；文革前“都是党委的红人”，是“中上层干部的大本营”，“彻头彻尾”的“铁杆保皇”（引自1967年2月的传单《上柴“红卫兵指挥部、东方红战斗总部”的保皇铁证》，上海柴油机厂“揭老保”战斗组编，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联司”还说“东方红”批判原厂长朱文斌是投机，因为朱已经调往外地，批判他没有风险；说“东方红”批判市委是“炮口向上，大放空炮”（引自《群众的眼睛全然没有错》，载1967年2月16日第2期《东风》，“东风”编辑部编，”陈国康文革报刊资料”，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是“只造市里的反，不造家里的反，就是造了反，也只是虚张声势，装装门面”（引自文革传单《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保皇有罪，罪该万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联司）1966年12月23日，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还说“东方红”中的许多人都是中层干部，自己就是当权派，本身就应该是被革命和造反的对象。
关于“联司”和“东方红”两派组织各自的成员状况，“联司”曾经做过统计。以下是当时的统计（表格中的“红卫兵指挥部”即“东方红”的前身之一，“串联站”即“联司”）：
表1 全厂各级领导干部参与各群众组织统计表
分 类
|
合计
| 属红卫兵
指挥部一方
| 属串联站
一方
| 不参与
或不表态
| 人数
| ％
| 人数
| ％
| 人数
| ％
| 领导干部合计
| 260
| 182
| 70
| 59
| 23
| 19
| 7
| 厂党委委员
| 17
| 13
| 76
| 2
| 12
| 2
| 12
| 十七级以上干部
（除党委委员）
| 17
| 16
| 94
| 1
| 6
| －
| －
| 正副科级干部
（除以上二项干部）
| 94
| 50
| 53
| 32
| 34
| 12
| 13
| 工长级干部
（不包括组长）
| 44
| 31
| 71
| 10
| 22
| 3
| 7
| 政治工作干部
（除以上四项干部）
| 88
| 72
| 82
| 14
| 15
| 2
| 3
|
表2 领导干部基本群众百分比的对照
合 计
| 属红卫兵指挥部
| 属 串 联 站
| 不参与或不表态
| 群众
| 干部
| ％
| 群众
| 干部
| ％
| 群众
| 干部
| ％
| 群众
| 干部
| ％
| 6000
| 260
| 4.3
| 1200
| 182
| 15.2
| 4000
| 59
| 1.5
| 800
| 19
| 2.4
|
（以上两个表格引自1967年2月的传单《上柴“红卫兵指挥部、东方红战斗总部”的保皇铁证》，上海柴油机厂“揭老保”战斗组编。）
“联司”又公布自己总部常委等人的情况：“19人中党员7人、团员2人；家庭出身除1人系小业主外其余均为工人和贫下中农”。所以“联司是以基本群众为主体的革命组织，联司负责人是这个革命造反派组织中的积极分子，联司及负责人是真正的革命左派”。（引自《联司战报》1967年7月8日第3期所载《政治陷害者的卑劣伎俩》，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联司战报编辑部》主办，陈国康文革资料藏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联司”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造反派。一则他们组织成员中文革前的干部比“东方红”少得多；二则他们反的是自己的直接领导，压力大，风险也大；三则他们是“17年受压制者”。他们对“东方红”把他们称为“保朱派”不以为然，说“我们保这些当权派干什么，我们头上又没有乌纱帽！”（引自《群众的眼睛全然没有错》）
1966年12月22日，“联司”以党委将“黑材料”转移至“东方红”派的“红卫兵指挥部”为由，砸了“红卫兵指挥部”以及 “东方红战斗总部”，两派冲突开始尖锐化。
1967年1月10日，“联司”接管上柴厂的党政权力，不久又成立上海柴油机厂革命委员会。但是“东方红”不承认这个夺权，发表声明说要“彻底粉碎这个反革命夺权”。（引自《上海柴油机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上柴厂的两派冲突于是又升级，今天这派有人被抓，明天那派有人被打，不过最初还属于一家大厂内部两派摩擦。
上柴厂独特的文革两大派阵线曾引起许多人的兴趣，还是在1966年11月，就有“首都三司”红卫兵进驻上柴厂进行调查，交大“反到底”、同济“东方红”、“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等，都曾经组织调查组去上柴厂。以后，各路红卫兵调查团进驻上柴厂不断。红卫兵大多支持“东方红”，例如陈国康在“人民网”上的《陈老头子的集藏博客》中，《上柴“联司”资料1》中指出：“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支持“东方红”，不过清华“井冈山”的几个战斗队支持“联司”。因为 “东方红”中党团员多，且又反对上海市委。一个当年参加过调查团的红卫兵文革后回忆：“我们进去调查后觉得，全国只有上柴厂文革的阶级关系是清楚的，因为这个厂和别的厂不一样，党团员是造反派。我们认为造反派是文革的主力军，就应该是党团员组成。”（李逊1989年对宋永毅的访谈，宋1967年初曾参加过一个进驻上柴厂的红卫兵调查团。）
红卫兵的观点直接影响“工总司”尤其是王洪文。王洪文对红卫兵的意见一向比较重视。这使“联司”与“东方红”的矛盾又升级为与“工总司”的矛盾。
去上柴厂的学生红卫兵大多支持“东方红”，令“联司”很恼火，“联司”多次与学生发生冲突。1967年2月6日至20日，“联司”与去上柴厂调查的红卫兵以及上柴厂“东方红”连续摩擦，双方都有人被打。（引自《上海柴油机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学生向社会呼吁要求支援，上柴厂的两派斗争开始引起社会关注。
上柴厂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
1967年1月21日，上柴厂两派发生冲突，“东方红”称自己一派先后有200人被打，向“文保会”（“上海市文化革命保卫委员会”，参加者多为公安人员）控告“联司”。第二天，“文保会”派专门调查组去上柴厂调查，并与两派代表协商，共同制定了不许私设公堂、扣人、打人等四项协定。
但两派的冲突并没有停止。1月24日清晨5时半，“联司”抓走“东方红”的人。闻讯赶去调停的二百名“文保会”（“文化革命保卫委员会”）和“公革会”（“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人员，一进厂也遭包围扣留和殴打，带去的步话机和手铐被抢走，还被撕下公安帽徽和领章。（引自《上海柴油机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
“东方红”向“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求救，杨浦区联络站调来近万人，控制了上柴厂周围从闸北电厂至翔殷路之间的地区，将上柴厂团团包围，要联司“交出打人凶手”。“联司”的人关紧工厂大门，三次拉响防空警报，爬上房顶反击。但最终还是没有守住，晚上7点，六千多人冲进上柴厂，当场抓走“联司”方面许多人。
这次冲突造成上柴厂全厂停产一天，一些厂房设施被破坏。“东方红”方面说自己一派多人被打；而“联司” 则说自己方面二百多人被绑架。
事情发生当天晚上，张春桥将王洪文叫去兴国路宾馆，要王洪文出面调停，去上柴厂让两派坐下来谈判。王洪文和陈阿大赶去上柴厂，找到在场的黄金海及杨浦区联络站的人，说服他们撤人。武斗终于暂时平息。（《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办公室1981年2月编）
但是，上柴厂两派积怨更深。“联司”不服“文保会”对上柴厂武斗的处理。第二天，一千五百多名“联司” 成员及家属，分乘二十几辆大卡车，身挂“我是反革命前来自首”的牌子，往“文保会”所在的福州路游行示威和抗议，要求释放被抓人员。（引自《上海柴油机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这是“联司”将厂内冲突推向社会的开端。
这以后，上柴厂大小武斗不断，而且越来越频繁。冲突中，“联司”始终占着上风。他们人数比“东方红”多得多，厂里的广播台也为他们控制。每有摩擦，“东方红”都不是对手，被打得几次全体人员撤出工厂。对此，王洪文和叶昌明等多次说过: “‘东方红’头头很无能，被‘联司’一打就跑出来了”， “‘东方红’太软，被‘联司’一打就往外跑，把厂里的阵地都让给了‘联司’。‘东方红’的活动能力太差，不如‘联司’会造舆论”。（前一句话转引自王秀珍1979年9月1日供词，后一句话引自叶昌明1978年4月19日供词，均刊于《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办公室1981年2月编）
市革会和“工总司”总部，一开始想将“联司”和“东方红”两派捏在一起，希望两派联合。但多次努力，没有成功。
三军宣传队和“工总司”都支持“东方红”
市革会几次向张春桥汇报上柴厂情况。3月，张春桥决定派解放军宣传队进驻上柴厂，因为只有军宣队才可能被两派组织都接受。但派什么部队去，颇费考虑：“张春桥决定在上柴厂派‘三军’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在上海是独一无二的。张春桥讲过，上柴厂海军转业干部多，再派海军不太好，武装部是支持东方红的，派警备区联司不信任，不好工作，最后决定派陆海空三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上柴厂的问题在市革会碰头会议上议论过很多次。”（引自王承龙1978年8月28日）
派海军去会被“联司”怀疑有倾向性，因为“东方红”中海军转业军人多，而且上柴厂原来的军宣队就是海军，是支持“东方红”的；陆军去也不容易展开工作，因为上柴厂所在的杨浦区武装部支持“东方红”，区、县武装部都属上海警备区管辖，而陆军是由警备区派出的。于是陆、海、空三军都派。这样一支由三军组成的宣传队在上海是绝无仅有的。
3月23日，军宣队进驻上柴厂，受到两派群众欢迎，双方都希望军宣队表态支持自己这派。三军宣传队进厂后便组织成立上柴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联司”认为其中没有自己一方代表，指责说这是个亲王洪文的“王家铺子”。
经过一个月调查，军宣队在4月1日宣布“联司大方向有问题，不对头，错了”。4月24日下午召开全厂广播大会，明确表态支持“东方红”，再一次宣布“联司大方向错了，而且一错再错”。（引自《驻沪三军支左办公室坚决支持上柴东方红》，载1967年5月1日《工人造反报》，“陈国康文革报刊资料”，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这个表态是经市革会讨论的：“三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上柴厂一段时间之后，对上柴厂运动表态是经过市革会碰头讨论过的。并且为了支持‘三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总司表态支持，还安排上海的群众组织联合发表声明支持。”（引自王承龙1978年8月28日）
三军宣传队还于4月6日，让市政法指挥部抓走柏和卢两人。市政法指挥部让“公革会”执行抓人。
“联司”原本希望三军宣传队为自己说话，不想三军宣传队还是向着“东方红”，4月22日，砸了军宣队组织的“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4月26日又组织赴京控告团，由“联司”负责人杨仲池带队北上告状。杨仲池1967年8月后被关押8年，文革后平反。
三军宣传队抓柏、卢二人的理由是此二人“一贯打人”。这个本来意在抑制“联司”的行动，却促使了“联司”的进一步行动。
5月20日，回上海的杨仲池带队，“联司”二千余人前往福州路上的市公安局门前静坐示威，要求释放被抓的柏、卢二人。还成立接待站，争取社会同情。“联司”通过静坐示威，将活动场所从上柴厂搬到了人民广场，福州路的一头是上海市公安局，另一头是人民广场。上柴厂内两派矛盾于是又在人民广场展开。
张春桥最初对上柴厂的两派没有表态，至少到5月初前，张春桥对“联司”还没有下定论。他在5月5日的一个讲话中说：“上海有个大厂子，六千多工人，分两派，一派四千，一派两千，两派都互相说对方是保皇派。又都说自己是左派，经常武斗。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就分成两派，到现在已经十个月了，还是两派，还是武斗，一打就可以去几千人，从外面厂子调一些人，一方是两万人，一方是一万人地干。经常打。为了想识别一下究竟哪一个是左派，北京和外地在上海的三十几个左派学生组织和上海的所有左派组织，工人的，学生的，机关的，都介入了。结果，别的问题左派组织都很一致，就在这个问题上一分为二，两派弄得谁也做不了结论。我们收到关于这一工厂的材料就一大堆，我们现在也判断不清楚。”（张春桥1967年5月5日在济南军区机关排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引自《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2006年版）
张春桥还要再观察。
“支联站”使“联司”走向社会
“联司”从一个工厂内的矛盾成为全市性矛盾，是从全向东和陈卜昌的加入开始。全向东，真名汤福坤，文革中是上海交通大学教师，1967年8月后被关押多年，文革后平反，2007年在美国逝世。陈卜昌，1944年生，文革中是上海汽车配件厂工人，1967年后被关押，判20年徒刑，1978年11月被释放并平反。
全向东那年32岁，任上海交通大学140教研室助教。2月29日，前往上柴厂与“联司”负责人杨仲池见面。他和杨仲池都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杨仲池1962年自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被分配进上柴厂，任铸工车间技术组长。汤、杨二人交谈非常投合，全向东表示支持“联司”。全向东擅长演讲，讲话很会抓住听众的情绪。他的加盟，理清了“联司”的思路，放大了“联司”的声音，为“联司”争取到许多同情者。
陈卜昌是上海汽车配件厂的钳工，时年24岁，参加过“安亭事件”，当时担任厂革委会主任、虹口区革委会（筹）委员。他是在6月4日与“联司”开始联系的，陈卜昌提出将全市的反对派势力联合起来，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支持上柴联司革命行动联络站”（即“支联站”）。（ 引自《“支联站”内幕种种——“支联站”坏头头陈卜昌供词摘录》，载1967年8月9日《工人造反报》；以及《反逆流战报》1967年9月6日第6期中所载《“联司”和“支联站”累累罪恶内幕目击记》，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上海财贸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华东化工学院红卫兵师（筹）红旗总部联合主办。，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陈卜昌的加盟，将“联司”与“东方红”的矛盾，从上柴厂扩展到整个上海。
6月14日下午4时，数十万人在人民广场召开声援“联司”的“誓师大会”。用4辆大卡车搭起的临时主席台上，陈卜昌首先发言，然后“联司”的支持者们纷纷上台发言。
虽然6月14日这天的大会，并不是“支联站”成立大会，但大会后，全市许多工厂支持“联司”观点的团体纷纷去人民广场表态、发言支持“联司”，或者为“联司”提供物质支援。全向东和陈卜昌串联了一百多个“支联站”，开展对“联司”的声援活动，到7月全市“支联站”更发展到627个。（这个数字引自未刊稿《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
“支联站”的兴起，使“联司”力量大增。上柴厂两派矛盾就这样发展到社会上，在全市形成两大派。所有对市革会、“工总司”或对张春桥、王洪文不满者，终于找到一个代言人。一时上海大大小小“支联站”成立。
“支联站”是过去的反对派力量的重新整合。那些挨过整受排挤的造反派群众，那些被打击的保守派群众，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感到失望的人们；那些被解散的一、二、三“兵团”和“工三司”成员，那些受张春桥打击的“红革会”、“炮司”成员，那些被排挤出“上海人民公社”的造反派组织，还有许多对张春桥、徐景贤、王洪文不满的人们，都集合到“支联站”的旄下，结成了一个新的反对派阵营。
“联司”被砸后，《工人造反报》上曾登出过一篇文章：《我为什么要“支联”，反工总司？》。作者戴祖大是原“一兵团”负责人戴祖祥的弟弟。他曾随戴祖祥参加过“工总司”的早期活动，后来又随戴祖祥反对过“工总司”。虽然这篇交代是他关押期间被迫写的，但反映出参加“支联站”成员的心态。戴祖大说，他哥哥戴祖祥因为成立反“工总司”的“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在3月被关押，“对此，我对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刻骨仇恨，并把我哥哥戴祖祥的拘留归罪于他们，因此，我就一直想乘机报复。就在这种思想根源下，我就和上柴联司站在一起，开始了反工总司、市革会领导的罪恶的阶级报复活动，于七月底正式组织了‘压勿煞战斗队’，并散发了好几种伙同‘联司’反王洪文等革命领导人的传单……。”（载1967年8月7日《工人造反报》，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又如《解放日报》社的“支联站”，后来被揭发就是当初《解放日报》被夺权时，拒绝印刷“第一张新生的《解放日报》”的工人们，也即都是当初的“老保”（引自《支联站必须解散》，载《反到底通讯》1966年8月5日第46期，上海交大反到底红卫兵、兵团总部第一动态组主办，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在一些反对“联司”的小报上，更不时可以看到文章揭发哪个支联者过去曾经是老保、“赤卫队”，或什么 “兵团”的分子。
“联司”开来二十多辆大卡车，在福州路口人民广场排开，又从厂里运来了柴油发电机自行发电，每辆卡车都装上大喇叭，只要车上的人一说话，全广场都能听见；晚上柴油发电机将广场照得通亮。过了几天，江南造船厂的“支联站”又拉来了厚木板和三角铁，以几辆卡车为底座，焊接搭起了演讲台。每天晚上，人民广场上不是“支联会”，就是辩论会，或者是声讨会；讲演、辩论、撒传单。文化大革命开展一年，群众中的种种不满情绪在这里找到了宣泄之地。所有的不满情绪在这里受到鼓励，并传染放大，人民广场成了反对派的天下，广场集会每天到下半夜才散。
“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
“联司”原来反对的只是自己厂里的对立面组织“东方红”；自从全向东等加入，“支联站”兴起，“联司” 的对立面扩展到市革会和“工总司”以及“公革会”、“财革会”等。因为这些组织都是坚决反对他们的，而且市政法指挥部抓“联司”的人都是由“公革会”出面；还有驻沪海军，因为“联司”认为驻上柴厂的三军宣传队中，海军最坚决支持“东方红”。
下面是全向东的部分言论，可以看出全向东矛头指向：
“春桥同志文元同志对这些山大王估计太高，依靠太多，也是山大王为所欲为的促成条件之一。”
“安亭事件应该有个恰如其分的历史估价。既有初期推动运动好的一面，更有它带来破坏性的一面。”
（以上引自《全向东的黑话必须严加批判》，原载交大反到底兵团的传单，《工人造反报》1967年7月15日转载，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上海市在1967年以来，‘群雄’突起，山头繁多，新式的行会借着造反的名义纷纷建立，山头较大或较早的拉到虎皮者，就拉着虎皮作大旗去吓唬别人，发号施令，为所欲为，成为‘新形式’的工作组和新型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四大’得不到发扬，运动冷冷清清。”
（安亭事件）“绝不应该成为某些野心家用之不绝，取之不尽政治资本的聚宝盆，应该把这些山头解散，把种种新型工作组解散。”
“我认为这些靠所谓‘安亭事件’起家的人，不能代表上海市广大革命造反派，从数月来运动的实践，他们中的很大部分是一些投机家和野心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必须重新改组，把这些人清洗出去。”
（以上引自《把“联司狗头军师全向东的黑话示众》，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支部生活革命造反司令部1967年7月尼日，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在3月份王洪文集团掌握工总司大权以来，就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把上海的工人运动引入歧途。”
“上海工总司的司令部和基层组织、基层群众是分离的，在广大革命工人的心里并不承认这个烂掉了的司令部是自己的领导。”
（以上转引自《亡命之徒在嚎叫——把全向东潜逃武汉期间写的黑文章“上海告急”、“红色上海发刊词”、“鲜血不会白流”揪出来示众》，载《反到底》1967年9月17日第22期，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主办，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全向东反对 “工总司”独覇造反派天下，他称“工总司”为“某些大牌组织”，他尤其对王洪文不以为然，认为王洪文不是真正的工人，不能代表工人阶级。他的理论根据仍是阶级斗争学说，他所有的言论不是反对造反派，更不是反对文化大革命，而是讨论谁才是真正的造反派，夺权后究竟应该由谁来掌权。全向东认为市革会必须改组，把王洪文、徐景贤等清除出去。
“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转引自1967年7月28日《工人造反报》，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全国六个革命委员会五个已经垮台了，上海你们等着看好了，历史会证明，要把革委会中的著名人物一个个揪出来。”“上海某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政权”，“徐景贤、王洪文就是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陈国康文革报刊资料”，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以上转引自《全向东罪恶活动丑事记》，载《反到底》1967年9月17日第22期，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主办）
几乎就在全向东说这些话的同时，以北京大学生中的“四三派”为代表，提出“权力财产再分配论”，立即遭到主流话语批判。上海的《文汇报》也马上在7月24日发表批判文章《评一种所谓“新思潮”》。后来“联司”被砸之后，全向东的这些讲话被与“权力财产再分配论”挂上钩，遭到批判。
“解福喜事件”
与此同时，两派冲突不断升级。从6月22日起，至6月29日，上柴厂又发生连续武斗事件。这次武斗中被打伤者二百多人，其中十多人重伤。（引自《上柴“六•二九事件”真相》，载1967年7月1日《工人造反报》，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上柴厂两派长期武斗，“东方红”一派几次被打出厂，“联司”一派也是无心生产。据当时一份小报报道统计，在这个6000职工的工厂中，仅“联司”方面：“5月20日至6月5日中，联司成员旷工人数达6143人次。平均每天旷工人数达409人，而且还不包括每天报到后又外出的，和不作统计的非生产的科室人员。铸工车间6月1日至5日的旷工人数也没计算在内。”（引自《上柴“联司”头头在干什么》，载1967年7月20日《解放日报传单》，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这个统计没有将“东方红”方面的旷工工人数计算进去，否则人数还要多。
在整个“联司”与“东方红”的冲突中，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以及“工总司”都态度明确地站在“东方红”一边。王洪文多次召开“工总司”总部会议，商量如何对付联司，以“工总司”的名义在《工人造反报》上发表声明谴责“联司”，还要叶昌明去“工总司”所属区、县、局联络站联系，要他们也公开支持“东方红”，谴责“联司”。（引自《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中叶昌明1978年4月19日供词）
6月30日下午，王洪文以市革会领导人身份，与“工总司”的潘国平、叶昌明、陈阿大等，还有驻沪三军支左办公室的军代表刘政委，联合接见慰问“东方红”被打伤者。以探望行动作为不是表态的表态。
7月1日，市革会在人民广场组织十万人集会，“声讨‘联司’和‘支联站’挑起的武斗”。
7月18日，上柴厂局势又进一步恶化，再一次发生武斗，“东方红”一派的群众解福喜被打死。
解福喜是一个车间的工段政治指导员，共产党员。武斗的起因是7月18日那天上午，“联司”认为“东方红”提前覆盖了他们刷的大标语。两派群众发生争执，4个“东方红”工人被20多个“联司”工人围住。解福喜见状，上前劝阻，被“联司”的人拖走，第二天死亡。“东方红”认为他是被 “联司”打死的，因为他身上伤痕累累。事件发生后，“东方红”派认为在厂里生命安全没有保障，又一次全部撤出工厂。
从1966年底至1967年7月，上柴厂先后发生几十起武斗，上柴厂的生产几乎停顿。“支联站”的兴起又将上柴厂的矛盾推向社会。本来有可能通过谈判解决的分歧，被一次又一次的武斗冲突激化升级着仇恨，直到解福喜的死亡。
7月21日，以“工总司”为首的上海各造反派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声讨“联司”、追悼解福喜大会，王洪文在会上发言。会上宣读市革会政法指挥部通令，通令要求“以杨仲池为首的上柴‘联司’负责人立即交代打人致死的过程，交出杀人凶犯名单，听候审判。”（引自《东方红报》1967年7月27日第2期所载《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通令》，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东方红工学革命造反兵团合编，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会后，与会者分乘上百辆卡车游行。
市革会一方面在上海所有报纸上开展政治攻势，彻底孤立“联司”；一方面让两派代表都到市革会来谈判（引自王承龙1978年8月28日《关于上柴问题》）。解福喜被打死之后，市革会王少庸、徐景贤、王承龙以及三军代表，与“联司”负责人坐下谈判。但是，谈判没有成效，“联司”不接受市革会要他们交出打人凶手的要求。
解福喜被打死之际，正是武汉“7•20事件”发生之时。7月23日，市革会召开声讨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以及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大会，会后举行游行。
事态已经发展到打死人，而且在武汉，被中央文革反对的一派群众组织正遭到压制和解散。“联司”却没有察觉局势变化，仍没有降温或改变策略，不但继续反对以市革会及“工总司”为首的主流派，继续在闹市区和人民广场宣传，辩论，而且还进一步筹划更大的行动，准备成立全市性的支联总站。
事态继续扩大
市革会一面倒的表态不会使两派对立的局面缓和，相反，事态还有扩大趋势。从6月底到7月底，光是人民广场及附近地方就连续发生多起武斗事件，虽然不一定都是“联司”或“支联站”所为，而可能是围观起哄者干的，但起因都是由于支持或反对“联司”引起：
6月29日晚上12点，西藏路江西路口的市青年宫被冲砸，玻璃打碎，一人重伤。起因是“联司”的人说有人从青年宫内楼上往下洒六六六粉（一种杀虫剂）。（引自1967年7月7日《工人造反报》载：《戳穿“联司”贼喊捉贼的卑鄙伎俩——关于上柴厂“6•29“严重政治事件的调查报告》，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编，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7月3、4、5日晚上，吴淞路海宁路上的市北区邮电局被连续冲砸，一人被打伤。起因是那里有个广播喇叭在播放《工人造反报》上批判“联司”的文章。（引自1967年7月11日《工人造反报》载：《又一出丑据——上柴“联司”和“支联站”一小撮混蛋冲砸市北区邮电局调查记实》，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编，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7月8日晚上，西藏路福州路口的市饮食公司大楼被冲砸，所有广播器材被砸毁，2人重伤。起因是“财革会”在那里设了一个广播站播放批判“联司”的文章。（引自1967年7月11日《工人造反报》载《“联司”和“支联站”一小撮人唆使暴徒砸毁“财革会“广播站，财革会就此发表严正声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编，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7月9日和8月2日晚上，淮海路西藏路附近的光明中学被冲砸，校门被捣毁，门口所有玻璃被砸毁，光明中学的门房间被火烧毁。起因是该校红卫兵在外面散发反“联司”传单，在校门口悬挂反“联司”大标语。（引自1967年7月15日《工人造反报》载《革命的组织是冲不跨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编，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7月31日、8月1日和8月3日晚，南京路四川路口的上海市手工业局办公大楼被连续冲砸。起因是一辆卡车上的红卫兵对着另一辆卡车上的人员高呼“联司必败”口号。红卫兵的卡车因此被对方拦下，所乘人员被殴打，其中一个女中学生被侮辱。事发附近的手工业局值班人员见状出面制止，与打人者发生口角，也遭殴打，累及所在的手工业局大楼遭冲砸。大楼的大部分大小玻璃共一百四十七块被砸毁，而当时一块大玻璃就值五百元；二十一间办公室被砸，打字机、速印机等办公用品被毁；底层产品陈列室被抢，手工业局机关文件被烧。还波及对门和附近的和平饭店、春雷童装店和益众商店也遭毁坏。手工业局内六人被打伤，其中二人被打至重伤。（引自1967年8月8日《工人造反报》载《南京东路“7•31”“8•1事件真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编。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市手工业局门前这场袭击连续3天，到8月3日半夜，更达到高潮：一辆卡车去人民广场参加市革会召开的声讨“联司”大会，行至手工业局门口被拦下，车上人被拖下殴打，多人因此被打伤；一辆“交大反到底”的摩托车在手工业局旁边的和平饭店门口被拦，骑车者被打成重伤，摩托车被烧毁。（引自1967年8月8日《工人造反报》载《南京东路“7•31”“8•1事件真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编。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这篇文章说骑车者在送医院途中就死了，但笔者查阅其他传单，说是送医院后重伤抢救，头部缝了好多针。笔者觉得后一种说法更可信些。因为如果死了人，应该还会有后续传单或文章，但没有查到。）
闹事和看热闹的人群整天拥挤在马路上，搞得途经人民广场的49路公共汽车只能改道，光明中学附近西藏路上的公共交通17路无轨电车无法通行。
与此同时，在上柴厂内，从6月1日到7月20日，不到一个月时间内，武斗就有三十多起。解福喜就是在其中一起冲突中被打死的。（引自1967年8月7日《工人造反报》载《同无产阶级专政为敌者必将粉身碎骨——上柴“联司”一小撮坏头头阴谋制造“上海第二次大乱”的可耻下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编，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市革会向“联司”送《公开信》
面对“联司”和“支联站”的日益壮大，“工总司”利用自己手中的《工人造反报》开展猛烈宣传攻势，连续发表文章批判“联司”。
8月2日，市革会发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给上柴联司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要“联司”群众“反戈一击”，“起来检举揭发，抓出杀害解福喜同志的凶手及其幕后策划者”。
这封信是市革会的王承龙等人极力主张写的，王承龙主张“先礼后兵”，先以市革会和政法指挥部名义发“公开信”；而王洪文则主张快刀斩乱麻，不主张发什么信。（王洪文和王承龙的主张引自《关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罪证材料之五》中的张宝林1979年11月25日供词，中共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81年2月）最后，市革会同意王承龙意见，给“联司”送公开信。
8月3日下午5时，三辆宣传车载着市革会代表、驻沪陆海空三军代表，以及《文汇报》、《解放日报》、《支部生活》记者，还有上海电视台记者和东方红电影制片厂电影拍摄人员，上百人分乘三辆卡车，前往上柴厂。当车辆驶至上柴厂大门口时，被“联司”的人拦下。结果宣传车上高音喇叭被砸，摄影记者的摄影机被抢，东方红电影制片厂的吉普车被扣下，市革会公开信被烧毁，市革会和三军代表以及记者共二十多人被殴打和扣留，并都被关进地下室。据“联司”后来说，扣押他们是打算万一发生情况，可以将这些人作为人质提条件。
下午5时左右，《公开信》代表被打被扣消息传到市革会。
“联司”根本不把市革会放在眼里，连市革会代表都敢打甚至扣留，显然是对上海最高权力机构权威的公然挑战。市革会决定立即于当夜在人民广场召开声讨“联司”大会，逼迫“联司”释放被扣押的人质。
8月4日凌晨1时左右，全市群众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数万人的“控诉‘联司’罪行大会”，市革会领导们：王少庸、王洪文、徐景贤、王承龙出席大会，徐景贤、王洪文、王承龙并讲话。被打死的上柴厂工人解福喜的妻子、被抢了摄影器材的摄影记者，都上台控诉；“同济东方红”的陈敢峰代表红卫兵发表讲话。大会开得很短，半小时不到就结束。
8月4日早晨5点，市革会接到消息：上海柴油机厂已经被几万人团团包围。
上海文革中最大的武斗——“8•4砸联司”大武斗，就这样开始。
结 语
从“联司”和“东方红”的早期轨迹，可以看出文革前的社会人际关系是怎样被文革初期的政治动员梳理出派别意识。这是文革初期派别形成的又一模式，即派别意识不只由文革前与主流政治的亲疏，而且也由人际关系的亲疏决定。而以后，政治因素又不断激化着派别的矛盾。在上柴厂，干部问题是两派群众组织矛盾的开端。对干部的争夺，就是对政治资源和话语权的争夺。干部问题是夺权的关键，正是夺权和对于干部的评价，激活造反派组织的欲望以及组织之间的分歧。谁都希望夺得这个能够显示自己组织正确的至关重要的政治资源。在矛盾冲突的过程中，每一方都坚持不懈地不断证实自己的正确及对方的错误，因为一旦失败，带来的结果是全盘皆输，不只是自己这派组织的溃灭，而且更是组织中每个个人尤其是领导成员的彻底垮台。这是文革中群众组织之间冲突不断升级的原因之一。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文化传统，又一次发挥强大的影响。
整个反对“联司”和“支联站”的过程，反映出文革对上海造反派角色转换的要求。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是文革对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等秩序的恢复和重建。因夺权而成为或即将成为各级领导的造反派们，角色的转换要求责任的转换。此时的造反派的职责，必须从“炮打”、“火烧”“走资派”，转为“支持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于是，“一月革命”前，衡量“革命派”或者“左派”、“右派”的标尺是“造反”还是“保皇”。造反派是文革动力，必须大力支持；保守派是文革阻力，不被允许存在。但是“一月革命”以后，衡量“革命派”的标尺因文革新政权的建立而改变，以是否维护革命新政权、新秩序为标尺。
可是“联司”和“支联站”却没有悟出这个变化，他们的标尺还是“造反”与“保皇”，还在纠缠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全然不顾他们所反的对象不再是“走资派”，而是文革中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全然没有觉察文革话语已经改变，“革命派”已经以是否拥护市革会和新秩序为准则。“联司”指责“东方红”是老保，既然是老保，就没有存在权利；市革会支持“老保东方红”，所以市革会也必须改组。他们挑战文革新秩序，挑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威，以为只要造反就必然革命，必然是文革原动力，就必然应该掌权，根本没有想到这种原教旨造反主义已经使自己成为文革发展的新阻力。
“联司”和“支联站”将“一月革命”前造反派“炮轰”上海市委的口号“上海必须大乱”，稍作修改，重又拿出来作为自己的口号：“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这是已经成为文革强势集团的“工总司”等最不能接受的。用《工人造反报》上的话来说：过去乱，是乱了走资派，现在再要乱，就会乱了自己。反映了已经跻身上海主流政治的“工总司”等造反派们对不同阶段秩序的态度。
砸“联司”是上海文革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武斗。和外地死人无数的武斗相比，上海的这场大规模武斗要克制得多，只死亡1人。而且，这场武斗与外地同一时期发生的动辄动刀动枪的武斗相比，还有一个显著不同，就是没有动用枪枝弹药。上海几次著名的武斗，最初1966年12月底的“康平路武斗”只是拳脚相加；以后包括这一次上柴厂的大武斗，都只是以长矛、铁棍、弹弓、燃烧瓶和高压水龙为主要武器，杀伤力较小。这一方面是因为上海地方文化所特有的上海人对生命的相对尊重和对法律的相对敬畏，另一方面，也与驻上海军队没有太深介入上海地区文革有关。上海地区的矛盾都由张春桥表态定夺是非，军队对上海的是非没有发言权。向上柴厂派军宣队，是上海市革会派出；军宣队进厂后的倾向，实际是市革会的倾向，代表的是市革会，而不是驻沪三军。这就使驻沪部队领导部门与上柴厂的两派都拉开了感情距离，避免了直接介入。
在全国一片武斗烽烟甚至真枪真炮战争之际，砸“联司”行动却是上海文革中最后一次大规模武斗。砸“联司”的两个月之后，除了郊县，上海的两派武斗基本平息。这为上海文革局势的稳定起到决定性作用，上海就这样以稳定的局面，成为全国文革的样板。
但是，这样的稳定却是以巨大代价换来的。这个代价，不仅是两派群众大量伤亡，不仅是上柴厂厂房设备财物严重损坏，而且更是对本已混乱的文革理念的彻底摧毁。
文革初期。造反派之所以起来造反，是因为他们批评干部却受到压制。解决强权国家中民众对政府和执政党的批评和监督权，应该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但毛泽东没有从制度层面将这些权利法制化永久化。而刚进入主流话语的造反派们，更是没有对制度的呼唤意识，当自己的权威遭到挑战，他们出手甚至比当初整他们的干部们更强硬和无情。
在这方面，“工总司”的造反派们更是早有端倪。他们对“赤卫队”，对“红工”，对“二兵团”等，都是道不同就相砸，动不动就宣布对方是“非法组织”；他们对干部，对反对文革者动不动批斗。就这样，他们重复“走资派”曾经对待自己的方式，封死了从社会制度或社会关系层面进行哪怕是作些许改变的可能，文革彻底进入死胡同。而他们直到最后被真正“秋后算账”，也许还没有对自己当初与“走资派”同样专横的行为有所醒悟。
但是，即使他们中有人尝试，也不会被允许。事实上，不久红卫兵中异端思潮纷涌，都是试图对中国政治和政体作进一步讨论探索，但无一例外都被批判镇压。
这是造反派的必然悲剧，更是文革的必然悲剧。
说明：本文是笔者正在撰写的《革命造反年代——文革时期的上海群众运动》中一章的部分内容。引用资料大部来自陈国康先生搜集的上海文革时期的传单小报，在此对陈国康先生的无私而热心的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陈先生已经将自己多年搜集的上海文革资料全部赠予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经数字化后，将全部向社会开放。
——————————————————————————————————
【蓦然回首】
上海文革散忆
按：丁德发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创始者之一。以下是他正在撰写的上海文革回忆录中的两篇。
江青·卷烟厂·老地下党员
原苏联共产党领袖列宁曾号召开展“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在文革时期，上海工总司把每星期四定为干部参加劳动日（编者注：“星期四干部参加劳动”的规定既有遵循列宁教导的因素，更是起源于1959年上海学习推广“鞍钢宪法”，即“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三结合。“工总司”的这一做法只是沿袭了原有规定，并非文革期间的创新），要那些在夺权中当了干部的工人造反派下基层或回原来工作的工厂参加劳动，以示不脱离群众。报纸刊物上经常宣传他们“做官不像官，与群众打成一片”。
我母亲周铁女是解放前上海卷烟厂的老工人，从小就在卷烟厂打工。有一天她回来对我讲：“王秀珍每礼拜四来我们卷烟厂二车间劳动，并还有二车间的总支书记陈金娣陪同。”我听了母亲讲的情况后非常惊讶，此时王秀珍身兼市委副书记和市革委副主任，已当上共产党 “九大”中央委员。王秀珍是国棉三十厂出来的，为什么不去自己的单位劳动，而跑到卷烟厂劳动？后来陈金娣告诉我，王秀珍曾对她说，是江青要她来卷烟厂参加劳动，要她来看望大家的，江青讲：“卷烟厂的工人很苦。”
看来，江青对卷烟厂很熟悉，似乎她在卷烟厂上过班，干过活。但是据卷烟厂的老工人与老地下党员回忆说，他们从来不知道、也没有听说过江青解放前在卷烟厂干活这件事。
所以，我后来特地留心注意卷烟厂的历史，发现解放前上海卷烟厂有几十家，小厂居多。以后稍大点的厂兼并掉了一些小厂，解放后就剩下五、六家有规模的厂，如卷烟一厂至卷烟五厂等。加上年代久远，知情者远去，大概是卷烟厂的老工人与老地下党员不清楚这段历史罢。
文革时，经常有地下党的老人来工总司所在的总工会大楼找我们反映单位及本人的情况。他们有的曾在第三国际的国际旅担任过列宁的警卫员；有的是老红军；有的是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他们的老师是毛泽东），还有前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的丈人谢衍南来报销饭费的。这些人的来访，让我了解了不为人们所知的一些情况。
我曾经接待过一位名叫宋有荣的老人，解放前是上海著名的“88个地下党员”之一。他就是江青所在的党小组组长，证明1929年江青年仅16岁，在上海浦东的卷烟厂工作过。所以，根据我所接触的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的回忆，1929年间江青确实在卷烟厂工作过。
我们在接触宋有荣的过程中，发现他的历史也很复杂：1932年7月17日，在上海共和大戏院召开江苏省反帝代表大会，由于叛徒告密，参加人员被国民党逮捕，先后有95人被押送南京，有13人被宣判死刑，其余的被分别判处无期或有期徒刑。宋有荣就是其中被判有期徒刑的一位。在1937年9月间，被判有期徒刑的幸存者经周恩来营救，集体出狱。宋有荣出狱后被周恩来安排在国民党里任少将高参，专门为苏北新四军购买制造枪炮的无缝钢管。解放上海时他还是军管会成员。后因不明原因被遣送到江苏省连云港市劳教多年。
宋有荣来找我们，就是要解决他不幸的历史问题，要我帮忙借给他200元钱，说要去北京找江青反映情况。他讲起江青在卷烟厂的过去，说江青是他所在党小组的成员。我与他谈起市委干部夏明芳、庞夫力、沙裕林等人，他们都是老榆林区卷烟厂出来的。宋有荣讲，他过去搞地下工作时与庞夫力是很熟的，但不知庞夫力现在居住地址，我就提出可以试一下，与宋有荣一起去了庞夫力家，想得到他的帮助。
我母亲就是在上海唐山路上的卷烟四厂（后来的工业缝纫机厂）工作。解放后的卷烟四厂党委书记是庞夫力。我怎么会知道庞夫力家地址的呢？是由上海红警头头、老公安葛维玉亲口告诉我的，葛维玉的家就在庞夫力家（上海陕西北路延安中路口）的隔壁。
我和宋有荣找到庞夫力家，只见庞夫力正闭目养神，坐在躺椅上悠闲地前后摇晃，一看到我们，马上站起身来，神情非常紧张，问我们怎么知道他家的地址，他的住址只有市委常委才知道！他问，你们来干什么？宋有荣就对庞夫力说：“老庞你不要紧张嘛！你是知道我是中共中央特工出身的，你能帮忙就帮帮我，不能帮忙我也不会强求你的。”庞夫力看到我带人来一脸不高兴，就像对待不认识的人一样说，你们以后不要再到我家来，如有事就到机关去，那里有人接待。我当时觉得他们老战友时隔多年见一次面很不容易，应该很高兴，怎么会怕得要命？
从此，我就被庞夫力所记恨，他尽量回避我。有一年，我工作的单位错发我5元奖金，财务科长追来说我是批斗对象是没有奖金的，要拿回去，我不肯，把这5元钱寄给了时任机电一局局长的庞夫力。庞夫力没有给我回复，厂财务科终于还是从我仅有的一点点生活费中扣除了5元钱。
1993年春节，我从深圳回上海，我的一位朋友将我安排在一位老革命家里。这位老革命也是上海88名地下党员中的一个，叫胡学良（又名胡阿仁），时年87岁。我朋友说，胡老孤寡一人，没有子女，但两房一厅房子可暂住，既可照顾他生活，又可帮他落实右派彻底 “改正”问题。
胡老和我很好，谈话很投机。他说他被国民党逮捕后判了六年，关在苏州模范监狱，有一段时间与方毅（原名叫方静洁）关在一起。被周恩来营救出狱后，为了寻找党组织，胡老一路乞讨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后由办事处主任董必武为他们办理了重新入党手续。因胡老懂技术，又曾是上海地下党成员之一，党组织就安排胡老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宝应县任县长。随后党组织又派胡老到江苏盐城的新四军军部任职，在刘少奇、黄克诚领导下负责技术方面工作。1946年，饶漱石派胡老到东北搞工业，胡老带了1400人边走边打，终于到达东北，任丰满水电站站长，林彪、叶群、罗荣桓、彭真都去看望过胡老。胡老后来又担任了东三省建设厅厅长。1956年回上海工作，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因不服处理，继而被判刑10年，实际入狱服刑20年。1980年，最终由黄克诚出面为胡老的右派问题进行了平反。因胡老被国民党抓捕六年之事未计入参加革命工作的实际年限，胡老又不断向组织反映和上访。为了帮助胡老申诉，我带胡老找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原党中央上海机关机要处处长）反映了情况。我在旁见他们俩说话非常投机，从顾顺章叛变谈到中共领导机关如何从上海安全撤退至江西，又从右派平反事情谈到党的各次历史运动和变化，陈琮英就像与老战友拉家常一样，话说个不停，胡老非常高兴。
我向胡老求证宋有荣其人其事，胡老说他曾与宋有荣一起被捕，一起被周恩来营救出狱的。后经了解，粉碎 “四人帮”后宋有荣被平反落实了政策（包括当时一起被捕后幸存的地下党员），享受红军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离休干部待遇。宋有荣曾经对胡老和我都说过，江青那时叫王秀珍，到卷烟厂去劳动是有政治目的的。她要千方百计证明自己不但是旗手，而且还是一个领导工人运动的地下党领袖，扩大其在党内外的政治影响力。
王洪文与“工体司”和“上体司”之争
1967年6月3日下午，张春桥在上海文化广场开大会时说：“这几天又把上体司砸了一下！”张春桥所说的，就是上海工人体育运动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工体司”）与上海体育运动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上体司”）5月30日的斗殴事件。起因之一，工体司希望参加即将成立的上海市体育革命运动委员会（简称体革会），想在其中获得一席之地，遭到上体司拒绝；起因之二，有老工人被上体司作为流氓阿飞，遭到殴打，于是工体司围攻上体司，酿成大规模斗殴事件。
工体司最初的成立与王洪文有关。
当时工总司二兵团耿金章成立了体育大队，有举重队、摔跤队、武术队等，保卫耿金章的安全。王洪文闻讯后，即指示我也尽快成立体育大队，来保卫工总司领导和办公大楼的安全。
正好几天后，总工会体工队的葛海珊、葛海瑚兄弟俩由张柱国（作家）陪同，到总工会大楼找我。葛海珊、葛海瑚是乒乓球运动员。他们自己家就是开设乒乓球运动房的，从小就打乒乓球，人们戏称他们是“复兴路乒乓房小开”。他们要求将体工队挂钩到工总司下面，专门成立一个主要由原体育运动员组成的组织，经王洪文点头同意，1967年初“工总司直属工人体育系统联络总站” 成立，后称“工体司”，人数发展到20万之众，葛家兄弟俩成为工体司领导成员之一，张柱国也成为工体司的副司令。
工体司的成员曾都是专职运动员，拿过金银奖牌，退役后被分配进上海的工厂，文革前上海市总工会又将他们组织起体工队，作为工人运动员参加各种体育比赛。其中有一个运动员我认识，他叫王国华，是当时上海华钢厂的一名年轻工人，曾经获得上海市乒乓球比赛第一名，报纸做了大幅宣传。王国华把当天登载他获奖的新民晚报一下子买了200份，在厂门口，看到一个熟人就发一份，不认识的只要向他索要也发。
王洪文对体育颇感兴趣，特别是看足球比赛津津有味。这与他所工作的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人足球队（在上海足球界有相当知名度）有关。王洪文在十七厂工作期间，曾担任过厂基干武装民兵连的连长，还兼任过厂技校的体育代课老师，口令清晰嘹亮，队列操练中规中矩。他也是厂足球队比赛的热心观众，是个球迷。
1967年工体司成立初，正是社会秩序越来越混乱之际，社会上群众组织之间相互冲砸事件时有发生。王洪文希望那些曾经当过运动员的工人们保卫工总司。工体司成立后，按王洪文意思，我将工体司办公机构安排在市总工会大楼的一楼。这样，有事或发生情况时运动员们可保证迅速赶到，守住大门。工体司的活动经费由我负责与原总工会体育部长商量研究后签字、拨款。
工总司让工体司担任保卫工作，第一件事是当时市领导徐景贤委托张柱国，将徐景贤的原来三个老领导章力挥、言行、闻捷转移到安全居住地保护起来，因为他们三人都是样板戏的执笔人，地位重要，不能受到伤害。
另一件事是，1967年上半年周恩来总理陪同非洲赞比亚的卡翁达总统访问上海国棉三十一厂（工总司领导黄金海所在单位）时，由工体司委派人员担任警卫工作。这次访问王洪文参与陪同，王洪文第一次与周恩来直接见面。王洪文后来对我们说，周恩来在视察期间曾问他，在哪个工厂工作？他答是在杨浦区的上海国棉十七厂。周恩来又问，“杨浦区的引翔港北街还在不在？我20年代就在引翔港搞地下工作！”王洪文回答说，引翔港还在，引翔港北街现在叫双阳路。
工体司从成立到解散，时间不到半年。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承担工总司保卫责任的组织很快解体呢？这就得从1967年5月30日事件说起。
1967年2月11日，上海工总司发布了“2.11通告”。内容主要针对北上返沪的一、二、三兵团，工三司、野战兵团等造反组织，解决跨行业跨区域、各种造反组织归口管理问题。之后有许多造反组织执行了该通知，归口进行了调整。但还存在非产业工人造反组织归口不顺的问题，如体育界、文艺界、教育界、卫生界等行业造反组织，不能统一步骤，梳理归口，形成很多问题和冲突，其中工体司便是一例。工体司为了解决自己组织的归口问题，想在即将成立的上海体革会中占一席之地，与上体司谈判遭到拒绝，心生不平，进而酝酿了一场大行动。
当年5月30日，上海杨浦区工体司联络站的沈克祥，因第二机床厂几个老工人被上体司当作流氓阿飞毒打，30日下午在杨浦区劳动公园召开声讨会，后又随同华丰钢铁厂的谷财发、严德才以及曾经是全国摔跤冠军的曹志鸿，带着几千人，开着几十辆大卡车，直奔南京路上国际饭店旁的上体司，包围了上体司，引起南京路上大骚乱，当时葛海珊、张柱国都到场。张柱国劝说无效，沈克祥、曹志鸿、谷财发、严德才等人带人冲进上体司大楼，因人手不够，结果被抓，打成重伤；我有两个小学同学蒋遗发、尹国第不知怎么也参加了围攻，被上体司打伤后，被逼写下忏悔书贴在上体司大门口和西藏路等主要马路上。那天我也赶到上体司，由于上体司门卫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是谁，把我拒之门外，否则我可能也难逃一劫。
我急忙赶到西藏路上海工人文化宫，等候消息。第二天，即5月31日上午，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友谊馆召开的工总司领导碰头会，王洪文看到我，就急匆匆向我走来，冲着我说，昨晚的事你知道吗？我们被上体司的人搞得一个晚上不得安宁。工总司潘国平对我讲，上体司的人开摩托车追他的小轿车。陈阿大说，我被他们打了几记耳光，到现在还疼，脸上还红肿！张宝林对我讲，丁大爷，你又惹祸了！
他一句，你一句，工总司领导不停地讨论着昨天晚上发生的事该怎么处理。最后王洪文讲：“工体司是打砸抢组织，予以取缔！”并当场决定，由王明龙当天下午去上海文化广场宣布工总司通告。我听到这话，当即站起来对王洪文说：“老王，你不能这样做！工体司这个组织是你叫我发起成立的，是为了保卫工总司头头和办公大楼的安全，现在出事了，你就不管了，你不能这样做！”耿金章接着我的话说，上体司把我们的老工人作为流氓阿飞来打，并打伤了很多人，群众意见很大，敢怒不敢言。原二兵团副司令孙玉玺也立起身，大声讲了上体司如何打老工人的事。黄金海也站起来指责上体司打人行径。
上体司当时在上海以“维持社会治安”为名，随意抓人打人，工总司的人早就对他们意见很大。以上发言的人都是工总司重量级人物，王洪文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上体司打人后的处理方案。会后他要王明龙取消发布通告。
结果，工体司头头葛海珊在张柱国的陪同下，到上海市政法指挥部要求保护。上体司随后去葛海珊家进行毁灭性抄家，家具全部砸得粉碎，连筷子也全部被一拗两段。葛海珊要求政法指挥部保护，结果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待了三、四年。因受刺激，葛海珊以后大脑神经紊乱，经常自言自语。
7月，上体司又与交运局的工人造反派发生冲突。起因是他们以打击流氓阿飞为名抓了上海交运系统红卫兵汽车学校的4个学生，打得遍体鳞伤。交运局造反派头头龚炳荣带了好多挨过上体司殴打的工人到延安西路33号海格大楼上海市革会政法指挥部告状。那天碰巧上体司的人看到我也在场，正与上海政法指挥部领导、空四军军法处处长徐光辉谈话。徐光辉知道上体司打人事件，但他也没办法出面干涉。龚炳荣不服，随后就调动了二百辆卡车，还有几辆汽车吊，运来几块大型钢锭堵在上体司门口，另还安排几百辆卡车在人民广场待命。随后两天，又开到市政法指挥部和“上体司”门口示威，要求交出凶手。
这两次大规模围攻上体司的行动，引起了张春桥、徐景贤、马天水、王洪文等当时上海市革会领导的高度重视，出面调停，事态才终于平息。
2010年8月4日
——————————————————————————————————
【访谈】
忻鼎亮访谈（摘录）
时间：2008年12月9日09：00～14：00
地点：上海，忻鼎亮寓所
访谈者：顾训中
受访者：忻鼎亮
受访者简介：
忻鼎亮，1964年7月毕业于上海市育才中学，同年考入位于北京的中国科技大学。文革开始时为该校二年级学生。出于“为党为国分忧”的初衷，参加了造反行动。其中，写信给母校育才中学，向其曾在全国推广的教育改革经验“开炮”，并作为北京南下首批红卫兵到上海进行造反串联。这是他在这一年中与上海文革运动相关的重大活动。兹摘录这两部分访谈内容于次。
顾：怎么会想到给母校育才中学写信的？毕竟大学是眼前的事，中学已经老早的事情了。是有人向你们报告了中学的情况？还是你们主动想到的？
忻：是我们主动想到的，那时很有激情。在科大校党委垮了后，自己感觉在反修斗争中我的想法居然是对的，可以说是忘乎所以，也可以说是热血澎湃。那个时候我们育才中学在科大低年级的一共有11个人：我们六四级6个，六三级2个，六五级有3个。我们在科大也经常碰碰头的。大家觉得，育才中学问题也很大，那时的教改肯定有问题！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凑了起来，觉得应该给育才中学写封信。我们这些科大学生对段力佩（段时任育才中学校长——采访者）的印象基本上都不好，认为他搞“一言堂”是肯定的！信也就这样写了。记得是我和高卫民两个人起草的，签名是大家都签的。信是写给原来我的同班同学章敏扬，他因病休两年，当时还在育才中学高三（2）班读书。
顾：当时信寄给他后，有没有告诉他要抄出来张贴？
忻：应该说是这样的。但我记不很清楚了。
顾：这封信在育才中学像是投了颗炸弹。之前我们没有像大学生那样敏感，还是停留在向校领导提提意见这个阶段。你们的信是对着育才最大的事情——教改开炮，这对育才中学，对段力佩都是立身之本（忻：还应该包括上海市教育局），这个影响太大了！所以马上引起了争论，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你们一共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写好后，是不是你们的那位同学告诉了你们反响后再写第二封信的？
忻：这倒不记得了。至少得到一个信息，母校大多数师生不同意我们的意见，所以觉得应该再写一封信，把道理再讲讲透，否则不会再写第二封信的。
在这期间，我们科大工作组一位系里的负责人找过我，可能育才中学向他们反映了这个情况。但是她讲得比较客气，意思是你们对外地的情况不太了解，不要去随便说话。并且告诉我，我们科大有个同班同学，也是病休回到山东老家。他对山东文登县的文革乱发言，被整成了小牛鬼蛇神。她再三强调，你们就应该在校内参加文革，外地的事不要去管，特别不要不通过组织就自己去乱写大字报，但是她没有把事情说得很严重，也没有说育才中学对我们的信反响很大，只是说，你们对那里的情况根本不了解，不要乱发表意见。我当时也没有作什么辩解。心里想，育才中学教改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写封信表示看法也没什么不对，既然组织上做了提醒，那就算了。
其实“科大来信”是件很简单、也是很幼稚的事情。只是当时觉得应该做这样一件事情，写信之后，我们也没有什么后续动作，育才中学究竟有什么具体反响我也不知道。后来8月24日我到上海大概两三天之后，我就到育才中学去了。接待我的是当时红卫兵总部的曹妙福。他说，你们的信是育才文革的导火线。我那时才晓得这信影响竟有如此之大。曹当时告诉我说，他们是支持“科大来信”的少数派。
顾：假如曹妙福是造反派，就不叫“总部”，这是保守派红卫兵的名称。
忻：这个时候已是8月份了，育才中学也同样处于无序状态，段力佩也已经不是“一言九鼎”了，大家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有一点我想说明一下：当时的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因为年纪轻，没有像现在的人想象得那么复杂，可能一激动就做了，后果的严重考虑很少。例如我们到上海后不久参加冲市委，当时也就是一激动，觉得党的一级组织怎么可以不讲道理？！我们想与你们讲道理你们不听，那我们只好强迫你们听道理了！其他没有什么更多的原因。例如什么有长胡子的人策划之类的说法，大都是对方编造的。学生们做事确实没有什么深思熟虑、顾及到后果。
（略）
忻： 再说说怎么会到上海去的。那个时候学校两派争论，也没有明确结果。应该说干部子弟一派略占上风。这个时候已经有强调血统论的“对联”了，正是干部子弟风光的时候。而我们却认为，学校的运动已经不够刺激了。当在大字报中看到西安等地革命左派在受迫害的消息时（那个时候还没有“造反派”的提法，叫“革命左派”），有人就提出，我们应南下、北上、西进，去外地支持革命左派。于是，我们“齐卫东”（这是忻鼎亮与相同观点的一些同学成立的一个组织——访谈者）集体决定去上海，我是我们战斗队里唯一的上海人。
说来也很奇怪，当时仅与北京站一位管事的稍作商量，说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要南下去大串连，我们也没有什么凭证，只是穿着军装，戴着没有任何字的红袖标。好像没费多大周折，就免费上火车了。我们是在火车上认识了十几个北京学生，有北大、北大附中等学校。其中大学生近10人，中学生七八个人。大家都是自发南下的。我们彼此都不认识，在火车上就聊到了一起。于是有人就提出，我们到上海后一起活动，起名就叫“北京南下造反队”。
顾：袖标上没有任何字？就是一块红布吗？
忻：就是一块红布，当时觉得这就是红卫兵的标记了。
顾：军装是从哪里来的？你们也不是军队干部的子弟。
忻：这倒忘记了。后来到上海以后，我有两套军装，是我哥哥给我的，他是五十年代的少尉军官。
顾：你们这些人都穿军装了？
忻：多数人吧。那时觉得穿军装比较合适。
顾：这就是“八一八”以后的事了，毛也穿了军装，大家觉得以穿军装为荣。
忻：我有个印象，记得当时学校里有人说，忻鼎亮又不是红五类，他怎么可以穿军装？！说我“冒充红卫兵”！红卫兵必须讲出身，当时我们就反对这种做法，我们在去上海之前曾经写过一张大字报，叫《我们就是红卫兵！》。为什么一定是红五类才能当红卫兵？保卫毛主席的都是红卫兵，我们就是红卫兵！
顾：谭力夫的讲话好像蛮早的，工作组还在的时候。
忻：北工大辩论工作组对不对，应该是7月份的事。后来谭力夫讲话到处散发，是有人故意炒作。
顾：这就讲到上海了。你们第一次到上海，从8月下旬开始，时间好像蛮长的？
忻：蛮长的，一直到北京一批比较正规的南下红卫兵说，不是出身红五类的统统回北京去，我没有回去，一直住在上海机校（指上海市机械工业学校——访谈者）。机校的造反派对我有很好的印象，他们说，鼎亮不能走！我大概一直停留到9月底。回到北京的目的是希望向中央文革接待站汇报上海情况，我们认为上海文革的形势并不好。当时许多学生一般都是直接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去反映情况。
我们开始到上海时没有任何具体目的，当时就知道南下、去支持革命左派，扎根在上海机校也是因为一个偶然因素决定。我们在火车上就谈起，到上海后住到哪里。我当然不可能选择住到家里去。我有那么多的伙伴。正好此时遇着一位上海的技校老师，他推荐我们去上海机校。那时该校正好分成两派，斗争得很激烈。造反派听说北京红卫兵来了，就提前到文化广场那里拦截。机校保守派起初也想先与我们接触。但造反派先得到消息，就将我们接进了机校。我们十几个人被他们分别接到了各个班级，同学们急切地向我们询问北京形势和对当前文革的看法。当我们一亮观点，台下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于是，他们战斗队总部（该校造反派组织名称）立即决定，连夜召开全校大会，让我们上大礼堂去讲。因为我们不都是红五类出身。所以大会上主要是北大的高冀芬（她是干部子弟，后来在上海文艺界有一定的知名度）、我们科大的许小昆讲话。
当时我们的观点其实很简单：认为文革的主要目的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现在还搞不清楚谁是谁不是，就需要群众起来揭发领导，每个领导都应该接受检验。抵制检验、压制群众的领导就是有问题的嫌疑。许小昆就这样说：革命的烈火正在考验各级领导，是真金就不怕火炼，是茅草烧掉正好！没有经过群众运动检验，怎么能相信你是马列主义者、你是一类干部呢？（按照《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规定，干部被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好的”——访谈者）
顾：就这样你们“一个猛子”扎到了机校，很深地介入了机校的文革。后来造成什么影响呢？
忻：机校的领导和保守派的师生对我们像钦差大臣那样下车伊始哇哩哇啦，情况也不了解就乱表态十分反感。本来那里保守派势力比较强，突然来了一批北京红卫兵，支持造反派，使形势起了一定的变化，他们极其恼火，准备反击，但一时搞不清我们的来历，难以下手，于是，他们就通过组织去调查。我们去的时候身份、姓名、所在学校都是公开的，而且，我们还在周围海关学校、戏曲学校也宣传我们的观点，给上海的文革带来了“不和谐”的声音，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他们的反击也有局部的成功。我们中间有个北京七中的同学，叫顾恺，到泰山耐火材料厂去讲话。厂里就打电话到北京去，问清楚了他不是红卫兵。他父亲是当年“两航起义”人员。他们马上就贴出了许多大字报，说这批北京红卫兵是“政治扒手”，顾恺的父亲就是伪国民党人员！其实这对我们影响不大，因为他们在道理上不占上风，我们的观点和当时“十六条”的精神、特别是中央文革的讲话很接近，而且，他们仅抓住了一例，说明我们大多数人没有问题，更不是“政治扒手”，所以我们继续很坦荡地鼓动造反。不久，周围的学校和其他单位，都知道机校来了一批北京红卫兵，并传说他们的讲话带来了中央的精神。其实我们一直声明，自己仅是一名普通的北京学生。但人家却不这样认为。因为我们是“八一八”后第一批南下的红卫兵，口气又很大，声称各级党委，甚至上海市委都可以怀疑，没有一定的背景敢说这样的话？！当时我们是分头去各个单位，其实各人的观点并不是很统一，每个人的口才、控制局面的能力也不一样，效果也有所不同。我们科大的许小昆、我、北大的高冀芬算是比较好的。戏校的石大顺就是听了许小昆的演讲，十分激动，到处说：科大有个姓“晓”的 “讲话很有水平”！我们确实影响了附近一大批学校。胡晓岚他们（当时的上海中学生——访谈者）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找我们的。
顾：你们到了机校，第二天就分开到了各个学校，表态支持那里的造反派了。那么后来怎么会去冲市委的？
忻：我们是第一批来上海的北京学生，后来陆陆续续来了好几批。这些人到了以后，上海的各级领导就比较警惕了，上海市委基本上是不支持的。首先这些人来历不明。没有有关部门的介绍信（上海当时还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管理体系）。更不能接受的是，他们普遍支持造反，使运动造成失控。这样，双方的矛盾就激化了。
关于为什么“八三一”、“九四”冲上海市委（指8月31日、9月4日北京南下红卫兵两次冲击位于延安西路33号的上海市委办公大楼——访谈者），我们首都“齐卫东”有个批判上海市委的“九评”，其中的三评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
顾：我们再回到“八三○”，你们是怎么知道消息到文化广场去的？
忻：当时曹荻秋认为来上海的红卫兵太多了，必须要面对。于是就在8月30日在文化广场安排了大型的接见会，我们也去了。曹荻秋当时也没有讲我们有什么不对，只是说，你们关心国家大事，到上海来串连，我们是欢迎的！但是应该如何如何。我们感觉是表面没有什么把柄，实际上对我们是不支持的（这一次曹荻秋讲话，没有人去抢话筒，他是平稳地从头讲到底的）。马天水和王少庸是到我们机校来接见我们的。他们听说这批红卫兵来得最早，于是就在学生宿舍里安排接见。估计他们来的目的，是猜测我们有什么背景。当然他们这些老“政工”，一听就知道我们没有背景，也没有表什么态就走了。大约在8月底，听机校的同学讲，北师大女附中那些学生在延安路市委那里被人打了，我们与她们曾有交往，彼此印象不错，于是我就到延安路那里去了。那里人山人海，挤满了人。有人看到我们来了，就叫：他们就是从北京来的红卫兵！不断有人围住我们辩论，我们也据理力争，借机宣传自己的观点。当时上海的风气还比较文明，极少有人动手耍蛮。那时，每天大约要有好几次被围，结果有输有赢，也有几次说动了多数在场群众，赢得一片掌声；也有被围后久久不能脱身，靠机校的同学来解围。我们还写了文章到南京路上用大话筒宣传，甚至到中百公司（指位于南京东路、西藏中路口的第一百货商店，是当时上海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物——访谈者）楼上广播过，当时也没有人拦。我们说明为什么要冲市委。主要观点是，上海市委不支持群众运动，而是站在群众运动的对面。因为我并没有直接参加冲市委，直接的感受仅是这些。
顾：你们的依据是什么呢？你们刚刚到上海呀！
忻：依据就是上海市委对我们的态度，采用了各种歧视、压制的做法。这样我们就更加怀疑市委的居心。主要是他们对群众运动的态度不对，这与江青、陈伯达讲话的差距很大的。大概就是这样，没有多少充足的理由。
顾：冲了以后有什么结果吗？
忻：好像没有什么结果。但我认为“八三○”、“九四”是个爆发点。在这之后，上海市委与红卫兵完全站在对立面了。
顾：所以才会有后来的第二批红卫兵南下。上海市委给北京打了电话告状，于是周恩来组织了南下兵团。你们是散兵游勇，南下兵团是有组织的。那个时候北京已经成立了红卫兵第一司令部，他们派南下兵团来。
忻：勒令不是红五类的都回去。
顾：他们来上海大约是9月上旬。那后来你们做了些什么事呢？
忻：我们中一些不是红五类的就回去了。不是红五类、没有回去的大概只有我一个人。
当时虽然官方认为我们不对，但是民间有不少人认为我们说的很有道理，不断有人来找我们。
顾：你们还住在机校？
忻：还住在机校。许小昆在外面的活动比我多。我与文艺界孟庆钊、医务界陈广宣、复旦的谭启泰、潘晓龙、“红西南”（指“上海市红卫兵西南地区指挥部”，是当时一个中学红卫兵造反组织——访谈者）的石大顺、胡晓岚，芭蕾学校的顾峡美、潘永宁等接触比较多。
顾：都是人家找上门来的？你们是被动的？
忻：多数都是人家来找我们。当然，也可能在大字报中看到或听说一些情况后，就直接去支持他们。9月份就是去支持受到各级领导迫害的人，也交了一批朋友。这些人后来多数成为上海各个行业的造反派头头。
顾：能不能一个个介绍一下？
忻：孟庆钊是黄浦京剧团的编导，上海戏剧学院的戏文系毕业生。当我得知该单位有造反派受压时，便到她家去造访（记得地址是该团唱老旦的小姑娘叫马曼莉，到我们这里来说的）。她家住在华东政法学院，丈夫是该校教师。她详细地介绍了自己起来造反和被打压的过程。听她的讲述给我很强的信任感，觉得她是个有思想的造反派，对文革运动的观点与我们很一致，于是决定干预此事。第二天，我们就去她们的京剧团了。当时团里也有 “文革主任”那样的人，他们对我们说，孟庆钊很反动，说当时团里有7个造反派，人人都有问题的。听了他们的话以后，我就比较缓和地提出，要掌握斗争大方向，矛头对准走资派总是对的。个人问题不是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搞的内容。团领导和我们谈的时候，有许多人在听。我们说的时候，其中就有不少人觉得我说的对。这样，造反队伍就从慢慢壮大。直到可以与领导抗衡。我们支持上海的造反派，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过程。
顾：当时印象比较深的是支持哪里的？
忻：与我私交比较好的是孟庆钊、芭蕾舞团的顾峡美。当时毕竟我不是红五类，跑的面、特别是上层的面不多。当然我有许多同学关系，例如戏剧学院革命楼、解放日报社都有我中学同学，我很要好的老同学陆汉度起来造反，也与我有一定的关系。当然，他自己也有些萌芽想法，和我交换想法后感到有共鸣。
顾：我开始也问过，你们学生比较单纯，支持复旦学生还好理解，但是社会上的一些人相对比较复杂。你们听到介绍说他们有什么什么问题，有过什么担心吗？考虑过什么后果吗？
忻：第一，我接触到这些造反派朋友，首先直觉不是坏人；第二，即便他们真有问题，现在中国主要敌人是修正主义分子。我们已经看过《叶尔绍夫兄弟》，里面讲到，当时反修的人也被人家说成有问题。这又有什么呢？即便有问题，相比与反修防修的意义就差得太远了，我们现在总应该支持他们，这样不会偏离斗争大方向。当然，我们也是有一定的分寸和界线的。对一些明显问题较多的造反派，我们可以支持，但绝不与他们过多的接近。
顾：他们为什么会起来造反？你能记得一点他们的事吗？学生可能理想的东西比较多，他们可能已经碰到一些实际问题了。
忻：例如，黄浦京剧团另一个造反派叫朱啸风，我们感觉与孟庆钊不一样，个人问题好像较多，团里口碑也不是太好。我们虽然原则上也支持他，但没有太多的接触。
上海舞蹈学校的顾峡美、潘永宁也是我们接触较多的造反派朋友。他们也是因为贴舞校领导大字报而受压，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对芭蕾舞剧《白毛女》的分歧。顾认为：该剧本身就有问题，喜儿、杨白劳都属于“中间人物”，“喝盐卤”、“逃到荒山”都是消极行为。所以说，芭蕾舞剧《白毛女》是“毒草”。这种批判方式完全是按照江青批判文艺作品的逻辑，江青批判了那么多部电影，都是这样的推理。但《白毛女》是江青自己肯定的样板戏，这就触及了“禁区”，受到打击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刘贵琴当时是青年话剧团演员，与祝希娟同样都是业务尖子。该团领导对祝希娟重用使刘感到不满。因为祝希娟出身不好，而刘贵琴却是正宗的“红五类”。刘贵琴就觉得，这里有阶级路线的问题，起来造反后又受到打压。
每个人起来造反总是有些原因，但也不能用现在人功利的理念来分析当时的情况。客观地说，出于私人恩怨和利益造反并不普遍，而且，这样的人往往被人看不起，也无法服众，当上造反队伍的头领。相反，出身好，表现也好的理想主义造反派不但在学生中不少，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数量。著名的学生造反派，像清华的叶志江、复旦的谭启泰，当年是全国学习的又红又专的标兵。刘贵琴、孟庆钊、顾峡美也是所在单位公认的优秀典型。正是这类人物的出现，使造反队伍产生号召力，也增强了其抗击打能力，也是后来造反派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顺便说说，当时的感觉，选择造反没有像想象中那么危险。
顾：这是9月份，6月份就不是这样的情况了。听你的介绍，到上海进行串连、造反，好像也没有什么具体目标？谁来找你们，就支持谁？
忻：是没有什么目标。但是那时对上海市委已经有了总体看法，认为他们至少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时已有了路线斗争的提法）。9月底，我们三个人到北京去向中央文革接待站汇报，就是想让他们意识到上海问题的严重。
顾：怎么会从一个个的个案上升到对上海市委有了看法、并去中央文革汇报了？
忻：这是因为，我们在上海看到的个案，同我们在北京看到的北大的模式、科大的模式都是一样的，这明显有问题。另外，当时路线斗争的提法给我们理论上很大的支持。开始时，我们道理上也不能自圆其说，因为“十六条”明确指出，干部中间好的和比较好的占大多数，我们这样普遍炮轰的做法理由不充分。路线斗争理论提出后，只要站在群众运动对立面，压制群众起来揭发问题的，就是资反路线的典型表现，这样支持普遍炮轰就有了依据。原来认为上海以前有柯庆施掌舵，又有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打响了文革的第一炮，应该说上海市委曾是文革的功臣。但是，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在柯庆施活着时，上海市委或许是紧跟毛主席的，但并不能证明现在也是。赫鲁晓夫开始也没有反对斯大林，事情都是变化的，地位变了，阶级立场就会变。文化大革命主要要造走资派的反，各级干部经不起考验，站在群众运动的对立面，这是很正常的事。所以，我们当时认为，上海各级干部对群众运动态度都是不对的，觉得应该向中央文革汇报上海的真实情况。当时我们对中央文革很相信。汇报应该有书面的东西，单靠讲不行。我已经记不得我们汇报材料是谁写的，据机校的金森林回忆，汇报材料是许小昆在火车上写的，写得很快。机校的一批同学跟我们去了北京，以“上海机校红卫兵”名义参加了首都三司。他们没有参加汇报，我、许小昆和师大女附中的郭宝珠去汇报的。
许小昆好像认识接待站的许明，她是总理办公室的。他说，我们是不是找找她汇报？后来没有找到。当时是一个姓郑的接待我们。我们等了很长时间。看到了戚本禹，当然我们想找重要人物汇报，但是办不到。那位姓郑的同志并没有作什么具体表态，只说会向上汇报的，对我们积极投入文革运动表示了肯定。
那个时候，上海的造反派与保守派已经处于均势了，至少不是处于挨整的地位。
——————————————————————————————————
【文摘】
一代文人有厄
——上海出版界文革劫难小记
按：本文作者是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文革前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主要著作有《辛弃疾传》、《唐宋古文运动》、《韩愈》、《袁宏道集笺校》、《观景楼杂著》等。本文作于1981年，选自《观景楼杂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一书中第三辑的第一篇，原题为“十年噩梦今似醒”，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小 引
十年浩劫，一场噩梦，中国人今日算是醒悟过来了。但是也还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有种人是真正醒了，痛感不能再让这类噩梦重现，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下决心，用大力，根绝其产生的原因；具有这种认识的人，是民主和法治的坚决拥护者和实践者，中国若想真正实现“四化”，主要靠这种人。另有一种人是似醒未醒，开头曾经醒过一阵子，觉得照过去老样子下去不行，他们从亲身遭难经历，知道那样岂仅自身难保，连老婆、儿女也将不免；但是后来官复原职，一般且多加官晋爵，比前更为安富尊荣，又觉得还是原来一套办法行之得心应手，于是又迷糊了；当然，迷糊还不等于入梦，等到有所行不通时，可能再次清醒过来。还有一种人则是根本未醒，凡三十年的不倒翁和十年中的既得利益者，或“四人帮”垮台后的失去利益者都属此类，他们等待时机，以图有朝一日风云突变，重温“好梦”。这三种人遍布各界，情况大同小异。这篇文章专谈上海出版界，大致也有这样三种人，情况并无例外。题目不用“今始醒”，而用“今似醒”，似者，或然之辞，读者当能领略其意。
说起出版，上海一向是全国文化、出版和印刷事业的中心。到文化大革命前，在上海市出版局领导下的各专业出版社，计有：上海人民、上海文艺、上海文化、上海人民美术、上海少年儿童、上海科技卫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辞海编辑所、朵云轩、上海出版文献编辑所等十家。这几个出版社，规模大小不等，但几乎网罗了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上海从事出版工作的所有人员，其中许多且是知名之士，加上后来新参加的，形成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自“反胡风斗争”后，历次运动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目标，上海各出版社被称为“藏龙卧虎”之地，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运动一来，自然首当其冲。如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上海各出版社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就有近三百人之多，比例之高，占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超过其他各界。这批“右派”（即相当于斯大林时代“人民公敌”的称号），从此打人“另册”，受尽凌辱折磨。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出版界因过去向来是各次“运动”的重点，自然在劫难逃，知识分子受祸之烈，冤假错案之多而酷，真可谓血泪斑斑，几天几夜诉说不尽，足可写一本厚书而有余。古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里剪辑上海出版界十年噩梦中的几个镜头，不假虚饰，概从实录，如鲁迅所说“立此存照”，非求垂鉴于后世，庶几有望于来哲云尔。
一代文人有厄
《儒林外史》是一部专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洋相”的小说，但是在它那板着面孔说笑话的讽刺外衣下，却隐藏着一个严肃的主题，这是为向来的读者和研究者所忽略了的。这个主题概括在书中开宗明义第一回的“楔子”这段描写内：
王冕左手持杯，右手指着天上的星，向秦老道：“你看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话犹未了，忽然起一阵怪风，刮的树木都飕飕的响，水面上的禽鸟，格格惊起了许多。王冕同秦老惊的将衣袖蒙了脸。少顷，风声略定，睁眼看时，只见天上纷纷有百十个小星，都坠向东南角去了。王冕道：“天可怜见，降下这一颗星君去维持文运，我们是不及见了!”
原来《儒林外史》这部小说的作者吴敬梓，虽然把知识分子的众生相描写形容得淋漓尽致，而且尽情地嘲笑、揶揄他们一通，但是他充分体会到这些处在专制高压统治下的知识分子，其命运是多么可笑可悲可怜，这些他全称之为“厄”。王冕看到天象“贯索犯文昌”，贯索是牢狱星，文昌是文星，文人碰着牢头禁子，还有什么可说的？所以他发出了“一代文人有厄”的叹息。这才是《儒林外史》的真正的主题。
说老实话，我看许多知识分子本来是不很可能了解这部小说的这个主题的，只有经过三十年的实际体会，结合他们自己的遭遇，又看到周围同类人的一系列遭遇，方才有可能逐步得到这个认识。特别是每当一个政治运动的开始和终了时，他们方有可能会想起《儒林外史》的这段描写，会感到不寒而栗；会钦佩吴敬梓真是了不起的预言家，他不仅看到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可笑和悲惨的命运，而且他的预言还一直应验到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不是完全适用于称之为“四人帮”的垮台前知识分子的境遇吗？
自然，吴敬梓对未来是寄予希望的，这就是王冕说的，“天可怜见，降下这一颗星君去维持文运”，可惜就是“我们是不及见了”。今天的知识分子恐怕也有同感吧：经过三十年的折磨、凌辱以至摧残，岁月、精力消磨殆尽，这一代人是完了；但愿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出来“维持文运”，不要再重复上一代人的苦难，虽然“我们是不及见了”。
以上所谈，看似闲文，其实不然。这说明世上许多事物，必须亲身经历，方能领会它的真实意义。隔岸观火，虽然看到河那边起了火，但是火烧掉多少房屋器物，伤害多少人，必须亲自去现场看一看，方才知道。同时他的感受，又肯定没有身罹其灾者的沉痛深刻。本篇前两节所谈虽都是上海出版界十年劫难，但只及于党员领导干部，即所谓“走资派”，人数还是不多的；这一节要谈普通群众了，他们才是人数众多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即所谓“臭老九”，所有大小知识分子全在其内。如果说“一代文人”，所指应是这部分人；如果说“一代文人有厄”，所指即是这部分知识分子所受的深重苦难。引《儒林外史》这段描写作为本节的开场白，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楔子”吧。
但是还需要再弹一支前奏曲，因为对知识分子的忌与整（这有个专门用语叫“批倒批臭”，换句直截了当的话就是“廉耻扫地，身败名裂”），文化大革命时期固然到达登峰造极，但也并非凭空而来，不妨说其渐久矣。较远的如《武训传》批判、思想改造、《红楼梦研究》批判等且不说，到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波及面就越来越大了（官方的数字是一万多人）；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就扩大到了全国范围，官方公布的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数字是四十五万人，实际当超过一倍以上。家属亲友受株连的，更不计其数，这些都是知识分子。在这两个运动中被戴上胡风分子和右派分子帽子的人，都属于所谓“敌我矛盾”性质。就是说，这么多的上百万人一下子都变成了像苏联大清洗的恐怖时期那样被官方宣布的“人民公敌”。
上海出版界的知识分子，在这两个运动中都曾遭受严重的清洗、冲击。
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斗争，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即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是一个重点。在分三批公布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新文艺出版社被点名的就有八人之多。有社长、总编辑、副社长、副总编辑和编辑等。这些人被认为是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开头都被关押起来，有的监禁长达十年之久，等到放出来，妻子也死了，家也没有了，真是家破人亡。有的虽然审查半年一年放了出来，也都受到降职降薪的处分，而且永远带上一顶“胡风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每次政治运动都要揪出来当反革命分子批斗一番。有的人虽同胡风的关系不深，只是因为公布的材料“批语”中点了名，就被加重处分。还有吃冤枉官司的。新文艺出版社有个青年考取了厦门大学读书，这本是好事，他却请后来定为“胡风分子”的为他写两封介绍信。胡风案件发生后，他们写的介绍信就成了他的罪证，也被当做胡风分子关押，审查了半年方才释放，从此在他的档案袋里就装上了“胡风集团影响分子”的结论，他自己还蒙在鼓里。
一九五七年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在上海出版界称得上规模宏大，战果辉煌，“挖出”了近三百个右派分子。除少数善于保身者外，稍露头角的知识分子几一网打尽。这里且以上海文化出版社为例。这是一个以出通俗文学、艺术、音乐等为专业的出版社，是由几个私营出版社合并组成的。原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西风》杂志主编黄嘉音、上海《大公报》编辑主任许君远，都在这个出版社工作，都被打成右派。因编《现代作家书简》、鲁迅为之作序而出名的K君（某名作家亲戚），曾任某私营书店总编辑，也并进这个出版社，他素有“大炮”之称，原已被出版社的反右领导小组划成右派，报到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则碍于名作家的情面，不予批准。但是这个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W，出于私怨，非把K君打成右派不可，连续呈报三次。最后一次石西民发火了：“是你做部长，还是我做部长!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W方不敢做声，K得以免此一难。就是这个反右功臣W，一九五九年却被当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了别人的批斗，自己也尝到了挨整的滋味，从锦江饭店九层楼跳下来，一命呜呼。
有一出版社有两个党员副总编辑和三个党员编辑，全被打成右派。一位“胡风分子”的夫人，自丈夫被捕后在这个出版社做个小职员，养活两个孩子，只因随便讲了两句话，也划入右派，受不住当时环境的残忍压力，投河自杀，丢下两个无父无母的孤儿。还有由于“爱人”即妻子“大义灭亲”，揭发丈夫许多枕边“私房话”，而成为右派。这种事例在几十年来纯以个人利害为转移的时代，并非少见。仅以一九五七年说，公开登在报上的，就有“大右派”储安平（《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儿子揭发父亲的新闻。至于妻子揭发丈夫的，报上登载更多了，当时都是极为时髦的革命行动。
今天大家已经清醒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点也不“完全必要”，但是从它以前历次政治运动的发展看，则是“非常及时”的，因为按照这种斗争哲学“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规律走下来，其必然的结果，一定要来一次总其成的文化大革命，而且一定是以其彻底失败而告终。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一向声称，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事实证明它同以前多次运动一样，纯然是一场自上而下生搬硬凑制造出来的。这只要看它所安排的步骤和节目就明白了：工作组，批判资反路线，清队，工、军宣队进驻，批《水浒》，批林批孔，儒法斗争，反击右倾翻案风……各界各单位，无一例外都依此安排进行，人们可以觉察到，这个表面混乱的十年里，每一步都有一只无形的巨手在有条不紊地调拨——很得意，但是每一步都在走向自身的毁灭。玩火者必自焚，不可一世的江青之流即是。
上海出版界的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一个接一个的高潮，从开始到结束的。文化大革命与过去多次运动最大的不同之处，它完全不是由原有的各级党组织来领导，而是由造反派——一般都是由狂热的青年党员和群众组成——来领导。各行各业都有一个或两个造反派司令部。上海出版界的造反派组织叫“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版司”。后来又出来一个“版联”与它抗衡，但势力及不上它。各个出版社的造反派，大体就归这两个司令部管。对所谓走资派和大批知识分子总称为牛鬼蛇神的专政、定罪等等，就是由这伙自称为“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的造反派，再加上工、军宣队干的。
对知识分子实行大规模的残酷迫害，集中在清队（“清理阶级队伍”的简称）这个阶段，那是根据一九六七年底江青的一次谈话后开始的。在那以前，知识分子已经倒霉了，但程度还没有这么厉害。从清队开始，对知识分子的凌辱、管制、虐待、酷刑、诬陷，变本加厉，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那一阵以上海来说，两个大报天天发表社论，督促对各种“分子”加紧清查，不许心慈手软。尤以其中某一大报最为猖狂，煽风点火，凶相毕露。此大报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直接受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控制，等于是“中央文革”的机关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些意图、部署常常由此报先行透露，地位甚至超过《人民日报》，而作恶尤甚。徐景贤任上海市委书记，专管文教，是张、姚一手提拔的一条忠实走狗，嗅觉灵敏，专会噬人，上海文化界受他之害最深。如一个在煤气公司工作的青年桑伟川，只是写了一篇对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有不同评价的文章，逆了徐景贤的意，就被他作为反革命，不仅在报上批，还押到各单位“游斗”，最后把他逼疯。在张春桥的示意下，此一大报把早已撤职调离的此一大报创办人兼总主笔的徐铸成，又从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揪回来批斗，说他翻案，并在报上用头版头条新闻刊载“批斗老右派徐铸成”的新闻报道。以后只要是新闻界和出版界开什么批斗大会，徐铸成就要被拉上去陪斗，还被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原《国讯》（抗日战争期间黄炎培创办的刊物）主编S君，也是一九五七年打成右派的，与徐铸成一同贬在上海文献资料编辑所做个编辑，也被公开给以点名，称之 “右派翻天”。此大报不点名，像S君也逃不了，但经它一点名，罪名就更见加重，苦头吃得更多。
“牛棚”这个名词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大创造，应该编入百科全书的条目，备后人查阅。曾被鲁迅称为“赵老爷”的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赵景深，有一次被单独反锁在一个房间内，这个房间就是牛棚。一个造反派不知里面关的谁，敲门问：“里面是哪个？”
“牛!”老实的赵教授瓮声瓮气回答。
“到底是谁？”造反派有点生气了。
“真的是牛!”赵教授不敢谎报身份。
这就是说，文化大革命中的牛棚，关的是被称为“牛”的一些人。“牛”，就是牛鬼蛇神的简称。此外还有所谓“羊棚”，比牛棚稍高一级，圈在里面的一般算是问题不很严重的人，待遇比牛棚为优，不实行专政，不参加劳役，可以同革命群众一道开会等。牛棚中人对某些人能身处羊棚是很歆羡的。
牛棚大小不一，上海几个出版社，大概每一个牛棚关二、三十人左右。牛棚的日常课程：每天一早，提前上班，打扫办公室、走廊、楼梯和厕所；向毛主席像请示，朗读《毛选》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三呼“毛主席万岁”；接着由造反派主持开会，互相批斗； “牛”与“牛”之间，“同是天涯沦落人”，原应相濡以沫才是，但在造反派监视下，只能相互残杀，抓住对方一点，咬住不放。如不开批斗会，就是无穷尽地学习《毛选》，每人正襟危坐，目不邪视，眼睛盯住《毛选》，做出专心一志的样子。经常造反派来叫某个人的名字，就是这个人被单独提审；审些什么，吃了些什么苦头，回来一声不敢响，别人也不敢问。好容易挨到晚间，要等造反派来宣布可以走了，再排队站在毛主席像前，这叫“晚汇报”，同样要朗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以表示已到“山穷水尽”地步，然后三呼“毛主席万岁”，一个个像囚犯出狱那样，急匆匆地赶回家去，家里妻子儿女正提心吊胆地等着他呢!日复一日，古人说“度日如年”，该如何解释，牛棚中人算是实地领会到了。
有一位写过一本流行小说的作者Q君，是上海文化出版社的编辑，以德国法西斯特务的罪名（四十年代，他曾在德国驻华大使馆任职）关在牛棚里。他每天面对《毛选》，实在厌了，竞异想天开，向老友L君借了一部《西游记》，放在《毛选》下面，等造反派不注意，就翻过来偷偷地看。他旁边一条“牛”发现了，为了邀功，向造反派告密。这一下子Q君罪上加罪，批斗不必说，《西游记》没收，还要他交代这部“大毒草”的书是哪里来的。他胆小害怕，只得老实说出老友的名字。等到批斗结束，回到家里，心里万分不安，怕造反派去找老友麻烦，对不起他。妻子也怪他不该实说，连累他人，于是夫妻叫儿女连夜去关照老友，告知此事，叫他有所防备。老友却是古道热肠，随女孩子一同来Q君家，不仅不怪他，反安慰不要担心，造反派若来查问，他会自己承担责任。Q君感激涕零，想不到今日世上还有如此厚道的朋友，悲从中来，抱住老友大哭一场。
这当然还算不上卖友求荣，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卖友求荣的事例，到处可闻。名画家丰子恺，担了一个上海画院院长的虚衔，因为画过几幅讽刺社会相的漫画，便成了上海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之一，被牵来牵去加以批斗。造反派写的大字报、大标语（“打倒反动分子丰子恺”、“打倒黑画家丰子恺”之类），贴满他住家的大门口。造反派还勒令他自己抄写这些大字报，自己张贴。过路的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个蓄着三绺长须的白发老头儿和一个小脚老太，拎着一桶浆糊，搬着一条长凳，吃力地往墙上张贴大字报。这就是丰子恺夫妇。有一次，丰老正站在长凳上，双手举着一张打倒自己的大字报，准备往墙上贴去，一个重心不稳，连凳翻倒在地，折断了一条腿骨，只好卧床不起。这倒是因祸得福，可以不拉出去批斗了。但是好景不常，他的一个学生（也是书画名家），交代出了丰子恺写给他的“反动诗”，于是丰子恺又被作为“黑线回潮”、“翻案妖风”的代表，重又揪出来批斗，一直到死。丰子恺是弘一法师的弟子，虔信佛教，中年以后即茹素，戒杀生。佛以慈悲为怀，他临死前当已宽恕他的那个使他增加灾难的学生。当时告密之风盛行，人与人不敢交往，更不敢倾吐心里话，连至亲好友也互不相信。也确有需要戒备的人，有一个老干部，为“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马天水、徐景贤所看中，选他做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党委书记。他不免受宠若惊，竭力想要报答知遇之恩，便密告自己的儿女亲家（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党委书记）有“反动言行”，使这个亲家一直以反革命的罪行关押受审。此人密报有功，接连升官，做到上海市革委会“文教办”（文化教育办公室）主任，掌握上海文教界生杀大权。一声霹雳，北京抓起了“四人帮”，上海人民群情激昂，奋起追查“四人帮”余党。最初并没有查到他身上，在揭批“四人帮”大会上，还让他坐主席台。但他自己心里有鬼，坐立不安，心惊胆战，回到家，写了绝命书，说“无脸见人”，跳楼死了。当然没有人可怜他。
据粗略统计，上海出版界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的（不包括像做爪牙的这种人），达到五六十人之多。这些都是冤死的。
原任新文艺出版社副社长俞鸿模，反胡风斗争时被作为胡风分子关禁过，因为他原是海燕书店老板，海燕书店曾经在解放前出版过一些胡风的书，因此俞鸿模也成了胡风分子。俞鸿模是一个梗直的老实人，气不过，在监禁中吞大头针自杀，幸而发现早，救活转来。这次文化大革命，又算他老账，把他关押起来，隔离审查。他又气不过，愤极，再次用自杀表示抗议。他这次用的是上吊，果真死了。一死，造反派立即刷出大标语，声讨他“畏罪自杀，罪该万死!”
有一个青年编辑，平时喜欢收辑鲁迅的佚文遗稿。文化大革命中流传出来很多毛泽东未发表过的讲话、文章、诗词，他就像收集鲁迅遗稿那样，大事收集毛的作品，而且用多种文本加以校订、增补。越做兴趣越大，简直成了“毛著迷”。照说这是忠于伟大领袖的表现，谁知使他几乎丧生。毛写的文章，根据各个时期的政治需要，前后常有大幅度修改，最忌人们看出他的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工宣队认定他收集毛未发表过的著作，居心不良，是“整毛主席的黑材料”，这就是滔天大罪了。这个青年编辑被逼得连续自杀四次，其中一次求死心切，竟跳进了五七干校的大粪坑，幸未灭顶，被人捞了上来。他虽然四次自杀没有成功，但也死去活来，折磨得不成人样了。
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的办公室主任，是党员，解放前参加上海学生运动，但这时却也成了罪名，说他有叛徒嫌疑，拘押审查。每次提审，凌辱不堪。他愤不欲生，在一次提审之后，从设在楼上的囚室窗口跃下，立时殒命。有一阵各出版社跳楼成了风尚，有一个出版社竟先后发生四人跳楼自杀事件。
自杀是人生至不易的事。人非到绝境，走投无路，是不会轻易采取这一下策的。但是也有人从一开始就预见到这个运动来势不善，宁求义不受辱，或过去受过辱，这次义不再辱，尽早采取自杀这个极端办法，一死了之。如名翻译家傅雷，是有名的硬骨头，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他不承认；一九六二年要摘掉他的右派帽子，他也不接受。他的儿子傅聪，是有名的钢琴家，在波兰留学，出于无奈，逃往英国避难，成为叛国分子，傅雷也不在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傅雷就决定不能再受侮辱了，夫妻二人双双服毒而死。还有著名的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平心，受上海某大报的骗，名为约稿，实是“钓鱼”，也叫“引蛇出洞”，平心还真以为是学术讨论，写了关于清官问题的文章，被文痞姚文元化名劲松，在此大报上指为“自动跳出来的反革命小丑”。平心是个性格刚烈的书呆子，一生除了读书写作，研究学问，连生活也不知自理，其实是不懂什么政治的。他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很有汗马之功，但全国解放后也只是让他在大学教教书，并未受到多大重视。一九五一年思想改造运动时，他受不住那种任意诬陷的批评帮助（现在有个名词叫“无限上纲”），气得用根木棒打头，把自己击昏，虽未死去，从此得了头痛毛病。思想改造运动时，上海文化界有副对联：“刘大杰跳黄浦，李平心捶脑袋”，指的就是此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他幸免于难，但是到文化大革命这一大关过不去了。某大报上公开点了他的名字；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在全市万人大会上把他列为全市六大“反动学术权威”之一，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即“三反分子”；他任教的华东师范大学贴满了揭发他的大字报，声言要揪他去公开批斗。平心一笑，对保姆（女佣）说：“我不会让他们称心的!”保姆不解他什么意思。当夜，平心一人独处的时候，开煤气自杀了。第二天发觉，送医院抢救。上海市委指示，这是“黑帮分子”，一定要救活，否则批斗就少了一个活靶子。但是中毒已深，无法救活，果然没有能使这些革命左派们“称心”。保姆方才懂得了平心说那句话的意思。
处在专制淫威下的知识分子，手无寸铁，他们所能对抗暴政的惟一武器，就是摧毁自己的生命。写《燕山夜话》的邓拓，在论到明末的东林党人时，有两句诗道：“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岂止东林，何代不然!邓拓本人就是一个证明。从东林到傅雷、平心、邓拓……千千万万的中国知识分子，遭受着同样的命运，可悲也夫!
文化大革命中对知名的知识分子公然开杀戒，也是上海开的先例。这就是上海乐团的名指挥陆洪恩。陆洪恩在遭受批斗、侮辱至忍无可忍时，喊了一句“打倒”的口号，立即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抓起，并在全市公审大会上宣判死刑，押赴刑场枪毙。还有一个上海著名西医梁俊青，他是以同济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生第一名留德的，对中国文学也很有修养。一九五七年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随同几十个高级右派一起，被发遣下乡改造。独他最受农民爱戴，因他免费尽心为农民看病，几十里外的农民都闻讯赶来求他医病。农民都赞他是“好人”。就是这样一个农民称为“好人”的人，忽然被造反派发现写有“反诗”，于是也像陆洪恩那样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并且已经内定枪毙。但是这些杀人犯，虽然嗜血成性，却想把杀人的责任推给老百姓，发明了一种叫“群众定案”的方法，就是把陆洪恩、梁俊青这种政治犯性质的案件，混在一些抢劫犯、强奸犯等一起，四五十人一批，写成“反革命案例”，印发给全市各行各业，组织群众讨论，根据案例情节，提出判刑轻重。群众根本不知内情底细，讨论时一窝蜂地“胡调”，管你什么轻的重的，一概“枪毙，枪毙!”这就叫做“群众定案”。梁俊青连囚衣也已换好，将要绑赴法场了，就像京戏里忽然降下一道“刀下留人” 的圣旨一样，忽然有道命令下来不枪毙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这全靠“千古相业唯一人”（赵朴初诗）的周恩来总理的干预，是他获悉了陆洪恩枪毙的事，感到这个杀戒开不得，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多少还能派点用场吧，杀光了不像韭菜那样还能再长出来，因此赶紧下令制止。梁俊青因此得逃一命。
最近三四年来，许多追悼会的悼词、报刊发表的怀念文章、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新闻报道等，凡是提到某人“含冤而死”，那就是指这个人是自杀或受迫而死的了。
上海出版界的轰动一时的惨案，是J君活活被打死的事件。J君是某一出版社的女编辑，关于她有一件花木兰式的传奇故事。她是云南人，在全国解放前夕，女扮男装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在湖南的游击队。她嗓子粗，走路跨大步，又抽烟，又喝酒，很像个男子，所以无人识破。她后来不愿干了，要求离队，临走时要求队长发支勃朗宁手枪，作为参加游击队的纪念。队长没有给。她到上海参加文化工作，派到出版社做文学编辑，始终还是男装，以男子自居，别人也不怀疑。她同一个老编辑合住一间宿舍，有两三年之久，那个老头子对她的性别竞懵然无知，说明她的伪装是很成功的。
一九五五年，上海出版社开展反胡风运动，她因同“胡风分子”交好，怕受连累，向党组织坦白交代了自己的历史和性别，也谈了那支手枪的事。党组织代她保密，不在群众中宣布，所以她继续还是男装。直到有一次，她被汽车撞伤，抬到医院去，接受检查，这次无法保密了，只得泄露了女扮男装的真相。所有认识她的人，无不感到惊奇，但也感到有趣，称她为现代的花木兰。这以后她恢复了女装，但是扮演男的时间久了，所以形态、走路还带着扮男子时的痕迹。关于那支手枪的事，党组织暗中派了人事科一个干事去湖南调查，找到那个游击队长，证明她所说是实：她要过手枪，但并未给她。人事干事回来写了报告，归入档案，此事已了。
可是就是这个人事干事，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互相贴大字报揭发的阶段，贴出大字报说这位花木兰私藏手枪未交。群众不知底细，以为管人事讲的话总是可信的。J君根据事实反驳。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叫“批资反路线”，资反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指一些当权派制造混乱，挑动群众斗群众，以便自己脱身。这个人事干事也是受批判者之一。J君在批资反路线大会上站起来责问这个人事干事为什么抛材料，整群众？人事干事低头不语，这件事也就过去了。
到了清队的阶段，J君因为曾女扮男装，又有手枪的事，这个故事离奇曲折，因此是清查对象。这个人事干事怀恨J君当众责问过他，使他难以下台，便向造反派头目密报，说她确私藏手枪。他是人事干事，掌握档案材料，人们不能不信。于是对J君严加拷问。J君有只箱子寄藏在一个中学女校长家中，二人是好友。这事又只有人事干事知道，他便又向造反派提供线索，说手枪可能就藏在这只寄存的箱子里面。这里应对私藏枪支问题的严重性有所说明。私藏枪支在资本主义社会不算什么，但在社会主义社会却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是属于反革命的罪行。因此由一个简单的推论得出的结论，便是：只有反革命分子才会私藏枪支，所以凡私藏枪支的便是反革命分子。历次政治运动都附带有一个号召，交出私藏枪支，鼓励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赏。J君既有人事干事作证，但她又矢口否认，便成了非追查不可的大案。出版社造反派的三个头目，会同那所中学的红卫兵，把J君押解到那所中学女校长家，一面抄家，一面讯问，两样都无结果，便把J君和女校长酷刑拷打，自夜间到清晨，活活把两个无辜的女人打死了。可想而知，打法是极为惨毒的。同时还有三个中学党员教员，平时因和J君有来往，也被拷打重伤，成为残废。在那段疯狂恐怖的日子，造反派、红卫兵打死人是无罪的。江青讲过：“坏人打好人，反革命；好人打坏人，活该!”她这话广为宣传，奉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使得一批以“好人”自命的狂热分子有恃无恐，而受打者却不敢有丝毫的反抗。J君等人虽然死的死，伤的伤，自然不在这些造反派、红卫兵的心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且动手拷打的人那么多，大家都有份，怕什么？打完了，兽性得到了满足，这伙造反派、红卫兵一哄而散，扬长而去。这样大的死亡案件，发生后数年之久竟无人过问。凶手逍遥法外，有的心安理得地恋爱，结婚，还生了大胖儿子，建立起美满幸福的小家庭。
直到这批凶手的靠山“四人帮”覆灭后，J君的惨死案方才得到审理，凶手方才得到了惩罚，但是也还经过一段周折。起先凶手们出于“义气”，互不认罪，也不供认作案的经过。法院仅判三个参与其事的造反派头目很轻的徒刑，并且一律缓刑，就是说只在名义上给他们一点刑罚，至于他们的工作、生活和自由受不到什么影响。还有那个抛材料的幕后肇事者人事干事，被他们这帮“小兄弟”保护起来，根本没有触及。群众当然不满，议论纷纷。法院第二次审理了这个案件。三个造反派头目迫于形势，交代了案情经过，把那个一直躲在幕后的诬陷犯人事干事也咬出来了。法院经过查证，根据所犯罪行的轻重，分别判处这三个造反派头目以二十年、十年和三年的徒刑，不再缓刑。那个人事干事以诬陷罪判处两年徒刑，但是缓刑两年。在查问案件的经过时，那个人事干事方才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说：“我今天才知道，想不到我一句话造成了这个案件!”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何其如此之多，大家从这个挟嫌诬告、陷人致死的凶犯如此轻飘、无耻的话语里，或许可以知其原因的大概了。
上海出版界另一件大冤案，是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六人反革命集团案”。这个案件完全是由造反派 “逼供”逼出来的，堪称得上造反派制造冤案的一大杰作。所以案件制造成功以后，别的单位的造反派都来“取经”；本单位的造反派也派人出去作报告，传授“深挖反革命”的经验；还写成文章，登在造反报上。造反派一片欢呼，然而，知识分子惨矣!当时有句名言，说是“革命群众开心之日，乃反革命分子难过之时”，造反派的开心就是这样来的。
这个反革命集团案件是这样制造出来的：造反派猜测某几个中老年编辑，平时闲谈，可能会有涉及“中央首长”——特别是关于江青的闲话，先“各个击破”，分别找他们个别谈话，给以恐吓性的警告，譬如说：“我们已经掌握材料（其实根本没有），你有诬蔑中央首长的言论（不说哪一个首长，也不指出说过哪些话），已经有人交代（根本没有），现在就看你了（以虚套实，使对方心慌意乱）。罪行是客观存在（一口咬定实有其罪），就看你的态度如何（这句话是历次政治运动中都用过见效的，不过文化大革命时用得更为广泛），是不是老实交代（不坐实罪名）。党的政策你是懂的（其实谁也不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骗人的诱饵）。现在给你时间，你去好好考虑吧（暂放一马，使对方寝食不安，神疲力尽，胡乱承认）!”
除此之外，这个出版社的造反派更有新的创造，在出版社内安置了高音喇叭，对准牛棚，每隔几分钟喊话一次，或是宣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对这些嫌疑犯进行心理战、神经战，使他们时刻处在心惊肉跳、坐立不安的紧张境地。最后，就在某一天夜间，不许这些人回家，把他们集合在一起，面对一座毛泽东的大塑像，每人一张课桌，纸笔俱全，命令他们交代罪行。整整一夜，许多人受不住这种使人心胆俱裂的恐怖气氛，只得从实写下所谓“罪状”：自己对某人讲过，或是某人同自己讲过，诸如江青原名蓝苹、拍过电影、在杭州六和塔同唐纳结婚等一些话。有一个人交代，他曾将江青拍电影的照片，给某人看过。就是这样一些今天看来普通之极的“言论”，造反派如获至宝，公安局也据此定为“现行反革命罪行”，一共定了六个人的罪，将其中二人判刑逮捕（一个十年，一个七年）；一人戴反革命分子帽子，管制三年；三人戴反革命分子帽子，在原单位监督劳动。这六个人中，有一个是名学者，出版社的社外编辑，是清末某军机大臣的幼子，少年时即有才名，曾任华北政府时的国史馆馆长。他被判十年徒刑，被捕时已年过七十，后因病保外就医，未满刑期就死了。还有一个在判刑前神经已陷崩溃，跳楼自杀，脚骨折断，也未能幸免，照样把他抬到宣判大会上，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后来稍能起立，就勒令到五七干校养猪。一个被判七年刑期，坐满了七年牢狱，原应释放回家，但因他的家是在大马路上，时有外宾车队经过，按照公安控制条例，沿街不能有刑满分子居住，于是把他放逐到安徽劳改农场去，在那里又关押了三年。造反派和公安局都认为反正是反革命分子，多判几年是无所谓的。当时的办案原则是：没有错抓，没有错判，也没有错关。
一代文人有厄！
——————————————————————————————————
【文摘】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给房管系统带来各种严重灾害，其中尤以抢房风为最甚。
抢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书面文件上称为“冲击”、“紧缩住房”，革命的对象理应冲击，住房太宽应予紧缩，无非表明“造反有理”。文化大革命后改称“挤占”，占，指明了其非法性，未免文雅了些。但不管用什么字眼，都是用强迫、威胁手续破坏私有权（私房）、租赁权（公房），是一种强抢行为。所以老百姓习惯叫它抢房。
第一拨抢房风，始于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来沪煽风点火。接着上海红卫兵冲击党政机关，同时冲向社会，在“破四旧”的口号下，凡所见到的建筑物上西洋雕塑、古代雕刻、吉祥图案、里弄名称、外文标志，一律当作“封、资、修”和“四旧”，加以摧毁扫荡。稍后深入到“地、富、反、坏、右、资、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等家里查抄“四旧”，搜集“罪证”，翻箱倒柜，挖地拆墙，无所不为。搜出的刺绣、寿材、佛像、旧书、古董、字画，有的堆放在较大较好的房间内，门上贴封条，有的运走，有的烧掉。也有把大房间占为红卫兵司令部办公处所，将主人一家赶到小房间去住。
红卫兵，本来是大专院校和中学学生的造反组织。后来不少非学生的成人也挂上红卫兵的袖章，“破四旧”、抢房子。不久出现了其他形形色色的造反组织，什么“战斗队”、“造反队”等，在本单位揪斗“走资派”和“黑五类”后，往往伴之以抄家和抢房。在早期，抢到的好房子大都用于造反组织设立“司令部”、“联络站”、“材料组”等办公之用，也有改装为关押“审查对象”的“隔离室”的。造反派大小头头吃住在里头，深夜呼啸，四邻不宁。如地处南京西路上的静安新村被称为“头头新村”，许多佩带红袖章、身跨摩托车的造反派，成群结队，趾高气扬，盛气凌人地频繁出入。里人屏息而立，侧目而视。有时各造反派之间，争夺批斗对象，一户可以被查抄几次（永安公司私方郭琳爽家被抄7次之多）。各派互贴封条，大打出手。
受第一拨抢房风的引动，社会上一些人起而效尤，互相串连发动，出现了“困难户造反队”之类的组织。1966年12月31日一夜之间在全市刮起了第二拨抢房风。房管部门掌握待分配的新旧空房和造反组织加封未用的空房，一下子都被抢占。有些胆小的“聪明人”，怕有朝一日被追究，就发明了“连环抢”的办法。他自己抢了房子，又叫熟人抢住自己的房子，以此类推，造成无法退房的局面。在此气氛压力下，有些私房主眼看房子保不住，就唆使亲友抢住进来，以堵住外人来抢。也有一些危险房屋的业主，抢得好房子后，主动上交坏房取巧表示“革命”。这次抢房事后核查有19578户，使用面积361737平方米。
抢房风造成社会秩序大乱，引起了造反派控制的市领导机关的不安，就示意并批准市房地局予以整顿。对于 “冲击”归公的私房要补办自愿上交的手续，经批准归公后原业主自住部分按公房标准交租。被滥用的空房退交房管部门，被抢占的空房经审查核定后建户收租，包括大小头头如王洪文、陈阿大原住简屋几经搬迁，最后住进高级住宅，办了配房手续，变非法抢占为合法分配。这项整顿工作到1970年2月告一段落，计处理（包括收回和建户）16218户，28.86万平方米。尚有3360户，7.3万平方米无法处理。
第三拨抢房风是有组织的抢。1967年7月25日“工总司”（上海最大的造反组织，全名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头头是王洪文）房管系统联络站串连全市各大造反组织到处贴联名布告，勒令所有的“地、富、反、坏、右、资”等人把他们的房地产一律交公，限在8月15日前向当地房管部门交出房产证和紧缩的住房，不得提出任何借口拒绝执行。交出的空房即由造反派分配。这次全市性的有组织行动，在当时形势下比政府法令还有力。房管系统造反派响应号召表现得极为狂热。1968年6月打出“进一步收房”的口号。他们布置造反队员到里弄看大字报，摘录其中被查抄的对象，派战斗组上门看房子，如认为尚有挤占余地的，即勒令其继续退房。这次是造反派以房管所革委会名义出面办事了。如有些房管所在本地区发贴“通令”，令“地、富、反、坏、右、资”携带户口簿、房票簿（公房）、有关产权证件（私房）于限期内向房管所报到。报到时在造反队员监视下，先在门口向毛泽东主席像“请罪”，朗读墙上贴的标语或语录，然后视其高兴打两个耳光，以“端正态度”，排队，按次叫去谈话，按照“战斗小组”已摸到的口径填表申请退房。造反队手执皮带来回巡视，造成恐怖气氛，吓得房主和住户不得不填表。
总计前后三拨抢房风，市区被抢（冲击没收包括被迫“自愿”上缴）的各类私房共17650户，141.75万平方米；郊区8454户，45.46万平方米。合计26104户，187.21万平方米。市区公房被抢（压缩、挤占）79万平方米（均为使用面积）。
不少人家被扫地出门，原住房全部交出，安排到又差又小、没有煤卫设备的房子里去，用造反派的话说“叫你吃吃苦头”。这里仅举几例：
朱道南（已故），市房地局副局长、中共房地局委员会副书记，原住湖南路一套2室40平方米公寓，被扫地出门，搬到高安路某大楼，一家4口住2间储藏室、加起来不足10平方米，无煤卫、无厨房、又暗又闷。
刘靖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工商联主任委员，原住自产江宁路1019号花园住宅，建筑面积691平方米，被扫地出门。老夫妇二人手拎小提箱一只，彷徨在马路上，无处可去，被统战部工作人员发现，找到一个亭子间安顿下来，后因国庆上主席台，可能有外宾访问，才又迁到北京西路某公寓住半组，约20平方米。
陈新典，泌尿科专家、曾任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理事长，安徽省医学院院长，原租住泰兴大楼一大组公寓，扫地出门，一家分散2处，均为小间。
戚雅仙、毕春芳，著名越剧演员，原居住陕西北路公寓式里弄，各一层三间。扫地出门后，戚雅仙住大沽路旧式里弄底层后客堂16平方米，昏暗潮湿。毕春芳也差不多。
随着“批斗”扩大和深入，扫地出门的事，持续发生数年，直至1971年才逐渐终止。很多人虽未扫地出门，但被逼交出较好较大房间，自己搬到最差最小的储藏室、灶间、阁楼、亭子间等部位，但仍须负担原来的全幢租金。私房归公后，自己留住部分必须按公房标准付租。这些对象多数停发工资，只给一二十元生活费。
文化大革命期间造房很少（10年只造150万平方米），而人民居住困难严重。当时踞市领导地位的马天水、陈阿大等手中有大量抢来的空房，决定拿来收买民心。由工交组拿出5条解困标准，实行他们吹嘘的“解放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解困”，由房管部门统一接受困难要房户申请，独家承租分房解困任务。但实权仍归工交组的房调小组（当时陈阿大被称为“房司令”）掌握，为造反派头头亲戚朋友批了不在少数的条子，房地局只得照办。事实上到1976年开始落实政策时，个别尚未被清除出去的造反派还在利用职权批配好房。于是一切要房的矛盾集中到房地局。为了平衡各区房源，把普陀、闸北等空房少的“穷区”的困难户分配到徐汇、静安、卢湾等空房较多的“富区”，结果许多花园住宅、公寓、新式里弄等好房，被生活习惯不能适应的住户搞得破破烂烂。例如迁到新闸路沁园村的困难户，不仅房租付不起，连煤气也用不起，竟在打蜡地板上支起了行灶，用拾来木柴生火做饭。这就大大加重了文化大革命后落实政策的困难（还房应先修复）。如著名中医妇科专家陈小宝家，在巨鹿路有花园住宅1000余平方米，共有各种彩色卫生设备27套。被没收后拨给部队做招待所。因军人习惯蹲坑，全部敲掉改为蹲式坑槽。落实政策归还时限于经费只修复了6套。也有的业主申诉地上铺的方砖是明代古物、梁上木雕是明清精品，祖宗遗留，要求赔偿，因无法办到，只得耐心说服。1967～1968年解困用去空房45万平方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拨乱反正，为抢房风“擦屁股”而落实私房政策，从1976年10月起到1991年底基本结束，花了十几年时间，拨用了10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新建住宅，支付收购费用920万元才得完成。（参见上海地方志第五篇第三章第一节）抢房造成的公房困难户数量很大，只能纳入全市解困工作计划，逐步调整解决。这些因素使文化大革命后的住房困难成为爆炸性的社会问题。
除了上述一般的抢房风之外，还有两起有特定目标的大规模的集中抢房活动，一起破坏上海市与中央各部、各兄弟省市关系，一起破坏宗教政策。
第一起：1967年12月，由造反派控制的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民兵性组织）查封了外地驻沪机构的办公居住用房1106处，建筑面积36.69万平方米。经市工交组正式分配使用124处；作为出借处理247处；1971年移交市房地局继续处理704处。其中多数已被占用，真正空房只有159处。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在查封时还对各驻沪人员加上莫须有的种种罪名予以迫害。1979年9月，国务院发文指出：“同意为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驻沪办事处恢复名誉。‘文化大革命’中 ‘四人帮’及其一伙查封各驻沪办事处是反革命行动。他们强加于各驻沪办事处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全部推倒，对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和家属，在政治上要予以彻底平反。各省、市、自治区根据工作需要，在征得上海市的同意后，可以恢复驻沪办事处。所需办公用房由派出单位与上海市革委会协商解决，原房及用具不再归还”。1988年2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批转市房管局的请示，经调查被查封的1106处的建筑面积为28.7万平方米。其中，中央各部13万平方米；各省、市、自治区12.9万平方米；郊县2.8万平方米（较当年统计数少8万平方米）。另据统计：按房产性质分，租用公房16.5万平方米；租用私房1.7万平方米；自产房屋7.2万平方米（全民与集体）；产权归属暂不明确4.8万平方米（较当年统计少6.5万平方米）。对其中集体所有制的房产原则上应予退还，具体有的经济补偿，有的用其他房产交换。有的另造新房归还，有的腾退原房。
第二起：1968年，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又查封各宗教团体用房及寺庙教堂共53处（据市革会组织小组当时统计为100余处，办公用房6处），建筑面积6.66万平方米（其中缺佘山天主堂面积）。市政交通组做出如下处理：面积较大的16处2.66万平方米由市计委分配给工厂、仓库使用；一般性29处1.97万平方米交所在区调配；保留8处2.03万平方米，其中佘山天主堂缺面积，其余为天主教徐家汇天主堂住持院和修女院；基督教圣三一堂和青年会；佛教玉佛寺、静安寺、沉香阁。
1980年7月，国务院批转宗教事务局、国家建委等单位《关于落实宗教团体房产政策问题的报告》，文化大革命期间占用的教堂、寺庙、道观及其附属房屋，属于对外对内工作需要继续开放者，应退还各教使用。如宗教团体不需要收回自用者，由占用单位或个人自占用之日起付给租金，房屋被改建或拆建者，应折价付款。
寺庙教堂破坏非常严重，如龙华寺在1966年8月24日一天内，就由17个单位的红卫兵千余人将山门推倒，将700尊佛像全部砸毁，将庙内宗教藏品集中焚烧3天。又有红卫兵开来拖拉机要推倒龙华塔，附近群众起来保护，才幸免于难。圣三一堂、徐家汇天主堂除砸毁宗教设备外，宏大的高塔建筑被拆毁。南市区的文庙被视为“封建主义的遗毒”，除拆毁棂星门、大成门外，又将进门三座石桥和泮池破坏，魁星阁倾斜，大成殿脊断檐坍，险象环生。房管部门仅为修复龙华寺，1979～1981年投入9万余人工，资金70万元，才将6040平方米房屋修复。
摘自《上海地方志》中《专业志•上海房地产志》。
——————————————————————————————————
【故纸堆】
我的检查（摘录）
1967年3月12日
按：1966年文革开始时，曹荻秋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长。由于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丕显罹患鼻咽肿瘤，于同年3月起住院治疗，曹主持市委、市人委的日常工作，并在第一线处理上海文革事务。这份“检查”反映了上海市委对此期间发生的重要事件的态度和处理经过，市委内部的一些意见分歧及曹荻秋在当时形势下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对于了解上海文革初期的历史和领导干部的思想、情绪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是曹在何处做的这一检查，尚待考证。限于篇幅，这里仅摘录这份“检查”的部分内容。
一、错误的对待大字报和不应该派出大量工作组
在大字报问题上，违反了毛主席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我们不是按毛主席的教导积极鼓励革命群众贴大字报，而是害怕大字报，对贴大字报加上种种限制。在去年6月1日以前，我们曾说过，群众贴大字报，既不反对，又不提倡。6月1日北大聂元梓等七名同志的大字报发表以后，上海革命的大字报，有如熊熊烈火，燃烧在每个角落，发挥着强大的威力，有的大字报已经贴到了街上。这时，我们忧心忡忡，怕打乱了所谓“正常秩序”，因此，在说可以贴大字报的同时，对大字报又加了许多限制。如说可以贴小字报；大字报不要贴到街上去；大字报要内外有别。并要各单位建立审查大字报的委员会等等。这些都是不相信群众，束缚群众手脚，限制和害怕群众起来革命的错误说法和错误行为，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在工作组问题上，违反了毛主席少派和不派的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自己起来干革命。而我们当去年六七月份文化大革命正在开展，广大革命群众揭发了不少单位的严重问题，有些单位的党组织或者烂掉了或者陷于瘫痪，我们认为有点乱的时候，我们不是依靠群众自己去闹革命，而是派了工作组去包办代替，当群众的“保姆”。全市29所大学，派出了6个工作组，489所中学，派出了168个工作组，在电影局、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也派了些工作组，在工厂我们是把文化大革命同四清运动结合进行的，因此，派出的工作组（队）为数最大，有些四清快要结束的单位，又由原工作队对文化大革命补了一课。大量的事实证明，工作组在进入学校、机关和工厂以后，包办代替的现象比较普遍，有的有压制革命群众的行为，有的镇压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
后来，根据中央指示，匆忙地撤出了工作组，致使工作组所犯错误，有的没有进行检查，有的虽然进行了检查，但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这个责任不在工作组，而在旧上海市委。工作组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派工作组是旧市委决定的，工作组是在旧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指导下进行工作的，工作组所犯错误，主要应该旧市委负责。
工厂的四清工作队是把四清同文化大革命结合进行的，撤出的时间较迟，但撤出得同样匆忙，对整群众的材料，对错误地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等问题，大都未作妥善处理就撤走了，造成了工人群众的不满，这个重任不在工作队，而在旧市委。
二、压制、围攻北京红卫兵
红卫兵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对这个新生事物最坚决支持的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是最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而我们则相反，当上海学生要求成立红卫兵的时候，由于它不是在我们领导下而是群众自发起来的组织，我们就不予支持。尤其是当北京部分红卫兵陆续到上海进行革命串连的时候，我们对他们采取了极端错误的态度，我们不是首先肯定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而是过多的看到他们的缺点。他们当中少数人提出了一些我们不同意的观点，如怀疑一切，红色恐怖，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框框，旧上海市委修了等观点，和一些我们认为是“越轨”行为时，我们就怀疑他们当中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在作怪。我并因此布置过查他们的历史，查出是坏人，要告诉北京市委，以便整他们。即使不把他们当作别有用心的人，也认为他们革命精神虽好，但太粗暴，太偏激，而不懂得这是一场革命，既是一场革命，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他们即使有一些错误观点和行动上的某些缺点，是可以通过斗争实践，自己教育自己来解决的，我们这样对待年青的一代，不是说明别的，正是说明我们的屁股不是坐在革命群众一边，而是坐在反动的资产阶级一边。由于立场错误，对一些事情的处理也必然错误。当上海工人、学生同北京学生开展辩论时，我们很赞成这种辩论，还布置过一部分干部参加辩论。这种所谓辩论，实际上是一种围攻，有些地方围攻得十分激烈，扭住北京红卫兵不放，有的要他们检查了他们的所谓错误观点以后才放走。这种围攻北京红卫兵的行为是挑动群众斗群众，镇压革命学生的犯罪行为。过去我们不认为这是围攻。而认为这是正常的辩论，显然是错误的。后来，我们发觉这样搞下去不好，就采取措施加以停止，但影响非常恶劣，使北京红卫兵的串连活动受到了阻碍，使他们的声誉受到了影响，也使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受到了损失。
我们对红卫兵采取的错误态度，反映在我们接待上，对他们不是满腔热情的支持，而是限制过多，基至要见市的主要负责人也非常困难。在接待中，政治挂帅不够，有计划有组织的宣传毛泽东思想差，而是偏重在生活方面。对他们的物质要求，有的是可能满足的，但没有及时予以满足，这就造成我们同北京红卫兵的关系紧张，因为关系没有处理好，就发生了北京红卫兵于八月三十日冲上海旧市委“欢迎北京红卫兵大会”主席台的事情，接着，发生了8月31日北京部分红卫兵冲旧市委机关，旧市委机关一些工作人员同他们发生冲突的事情。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北京红卫兵写了大字报，印发了传单。针对这些大字报、传单，当时在场的旧市委机关干部也要联名写大字报，对他们这种行为，我们不但未加制止，反而支持他们写所谓澄清8月31日事实真相的大字报，贴出这种大字报，就是对北京红卫兵施加压力，挑动群众斗群众。在这个期间，有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和先进人物要发反对北京红卫兵某些观点和做法的电报给党中央、毛主席，这事反映到市委，我说过不要去阻止，并还通知有关的人，可以布置一些先进人物发电报，有的电报，还印成传单，散发全国。欺骗了党中央、欺骗了毛主席，行为十分恶劣。我们这样做，自以为是澄清事实，其实是把自己摆在了反对革命群众的地位。我当着群众的面还说过“即使北京同学打人，我们也不要还手”一类的话，这是对北京同学的污蔑，起着煽动上海群众同北京一些同学之间的对立作用。
8月31日事情发生以后，我们没有吸取教训。接着又发生9月3日北京红卫兵要我接待，我没有接待所有要我接待的红卫兵，只接待了少数代表，我这种官架子和怕见革命群众的态度，引起了北京红卫兵的不满，他们要冲进旧市委机关是有理由的，而一部分上海学生起来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也是应该的。他们要进入旧市委机关，我们应该敞开大门欢迎他们，我们不但没有这样做，相反，以保持机关工作的正常进行为理由，采取了“堵”的办法，组织了一批工人、红卫兵。文艺工作者和干部来“保卫”旧市委机关，在书记处办公地点还组织了公安局的警卫人员来“保卫”，因而使在旧市委门外的革命群众几天几夜不能进入市委机关，淋了雨，有的同学生了病，有的在冲旧市委机关时受了伤。我们在“堵”的时间内，乘机搬走了档案，怕群众将它损害。我们这些行为，十足说明我们害怕群众，不是站在革命群众一边，而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对他们实行防御抵制。我们的错误不是一般的错误，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压制革命群众的错误。自己是革命的，就不应该组织工人、红卫兵、机关干部来“保卫”，组织他们来“保卫”。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9月5日，我们根据总理的指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才全部撤走了被组织前来的工人、红卫兵、文艺工作者，事后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检讨报告，承认了错误。但是，由于怕红卫兵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在此以后，一方面开放了延安西路33号的办公大楼。同时，却又加强了对另一幢大楼的防守工作，并在两座大楼之间筑起了篱笆墙。10月25日，当上海一部分红卫兵要进入旧市委机关另一座大楼时，我们没有接受9月4日的教训，立即开放这幢大楼，致使一些机关工作人员又同红卫兵小将发生了冲突，重复了9月初的错误。以后看到“堵”的办法不行，就把市委机关搬到外面去办公，采取了“躲”的办法，这更是害怕群众的表现。
三、害怕大串连，反对大串连（略）
四、对破四旧划框框、定调子，限制了破四旧
…… 我们对破四旧的理解，既停留在概念上，又无实际经验，红卫兵小将自动起来了，理应放手让他们去创造。我们不是这样，总是怕东怕西，怕他们越出“正轨”，怕他们搞乱社会“正常”秩序，怕他们违反政策，我们就过早的划框框，定调子，加上种种限制，这就是旧市委内部布置过，要大家用自己语言去说和掌握的一些意见，也就是社会上流传的所谓“十条”。后来，遭到北京红卫兵反对时，我们不承认有这些成文的所谓“十条”，其实，社会上流传的“十条”，基本符合旧市委布置的内容，不需加以否定，否定了反而引起更多人的不满，我们这样做是错误的。在我们这些意见中，最大的错误是不该不加区别地、笼统地提出“不要抄家”的意见，这个意见起了束缚群众手脚的作用，使一些狡猾的老寄生虫、吸血鬼得以隐匿金银财宝和反动罪证。好在为时极短，只几天时间，人民日报于八月二十九日就发表了《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使我们的错误迅速得到纠正，转而主动积极的支持了红卫兵的行动。如果不是革命群众的积极行动和人民日报及时发表社论纠正了我们的错误，上海的破四旧是取不到那样多的成绩的。
五、压制工人起来革命，对抗中央文革小组，对抗毛主席
……在上海的工厂中，一部分青年工人以及曾经受到领导干部压抑的工人，起来开展文化大革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要求成立革命造反司令部，这是一件大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对一部分工人的革命精神和要求建立革命组织的心情很不理解，尤其对一部分工人受到压抑，甚至被打成“反革命”，要求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强烈愿望很不理解。因而不是和他们站在一起，而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起来建立全市性的革命造反组织，怕因此而影响生产。这实际是把革命同生产对立起来，用生产来压革命，而不理解只有抓好革命，才能促进生产。因为我们没有支持这个革命组织，造成数千工人上京控告，发生“安亭事件”，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使许多工人挨饿受冻，在精神上、肉体上遭受许多折磨，这是我们造成的，我们对不起这批工人。
中央文革小组为了帮助我们处理好“安亭事件”，派张春桥同志到上海来，我们是欢迎的。在张春桥同志处理“安亭事件”过程中，我们曾根据中央文革小组原有意见，共同商定不承认这个组织，后来张春桥同志听取了革命工人的意见，根据具体情况，从实际出发，果断地签字同意了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出的五个条件，张春桥同志这个签字是对的，我们对他的签字不但不给予支持，反而表示不满，持不同意见。我还打电话给陶铸，陶铸的答复说，工人的革命组织不应建立全市性的，可以以区为单位，建立联络性质的组织，并认为张春桥同志没有群众工作经验，他的答复，实际是不同意张春桥同志的签字，而我则是赞成陶铸意见的。随后，中央文革小组批准了张春桥同志的签字，我感到上边意见不统一难办。其实，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并不难办。中央文革小组是紧跟毛主席的，我听不进中央文革小姐组意见，而听得进陶铸的错误意见，这说明我接受的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意见，而不接受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正确意见。
去年11月15日，“上海工人赴京控告队”在苏州提出了第二个五条，对这五条我与张春桥同志的意见发生了分歧，不愿签字，经请示华东局、旧上海市委，他们原则上同意签字，我签了字，我的签字并不是出于思想通了，而是出于组织服从。后来，用旧市委名义发出了同意两个五条，要各级党组织坚决执行两个五条的通知，并在书记处谈过对外必须支持张春桥同志。其实，通知的发出，书记处表示对外要支持张春桥同志都不是出于思想通了，也是出于组织服从。
关于毛主席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的指示，我是从张春桥同志那里听到的。听到后，我应该严肃、郑重地在一定干部中传达，使广大干部听到毛主席的声音，便于解决思想问题，我没有这样做，仅告诉了书记处和常委一部分同志，错误是极为严重的。那时，我还不知道中央常委同意了张春桥同志的意见，直到12月初马天水从北京打电话来说，关于张春桥同志对“安亭事件”的签字。毛主席有指示，中央常委也讨论问意。在“安亭事件”后上海出现一股反对张春桥同志签字的逆流，对旧市委支持两个五条也不满，我们在干部和群众中作说服工作碰到困难，我在电话上与马天水商量是否可以把中央常委，毛主席同意张春桥同志的签字向干部传达，通过干部向群众解释，把这股逆流打下去，他请示了张春桥同志，张春桥同志同意了。据此，我在一次干部会议上作了传达，王少庸为当时在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在一次四清工作队的干部会上作了报告，旧市委书记处原拟写一个反对这股逆流的通知，因写得不好被搁置了。当时，我是注意了抓这方面工作的，而且做了一些工作，做这些工作的目的，主要是怕在组织上犯错误，并不是从思想上解决了问题。由于思想不通，工作做得很不得力，责任完全应该由我负。
11月25日开了一次常委会，吸收了有关人员参加，研究当时的情况。在会议中反映的许多情况和发表的意见都是对准张春桥同志的，形成了对张春桥同志的围攻，我不但未制止这种现象，反而对“安亭事件”的处理表示思想不通，组织服从，这是非常恶劣的行为。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常委、毛主席已经同意，我还采取这种态度，是自以为是，固执己见，荒唐已极，明自张胆与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常委、毛主席相对抗的行为，是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所绝对不容许的，性质是极端严重的。（下略）
六、拒绝《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
红革会是革命的组织，红革会办的《红卫战报》是革命的报纸，它当时的中心内容是大反旧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方向是正确的，红革会要求《红卫战报》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是合理的，我们应该给予支持。但是，我们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顽固地坚持了7天，造成了紧张的群众斗群众的局面。我们当时之所以拒绝这个要求，主要是我们曾经同意过上海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所办《革命造反报》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遭到了多数派和一部分《解放日报》订户的反对。为了避免来自这方面的反对，我们同意两报分开发行，拒绝了红革会一起发行的要求。因此，发生了“解放日报事件”。
我们对这个事件的处理是错误的。我们的错误在于不做阶级分析。对谁应该支持，谁应该反对，缺乏阶级观点，我们对革命的不是坚决支持，对反对革命的不是坚决抵制，企图采取调和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结果矛盾反而扩大了。这是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我们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来处理这个问题，当然要遇到革命造反派的抵制、反对，我们的错误也就不可避免要产生，这是主要方面。其次，党内一股保守势力也给我们一定影响，有的影响是很大的，在上面有陶铸的影响。那时，马天水正在北京开工交会议，为《红卫战报》发行问题就近请示了陶铸、×××，他们表示就是《解放日报》停刊一个月也不能签字。后来，我们感到继续坚持下去，将犯大错误，因此，决定签字，但又遭到一部分干部的反对，拖延了签字时间。问题不在来自上面或下面的影响，而在我们为什么不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错误应该我们自己来负。当局势发展得愈加严重的时候，我们才下最后的决心，由王一平、宋季文代表旧市委签字同意红革会、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三项决定、四项要求，并希望受旧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群众组织都起来支持红革会和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三项决定、四项要求，并和他们一起，向旧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但是，我们的决心下迟了，挑动了群众斗群众，使我们又犯了一次严重错误。
七、建立工人赤卫队，扩大了两派矛盾，为自己垮台创造了条件
11月下旬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备会成立以后，我的错误有新的发展。上海赤卫队的建立，是旧上海市委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一种社会思潮的反映。
去年11月25日上午有38个厂的代表约三四百人要求张春桥、韩哲一和我三人接见，张春桥因午后回北京，表示了不接见，韩哲一因事不能接见。接待站安排我在沪西俱乐部接见他们，在接见全体代表前的几分钟接见了少数代表，他们提出要求建立工人赤卫队，我当时曾经劝说他们，并告诉他们中央正在开工交会议，据我所知有许多人不赞成建立全市性的工人革命组织，如果中央同意这个意见，你们建立起来了，也要取消。后正式接见全体代表，他们对旧市委支持两个五条提出了意见，对工人造反派提出了意见，我对这些意见作了些解释工作（解释记录旧市委办公厅打印了一些，可审查此记录），继而他们提出要建立筹备会，对他们的要求，我没有继续反对，也没签字，但实际是同意了他们。会议中途，我就被上海红革会找去参加批判旧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以后的事由杨士法处理的，决定筹备会设在总工会也是他决定的。第二天我就生病了，没有过问这事。直到去年12月23日赤卫队总部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以前，我没有与赤卫队总部有任何联系。工人赤卫队总部是在12月6日成立的，在此期间，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同志反映，我们支持赤卫队多，支持他们少，经查，才知道他们挂钩在总工会，我们认为不妥当，改由工人革命组织联络站负责。这是赤卫队总部成立的经过大概。
我同意工人赤卫队建立筹备会就是一个严重错误。因为它是在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以后要求建立的，而且是在反对两个五条的情况下要求建立的。很显然，它的建立，矛头就是对准工人革命造反派的。在当时情况下，对这种组织不仅不应承认，而且应该坚决反对它成立，即使它自己成立了，也不予以支持，才是正确的。但我们在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以后，按照宪法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的原则，对群众要求建立的组织都一概加以承认。我根据这一点同意了赤卫队建立筹备会。这是一种不做阶级分析，缺乏政治远见的庸人态度，用这种态度来处理阶级斗争问题，当然要犯大错误。
这个组织一建立，它的矛头不是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旧市委，而是指向革命造反派，大方向就错了。它的建立，扩大了两派之间的矛盾，使斗争更加尖锐，这个责任完全应由我负。对它的建立，不管我主观方面如何，客观上它是保旧市委的，是一个保皇组织。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谁是革命左派，依靠谁，支持谁的问题长时间没有解决。因此，在处理两派的关系上就发生了许多错误。12月23日，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在人民广场召开了以批判旧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而实际把矛头对着造反派的20万人大会，在大会上，我一方面指出了他们的大方向是错误的；另一方面，由于我依靠革命左派，站在革命左派一边还没坚定下来，因而在大会主席团提出七项要求要我签字下，我最初加以拒绝，后来，由于两个原因：一、他们以上北京控告、停电、停水、停交通相威胁。我怕酿成大事；二、我主观上认为他们还是革命的，只要他们能够转变大方向就行。因此，顶到最后我提出条文必须修改，他们同意了我修改，我将某些明显针对造反派的条文作了修改，并加了一条彻底批判旧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共八条，我签了字（当时，群众已涌上主席台，我挤晕了），我以为这样可以端正他们的方向，我这个想法完全是唯心的，赤卫队代表一种政治势力，有其一定的阶级性，这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主观意愿所能改变的。其实，修改后的条文并没完全抹去针对造反派的痕迹，反而为赤卫队盖上一层黑纱，模糊了人们的认识，这就更加错误。旧市委发觉这个错误，我也认为是错误的，为了表示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我发表了声明，宣布签字无效。这样，就造成工人两派之间进一步的对立，挑动了群众斗群众。以致发展到康平路流血事件。
12月28日赤卫队总部的领导人，煽动赤卫队员到旧市委要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先马天水接见，围攻马天水，29日要我接见，我接见了他们，接着就围攻我，我没有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我的答复是革不革命不能由领导决定，而是要在斗争中由群众鉴定，广大赤卫队员是要革命的。由于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又以停电、停水、停交通，到北京控告相威胁。围攻我到夜间12时左右，工人造反派听说柯庆施同志的家，张春桥同志的家被抄了而进至康平路旧市委机关以后，康平路群众斗群众的流血事件发生了，紧接着又发生“昆山事件”和一部分赤卫队员到北京控告旧市委，严重影响了交通，影响了生产，对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所有这些，我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对党，对人民又增添了罪责，我再次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
八、不大胆、不放手发动群众去审查干部，起了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旧市委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得上海领导干部中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完全揭开。因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不可能完全揪得出来。
旧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在运动中有些学校的革命师生揭发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上有错误言论，在教育方面，执行了旧中宣部、高教部的一条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组织多数红卫兵保护自己，在常溪萍问题揭发以后，他多方设法保护常溪萍。早在去年6月下旬，北大就寄来一张贴常溪萍的大字报，他压下未贴出。当这些问题反映到旧市委来以后，我们不是放手让群众去审查他，而是犹疑不决，采取等着瞧的态度。直到文化大革命愈加深入开展，他的态度表现很不正常时，旧市委才要他在书记处检查，才决定由王少庸代替他文革副组长的工作，他管的教育工作，也改由王少庸负责，但他在书记处也没认真检查，以后又要他到复旦检查，并住到复旦去，他迟迟不去，去一次又为多数派红卫兵所保护，未作检查。对杨西光的问题旧市委虽然有所察觉，但对他的问题的严重性则认识不足，对他的斗争也不坚决。实际上对他起了保护作用。后来，革命师生又揭发了他许多问题，我们才认识到他的问题的严重性质。
常溪萍是旧上海市委的教育卫生部长。他在北大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支持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平等人，打击了革命左派，犯了严重错误。对这样的人，应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放手发动群众去审查他。但我没有这样做，当去年7月25日聂元梓等同志写了常溪萍的大字报交给张春桥同志，后转交给我，我未立即寄回市委，转交华东师大，而是去请示邓小平如何处理（原因是常溪萍为北大问题写过信给他），当时（刘、邓的盖子还未揭开），他的意见可以不贴，并将他的意见告诉了康生同志，康生同志一次见到我说，常的问题可以不再挑起，在邓小平的影响下，这张大字报又搁置了几天，直到江青同志一次提醒我说，常溪萍不送到北大来，你们被动。我才把大字报寄回交华东师大张贴，同时，要旧市委准备将常溪萍送北大。十一中全会后，我回到上海，决定将常溪萍送北大，中央文革小组答复，北大工作正在安排，不要送去，因此就搁下来了。
最不应该的是去年8月16日我同书记处其他同志去师大一次，在与师大革命师生讲话中，我讲了一些错话，当有人问到为什么提常溪萍为教育卫生部长时，我竟说，当一个干部没有发现重大问题之前，应该信任他，很好地使用他，并说，过去我们认为常是一个较好的干部。这些话，在当时说，是十分错误的。虽然，我在讲话中也号召革命师生起来揭发常溪萍的问题，但因为说了那些不应该说的话，不但没有起到支持革命师生起来揭发常溪萍问题的作用，反而压制了广大革命师生进一步对常溪萍问题的揭发，起了保护的作用。也影响了一部分同学对常溪萍的错误的严重性质的认识，这个责任，不在那一部分受蒙蔽的同学，而是在我。
……
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在六七月份（7月20日以前）比较多的揭发了领导干部中的问题。但是，由于我们在运动一开始就强调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看某一级组织是否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来衡量它的领导，太多地相信一些党的组织和一些党的干部，看不到有的党组织和有的干部已经起了质变，党的领导权已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窃据。这样，就使得某些党组织和干部利用党的威信，毛主席的威信，把矛头不是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对准了革命群众，压制、围攻贴他们大字报的群众，甚至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借此蒙混过关。同时，在相信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在党的干部政策下，我又怕过多伤害干部，因此，就不是大胆地、放手地让群众去审查干部，在一个时候，我仅从统计数字中看到领导干部中揭出了不少问题，就以为阶级斗争盖子揭得不差了。这种自满，加上怕过多伤害干部的情绪，必然妨碍领导干部中的阶级斗争盖子的彻底揭开，起了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作用，这也是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必然结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方向就是不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整群众，在这条路线指引下，阶级斗争盖子是不可能彻底揭开的。我保护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也就是保护了自己。如果不打倒以陈丕显和我为首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旧市委，就不可能把领导干部中的阶级斗争盖子彻底揭开，就不可能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在这里欢呼“一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九、平反工作，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工作没有做好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革命群众起来贴了党委、工作组的大字报，有的党组织和工作组不是积极支持他们，而是把矛头对准他们。他们有的遭到了大字报的围攻，有的被迫作了书面检讨，有的被批判斗争，戴上了“反革命”帽子，有的没有遭到这样的对待，但对他们排了队，整理了材料，准备“秋后算账”。这些镇压革命群众的反动行为，我们过去是认识不足，估计不够的，以为上海公开打成“反革命”的不多。其实，采取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把革命群众变相的打成“反革命”，准备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则为数不少，这是更为狡猾、更为隐蔽的形式。革命群众遭到了这些白色恐怖的镇压，起来造反，是有理的，为他们平反，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是应该的。
中央批转中央军委、总政《紧急指示》，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后，我们执行不力，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严格督促有关党委把应该交的材料都交出来，单纯听取汇报，以为要交的都交出来了。其实，大学党委大都未主动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有关材料。我在这个问题上不是积极支持造反派，而是加以抵制的。
什么是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这个问题只有屁股坐在革命造反派一边，才分得清楚。在材料问题的处理上，曾经一度造成大专院校、工厂企业两派群众之间严重对立，造反派群众由于某些党组织不交黑材料而起来抢黑材料，多数派群众认为不是黑材料而起来保护档案。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站在造反派一边，支持造反派，而是偏听了某些党组织的意见，他们认为要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都交了。以后的事实证明，有的党组织并没完全交出而却隐藏了一部分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被迫全部交出。同样，对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有些是可以让造反派群众看的，但怕引起群众斗群众而坚持不让看，也加深了两派之间的对立，造成群众斗群众。事实证明，有些材料不交给造反派看是行不通的，也只有交给他们，才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我们在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问题上没有处理好，在平反工作上，也缺乏严格的检查，以为凡是要平反的都平了。其实，仅仅对那一部分公开戴上“反革命”、“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假左派，真右派”帽子的群众进行平反是不够的。必须对另一部分没有公开戴上帽子，但实际已把他们当作“反革命”、“右派分子”对待过的群众进行平反，平反才能说进行得彻底。不这样，造反派的同志是通不过的。我们过去的错误，着重在那一部分公开戴上帽子的群众，而对为数比较大的没有公开戴上帽子（没有正式作结论）的那一部分群众没有进行平反，那是不彻底的，所以，我们的平及工作也是没有作好的，这还是我们的立场问题没有解决，对革命群众缺乏应有的阶级感情。
十、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刮起，根源在旧上海市委
旧上海市委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使得上海革命造反组织风起云涌，支支矛头对着旧市委。进入12月，旧上海市委的领导已基本陷于瘫痪状态，各部门的办公地点和书记处的办公地点都相继被占用，接待站大部被冲垮，常委会难于举行，领导干部大都分散独立处理问题。在这时，一部分新建立起来的造反组织，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其中不少是经济要求，这些要求有合理的，有不合理的，不管合理与不合理的，原则上都应该留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处理，但有的领导干部经不起群众斗争，违反了党的政策，签字同意了一些要求。首先旧市委书记处就没有坚持原则，早在去年11月，就同意了教育局将民办小学改为公立的签字，虽然，当时决定工资福利留到文化革命后期处理。但这是一个很坏的开端。其次，在去年12月初，宋日昌、王克顶不住合同工的要求，同意了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到城市作合同工所得工资，从原来与生产大队一般实行四六分的改为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八归生产大队，这不仅加深了合同工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而且为满足一部分人的经济要求开了先例。旧市委对这样的签字并没有坚决加以制止，反而予以承认，这是非常错误的。
接着，陈丕显同意将地段医院改为公立，并认为过去对各种群众组织在经济上、物资供应上抠得太紧，应加以放宽，马天水在这个方面是一个积极主张者，他未经书记处讨论，就布置了50辆广播车，3000辆自行车。加上，国务院财办曾发出一个对合作小组、合作商店可以改为国营的通知，一些集体所有制的单位都据此起来要求改变所有制，所有这些，对刮起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妖风都发生了作用。
据王克反映，马天水在北京参加工交会议期间，他曾直接同马天水通话，请示有关劳动工资福利问题，马天水的答复是群众有些经济要求，可以适当满足他们，这对下面一些干部签字同意群众在工资福利方面的要求是有影响的（详细情况要问王克）。
我同样在刮经济主义妖风方面起了坏作用。去年12月底，据反映，王克签字同意了将1962年精简的1958年以前的老工人在一个月内要安排好工作，当时，我认为这个签字是错误的。接着，于12月30日，见到宋日昌，宋告我，王克确签了这个字，我要他转告王绝不能这样做。同时，临时工、外包工将开大会，我需要了解外包工的来历，决定约王克谈一次。这时，接待站负责人关建、杜淑贞要求旧市委书记处解决已经难于维持的接待工作，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并要他们通知有关人员参加研究。这就是今年1月1日在香山路×××号的一次碰头会。参加这次碰头的，除我和王一平外，有宋季文、宋日昌、张承宗、王克、杜淑贞、张苏平，在碰头时，首先谈了接待工作，因困难很多，有些问题难于解决。实际把问题搁下了未解决。以后，主要是王克谈了下面几个问题：
1，安排部分精简职工问题。他说明了他签字同意将精简的1958年以前老工人安排工作的理由。他认为过去精简了这些工人有错误，有些人回乡以后现在还很困难，按照历年安排劳动力的情况看，将这六七万人安排工作是可以的，并说马天水已签发了一个电报报告中央，宋季文则认为目前工厂劳动力不是多了，而是不足，积极主张安排，我原来是反对王克这个签字的，经他们说明理由以后同意了安排，但不同意在一个月内就安排好的意见，要他另作较长时间的具体安排计划。
2、临时工、外包工问题，红色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原定于1月2日（后改为4日）在人民广场举行10万人大会，批判旧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华东局、旧上海市委负责人参加，并指定要我参加。在这以前，红色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曾在一次大会上给我一份材料，说外包工是上海特有的，是旧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为了弄清事实，以便答复问题，所以，我找王克问明原由。当时，王克把劳动部的文件念了一段给我听，该段文的大意是有些产品可以对外承包，从这段文的内容看，外包工制度是来自劳动部，也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并不是旧上海市委、市人委制定的。这次主要是弄清问题，并没有解决具体问题。
我与王克主要谈上述两个问题。除此而外，他还提出街道工业要求改国营怎么办？我答复他可以先戴帽子，其他不变。我之所以这样答复他的理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旧市委曾研究过街道工业的性质，从它的产品由国家调拨，原料由国家供应，利润上缴地方财政等方面都应肯定它的性质是国营，但为了把这些工厂办为半工半读式的新型工厂，我们决定暂时不宜宣布为国营性质，以免在工资福利方面引起问题。过去未改，而在文化革命期间改是错误的。
其次，提出社会青年要求安排工作，我的答复都要安排有困难，可根据往年经验，适当安排一些。
以上是香山路×××号碰头时所提出的问题和解决的问题，在解决问题时，我在两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一不该同意王克安排部分精简职工的意见，二不该对街道工业戴上国营的帽子。这两个问题对一月份刮起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是有影响的。如果不是革命造反派对反革命经济主义给以迎头痛击，它所产生的影响一定是很大的，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还错误的同意了张承宗、倪斯美将民办小学教师最低工资这部分人的工资作适当调整的签字。1月4日我在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夜12时左右小教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拿着张承宗、倪斯美签字同意将民办小学最低工资这部分教师的工资调整到公立小学教师最低工资的水平（大致是从25元调整到42元）的纸条要我签字。我了解了这部分人生活较苦，也就同意了张、倪的意见，在反经济主义的妖风开展以后，我感到这个签字错了，在1月12号看到小教革命造反负责人时，他们已发了通知对这个签字作废，如果不及时纠正，其影响所及也是不堪设想的。
上海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刮起有客观原因。但主要是旧上海市委对文化革命已无能领导，自身在一些问题上又没有坚持原则，下级由于找不着领导，于是就各自为政，乱签了许多字。固然，各有各的账，但这个账应该算在以陈丕显和我为代表的旧上海市委的头上，党中央、毛主席赋予我们领导上海工作的责任，我们没有尽到这个责任，没有按毛主席的意旨办事，辜负了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信任，这样的地方党组织是应该打倒的。
（下略）
——————————————————————————————————
【编读往来】
1、范世涛来信：
对《红卫兵抓走彭真》一文，我想再补充两则史料。一则史料与1966年11月28日的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有关。唐平铸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坐在主席台上。“他回来后说，那天其实毛也去了，是他上厕所时发现的。他走到后台，先看见了当时老跟在毛身边的那个小护士，随后看见了毛坐在那里。毛是不是还准备了适当时候到前台露面而后来放弃了呢？这就不得而知了。”（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香港：明报出版社，第564-565页）这清楚地表明了毛对“砸三旧”的态度。
另一则史料与红卫兵抓走彭真直接相关。我今天在潘家园买到一册1968-1969年的传单手抄本，其中载有一篇“XX同志传达党的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几点补充意见”（载第50-58页），主要内容是补充传达全会上揭批“二月逆流”的情况，第六段则专门谈到了叶向真：
“叶剑英的女儿把王树声骂得一塌糊涂，在几个元帅的支持下，绑架了谭玉明，中央查了一个多月，才在南京查出来的。在叶、戚指示下他们又绑架了彭真和罗瑞卿。当时彭真住院，仅七分钟就搞走了。由于他们的影响，全国到处绑架，中央怕他们在天安门公审，群众激愤下打死，灭口不好办。总理问戚本禹，他说可能在美术学院，结果从该院找到了，可见他们和戚本禹勾结起来。”
可见，早在1968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叶向真等红卫兵七分钟抓走彭真一事已经被称为“绑架”，并与戚本禹挂起钩来。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去检讨叶向真等人抓走彭真一事的过失，而是为了揭批“二月逆流”，矛头所指其实是叶向真的父亲叶剑英。
上引段落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不可不信，不可全信。比如“中央怕他们在天安门公审，群众激愤下打死，灭口不好办”，不像真的，但也证实了周恩来两年前对红卫兵抓走彭真事件的处理曾经请示过毛泽东。因为当时“中央”二字的含义很清楚，具体指的就是党中央、毛主席。
本期何蜀老师《读〈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几点意见》和第57期王锐《周恩来与“一打三反”运动》均引用了《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的一句话，即“在北京城区，‘一打三反’运动一直延续到了1970年底”。这句话不可靠。九届二中全会会议公报要求“把一打三反运动进行到底”，如果没有中央明确指示，北京是不会也不敢把“一打三反”运动只进行到1970年底的。据北京市档案信息网（http://www.bjma.gov.cn/dafw/wscd/qzjscs/qzjxzescs.ycs?GUID=10318）上的信息，崇文区“一打三反”档案形成时间为1970年至1973年。如果崇文区的“一打三反”档案在北京市有代表性，北京市的“一打三反”运动也应持续到了1973年。另外，我收集的一册文革日记记有1972年北京市财贸系统“掀起‘一打三反’运动新高潮”的情况。
本期阎长贵老师《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内战”》一文只使用少量常见史料，结合自己少量的见闻，就对一个全局性重大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这种素养真是让我钦佩。
看了第61期的《记忆》，感觉很好。
范世涛利用文革日记对“红卫兵抓彭真”所作的简单回顾其实很有内容。就我所见，王锐今年所撰关于遇罗克遇难及“一打三反”的三篇文章也是近来利用民间收藏品探讨文革的力作。
何蜀先生对《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所提的三大点意见，我完全赞同，只是有一小疵：林昭女士遇难于1968年4月29日，何先生在列举“一打三反”的思想犯时提起她似乎不妥。至于 “鸡毛蒜皮”中所列八点都很有道理，但我查看英文版发现至少有三点其实应归于翻译不准确。类似情况，在笔谈系列之前几篇文章中也有出现，待笔谈系列出齐后我想做个综合反映。
记得阎长贵先生曾就毛泽东提出“全面内战”一说写有文章，本期重提此事，我认为阎先生对王力的批评是正确的，毛确讲过“全面内战”。谨提供旁证如下：
以“全面内战”为关键词在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中搜索，看到最早提起“全面内战”的是戚本禹1967年1月9日接见北京农业大学师生时的讲话，他说：“多方面和我们展开全面斗争，所以发展到现在全面内战，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不过他没有讲这是毛泽东说的。
接下来两条搜索结果是两个月后肖华和杨成武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3月17日肖华说：“资产阶级和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早就对我们发动了全面的‘内战’。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才找到了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他们。……正如主席所说的，我们同样要用全面的‘内战’来回击他们”。3月19日杨成武说：“毛主席还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面内战，是资产阶级首先向我们宣战，我们也要向他们宣战。”杨接着引用林彪的话说：“林副主席说，这是一场不拿枪的全国性的大内战。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就可以避免拿枪的战争”。
想必戚接见群众时顾及影响而未提毛的发明权，而肖、杨对高级军官们讲话就无需忌讳也不敢隐瞒毛的首创了。
总结起来，戚、肖、杨三人的话很明确地反映了毛当时的想法：所谓资产阶级率先发动了全面内战，我（指毛）领导无产阶级起而以“文化大革命”应战。
至于all-around civil war,毛泽东1970年对斯诺说，“天下大乱暴露了敌人，就是‘五·一六’。”两年后的1972年6月毛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又说了all-around civil war。这次他说总后台就是林彪，“坐飞机去苏联，摔下来了，见上帝去了。”
最后，还望将徐贲先生文章的注解发来一饱眼福。
编者更正：经陈闯创先生指出，上期何蜀文中列举“一打三反”中被杀害政治犯情况时，有一句“上海监狱中已关押多年的著名思想者林昭 ”应删去，因林昭是在1968年被杀害的。特向陈闯创先生致谢。
3、陈昭来信：
贵刊具有鲜明的特色，没有官腔，没有套话；它公平、公正，无论什么人，只要言之有物，都可以占一席之地。从诸多文章里都明显地看到《决议》对人们的禁锢之重，有的非官方的文革研究专家也深受其影响。“全面内战”本来就是毛说的；许多重大事件如“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等等，本来是周恩来唱了主角，却长期被隐瞒和篡改，许多所谓“正史”中就不提或语焉不详。
第61期对于“1976年9月9日”的回忆文字，颇有可读性。蒋健和黄晓龙都是当时的底层百姓，他们一个在军营，一个在农村，却有许多共同的感受，是发人深省的。“1976年9月9日”，对中华民族来说，的确是一个大大的节日，因为它使中国历史从此走向了一个转折点。他们的回忆生动、具体、感人，因为它真实，所以不用修饰即是上好文章。
漂木文《沈邱“锻炼”琐记》，“邱”应为“丘”。希望贵刊注意校对，包括文字和标点符号。如黄晓龙文中的标点符号，许多“：”被用成了“；”，“，”被用成了“、”。任重道远，祝贵刊越办越好。
4、邱心伟谈胡泊的纠错：
《记忆》第60期的“编读往来”登载了胡泊的来信，胡先生在信中纠正了两处史实性错误。他纠正的第二条是：“《记忆》第59期王大定的文章《我在清华大学经历的文化大革命》一文中提到的工作组成员‘张茜薇’，应为‘张西蕾’。”
对此，我要做一说明，虽然“张西蕾”是她的真名，但是在清华工作组时期，她一直用的以及被称呼的则是“张茜薇”。因此，我在《清华文革亲历——大事日志》中也用了这个名字。为的是怕当事人不知道。估计王大定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使用“张茜薇”这个名字的。如果我们在著述中加个注释就不会产生误解了。
| 
发表于 2011-10-10 12:5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