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伟华 关于“文革”中的夺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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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伟华
转贴自：卜伟华的博客

1967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向应召来京谈判解决问题的浙江、江西、广西、湖南、河南、辽宁鞍山、鞍钢等地的群众组织发出通知，要求他们保证做到：不上街游行、互不打架、互不冲击、不抓人、不扣人、不阻碍铁路、公路、轮船运输、不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不夺枪，不开枪。（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496-497页）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中提出：“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一律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进城武斗，更不能为了武斗，发动农民制造凶器，发给枪支弹药。”（《“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500页）由此可知，当时“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事件在全国各地频频发生，而且武斗的规模越来越大，所使用的武器已经从拳脚、棍棒发展到大刀、长矛，甚至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和各种军事装备来进行武斗，武斗中伤亡的人数不断增加。毛泽东在1966年7月所预料的“天下大乱”的局面已经在全国的许多地区成为现实，而且混乱的程度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想。
1967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同阿中友协代表团的谈话时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2页）
1967年6月到1968年9月，是“文化大革命”中最为混乱的时期，而在这一时期全国各地普遍发生的抢夺人民解放军枪支弹药的事件，就是这种混乱局面的最显著标志。本文试图利用现有的资料，对“文革”中的夺枪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

一、最早的夺枪事件

“文化大革命”中最早的夺枪事件可能发生在1967年的新疆石河子流血事件中。据记载：“从1967年1月17日到1月27日，先后有7个‘造反团’冲击了武装部门，有8个单位的造反团强行接管了武装部门管辖的通讯总机。1月25日下午，毛纺厂等8个单位的造反派约2000人，进入汽二团配合该团造反派夺权，汽二团掌权派请求独立团支援。当独立团的92名指战员赶到汽二团时，汽二团造反派抢夺枪支，夺去步枪19支、冲锋枪7支、手榴弹64枚、子弹1307发。1月25日下午7时，造反派增至4000余名。1月26日零点，在夺枪与反夺枪中，双方开枪，11人伤亡(5死6伤)。当日，农八师武装处将一部分部队调进师部，对师机关进行保护。造反派要进入师部，双方发生武装冲突，死2人，伤27人。在公共汽车站等处，双方进行枪战。这一天双方共打死24人，打伤74人。”（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页。另据记载，当天共打死27人，打伤78人，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2页）关于石河子流血事件的性质，曾有过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人和有关的新华社记者认为这是一起镇压革命群众的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文化革命动向》第225期(1967年1月31日)刊登了一篇《新华社记者评述石河子反革命事件》的稿件。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负责人丁盛、裴周玉于2月1日向中央文革小组写报告称事件是因群众夺枪而发生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史》，1998年，第282页）新疆军区给中央军委的报告认为，事件“是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镇压了歹徒”。（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12页）毛泽东出于边境安全的考虑，在此事上没有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而是支持了军区的意见。（1968年5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负责人时说：“处理石河子事件，不是我的意见，完全是主席的。王关戚几次想翻石河子的案，我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这样干，石河子问题是主席亲自处理的。”）后来将此事定为“反革命事件”，先后被逮捕的有49人，被株连1000余人，被逼死6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史》第282-283页）“文革”结束以后，对“一•二六”事件性质的说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78年12月27日，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做出了关于原生产建设兵团几个问题的决议，其中写道：“1967年石河子‘一•二六’事件，经反复调查，已查明与张仲翰、陈实、刘一村、王慎等同志和武光都没有关系，完全是丁盛阴谋篡党夺权，调动兵团值班部队血腥镇压革命群众的反革命事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史》第332页）1979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布：“对因此事件无辜死难、受诬陷和曾被捕入狱的同志，应公开彻底平反昭雪。”（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编《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1966年5月至1991年12月，下册，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页）丁盛、裴周玉等关于群众夺枪而引发事件的说法被称为“诬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史》，第282页）因此，“文革”中最早的夺枪事件是否发生在“一•二六”事件中，现在还不能下最后的结论。
现在可以确定的“文革”中最早的夺枪事件发生在四川成都。据史料记载：1967年1月29日，以“成都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为主的4000多人于上午11时，冲进市公安局，砸抄办公室和保管室，抢走文件档案资料及公章、空白介绍信、逮捕证、枪支弹药等。到下午撤出时，还绑架21名干警。次日，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协助公安部门，以反革命罪逮捕街道工业分团头头等13人。（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成都地方史大事记》1949—1989，成都出版社，1995年，第117页。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06页）
四川宜宾发生的夺枪事件也比较早。1967年2月16日，宜宾造反派冲击驻宜7830部队，并抢夺轻机枪1挺、冲锋枪1支、半自动步枪4支、子弹190发，打伤解放军战士多人。（《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第308页）

二、“四川武斗，天下第一”

在全国来说，四川武斗开始得早，规模也大。除闻名全国的成都一三二厂武斗事件外，还有乐山武斗事件。乐山城区两大派群众组织，比较激进的造反派组织名为“红色造反兵团”，相对保守的群众组织名为“四军五部”。1967年5月14日，两派群众组织在原中共乐山地委招待所发生剧烈冲突，双方开始时用砖头瓦块对打，“四军五部”被迫撤至城郊。此后，“红色造反兵团”在城内构筑工事，动用木棒、钢棒、乃至枪支守卫，不准城外群众进城。城外群众用木棒、铁棒乃至土炮攻城，并断绝城内的水、电，相互攻守拼杀达50余天，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双方被打死103人，被打伤1500人。（《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第317页）7月初，谢富治、王力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到成都，支持“八二六”，压制“红成”，致使四川地区两大派的对立情绪更为严重。7月下旬以后，造反派在“文攻武卫”的口号下，大肆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物资。仅泸县武装部的武器库就被造反派抢劫达21次，被抢劫步枪2481支，轻机枪115挺，重机枪12挺，手榴弹115枚，各种炮72门，子弹28.4万多发。以至从成都、重庆、宜宾、泸州、涪陵等地开始，全川武斗不断升级，造成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第321页）
四川武斗又属重庆最为厉害。在重庆有许多大型军工厂，有生产常规武器步枪、冲锋枪的，有生产坦克、装甲车的，有生产各种炮的，这些武器在武斗中都派上了用场。1967年7月1日，重庆“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在建设机床厂发生武斗，“反到底”派占领全厂生产区，该厂生产和保存的半自动步枪大量流散。此后，抢枪事件不断发生，重庆武器进一步扩散。（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大事记》，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8月12日，重庆两派群众组织武斗队在沙坪坝区嘉陵厂开展大规模武斗，双方参战均在700人以上，支援者上万。动用了枪炮、坦克。至13日夜，双方死伤上百人，经济损失357万元。（中共重庆市沙坪坝区党史研究室《中共重庆沙坪坝区党史大事记》第二集，1999年内部出版(渝内刊准印号：99-051)，第131页）8月14日，长安机器厂和三钢厂两派武斗组织在嘉陵江大桥发生大规模武斗，并猛烈炮击上清寺，打死11人，伤多人，烧毁房屋数幢。（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大事记》，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8月29日至31日，重庆市北碚地区造反派武斗人员2000余人冲进四○四团营区，抢走枪支3000支，轻重机枪49挺，炮16门，枪弹16万发，手榴弹8000枚，打死指战员2人，抓走18人。（《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大事记》，第100页）9月1日，周恩来听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汇报说到重庆一个工厂因武斗一夜打了一万发炮弹时，极为生气，说：这是国家财产，我是很痛心的。（《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大事记》，第100页。梁兴初的汇报的数字可能有些夸张。据《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革命大批判发言之四•郭一民：愤怒揭发批判刘结挺、张西挺挑动群众斗群众，大搞武斗，大反人民解放军，营造独立王国的严重罪行》（中央学习班铅印材料）中说：“8月份重庆武斗升级，达到最高峰，一个月内打了一万多发炮弹。”郭一民曾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办事组组长。）

三、大规模的夺枪事件从江西开始

江西也是夺枪问题比较严重的省。据周恩来说，大规模抢（发）枪“是从江西开始的，影响到湖南，又影响到广州”。（1967年8月7日中央首长第五次接见湖南三方代表时的讲话）据张春桥1967年9月28日接见江苏代表团时的讲话，江西全省当时共夺（发）枪7万多支，其中大多数是发的，少数是抢的，已收回的枪支有5万多支。（1967年9月28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的讲话）1967年3月以后，江西省造反派与支左解放军产生了矛盾。3月14日，江西省军区在省体育馆举行十万人大会，副参谋长周子韬在会上作《关于南昌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报告》，针对江西省夺权后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4月14日刘瑞森（支持造反派的省委书记处书记）等人指责省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在4月20日造反派召开的“彻底批判周子韬‘三一四’黑报告大会”上公开煽动、挑拨军队与群众组织的关系。4月23日，江西造反派头头万里浪等人组织造反派人员冲击省军区机关，轮番静坐绝食长达60余天。4月24日，江西省和南昌市造反派组织封闭了由军区军管的江西日报社。从5月1日起，以造反派组织名义出版《新华社电讯》。5月7日、17日，周恩来两次就江西日报问题致电江西省军区党委转江西省学生造反组织，要求立即从江西日报社撤出，让报社正常工作，但造反派组织拒不执行。5月16日，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大联筹”）成立。6月7日，省“大联筹”头头万里浪、陈全生、蔡方根等人策划绑架来江西参与领导江西省军区支左工作的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刘培善等人。这一行动受到了周恩来的严厉批评。
6月28日，江西农学院的造反派与南昌县莲塘镇对立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29日凌晨，省“大联筹”头头陈全生策划从江西省军区所属部队抢夺枪支弹药，组织6批武装人员赴莲塘参加武斗，造成严重流血事件。同日，赣州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流血事件。（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大事记》，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298、299页）莲塘的保守派得到宜春军分区和南昌县武装部的支持，在武斗中占据优势，造反派死亡十余人。赣州军分区和赣州市武装部给保守派“联络总站”发了枪，在武斗中“大联筹”派死伤惨重，事后查点，发现造反派尸体223具。（据《周总理第六次接见江西四方代表座谈记录》(1967年8月5日)。另据“大联筹”1967年8月12日出版的《火线战报》说：“目前，据江西省大联合筹委会与广州部队新调赣州某部联合调查，已发现我造反派和红卫兵尸体490具（不包括江中打捞的）其中有223具已被认出来。”）
6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江西省军区转省“大联筹”电报指示：“立即停止夺枪的错误行动，退出军事机关，并将枪支弹药退还军区，退回原驻地，听候中央派员处理。”7月1日，周恩来等在京接见江西“大联筹”代表时指出，省“大联筹”夺枪是错误的，要及时制止武斗，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大事记》第299-300页）7月3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汇报江西情况。提请批准调二十六军一个师进驻江西支左和加强军管会及未来的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次日，毛泽东批：调一个师问题，待江西会议开得有眉目再定为宜。（《周恩来年谱》下卷第168页）7月4日，省军区发出《关于制止赣州武斗问题的命令》，责成赣州军分区和当地驻军采取有效措施，立即制止武斗。
8月10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认为江西省军区及部分军分区的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决定改组江西省军区，派遣济南军区、广州军区的部队进驻江西各地，任命程世清为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杨栋梁为省军区司令员，成立以程世清为主要负责人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532页）中央的一系列举措并未能平息江西的动乱。8月24日，江西抚州地区发生严重武斗事件，程世清等本着坚决支持左派的原则，派出支左部队前往介入。武斗中先后死亡干部群众65人。（《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大事记》第301页）

四、浙江的夺枪

1967年3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省军区政委龙潜任主任，省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舟嵊要塞区政委曹思明、二十军政委南萍、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任副主任。军管会内部在支左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以南萍、陈励耘为首的二十军、空五军坚决支持“省联总”，而以龙潜为首的浙江省军区则比较支持“红暴派”。
5月9日，“省联总”组织数万人召开坚决击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大会，把斗争矛头指向了省军管会、省军区的主要领导人。6月11日至7月23日，中央召集浙江三军代表和“省联总”、“红暴”两派代表到北京开会。开会期间，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多次单独接见“省联总”代表，向“红暴”派和省军区施加压力。7月13日、23日，会议达成关于浙江问题的两个协议，肯定空五军、二十军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指责以龙潜为首的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性错误，责令他们深刻检查。同时提出要以“省联总”为主实现两派大联合。
“省联总”代表回杭以后，聚集各地的造反组织，多次召开大会，批判、挂牌游斗省军区政委龙潜、司令员张秀龙等，强迫龙潜检讨。
浙江温州地区存在着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工总司”（即温州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和“温联总”（即温州革命造反派联合总司令部）。6月下旬，“省联总”宣布吸收温州“工总司”为其下属组织。在“省联总”的支持、怂恿下，“工总司”与“温联总”两派之间的斗争日趋尖锐、激烈。7月10日，温州市区发生大规模武斗，两派分别占领市区各制高点，控制主要交通要道，武斗规模越来越大。7月21日，温州军分区所属6515部队6分队、防化连及军械库部分武器遭两大派组织抢夺。被抢武器中，除步枪、冲锋枪外，还有轻、重机枪，火焰喷射器和六○炮、82炮、122榴弹炮等重武器。（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省温州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
8月5日，“省联总”头头张永生等人唆使造反派千余人包围省军区军械二库，骗开大门，扣押和打伤守卫人员后，强行砸开仓库，将1000多件枪械和价值约40万元的军用物资洗劫一空。9日，张永生再次纠集千余人，又抢走省军区军械一库的汽车及子弹几百万发，手榴弹万余枚。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记载，5日和9日两次共抢走长短枪1900余支，轻重机枪523挺，炮40门，子弹120万余发，手榴弹1.69万余枚。（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7-308页）
8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省军区的决定》，任命二十军政委南萍为省军管会主任，任命二十军军长熊应堂为省军区代司令员，南萍为代政委。命令二十军进驻杭州，统一指挥省军区所属部队和地方武装，领导“三支两军”工作。23日，省、市造反派和驻杭三军数万人集会，南萍和空五军军长白崇善在会上讲话，表示二十军、空五军坚决支持“省联总”为代表的造反派。26日，省军区召开“交权”大会，龙潜、张秀龙、阮贤榜等省军区领导被造反派强按下跪，搞喷气式。会后，原省军区党委全体成员被关押和揪斗。省军区及其所属部队和军分区、人武部，甚至民兵连的广大干部战士，也被作为“龙子龙孙”，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的被活活整死。（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版第157页）
8月下旬，“省联总”为了控制全省，以“文攻武卫”开路，在全省各地大规模武力镇压“红暴”派。24日，“省联总”召开攻打萧山誓师大会。26日凌晨，张永生、贺贤春组织省级机关和杭州市数十个单位经过军训的三四千人，全副武装攻打萧山。打死90多人，打伤100多人。萧山攻下后，二十军立即进驻军管。8月24日，“省联总”部署所属组织，攻打富阳县城。富阳县城被打下之后，又制造了一系列武斗事件。10月3日，“富联总”谎称县主要领导被龙门公社对立派所绑架，在得到省军管会负责人的支持后，富阳县造反派当晚组织攻打龙门公社。在攻打富阳县城和龙门公社等武斗中，打死100多人，伤残300多人，关押700多人，烧毁房屋1200多间，砸了166个单位和2000多间房屋。（《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大事记》第155-158页）

五、广西的夺枪

1967年4、5月间，广西的群众组织围绕着干部问题分成了支持韦国清的“支韦派”和支持伍晋南的“支伍派”。“支伍派”于4月22日成立了“南宁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后改为“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四二二”）；“支韦派”于5月25日成立了“五二五革命行动指挥部”，后改为“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广西的“四二二”和“联指”两大派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双方多次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事件。7月13日，广西“联指”组织红卫兵到广西军区警卫连和区党校分部驻军6984部队抢走步枪、冲锋枪300余支、轻机枪3挺、60钢炮1门和一批弹药。8月18日晚，广西“四二二”头头经过策划，纠集了300人到金鸡村抢劫军用列车的援越炮弹4000多发。20日中央文革来电责令交还后，“四二二”才将炮弹大部分交还部队。8月20日晚，“四二二”南宁航运“工总”乘船到蒲庙抢夺邕宁县武装部枪支弹药。从8月到9月5日中央颁布《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即《九五命令》）前，全广西抢夺部队武器的有19个县、市。其中被“四二二”抢夺的有桂林、临桂、灵川、永福、平乐、兴安、资源、象州、宜山、横县等10个县、市；被“联指”抢夺的有阳朔、玉林、武鸣、扶绥等县；两派都抢夺的有南宁、邕宁、柳州、梧州、柳江等5个县。9月15日，南宁“联指”延安片总指挥同金光农场“联指”头头公开违抗中央《九五命令》，策划抢夺金光农场民兵武器。由南宁“红色公安”带领80多名武斗骨干，乘坐两辆汽车前往。共抢得苏式7.62步骑枪80支、轻机枪4挺、九二式重机枪1挺、五○式冲锋枪50支。（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年表编写小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51、52页）此后广西武斗持续发展，越打越凶，夺枪事件越来越多，越来越大。1968年5月5日，广西“联指”总指挥部组织3800人，出动45辆汽车、一列火车客车，到南宁市长岗岭广西军区军械库抢夺武器装备，共抢走各种枪支7044支，其中轻机枪479挺，高射机枪48挺，六○炮4门，炮弹60发，子弹120万发。5月10日，柳州“联指”抢走驻军6985部队和519部队各种枪支316支，子弹1万多发，六○炮、迫击炮2门，四○火箭筒2具。5月21日，柳州“四二二”派组织数千人到柳州火车站抢走准备援助越南的子弹11000多箱，共计1700多万发子弹。6月4日，广西“联指”所属组织3500人第二次到广西军区军械库抢夺武器，共抢去各种枪支1859支，六○炮8门，子弹100多万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上)，第387页）

六、云南的夺枪

云南省在1967年3月底实行军事管制以后，“八派”和“炮派”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斗争非但没有平息，反而日趋激烈。4月26日，“炮派”召开大会，“八派”去冲击会场，在广场和东风路一带出现了数万人武斗的严重局面。5月29日，两派又在军医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共有100多人受重伤，“炮派”的不少人被抓到“八派”的大本营昆明工学院私设的监狱非法关押。昆明地区的大规模武斗，引起了中央的关注。5月30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电告昆明军区党委，要求对昆明地区两大派的武斗，军区机关、部队干部战士都不要介入，应该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制止武斗，劝说群众摆事实、讲道理，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逐步解决两派之间的问题，不要打击一方压制一方，使矛盾激化。（王元辅主编《云南五十年——中共云南省社会主义时期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实际上，云南省的问题正是出在这个地方：军区介入了地方群众组织的矛盾斗争，在军管会内部就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两大派群众组织在军管会内都有人暗中支持。7月下旬以后，云南武斗进一步严重升级。“八派”首开率领同伙夺枪先例。两大派的武斗从使用棍棒、梭标，发展到运用现代化武器进行枪战。8月23日，“八派”庆祝“八二三”一周年游行之后，到支持本派的昆明步兵学校“抢”枪，用以武装“八管区”制高点。8月24日，“炮派”得知消息后，也跑到小麦峪军械库去“抢”武器，装备驻守西站、云南大学、新华山等“炮管区”各制高点。两派形成军事割据。仅1967年8月至12月，两派抢枪20余次，共抢走部队、地方、民兵武器库枪支约34857件，弹药不计其数。（王元辅主编《云南五十年——中共云南省社会主义时期大事记》第132-133页）据《云南省志•中共云南省委志》记载，在两大派和流散社会的各种枪支达10余万支之多。（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云南省志•中共云南省委志》下卷第1071页）
在昆明武斗严重升级的影响下，多数地州市与昆明两大派挂钩的造反派也相继发生严重武斗。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是重灾区。全州8个县都发生武斗，在武斗期间死亡达2000余人，伤残更多，是云南在武斗期间伤亡最多的一个州。
东川市的两派武斗，市武装部武器库中的枪支弹药被抢劫一空，东川矿务局副总军代表带领支左部队全副武装，在武斗动员大会上说：“全体造反派要紧急行动起来，有枪拿枪，无枪拿棍棒，没有棍棒拿石头，没有石头用嘴咬，要把矿区每一寸土地变为消灭‘炮匪’的坟墓。我们全体军代表和支左部队决心和造反派团结在一起，生在一起，死在一起。”东川支左部队于1967年12月17日夜间攻打石膏矿，打死睡梦中的职工十余人。全市武斗打死124人，厂矿企业全部停产。
曲靖地区的两派武斗导致专署公安处的仓库被砸开，各型枪支数百支、子弹数万发和收缴来的鸦片被抢走。五层楼的工农兵旅社被烧毁。
在大理白族自治州，驻滇西部队十四军军长梁中玉以“滇西支左委员会”的名义支一派、压一派。他把大理军分区的大多数干部定为“支保势力”，说大理军分区只有3个人是好的。1967年12月5日，梁支持的一派200多人乘6辆卡车到十四军军部“抢枪”(发枪)，首开大理地区抢枪之风。1968年1月10-13日，还是这一派几百人去冲击大理军分区，撬开军械库、被装库、作战保密室，抢走武器、弹药、军用地图、文件资料，抄了军分区干部的宿舍，抢劫财物。（《云南省志．中共云南省委志》下卷第1066-1068页）

七、其他一些典型案例

湖南省武斗严重，夺枪事件时有发生。据“湘江风雷”负责人叶卫东1967年7月26日在北京大学“声援两湖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会”上的讲话说：“抢枪支的情况非常严重。……现在街上经常看到一个小孩肩上背着一支枪，手上提一支枪，腰上挎着一支枪。”从7月底到8月下旬，湖南省邵阳军分区、邵阳武装部大批武器弹药被抢。共计被抢走各种枪支818支，“六○”、“八二”迫击炮27门，手榴弹1万多枚，子弹250万发。（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上，第317页）
1967年7月至9月，广东各地两派群众组织武斗事件迭起。7月23日，广州“东风派”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中山纪念堂举行成立总部大会，而对立的“红旗派”组织则在越秀山体育场开会。中午，两派群众在纪念堂、吉祥路一带发生武斗，共聚集了2万余人。广州市军管会抽调21个连的解放军赶到武斗现场，在冲突的双方中间筑起人墙，才将事态控制住。此后，两派武斗不断升级，造反派开始抢夺当地驻军的枪支弹药，用来相互厮杀。8月5日深夜，广州两派群众组织冲进已实行军管的市公安局，捆绑起哨兵，打昏查哨的连长，砸开武器仓库大门，抢走各类枪支1850支，子弹数万发。8月8日晚，广州市郊区金鸡岭枪械库被抢；8月9日，广州市军管会遭冲击，被抢去一批枪支弹药。8月10-12日，广州警备区机关遭受群众组织8次冲击，被抢走一批枪支弹药和其他装备。（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卷十一，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
8月18日，广州地区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在长堤省总工会大楼发生武斗，枪战达4小时，双方共死亡3人，伤33人。19日零时，周恩来亲自从北京来电指示：立即停止武斗，撤出攻打省总工会的队伍。此后，武斗才逐渐宣告平息。8月22日，周恩来等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广东赴京两派群众组织谈判代表，提出四项紧急措施：(1)各派组织立即停止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枪支弹药、物资装备、粮秣和车辆；(2)各派组织所持有的武器、弹药和车辆立即封存，准备交还解放军；(3)停止一切武斗，禁止打、砸、抢、抄、抓；(4)立即释放一切被扣人员。赴京的广东两派群众组织代表都表示同意和坚决执行。但是，冲突事件仍然不断发生，武斗仍未能得到制止。9月1日，周恩来等人再次接见广东两派，并重申了8月22日提出的四项紧急措施。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广东两派谈判代表在北京达成了停止武斗；无条件释放所抓人员；不准夺枪；将夺来的枪支归还给解放军等四项协议。9月15日，周恩来等人又一次接见广东两派代表，强调广东两派群众组织抢劫解放军的枪支必须在9月20日之前上缴完毕。（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广东党史大事记》，2000年内部发行(粤准印字第0155号)，第315-316页）
东北地区的武斗也相当厉害。1967年8月11日，吉林“长春公社”袭击长春市英俊区(现二道河子区)武装部和长春拖拉机厂武装部，抢走大量武器。8月13日，“长春公社”派观点的驻长春军事院校联合“长春公社”数千人袭击解放军第5坦克学校军械库，将三个仓库的武器全部抢光，抢走大量枪支弹药，仅机枪就有170挺(其中有高射机枪50挺)。8月14日，“二总部”出动近千人，50多辆汽车，洗劫了解放军白老虎屯武器库。据不完全统计：从8月9日到8月14日的5天中，长春市就发生40多起抢夺部队及人武部门枪支弹药的事件。随后，全省各地县、各大厂矿等基层单位民兵的枪支相继被抢。在吉林省长春市的武斗中使用了坦克。1967年9月13日，长春市起重机厂等十多个单位的“二总部”组织的300多人，使用步枪、机枪、机炮、六○炮、炸药包等武器袭击“长春公社”英俊区驻地吉林建筑一公司“小白楼”，双方发生激烈枪战，造成2人死亡。双方枪战过程中，驻长春军事院校公社派观点的组织出动4辆坦克增援“小白楼”。辽宁省的武斗也很普遍，据《中共辽宁党史大事记》里记载：辽宁9个市、地和2个铁路局后来共收缴各种枪支200916支。（高峰主编《中共辽宁党史大事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
8月21日，中央军委总参作战部报告：停泊在厦门某地10艘军舰遭厦门群众组织袭扰，一些人不断地冲上舰去抢夺炮舰武器。今天又有港务局“新海员公社”11人冲上炮舰夺枪，后又有群众乘坐8艘机帆船追着军舰要夺枪，致使这10艘军舰不敢靠岸，被迫起锚在海里转圈。到下午5时20分，与一架从金门起飞前前侦察的国民党炮兵校正机发生遭遇战。周恩来获悉这一情况当即指示：“请伯达同志以中央文革或周恩来、陈伯达等人的名义宣布，不准夺炮艇的武器，在敌人面前夺野战军的武器是错误的。如劝告不听，继续再夺，即宣布为反革命。”当晚，中央文革办事组将周恩来的指示电告福州军区转厦门市各群众组织。（《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第四册，线装书局2002年版第4504页。另可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80-181页）
山西省的武斗在1967年太原“九•五”事件后开始使用现代化武器，后逐步升级。“从(1967年)11月起，迫击炮、无后坐力炮、地雷、火箭筒等杀伤力大的现代化武器便取代了土炮和冷兵器。整座大楼炸毁已不新鲜，死三五个人的小冲突寻常得像刮一阵轻风。打到1968年初，杀伤力极强的卡秋莎火箭炮也上阵了。”（《山西通史》第10卷，当代卷第466页）1967年12月起，山西各地不断有武器库被抢事件发生。山西省的武斗持续时间长，一直到1969年九大召开后还在继续。据1968年9月底统计，仅太原地区即收缴各种枪支2.9万枝，各种火炮1040门，手榴弹14.5万多枚，不同型号的炮弹、子弹149万多发，炸药3.3万多公斤。（《山西通史》第10卷，当代卷第472-473页）

八、全国夺枪总数近200万

以上所述，不过是全国各地夺枪情况的一些典型案例。夺枪现象极其普遍，尤其是1967年夏秋之际，达到高潮。全国没有夺枪的地方，只有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当时基本上没有夺枪的，仅内蒙古、河北、山东、山西、甘肃、青海等少数地区。其后，大多数地区逐步稳定了局面，制止了夺枪事件的泛滥，但在一些派性斗争激烈的地区，夺枪事件还时有发生。
夺枪的规模有多大？ 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在同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谈话中说：我们这里早几年天下大乱，全国各地都打，全面内战。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100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下)《内乱与抗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72-1976)，第834-835页）
实际情况远远超过了毛泽东的估计。据不完全统计，到1967年8月19日止，全国共发生了1175起抢夺部队的武器、弹药的事件，共抢夺武器、弹药有：步枪2.16万余支、冲锋枪4600余支、手枪2000余支、其他枪2100余支、轻机枪1190余挺、重机枪350余挺、高射机枪78挺、六○炮40门、迫击炮22门、火箭筒61具、无后坐力炮8门、子弹648.7万余发、弹药1296公斤、雷管4290余支、手榴弹16300余枚、喷火器10具、高射机枪子弹700发，湖南一个工厂28吨发射药、重庆一个兵工厂72万余发子弹被抢。（引自邓礼峰《“三支两军”述论》，《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8卷第6期。其中数字有不准确之处，例如：“手榴弹16300余枚”，肯定大大低于实际数字（疑为163万余枚之误）。1967年8月5日和9日，浙江“省联总”的张永生等人抢劫省军区军械库，两次共抢走手榴弹1.69万余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上)，第307-308页）又据不完全统计，到1969年9月止，被抢的武器和收回武器的情况是：被抢夺的各种枪1877216万(支、挺)，收回2131036(支、挺)；被抢夺的各种火炮10266门，收回火炮14828门；被抢夺的各种枪弹44217万发，收回枪弹34004万发；被抢夺的各种炮弹390642发，收回炮弹294259发；被抢夺的手榴弹2719545枚，收回手榴弹2734381枚(以上统计中，有的收缴数大于被抢数，是因为抢夺数中没有统计军工厂生产的新产品和群众组织自制的武器弹药)。（邓礼峰《“三支两军”述论》，《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8卷第6期）

九、“九五命令”

实际上，从“全面夺权”以来，全国的混乱局面愈演愈烈，到1967年8月下旬，局势的发展，已到了几乎失去控制的地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04页）主持党和政府日常实际工作的周恩来对此忧心如焚，他在一次讲话中说：“我看派性现在已经登峰造极了，不能再往下发展了，再不回头，不管哪一方面，就要犯罪了。”（《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84页）8月25日凌晨，周恩来找杨成武谈话，讲了各省情况、王力8月7日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围困中南海揪刘少奇等事，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他要杨成武即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几天以后，毛泽东决定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
毛泽东一方面要搞“全面夺权”，另一方面，他也不希望全国的局面失去控制，在得到周恩来等的报告后，他也对当时全国局势的严重性有了新的认识。而且在前一阶段造反派与保守派斗争激烈的一些省份，如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省，在中央支持左派夺权方针的指导下，造反派的势力已经明显占据了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发布《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即“九五命令”）。
“九五命令”严令禁止任何群众组织和任何人，不管是属于哪一派，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拦截火车、汽车、船舶上装载的武器、弹药、装备、器材、物资，不许外部人员进驻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命令警告说：违犯此命令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并强调：这种抢夺行为是反革命行动，解放军可采取措施对夺枪的少数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遇到这些人拒捕和抵抗时，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反击。（《“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561-562页）
“九五命令”下达后，以及不久中央发出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谈话记录，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制止武斗、围剿派性，全国局势逐渐趋于缓和。造反派夺枪的事件大大减少，但局部地区的武斗和夺枪事件还是时有发生。一直到1968年9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后，全国局势才基本稳定下来，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大规模武斗和夺枪事件逐渐消失。

原载卜伟华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