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承义：中共中央委员董明会一个政治花瓶式的悲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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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承义初稿，锺逸整理


    注：曹承义是武汉市“文革”风云人物之一。文革前，系第一冶金建设公司（简称“一冶”）的技术员，在“文革”中，被推选为新一冶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新一冶”）一号头头，经历过武汉地区文革中很多重大事件。“文革”结束后被捕，1981年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现已年过七旬的曹承义，在回顾“文革”经历时，写出了十多万字的回忆录。经锺逸整理后，自费印行了《悲欣交集话文革》一书，分赠亲友和“文革”研究学者。此文系《悲欣交集话文革》一书中的节录。

    1968年8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两个“8.15会议”，即国防工作会议和冶金工作会议。武钢、武船等单位分别参加了这两次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造反派开始挨整。我看了那次冶金会议的会议纪要，记得是周总理主持会议，点名要“钢九一三”负责人李想玉发言，汇报武钢的生产情况。李想玉说，造反派在挨整，武钢的“抓革命促生产”现在是军代表在负责，责任不在造反派身上。由于李想玉讲话太快，又是一口地道的武汉方言，中央首长们很难听清他说了些什么。江青插话说：“不知道你说的些什么，像讲外国话。”在这一次会议上，江青也没有为武汉造反派说句什么好话。回武汉以后，警司就将武钢“钢九一三”头头胡启生、张克勤（武钢机械总厂工人）、杨连成抓起来，关进监狱，罪名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坏头头”。这是武汉军区新任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在湖北、武汉抓得最早的造反派头头。从此，整造反派头头就开始了。最先打击的就是跳得高的头头，他们开始排挤一部分不听话的头头，找一些他们认为“听话”的人来“充数”，取代造反派头头。

    他们就是在这时找出了董明会，推荐他去参加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央委员，安排到中共武汉市委任书记。他们并不是真正地想用董明会这样的人，而是为了排挤“钢九一三”上层的造反派头头，把斗争中涌现出来最有威信、最有指挥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头头打下去。曾思玉等决不会因为胡厚民是党员而重用他、喜欢他，决不让胡厚民这样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进入中央委员会，而是把胡厚民当成第一个打击的对象，一遇到整人的适当时机，胡厚民就会首当其冲地挨整。

    在湖北武汉文革历史上，造反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人物中，地位最高的是董明会。武汉造反派工人担任九大、十大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共有3人，董明会和夏邦银分别是代表“钢九一三”和“钢工总”的工人代表，被选为九、十届中共中央委员。谢望春（女）是作为造反派工人组织工造总司的代表，被选为九、十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三人都是军代表从造反派中挑选出来，都属于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差的产业工人造反派代表。但三人的各自情况又很不相同。

    夏邦银原是汉阳轧钢厂钢工总头头，1967年3月17日被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下令逮捕入狱，1967年5月底被全市造反派在汉阳公安局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静坐绝食斗争营救出狱，担任过武汉造反派联合指挥部负责人之一，七二○事件后进入钢工总勤务组，属于造反派头头的类型。

    董明会、谢望春一直是造反派群众组织的一般成员，从没有当过头头。夏邦银和谢望春两人在历次运动的反复中都坚定地站在广大工人造反派群众一边，和省、市当权派有合作又有斗争。但董明会自从当选九届中央委员后，从不参加武汉造反派头头的任何派别活动，一直听命于当权派。所以，董明会还有着夏邦银、谢望春所从来没有过的许多省、市其他更高级的职务。

     七二○事件以前，我在青山区认识众多“九一三”和其他造反组织的头头，并不认识董明会。1969年4月召开中共九大，董明会被推选为党的九大代表并被选进中共中央委员会，成为湖北、武汉及武钢的知名人士。有了解董明会情况的人告诉我，董明会是武钢耐火材料厂窑前工，七二○事件前参加钢九一三，他仅是一个基层的造反派普通成员，是由驻武钢的军代表康星火把他挑选出来，指定为党的九大代表，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其本意是不愿意推荐钢九一三的造反派头头去当中央委员，而是专门挑选一个老实、胆小、听话，在群众中没有影响的一般基层造反派成员来挤掉武钢产业工人造反派头头的名额。这是武汉军区当权派在操纵湖北、武汉地区推荐九大代表、中央委员人选上欺上瞒下搞的小动作，是曾思玉、刘丰为了排挤、打击武汉革命造反派，否定文化大革命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

    董明会当上中共中央委员后，省、市委就安排他为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武汉市民兵总指挥部指挥长和武汉市总工会主任等，这完全是一个挂名的，没有任何实权的，按当时中央要求的产业工人造反派身份设计、挑选的一个政治花瓶。董明会只有小学文化，又没有组织、领导、工作的能力，更无任何当头头的经历和工作经验，完全只能是一个听从军代表任意摆布的傀儡。他们想用安排一个造反派工人出身的董明会说明他们是依靠和重用广大工人阶级的，是拥护毛主席、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的。董明会在被军代表选中直到1976年底被逮捕，以反革命罪坐牢关押7年，完全是当权派始乱终弃的政治需要。

    他除了挂名当官，参加党中央、省、市委各种会议，常常坐上主席台，名字经常见于中央、省、市报刊以外，根本没干过什么有意义的具体事情。我知道他在文革中仅仅做过两件有意义的事：一是1973年10月他参加党的十大和前湖北省长张体学追悼会从北京回来，找我和曹佩贤传达过张体学要落实我和彭勋政策的遗嘱。第二件事是1976年春节正月初二那天中午，董明会坐着市委派给他的专用小轿车，到徐道基家中，谈了他在北京参加中央读书班学习的情况，传达了毛主席说“马克思是造反派的老祖宗”等一系列重要讲话。这是徐道基事后告诉我的。

    董明会的夫人也是武钢的工人，她曾经向我诉苦，董明会担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职务以后，市委行政处为他分配了解放公园路市委大院对面市委书记院的一套小别墅，院子大门有部队战士站岗，他们全家搬进去以后，出出进进、上班上学、上街买菜都很不自在。由于文革中当官提职不提薪，董明会工资低，住在里面被人瞧不起，他们家也极少去大院里专为高干开设的特供商店买东西。大院内周围那些邻居的主人、小孩甚至保姆都看不起他们一家人。

    董明会被当权派安排当官后，从来也不敢和省、市、武钢的任何造反派头头有过来往。他从来也不是造反派的代表，只是军人政权用来愚弄毛主席、党中央和广大工人群众的一个政治符号。所以，从1969年春天到1976年秋天，所有湖北、武汉造反派为争取自己的正当权利和当权派进行殊死斗争时他都从来没有参加或表示支持，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或派人去做争取他的工作，也从不去勉强他、邀请他参加我们造反派头头的任何活动及会议。尽管董明会始终和当权派高度地“保持一致”，没有任何有违当权派意旨的言行，但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以后，因为董明会1974年参加过王洪文副主席在北京主持的中央读书班，回湖北公开传达过王洪文在中央读书班的讲话，为了把湖北武汉的造反派和四人帮联系起来，照样被赶出了省、市委，照样被逮捕、批斗、坐牢。因为省、市委再也不需要在政坛上摆放有造反派头衔的政治花瓶了。

    董明会被隔离审查以后，原来分配给他家居住的市委书记别墅被市委收回，他的家属被赶出了书记大院，市委行政处在外面为他家找了一间很小的房子临时居住，直到六七年后董明会从监狱里放出来，一家人才重新搬回到原来居住的青山区红钢城武钢职工宿舍。董明会免予起诉出狱后，武钢按中央政策，并未开除他的厂籍，安排他回原厂上班，工龄连续计算，直到正式退休。

    董明会家距我家仅几百米距离，因我们在看守所关押期间是邻居，因参加文革挨整有相同的命运，他退休以后，成为我家经常的客人。董明会请我帮忙为他找一个工作，可以增加一点收入，解决家庭的困难。大约是1995年，我介绍他到广东省东莞市一个外资工厂担任门卫工作。老板为了照顾他，提出允许他带家属，他们夫妇两人包吃包住，每人每月可拿500元钱。因董明会夫人要在武汉照顾孙子，不能同去，老实、善良的董明会就跟我这位介绍人商量，将老板照顾他夫人的工作机会让给同他一样生活困难的一冶一公司工人朱师傅。于是，董明会与朱师傅一道去东莞那家工厂打工。大约一年多以后，由于朱师傅不仅能做门卫工作，还能为老板干木工活、做饭等，适应能力比董明会强，老板于是留下了朱师傅，董明会被裁员回家。

    2000年前后，我以祖父母、父母迁坟为由，请了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吴焱金等20余名湖北、武汉造反派头头聚餐。我这次破例请了董明会，并告诉他几乎所有在世的湖北武汉造反派主要头头都要来我家。文革以来从不参加造反派头头和任何非官方组织活动的董明会兴奋异常，他说，我从牢里出来后还没有见到过夏邦银、谢望春及这些大头头们。当他兴冲冲地来到我家，破天荒地参加我们这伙人的聚会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非常意外、惊讶和高兴，这时的董明会，才恢复了他作为一个造反派老工人的本来面目。

    董明会的个人悲剧并不是他自己造成的，他本来是一位朴实、善良的普通工人。当权派先是用心险恶地选中他、利用他，尽管他服服帖帖地听从调遣，竭力配合当局演好双簧，也从未参加所谓的“篡党夺权”活动，但还是遭到当权派无情的抛弃和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