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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工人運動的先驅
“全紅總”紀實
方 圓
目 錄
[align=justify]前 言----------------------------------------------------------3
[align=justify]
[align=justify]第一章 《論臨時合同工制度》和“全紅總”的籌建--------------------8
[align=justify]《論臨時工合同工制度》——一群年輕的叛逆者——從苦難走入歷史[align=justify]——“全紅總”在醞釀之中
[align=justify]第二章 全國總部正式成立和第一個地方分部成立---------------------20
[align=justify]“毛皇叔”和貴州分部的籌備——全國總部宣告成立——貴州分部率先成立
[align=justify]第三章 封閉勞動部，進駐全國總工會和江青接見---------------------29
[align=justify]靜坐全國總工會——最後通牒——封閉勞動部——中央文革接見及進駐“全總”
[align=justify]第四章 “全紅總”第二次改組和《三家聯合通告》-------------------41
[align=justify]江、周勢力滲入“全紅總”—— 獨立獨行的“全紅總”——江青暗示：炮[align=justify]打周恩來——總部會議：不捲入高層權力鬥爭漩渦——掀起“經濟主義妖風”
[align=justify]第五章 “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談會”和周恩來遇刺事件-----------------54
[align=justify]打開國際通道——周恩來插手“全紅總”—— 神秘的“周恩來遇剌事件”
[align=justify]第六章 王振海被劫持和“一二三”事件----------------------------64
[align=justify]周江聯手施壓——威脅與利誘——不屈的反擊——綁架王振海——臨危不[align=justify]亂的總部會議——紅衛兵圍困總部
[align=justify]第七章 中共中央、國務院下令取締“全紅總-------------------------80
[align=justify]做好殺頭的準備——泰山壓頂——最後的總部會議——全國鎮壓——自由的[align=justify]火種
[align=justify]第八章 紅衛兵運動、造反派運動、自由工人運動---------------------93
[align=justify]幾個問題——助紂為虐的紅衛兵運動——跪著造反的造反派運動——站著造[align=justify]反的自由工運——利用與反利用——反周與擁周——“ 全紅總” 浩氣長存
前 言
三十年前的今天——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在北京西直門內大街西章胡同的冶金部招待所二樓拐角的二四三號房間裏，“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誕生了。提起“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簡稱“全紅總”），也許年輕一代不太熟悉。但是經歷過文革的人們，特別是海內外研究文革史、工運史的學者，不應該忘記“全紅總”在六六年底到六七年初所掀起的洶湧波濤--也就是中共官方所稱的“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
鄭義先生在他的書信體自傳《歷史的一部份》中是這樣評價的：
文革初期，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或至遲在一九六七年初，北京出現了一個工人組織——“全紅總”。……這個依據於全國總工會的組織，一開始就毫不含糊地代表工人階級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表現出一種獨立意識。雖然這些要求多為經濟要求，但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是政治要求的前奏。當這個組織剛剛展開全國性的活動，共產黨最高當局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宣佈“全紅總”為“反動組織”，逮捕了它的領袖，取締了它的組織。……當時群眾組織林立，共產黨為何偏偏說“全紅總”為洪水猛獸而大下殺手呢？事隔多年，我才理解：這是由於這個工人組織一開始就脫離了共產黨“群眾鬥爭為上層政治鬥爭（權力鬥爭）所用”的軌道，而表現出反壓迫、反剝削、爭自由的獨立自主傾向。這是純粹的民主運動，這是真正的造反。
龔小夏女士在《北京之春》九六年十一月號發表的《文革及毛澤東的偽激進主義意識形態》一文中提到：
一九六六年秋冬之際，有一個名為“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的組織活躍在北京和全國各地。這個組織發動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工人運動：它組織起大批在工礦企業中受到歧視和不平等待遇的臨時工與合同工，爭取同工同酬，爭取享有與正式工人平等的工資和福利待遇。中央文革曾經鼓動這一組織去衝擊勞動人事部門，但在發現它並不熱衷於去揪鬥“走資派”而是試圖爭取工人的利益之後，就對它進行了殘酷的鎮壓。
楊小凱先生和楊建利先生在《北京之春》九六年七月號發表的《身體自由腦袋不自由的自由》一文中指出：
之所以有如此眾多的人民群眾起來造反是有著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原因的。事實上，他們是對中共維持暴政十七年的各級官僚的政治迫害、經濟剝削的反抗和報復，其發端是具有相當的正義性的。而且，迅速出現的群眾組織裏有一些類似於工會的鮮明代表一個社會群體利益的組織。例如，‘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簡稱‘全紅總’），就是鮮明地為合同工、臨時工爭取經濟利益的造反組織，套用民主政治的術語，它們是明明白白的利益集團。
在我們談到一些學者專家對“全紅總”的正面評價的時候，也要看另外一類學者的相反評價。大陸王年一先生在其著作《大動亂的年代》的“經濟主義歪風刮起”一節中說：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由極少數合同工、臨時工湊合起來的全國性工人造反組織“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簡稱“全紅總”）在北京成立，其頭頭是王振海等人。十二月四日，“全紅總”發表宣言，宣稱：“我們當前的主要任務，是造現行合同工、臨時工制度的反，……”“全紅總”的頭頭揪鬥領導幹部，綁架工作人員，通知各分團要求補發工資和賠償損失。頃刻之間，在全國許多地方刮起經濟主義歪風。
徐友漁先生在日本出版的《中國研究》九六年八月號發表的“關於‘兩個文革’說”一文中說：
文革中，某些社會集團確實提出過自己的利益要求，比如有的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和福利待遇，臨時工、合同工要求轉正，六十年代初從城市，工廠壓縮回農村的人要求回城，下鄉知識青年要求回城，他們把這些要求包裹在批判“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的口號中。為了利用這股社會力量，江青等人曾接見過他們的代表，表示支持他們提出的要求， ……早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就發出了關於取締“全紅總”等為非法組織，逮捕其頭頭。
海峽兩岸官方對“全紅總”的看法又如何呢？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陸工會前身）編印的《大陸反毛反共思想組織與行動》（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一月）中提到“全紅總”時是這樣說的：
“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這是出現在北平地區的反毛組織，組織的成員是大陸各地的“臨時工”與“合同工”的工人。這一個組織的成員，從各地湧入北平，……要求轉正（即由臨時工轉為正式工人），及要求補發四十七年（方按：此處應為“十七年”之誤）以來的轉正費。據日本派駐北平記者二月十六日所發出的報導，北平“公安局”於二月二十五日貼出佈告，下令取締“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這一個組織。
中共官方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大事輯要》針對“全紅總”作了這樣的評價：
由於江青在一九六六年底講話煽動臨時工、合同工造反，並提出一些不合理的經濟要求，在社會上引起了一系列連鎖反應，大批工人外出，鬧轉正，鬧復工，鬧工資福利待遇，鬧增發勞動保護用品和保健食品等，從而刮起一股經濟主義歪風，嚴重地衝擊了國家財政經濟。……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告，指出“全紅總”，勞動部和中華全國總工會的《聯合通告》是非法的，應予取消。……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以及各地的分團應當取消。
其他諸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記事》、《當代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國工會史》、《中國工人運動通史簡編》、《當代工人運動》、《中國工運史辭典》中的“全紅總”辭條，《當代中國工人階級和工會運動紀事》等官方典籍和史書對“全紅總”的記載和評價也和前述的中共官方結論大同小異，這裏不一一摘錄。
[align=justify]筆者之所以花這些篇幅摘錄前列關於“全紅總”的論述，目的是向年輕的一代民運精英,尤其是目前尚在從事大陸自由工運的志士仁人,介紹“全紅總”這一組織，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天還在從事民運和工運的朋友們，應當重視當代中國自由工運史的研究，具備這方面的歷史經驗或知識。而在中共的封鎖下，相當一部人對此知之甚少。正如陳佩華在其《革命乎？組合主義乎？——工人及工會在後毛澤東時期》一文中所說：
[align=justify]“大多數中國人，特別是年青一代都以為一九八九年是中國工人第一次抗議共產黨。反之共產黨精英則痛苦地知道：這已是中國工人階級第五次（而有時是在官方工會領導下）起來維護他們的政治權利。這種普遍缺乏關於早期抗議運動的知識表明共產黨在控制中國人民瞭解現代歷史方面的成功。可以說他們巧妙地貶低甚至抹去了民眾對工人早期抗爭的集體記憶。”
[align=justify]第一章 《論臨時合同工制度》和“全紅總”的籌建
[align=justify]《論臨時工合同工制度》
[align=justify]“全紅總”的出現是和《論臨時合同工制度》這份油印傳單分不開的。正因為這份傳單的傳播和媒介，“全紅總”的幾位創始人才互相認識最後走到一起。自從我七八年底平反出獄後，不論在國內還是在海外，我都一直在找尋這篇文章。直到我在澳洲國立大學訪問期間，才在該校的圖書館，發現一篇《現有的合同工制度是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此文刊載於六八年二月三日的《勞工戰報》。
[align=justify]《勞工戰報》是由“廣州市印刷系統紅色勞動者革命造反聯合總部”發行的。這份《勞工戰報》發行在“全紅總”已被打成“反動組織”近一年之後。當時我正因是“全紅總”一案的“主犯”，被單獨關押在貴陽市看守所一間漆黑的小牢房內。[align=justify]直到二十世紀末，才在大陸找到一篇被大幅修改過的《論臨時合同工制度》。
儘管時光已逝去三十年，我讀到此文仍然感慨萬端和欣慰不已。一是可以看出，當年的自由工運並未因“全紅總”被中共殘酷鎮壓而消失。二是在這兩篇文章中，可以大約看到《論臨時合同工制度》一文的影子。
[align=justify]《論臨時合同工制度》並非在文革期間寫成。它完稿於文革前夕的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當時我十七歲，一個乳臭未乾的毛頭小子。
在這裏，有必要提一下仲維光兄發表在《北京之春》去年十月號的一篇寫得極好、極為精采的文章--“‘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誕生史實”。
[align=justify]在此文中，維光兄對包括自己在內的文革中的年輕一代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剖析，指出了紅衛兵並非造反而是衛道--衛毛澤東專制獨裁之道，大搞階級鬥爭之道，它順乎六十年代初期在大陸社會占統治地位的中共一黨專政的“主流”思想。維光兄一針見血地指出，沒有“血統論”，就沒有紅衛兵。更可貴的是，維光兄指出平民子女和出身不好的青年，當時想做奴隸而不得和在文革中想做奴隸而得到的可悲。
是不是所有平民子女和出身不好的青年都如此呢？這裏，我就不太同意維光兄的兩個論述：
[align=justify]“那時的平民們，即所謂造反派們在價值上並沒有人的意識的覺醒”。“到六六年為止的青年，不止是幹部子弟，而是幾乎所有的伴隨極權社會出生的青年人都已經喪失了自己‘獨立’思索的能力，喪失了一般社會的判斷能力。”
我不太同意維光兄這兩個論述的原因是：第一，平民並非一定是造反派。平民中更多的是逍遙派。第二，說平民和造反派們在價值上“並沒有人的意識的覺醒”也太絕對了。遇羅克應屬於仲文的“平民”範圍內，楊小凱應屬於仲文的“造反派”範圍內，儘管他們在當時的公開著述中沒有明確地提到“人權”等等概念，但不能因此說他們所代表的一群人“沒有人的意識的覺醒”。第三，“到六六年為止的青年”對社會有不同於中共官方“主流”思想的看法，並非只有遇羅克等鳳毛麟角的兩三個人。
[align=justify]一群年輕的叛逆者
就以我們周圍的一批青年人來說，都是與維光兄同屬“到六六年為止的青年”，也可以說大部分屬於“老三屆”。我們大部分家庭出身不好或屬於“平民子弟”。有相當一部分人的父母長輩和親戚被中共“殺、關、管”。對我們這些在中共階級鬥爭的苦水中泡大了的青年而言，從不認為中共的統治具有合法性。我們認為繼承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法統的正是敗退到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
[align=justify]在學校裏，老師教育我們，國民黨是反動派，我們的父輩都是剝削人民、壓迫人民的壞蛋，要我們和家庭“劃清界限”。
[align=justify]在家庭中，長輩告訴我們，共產黨是匪，依靠暴力非法奪取政權。孫中山先生才是我們崇敬的國父。因為孫中山先生是基督徒，我們相當一部分人從小就受洗接受了基督教的教育，認為基督才是唯一的真神，只有神才是權威，才是全能的。人，不論是什麼人，包括孫中山、蔣中正和毛澤東、周恩來等人，都是有限的。而在我們的圈子中，一般稱毛澤東為“毛匪”、“老魔頭”，而稱蔣中正和周恩來為“老蔣”和“老周”，略帶一點敬意。
因此，我們絕不像某些學者武斷地認為在一個極權社會中成長的人，一定在極權文化的薰染下形成所謂“威權性格”--即是對權威的奴從和自己也想成為權威。當然，在中共一黨專政的那個極權而殘忍的社會中，有相當大的一批人的確具備“威權性格”--而不論其出身如何。這批人在大陸的的確確占了人口的很大比例。這真是一個歷史的悲劇。
隨著年齡的增長，讀的書逐漸多了，大多是十八、十九世紀的一些文學、政治、哲學著作。在我們那個年代，也就是文革初期“破四舊”以前，由於中共還沒有在文化領域實行“無產階級的全面專政”，還有一點寬鬆。特別是從“三年自然災害”後期的六二年開始，思想文化領域甚至還有某種程度的活躍。當時在我的家鄉貴陽，出現了中共建政後的第一批民辦夜校和夜大學，我雖然當時只有十四歲，也在強烈的求知欲驅使下，和自己的幾個早熟的小夥伴進入了貴州師範大學（當時叫貴陽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授王夢淵和他的兒子王希齡創辦的“黔靈中文速成大專班”，用一年的晚間“速成”中文系四年的課程。這些小夥伴中，有今天在中國文壇上有成就的思想家（為了他的安全起見，隱其名），也有以後成為“全紅總”的第一個地方組織--貴州分部的發起人之一的葉文築。
[align=justify]六十年代初葉的中蘇共大論戰，吸引我們這批青年對馬列著作發生興趣。而中共批判蘇共的“三和兩全”——即“和平竟賽、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全民國家、全民黨”很合我們的胃口。蘇共批判的史達林的肅反擴大化和個人崇拜，不正是中共在大陸的醜惡統治的寫照嗎？是中共還是蘇共搞的是“真正的馬列主義”？“馬列主義”為什麼在十幾個所謂“社會主義國家”成為統治思想？這些問題使我們這些青少年，在知識仍然非常貧乏的狀況下，深入到那艱澀的馬列著作中去尋找答案，當時已經翻譯出版的馬恩列斯著作都儘量找來閱讀。
[align=justify]我們還訂閱了當時在布拉格出版的“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刊物——《和平與社會主義問題》。在這本刊物上，我們感受了當時已經出現的人類歷史進步的主流--和平和包容。而當時中共猛烈抨擊的凱恩斯的“人民資本主義”則從另一個角度給了我們現代西方先進理論的啟蒙教育。當時對我們影響較深刻的除了馬列著作外，還有相當一批西方思想家，特別是盧梭的作品中的天賦人權論和社會契約論，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共產主義等等。
[align=justify]對這些書籍的閱讀和討論，無形中形成了類似於八十年代的“讀書會”性質的圈子。而我們這個小圈子中的主要成員，也成了文革中的“全紅總”的主要成員和七八--七九年民主牆時期的“貴陽浪潮讀書會”和八九民運時期的“貴州沙龍聯誼會”與“中國人權同盟”的主要成員。
[align=justify]在我們的小圈子中，對中共的看法也在逐漸深化，並沒有停留在童年時期幼稚的仇恨和偏見上。我們認為中共的出現與中國的工業化分不開的。我們認為法西斯主義是封建專制和現代大工業相結合的怪胎，而馬列主義尤其是史達林，毛澤東的主張則是法西斯的一個旁枝。也許這些法西斯主義者的歷史動機和理想可以給予某些正面評價，但是他們實現理想的手段與目的相衝突。
[align=justify]在這時，我們不再把中共的領袖和幹部看成一些沒有文化，沒有教育的暴徒，我們認為他們之中有相當一部份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精英份子。在實現人類大同和促進國家進步這些基本目標上，我們與中共精英們沒有衝突，但是在實現理想的方法上，我們主張和平，民主，非暴力，而中共則崇尚戰爭，獨裁和專政。
[align=justify]由於中共自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組織和我們也認為中國的工業化是必然的，因此，我們開始對中國工人運動及其歷史產生濃厚的興趣。
[align=justify]特別是一九六四年中共在“四清”運動中貫徹所謂“階級路線”，我們這些父兄被“殺關管”的子女不論成績和表現再好，也被掃出學校大門，被中共“階級鬥爭”的鐵掃帚掃進了社會的最底層--被歧視被剝削最甚的臨時合同工隊伍。因此，我們對中國工人階級的痛苦有了切身的感受。
[align=justify]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一員，我們不僅對中國工人運動的歷史感興趣，而且對中國工人階級的現實產生了變革的嚮往。從一九六四年底開始，我們開始搜集中共官方有關統計數字，搜尋有關“兩種勞動制度”的資料，並由我執筆寫作《論臨時合同工制度》，為“全紅總”的出現作了我們當時預料不到的思想上和理論上的準備。
[align=justify]從苦難走入歷史
[align=justify]文革開始後，我們這群早熟的苦難青年，開始敏感到中共統治者為了爭奪權力，不願照舊統治下去了。而在“三年自然災害”的饑餓中蘇醒了的中國人民也不願再照舊被統治下去了。這應該是中國工人階級實現自己真正當家作主的一個不算太好的機會。但當時怎樣去利用這個機會，我和李伯特等人仍然心中無數。只是一個偶然發生的事件使我們走進了歷史。
[align=justify]那就是文革初期貴陽的“六六事件”。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貴陽地球化學研究所的敏感的知識份子結合貴陽六中和貴陽九中、十中的少數敏感學生去《貴州日報》提意見。當天，我正從代課的貴陽洛灣小學請假進城參加六六屆高考的社會青年體檢。途經《貴州日報》社門口，看見一群人在貼大字報，四周圍觀的人被軍警包圍，幾部攝影機忙著拍攝實況。我停住腳好奇地觀看了幾分鐘就趕著去體檢。誰知這幾分種就惹了大禍。幾天後，中共貴州省委下達了所謂“六九反擊令”，把學生和知識份子向《貴州日報》提意見和貼大字報的行為打成所謂“反革命事件”，不知當天在我停腳觀看的幾分鐘內，有熟人看見我去告了密，還是自己被中共特務的攝影機拍了鏡頭，我也莫明其妙地被牽涉到事件中去。
[align=justify]大概是六月中旬的第一個星期一吧，一向對我很好的金嵐校長把我叫到她的寢室，問我在請假回城體檢期間參加了什麼活動。我當時真是一頭霧水。金嵐校長最後提醒我是不是到過《貴州日報》社，並向我出示了中共貴州省委的檔--“六九反擊令”，我才知道那好奇觀看的幾分鐘製造了麻煩。我向金嵐校長解釋了當天的經過，金校長也深信不疑，她叫我不必擔心，說問題會搞清楚的，既然我沒有參加什麼“六六事件”，就寫一個情況說明，由她交給上級以求澄清。當天晚上我就寫好了報告，次日交給了金校長，自以為無事了。誰知半個月後，金校長正式通知我回城接受審查。
[align=justify]我回到家，因重病取保外醫的父親在被鬥爭後已經收監。家中人去樓空，只留下淚痕滿面的蒼老母親。回家當天，我居住地的“工作組”和貴陽市公安局的人員開始對我輪番審訊，審來審去審不出什麼名堂，在七月初正式把我母子送進所謂“牛鬼蛇神專政隊”，押往貴陽城郊的東山岈口打兒洞“勞動改造”，每天在盛夏的酷陽下錘小石子，一錘就錘到九月上旬，成為劉少奇等派出的“工作組”打擊鎮壓的犧牲品。
[align=justify]“全紅總”在醞釀之中
[align=justify]八月中旬，“十六條”已經公佈。毛澤東已公開在八月十八日接見紅衛兵。一個“破四舊”的紅衛兵運動在全國興起。幸好我那時已到城郊“勞改”，躲過了“紅色恐怖”這一劫。
[align=justify]九月中旬，毛澤東打擊的目標日漸明顯，和“老紅衛兵”不同的是出現了一批蒯大富，譚厚蘭等真正理解“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的“革命紅衛兵”。這批“革命紅衛兵”為了傳達聖意，也參加了串連。所以，八月底到九月初，貴陽來了不同於第一批“南下串連隊”的第二批“南下串連隊”。這第二批不像第一批那樣殺人越貨，而是到各學校，各工廠去煽風點火，發動群眾“炮轟西南局，火燒省市委”，儘管中共貴州省委也把“八三一”和“九五”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但已力不從心，不可能像鎮壓“六六”事件那樣得心應手了。兩派群眾的大辯論代替了一邊倒的血腥鎮壓。在第二批“南下串連隊”的遊說鼓動下，貴陽的群眾紛紛走上街頭，這時，工作組已經被撤走。我們這些“牛鬼蛇神勞改隊”在無人過問的情況下自行解散。我決定到北京上訪告狀，同時觀察各地運動的情況和瞭解北京上層動態，以便在合適的時候採取行動。
[align=justify]我於九月底到達北京，被“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接待站”分配住到西直門內大街西章胡同內的原冶金部第二招待所（當時臨時改名為“中共中央國務院文化革命聯合接待站招待所”）。和我同一寢室的有來自湖南長沙的楊政、安徽蚌埠的裴燕柱、江蘇無錫的吳永湖、廣西桂林的周泉等人。因為中共當時是按系統、按行業分配住宿，所以我們住在一起的都是各地上訪的臨時合同工。幾乎每人都有一段悲慘經歷，而且大部分都被解雇，貧病交加，同病相憐。大家對造成自己這樣苦難的原因有一個共同的看法--同為工人階級的一員，有的正式工雖然在政治上受迫害，但至少工資照發，有一碗飯吃。而我們臨時合同工一旦在政治上出了問題，馬上被一腳踢出單位大門，連飯也吃不上了。所以臨時合同工制度成了我們抨擊痛恨的首要目標。
[align=justify]我把早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完成的《論臨時合同工制度》給大家傳閱，大家都感到我這篇文章說出了他們心裏的話。楊政提議，把這篇文章印成傳單，散發到社會上去，希望廣大臨時合同工團結起來，爭取自己的政治權益和經濟利益。這份刻寫油印的傳單於六六年十月六日在工人體育場公開散發。當天，“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有將近十萬各地來京的師生和工人參加。
[align=justify]《論臨時合同工制度》印成傳單散發後，在臨時合同工中造成很大反響。從十月六日下午開始，許多外地來京的臨時合同工和北京本地的臨時合同工按傳單上的地址找上門來，我和楊政等人在那段期間日夜忙於接待來訪談者，記得當時來的以後又成為“全紅總”各級負責人的有北京的李雲臣（後改名叫李衛兵），江蘇的慕紀群、慕紀雄兄弟，安徽的杜某某（名字已忘）等人。
[align=justify]十月八日開始，毛澤東主持了中共的中央工作會議，劉少奇、鄧小平在會議上作了自我檢查，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更加清楚。楊政和我商量後，決定組成一個爭取臨時合同工權益的組織，當時決定起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參加發起的人除了我與楊政之外，還有前面所述的李雲臣、吳永湖、裴燕柱、慕紀群、慕紀雄、周泉、杜某某等人。
[align=justify]當時我提出大家都回家鄉去，建立各地的基層組織，北京留下楊政等和北京本地的李雲臣保持聯絡，等到六七年一月一日再回北京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全國總部。大家都同意這個意見。我於十月下旬離京南下返回貴陽。
第二章 全國總部正式成立和第一個地方分部成立
“毛皇叔”和貴州分部的籌備
我回到貴陽後，感覺空氣大變。群眾造反組織“紅衛軍”、“赤衛隊”先後出現。我到“紅衛軍”駐在貴陽醫學院的總部和“赤衛隊”駐在貴陽人民會場的總部找過“紅衛軍”的頭頭李鐵乃和“赤衛隊”的頭頭黃世民。
李鐵乃是鐵匠出身，頭腦極為敏銳，反應很快，口才很好，他在批鬥貴州省委書記賈啟允的大會上妙語連珠，進退自如，表現出一定的領導才幹。但我問到他關於運動的發展趨勢，他的組織的遠近目標，他對社會的基本看法時，他竟沒有自己的定見，而且文化水準不高，歷史知識欠缺，並且非常自負。這使我很失望。
黃世民是貴陽市建築公司的泥水工，為人耿直，很講義氣，但和李鐵乃一樣，文化不高，缺乏遠見，脾氣很暴，同樣使我失望。
會見這兩位負責人後，打消了我將這兩個組織引向改革臨時合同工制度方向的念頭。我決定另起爐灶，自行組建“全紅總”（當時未正式成立）的貴州分部。
我首先找了葉文築等人。他們都認為：我們家庭出身不好，不適合站在第一線，應找一些出身好的人參加籌建貴州分部。葉文築提議，找他的一位朋友毛勝年來參加籌組貴州分部。他說這位毛勝年是他在水城修公路時認識的一位元築路合同工，如同當年劉備流落江湖一樣，這位毛勝年也是一位落魄的皇親國戚——他是毛澤東的遠親。 他說毛勝年敢說敢做，是一位人才。
十一月初的一天早晨，葉文築把毛勝年帶到我家。毛勝年中等個子，方臉，頗英俊，穿一身破軍棉衣（這是當時的高幹子女之所好）。他一進門，就高聲叫我的名字，好像久別的老朋友一樣。他一面叫著我的名字，一面連聲說他是“三顧茅蘆”來了。看來，他把自己當成“劉皇叔”了。
毛勝年很直爽。他知道我們對他的最大興趣是他和毛澤東的“親戚關係”。所以他一入座，就作了自我介紹。他說，他的家鄉是湖南平江，平江起義是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的組成部分。他的祖先和毛澤東的祖先是同宗，因此，可以算是毛澤東的遠親。他告訴我們，他的伯祖父名叫毛簡青，是中共六大的湖南代表，也是平江縣的首位中共縣委書記，是平江起義的領導人之一，和彭德懷是知交。現在他的祖父住在平江，是中共平江起義紀念館的負責人。而中共平江起義紀念館則是他家的房子。
毛勝年介紹自己後，表示他早就想造“臨時合同工制度”的反，只是苦於在理論上不行，又缺乏志同道合的朋友。他說，他看過我寫的《論臨時合同工制度》後很感動。他希望參加我們的籌建工作。他表示大家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今後就是赴湯蹈火，他也在所不惜。
毛勝年的直爽、豪氣和親切感動了我。我表示歡迎他參加我們的隊伍，並直言不諱地告訴他，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不適合牽頭，希望他來當貴陽分部的出頭露面的人。他表示他理解我的處境，欣然接受了。
全國總部宣告成立
十一月初，楊政從北京打電報給我，告知李雲臣把北京分團的架子搭起，北京還來了兩位很有才華的知識份子參加籌建工作，他們是王振海和郝維奇，都是國家科委科技情報所的臨時資料員。湖南長沙也來了兩位元組織能力很強的人，他們分別是長沙嶽麓山化工廠的合同工羅運泉和長沙大信織布廠的廖閣夫。
楊政說，他們希望提前建立全國總部，不一定等到六七年元月，問我的意見如何？我當晚回電告訴他若條件具備，可先在北京把全國總部建立起來，這樣也許對各地建立分部有好處。但我希望全國代表大會一定要等到全國有半數以上的省、市、自治區有了分部才召開。
十一月五日，楊政再次發來電報。他說，現在各地進京的臨時合同工很多，建立全國總部的時機已經成熟，要我立即動身北上，參加十一月八日的全國總部成立大會。毛勝年等都不同意我立即北上。因為貴州的組織已到成立邊緣，他們擔心我一走就要停擺。我衡量一下局勢，感到北上沒有多大意義。北京少我一人不影響總部建立，因為北京人才濟濟。而我走了對貴州則影響太大，再說，一個全國性組織，如果一個地方組織都沒有也不好，我應把全國的第一個基層組織組建好，帶動其他各地的基層組織建立起來。
我電告楊政等人，如期在十一月八日把組織建立起來，不必等我北上。而我一待貴州分部建立，將立即北上。
十一月八日，全國總部在北京冶金部第二招待所正式宣告成立，把原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簡化為“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並簡稱“全紅總”。
安徽的杜某某因是中共黨員，復員軍人，出身很硬，當選為“全紅總”總部總指揮。無錫的季某某當選為副總指揮（季某某是無錫一零一八兵團的負責人，當時未出席會議，缺席當選）。
北京的王振海當選為秘書處秘書長，我則缺席當選為副秘書長。秘書處秘書有羅運泉、廖閣夫、郝維奇、慕紀群、慕紀雄，連同王振海和我共七人，是“全紅總”的領導集體。
秘書處的分工為：王振海、郝維奇負責籌建北京分團和對外聯絡。我負責籌建貴州及各外省分團，兼管理論和組織工作。羅運泉、廖閣夫負責與中央各級機關的聯絡工作。慕紀群、慕紀雄負責內部的總務工作。
此外，任命了組織部長楊政、宣傳部長龍雲學、聯絡部長裴燕柱、接待部長張德明，北京分團籌備組長李雲臣。
“全紅總”十一月八日宣告成立後，當天就在羅運泉、廖閣夫帶領下，由首批成員五十多人到全國總工會會議廳靜坐，要求全國總工會承認“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並給予註冊登記。但全國總工會的負責人——書記處書記王志傑等人並沒有把“全紅總”的這五十來號人放在眼裏，根本不予理睬。因此，這一靜坐，直坐到十一月十八日，人數則由五十多人增加到三百來人。王志傑等人看十天來“全紅總”的聲勢越來越大，不理睬不行了，連忙向全國總工會總書記馬純古、全國總工會主席劉甯一報告，馬純古又向當時中共中央負責工交口的副總理李富春作了報告。李富春表態不要把事態擴大，要王志傑等在口頭上表示支持“全紅總”造“臨時合同工制度”的反。十一月十八日，王志傑代表全國總工會在口頭上承認了“全紅總”是合法的造反組織，“全紅總”成立後的第一次鬥爭取得了勝利。
在“全紅總”宣佈正式成立的十一月八日和取得全國總工會承認的十一月十八日，貴州分部籌備組的毛勝年和我都聯名發電報表示祝賀。
貴州分部率先成立
“全紅總”獲得全國總工會正式承認後，籌建中的貴州分部也把爭取得到貴州省委承認的工作提上了日程。
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勝年和我到了中共貴州省委辦公廳。中共貴州省委座落在風光明媚的南明河畔。當時貴陽已經入冬，原來整潔的省委辦公大樓前飄滿了枯枝敗葉。平時戒備森嚴的大門已無兇神惡煞的門衛。我和毛勝年從樓下找到樓上，只見有的辦公室房門大開，桌上地下檔和紙張隨著淒冷的寒風飛舞打轉。有的辦公室房門深鎖，再也聽不見那拿腔拿調的大呼小叫。找去找來，若大一個省委辦公廳形如冷寂的墓園。我和毛勝年又轉到省委秘書處，仍然不見人影。
秘書處後是鍋爐房，一看，只有一個臉圓圓的年青的鍋爐工，我們問他省委的人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問我們找省委哪一個部門的負責人？為什麼去找？我和毛勝年向他說明來意，並把油印的《論臨時合同工制度》送他一份。他很快看完了《論臨時合同工制度》後告訴我們，他也是一位合同工，也深受“臨時合同工制度”所害。他當即表示要參加我們的組織，他告訴我們他姓朱，名字我已經忘了。他要我們第二天上午來找他，他會把打聽到的消息告訴我們。
第二天一大早，小朱告訴我們，現在省委正在開三級幹部會議，會議在省人民政府交際處舉行，在交際處負責會議的是省委孫副秘書長。我和毛勝年乘車到了城北的交際處（省委在城南）。按照小朱給的房間號，果然找到了正在睡覺的孫副秘書。
這位孫副秘書長身材很瘦，中等個子，穿一身灰色棉毛衣褲。他睡眼朦朧給我們開門，誤以為我們是南下串連的北京學生。他一面給我們倒茶倒水，一面問我們是北京哪間大學的？我們告訴他，我們是革命造反組織的，目的是要求省委承認我們組織的合法性。他一聽我們是群眾組織的，神色頓時緊張起來。他連忙問我們的口號是什麼。
在當時的貴陽市，群眾分為炮轟派和保皇派兩派。炮轟派的口號是“炮轟西南局，火燒省市委”，保皇派的口號是“省市委，革命的。大方向，正確的。”我們告訴他，我們口號只有一條- “改革一切不適合於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他聽後頗感奇怪，因為從口號上無法區分我們是炮轟派（即造反派）還是保皇派。他接著又問，我們要改革哪些“上層建築”？我們告訴他，目前我們的重點是改革臨時合同工制度，我們是要造這個剝削人壓迫人的舊制度的反，爭取臨時合同工參加文化大革命的權利，同工同酬的權利。
他聽後大大松了一口氣。也許在他的心目中，我們提的口號和要求都是合情合理的。他說，他很支持我們造一切剝削制度的反。他說，“我們黨革了四十幾年的命，建了十七年的國，是不應讓工人吃苦了。工人的工資，福利，勞保是應該改一下了。鬥來鬥去，解決不了實際問題，群眾還會支持我們，擁護我們嗎？”他還說，可惜他身為省委幹部，要不他會參加我們的組織。現在社會很亂，希望我們這個組織迅速壯大起來，能起到穩定局勢的作用。他說他會儘快把我們的要求向省文革和省委報告，要我們次日下午二點半鍾來這個房間聽他的回話。
二十三日下午兩點半鍾，毛勝年和我如約來到交際處。孫副秘書長面帶喜色地告訴我們，省文革和省委常委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晚召開常委聯席擴大會議，邀請毛勝年和我參加。
二十五日晚八時許，毛勝年和我參加李再含主持的這個會議。在會議上，我介紹了“全紅總”在北京獲得全國總工會承認的情況，要求省文革和中共貴州省委 立即承認貴州分部。會議還討論了是否承認剛成立的保守組織“工人糾察隊”的問題。最後會議作出決議，先承認“全紅總”貴州分部，以後再決定是否承認“工人糾察隊”（事後第三天也承認了“工糾”）。當場，省委常委，書記處書記陳樸如（分管工交口） 和張一樵（貴陽市長）在我擬的報告上簽字正式承認貴州分部。
二十七日（週一），我們按省委給的地址在貴陽市總工會找到了官方的“工人聯絡站”負責人沈爭真。由他出具公函給我們刊刻了公章印信，撥出貴陽市新建的勞動人民文化宮左側的辦公室給我們使用，並決定給我們一筆專用活動經費，金額是每天可以實報實銷人民幣二千五百元，成為貴州省專用經費報銷額最高的群眾組織。
當天（二十七日），我們召開貴州分部第一次正式會議。會議選舉楊同春（中共黨員）為總指揮、我為副總指揮兼秘書長，毛勝年為副總指揮，李伯特為組織部長，鄧德禮為宣傳部長，楊爽秋為聯絡部長，趙琳為內務部長。當天我向北京的“全紅總”全國總部發了電報，當天夜間收到了全國總部羅運泉、廖閣夫署名的賀電。
這樣，繼“全紅總”全國總部十一月八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後，“全紅總”的第一個地方分部--貴州分部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在貴陽正式成立。
第三章 封閉勞動部，進駐全國總工會和江青接見
靜坐全國總工會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全國總部兩次來電催我北上。十二月一日我把公章印信交給李伯特和楊爽秋共同保管，並確立財務開支制度後，乘坐當天六六六次串連專車，和毛勝年一道以貴州分部代表的身份北上，十二月三日到達北京。
這時，“全紅總”正在全國總工會八樓進行預計為期十天的第二次靜坐。這次靜坐有各地臨時合同工赴京代表三百余人，目的是要求“全總”把對“全紅總”的口頭承認落實為合法註冊，刊刻公章印信和撥給活動經費。
我和毛勝年一到北京，羅運泉和廖閣夫就把他們擬的“全紅總”宣言草稿交給我，要我根據《論臨時合同工制度》的內容修改補充。經過十二月三日的一夜奮戰，“全紅總”宣言終於定稿付印，並於次日正式發表。
十二月五日，北京分團正式宣告成立，並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近三萬人參加的遊行示威，王振海和我到場講了話。緊接著，“全紅總”的湖南分團、黑龍江分團、吉林分團、廣西分團、廣東分團、江蘇分團、上海分團、河北分團、內蒙古分團、安徽分團、江西分團相繼在各地成立。一場為臨時合同工，同時也為正式工爭取權益的聲勢浩大的風暴席捲了全中國。
十二月六日，全總馬純古和勞動部黨組負責人聯名向李富春和中共中央送了《關於如何解決臨時工、合同工問題的請示報告》，提請中共中央重視“全紅總”所領導的全國性的臨時工合同工造反問題，指出臨時合同工制度如不加改革的嚴重性。在當時的中央工交口會議上，李富春向周恩來作了關於“全紅總”的彙報。周恩來表示應予正確疏導。
十二月八日，全國總工會經過李富春批准，終於正式為“全紅總”刊刻了公章，辦理了註冊手續，並和“全紅總”再達成“會談記要”，表示支持“全紅總”的革命行動，同意在文革中不得無故解雇臨時合同工，並決定和“全紅總”確定再次會談研究改革臨時合同工制度的方案。“全紅總”原來預計靜坐十天，而實際靜坐了八天就取得了勝利。
十二月十日，“全紅總”召開總部擴大會議協商籌備與全總、勞動部會談具體方案。會上，羅運泉提出成立會議籌備組專司會議籌備事宜。但任總指揮的杜某某表示不同意，他認為原來一個秘書處的集體領導已經把他架空，現在再成立一個會議籌備組將置他於何地？但他的意見只得到少數人的支持而被否決。當時，杜某某和慕家兄弟及裴燕柱四人宣告辭職並退出“全紅總”。
杜某某退出“全紅總”後即和一批復員退伍軍人組織了“紅旗軍”，以後也遭到中共鎮壓和取締，這是後話。
杜某某等人退出後，“全紅總”不得不立即進行改組，這是“全紅總”的第一次改組。這次改組把原秘書處改稱為“五人小組”（對外稱秘書組），宣佈一切權力歸“五人小組”。
“五人小組”由王振海、我、羅運泉、廖閣夫、郝維奇組成。分工是王振海負責北京分團，我負責理論和日常事務的處理，羅運泉、廖閣夫專司對上聯絡，郝維奇負責對其他群眾組織的聯絡和科委系統的“全紅總”分支組織的組建。
此外，任命了毛勝年任組織兼內務組長，楊政任保衛組長，唐靜（女）任宣傳組長，韓琳（女）任聯絡組長，張德明任接待組長，王振海兼任北京分團團長。
最後通牒
從十二月十日開始，我除了處理繁雜的日常事務外，每天晚上都要草擬改革臨時合同工制度的方案和回復一些重要的電報和信件。電報多是各地分團的請示報告，而信件則多為各地臨時合同工受解雇、受剝削、受壓迫的嚴重情況。當時各地投訴的信件每天多達二千來封，我的秘書余洪珠一天看信看得昏頭脹腦。但從這些信件和各地分團的來電中可以看到，各地解雇臨時合同工的情況越來越嚴重，甚至發生多起被解雇後的工人自殺事件。
羅運泉、廖閣夫天天去找全總和勞動部的王志傑，郗占元、李正亭等人，希望他們早日與我們會談，通過改革臨時合同工制度的方案並報國務院批准。但一碰這些具體問題，這幾位部長、書記總是一拖再拖，遲遲不確定會談的日期。
到了十二月二十日，年關將近，各地的投訴電報、信件日益增多，需要五個人拆閱分類。那時的信件每天已經不是幾千封的問題了，而是幾大麻袋。但內容都是相似的，而且情況越來越緊急嚴重。
十二月二十日我們再次召開總部擴大會議，責成羅、廖二人與全國總工會和勞動部作最後交涉，要求他們在二十三日前確定三方會談日期。羅、廖二人結束會議後立即趕到全國總工會和勞動部，向他們提出了最後通牒。
十二月二十二日，全國總工會和勞動部共同答復“全紅總”，確定三方會談訂於次日在勞動部禮堂召開。我們松了一口氣，分頭作好會談資料的準備工作。
十二月二十三日，勞動部來電話通知會談延期至次日。
十二月二十四日，勞動部又來電話將會談延期到次日。
這兩次延期引起所有總部委員的憤怒，當時，“全紅總”已由冶金部第二招待所搬遷至西什庫兒童工讀學校。因為總部要員已達八十餘人，冶金部第二招待所二樓已住不下了。因此，在西什庫兒童工讀學校，“全紅總”召開了總部會議，並作出一致決議：如果明天勞動部和全國總工會再拖延日期，就在當天先把勞動部封閉，十二月二十六日再把全國總工會封閉，向全世界和全中國人民表達我們要真正當家作主的決心和力量。
封閉勞動部
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會議作了如下安排：
一、王振海立即到北京分團，動員北京分團全體團員處於緊急待命狀態，動員人數不得少於五萬人。
二、總部委員分成兩部分--一部分由王振海和我、楊政帶領，專門準備主持北京分團封閉勞動部和全國總工會的行動。其中，我負責擬定王振海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時的發言，封閉勞動部和全國總工會後發表的宣言和聲明。楊政負責組織三百人左右的糾察隊，以維持秩序，力爭行動中不傷一人，不毀一物。另一部分由羅運泉、廖閣夫、郝維奇帶領，先期進入全國總工會維持全國總工會的秩序和現狀，準備迎接大隊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封閉全國總工會。
三、擬定這次行動的口號：
(一) 向劉老闆算總賬的時候到了！
(二)徹底剷除一切資產階級的剝削制度！
(三)我們要革命，要生產，要吃飯！
(四)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主動到勞動部和全國總工會聯絡的羅運泉、廖閣夫帶著絕望和無奈的口氣打回電話：勞動部和全國總工會仍然耍起拖拉推延的老花招——竟然又把決定在二十五日召開的三方會議推延了，而且這次是無限期的推延。他們說，勞動部和全總的負責人說元旦將近，過了新年再說吧。
我把電話放下後，立即通知總部委員根據昨天的決議進入自己的位置。我拔通了王振海的電話，要他在下午兩點前把人馬帶進天安門廣場，兩點正準時集合，進行動員，天始行動。
二十五日下午兩點，北京分團開著數輛宣傳車，準時而有秩序地進入天安門廣場。北京分團當天可能來了五至六萬人，把金水橋的兩側都站滿了。兩點正，王振海在一輛宣傳車上講話，佈置了今天的行動。在王振海講話的時候，許多外地來京的臨時工合同工和上訪者，串連學生聞訊趕到天安門廣場，加上圍觀的群眾，人越來越多，長安街的交通終於阻斷了。人群一直站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前。
王振海講話結束後，隊伍在宣傳車的帶領下徐徐移動。本來的安排是我和王振海乘坐宣傳車帶領大隊向勞動部行進，楊政率領糾察隊的三百餘人乘坐幾輛北京分團借來的大客車先到勞動部向工作人員說明封閉行動的目的和方法，爭取得到理解和配合，避免大隊到來時發生誤會和衝突。但是我擔心楊政脾氣不好，就隨楊政率糾察隊先行到達勞動部，經過我們的解釋和說明，工作人員也樂於回家，所以糾察隊的三百餘人在勞動部的造反組織的配合和帶領下，迅速封閉了勞動部除禮堂、二樓會客室和總機房外的一切辦公室，並站好了位置，以防不測出現。
王振海帶領的大隊大約在下午五點左右到達，把勞動部圍得水泄不通。王振海再次通過勞動部的廣播系統發表談話，宣讀聲明，宣佈紀律，直到八九點鐘，隊伍才慢慢散去。
二十五日晚深夜十二點左右，我和王振海等總部委員們正在勞動部二樓會客室休息，幾位糾察隊員忽然帶著兩名軍人進入會客室。他們一進門就要找王振海和我。那幾位糾察隊員頗為緊張，擔心軍方幹預我們的行動，或直接來逮捕我和王振海。所以，其中一位迅速出去叫來幾十位糾察隊員把大門封住。這兩位軍人看著他們驚疑滿面、準備拼命的樣子笑起來了，連聲說：“請不要誤會，請不要誤會！我們是中央文革的聯絡員，是奉中央文革的命令來支持你們的！”這時，不知是誰帶頭喊起了口號：“感謝中央文革！感謝江青首長！誓死保衛中央文革！誓死保衛毛主席！”一時間，口號聲和掌聲此起彼落，這兩位軍人和王振海與我又是握手，又是擁抱，真是否忙得不亦樂乎。這也是這次封閉行動第一次出現擁毛擁江擁中央文革的口號。
其中一位戴眼鏡的軍人自我介紹是“解放軍報”的編輯，名叫邵一海。他把我叫到一旁，壓低聲音說：“毛主席七十三壽辰的晚上（十二月二十六日晚），中央文革首長要接見你們。為了首長的安全，你必須從現在起保密，絕對保密！希望你把總部人員的檔案交給我們，便於中央審查和決定參加接見的人員，現在就走，好嗎？”我把情況悄悄告訴王振海，要他通知所有總部委員在二十六日下午三點鐘前在西什庫兒童工讀學校集合，不得有誤，其中包括他自己。我告訴他，把勞動部現場交給糾察隊看管即可，快快休息一下趕回總部。說後乘坐邵一海等二人開來的一輛華沙牌小車回到西什庫，把所有總部委員的檔案副本交給邵一海。
二十六日上午十時許，邵一海隻身來到西什庫，交給我一張列印好的名單，一共有十五人。他告訴我，中央文革決定接見這十五名“全紅總”的代表，要我分別秘密通知這十五個人，晚上七點前在西什庫兒童工讀學校右側的街口等待，在七點正會有一輛車前亮著三盞紅燈的草綠色大客車來接我們。
當天晚上七點鐘，這輛大客車如約準時到達。我們上車後，車子先開到平安裏《解放軍報》社大院內停下，然後上來兩位軍人。邵一海向我們介紹，這兩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人民日報》代總編唐平鑄和《解放軍報》副總編胡癡。在大家的掌聲中車子開動，直奔向人民大會堂東門。臺階上直到停車坪，幾排軍人排著長長的隊伍。我們下車後在邵一海等人帶領下，穿過這長長的軍人隊伍，在這些軍人的敬禮和鼓掌中進入了東大門，到達東會議廳。此時我看掛在牆壁上的大掛鐘，正是七點四十分。
中央文革接見及進駐“全總”
我們坐下片刻，正當時針指到七點五十八分時，江青率領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戚本禹等人進入東會議廳。
江青一進門就大聲說：“同志門好！我代表毛主席向大家問好！”在大家的口號和掌聲中，江青先按邵一海給的那張名單的名字一一點名，並問每人的情況後才入座。
江青坐下後的第一句話就是“毛主席是支持你們的！”這次接見從當天晚上七點五十八分開始直至次日淩晨零點三十四分為止，長達四小時三十六分。
其中，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全紅總”代表的發言和江青等和勞動部兩個副部長郗占元、李正亭及全國總工會書記王志傑的問答，其餘的約三分之二的時間是江青講話和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的簡短插話。江青講話長達兩至三小時。
我和唐靜、邵一海都作了記錄。而我用速記方式的記錄使用了幾十張紙。會後“全紅總”印發的江青講話僅四千來字。這份記錄是我在當天晚上連夜整理後交《工人日報》鉛印的。
除了這份記錄外，邵一海等也印發了另一份更簡短的列印記錄。現在這兩份記錄都流到海外，這就是所謂江青講話記錄的兩個版本的由來。在整理這份記錄時 候，邵一海要求我把江青談話中與改革臨時合同工制度無關的部分儘量刪除。所以說，現在流傳到海外的這兩份江青講話記錄都是極不完整的。
在這次接見中，江青當場要“全紅總”代表擬一個以中央文革名義發出的通知。這個通知當即由我草擬並交給江青過目。內容是：
一、必須允許所有合同工、臨時工等參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岐視。
二、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解雇合同工、臨時工，從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後解雇的工人，必須允許馬上回原單位參加生產，工資補發。
三、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後被打成反革命的合同工、臨時工。應宣佈立即平反，賠償損失。
江青接過我擬的這個“三條”，和陳伯達、康生交換看過後說：“我建議修改一下。其中第三條在‘十六條’中和中央軍委的平反命令中已經提到了，不必再提。我聽說合同工隊伍中有不少地富反壞右分子，除了有現行反革命活動的，也要給他們一碗飯吃，我看這樣修改好不好？
接著，她念了她親手修改的“三條”。其中一、二條不動，只是第三條作了如下改動：“現行反革命分子除外”。在整理這份記錄時，我感到這樣提不妥，打電話給江青，經她同意修改為“現行反革命分子按十六條處理”。
在這次接見中，江青還要“全紅總”辦三件事：
一、開一個中型的控訴大會，地點在人民大會堂。
二、擬出改革臨時合同工制度的方案，上報中央。
三，到門頭溝煤礦作一次調查，立即將材料交中央文革。
接見結束時，江青給我留下她的電話，並指定唐平鑄、胡癡、邵一海作聯絡員。從此，直到一九六七年元月十六日，邵一海基本上常駐“全紅總”。
江青接見後的次日--十二月二十七日，全國總工會派出數輛大小汔車，把我們接去，辦公在全總大樓，住宿在小灰樓。從十二月二十七日開始，全總陷入癱瘓，“全紅總”主持了原全總的一切工作。作為一個獨立的工會組織，“全紅總”完全取代了官方的“全總”，直到“全紅總”被中共取締。
在江青接見我們的當天--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迎接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而中共迎接來的是什麼“新高潮”呢？
可惜，這個“新高潮”並沒有按毛澤東的旨意把矛頭指向“走資派”，而是指向中共的剝削制度。一場波及全國、聲勢浩大的爭政治平等、同工同酬、改善福利待遇、補發拖欠工資的工人運動洶湧而來了。\n
第四章 “全紅總”第二次改組和《三家聯合通告》
江、周勢力滲入“全紅總”
在二十六日晚江青接見“全紅總”的會議上，江青給我們介紹了一位新朋友--李晉瑄。李晉瑄是中央廣播電臺對內部聽眾聯繫組的臨時雇員。李晉瑄帶領中央廣播局五百多名臨時合同工造反，成為中央廣播局“毛澤東思想戰鬥團”的頭頭之一。因江青直接插手中央廣播局的運動，所以頗為器重李晉瑄。當天的會議上，江青直接推薦李晉瑄加入“全紅總”。李晉瑄也表示從此中央廣播局的“毛澤東思想戰鬥團”成為“全紅總”的一部分。
十二月二十七日，“全紅總”召開總部會議，討論總部工作正規化和李晉瑄等的職務安排問題。會上，許多未獲江青接見的總部委員把一腔怒火發洩到兩個無辜的人身上——羅運泉、廖閣夫成了眾矢之的。因為他們分管對上聯絡工作，大家以為被接見人員的名單是他二人敲定，認為他們辦事不和大家商量。任我怎樣為他們解釋，大家都聽不進去。加上平時羅廖二人不太合群，在言談舉止中流露出瞧不起別人的意思，他們所分管和全總、勞動部的會談又一拖再拖，大家早有意見，所以一下發出來。由唐靜等四十人聯合提出動議，要求改組總部。
這樣，會議突然轉向，成為“全紅總”的第二次改組。在改組中，大家採用無記名投票方式重新選舉了“五人領導小組”的成員。按得票多少的順序，有以下五人當選：我、王振海、李晉瑄、金展雲、郝維奇。大家要求我擔任“五人領導小組”組長，被我堅拒。公開的理由是年齡太小，知識和經驗不足。實際上真正的原因沒有說出來--家庭出身不好，容易成為被攻擊的把柄，造成對組織的損害。在我的堅決拒絕和推薦下，王振海擔任第一把手，我成為王的副手。
當時改組後的“五人小組”是這樣分工的：王振海掌握全盤，我則輔助之，我兼管理論、組織和主持日常工作。李晉瑄專司和中央文革聯絡和兼管廣播系統的分支組織。金展雲專管國際聯絡（外交）。郝維奇專管對內聯絡和北京分團。
由我提名，會議批准了以下職務變動：湖南的楊政任保衛部長，湖南的余雲慶任組織部長，貴州的毛勝年任內務部長，貴州的張德明任接待部長，吉林的唐靜（女）任宣傳部長，陝西的韓琳（女）任財務部長，黑龍江的李寶城任聯絡部長。會議決定，由首都三司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籌備組負責人史學忠和唐靜、毛勝年三人組成“批判臨時合同工雇傭勞動制度誓師大會”（即江青指示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那個“中型大會”）籌備小組。
這裏特別要指出的是李晉瑄進入“全紅總”的領導班子，應是江青插手“全紅總的開始。李晉瑄本來就是江青欣賞的人，本人也是中共黨員，其夫是中央廣播局的處級幹部，所以和中共高層有一定關係。
首都三司的史學忠等則是不請自來，毛遂自薦協助“全紅總”籌備大會，他們和江青、周恩來都有密切聯繫，和周的聯繫超過和江的聯繫。所以，不論他們的背景是江還是周，都是中共高層企圖利用、控制“全紅總”的一枚棋子。至於身為中央文革聯絡員的邵一海，從十二月二十七日開始，更是公開坐陣“全紅總”指手劃腳，發號施令了。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進入“五人小組”的金展雲不是合同工，而是中央廣播電臺對外部的波蘭語組翻譯。他的背景是中央廣播局當時掌權的“三人小組”負責人之一的李敦白。李敦白是是美國人，延安時期隨美國記者安娜·路易士·斯特朗來到中國，早年加入了中共，一直在中共的要害部門--廣播電臺負責英文廣播。中共很器重他，文革前每逢中共“十一”、“五一”觀禮，他總是站在毛的旁邊。文革中江青派王力接管中央廣播局，成立“三人小組”，王力任組長，李敦白任副組長。以後李敦白被中共打成“美國間諜”，關押至七八年與我幾乎同時釋放。現在李敦白在他的回憶錄《在毛澤東身邊的一千天》中曾不指名的提到“全紅總”。在英國ＢＢＣ廣播公司所拍的那部暴露毛澤東性生活的影片中，李敦白是主持人之一，這是後話。
獨立獨行的“全紅總”
在大陸文革史家王年一先生的著作《大動亂的年代》（八八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百五十五頁說：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江青在接見北京大中學校造反派代表時說：“現在的合同工制度是劉少奇提倡的…他們（王按指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書記）不為工人服務，乾脆讓工人進到樓（王按指中華全國總工會大樓）裏去住，讓他們滾出去，造他們的反。合同工這個東西，一解雇就是資本主義的一套。我們對於壞分子還給他們飯吃，讓他勞動，而合同工一解雇就沒飯吃了，這樣搞培養奴隸主義。”這是江青第一次煽動合同工造反。這是在穀牧十二月六日建議中央慎重處理合同工問題後講的。會後（方按，王所指應是所謂十二月十八日的接見會），“全紅總”佔領了全國總工會大樓和勞動部。
王年一先生在這裏把“全紅總”封閉勞動部的行動，完全說成了受江青“煽動”，亦即“全紅總”是跟著中共高層中毛江一派的指揮棒轉，這是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的一種主觀推斷。
因為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江青接見“全紅總”代表前，我們作為“全紅總”的主要領導人和封閉勞動部的決策者，根本不知道江青有那個王一年所指的“十二月十八日接見北京大中學校造反派代表”的講話。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晚江青接見 我 們時，李晉暄提到了江青十二月十八日對中央廣播局毛澤東思想戰鬥團的講話“受到有些單位負責人…不信任抱懷疑態度”時，我們才知道江青在十二月十八日還有一個關於臨時合同工制度的講話。這個講話內容李晉瑄等並未正式發表，李晉暄為此還懊悔不已。我們認識李晉瑄後，經李口述方知這一講話內容。我們在作出封閉勞動部這一決策時根本不知道江青這個講話。如果知道，我們不一定會冒風險去先封閉勞動部，而是要按江青的指示先進駐全總了。所以說，“全紅總”封閉勞動部的決策，完全是“全紅總”的獨立決定，並非受什麼上層主導。
而《三家聯合通告》的簽定和印發，更是“全紅總”獨立獨行，不受江青等中共高層利用的鐵證。
江青暗示：炮打周恩來
《三家聯合通告》即“全紅總”、勞動部、全國總工會在一九六七年元月二日簽發的《聯合通告》。主要內容是：
經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提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部、中華全國總工會協商，聯合作出以下緊急決定：
一、為了保障“合同工”、“臨時工”、“外包工”等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加生產的權利，一律不得解雇。
二、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後被解雇的“合同工”、“臨時工”、“外包工”等，必須立即召回本單位，參加運動，參加生產，補發解雇期間的工資。
三、凡遭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的“合同工”、“臨時工”、“外包工”等，必須當眾恢復名譽，賠償損失，妥善安排，認真處理。
以上決定，通報全國。
大約是十二月二十九日，邵一海把我和楊政叫到全總四一六辦公室。這間辦公室是專門給邵一海使用的。邵一海常駐“全紅總”後，特別注意接近我和楊政。我想是因為我和楊政是“全紅總”全國總部年齡最小的兩個重要成員--也許在邵一海的心目中，我們這兩個當時才十八歲的毛頭小子，可朔性較強，較幼稚，不成熟，較容易控制吧。
邵一海當時表情沉重地告訴我們：十二月二十六日江青的“三條”在常委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沒有通過。常委中阻力很大。我聽後感到頗吃驚。因為我認為當時在中共最高層，一直是毛澤東說了算。怎麼會出現這種毛說了不算的情況呢？我問邵一海：劉鄧不是垮了嗎？彭真不是倒了嗎？為什麼還有人給毛主席唱反調？邵一海沈默片刻，語重心長地說：“彭真是倒了。但劉鄧不是那麼容易垮的。前段時期陶鑄不是暗中還在保劉鄧嗎？路線鬥爭錯綜複雜。就是劉鄧陶全部都垮了，阻力仍然存在。不然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幹啥？”
我聽後自然明白“劉鄧陶”垮了以後的“阻力”應該數周恩來了。我為了弄明白邵一海話中之意，故意問：“阻力是否來自國務院？”
邵一海聽後深深望了我一眼，猛吸香煙。政治經驗老道的邵一海用默認的方法想把矛頭引向周恩來。
楊政則直接提出：“既然總理反對毛主席，我們就炮打總理！”
邵一海一聽，眼睛都睜大了。他說：“炮打總理，你們有這個膽量嗎？”
楊政大聲說：“沒有？人頭落地，不就是碗口大一個疤？我們怕什麼？”說著就要出去，好像馬上就要行動一樣。
邵一海和我幾乎同時出聲叫住楊政。邵一海說：“你這樣輕舉妄動還行嗎？現在的提法你要清楚：炮打總理就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
說完，邵一海看話已說透，就站起身來準備走。臨走前，他對我說：“小周（我當時使用的名字是“周牧”），你們要多動一下腦筋。克服阻力要想辦法，蠻幹是要吃大虧的。你可以和大家商量，集思廣益，找出一個解決問題的可行辦法，配合中央文革的下一步行動。”
邵一海走後，為了搞清江青的真實意圖，我立即打電話給中央文革，是戚本禹接的電話。我問他江青的“三條”在常委會沒有通過是否真有其事？他肯定地回答是真的。我又問他江青有何指示？他說不太清楚，他要我半小時後再打電話來，他請江青直接聽電話。
半小時後，我和江青直接通話。江青先是問寒問暖，問全總的走資派是不是還在為難我們。我告訴她我們按她的指示進駐全總後，一切順利。還告訴她“全紅總”第二次改組的情況。最後我問她，常委會通不過“三條”，各地仍在大量解雇和迫害臨時工合同工，怎麼辦？
她在電話中略为思考，問我：“小周，你難道忘了‘我們工人階級有力量’這首歌嗎？”
我馬上明白了她的意思。看來，她要我們繼續施加壓力了。
總部會議：不捲入高層權力鬥爭漩渦
不可否認，毛江一派當時是非常想利用“全紅總”直接打擊對手的。而他們所希望“全紅總”直接打擊的對手，不是劉鄧陶，而是周恩來。因為當時劉鄧陶均已失勢，不能構成對毛江的直接威脅。問題在於，我們是否被江牽著鼻子走上炮打周恩來的道路呢？
如果“全紅總”的主要負責人都是那種“想做奴隸而不得”的人，在當時得到奴隸主毛澤東的支持和江青的重用，一定會象江青受審時所說的那樣--“我是主席的一條狗，主席指到哪里我就咬到哪里”了。
是不是“全紅總”缺乏膽量呢？“全紅總”的領導人們從下決心造反的那一天起，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在無人支援的情況下，在中共建政後史無前例的情況下，都敢於冒著殺頭的風險封閉勞動部，何況是在有後台的情況下不敢去炮打一個在當時看來是弱者的周恩來？
這是因為周恩來溫文爾雅的裝扮給人們一種虛幻的民本主義的安慰，這是周恩來十七年來一副在惡婆婆前面的溫馴好媳婦的形象博取了人們的普遍同情。人們都把周恩來看成是中國未來的希望，中共溫和路線的代表，中國真正的赫魯雪夫。人們期盼周恩來有朝一日如同批判史達林一樣去批判毛澤東。
所以，“全紅總”的決策者們不僅沒有按照江青指揮的拍子跳舞，而是獨立獨行地走上一條相反的道路--爭取周恩來支持的道路--後來證明同樣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
由於我一直把周恩來誤認為是中共黨內的“健康因素”，極其幼稚地想和這種“健康因素”相結合，籍以推進中國社會變革。現在反省起來，對周恩來的這種好感誤導了“全紅總”的某些行動，甚至是“全紅總”失敗的原因之一。
最糟糕的是，當時對周恩來的這種好感，含有相當一部分個人的感情成份。因為我父親在東征時，與周恩來同在第一軍。那時第一軍軍長是貴州人何應欽。周恩來當時任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家父則是何應欽身邊最親信的參謀。所以，家父一直認為周是中國不可多得的人材。父親對周的好感影響了我，所以我當時極力反對炮打周恩來。
正是在這種思想主導下，我在“全紅總”總部會議上，說服了自己最好的朋友楊政，使他放棄了炮打周恩來的提議。我在會議上提出，不要把國務院樹成對立面，沒有必要捲入權力鬥爭旋渦。我們的目的是改革舊制度，而不是追求權力。為了給目前處於困境中的臨時合同工解決實際問題，應該把全國總工會和勞動部的負責人找來，通過正常的程式，共同簽發一個有行政效力的檔，做一兩件紮紮實實的事情。這比去炮打哪一個更有利於臨時合同工。
我的提議首先得到了王振海的支持。在表決通過後，王振海立即通知勞動部兩個副部長郗占元、李正亭和全總黨組負責人王志傑在六七年元月一日晚到達全總大樓會議廳共同簽署《三家聯合通告》。
掀起“經濟主義妖風”
《三家聯合通告》由我草擬。通過時，李正亭提出第一條中“所有單位一律不得解雇“合同工”、“臨時工”、“外包工”過於繁瑣，重要的是和江青的“三條”的提法有出入，為了表示和中央文革一致，他提出改為“一律不得解雇”。他的提法獲得了多數人的贊同。郗占元、李正亭、王志傑三人當時非常配合。李正亭在揭發“四人幫”的書面材料中根本沒有提到《三家聯合通告》，我想他是不願意讓人們瞭解當時他們大拍江青馬屁的歷史（李正亭的揭發可見《預審張春橋副卷》一九五卷七一九頁）。
《三家聯合通告》簽發後，立即送《工人日報》印刷廠套紅大字鉛印，同時由邵一海向中央文革報告和由郗占元向國務院報告。
元月三日，邵一海告訴我們，中央文革認為這個檔很好，可以發往全國。但印刷廠因印刷量太大（三十萬份），要等到五日才能印好。
元月五日未到，一天之間，事情就出現驚人變化--元月四日一大早，邵一海氣喘吁吁跑來找我，說中央文革決定緩發《三家聯合通告》。我問他是何原因？他也回答不出來，只是說“這是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叫緩發就緩發，你必須執行。”說完就匆匆走了。
當天上午十點正，我接到江青的電話，她要我們緩發《三家聯合通告》。我向她請示“緩發”原因，她只說了幾個字：“現在發太被動”，就放下了電話。十一點，李晉瑄接到戚本禹的電話，內容同樣是緩發《三家聯合通告》。
元月五日《三家聯合通告》印好後，邵一海找到我和楊政，告訴我們中央文革決定要銷毀《三家聯合通告》，原因是“有人借此向毛主席施加壓力”，“中央文革不願在此時把事情搞得下不了臺”，所以，乾脆銷毀算了。等一段時間，再爭取中央常委通過江青的“三條”。
這時，李伯特由貴州來京彙報貴州分部粉碎鄧德禮等人篡權的情況。我把三份印好的《聯合通告》交給他。告訴他中央文革已下令銷毀。我說，這是好不容易取得一點可給工人帶來實惠的成果，眼看就要毀之一旦。
我把毛周不和，江青出爾反爾的情況一一告訴他，希望他能珍藏這一歷史的見證，如果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設法在邊遠地區印發，造成既成事實，迫使中共讓步，同時也使處境悲慘的臨時合同工得到一點好處，堅固爭取自身權益的信心。李伯特表示，為了中國工人的利益，冒再大的風險也在所不惜，他將設法在西南地區重新印發。為此李伯特在北京僅僅停留一天，就匆匆南下。
不幾日，他已在雲南昆明將《三家聯合通告》大量翻印，發往全國。結果如同王年一先生所說那樣：
“不少工人鬧轉正，鬧晉級，鬧福利待遇……掐著領導脖子強令發款。一些單位，……把合同工，臨時工一律轉正，甚至把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下放到農村的工人也恢復工作，同時補發幾個月，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工資，夜班費，加班費等”。“傾刻之間，在全國許多地方刮起經濟主義歪風。”（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一五七頁）
第五章 “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談會”和周恩來遇刺事件
[align=justify]打開國際通道
[align=justify]“全紅總”的獨立獨行，不僅表現在不受中共高層操控。力圖衝破中共的高壓力和封鎖，打開國際通道，也體現了“全紅總”的獨立意志。閉關鎖國，剝奪人民的知情權，是中共建政十七年，特別是在文革初期的特徵。對外交往在民間是絕對不允許的“大逆不道”的“裏通外國”行為。但“全紅總”首開了中共建政十七年來的民外交往的獨一無二的先例，那就是一九六七年元月八日在西苑飯店召開的“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談會”（又稱“國際記者招待會”）。
[align=justify]“全紅總”五人小組的金展雲，前面已經提過，他並不是臨時合同工，而是中央廣播電臺對外部波蘭語高級翻譯。他進入“全紅總”的領導核心後分管對外聯絡亦即外交工作。這在當時的群眾組織中是極為罕見的。因為當時的群眾組織多在炮轟某一地區、某一系統、某一單位的“走資派”，批“資反路線”。但與眾不同的是“全紅總”早在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第二次改組後就把打開國際通道提上了議事日程。當我和王振海商量提名金展雲進入領導核心的時候，有一個想法--中國的自由工人運動和獨立工人組織需要國際上的聲援，支持。金展雲分管外聯工作後，的確非常出色。他通過李敦白的關係，向許多外國左派駐京代表，外國專家，外國記者和外交官們介紹了“全紅總”。
[align=justify]《三家聯合通告》簽署後的次日--一九六七年元月三日，金展雲在“五人小組”碰頭會上告訴大家，為了讓國際上瞭解“全紅總”，應該召開一個記者招待會。“五人小組”一致同意了金展雲的提議，並責成他和李敦白去籌備這個會議。金展雲和李敦白的辦事效率很高，才一兩天時間就籌備就緒，並把通知發給被邀請與會的外國朋友們，決定元月八日召開此會。關於會議名稱，原訂為“國際記者招待會”，但考慮到這個名稱太敏感，改為“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談會”。會期確定以後，金展雲在總部會議上作了簡報，大家也準備了與會的資料。
[align=justify]我把“全紅總”的這一決定告訴了中央文革聯絡員邵一海。邵一海聽後很吃驚，他告訴我：“對外交往是需要中央批准的，你們要特別小心，最好少和外國人打交道。這些外國朋友中混有別有用心的人。”邵一海說他立即報告中央文革，要我們等待中央文革同意再開會。我對他說，請帖都發出去了，希望他催促中央文革早些批准。這是六七年元月四日的事。直到會議召開前的元月八日中午，邵一海都沒有肯定和否定的回答。
[align=justify]元月八日中午吃飯時，我告訴邵一海，中央文革到現在沒有否定的指示，會議應該如期召開，我希望邵一海能出席這個會議。邵一海聽後臉色相當難看，情不自禁地念著：“膽大妄為，膽大妄為……”放下半碗沒吃完的飯起身就走，也不和大家打一個招呼。這是我看見邵一海第一次生這樣大的氣。
[align=justify]邵一海走後，大家都把眼光集中在王振海和我身上。不言而喻，大家都想知道，在邵一海生氣和中央文革未作答復的情況下，這個會還開不開。王振海用肘拐了我一下，我在他明亮的眼睛中看到堅定的閃光，這時真是“此時無聲勝有聲”，我對他，也是對大家眨了眨眼，“心有靈犀一點通”，大家一下不約而同大聲鼓起掌來。看來，近八十名“全紅總”的總部委員雖來自五湖四海，出身、背景不盡相同，但大家都在心底裏有一個在當時不能說出來的信念--管他什麼黨中央國務院中央文革，我們要走自己的路！
[align=justify]元月八日晚八時，“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談會”在西苑飯店大會議廳召開。有一百多名各國外交官、駐京記者、左派組織駐京代表、援華專家參加。“全紅總”全體總部委員出席了會議。
[align=justify]會議由我主持，李敦白擔任司儀和英文翻譯。王振海代表“全紅總”作了重要講話，其他的總部委員張寶成（遼寧代表）、余洪珠（貴州代表）等也介紹了本地區的臨時合同工的悲慘遭遇。“全紅總”的幾位代表發言結束後，外國朋友紛紛提問，由我和王振海回答。會議進行到近十二點才結束。
[align=justify]會議結束後大家合影紀念。這張合影照，在我被逮捕後成為中共誣指我“裏通外國”的證據。其實官方除了中央文革聯絡員邵一海出席會議外，新華社、《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的記者近二十人到會攝影採訪。而中央電視臺、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都全程攝像錄影。會議結束後，所有的中共官方記者都來請示邵一海，關於會議的新聞發不發？只見邵一海黑著臉說了四個字：“一律不發！”後就匆匆走出了會場登車而去。
[align=justify]邵一海之所以這樣生氣，一是我們“膽大妄為”，“擅自”召開國際記者招待會。二是會上我們用大量事實揭穿了中共自詡“沒有失業人口”的謊言，讓全世界第一次瞭解了鐵幕後所謂“當家作主”的大陸工人的悲慘境遇。這對於面子勝過肚子的“假大空”中共党文化來說，的確是極大的“犯上作亂”。這才是真正的“反了”。中共高層也開始嘗到了對運動失控的味道。這大概也是以後中共決心取締“全紅總”的一個重要原因。
[align=justify]周恩來插手“全紅總”
[align=justify]會後，周恩來與我通電話時批評我：“你們就是不聽話，不聽打招呼。在外國人面前哭哭涕涕象什麼話！家醜不可外揚嘛！你們這樣做置中央於何地！”
[align=justify]“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談會”以後，中央文革較少和“全紅總”直接電話聯繫了。邵一海雖然經常來，但多是默默地觀察，很少發號施令。他知道，他講的話，我們不一定聽。直到元月十六日晚“全紅總”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萬人大會時，邵一海都象幽靈一樣在我們身邊。
[align=justify]奇怪的是，元月十六日晚周恩來即將出席“全紅總”萬人大會的前幾分鐘，也就是周恩來的座駕已離開了中海南，快要到達北京工人體育館前的幾分鐘，邵一海突然失去了蹤影。
[align=justify]在邵一海失去蹤影的同時，我聽到一個更驚人的消息——周恩來在快接近北京工人體育館的路上遇刺。
[align=justify]“全紅總”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的這個萬人大會，就是江青曾指示在人民大會堂開的那個“中型會議”的擴大。
[align=justify]“全紅總”在十二月二十七日進駐全國總工會後，如前面提到過的，有一夥首都三司的學生不請自來，毛遂自薦地協助我們籌備會議。這夥人曾籌備過六六年十月六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近十萬人“向資反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應該有籌備大型會議的經驗，所以我們同意他們住進全國總工會為我們籌備大會。這個會議原來準備在元月三日召開，但不知他們搞什麼鬼，一拖再拖，拖到元月十六日才開成。我們當時忙於簽署《三家聯合通告》，召開“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談會”和各省分團的成立，也沒有太多精力過問他們的籌備工作。“全紅總”分管此項工作的毛勝年和唐靜，基本上沒有直接參與其中。所以可以說這個大會完全是這夥人一手包辦的。[align=justify]這夥人的頭頭有兩名，一名是“地質東方紅”的史學忠，一名是“清華井崗山”的宗祥榮。直到大會召開的前一天--元月十五日上午，史學忠突然把我拉出我的辦公室，說有重要事情向我彙報，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他的辦公室，會見了已在其中等候我的國務院總理辦公室的趙秘書。
[align=justify]趙秘書客氣地寒喧了一番後告訴我，周恩來明天（元月十六日）將出席我們的大會，問我希望周恩來講些什麼？我當時聽後又喜又驚。喜的是我從小尊敬的偶像--周總理現終於要公開表態支持我們了，這將大大減少改革臨時合同工制度的阻力。[align=justify]《三家聯合通告》簽署前，江青等曾暗示我們去炮打周恩來。當時我們對江青印象不好，認為她太跋扈，太輕狂，加上老毛在我們心目中一直是專制暴君老魔頭，結果誰也沒有聽江青的話。這次召開的大會，因為是江青所提議的，出於一種良好的，但是極幼稚的想法--不希望周在這個會上尷尬，我們沒有主動邀請周出席。現在周不請自來，姿態很高，我們怎麼不高興和驚奇呢？
[align=justify]我對趙秘書說，周總理在日理萬機中能出席我們的大會，已經是對我們的極大支持了。我們希望在周總理不為難的情況下，為廣大的臨時合同工說幾句關心他們疾苦的話，使他們看到改革臨時工制度的希望。趙秘書略為沉吟，告訴我，他立即用電話向周總理請示。
[align=justify]說罷，他撥通了周的電話，把我們的想法向周報告。他說後，不知周在電話中給他說了什麼，他把電話遞給我。
[align=justify]周在電話中頗為誠懇地對我說，我們的要求他可以辦到，他一定會表示臨時工合同工革命造反的大方向是對的，黨中央是支持的。
[align=justify]他說，他有一個要求，希望我們不折不扣地執行--就是大會要提出兩個主要口號：一是“打回老家去，就地鬧革命！”另一個“抓革命，促生產。”
[align=justify]他說，要“全紅總”通過這個大會做好來京臨時工合同工的工作，要他們立即離京返鄉，減輕中央的壓力，便於整頓北京的社會秩序。
[align=justify]他最後問我能不能辦到？我回答他：能。他說他會和全國總工會主席劉甯一一道來，要我們對劉寧一客氣一些。
[align=justify]周和我通完話趙就離開了史學忠的辦公室。
[align=justify]神秘的“周恩來遇剌事件”
[align=justify]元月十六日晚七時許，我和趙秘書，邵一海、王振海、楊政等提前到達北京工人體育館。體育館外有數千解放軍擔任警衛。體育館內早已擁滿各地來京的工人，座位無法坐下，許多人站在和坐在通道上。主席臺周圍佈置了三層警衛：第一層（最外層是數千名解放軍和軍事院校學生。第二層是“全紅總”總部衛隊（前進戰鬥隊）隊員。第三層（最內層）是中央警衛團和公安人員。
[align=justify]我和楊政與趙秘書在休息室等接待周恩來。邵一海、史學忠等人也在場。王振海在臺上主持大會。大約七點半鍾，趙秘書和中南海通了話，告訴我們，周恩來和劉寧一分乘兩輛小車離開了中南海，將在八點差十分左右到達工人體育館。八點差一刻左右，劉寧一的座車先到。趙秘書問劉甯一，周總理的座車是否在後面？劉說在後面，一兩分鐘就到。趙秘書帶著我和楊政，還有近百名公安便衣警衛隊在入口處等候周的來臨。
[align=justify]寒風中，時間一分鐘一分鐘過去了，趙秘書焦急地一次又一次地看手錶。時間已到八點，周的座車仍然未來。八點十分仍然不見周的座駕蹤影。
[align=justify]趙等不住了，焦急地去休息室打電話。
[align=justify]不一會，趙自言自語地從休息室出來，他一邊走邊看手錶邊說：“怎麼可能呢？怎麼可能呢？”我問他究竟怎麼啦？他說，中南海說總理已經來了，怎麼這樣久還未到？大概到了八時二十分，周仍未到來，趙秘書已如熱鍋上的螞蟻，滿頭大汗。[align=justify]這時，一位警衛人員從休息室走來，叫趙秘書和“全紅總”的負責人接聽電話。趙進入休息室聽了電話，臉色大變。他放下電話，悄聲對我說：“總理途中遇剌。幾十個騎摩托車的人向周總理的車子開槍，幸好紅旗牌的防彈裝甲很厚，馬力又大，總理已經安全脫險回到中南海。你必須絕對保密，只能對群眾說總理有特別緊急的事要處理，不能參加大會了。你快去請劉甯一書記（劉當時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來，我和他們馬上回去。”
[align=justify]我聽後很吃驚，很沉重。只得去前臺把劉寧一請下臺來，讓劉和趙迅速離開工人體育館。當天會議結束後，我只將此消息告訴了王振海和楊政二人。
[align=justify]事後楊政問我，當時是不是周恩來編造遇刺假像，用以栽贓“全紅總”又可籍口不出席大會？但據我看當時的情況不太可能。一是周當天若能出席大會，可以化解臨時合同工對他的不滿。以周的圓滑和精明，他決不會放棄這個化敵為友的良機。二是劉寧一當時沒有必要說謊況且沒有任何說謊的跡象。三是趙和我一直在一起，他的焦急決不是裝出來的。再說臨時合同工問題一直是周的一塊心病，當天即可輕快除掉，並把毛利用來炮打他的力量為他所用，他何樂而不為？
[align=justify]當時事有蹊蹺之點是：
[align=justify]一、江青一夥本是這次會議的提議者，會前一口應承要來，當天為什麼不來了？
[align=justify]二、邵一海作為中央文革聯絡員，當天為什麼中途失蹤？而他失蹤的時間正巧和周遇刺的時間如此接近？
[align=justify]三、從這一天後，邵一海就和我們失去了聯絡，中央文革也不願接聽我們的電話，難道其中沒有原因嗎？
[align=justify]四、江青的座駕在長安街上也曾被“聯動”的一群狂人騎自行車追逐碰撞，為什麼周的遇剌如此相似？只不過自行車變成了摩托車？
[align=justify]以上這些疑點均在目前無法澄清。究竟是有人想挑拔周恩來和“全紅總”的關係並籍此嫁媧於“全紅總”？抑或是周恩來玩了“全紅總”一手為今後鎮壓“全紅總”製造理由？還是周的政敵剌殺周選上那天的時辰，周之遇剌與大會無關純屬巧合？
[align=justify]由於沒有充分的證據，以上的推測只有等中共的有關此一事件的檔案解秘曝光之日才知分曉了。
第六章 王振海被劫持和“一二三”事件
周江聯手施壓
在王振海被劫持前，形勢對“全紅總”非常不利。六七年元月九日，毛澤東下令向全國廣播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根據周恩來指示，操縱一些群眾擬就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第一次提出了“反對經濟主義”。元月十一日，又下達了“中共中央反對經濟主義的通告”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制止腐蝕群眾組織的通知”。
正如劉國凱先生所指出的那樣：
然而形勢突變了，毛的中央從驚愕中醒悟過來，立即決定採取斷然行動遏止這洶湧的浪潮。毫無疑問，群眾的這一自發行動與毛的一貫思想和現實意圖都大相庭逕，毛的一貫思想是高積累、低消費、多援外，豈容群眾的行動幹擾背離這一目標！一股強大的颶風驟然拔地而起，以雷霆萬鈞之勢壓向人民群眾的歡欣和希望。毛，這個自詡為最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最推崇群眾運動的人，曾譏笑別人“葉公好龍”的人，此時卻對真正的群眾運動十分嫌惡，並刻不容緩地進行了壓制……為了使壓制來得冠冕堂皇，他除了把廣大群眾的合理要求誣為“反革命經濟主義”外，還無中生有地硬說這場發自群眾內心的運動是走資派陰謀挑動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文化革命簡析》一百三十一頁）
元月十七日，即我們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萬人大會的次日，江青在接見首都紅衛兵一、二、三司和解放軍文藝團體和國務院各部造反派的會議上，和她恨之入骨、欲去之而後快的周恩來又一唱一和，向中共一黨專政的瘋狂黨衛軍--所謂“紅衛兵小將”們和國務院的投機官僚們發出了動員令。動員這些打手實行“革命的大聯合”，“…擊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把一百萬（周恩來言）外地來京工人騙回去，壓回去，打回去。江青橫蠻地說，“到中央來幹什麼？把矛盾上交，你們說對不對呀？（眾：不對）而且，住在這裏不走，消耗國家很多的財力，物力，要什麼都得給什麼。”“…我覺得簡直是養老的了，這個要好好給他說服，不行就給他施加一定的壓力…”（《紅衛兵》首都一司主辦，六七年一月十九日第十九號）
對“全紅總”的“說服”開始於元月十七日。在江青發表這個講話後幾小時 後，首都三司駐“全紅總”聯絡站的史學忠、宗祥榮找到王振海和我，直接了當地告訴我們：中央希望“全紅總”做“抓革命，促生產，打回老家去，就地鬧革命”的“模範”，自動撤銷組織，通告全國。這個無理要求被王振海和我拒絕。我們告訴這些“小將”，要撤你們帶頭撤。這個“模範”你們去當吧。當時宗祥榮氣急敗壞跳起來吼道：“難道你們敬酒不吃要吃罰酒？你們要知道革命小將的脾氣不是很好！”我當時笑著對他說：“脾氣不好應該多做自我批評，你們想和工人階級主力軍較量較量嗎？”
史學忠和宗祥榮軟硬兼施地遊說碰壁後，中央文革打來電話，要我們迅速自動撤銷組織，不要讓中央文革太被動。
元月十八日，李晉瑄提出，現在形勢惡劣，有人揚言要來砸“全紅總”，我們應該早作準備，以防不測。如何作準備呢？李晉瑄說，應把總部的公章印信和文書檔案找一個安全的地方保管起來。她自告奮勇地說，她家住中央廣播局宿舍，是中央下令任何人不許進入和衝擊的禁區，有解放軍把守，她願保管總部的公章印信和文書檔案。當時，大家都認為她的提議很好，一致同意把公章印信和文書檔案移送她家。
元月十九日，國務院總理辦公室趙秘書給我打來電話，告訴我，周恩來不允許有全國性組織。他說，地方組織可以奪地方上的權，你們全國性的組織是不是要奪中央的權？中央擬在最近就要下達撤銷全國性組織的檔，希望你們自己主動撤銷，帶頭遵守中央的指示。接到這個電話，我在總部會議上向大家傳達，並提請大家討論是否主動撤銷組織。討論的結果，沒有一個人奴從中共的高壓和接受中共的欺騙攏絡。
威脅與利誘
元月二十日，北京的主要街道出現“砸碎反動組織‘全紅總’！”的大型標語。當天下午，王振海來找我陪他去國家科委。當時，國家科委已被“造反派”奪權。奪權後的新當權派--原國家科委副主任張本（女）要找王振海“談一些重要問題”。
我和王振海是傍晚時分會見張本的。這是一個驕橫跋扈、工於心計的女人。一見面，她就說她是奉周恩來的指示找王振海談談的。她指著我對王振海說，“請你把你的警衛人員（她誤以為我這毛頭小子是王的保鏢）叫到外面去。”王振海看見她誤會了，也是為了維護我的自尊，連忙解釋：“對不起對不起，忘了介紹，這是我們‘全紅總’的年輕理論家周牧。如果我們的談話涉及‘全紅總’，必須有他在場只有我們兩人定的事才能決定。”
張本看她誤會了也有幾分不好意思。連忙道歉：“對不起對不起。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周牧這樣年輕！歡迎你歡迎你！希望大家為了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能坐在一起。”
接著，張本開門見山地說：“周牧在場也好。周總理要我轉告你們，‘全紅總’應該主動撤銷。因為你們的歷史任務已經結束了。你們迎來了工礦企業文化革命的新高潮。這個新高潮目前正在被走資派利用，走資派正在全國範圍內煽動反革命經濟主義，破壞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
她說到這裏停下，也做出周恩來經常出現在新聞片中的那個樣子--斜靠在沙發上，一支手撐著下巴一側，一支手的手指敲打著沙發扶手，雙眼瞪著我們說：
“你們應該知道，毛主席現階段的戰略任務是奪權。中央原來叫你們進駐全總，就是叫你們去奪全總的權。但你們進駐全總後集中精力去搞什麼‘三家聯合通告’，完全沒有領悟中央指示的精神。現在奪也不行了。一下子冒出這樣多全國性組織，你們奪了全總的權，別的組織奪什麼權？奪中央的權？奪國務院的權？想殺頭嗎？”她說到這裏，雙目透出凶光。
她接著說：“所以，中央決定取締一切全國性組織。至於你們，你們有些功勞。江青首長支持過你們，你們的確有一定的號召力，有一定的影響。所以總理要我告訴你們，最好有個善始善終。我想，你們是考慮組織撤銷後自己怎麼辦吧？我看不用擔心。振海可以回到情報所。如果你認為情報所格局太小，我可以把你提到科委來，作為我的副手，你認為怎麼樣？”她說到這裏，雙目緊盯著王振海，等待著王振海的反應。
王振海聽後問張本：“我可以到科委，那麼周牧他們怎麼辦？總部一大攤人怎麼辦？怎麼對群眾交待？”
張本翻了翻眼白，慢聲慢氣地說：“有什麼不好辦？他們從哪里來，回哪里去嘛。回到本地區，本單位去抓革命，促生產嘛。去奪本地區、本單位的權嘛。群眾，要靠你們去做工作，做耐心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這個工作做好了，中央不會虧待你們的。”
張本說到這裏，停下來轉過話頭問我：“周牧的家鄉是哪里？原來做什麼工作？”我告訴她，我的家鄉是貴陽，文革前是一名合同工教師。
張本聽後說：“振海如果願意來幫助我，做科委班子的副手，也可以帶一些人來協助你工作。如果周牧願意，也可以來嘛，在科委可以搞一些理論研究嘛。你的意見怎樣？”
我聽後感到一陣噁心。我和王振海相視一眼，彼此的心情盡在不言之中。張本看我和王振海均未表態，又加重語氣說：“過來吧。不要擔心待遇問題。我是行政九級，振海作我的副手不會低到什麼地方去。”
這個女人赤裸裸地以高官厚祿引誘我們了。這種場面過去在小說中看見過，現在居然活靈活現在眼前。如果說剛才是噁心，現在已是憤怒了。張本誤解了我們造反的動機。她赤裸裸的引誘傷害了我和王振海的自尊。好樣的王振海！在高官厚祿面前不但不動心，反而拍案而起，客氣地更是堅定地對這個行政九級官僚說：
“對不起，張本同志。我們感謝你的關心和好意。請你轉告周總理，我們革命造反的目的，是改革一切雇傭勞動制度，改革一切不適合於社會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我們不是想當官。我們對權力沒有太大的興趣。如果感興趣，我們早就奪全總的權了。周總理的指示我們會給大家傳達。你的好意和器重我們長記在心。對不起，我們要告辭了。”
說完，王振海和我抱起大衣凜然離張本而去。
不屈的反擊
因為我們不吃“敬酒”，“罰酒”果然來了。元月二十一日，大約有二三百名首都三司的紅衛兵來砸“全紅總”，因為看見近千名雄赳糾、氣昂昂的“前進戰鬥隊”（“全紅總”總部衛隊，系參加原首都民兵師的地下鐵道工人組成）全副武裝守衛在全總大樓周圍，狂喊幾句口號後屁滾尿流跑掉了。當天晚上，總部會議決定，為了顯示“全紅總”改革臨時合同工制度的決心和爭取臨時合同工的權益，同時也為了反擊當時指向“全紅總”的凶濤惡浪，在元月二十二日中午在天安門廣場集會和示威。
元月二十二日，“全紅總”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示威。一面巨大的“全紅總”大旗飄揚在金水橋前。當天的交通警察和廣場守衛部隊相當配合，不僅為我們維護交通秩序--截斷了長安街的交通，而且把天安門廣場的廣播系統借給我們使用。王振海主持了大會並作了長篇講話。當天我們的主要口號有：
“要革命，要造反。要吃飯，要生產。”
“誓死砸碎一切剝削制度！”
“‘全紅總’是革命群眾組織！”
“青松不老，紅總不倒！”
集會後，近三十萬人的隊伍從天安門廣場遊行到復興門外大街的全國總工會大樓。在全國總工會前，高昂悲愴的“國際歌”聲響徹雲霄。當天寒流滾滾，天氣陰沈。一種不祥之感籠罩著總部。
當晚近十二時，郝維奇驚驚慌慌地跑來找我和王振海。當時我正和王振海商量一個大計--準備在元月二十七日，也就是進駐全國總工會後的一個月，“全紅總”撤出全總大樓，搬到廣州、上海或長沙，把改革臨時合同工制度的鬥爭堅持下去。郝維奇送來一份列印的傳單。這份傳單以“首都三司”的名義印發，內容是陳伯達的“六點指示”。
這“六點”的原文記不清了，大意是：
（1）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沒有接見任何臨時合同工代表。所謂江青支持“全紅總”的講話是偽造的，中央文革正式闢謠。
（2）臨時合同工制度中的不合理部份，留待運動後期改革。
（３）“全紅總”是非法組織。
（４）“三家聯合通告”是非法檔，應予取消。
（５）所有來京的外地工人，必須迅速回到本地區本部門參加那裏的奪權鬥爭。
（６）各地的“全紅總”分團必須立即解散。
我們看到這份“六點”都非常氣憤。我立即打電話給陳伯達，問他是否作過這“六點指示”？在電話中他一口否認，並認為這是嚴重的政治問題。有人在挑撥中央文革和廣大臨時合同工的關係。要我和王振海立即帶著這份傳單到中央文革。當時已是元月二十三日淩晨。
綁架王振海
我和王振海商量一下，決定通知李晉瑄和我們一起去中央文革。因為李晉瑄是分管和中央文革聯絡的“五人小組”成員，也是江青給我們推薦的。我馬上和李晉瑄通了電話。她當時已經入睡。她說她馬上起床，要我們去她家接她。我和王振海為了防備不測，叫楊政通知了幾個“前進隊戰鬥隊”的隊員，分乘兩輛小車--我和王振海、楊政三人坐前面一輛“別爾卡”黑色轎車，其他幾名“前進戰鬥隊”的隊員乘坐一輛“嘎斯”吉普。我們在前，他們在後駛向李晉瑄家。
就在通往李晉瑄家（廣播局宿舍）的一條小街上，莫名其妙後面那輛吉普失去了蹤影，一輛大客車橫在前面路上。我叫司機鳴號要前面的大客車讓路，誰知這輛大客車不但不讓路，反而從車上沖下來二三十名戴著白口罩、身著綠軍裝的人。我看情況不妙，立即叫司機掉頭。但司機還未掉頭，另一輛大客車已橫攔在後面路上，同樣沖出幾十名白口罩、身著綠軍裝的彪形大漢。
這一前一後幾十人迅速包圍了我們的小車，問：“王振海在嗎？”王振海並未驚慌，沈著回答：“我就是王振海，你們要幹什麼？”那堆人中的頭目說：“請和我們走一趟！”
邊說邊強行拉開我們的汔車門，一擁而上，兩三個人挾一人把我們強行挾到前面的大客車上，關上門就開走。這時，依靠路燈，看見其中有些人戴的袖套上有“國家科委革命造反兵團”字樣。車子很快來到公安部門口停下，幾個人大概進去交涉了好長一段時間才出來，看樣子公安部不肯收留。
車子又駛向北京市公安局。大約交涉了半小時左右，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位公安人員隨他們去交涉的人上了車，把王振海、楊政和我帶進北京市公安局。在進入大廳後，那幾個押著王振海、臂帶紅袖章的人把王振海押進一間房子，而這個公安人員戴著深度近視眼鏡，約有五十來歲，看樣子是一位級別不低的官員。
他客氣地招呼楊政和我坐下，首先給我們道歉，說讓我們受驚了。他說，國家科委系統的造反派已查明王振海是混入群眾組織的壞人，現將他揪送到公安局審查。公安局不予收留，因為這是他們本系統內的事。現在他們把王振海帶走，去向不明。希望我們回去後不要告訴“全紅總”的群眾，以免造成群眾鬥群眾。如果發生了這種情況，我和楊政要負一切責任。
他勸告我們快回家鄉去“抓革命，促生產”，不要再管北京的事了。否則，會有更大的麻煩，等等。說了近兩小時，他把我們送出北京市公安局大門。此時，已是二十三日清晨七點鐘。
我和楊政出了門，立即找了一個公共電話亭將夜間的事向中央文革和國務院總理辦公室報告。他們都是一個腔調地告訴我們：中央將迅速去查明情況。在情況不明前，千萬不要把王振海被劫持的事告訴群眾，以免造成群眾鬥群眾。我和楊政還到了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接待站找到他們的負責人。他們的負責人和戚本禹通話後，說戚本禹聽後很生氣，中央文革將立即派專人清查，叫我們先回去休息。
臨危不亂的總部會議
等我和楊政回到“全紅總”時，已近中午時分。只見全總大樓內內外外都貼滿了大標語，內容是：“王振海反對黨中央已被逮捕法辦！”“堅決砸爛反動組織全紅總！”
這時，“全紅總”北京分團數千名團員和總部衛隊“前進戰鬥隊”近千名值班隊員擠滿了全總一樓大廳，人人神情焦慮氣憤。一看見我和楊政進了大門，不約而同呼叫起來。大家問的第一句話就是：“王振海呢？”
我告訴了大家王振海已被來歷不明的壞人綁架。接著，我和楊政把昨晚我們被劫持經過簡要地告訴大家。一時，人群激憤，不少人大喊：“去科委把王振海救回來！”我希望大家先冷靜。現在王振海是否在科委還是大問題。我要大家先等一等，我去打個電話問問科委系統的“全紅總”同志再說。
我上樓進入自己的辦公室後，看見除李晉瑄、金展雲而外的總部委員正在毛勝年、余雲慶主持下開緊急會議。郝維奇正在隔壁的通間焦急地拔電話。大家一見我和楊政回來，轟的一下圍上來問長問短。我和楊政把昨晚被劫持的情況又簡要地給大家講了一遍，請大家繼續開會。
我到隔壁找郝維奇，問他可否打聽到王振海的下落。他說昨晚我們失蹤後，總部已下緊急動員令。今天上午有王振海被捕的消息傳來，但他不知道有科委“造反派”插手其中。我請他立即返回情報所，動員一切力量到科委找尋王振海。郝維奇急急忙忙走後，我打了一個電話問張本。張本在電話中一口否認科委“造反派”插手此事。她說，昨天那些戴“科委造反兵團”臂章的人是冒充的，是有意混淆視線。我請她馬上打電話去公安部說明和報案。
打完電話後，我參加了總部緊急會議。會議作了如下決議：
一、以楊政、郝維奇為首成立王振海事件調查小組負責營救王振海的工作。
二、通知北京分團，每隔八小時派一個縱隊來總部輪流值班，協助總部衛隊保衛總部。
三、一旦有人來砸總部，力爭做到罵不回口，打不還手，做好說明解釋的工作。
四、責成李晉瑄立即去中央文革向江青報告，希望中央文革向公安部查清王振海的去向。
五、由我擬出《告全國人民書》，以備出現緊急狀況時散發。
六、通知金展雲和李敦白，隨時準備在全總會議廳召開外國記者招待會。
紅衛兵圍困總部
元月二十三日晚七點左右，總部衛隊從樓下打來電話，說有十車左右的打著首都三司、二司、一司等等旗號的紅衛兵包圍了全總大樓。我立即通知大家緊急集合應變。
八點左右，連同前些時間來的那十來車人，全國總工會大樓外大約集結了近萬名打著各種旗號的紅衛兵。他們手持棍棒，也有少數人拿著汽槍、獵槍、小口徑步槍等形形色色的武器，在全總大樓周圍組成一個大包圍圈。因為大樓內有幾千名北京分團的團員和一千名左右的全副武裝的總部衛隊，他們只敢狂呼口號，出言挑釁，還不敢沖進大樓。這時，聽到總部被圍，北京分團部分團員從各方趕來，把這近萬名紅衛兵反包圍。
十點左右，外面響起轟轟的汔車聲。我在窗邊一看，只見幾十輛卡車運著更多的紅衛兵趕到全總大樓下，把反包圍紅衛兵的北京分團的群眾再反包圍。此時，我正式通知北京分團各縱隊各派三分之一的群眾火速增援。
到了近十二點鐘，各縱隊增援群眾趕到，又把第三批紅衛兵圍個水泄不通。這時，外面人聲沸騰，如一鍋燒開的開水，我叫余洪珠廣播了“不許主動出擊，但也決不退讓一步”的命令，並用廣播帶領“全紅總”群眾高唱“國際歌”，“我們工人有力量”，“工人階級硬骨頭”，“下定決心”等歌曲。
到了深夜一點多鍾，雙方開始扔石頭磚塊，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我多次打電話給中央文革、國務院總理辦公室，希望他們出面勸導學生撤走，否則，一旦發生嚴重後果，我們不負任何責任。
到了三點左右，紅衛兵開始用汔槍、獵槍、小口徑步槍（也有可能有手槍）向全總大樓射擊，“全紅總”群眾受傷人數已近百人。楊政、毛勝年和北京分團各縱隊負責人一再要求我下令還擊。但身為基督徒的我，從小對暴力極為反感，更不願意看到流血，一直勸他們忍耐。我告訴他們，對方是一群上當受騙的狂熱青年，人數比我們少，他們嘴上叫得凶，實際上是弱者，我們何必和小孩子做一般見識。這時，毛勝年提出，如果有軍方或其他武裝力量介入怎麼辦？我告訴他，如果這種情況發生，我願與全總大樓共存亡。這樣，大家一忍再忍。
到了快天亮時，“全紅總”的群眾已無法忍下去，齊聲大喊：“前進戰鬥隊快開槍！”“前進戰鬥隊快開槍！”
我看局勢發展如此，再也難以控制。我向總理辦公室打了最後一個電話，告訴如不在一小時內叫紅衛兵撤走，任何人都無法控制局面。打完電話，我一怒之下，連電話帶電線一起扔了，和楊政等下樓去做最後的說服工作。
說來也怪，我這一扔電話，不到半小時，幾輛黑色小車從廣播局方向開來，居然把這些瘋狂的紅衛兵叫走了。一場大規模的流血得以制止。
第七章 中共中央、國務院下令取締“全紅總”
[align=justify]做好殺頭的準備
[align=justify]元月二十四日下午，沈著擊退了紅衛兵大雜燴瘋狂進攻的“全紅總”總部委員們，顧不得一夜的緊張和疲勞，面對如此惡劣的形勢，召開了王振海被劫持後的第一次總部會議。會議首先討論了如何應變。大家都認為，劫持王振海後立即來砸“全紅總”，是希望在“蛇無頭不行”情況下一舉剷除“全紅總”。現在目的沒有達到，中共決不會就此罷手。擺在我們面前的道路只有兩條：一是主動撤掉組織，逃回家鄉尋找安全，但難保中共不會秋後算賬。二是硬頂下去，大家都要作好坐牢殺頭的準備。但只有這樣才能為臨時合同工爭到權益和尊嚴。就是失敗了，也可以喚起廣大工人的覺醒。
[align=justify]因此，大家決定作一次無記名投票，在這兩條道路中選擇一條。投票結果，與會的五十六名總部委員中五十五名選擇堅持下去，一名選擇撤銷總部。緊接著，大家提出應立即推選一人接替王振海主持大局。經過選舉，五十二票（不含本人）推選我出任“五人小組”（此時只有四人）負責人；四十八票推選楊政增補為五人小組成員，仍兼任保衛部長，其餘成員職務不動。會議作出以下決議：
[align=justify]一、二月一日撤出全國總工會大樓。發表聲明，說明“全紅總”總部將遷往廣州。
[align=justify]二、楊政、餘雲慶、廖日海、周泉四人在二月二日前飛到廣州做好總部搬遷的準備工作。
[align=justify]三、總部搬遷至廣州後，北京建立“全紅總”駐京聯絡站，地址設在冶金部第二招待所。
[align=justify]四、通知“全紅總”西南區指揮部負責人李伯特在雲、貴、川三省物色一處條件具備的地點建立基地。
[align=justify]五、北京分團二月一日撤出勞動部，遷往石景山鋼鐵廠。
[align=justify]六、郝維奇立即和各全國性組織和外地駐京聯絡站聯繫，召開一次全國性組織座談會，建立全國性組織革命造反統一戰線。
[align=justify]二十九日我將擬好的聲明送李晉瑄家，請她列印和蓋上公章。
[align=justify]三十日下午，李晉瑄將列印好的聲明送到我處。我一看此聲明，大吃一驚。因為這份聲明與我擬的那份聲明相差十萬八千里。李晉瑄擬的這份聲明竟然是宣佈“全紅總”在二月一日自動解散，各地分團自行改名，參加本地區本部門的革命大聯合。臨時合同工制度留待運動後期改革。
[align=justify]我問李晉瑄這是怎麼一回事？她振振有辭地回答，因為她分管和中央文革聯絡，所以她把二十四日總部會議的六項決議和二月一日撤出全國總工會的聲明都送到中央文革。她說，中央文革指示，要把聲明改成現在這個樣子。這樣，對上對下都有好處。
[align=justify]我問她這樣重要的事為什麼不和大家商量？她說，難道大家還會反對中央文革麼？沒有中央文革的支持，能生存下去嗎？我很氣憤地問她，組織都撤了，還生存什麼？她把臉一板，厲聲問我：“你敢和中央文革對抗？”
[align=justify]我不願多和她爭論，立即叫秘書余洪珠通知所有沒有外出的總部委員到我的辦公室開會，大家來後我把和李晉瑄的爭執向大家報告並徵求大家的意見。當時所有的人一看李晉瑄的那個聲明都發火了。楊政要李晉瑄把印好的這份聲明全部交出來。李晉瑄從她手提包拿出大約三百份往桌上一摔，說：“我怎麼知道你們敢反對中央文革？我早就把聲明叫毛澤東思想戰鬥團（廣播局的造反派組織）的同志們分頭去散發了，剩下的全在這裏。”
[align=justify]楊政把桌子上的聲明嘩的一聲全推散在地上，把手往李晉瑄面前一伸，說：“對不起，請把總部的公章印信和文書檔案交出來。”
[align=justify]李晉瑄急了，問大家：“大家同意交給楊政嗎？”大家異口同聲地說：“同意！”[align=justify]這一下李晉瑄傻了眼了。楊政問她：“你帶來沒有？”她結結巴巴地回答“我…沒有帶來。”
[align=justify]楊政說：“走，到你家去拿。”她連忙說“不…不…不在我家……”
[align=justify]楊政的火更大了，毛勝年和余雲慶也氣得頓足，楊政大聲吼：“你耍什麼花招？你不交出來小心你的安全！”
[align=justify]李晉瑄一聽大耍無賴：“你威脅我？我就是不交，你敢怎麼樣？
[align=justify]楊政也不理她，叫上毛勝年和余雲慶就走。李晉瑄連忙攔住他們，大叫：“楊政你要去哪？你可不許亂來！”說著和楊政拉扯起來。
[align=justify]我上前去隔開他們，嚴厲地告訴李晉瑄，公章印信和文書檔案是必須交出來的，如果你李大姐不願交給楊政，可以交給我也應該交給我，因為大家已推選我接替了王振海的工作。
[align=justify]她看無計可施，才把手一攤，翻著白眼說：“告訴你們實話吧，公章和檔案我早就交給中央文革了。不信你們自己去問。我宣佈，從現在起，我立即退出‘全紅總’。再見！”說罷，灰溜溜逃之夭夭。從此，我再沒有見到這位大姐一面。
[align=justify]泰山壓頂
[align=justify]中共看抓走了王振海整不垮“全紅總”，煽動紅衛兵砸不爛“全紅總”，叫李晉瑄偷天換日撤不掉“全紅總”，終於親自出面了。
[align=justify]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取締全國性組織的通告》，勒令所有全國性組織一律撤銷。針對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這一通告，“全紅總”發出《二告全國人民書》，採取和這個通告對立的的立場。我們又貼出大字報並印發了傳單，質問中共：為什麼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全國學聯、全國青聯、全國工商聯這些“全國性組織”有權存在，我們的全國性組織卻要勒令撤銷？公理何在？憲法何在？
[align=justify]中共看“全紅總”仍然不肯就範，在六七年二月十七日直接針對“全紅總”發出《關於文革期間對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處理問題的通告》。全文如下：
[align=justify]（一）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勞動部、中華全國總工會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的聯合通告是非法的，應予以取消。各省市勞動局根據“三團體”的聯合通告所決定的一切文件，一律作廢。
[align=justify]（二）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錯誤的，中央正在研究，準備分別情況予以改革。在中央未作出新決定以前，仍按原來辦法進行。
[align=justify]（三）各企業、各單位的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應和正式的職工、工作人員享有同等的政治權利，有權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align=justify]（四）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因為對領導上提意見而被打成“反革命”的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應當平反。因此而被解雇的，應當回到原生產單位，按原合同辦事，克扣的工資應當補發。
[align=justify]（五）要把混入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處包工中堅持反動立場的地、富、反、壞、右分子（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假冒組織名義招搖撞騙者，必須堅決揭露。
[align=justify]（六）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沒有必要成立單獨的組織。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以及各地的分團應當取消。參加這個組織的革命群眾，可參加本企業、本單位、本地方的革命群眾組織。
[align=justify]中共中央 國務院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
[align=justify]中共的這個文件發出後，尚未離京的“全紅總”外地委員和北京藉的總部委員約三十多人在冶金部第二招待所二樓開了“全紅總”在京總部委員的最後一次會議。“五人小組”成員金展雲、郝維奇和我一起主持了這最後一次會議。
[align=justify]最後的總部會議
[align=justify]會議開始後，我們首先討論了中共取締“全紅總”的文件。
[align=justify]文件中的第三條指出臨時合同工“有權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指出臨時合同工和正式工一樣“享有同等的政治權利”這和《三家聯合通告》中的第一條和“江青三條”中的第一條接近。這两個文件都規定了臨時合同工有參政的權利。文件中的第四條，和《三家聯合通告》中的第三條相似，不同之處有兩點：
[align=justify]一是不提“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而提“因為對領導上提意見而被打成‘反革命’”，可見檔的制定者根本不承認有“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存在。
[align=justify]二是把《三家聯合通告》中第二條中補發工資一點含進去了。
[align=justify]因此，文件的第三、第四兩條基本上是《三家聯合通告》被閹割後的翻版。這說明瞭中共為了籠絡民心，對“全紅總”代表廣大臨時合同工所爭取的權益也不敢否定，更顯示了“全紅總”抗爭的正義性。而正義的“全紅總”卻在同一檔被勒令解散，真是中共自相矛盾的專橫霸道。
[align=justify]它無異於向廣大臨時合同工宣佈：好處只能由我給你，“革命”的特權只能由我壟斷。一切改善不能由你自己爭取，只能由我賜予。
[align=justify]中共作為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已把自己的利益與人民的利益相對立。中共“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矯情外衣，被“全紅總”的鬥爭無情地揭起一角，人們可以再一次看清“社會主義”外衣內包裹的只不過是一具成妖的封建僵屍。
[align=justify]會議決定，搬遷到廣州的全國總部鑒於中共公開取締“全紅總”，立即改名為“改革臨時工合同工制度聯絡總站”。分團各自更改組織的名字，進一步整頓基層，等待有利時機。北京分團改名後，可參加本地區、本單位的奪權，保障組織不散。會議最後決定印發《三告全國人民書》，大家儘快離京，六七年“五一”勞動節在廣州匯合。
[align=justify]全國鎮壓
[align=justify]會議結束後，外地赴京的“全紅總”成員先後離去。我和毛勝年等待所有總部成員安全轉移後，在二月二十二日取道上海南下，二十六日回到貴陽。
[align=justify]“全紅總”貴州分部此時已改名為“貴州省紅色無產者大聯合造反兵團”。李伯特、楊爽秋等北上去找我和毛勝年，和我們正好錯過。貴州分部由潘漢發、曹紹忠等一批老工人主持。
[align=justify]三月二日，我和毛勝年在貴陽看見了以牟立善為主任的北京市公安機關軍事管制委員會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的“佈告”。在這份佈告上，數十個群眾組織被打成“反動組織”，其中赫赫頭一名的就是“全紅總”。
[align=justify]這份佈告勒令被打成“反動組織”的基層成員要到當地公安機關報到登記，勒令各層負責人必須去公安機關“投案自首”，並公開宣稱要逮捕鎮壓主要頭頭。看來，中共並沒有以取締“全紅總”為滿足。現在，中共已公然舉起屠刀了。
[align=justify]為了保護貴州分部的廣大群眾，我和毛勝年到了奪權後新建立的貴州省革委保衛領導小組，指出北京市軍管會的這份“佈告”與中共中央、國務院二月十七日的檔相抵觸。因為在二月十七日的檔中，中共中央、國務院雖然宣佈取締“全紅總”，但並未將“全紅總”打成“反動組織”，並稱參加“全紅總”的群眾為“革命群眾”（第六條）。
[align=justify]我們告訴貴州省革委保衛領導小組的負責人，北京市軍管會的這份“佈告”不僅與中共中央、國務院二月十七日的文件相抵觸，而且與中共的憲法相抵觸。再說北京市軍管會也擅越了自己權力。它有何權力對其他省份的組織妄加判定。
[align=justify]貴州省革委保衛領導小組的負責人看了中共中央、國務院的二月十七日文件後，覺得的確與北京市軍管會的“佈告”有出入。他們安慰我們，要我們向中央反映，他們也會向中央請示。
[align=justify]我和毛勝年則做好了被捕的準備。
[align=justify]當時許多朋友勸我們快離開貴陽去避避風頭。但我和毛勝年一一婉拒。因為我和毛勝年認為，我們從事的是正義的事業，光明磊落，何罪之有？如果一走，正好授予中共的“畏罪潛逃”的把柄，籍此迫害貴州分部的群眾。再說，我們還要等待正在為我們奔忙的李伯特一行回來，不能讓他們成為我們的替罪羊。
[align=justify]三月三日晚，李伯特一行回到貴陽。聽說我和毛勝年已回來，他們顧不得回家，立即深夜趕到我家。
[align=justify]李伯特告訴我，他們已在雲南紅河地區建立了安全基地，這次去北京就是準備去把王振海、毛勝年和我等接到紅河。他早已買好次日淩晨到昆明的火車票，要我和他們馬上去毛勝年家叫毛勝年準備立即動身。
[align=justify]當我們正準備吃完宵夜出發時，一群全副武裝的軍人包圍了我家。貴州省革委保衛領導小組來執行任務的負責人說，他們是奉中央之令來逮捕我們的。
[align=justify]當晚，李伯特、毛勝年、楊爽秋（女）和我等被捕。次日，“全紅總”貴州分部的主要負責人潘漢發、鄔光順、廖蓉花（女）、王秉忠等數十人和總部成員張德明、余洪珠（女）等均被關押。
[align=justify]此時，全國各地的“全紅總”各級負責人大都被捕，因此受到株連的群眾則無法統計。
[align=justify]自由的火種
[align=justify]但臨時合同工的鬥爭並未因“全紅總”被殘酷鎮壓而消失。一批勇敢者仍在頑強地苦鬥。直到六八年元月，中共又下達鎮壓臨時合同工、反對“經濟主義”的檔，並在六八年公開將“全紅總”已被捕的負責人判刑，開展了新一波對臨時合同工鬥爭的殘酷鎮壓，才使波濤洶湧的臨時合同工運動，也是文革中自由工運平息下去。[align=justify]時間已過去三十年。“全紅總”三十年前播下的自由工運的火種並未熄滅。不論是在西單民主牆時期，八九民運時期直至最近，都可以聽到大陸工人爭政治自由，爭經濟平等的聲音。
[align=justify]在所有被判刑的“全紅總”負責人中，本人被判得最重——判有期徒刑最高刑二十年。王振海被判刑五年。貴州籍的“全紅總”成員毛勝年被判刑十五年，石應寬被判刑十五年，李伯特被判刑十年，歐陽林被判刑七年。其中除毛勝年在六九年提前“教育釋放”，歐陽林坐滿刑期七年外，其他幾人均坐了十年以上的大牢，在“四人幫”被捕後先後平反。
[align=justify]這些人平反後情況如何？
[align=justify]倔強的湖南人楊政（“全紅總”保衛部長）平反後從未停止反抗。長沙的官僚們羅織罪名，使他幾次陷獄。直到八九民運前夕，他仍然未重獲自由。
[align=justify]貴州人李伯特在一九八二年赴香港定居，在王炳章創建中國民聯時期加入中國民聯。李伯特以後在我的幫助下認識貴陽浪潮讀書會的一批精英。並通過這批精英中的一些人和貴州“啟蒙社”的精英籌組了中國民聯的貴州分部。
[align=justify]筆者七八年出獄後籌建了貴州的“中國人權同盟”。八九民運中，險些兒落入法西斯手中，現在被迫流亡海外。
[align=justify]至於“全紅總”的領袖王振海，在八九民運前夕，筆者聽說他準備在長沙籌辦一所民間大學，不知現在是否落成？
第八章 紅衛兵運動、造反派運動、自由工人運動
[align=justify]幾個問題
[align=justify]回首流逝的歲月，在無限感慨的同時，有更多的反思。在長達十二年的監獄生活中，每當看見鐵窗外的明月，翻滾的思緒就會平靜下來，不斷思考一個問題：“全紅總”為什麼會失敗？“全紅總”在文革中的抗爭算不算工人運動和市民運動？它和當時的紅衛兵運動和造反派運動有何區別和聯繫？什麼是紅衛兵運動和造反派運動？它們的特徵是什麼？
[align=justify]助紂為虐的紅衛兵運動
[align=justify]關於什麼是紅衛兵運動，海內外史家和論者爭議不多，這裏從略。至於紅衛兵的運動特徵，不論是早期的紅衛兵還是“紅八月”以後產生的紅衛兵（即所謂“ 老紅衛兵”與“革命紅衛兵”），如仲維光先生在《“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誕生史實》一文中所說，在思想上，以階級鬥爭為綱，敵視一切不同思想，在行為上，狂熱的領袖崇拜，血統論的階級路線，群眾性的暴力行為。
[align=justify]其實，許多人民群眾深惡痛絕的毀滅傳統文化，傷害無辜人民，破壞社會秩序，搶劫公私財產的“打砸搶”暴行，都發生在那個“破四舊”的“紅色恐怖”年代。而紅衛兵的這些暴行，又被中共官方和御用文人栽髒在“造反派”頭上。
[align=justify]事實是，紅衛兵施暴的時候，“造反派”多被壓制迫害，哪有這種在光天化日下殺人越貨而不被懲罰的特權！
[align=justify]紅衛兵實實在在是中共一黨專政的瘋狂衛道者，是中共法西斯政黨的瘋狂黨衛軍。所以，對這個滅絕人性的紅衛兵運動，必須痛加遣責，徹底否定。
[align=justify]跪著造反的造反派運動
[align=justify]關於造反派運動，海內外的史家和論者爭議很大。因為對於造反派的定義和評價，人們就有許多不同的見解。較有代表性的舉例如下：
[align=justify]徐明旭先生有“狹義造反派”和“廣義造反派”一說。徐先生言：
[align=justify]“老造反派即狹義造反派”，“由保守派轉化而來的新造反派即廣義造反派”。徐先生說：“在我看來，按是否鬥過共幹的標準商量，鄧、胡把兩者都叫作造反派是對的。”（徐明旭《也談“文革”及“造反派”》
[align=justify]劉國凱先生有這樣的見解：[align=justify]“在文化大革命這一特定歷史時期，民眾中許多人帶著自身的看法、感受、思索、要求、利益去響應毛及中央文革的‘戰鬥號召’投身運動。儘管他們在口頭上，甚至在內心上是擁護毛，但其行動的客觀效果往往是衝擊了中共的社會結構，政治秩序，削弱乃至打擊了中共的統治。藉此，我們可以繼而進行判定：那些較明顯具有‘文革造反’性的群眾組織便屬於造反派。”（《我的“文革”見聞與見解》）
[align=justify]仲維光先生說：
[align=justify]“……產生於文化大革命中期的造反派也沒有獨立的思想，他們同樣也是極權社會、極權文化的產物。儘管他們在那個社會受到壓制、不信任甚至迫害，可是他們總是不斷地用各種方法表明自己的‘可靠’。……紅衛兵的指導思想……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消滅一切非無產階級的因素，而造反派的指導思想……則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二者當然有區別，區別在於紅衛兵的矛頭是權力階層以外的人--被統治者，而造反派矛頭所向的是權利階層以內的一部分人。”（《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史實》）
[align=justify]如果按徐先生的“是否鬥過共幹的標準”商量，我看，可以把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譚震林、李先念等諸公叫作造反派了。因為在文革中的所謂“大鬧懷仁堂”事件裏，葉、徐、聶、譚、李也曾犯上作亂，鬥過共幹--鬥過康生、陳伯達、張春橋等。但葉、徐、聶、譚、李諸公乃貨真價實、如假包換的共幹，而不是什麽造反派。
[align=justify]徐先生所說的這個“是否鬥過共幹的標準”的要害，是抹殺了在文革中鬥過共幹的人民群眾，鬥過共幹的造反派，鬥過共幹的共幹這三者的原則區別。
[align=justify]在這裏，正義與非正義，鎮壓與反鎮壓，施暴與抗暴的根本區別不存在了。“造反派”成了“搗亂派”。是把在文革中人民群眾反迫害、反官僚的自發的鬥共幹的正義行為，等同為造反派被毛利用成為權爭工具清除政敵的奴從行為；等同為共幹之間狗咬狗的權利鬥爭。
[align=justify]徐先生先後引證並痛加遣責的如“聯指”和“四二二”的武鬥，“新華工”掌權後的施暴等等，大都發生在奪權階段。而人民群眾對造反派的鄙視和憤恨，大都產生於這個造反派爭權奪利，自相殘殺，大搞武鬥，殃及無辜的階段，產生於這個造反派想做奴隸而終做成了的階段。
[align=justify]至於在“反資反路線時期”，造反派們鬥共幹，雖然鬥得不甚文明，鬥得反人權法制，但人民群眾看見平常那些耀武揚威的官僚們威風掃地，心中也有幾分快意，甚至參加進去鬥他一番。
[align=justify]在這裏，我不欣賞任何以暴易暴，冤冤相報的行為。我只希望在一個現在仍在嚴重踐踏人權，藐視法制的國度裏，有良心的知識份子應引導人區別砍下殺人犯的頭和砍下無辜者的頭的質上的不同。
[align=justify]所以，筆者希望諸位先進看到，文革中人民群眾對成為毛工具的造反派--這些打手，幫兇的憤恨中，包含了對唆使利用他們的毛主子的更大的憤恨，包含了對毛所代表的中共暴政的更多的憤恨。
[align=justify]如果把“造反派”與“保皇派”的根本區別抹掉，把主子與奴才的根本界限抹掉，很容易抹去大陸人民對文革的集體記憶，或者歪曲這些集體記憶。
[align=justify]造反派不論是在批資反路線的階段還是在奪權階段，造反派的矛頭主要指向統治集團中的某些人。保皇派則是統治集團的忠實走狗和馬屁精的大雜燴。
[align=justify]造反派鬥某些共幹的確給某些共幹造成很大痛苦。但和這些共幹給人民造成的痛苦比起來，哪一種痛苦要大一些呢？
[align=justify]造反派在武鬥和派爭中的確也傷害過無辜的人，但和紅衛兵滅絕人性的對無辜人民的傷害比起來，哪一種傷害給無辜人民造成更大的痛苦和損失呢？
[align=justify]在文革中，紅衛兵和造反派同樣留下劣跡。我認為紅衛兵留下的毀滅文化殘害生靈劣跡大得多。但我也決不會因造反派的劣跡小於紅衛兵的劣跡而放棄對造反派劣跡的譴責。再小劣跡也是劣跡。
[align=justify]所以，我對文革命中的造反派運動給予基本否定的評價。
[align=justify]這個“基本否定”的評價，之所以不同於對紅衛兵運動的“徹底否定”的評價，原因是“造反派運動”的早期，炮轟派的抗爭確確實實衝擊了文革前夕那種官僚化傾向十分嚴重，極端缺乏民主的沉悶的社會秩序，沉重地打擊了中共的官僚體制。在人民頭上的沉重的精神枷鎖上砸開一個不算小的裂縫，並從這個裂縫中閃射“極左思潮”亦即“文革新思潮”的電光，劃破了萬馬齊喑的寂靜夜空。
[align=justify]站著造反的自由工運
[align=justify]造反派運動同自由工人運動都開始於一九六六年十月。如果說造反派們此時是奉旨造反，造當權派的反，那麼自由工運人士則是趁機造反，趁反資反路線之機造中共剝削制度的反。
[align=justify]此時的炮轟派、保皇派、自由工運人士大多是沒有成型的組織。自由工運人士大多和炮轟派站在一起，和保皇派辯論對峙。
[align=justify]此時中共各地各系統的橫的縱的組織和機構大多癱瘓。平常窮兇極惡的基層公安派出所、辦事處的官員和他們的爪牙--居委會的革命大媽們，面對這一鍋燒開的熱粥，也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
[align=justify]這是中共建政後控制力最低的時期，也是空氣最自由的時期。正是這種特殊的歷史環境為自由工人運動的出現提供了條件。
[align=justify]在那個炮轟派和保皇派嚴重對峙的年代裏，“全紅總”被人們視之為既不“保”又不“轟”的“四不象”組織。但很快人們就明白“全紅總”提出“改革一切不適合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的真實含義--“全紅總”正企圖解決他們的切身利益問題。
[align=justify]這時不論是保皇派還是炮轟派中的一些群眾，紛紛退出保皇派組織和炮轟派組織，加入這個不轟不保，但能給他們帶來實際利益的獨立工會團體。這樣，“全紅總”組織的急速擴大，自由工運的聲勢越來越大，遠遠地蓋過了“炮轟”和“保皇”的辯論聲。到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全紅總”基本主導了當時的運動，直到來年元月下旬“全紅總”被鎮壓。
[align=justify]在“反資反路線”時期，自由工人運動和造反派運動是政治上的同路人。只是在毛周聯手把自由工人運動鎮壓下去後，在毛的扶持和利用下，造反派運動才真正登上歷史政治舞臺，主導了文革中的奪權階段，繼而爭權武鬥，直到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大都被關進牛棚和監牢。輕一點的則回家加入了做傢俱煉氣功釣大魚的逍遙派陣營。
[align=justify]自由工人運動和造反派運動的主要區別是：
[align=justify]第一，自由工人運動有自己獨立的指導思想，而造反派運動則沒有自己獨立的指導思想，他們以毛澤東思想為思想。
[align=justify]第二，自由工人運動是一場自發的，獨立於毛的戰略部署的運動，而造反派運動是毛親手發動的，按毛的戰略部署行動的運動。
[align=justify]第三，自由工人運動從始到終都以爭政治民主、爭經濟平等為訴求，堅決地反官僚特權，反剝削制度。而造反派運動一進入它主導的奪權--爭權階段，早期那點反迫害的民主色彩盡失，甚至墮落為壓迫人民的新官僚。
[align=justify]第四，自由工人運動和造反派運動的根本區別在於造反派們是“奉旨造反”，自由工運人士是“乘機造反”；造反派們是“跪著造反”，自由工運人士是“站著造反”。
[align=justify]第五，紅衛兵的鬥爭矛頭主要是指向特權階級以外的某一部份人民群眾，“造反派”的鬥爭矛頭主要是指向特權階級以內的某一部分當權官吏，自由工人運動的鬥爭矛頭則完全指向整個特權階級和剝削制度。
[align=justify]因此，“全紅總”所領導的為工人爭權益，謀福利的運動，以它影響全國的規模，以它主導過文化革命某一階段（“反革命經濟主義”階段），以它獨特的理論政治綱領，以它周密的行動日程安排，以它近千萬的龐大群眾，以它的長達一百天的持續時間（遠遠超過“二七大罷工”、“安源罷工”、“五卅運動”。巴黎公社也不過僅僅堅持了七十天），都堪稱是一個自發的、真正的自由工人運動。
[align=justify]“全紅總”的抗爭是否有獨立性？“全紅總”屬於什麼性質的組織？
[align=justify]從前一個問題的探討中，不難看出“全紅總”是個代表文革中的自由工人運動的獨立工會組織。
[align=justify]它和所有的獨立工會組織一樣，為它所代表的工人，尤其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臨時工合同工爭政治上的權利，經濟上的平等。
[align=justify]它和大多數獨立的工會組織一樣，希望統治者能滿足工人的合理要求。它希望能監督統治集團的勞動立法。它希望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它希望能有效地、理性地調節既得利益集團和它所代表的工人利益集團的關係。
[align=justify]它代領廣大工人為保障自己的正當權益去勇敢抗爭。它是廣大工人無畏的代言人。[align=justify]筆者說“全紅總”的抗爭是獨立的，是因為：
[align=justify]第一，它有自己獨立的指導思想。
[align=justify]“全紅總”的指導思想，是包裹在馬克思主義外衣中的民主、平等思想。“全紅總”的領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只不過是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某些知識份子的歷史正義感與窮人對富人的狹隘嫉妒心奇妙結合的雜種，故有雜交優勢，統治了十多個落後的國家。
[align=justify]正因為打抱不平的歷史正義感是馬克思主義的父本。故馬克思主義中有若干合理的成份，如那對剝削制度義正辭嚴邏輯嚴密的剖析，那對剝削階級毫不退讓決不妥協的抨擊，那對歷史事件精采深刻入木三分的分析。
[align=justify]至於狹隘的嫉妒心，如那基於仇恨挑動仇恨的階級鬥爭理論，那殘酷暴烈滅絕人性的無產階級專政實踐，那分光吃光全民均貧的大鍋飯制度等等。
[align=justify]當年“全紅總”年輕的領袖們，早把馬克思主義視之若敞履。在那個荒唐的年代，“全紅總”的鬥士們，在自己的抗爭中，不得不揮舞這只肮贓惡臭的破鞋，是何等噁心，何等無奈呵！
[align=justify]第二， 它有自己獨立的理論綱領。
[align=justify]《論臨時合同工制度》就是這樣一個理論綱領。
[align=justify]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在中國工業化的過程中，工礦企業根據生產規模的變化，產品的轉型，季節性的原材料供應等因素，對勞動力將有不同程度的需求變化。有部分工人需要經常流動，平衡各部門勞動力，這是社會的合理需求。但是，反映這種合理需求的臨時合同工制度卻是不合理的。
[align=justify]因為臨時合同工制度沒有保障這批處於流動中的工人的正當權益。他們沒有工齡，沒有福利，沒有公費醫療，與正式工同工不同酬，受到歧視淩辱，隨時有被解雇的危險。一旦被解雇，就失去飯碗，妻兒老小的生存受到威脅。臨時合同工制度嚴重地侵犯了工人的勞動權和生存權，而工人的生存權和勞動權在五四年制定的憲法九十一條到九十八條中明文規定必須保證的。
[align=justify]文章說，為了國家的發展，這批工人可以為了平衡社會勞動力的需求犧牲自己對穩定收入的追求，但是他們絕不能犧牲自己對穩定收入的追求。
[align=justify]臨時合同工與正式工同是工人階級的一員，他們只有崗位的流動與固定的差別，而沒有人格和尊嚴的差別，也不應該有政治待遇和經濟利益的不平等。工人階級隊伍不應也不能分裂成對立的兩部分。不能在工人階級中製造階級。黨內最大走資派想利用“兩種勞動制度”分化瓦解工人階級隊伍，製造一小撮工人貴族作為自己的統治基礎。他們想利用工人階級內部的衝突來轉移工人階級和走資派的衝突。今天的正式工，就是明天的臨時合同工。
[align=justify]工人階級和新生的壟斷資產階級的矛盾，是現今社會的主要矛盾。走資派是新生的壟斷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他們要把無產階級專政，變成資產階級專政。他們要把社會主義國家，變成社會法西斯主義國家。如果一定要說臨時合同工制是社會主義的勞動制度，那麼，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到哪里去了呢？
[align=justify]文章指出，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但是，建國十七年來，作為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中的許多人仍為溫飽而憂慮。
[align=justify]十七年來，已形成一個新生的壟斷資產階級。他們打著“全民所有制”的美麗招牌，佔有和壟斷了全民的生產資料。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已蛻變為走資派所有制。“公有制”的閃光外衣下是一張張貪得無厭的血盆大口。
[align=justify]十七年來，在走資派的壓迫剝削下，勞動人民不論是做工務農，都處在“供不應求”的經濟危機中。如果說“生產過剩”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痼疾，而“供不應求”則是走資派專政社會的痼疾。
[align=justify]走資派把“供不應求”解釋成購買力上升的繁榮，實際上“供不應求”反映了人民的生活資料極其短缺，反映了社會的普遍貧困化。
[align=justify]“供不應求”決不是經濟繁榮的象徵，而是走資派專政社會的揮之不去的經濟危機的陰影。走資派專政使中國社會出現了五年左右迴圈一次的社會經濟危機。
[align=justify]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革命的目的是人民的普遍富裕，而不是普遍貧困。文化大革命吹響了向走資派發動進攻的號角，中國工人、農民和一切勞動者真正當家作主的時候來到了。
[align=justify]文章用馬克思的一句話結尾：
[align=justify]“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align=justify]這篇文章因為時間久遠，無法記憶原文。以上僅是大意。從文章大意中可以看到，雖然受到文革的歷史環境限制，在批判走資派的話語中仍然包含了工人階級要真正當家作主的思想內涵。
[align=justify]第三，它有自己獨立的行動計畫
[align=justify]不論是在全國總工會兩次靜坐、封閉勞動部、簽署《三家聯合通告》、召開《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談會》，舉行天安門廣場的示威集會和遊行，全部都是“全紅總”自己完全獨立的決定，與中共高層無關。
[align=justify]與中共高層有關的行動只有兩次，一次是進駐全總。當時江青如果不叫“全紅總”進駐，“全紅總”自己也早有封閉全總的日程安排。另一次是召開北京工人體育館萬人大會。這兩次與中共高層有關的行動，占“全紅總”行動全過程中很小比例，影響不了“全紅總”行動的獨立性。
[align=justify]再說，中共最高當局下令“全紅總”銷毀“聯合通報”，“全紅總”陽奉陰違，在暗中大量印發。中共最高當局下令“全紅總”自動撤銷組織，“全紅總”置若罔聞，我行我素。直到中共當局把“全紅總”打成“反動組織”，“全紅總”仍然沒有停止自己的抵抗。
[align=justify]“全紅總”是不是中共上層鬥爭的產物？它和當時中共上層鬥爭有無互動關係？[align=justify]早在中共試爆第一顆原子彈的年代，青年期的我就已經注意到“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這兩個口號的出現和對立了。
[align=justify]當時我們認為，經過六二年以後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經過兩三年放寬政策的養息生存，遭受“大躍進”嚴重傷害的中國大工業發育不良的畸形軀體，已經遲緩地成長起來了。“工業學大慶”就是中國大工業形成的訊號和標誌。“農業學大寨”只不過是以毛為代表的大農奴主階級對抗以劉鄧周為代表的壟斷資產階級的反映。
[align=justify]隨著中國大工業逐漸形成，大工業的一體兩面--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逐漸成熟。中共誕生之時，中國的工人階級既不夠先進，又不夠強大。但是當時同樣是幼小的中共可以說是真心實意為這個幼小的階級爭權益的，儘管中共更多地可以說是一個農民黨。
[align=justify]當中共成為執政黨後，特別是六十年代中期中國大陸的大工業開始形成並漸成氣候，也是中國的工人階級真正成熟的時候，佔有生產資料的中共反而不能代表中國工人階級，也不再為中國工人階級爭權益了。中共的社會地位迫使它不得不去代表工人階級的對立面--資產階級，並為這個自稱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壟斷資產階級謀利益。
[align=justify]因此，我們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一員，特別是覺悟了的一員，必須為自己爭利益。正是基於這一理念，青年時期的李伯特和我一直在作迎接革命危機的準備。文革開始前，《論臨時合同工制度》已經寫好。
[align=justify]就算毛不發動文革，中共黨內的壟斷資產階級和大農奴主階級的決裂和決鬥是遲早要爆發的。
[align=justify]所以，中共上層鬥爭只能為“全紅總”的出現提供機會。而“全紅總”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共上層鬥爭的產物。
[align=justify]利用與反利用
[align=justify]“全紅總”雖然不是中共上層鬥爭的產物，但和中共上層鬥爭的互動關係是存在的--這就是中共上層與“全紅總”之間互相利用和反利用的關係。
[align=justify]毛劉之爭在“全紅總”看來是一個缺口，改革臨時合同工制度也只不過是一個突破口。“全紅總”的領導核心早就計畫在解決了臨時合同工問題後，將提出一系列的勞動、工資、福利、社會保險、工人的參政權、工人在企業中的管理權等等問題。[align=justify]毛和周都是政治上極成熟、極敏銳的搞手。他們從來不敢輕視這股自發的力量。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面對已成氣候的“全紅總”，毛周都準備去利用這桶烈性炸藥了。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迎接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就是在“全紅總”封閉了勞動部的次日，江青接見“全紅總”的十五名代表的當天發表的。毛為這個他未曾意料到的自發的工人運動、市民運動叫好，就像他當年為湖南農民運動叫好一樣。他在叫好的同時，也想揮動他那指揮過千軍萬馬，包括正在指揮他的瘋狂衝鋒隊紅衛兵的大手，把這股自發的力量納入他的軌道。
[align=justify]毛集團在“全紅總”顯示力量封閉勞動部後，通過江青接見，就公開向“全紅總”伸出了操控之手。毛首先想到利用“全紅總”去奪全國總工會的權。
[align=justify]全國總工會一向很不討毛喜歡，因為毛一直認為那是搞工運起家的劉少奇的黑窩。毛是靠搞農運發跡的。他一直對他的同盟者非常不放心。此時如果奪掉這個花瓶機構的大權，又安全又解恨，何樂而不為？
[align=justify]在六六年十二月底至六七年初那個階段，毛認為奪權時機已經成熟。毛一貫的手法是樹立一個典型，取得點上的經驗，然後推廣到面上去。當時，毛非常需要樹一個奪權的典型。碰巧“全紅總”這時封閉了勞動部，並決定次日要封閉全國總工會。[align=justify]“全紅總”封閉勞動部的動作和奪權的動作已很接近。所以，神經過敏的毛對“全紅總”有了一個極大的誤解--他誤以為“全紅總”已悟了他奪權戰略的禪機，如聶元梓悟了他反當權派，蒯大富悟了他反工作組的禪機一樣。於是才有江青的“毛主席是支持你們的”。
[align=justify]但是，進駐全國總工會後的“全紅總”，並沒有按“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去奪全國總工會的大權。毛以為“全紅總”還有顧慮，所以派出解放軍--《解放軍報》的編輯邵一海“支左”（當時還沒有“支左”一辭出現，但毛應早有派軍隊“支左”的打算。），並找來了全總國際部副部長、老革命陳乃康。江青的親信李晉瑄也“摻沙子”摻進了“全紅總”。以後在文革奪權時期出現過的一系列花招，此時都在“全紅總”提前出現了。老人家想把“全紅總”經營成他的試驗田。
[align=justify]李晉瑄等人，早就向王振海和我透露過“偉大領袖”的戰略企圖--奪權。“全紅總”五人領導小組也認真討論過是否去奪全國總工會的大權。但王振海和我明確表示“全紅總”的當務之急是解救那些陷於苦境的臨時合同工。我們不能眼睜睜看著他們被解雇後流離失所，懸樑跳河。我們對奪權當官的確沒有興趣。
[align=justify]當時，《工人日報》造反派頭頭跑來找王振海和我，希望“全紅總”配合他們再加上《解放軍報》的邵一海，一舉奪下全國總工會的大權。這已經是不久就將出現的“三結合”奪權模式了。但是，王振海和我婉言拒絕了他們的苦苦請求，告訴他們，要奪權他自己去奪。結果，這夥人還是去奪了《工人日報》的權並將之改名為《工人造反報》。
[align=justify]如果當時“全紅總”緊跟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去奪了全國總工會的大權，可能文革中又多了一個聶元梓、蒯大富那樣的造反英雄了。“全紅總”可能被樹成奪權典型了。歷史決不會因此改變。了不起王振海變成王洪文。
[align=justify]“全紅總”沒有成為毛的奪權工具，可能毛認為這夥人太愚鈍，有勇無謀。雖然不滿意，但仍然想利用“全紅總”去做點什麼--因為“全紅總”的確有些力量。不講全國除西藏而外都有分團，光是北京就有團員五十多萬人。還不算（據周恩來說）上百萬的外地來京工人。
[align=justify]這百萬外地來京工人中，大部分是臨時合同工--被解雇了無工可做無飯可吃，走投無路只有上京告禦狀的饑餓工人。
[align=justify]毛當年在湖南玩過農民運動。他深知一大群饑民聚在一起可能發生什麼--歷史上的陳勝吳廣李自成，當代的彭湃毛澤東，哪一個不是饑餓人民的“天才的創造性的”煽動者和組織者？
[align=justify]因此，毛想利用“全紅總”這桶烈性炸藥去炸掉他真正最棘手的敵人--周恩來。
[align=justify]反周與擁周
[align=justify]歷史上反毛反得最凶的是周恩來而非劉少奇。但毛要除周遠不象除劉把樣容易。因為中共的軍隊一直牢牢掌握在周的手裏。如果軍隊真正掌握在毛手裏，就不會有什麽“ 文化大革命”了。
[align=justify]從“遵義會議”開始，中共的歷史就進入一個怪圈－－軍隊的統率權與指揮權分離，亦即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的怪圈。現在搞的什麽企業的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已不是什麽新鮮貨了。
[align=justify]在“遵義會議”上，當時的軍委主席周恩來，這位解放軍的真正締造者和統帥，因為務求考慮問題全面周到，下不了戰略決心，輸掉了“反圍剿”戰爭，在形勢逼迫下交出了軍隊的指揮權。至於統率權即所有權，他則緊緊抓住不放。放了就沒有以後的周恩來了。
[align=justify]在軍閥割據，群雄爭霸的二十年代，誰創造了軍隊誰就擁有軍隊。這倒不是中共的發明。有槍便是草頭王，這是封建土壤裏生長出來的軍閥軍隊的一慣傳統。在那個年代創建的中共不可能例外。
[align=justify]在“遵義會議”召開前，毛在“長征”途中大搞串連－－可見紅衛兵的“大串連”的發明權的確應該屬於他們的紅統帥。
[align=justify]毛串連的結果是“遵義會議”的召開。“遵義會議”確立了“三人小組”與毛分權的體制。毛成了共軍第一位只有指揮權即使用權的統帥。而統率權名義上由“三人小組”即黨中央擁有而實際上由週一人所獨有。
[align=justify]從此，黨中央與毛主席的控制與反控制的鬥爭有了源頭。
[align=justify]在文革中，毛知道與周結盟是相當痛苦的。但與其讓周劉結盟除掉自己，還不如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而這個“次要敵人”才是最可怕的敵人。
[align=justify]當毛看見心目中真正的敵人在他老人家身旁，畢恭畢敬又意氣風發地穿上那令他刺目痛心的綠軍裝的時候，怎麽能不深感恐懼和痛苦呢？
[align=justify]這些中共上層的恩恩怨怨，一直受到“全紅總”的頭頭們關注。
[align=justify]“全紅總”的負責人們大多認為，周雖然是中國大陸壟斷資產階級的代表，但他畢盡代表了中國工業化的進步方向。代表大工業的壟斷資產階級，勢必戰勝小農經濟的農奴主階級。
[align=justify]因此，作為大工業的產物的“全紅總”，不願協助總農奴主毛澤東去炮打周恩來－－這群“到六六年為止的青年”（仲維光先生語），並未喪失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只不過由於年紀太輕，把周恩來太理想化了一點。
[align=justify]“全紅總”既不願去做奪權典型，又不願充當炮打周恩來的工具，更可惡的是“裏通外國”--去開什麼“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談會”，不可饒恕的是偷偷印發《三家聯合通告》，刮起了“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
[align=justify]“是可忍，孰不可忍。”只是為了顧及老婆和自己的面子，就叫“全紅總”自動解散吧。如果這次“全紅總”在高壓下聽話，也可省去不少麻煩。這筆賬留到秋後再算吧。可是，“全紅總”吃了豹子膽了，偏偏不聽“首長”的話，膽敢和“偉大導師”對著幹。毛又和周再次結盟，鎮壓了自由工人運動。
[align=justify]周本來想把毛利用的這股禍水，反利用引它沖到毛的頭上去--這是周準備參加“全紅總”召開的大會的本意。但是周去開會途中遇剌，不說對“全紅總”恨之如骨，也是非常不喜歡了。特別是全國性組織本身就有奪中央當權派大權之嫌。中央當權派乃打不倒的國務院總理是也。但因毛一直縱容“全紅總”而不好下手。現在毛同意鏟掉“全紅總”，周趁機把一切全國性組織包括各地造反派組織來個一鍋端。於是就有了“二月鎮反”。
[align=justify]“二月鎮反”後毛大為後悔。因為他好不容易點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第三次被撲滅下去（第一次被“六七月份的資反路線”所撲滅，第二次被“紅八月”紅衛兵所撲滅）
[align=justify]他又來了一次大平反，“二月鎮反”變成了“二月逆流”。不過，這次大平反中卻沒有“全紅總”的份--歷史說明瞭“全紅總”和中共高層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利用與反利用，控制與反控制，鎮壓和被鎮壓的關係。
[align=justify]“全紅總”的抗爭對文革歷史和當代中國大陸自由工運有何影響？當前的大陸自由工運人士應從“全紅總”的抗爭中吸取什麼經驗教訓？
[align=justify]“全紅總”的抗爭對文革歷史的影響在於它曾獨立地主導了六六年十二月至六七年元月那一時期的文革造反運動。也就是中共官方史官所謂的“大刮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的那個寒冬。
[align=justify]這是文革中第一次群眾自發的自由工人運動。
[align=justify]中國工人在改革開放中生活品質有了一些改善，但受惠不多。市場經濟的建立不應損害中國工人的利益。
[align=justify]如果中共當權者真正願意為中國大陸工人的利益考慮的話，應該知道自由工人運動人士決不是它不共戴天的敵人。自由工運人士是社會中的建設性因素。它的出現只會增加社會的穩定力量。
[align=justify]如果當權者能理性地順應自然和順應歷史，自由工運人士不構成對中共精英的威脅。因為自由工運人士在爭取中國工人的權益的時候，懂得尊重其他社會集團的利益，包括中共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
[align=justify]但中共既得利益集團也應該懂得，整個社會的利益不能由它所獨佔。它只有懂得充分尊重每一個社會集團的利益的時候，它的既得利益才能得到充分保障。
[align=justify]“ 全紅總”浩氣長存
[align=justify]文革已經過去了三十年。三十年前，都會出現“全紅總”這樣的獨立工會組織，何況在今天市場體制已經形成的大陸中國？
[align=justify]過去的已經過去。生活在一個充滿仇恨的社會並不愉快。三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希望忘掉仇恨，但不能忘記歷史。
[align=justify]今天的自由工運人士應該更加清楚地記得“全紅總”三十年前曾指出：中國工人為了中國的工業現代化，能犧牲自己對一個穩定職業的追求，但不能犧牲自己對穩定收入的追求。
[align=justify]為中國工人爭取他們的社會保障和爭取他們在企業管理上的發言權，這是當年“全紅總”未完成的歷史任務，現在已義不容辭地落在今天年輕的自由工運人士肩上。[align=justify]“全紅總”當年同樣是年輕的一代，為了中國工人的切身利益，為了中國工人能真正當家作主，前撲後繼，奮不顧身，許多人在監牢裏耗盡青春。
[align=justify]要做頂天立地的主人，不做跪地求饒的奴才，這應該是“全紅總”留給後代自由工人運動的一份遺產。
[align=justify]為了中國大陸的自由工運貢獻了青春和生命的先驅浩氣長存！
[align=justify]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八日， 坎培拉
[align=justify]（此文連載於美國《北京之春》九七年三，四，五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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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5 12:2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