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问史求信集》的特色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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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东

对于文革研究界来说，在大陆有关文革研究的书籍很少，而市面上敷衍成书的文革人物传记却不少，甚至以讹传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阎长贵、王广宇合著的新书《问史求信集》，便是一个难得的例外。书中讲述和考证的中央文革的职能和办事机构的设置、人员配置和日常工作，陶铸成为“四号人物”的原因，“揪军内一小撮”是不是王力、关锋的发明，“按既定方针办”的产生经过，“五一六兵团”真相、肖力在中央文革、批斗王光美的穿着安排、“二月逆流”会议记录稿的产生经过等等，特别是两位作者直接耳闻目睹的有关毛泽东、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其他成员的种种细节，都颇有新意。

阎长贵、王广宇两位先生的身份很特殊，他们既是严肃认真、训练有素的学者，又是历史内幕的当事人，兼文革研究者和历史在场者于一身。文革前，阎长贵是《红旗》杂志编辑，王广宇是马列主义研究院研究人员，都在陈伯达、关锋、戚本禹等人领导之下供职。1966年，分别被抽到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工作。1967年初，阎长贵担任江青的机要秘书，王广宇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亲历了文革高潮时期政治中枢的许多重大事件。一年以后，他们被诬入狱、劳改，直到1979年平反。

近几年，阎长贵、王广宇二位先生集中精力回忆和反思文革，这本书就是回忆和反思的一个结晶。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大多已经过世。周围了解内情的人员，有的不愿意回忆，有的不善于反思，有的不长于写作。阎长贵、王广宇二位目睹师东兵、林青山、叶永烈等人的著作广泛流传，一些研究机构编撰的著作也采信了某些以讹传讹的说法，出于历史使命感，感到有必要站出来廓清史实，分辨真伪，以亲身经历和可靠文献追求信史，构成了本书的特殊意义。

当时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的人员，其实有一个松散的交往圈子，他们之间比较信任，交流较多。外界人员不论是囿于阅历，还是其他原因，走近这个圈子并不容易。而阎长贵、王广宇先生，正是这个圈子里的人。

我是近几年和阎长贵先生相识的。最初是在凤凰卫视看了他的口述回忆，其中谈到江青随时可以从钓鱼台回中南海见毛泽东，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在吴迪家第一次见到他。原来他居住的小区离我家不远，又有共同的兴趣，于是来往渐多。我知道，他和毛远新、谢静宜等当年政治核心的知情人都有联系。去年我拿到史云、李丹慧的新著《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发现里面有一些新的说法，比如说华国锋接班是毛远新向毛泽东推荐的，于是向阎先生求证。阎先生很快给远在江西的毛远新打了电话。毛远新当时给他的答复就在本书418页：“我有什么资格和权力向主席推荐接班人？再说，我对华国锋一点也不了解。他又说，对于接班人，毛主席最属意和看重的还是张春桥，认为他有思想，有能力。毛主席是问过我对张春桥的看法，我也说，他有思想、有能力，但我说他不能团结干部，往往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有点阴。毛主席当时在几个副总理中间翻来覆去地琢磨，最后选定华国锋。他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还是想叫张春桥做‘军师’。毛远新说，主席叫我跟张春桥传这样一句话：‘从1935年遵义会议起我不是就做了十年的副手吗！’——意思很明显，毛主席要张春桥安心做副手。我把毛主席这句话向张春桥传达了，也向华国锋说了。”《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里还谈到谢静宜托王海容、唐闻生捎话给毛泽东，说她有错误可以批评，不见她，她有些难过。阎当即和谢静宜通电话问及此事，谢说：“我何需通过她们向主席为我说情？”

阎、王两位在文革初期被重用了一年多，后来却关到监狱长达八年，吃尽了苦头。按说，他们对构陷其入狱的江青等人应当恨之入骨。但在研究相关历史时，却能秉持史家风范，“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江青垮台后，国内舆论对她在上世纪30年代的活动基本上是负面评价，阎长贵却说她当时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为提高妇女地位、争取妇女解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和她后来做的坏事相比，30年代是江青的“黄金年代”。阎长贵特别考证，传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中央政治局对此有“约法三章”，限制江青参政，不是事实。说文革开始不久，毛泽东就厌恶江青，也不是事实。

当然，本书有些内容也可以讨论。比如阎先生不赞成周泉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一文的基本观点，提出反驳，这本来是正常的学术争鸣。但在驳论过程中引用的一些所谓权威材料和权威人士的言论来证明对方观点的不当，我认为似无必要。学术争鸣，最好还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我可以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的表达权利。搬出这些，对方就不便和你在同一平台上讨论了。

（《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