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虹：南师附中的文革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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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师附中的文革派别

王虹

文革究竟搞了多少年，目前仍然是众说不一。不过，无论文革期间有多长，其中最具文革特征（红卫兵、大串联、派别组织等）的“时段”，却是相对确定的。即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至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之间，大约两年多的这一期间。

1966年8月之前，各级共产党的组织还基本完好，文革运动的展开多少还处于各级党组织的掌控之中，这时的文革同以往的政治运动在操作层面上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不同。

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后，各级共产党组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加之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更似雪上加霜。几乎一夜之间，这个“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组织便瘫痪了。从基层到省市机关乃至国家政府机构都无一幸免。能够掌控局势的只剩下周恩来残缺的国务院班子，中央文革小组，军队，以及凌驾于这些之上的毛泽东。
文革之所以步入到这样一个局面，同《十六条》这个貌似潘多拉盒子的开启有着直接的关系。毛泽东当年有条著名的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应该说《十六条》在形式上是遵循了这两条所谓原理的。文革的发动者们试图通过一种新的形式来整顿共产党的组织，防止所谓的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共产党的组织会是如此的弱不经风，《十六条》公布伊始，基层组织便应声倒下了；而民众的行为更是出乎意料——一旦松绑，便不可收拾。民众的行为同瘫痪的共产党组织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十六条》发表之后的两年时间，文革几乎是在失控的状态下演绎的。只是利用了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当局才最终控制住了局面。显然，对于当权者来说，这应该是个始料不及的闪失，而不会是一个所谓的伟大部署。
《十六条》发表后，全国基本上都陷入到一种“半无政府”的状态。我们说半无政府，而不是说全无政府，是因为还有毛泽东本人，中央文革小组，名义上的党中央，以及他们支配下的军队。然而天高皇帝远，从全国范围来看，称之为半无政府状态实不为过。我们也可以将这个半无政府状态的期间称为“半无政府时段”，也即前面提到的那个最具文革特征的时段。
我们看到，正是在这个时段，产生出了各种各样的群体组织，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派别。这是共产党执政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特殊现象。研究和分析这一现象，对认识文革的本质会有直接的帮助。
本文就南师附中（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文革的实际情况，尝试对该校的学生派别进行分析。之所以选择学生派别组织，是因为在这一时段，最为活跃并起着主导作用的群体是学生。

(一) 1966年8~9月南师附中的格局

南师附中1966年8月9日之前，学生中的派别应该说已经初露端倪。
7月5日，高三甲《只争朝夕》小组（后来的“造反军”骨干）张贴了《为毛泽东思想而战》的大字报。至8月9日，该小组贴出了三期大字报。其间高二丙张阳宁、吴芸生（后来的“八一战斗队”骨干）等人贴出的《南师附中对谁专政》，提出学校在招生以及典型培养上的阶级路线问题。
8月5日，全校听取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对当前运动的指示：撤销工作组，一切权力归师生革命委员会。
也就在当天，在商讨南师附中文革筹委会的争论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一派以高二丙张阳宁为首，主张先提出名单，然后以大字报辩论的的形式产生代表。另一派以高三丙学生为首，提出由各班产生一名代表。
8月6日张阳宁主动放弃自己的意见，同意各班产生一名代表，由全校多数通过。
8月8日上午，筹委会候选人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大会受到高三丙余瑶瑶和高三丁程江江（后来的“思想兵”骨干）等人的冲击。
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当天上午，南师附中文革筹委会宣布成立，张阳宁出任筹委会主任。
同一天，“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思想兵）在学校北操场也宣布成立。这是南师附中第一个学生派别组织，又是第一个以家庭出身为特征的红卫兵组织。高三丁的周小阳、程江江、高二的陈光华、朱会民、王晓芳等为该组织的骨干，其中有3人为学生党员。该组织成员中省市地方干部的子弟居多。
当天中午，学校广播站播放了这个组织的《红卫兵创立宣言》。 《宣言》鼓吹“自来红”们站起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可以说，这个组织的成立伊始已经将斗争矛头对准了所谓出身不好的同学。

8月11日，高三甲《只争朝夕》小组的曾小渤、王史维、李天燕联名贴出《造反有理》的大字报。这是附中第一张公开“造反”的大字报。
当天，王史维又以“红色造反军”的名义写了《夺权——交出管理大字报权力》的大字报，敦促校方将管理大字报的权力立即移交给筹委会。
8月12日，《红卫兵第三次世界大战备战军校红色造反军》（简称造反军）正式登场。此前，高三甲的李天燕得到北京红卫兵《造反三论》、毛泽东给红卫兵的信、以及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等信息。 《只争朝夕》小组在高三年级串联酝酿效仿北京成立红卫兵，取名红色造反军。造反军是附中另一个以家庭出身为特征的红卫兵组织。

紧接着第三支红卫兵《八一战斗队》（高二丙张阳宁、吴芸生、胡东光等军队干部子弟为骨干）也宣告成立。

同思想兵相比较，造反军、八一战斗队中，军干子弟居多。组织成员的构成对于组织诉求之影响下文还会提及。

血统论的出笼，立刻遭到南师附中众多同学的强烈反对。
12日上午，以何纪宁为首的高一丙班六位女同学（后来的“红联”骨干），贴出了反对血统论的大字报《我们对红卫兵创立宣言的看法》(注1)。大字报一经贴出，立即引发了高一丙班教室的一场辩论。崇尚血统论的一方形成了围攻的态势，为后来的学生批斗会作出了最初的演练。

8月13日，高三丁的李得宁也贴出了反对血统论的大字报，并声援了高一丙班的六位同学。李得宁的大字报被人刷上“反面教材，永久保留”的字样。

这样，从8月9日《十六条》发表后的几天之内，南师附中校园的情况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党支部、校领导统统靠边，党团组织彻底瘫痪。学校成立了文革筹委会，并出现了三个红卫兵派别组织。伴之而来的血统论也粉墨登场。

随后发生了两起造反军成员毒打教职员工的恶性事件。一次在8月17日前，造反军毒打了教务处杨长庚老师，另一次是8月17日毒打了周钦老师。两次暴行都险些酿成命案。另外，在红卫兵的主导下，女教师陶强、吴寿玉、吴至婉、王盘琴被强制剃了侮辱人格的“阴阳头”（注2）。

8月18日，造反军的李天燕、刘力群、曾小渤、王晓鸣、王晓旭在北京接受了毛泽东的第一次红卫兵检阅。李天燕还代表南京地区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发言（同一天登上天安门的还有南京大学的教师文凤来）。
造反军的成员很多是军队的干部子弟，最早的核心《只争朝夕》小组也颇像北京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加上毛泽东的检阅，造反军更是名正言顺地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当时南京的主要路段，大字报区，都可以见到造反军的标语和大字报。造反军同南京大学文凤来的红色造反队并驾齐驱，是南京地区文革造反最为抢眼的两支队伍。
八一战斗队同造反军一样属于造省市委反的那一派红卫兵。
8月18日之后，南师附中第四支红卫兵组织——红色尖刀队成立。该组织以高二甲王金恒等为骨干，工农子弟相对较多，总人数则明显少于上述三个红卫兵。
在学校内，几个红卫兵也是阵线分明。造反军，八一战斗队对待以沙尧为首的校领导比较激进，持批判态度。而思想兵，尖刀队则比较讲究政策，相对保守。
几个红卫兵组织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崇尚血统论，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属性。
8月20日，南师附中举行了第一次批斗校长沙尧的批判会。由于部分党员教师藏匿沙尧的事情被曝光，致使批判会更为激烈。
8月22日又进行了批斗沙尧的辩论会。
这两次针对沙尧校长的批斗会分别由造反军和八一战斗队主持。批斗会上，有些言行已经很粗野。
8月27日，南师附中成立了“劳改队”。包括校长沙尧在内的十几名教职员工被编入其中。

9月初，华东水利学院（现在的河海大学）等校的学生，为扬州地委问题到江苏省委抗议。许家屯（省委书记之一）组织了南师附中的思想兵赶到现场，控制讲台，冲散了华水等校的学生。事后，许家屯在省委二十九号食堂接见了南师附中的思想兵并以夜餐招待。　　　　
随后，许家屯又组织南师附中思想兵到省委三十三号门口围攻中国人民大学南下串连的学生。当时人民大学的学生为顾全大局，主动撤走，才避免了进一步的冲突。　　　

9月3日，南京市委做出解除沙尧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当天，造反军组织了沙尧游街，全校教职员工强令随行。游街队伍在山西路附近受到围观民众的阻挠。当时民众对于这种游街以及体罚的行为并不认同。以后的几天，山西路周边出现不少“革命群众”指责南师附中红卫兵打人的大字报（注3）。
9月5日，造反军就市委有关文件的问题，去市委辩论。造反军倾巢出动，并在市委的房顶刷出“造反”大标语。南京地区开展文革以来，“造反”二字出现在市委门口还是第一次。这次辩论会被称作“9.5辩论”。
9月6日，省市委操纵的全市性保守派红卫兵组织“南京红卫兵总部”在上海路8号神学院大院成立。南师附中思想兵是该总部的重要成员。可是成立大会却阴差阳错地通知了造反军。当江渭清、彭冲等省市领导为“黑子兵”（南京地区偏保守的红卫兵、赤卫队的袖章是黑字）授旗，全体起立鼓掌时，造反军才发现错入了门庭。但是，造反军仍然加入了“红卫兵纠察队”。省市委还特地为纠察队成员配备了包括永久牌自行车在内的行头。
9月9日，全市造反派学生以两个事件为由（人民大会堂事件及雨花台事件），在省委门口聚集示威。 “南京红卫兵总部”奉命前往救驾。双方对峙三天，造反派学生撤离，[九.九事件]告终。
南师附中造反军与思想兵在对待省市委的态度上对立明显。
9月10日、11日，造反军在鼓楼、新街口一带张贴了许多炮轰省市委的大字报。大字报包括南师附中保存的人体标本来自雨花台，雨花台烈士陵园的烈士忠骨暴露于荒野之类的内容。造反军也没有忘记将“血统论”作为批判的武器，直接在大字报中点名市委副书记刘中为“崽子”（显然，造反军对省市委主要领导的这方面情况有所摸底）。

此间，红卫兵的社会抄家行动也愈演愈烈。省市委领导为了表明支持红卫兵，由公安部门出面提供抄家名单、住址以及车辆，配合红卫兵的行动。
造反军曾经乘坐公安部门的卡车，参与了江苏省副省长刘国钧家的抄家行动，战利品包括照相机和电动车等。
可是省市委没有想到，造反军的抄家欲并没有就此收敛，而是得寸进尺向公安部门提出所有“牛鬼蛇神”名单的要求。
这个要求显然不能被接受。于是造反军直接拉着队伍到公安部门交涉。公安人员当场拨通北京方面的电话，并让造反军的人员能够听到电话中的声音，才使这场闹剧得以收场。

文革运动升温的同时，受北京红卫兵行为的影响，一场以血统论为特征的“斗学生”行动在南师附中展开。
9月初的一天，造反军在北京红卫兵的示范下，率先在高三乙教室批斗了高三丙的杨洪苍同学。当时的口号是：“此反必造，同学必斗”、“老子同老子干，儿子同儿子干”（注4）。当时造反军中也出现过不同的声音，高一甲署名《东海》的大字报就对利用血统论整同学提出质疑，但很快就被主流的声浪淹没。
有人认为，思想兵相对而言更讲究文斗，其实也不尽然。殴打同学最严重的批斗会，恰恰出自思想兵之手。高二乙、高二丁被重点批斗的有陈光炎、谭钢屏、陈瑞麟等同学，被批斗的同学甚至下身失禁，这两个班级被称作血统论的重灾区（注5）。
抄家也照样适用于这些同学。几个红卫兵组织在抄同学家方面相互攀比。造反军应该说更为突出，有的同学被该组织多次抄家，比如高三丁的李得宁、吴超明同学的家就曾遭受造反军多次光顾。尽管造反军、思想兵在对待学校领导，省市委的态度上有所不同，但在利用血统论斗同学方面却完全的一致，甚至在行动上也有所配合（注6）。
同造反军一味地抄家相比，思想兵在“思想”上更具特色，竟然琢磨出了一个“挖阶级烙印”的系列套餐。从形式上看，此举在全国的红卫兵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9月中旬，思想兵在学校北操场举办了参加“红卫公社” 、“红外围” 、“挖烙印”的动员会。动员会由高二乙陈光华主持，高二丁朱会民主讲。宣讲内容主要是通过毛泽东的两论（矛盾论、实践论），来论述“挖烙印”的必要性。据陈光华后来透露，当初的举动也有扩大队伍的考量（注7）。
9月20日，思想兵组织的“挖烙印”队伍步行出发，目的地是南京近郊的陆郎农村。思想兵将支援农村生产同“挖烙印”搅和在一起。“挖烙印”的队伍一路上还叫嚷声不断，“老子反动儿混蛋”之类的口号，令路人瞠目结舌。 在农村，“挖烙印”的同学上午参加劳动，下午分组进行“挖烙印”。大家围坐在生产队的地头，挨个进行自我“检查”。当时挖出来的“烙印”，包括“黄烙印” 、“黑烙印”不等。
9月28日“挖烙印”队伍返回南京，闹剧才算结束。

同思想兵、造反军相比，八一战斗队尽管也有抄家和批斗教师的的行动，但没有直接批斗同学的“组织行为”。这是八一战斗队同思想兵、造反军的不同之处。

9月29日，高三丁的部分学生成立了“红色挺进队”（后来改称红色野战军，为红联中坚）。这是在红卫兵之外，另一类型的学生组织（注8）。 10月初的一个夜晚，遇罗克的“出身论”油印本，出现在“挺进队”的活动地点——南师附中建国院的一间小屋。笔者还记得黎明同学“说的是对的！”这句话。挺进队决定集体去北京串联（注9）。

思想兵的“红卫公社”、“红外围” ，前后只维持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从10月份开始，大规模的串联浪潮席卷全国。南师附中的学生也加入到了这个行列。

(二) 1966年12月的形势逆转

经过10月、11月的大串联，12月初同学们陆续返回到学校。这时候的全国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血统论受到了批判，当时被称作“谭氏路线”（注10）。
校园内各类造反组织象雨后春笋一般，迅速涌现出来。 8 、9月间红卫兵独大的局面被彻底打破。批判血统论的大字报布满校园，
红卫兵的势头受到了遏制，只有造反军还稍显活跃。
平心而论，这时的红卫兵们应该意识到自己在8 、9月份的表现是有问题的，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许多人或许并不清楚。因此接下来批判血统论的过程中，许多红卫兵成员始终处于被动的状态，甚至抱有对立情绪。
造反军当时提出走出校园，继续炮轰省市委。但其他组织则认为留在校园批判血统论，解放思想发动群众才是当下之急。于是12月初形成了所谓“校内派”和“校外派”，并有过小礼堂的辩论会（注11）。
事实上，校内，校外之争并不在于用语上的不同，而是对8、9月的血统论迫害有不同的认识。校内派并非不重视社会上对省市委的批判，而是认为造反军有逃避之嫌。
经过12月初的酝酿与准备，主张批判血统论的这部分学生组织，于12月16日成立了“南师附中红色造反联合会”（简称红联）。红联的出现，标志着南师附中的文革进入到一个新的格局（注12）。
红联迅速发展到六百多人（当时学生总数1320人），成为南师附中举足轻重的学生组织。红联参与了南京8.27中学分会的组建工作，派出沈立智、蓊越飞分别到中学分会及南京大学8.27秘书组工作。在批判省市委，以及后来震惊全国的1.3事件中，红联都积极参与并有过不俗的表现（注13）。
此间，只有思想兵还在受着省市委的支配。人们已经看不到“校外派”的造反军在校外的踪迹，这说明校内派先前的担忧还是有道理的。

1月26日，南京发生了部分造反派组织夺取省市委权力的事件，从此形成“好派”、“屁派”对立的格局。
效仿社会上的夺权，红联也夺得南师附中的权力。夺权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解散劳改队。
此时，红联中持“好派”观点的“井冈山兵团”（大约50人左右），脱离红联并发起组建了南京市中学革命造反司令部。
红联和井冈山只是在1.26夺权事件的观点上不同，而在南师附中校内的问题上观点依然一致，并不存在“两派”的矛盾。这也是南师附中学生派别组织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特征。
1.26夺权事件之后，南京地区的保守派组织树倒猢狲散，南师附中的思想兵也从此销声匿迹了。
1月28日，高三丁的“红色野战军”（红联）发起了索取“黑材料”的行动，索取的对象是该班级的思想兵成员。红联则以人员和卡车（南师附中仅有的一辆旧式加拿大战车）配合了这次行动。
在此之前，高三丁班主任胡百良也是被索取的对象。前后的两次索取行动，同红卫兵的抄家完全不同，不仅在形式上不同，而且在内容上也不同。整个索取的过程不是抄家，只是索取“整同学”的材料（注14）。
如果不是将“整同学”视为一个孤立的现象，那么当局实行的阶级路线、阶级政策，就同这一现象有着因果的关系了。因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积极执行了这些政策的班主任也会成为被索取的对象。
从8月、9月血统论盛行、抄家、批斗会、“挖烙印”整同学，到几个月后“理直气壮”地索取黑材料，让人们感受到了迫害与反迫害的激烈较量。

1.26之后，红联仍然积极地为批判血统论而努力，同时也积极声援其他中学与“血统论迫害”的抗争。其间有过参与摧毁九中8.18红卫兵广播站的行动。

2月，南京发生“黑子兵”参军事件。这个事件当时造成不小的社会反响，甚至引起了中央的注意。说是黑子兵参军也不完全准确，确切说应该是一次军队子弟的内部当兵。事出有因，背景是红卫兵组织在66年夏天的一些行为受到了社会的抵制与批判。军区副司令员肖永银在谈到内部当兵时曾感慨地说：这是我们的子弟呵！
后来由江青披露的毛泽东关于《触龙说赵太后》的说辞，也同样反映出那个年代掌权者们的心态以及思想意识。
“黑子兵”的参军，给南师附中红联的批判泼上了一盆冷水。

2月以后，“八一战斗队”的吴芸生、张阳宁、胡东光等骨干先后加入了红联。八一战斗队在大串联之后，已经基本解体。该组织的许多成员最终选择了红联，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红卫兵现象。
3月14日，红联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红联一部分成员）。
红联成立红卫兵有两个考虑：其一，红卫兵当时仍然受到社会的推捧；其二，红联希望同造反军的抗争中有个平等的地位。
红联建立红卫兵只是一个运作而已，并没有实际上的积极意义。相反，在红联内部不免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3月15日，造反军发起南师附中老红卫兵重组大会，外校的“老红卫兵”纷纷前来附中北操场助威。大会亮出“拥军保许（世友）”的牌号，因而受到校外“好派”组织的强力冲击，造反军被斥为“铁杆保皇”。
造反军的”拥军保许”，使之成为“好派”、“屁派”之外的另一类——“保派”。
通过重组，思想兵、尖刀队的部分人员并入到造反军。
重组大会表明了造反军的依然存在，并继续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发挥作用。
事实上，造反军在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借着“三结合”议题的出现，已经在校内开始了行动。
3月2日，在造反军的安排下，举行了校长沙尧“亮相会”。这一运作遭到红联的强烈反击。红联以沙尧的自首书问题作为回应，让造反军扶持沙尧的意图彻底破灭。
红联顺势推出支持副校长李夜光的主张。
沙李之争的背后，反映了对于文革前基本状况的不同认识。在红联看来，沙尧基本上扮演了“阶级路线”、“阶级政策”忠实执行者的角色。他1955年担任南师附中书记兼校长的职务，在“肃反”、“反右”等政治运动中，都是积极的执行者。文革中为保全自己，通过抛档案，将目标转移到其他干部和教师身上。他长期排挤压制“地下党”干部李夜光，将执政党的潜规则运用得相当娴熟。
红联反对沙尧，反映出对文革前的一些相关政策的不满，尽管这种认识当时还不可能达到清晰的程度。
而造反军推崇沙尧，则反映出对于过去（当然不仅是过去）的一些相关政策有着本能上的认同。
这种“不满”与“认同”，才是沙李之争背后的差别所在。

当时社会上主要是“好派”、“屁派”的对立。红联虽然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学校，但仍然关心着社会上的动态。值得一提的是，红联曾与南京东郊的炮兵工程学院（现在的南京理工大学）“好派”，在该院进行过一场关于1.26夺权的擂台辩论会。红联动用了卡车，还有很多同学骑自行车前往炮工。擂台辩论会的意义在于它是纯粹而又经典的“文斗”。在那个黩武的年代，这样的辩论会形式并不多见。
尽管红联属于“屁派”，也派出了部分人员参与了8.27的社会活动，但促进两派联合、反对武斗的宗旨始终未变。
红联也是一个缺少“派性”的屁派。当时红联的红野就曾经支持过邻近的南京建筑工程学校的好派（现属南京工业大学）。结果该校的屁派直接找到了附中，想讨个说法。红野向他们表达了“只能支持一个单位的造反派，而不论它是否是屁派”的基本立场。

4月1日，南京市军管会遵循上级的部署派来了军训队，目的是让学校能够尽快复课闹革命。

全国各地夺权之后，中央希望通过复课闹革命等项措施，将文革收官。这也说明当局绝对没有十年文革的打算（虽说后来有过7、8年搞一次的意向）。

复课闹革命是当时宣传的重点。全国的样板是上海女六中，毛泽东本人对该校的复课革命还有批示。在南京则有军管会推崇的三女中。笔者当年特地走访过南京三女中。这个学校的大字报栏非常整洁，内容都是宣传复课闹革命的。笔者曾问过该校的学生，文革中是否到过南京大学（南京地区最具文革影响力的学校）。她们的回答令人吃惊：“到南大去干什么？”
南师附中红联甚至有人专程跑到上海女六中去取经，结果与笔者在南京三女中的感受相同。
红联的一些成员对于这两所学校的“复课闹革命”不屑一顾，认为这样的学校不具代表性，因而对毛泽东的批示也有看法。
军训期间，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关于“触龙说赵太后”的讲话被披露，造反军的刘迎胜顺势贴出了《看明日之域中，竟为谁家之天下？》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后来被编入造反军的铅印小报《共产党宣言》。
红联的大字报中也有一幅漫画给人以深刻印象，画中造反军骂市委书记也是“崽子”，形象地讽刺了造反军的“造反”。

可是，军训队的领导并没能处理好学生派别的关系，明显倾向于造反军。因而被红联认定不是“一碗水端平”。
5月初，红联组织队伍步行到市军管会，反映了军训队的情况。军训队随即撤离了南师附中。欢送军训队的场景让人匪夷所思，造反军不少成员哭成泪人。
南师附中后来的“深挖516运动”中，红联被指责“矛头指向解放军”。这显然不符合事实，红联只是没有给军训队面子而已。
5月3日，造反军借纪念五四为由，携来外校“老红卫兵”在附中举行集会。红联认为此举是为血统论翻案，双方发生冲突。粮校、九中、八中的八二七学生赶来支援，在场人数达到近千人。

5月以后的日子较为平静。高三丁红野（红联），用了近两周的时间，进行过一次文革讨论学习。主要是总结文革以来的思想认识。明确中学文革的主要任务就是批判血统论，并且提出了对待教师队伍的看法。特别提出对所谓有历史问题的教师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而不能总是拿历史问题来说事，文革整教师是绝对错误的（注15）。
红联的思潮同后来毛泽东倡导的“清理阶级队伍”明显对立（注16）。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提及“我们要相信群众，我们要相信党”这两条所谓原理的时候，有同学阐述了自己独特的看法：首先应该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存在。

红野的认识实际上也是多数红联成员的认识。当时高一甲的东方红革命造反团（红联）就有一个教师支队。而这个教师支队的前身，正是67年3月被造反军勒令解散的“铁臂摇”战斗队。造反军的行为显然同南京市军管会3月份的取缔所谓反动组织有关（注17）。
红联在南师附中夺权之后立即解散劳改队，以及对待教师的态度，都与崇尚血统论的红卫兵截然不同。

7月下旬，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鼓吹“文攻武卫”，江苏两派大武斗危在旦夕，红联在无锡地区以南师附中红联的名义发表过声明，指出无锡主力军和九.二都是造反派，应该联合而不是对立。当时无锡的九.二被南京两派错误地认定为赤卫队那样的保守组织。红联的声明在无锡地区引起了反响，也影响到整个江苏两派的格局。南京8.27后来同无锡九.二的接触中，九.二代表曾向8.27中学分会会长的沈立智表达过对于“红联声明”的感谢。

8月初，南京的局势越加严峻，南师附中校园也难以保持平静。红联不得不化整为零，撤出学校。

造反军尽管打出了“拥军保许”口号，却是好派、屁派之外的另一个派别。造反军后来的负责人纵晨光曾聊以自慰地感叹：在南京两派都在拉拢造反军的时候，造反军没有介入两派之争。
这或许是个事实。造反军的“拥军保许”是一个基本的立场，与好派、屁派的一时之争并无相似之处。为了不让两派影响到自己的“核心利益”，造反军不介入两派完全在情理之中。

造反军标榜的是“拥军保许”，实际上又做了些什么呢？
造反军在67年春夏之交重操旧业，掀起了新一轮的“抄家”。包括南京大学教授区、知名人士的住宅以及南师附中副校长李夜光的家。幸好事前消息走漏，李夜光在红联学生的帮助下出走北京，让造反军扑了个空。造反军只能拿镜子、蚊帐、桌椅板凳发泄。
如果说66年8月破四旧 、抄家等行为，还能得到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小组的首肯，那么67年的抄家就完全没有依据了，它更像是一种纯粹的“打劫”。南京市公检法能够将造反军的王晓焰等绳之以法（拘捕令曾在南师附中校园张贴），多少映射出造反军成员67年抄家的诸多问题。
在新一轮抄家的同时，造反军利用军队关系，67年7月印制了南师附中第一份铅印小报《共产党宣言》。刘迎胜的《看明日之域中，竟为谁家之天下？》、《小太阳永不落》是该报代表性文章。

67年9月之后，南京的局势得以控制，红联返回校园。在高二丙115师（红联）的倡导下，红联也印刷了自己的小报《中学红卫兵》。
在这之后，好派的井冈山兵团也出了小报《中学红卫兵报》。

红联小报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有高惠敏、佟元诲合作的《高干子弟与资本主义复辟》。该文试论证了“未来中国如果发生资本主义复辟，权贵阶级非高干子弟莫属”这个命题。
南师附中后来的深挖516运动中，这篇文章被列为反动文章之一。
造反军的小报，挟阶级路线、阶级政策上的优势，大谈“学校的门朝哪儿开”；红联则处于守势，只能强调“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学校教育的根本”。

在谈到培养人的议题时，红联（包括井冈山）也对南师附中64年开展的“教改”进行过反思（注18）。附中校园曾出现64届毕业生马垻公社插队“新农民”现状报道的大字报。当年以黄桂玉（后改名方玉）为典型的新农民插队，是作为教改的成果和方向来宣传倡导的。而在红联的报道中，“新农民”仅仅经过几年的时间，锐气便荡然无存，更不要说大有作为了。如果说文革初期，对待教改的态度是区分革命、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一个标尺的话，那么在“无政府时段”，作为教改成果的新农民插队，即所谓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受到了质疑。

此时，南京两大派（好派、屁派）的联合是社会上主要的话题。
解放军报驻宁记者邢文举（实际上是中央在南京地区的联络人）放话给红联：如果红联、造反军能够联合，给南师附中上报纸！
当时的南师附中也就三个学生派别。 屁派的红联，好派的井冈山在校内从来就是联合的，完全不存在所谓的联合问题。而“崇尚血统论”的造反军，同反对血统论的红联、井冈山又该如何联合呢？

(三)省市革委会成立后的局面

1968年3月下旬，江苏省、南京市革委会同时成立。作为红联在中学8.27的代表，沈立智入选了南京市革委会委员。按照省、市革委会的要求，委员们要抓好本单位的文革。于是，南师附中的派别组织在经过了相对松散逍遥的一段时间之后，筹建校革委会的准备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红联对校长沙尧进行了隔离审查。重点还是老问题：“自首变节”以及“抛档案”整教师。红联还隔离审查了主管教改的教育厅副厅长朱之闻，致使朱之闻坠楼摔伤。井冈山隔离审查了早已在1955年“肃反”中被除名的原教师高鸿魁，导致高鸿魁死亡（注19）。
造反军则揪住地下党的副校长李夜光不放。
这时的造反军与红联、井冈山虽然谈不上联合，但确实有过一同外调的经历。当时为了审查干部，为学校三结合做准备，需要进行一些外调。搞外调必须要有介绍信，而省市革委会、军管会只对已经联合的组织开出共同介绍信。这样，红联、井冈山与造反军被迫在外调上联合了。
68年4月中旬以后，“清理阶级队伍”之风开始在全国蔓延，势头凶猛。南京大学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已经着手清理。造反军此时也跃跃欲试，红联感受到压力。
红联高一甲东方红革命造反团的“教师支队”也在这个时候被迫解散。
以高二甲为主的部分红联学生还作出了对“有问题教职员工”的象征性抄家，以表明立场。

从66年12月红联成立，到68年4月之前的这段时间，红联主要的行为是批判血统论，抗争血统论政治迫害。可是68年4月以后，红联所属组织的一些行为，已经有所偏离初衷。
对于这一点，沈立智后来曾明确表示，由于要贯彻省市革委会的指示，他本人对这一时段南师附中红联的行为负有主要的责任。
实际上，这不是个人责任的问题，有些事情沈立智或许并不知情。
关键是省市革委会的介入。笔者认为，文革的派别组织只是“无政府时段”的产物。一旦地方革委会开始有效地运作——无政府状态终结的过程，派别组织赖以生存的条件和空间也就随之丧失，此时派别组织难免发生一些变异。应该说68年4月以后，红联已经步入变异、消亡的阶段。

68年8月9日，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南师附中后，立即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工宣队将教职员工集中住校并编组，由红联、井冈山、造反军共同组成“红卫兵突击队”，介入教职员工组以协助工宣队。

如果说68年4月开始，南师附中的派别组织已经逐渐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条件和空间，至工宣队8月9日进驻南师附中管理学校，学生派别组织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只是派别的思潮还在延续。

根据以上的所有事实，可以认为南师附中的”无政府时段”，自《十六条》发表到工宣队进驻学校，恰好是两年整。

工宣队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红联成员的总体表现是消极的，同学们都希望尽快离开学校。
相反，造反军的成员则显得很有后劲，似乎又找到了展示阶级觉悟的机会。
当时，高二丙的高惠敏对学生分配去向有所看法，贴出了《分配办公室吴茨人部长访谈录》的虚拟大字报，指出了在分配政策上的不平等。这张大字报立刻引发造反军学生的批判，造反军拿出了“招兵条例”、“公安六条”等依据，绝对处于强势。
事实表明：无政府时段的大部分时间，造反军的思潮在校园内处于劣势，每当无政府状态有所改变，比如军训队入校，造反军就试图借机翻身。而一旦无政府状态终结，造反军的思潮就处于强势。红联的状况刚好相反。
实际上，造反军和红联都已经意识到，双方对立的实质并不在于血统论，而是血统论的“背后”。可是造反军血统论的辫子被红联揪住不放，以至于造反军始终找不到真正翻盘的机会。
红联同样感到困惑，这血统论的“背后”可不是轻易可以触摸的领域，文革的环境并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环境。
记得当时有同学谈到过马克思、鲁迅，假设他们生活在我们这个年代，他们会在什么地方？结论及结论的一致让大家更为迷茫：他们一定会在狱中！
67年2月，高三丁红野的李得宁从北京寄来四中的《中学文革报》。当时红野翻印该报《出身论》的同学，用心良苦地在油印本封面加上了“供分析批判用”的字样。
李得宁后来回忆：“六七年春，我班造反军的卢寿春在五四教室楼与东一楼之间拦住我，他手里拿着红野翻印的《出身论》，一手指着我说：你们大量翻印大毒草《出身论》，反动透顶，《出身论》说出了你们的心里话。
我不敢反驳，只是向他指出“供分析批判用”那一行字。
他并不买账：这只不过是你们的一个幌子。
我无言以对。他看得很准。”（注20）。

这段对白生动地反映出当时造反军与红联、井冈山之间派别性的对立。

在插队上也同样反映出派别的特征：好派、屁派总是在一起插队，造反军则独开锅灶。
68年9月21日，红联、井冈山的第一批同学去了苏北泗洪界集。一个月后，黄小娅（68届初一丁）在农村来信中写道：知青插队农村不可能大有作为。此信的内容在红联中颇为人知。
10月23日，第二批同学去了内蒙古草原。
后来还有去洪泽、淮安、淮阴等地的几批同学。造反军则独自去了淮安黄码。
最后还有去苏北建设兵团的同学，这些不是“插队”的同学倒是不分派别，也没有分派别的条件。
11月24日，校革委会成立。造反军与红联在四个学生代表的名额中平分秋色（注21）。南师附中文革告一段落。

（四 ) 谁是“造反派”？
关于文革造反以及文革造反派的概念，或许是文革诸多概念中最含混不清，最值得商榷的概念。
如果仅从“造反”二字来考量，南师附中的造反军毫无疑问是个不折不扣的造反派。不仅他们自己向来这么认为，红联在一段时间也曾这么认识。造反军66年9月5日就到市委辩论，喊出“造反”的口号，造反军积极参与了“南京九.九事件”，造反军的造反标语、大字报到处可见。虽然在造反的过程中，造反军不时凸显“崇尚血统论”的软肋，但紧跟毛泽东造反的特质是很明显的。八一战斗队也同样如此。从这两个组织的造反诉求来看，虽然经不起推敲，但毕竟起到了煽风点火、造势的作用。

文革时期有句豪言壮语：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造反军，八一战斗队的行为，还够不上如此豪情。充其量也只是仗着皇帝的威风，打压其下的官吏。何况这些官吏的地位有些还在自己的父母之下呢！

不过，平心而论，造反军和八一战斗队在领悟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方面还是胜过思想兵一筹。尽管他们时常以血统论，阶级情感作为造反的支撑，却多少也表现出了对于压制民众的一些手段的不满。
当然，在红联起来批判血统论迫害之后，造反军的造反成色已经荡然无存。维护所谓的“阶级路线”，“阶级政策”成了造反军行为的主轴（注22）。
思想兵相对于造反军略显保守，一方面同省市地方干部子弟的组成结构有关，另一方面多少同教改中，其成员受益颇多有关（教改中的典型，积极分子等）
我们姑且将思想兵（包括尖刀队）视为“保守派”。

可是67年1.26夺权后，造反军却亮出“拥军保许”的牌号，与其最初的风格大相径庭。当时围绕着1.26夺权的好派、屁派，确有反许、保许之说，这只是针对南京军区军管后，许世友个人支左的倾向而言。而造反军这个既不是好派也不是屁派的组织也急于出来亮相，不能不让人们对它最初的造反产生疑惑。此时的造反军更像是保省市委的那个思想兵了。
说到造反军和思想兵的表现，不能不从他们组织的成员结构上寻找原因。造反军中军干子弟较多，而思想兵地方干部子弟较多。两个组织的矛盾也让人们联想到南京军区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不同境遇及矛盾。当年的军队是所谓革命化的一面旗帜，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而江苏南京地方政府已经成了文革冲击的对象，形势十分严峻。如果向前追溯到所谓的革命战争年代，苏北军区、苏北地方公署的派系恩怨，延续到文革后的八十年代仍然派性不衰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1980年，原新四军系借“黄桥战役”胜利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打压以许家屯为代表的地方派系，这在南京军区的一些部门几乎是人人皆知的事情。

文革初期中学生的思想与行为往往受到家长们的影响。所以，思想兵保省市委是在情理之中，而造反军“反”省市委也有家庭的背景。如果说利益最终决定，那就不难理解1.26夺权后，造反军为什么如同思想兵保省市委那样，急于亮出“拥军保许”牌号的举动了。
或许，影响某个组织及个人的行为还有其他的因素，但上述的因素也不可忽视。

除了几个红卫兵组织之外，附中其他学生的造反特质也很明显，这同文革前的教改有着重要的关系。南师附中64年开始的教改完全贯彻了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从思想体系来看，它同文革应该是一脉相承的。 66年8、9月间，其他学生受到了“血统论”的压抑，自然不可能像红卫兵那样冲在前面。其他学生的一部分人，仅能协助造反军、八一战斗队抄写或张贴大字报，做些下手的事情；而另一部分学生则处于随时挨整的“恐惧”之中。
南师附中66年8、9月间，红卫兵批斗教师以及不同程度地利用血统论整肃同学的行为，应该是他们派别性考量的最重要的事实依据。

血统论在红卫兵身上的发作绝对不是个孤立的现象，它同当局的阶级路线、阶级政策有着血脉的传承。南师附中1963~65年的招生以及一系列政策与结果，直接影响了这个学校文革的格局（注23）。文革中曾流传过一句话：我们之所以取得优势，并不是由于我们正确，而是由于我们是多数。
可以想象，如果文革不是在1966年发生，南师附中的文革或许会是另外一种格局。

文革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亦步亦趋地搞出个“血统论”。
从今天的眼光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无疑是一场全面的政治迫害，红卫兵利用血统论整肃同学的行为，则是这场迫害的一种表现形式。
文革是一场灾难。停工、停产、停学好几年，不是灾难也是灾难。灾难让人们感受到大家都是“受害者”。
文革是一场政治迫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是迫害又是什么？迫害让人们记住了“肆虐者”。
南师附中的四个红卫兵组织，都曾利用血统论参与了政治迫害，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当然，四个红卫兵组织参与迫害的程度有所不同，八一战斗队没有直接批斗同学的“组织行为”，这同八一战斗队领导层的个人素养有关。

从形式上看，文革宣称的是防止特权阶级的产生，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但是文革的发动者们完全没有搞清楚：特权阶级的产生恰恰源于专制体制本身，而他们自己正是专制体制的受益者和维护者，他们本身就享有着特权——独裁的特权。
所有支撑发动文革的思潮，或曰毛泽东思想都不是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之上的。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人真正了解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至于“复辟”之说更是无稽之谈。当局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辞的时候，连他们自己都解释不清。这一切让人们感受到文革犹如一场荒唐的闹剧。闹剧中充满着政治迫害的血腥。
因此，经历了大动荡之后，文革最终演化成强化专制体制也就不足为怪了。 “清理阶级队伍”以及后来的“一打三反”、“深挖5.16”，无一不是强化专制体制的政治手段。

综上所述，南师附中的四个红卫兵组织，就派别而言，说他们扮演的是维护当局的阶级路线、阶级政策的角色并不为过。他们都有维护专制体制的倾向。

那么红联（包括井冈山）又是怎样的派别呢？红联在“无政府时段”主要做了一件事——反对“血统论政治迫害”。从66年12月成立起，就坚持着这个宗旨。即便在好派、屁派对立最为严重的时候，红联仍然视反对血统论政治迫害为中学的主要任务。当时南京大学8.27的“红战联”认为，南师附中红联对社会运动参与不够，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红联则认为南大学生不了解中学的情况。
从红联的整个行为来看，正好同造反军相对立。红联反对的是血统论的政治迫害。
但是红联也有一个很大的困惑：这个批判了两年之久，表现为血统论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究竟出自何方？它同刘少奇这个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扯得上关系吗？
当各级革委会成立，组成所谓的三结合班子，从而声称文革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候，一种“走过场”的忧虑笼罩在红联不少人的心头，大家丝毫没有“胜利”的情绪。
笔者记得，当年真正能激起文革热诚的，除了紧跟毛泽东“闹革命”之外，就是《十六条》中关于“巴黎公社那样的选举”的论述。

文革前人们被灌输的，都是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搞专制的政治内容。相比之下，巴黎公社的民主就成了青年人称道的社会追求。对照巴黎公社的自由投票选举领导人，以及对领导人的监督机制，领导人的年薪不超过熟练工人的规定等等，都让青年学生对文革后的景象充满想象。
虽然《十六条》中关于“巴黎公社那样的选举”的论述，仅仅限于“文革委员会等选举”事项，可是学生们的思想早已冲破了这个限制。当局视为如意之作的“三结合”，显然同人们憧憬的画图相去甚远。这就造成了“走过场”的忧虑。
红联批判血统论的初衷是希望所有的公民都有一个平等的社会权利。可是毕业分配上的不平等，加深了这个“走过场”的忧虑。
虽然红联也是打着文革的旗号，但其思想与行为往往同当局并不一致，甚至还相悖。深层的原因多半还是那个特定的社会群体的利益所致。所以归根结底，文革派别的诉求应该是当时的社会矛盾，群体利益的反映。造反军如此，红联、井冈山也不例外。

当局后来的“工农兵学员招生制度”，同文革中造反军鼓吹的“学校的门朝哪儿开”简直是同出一辙，只是时间先后上有所差异。
1968年1月，中央文革小组认为《出身论》的作者对专制体制构成威胁，因而逮捕了遇罗克，后来又将其杀害。在南京则有对“查全华小组”的镇压（注24）。

68年4月以后，正如前面所述，南京已经处于省市地方革委会掌控阶段，无政府状态已经逐渐被改变。此时的文革派别已经是逐渐失去生存条件和空间的派别，已经进入到变异、消亡的阶段。所以，这时的派别行为虽然也有一定的探讨价值，却不是本文的趣旨所在。

笔者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派别研究，是一个十分有价值的课题。不同地区、不同单位的文革虽然都会有不同的特点，但普遍性总是存在于特殊性之中。通过对特殊性的具体分析，人们才能认识到普遍性的存在，而文革运动的普遍性，揭示的正是文革运动的本质。

（五）结束语

我们说文革是独裁当局导演的一场闹剧，是毛泽东思想走到极端的一场大规模政治迫害，迫害贯穿于整个文革期间。可是，在“无政府时段”，当局的政治迫害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民众本能的抗争，這是其他時段没有或者少有的現象。《十六条》发表后，地方政府包括基层共产党组织的全面瘫痪，使得专制体制的掌控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从而给民众的抗争让出了一定的空间。文革中，民众对政治迫害的“抗争”，同毛泽东的所谓相信群众，在内涵上没有任何的关联。观察文革，如果忽视了文革中的反迫害、反文革现象，就难以认清文革的本质。
文革中的“血统论政治迫害”，不仅仅发生在南师附中这样的学校，而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由于当局的阶级路线，阶级政策不能够触及，当时的“批判与抗争”被认为是收效甚微。可是十年之后，这个血统论“背后”的根基就开始塌陷了。
今天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认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文革中对“血统论政治迫害”的抗争，是导致这个“根基”塌陷的重要因素。南师附中红联（包括井冈山）这样的派别组织，在文革中的抗争不仅具有意义，而且颇有成效。

作者：王虹
2011年5月定稿

注释：
带有编号的文章，载于《南师附中老三届》网站http://nsfz.tk & http://nsfz.bee.pl

【1】《我们对红卫兵创立宣言的看法》（作者何纪宁等六人）文章号024。
【2】《周钦被捆绑示众事件》(作者吴晓，笔名一棵小草)文章号078、《文革迫害调查》文章号244。
【3】《我的文革初期记事》（作者戴相陵）文章号224-5。
【4】《文革迫害调查》文章号244。
【5】 《难以忘却的愧疚》 (作者陈干梅)文章号001。
【6】《文革迫害调查》文章号244。
【7】《附中回忆1966年：“挖烙印”前后（三篇）》（作者戴相陵）文章号009。
【8】《从红挺、红野到红联》（作者王虹）文章号003。
【9】《革命大串联中的故事补充》（作者王虹）文章号243。
【10】《批判“谭氏路线”》红色野战军报二期影印件，文章号067。
【11】《我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事记》井冈山兵团影印件，文章号067。
【12】《从红挺、红野到红联》（作者王虹）文章号003。
【13】《光辉的历程（一）》文章号028 。
【14】《我参与的一次“抄家”》（作者王虹）文章号062。
【15】《文革中的一次研讨会》（作者王虹）文章号124 。
【16】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此后，全国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17】《1967年夏天南京「倒许」风潮的台前幕后（二）》作者董国强（http://blog.sina.com.cn/u/1691495651）
【18】根据毛泽东1964年“春节讲话”，由江苏省委，教育厅为主导，南师附中开始“教学改革”的试点。1965年1月，南师附中正式选为教育部的试点学校。南师附中64~66教改资料的副本现存于南师附中。参考文章《南师附中教改档案流失》文章号267。
【19】《文革迫害调查》文章号244。
【20】《关于血统论的思考（三篇）》 (作者李得宁)文章号002。
【21】《南京鲁迅中学革命委员会》文章号248 。
【22】《路线斗争与阶级斗争》（造反军大字报资料）文章号286。
【23】南师附中老三届共26个班级，学生总数1320（南师附中相关资料保存完好）。以66届高三丁（教改试点班），68届高一甲，66届初三甲，68届初一丙的班级状况为例，63~65年的招生政策对文革格局的影响可以略见一斑。四个班级的情况如下：
（66届高三丁63年入校）
班级人数49
干部子弟9
工农子弟2
其他子弟38
老红卫兵10
红联井冈山30（红联30，其中原造反军，八一队，思想兵各1人，）
未参加上述组织12（华侨，被批斗的黑五类子弟等）。

（68届高一甲65年入校）
班级人数44
干部子弟18
工农子弟3
其他子弟23
老红卫兵17
红联井冈山27（红联27，其中原八一队1）
未参加上述组织1（观点较为中立）。

（66届初三甲63年入校）
班级人数55
干部子弟18
工农子弟12
其他子弟25
老红卫兵20
红联井冈山15
未参加上述组织20

（68届初一丙65年入校）
班级人数57
干部子弟52
工农子弟3
其他子弟2
老红卫兵48
红联井冈山5（其中原老红卫兵3）
未参加上述组织7（自由派干部子弟）。

从以上四个班级的情况可以看出，65年入校的初一丙与63年入校的高三丁的情况正好形成相反的格局。反映出63~65年间当局政策的强化。


http://nsfz.tk/?p=2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