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贻：我给詹才芳将军当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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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詹才芳将军当秘书

作者：陈德贻    文章来源：神州杂志

　　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在提起那10年动荡岁月时，心头往往会隐隐作痛。在那些不忍回想的日子里，詹才芳将军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经历了风雨与坎坷，但身处逆境的他从未放弃过用自己最大的能力保护老红军、老干部。

　　1966 年初，广州军区机关根据中央文革的决定，开展了“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时间，针对军区领导干部大字报的铺天盖地。8月，军区“三军联委”等军内造反派组织在军体院礼堂，批斗了军区副司令员文年生、梁兴初、詹才芳，副政委晏福生、肖元礼、陈发洪、郭成柱等。8月15日军区司令部机关干部组织起来，在军区机关大院游行，最后集中到司令部1号办公大楼，高呼打倒温玉成（参谋长），并要求军区党委同意群众批斗温玉成。随后，军区政治部、后勤部的机关干部相继到司令部1号办公大楼，提出罢免温玉成的官。这就是“文革”初期广州军区机关的“八一五事件”。这时，地方群众也大量批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干部。

　　詹才芳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对群众开展“四大”、到处批斗领导干部，戴高帽、挂黑牌游街，很是反感。他常常对身边秘书、警卫员、医生、护士流露不满情绪，忧国忧党忧民的感情溢于言表。他多次对我说：“打倒一切，否定一切，到处抓假党员、叛徒、走资派，不符合党的传统，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揪军内一小撮更是有恶毒用心，把军队搞乱，帮了敌人的忙，绝对不是什么革命行动。军队的老帅，老将军跟着毛主席革命几十年，为革命出生入死，怎可能一下子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在“文革”期间，詹才芳同志深居简出，闷闷不乐，经常托病不参加那些集会，确实无法躲避的会议，他参加了，也是一言不发，保持沉默。他还说：“总有一天，这些强加在干部头上的不实之词，是要昭雪平反的，那些整人的家伙，一定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1967年7月至12月间，全国各地都有一些群众组织派人到广州向詹才芳将军了解一些老红军、老干部的历史情况，特别是经过长征的红四方面军的老干部。他除了认真回忆历史，向调查人写出详实证明外，还对群众组织的调查人讲党的历史。他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对历史不了解，总喜欢用现在参党提干的做法套当时的做法。”他态度鲜明地表示：“在红军时代，假党员是不存在的。”他告诉我们：“如果有来信来人要我证明某某人员不是假党员，你一律写证明说不是假党员，因为那个历史条件下，不可能产生假党员这些事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先后共有150多个调查组向詹才芳将军了解一些老红军老干部的历史情况，他都非常认真、严肃、负责地向调查组讲清情况，给每个被调查人写了正确的、实事求是的证明材料。比如，1967年9月，北京来函调查潘峰在西路军的情况，詹才芳将军写道：“关于潘峰同志在西路军的情况，他早在1941年与我在晋察冀3分区工作时，就向组织汇报过了。同时，他也如实向组织申明：在被捕后，没有暴露身份，没有叛变的行为。潘峰同志同我工作时间比较长，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工作认真负责，作战英勇顽强，他是一个好同志。”

　　詹才芳将军经常对其夫人杨静讲：“你也是老红军，如果有人向你调查某人的历史情况，特别是要你证明其入党、入团、参加革命的时间和履历时，你要认真注意，一定要对党、对干部负责，严肃、认真地给予证明，这可是关系到人家政治生命的大问题呀！”

　　有一次，杨静接到内蒙古一位干部给她的信，请她证明其入党的时间，说杨静是她的入党介绍人，可杨静怎么也记不起来了。将军就与她一起回忆，翻阅自己保存的一些资料，终于想起了往事，为这个干部写了证明材料，使这位干部免受更大的冲击和迫害。

　　詹才芳将军对“文革”中受到迫害的军内干部给予同情和关心，在广州军区机关干部中是有口皆碑。他对被黄永胜、刘兴元打成“文郭相江陶”反党集团的文年生副司令员、郭成柱副政委、相炜主任、江民风副主任、陶汉章参谋长的问题，敢于讲公道话，尽力加以保护。他曾在军区一些会议上讲述：“文年生、郭成柱在主持军区‘文革’工作时，由于对‘文化大革命’运动认识不足、理解不深，在军区开展‘四大’时做错一些事，这是工作上错误，不应定为反党集团。”他经常到文、郭、陶等同志家里，与他们谈心，了解他们生活上的困难，尽力给予帮助。比如，1968年6月他曾主动向军区党委要求郭成柱参与他领导的军区民兵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并同郭成柱一起到湖南、广西、广东等地检查民兵工作“三落实”，使郭成柱少受批判和迫害之苦。1967年10月间，军区召开党委扩大会，对“文郭相江陶”进行批斗，并定为“反党集团。”有一天晚上，已经是深夜3点多钟，郭成柱的爱人范子峡打来电话，说几天来，郭成柱情绪低落，不吃不喝，一个人关在房子里流泪，怎样劝慰都不行，担心郭有自杀的可能，要秘书报告詹才芳副司令员。詹才芳将军知道后，立即起床，叫秘书调车赶到郭家。当将军知道郭压力很大，思想转不过弯来，有想死的念头时，他就对郭说：“我们这些人大风大浪都过来了，不容易呀！你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多想想妻子、儿女，不要做傻事，要看长远一些，总有一天会云开见太阳。”就这样两人从夜半3点多谈到早晨6点钟。后来郭成柱对人说：“要不是詹副司令员开导我，我可能不在人世了。”

　　1968年秋的一天，秘书报告说文年生副司令员吃过量安眠药自杀身亡。当时正在外地的他，匆匆赶回机关到文年生家里看望文的妻子苏枫同志。文年生曾两次打电话向刘兴元请求当面汇报思想，而未得到刘的同意，思想极为紧张，对自己的问题看得过重，一念之下，服药自杀。当了解抢救情况，得知抢救不及时不得力时，他气愤极了。后来，当总政派调查组调查文年生死因时，詹才芳如实反映当时情况，明确对总政工作组讲：“文年生是被迫害致死的。”

　　对受审查、受迫害干部的子女詹才芳将军也是十分关心和照顾。从1967年至1973年期间，从北京以及各地来广州，请求詹才芳同志给予帮助的受迫害干部的子女约有200多人次。他们大多是被人歧视，在当地无法生活。詹才芳将军非常富于同情心，对来找他的孩子，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没有衣服的给予衣服，没有饭吃的给予吃饭。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些孩子是无辜的，你们要搞好接待和安排。”那时候，他家成了招待所，经常住有10多个各地来的孩子。为了帮助这些孩子，年长的，他就动员部队安排参军；年纪太小的，就安排在八一小学读书；年纪超过25岁的，他就让秘书与地方联系，安排工作。文年生逝世后，他的两个女儿，就是通过詹才芳将军安排到地方医院工作的。

　　在湖南省支左部队出现的问题时，詹才芳将军进行了有效的整顿。1967年至1968年，参与湖南省支左的有湖南省军区、长沙政干校、47军3个军级单位由于统一不起来，3个单位各支一派，造成湖南省群众派性斗争日益严重。

　　1967年5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湖南省军区龙书金司令员给将军来电话，请求军区派一名首长到长沙，帮助他做好稳定军队的工作。他说，前几天在军区党委扩大会上，曾把湖南情况向刘兴元作了汇报，请派领导同志到湖南，但没有得到同意。詹才芳接龙书金报告后，第二天就向刘兴元汇报，刘对詹说：“广西告急，广东告急，你不是不知道，湖南还有谁去，你身体不好，能去吗？”詹才芳说：“现在湖南问题是军内支左不统一，3驾马车各搞一套，龙书金统一不起来，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如果没有人，我去几天吧！”经刘同意后，5月22日将军便带着我和动员部科长卢润鲁、警卫员高克仁前往长沙。

　　当时，湖南省军区机关，己经乱了套，领导不管事，许多干部与地方造反派搞在一起，各行其是，不听指挥。省军区机关警卫连，有干部战士100多人，由于受到地方造反派的影响，派性严重，对立情绪很大。当詹才芳副司令员到达省军区大院时，警卫连7、8个战士，便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冲进詹才芳的住地，并逼迫将军表态，经过大家的耐心说服教育，战士终于自觉地回连队。

　　5月23日，詹才芳将军召开了有湖南省军区、47军、长沙政干校的领导会议，听取汇报，分析形势，针对支左中存在的问题，重新调整充实了湖南省支左的领导小组，解决了省军区与政干校的紧张关系，对少数同志派性严重问题进行了批评教育。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细致的工作，湖南省军区机关涣散，干部不听指挥，领导不负责不管事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1967年8月，湖南省军区被中央文革定性为“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一时间，整个湖南省，尤其是长沙、湘潭、株州、衡阳等城市社会大乱，造反派组织掀起了一股反军、乱军的恶浪，矛头直指湖南省军区、各军分区、县、市、乡、镇武装部。据当时省军区报告，省军区机关被造反派进驻，10几个军分区机关被造反派冲击，绝大多数县、市武装部瘫痪了。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被群众揪到北京批斗，后经詹才芳将军及时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才得以放回。据了解当时有50多个军分区、武装部的领导干部被批斗游街。1967年11月的一个晚上，接到湖南省平江县武装部打来电话，说几百名造反派，手执大刀长矛木棒，高喊“血洗武装部”，“火烧武装部”，情况十分危急，请求詹副司令员解救他们。当时，詹才芳将军立即指示，叫通47军黎原军长的电话，命令黎军长立即派出连队去解救平江武装部。黎军长执行指示很坚决，很快就派出一个连队，保护了武装部。l969年6月，詹才芳得知湖南省军区有数百名干部被地方造反派打伤，他就向军区党委建议，采取在广州办学习班的办法，把湖南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干部分期分批请到广州来学习，检查身体、好好休养治伤。经军区党委批准后，他亲自组织军区动员部、群工部的同志住在军区梅花园第四招待所，接待湖南省军区来学习养伤的同志。

　　詹才芳将军对地方领导干部也很关心，积极帮助支持他们站出来工作。

　　1967年5月，他到湖南省军区处理军队支左工作时，6月6日，长沙五一路中苏友好馆发生全国第一场武斗，轰动了全国。周恩来总理打电话给将军，语重心长地说：“才芳同志，湖南是毛主席的家乡，你要做好工作，制止武斗，稳定湖南局势。”将军回答说：“湖南省有一个书记处书记叫章伯森，这个人一头扎到造反派那里，挑动群众斗群众，成了‘湘江风雷’的黑后台，指挥造反派冲军区。群众反映6月6日中苏友好馆的武斗，就是他指挥一个叫‘刺刀见红’的坏组织挑起的。”6月15日，周总理又打来电话，要求汇报湖南局势稳定情况。最后周总理问：“湖南省原来的领导还有谁能站出来工作？”将军回答：“华国锋、万达（两人当时都是省委书记处书记）都是不错的，他俩可以站出来工作。”总理问：“你能不能在两天内把华国锋、万达找到，我派飞机到长沙，你陪他们到北京来。”詹才芳接到总理指示，立即与政干校刘顺文校长联系，查询华、万的下落。刘顺文说，章伯森知道华国锋在哪里，找到章伯森就行。6月17日晚上12时许，詹才芳将军和我在刘顺文的带领下，到黑石铺附近一个农村与章伯森见而。当詹才芳等人往黑石铺赶路时，突然冲出一群手执大刀、木棒的造反派，不问因由，就把我们拖下汽车，捆绑起来，并用大棒敲打汽车。正在危急之时，舟桥84团摩托排的官兵赶到，把这群造反派抓起来，然后护送首长到达目的地。当詹才芳同志见到章伯森，把总理指示传达后，章伯森如实告诉詹才芳，华国锋、万达两人关在湘潭坦克厂地下室。第二天，詹才芳同志派我和卢润鲁到湘潭坦克厂，寻找华国锋和万达同志。见到华国锋和万达时，他们胡子头发老长简直不能相认。当我把詹才芳同志奉总理指示，陪他们到北京的消息告诉他们时，华国锋、万达惊喜地流出了热泪。1967年6月19日，总理派专机到长沙，当时詹才芳、谭文邦（省军区政委）、华国锋、章伯森、万达及秘书等随机到达北京。

　　广东省委、中南局有大批省级以上的老干部，他们也不断被造反派批斗，处境艰难。1969年5月，军区决定在广东省委党校办一期省级以上干部学习班，詹才芳同志积极要求主持学习班工作。在开学的第一天，他就一个一个找陈郁、王首道、寇庆延等10几位老领导谈心，听取他们对军区的意见和要求。学习班办了一个多月，他掌握了这些老领导都想解放出来做些工作的情况，就向军区党委建议加大解放干部的工作力度。在他的请求下，军区同意陈郁、王首道、寇庆延、焦林义、林李明等一大批干部站出来工作。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将军长期受压抑的心情才得到舒展。他积极参加军区召开的批判林彪大会，联系战争年代的历史和文化大革命的现实，揭露林彪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他还不顾身患严重心脏病，积极要求到南海舰队、广州空军传达中央文件，做稳定部队工作。从9月至11月，他先后到了广东的湛江、上川、沙堤以及海南岛各空军机场和海军基地，宣讲文件，帮助大家认清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他所到之处，受到广大官兵的欢迎，大家听了将军对中央文件的宣讲，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觉悟，坚定了革命立场，稳定了部队。在海南岛视察时，他不顾劳累，先后登上了南海的10多个驻军小岛，看望守岛官兵，解决部队实际困难，并勉励指战员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为祖国站好岗，为捍卫辽阔海疆而尽职尽责！

　　1972年至1974年，身为军区民兵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詹才芳将军，为搞好后备力量建设，不顾年高体弱，跑遍广东、湖南、广西、海南4省区，深入乡镇民兵基层，调查研究，搞好民兵工作三落实。先后与省军区同志一起，总结推广了一大批民兵先进工作典型。1973年6、7月间，詹才芳到广西自治区检查工作，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极为关心，当他了解到当地群众大多数家里缺粮，吃稀粥过日子，心情十分难过。他要求地方党委、军分区、武装部组织民兵“抓革命促生产”，大搞开荒种粮，解决温饱。他对一些干部存在不关心群众生活的思想和行为，给予严厉批评。在梧州地区听取地委、军分区领导汇报时，他问地委一位负责人：“这里群众为什么顿顿吃稀饭呢？”在旁边的军分区政委附和说：“这山里人爱喝稀粥！”听到这句话，将军震怒了，他斥道：“胡说，你们怎么顿顿吃大米饭，不喝稀饭？老百姓家里缺粮，只好喝稀粥度日，你们知道不知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弄到老百姓吃不饱饭，不但不感到内疚，还说老百姓爱喝稀粥，有什么资格当好人民群众的父母官？我为你们感到面红。”他的一席话，震醒了当地干部。

　　（陈德贻，广东肇庆人。1960年6月25日参加中国共产党。原任深圳警备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大校军衔。现已退休。）

　　（责任编辑　杨学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