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七月 (王昆儿子)：四十年前的死刑回忆

dapeng

“不思量，自难忘”。
我有过死刑的经历，很多人都知道。但我没有写过，也很少主动说。对我来讲，那不是什么高兴的事。我没有心情和本事长期拿这些事当做买卖自己的幌子混日子。
但我想躲是躲不过去的，因为别人写的东西里有时会提到我或“老七”，于是就经常被问，经常被要求讲述，经常被迫解释。大家最感兴趣的当然还是死刑，“为什么被判死刑?”、“为什么又没死？”、“是不是周总理救的你？”……虽然大家都是善意和好奇，但我却有一种被提审的感觉，不得不被迫回忆许多事。
还是自己主动交代吧。脱了裤子割尾巴：一不怕羞，二不怕疼——这些当时的语言，又跃入我的脑中。
中国的死刑年年有。尤其是“五一”、“十一”前必有一次死刑，几乎成为这两个法定节日的必要程序。
但七零年春天北京有三次大规模的死刑判决：一月二十七日，三月五日和四月十八日。这三次密集的死刑都属于“一打三反”运动。我经历的就是三月五日和四月十八日那两次。
几乎在十年前，有友人从美国胡佛塔查到公布我死刑的那个名单和内容，复印了给我。这个名单是当权者下发供群众讨论发言的小册子，用以表明名单内的人被枪毙是执行人民的意愿。
这几年互联网发达了，网上出现了这个名单。而一月二十七日和四月十八日两次死刑的讨论名单我至今没有看到过。幸运的是最近又看到王锐先生写的文章《遇罗克处决内情的再探讨及其他》。他居然找到了三月五号名单的手写批示稿！如果再加上网上文章：《文革简论》中第三篇第一章第四节“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和王友琴有关顾文选的研究，目前有关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死刑的资料和研究相对是最全的了。
这几份文件和文章中都提到了我。考虑再三，我觉得我有责任写下我个人四十年前的亲历和看到东西，作为历史的见证。

说死之前要先说活。
我是一九六八年六月七日被俞强声送进北京宣武区半步桥的北京市看守所的。到六九年六月，大规模的、不间断的审讯已经过去，我在被动地等待处理。忽然，我被单独地命令收拾东西，然后被提出k字楼12筒，穿过看守所大院，走出看守所大门，来到干部们工作和居住的一个院中院里。经过政委的集体讲话，才知道自己已经进了学习班。然后就是个别谈话，大致内容是：我已经结案，年轻人犯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因为是群众专政送进来的，要等待群众谅解。他们正在做工作，要求我好好改造思想，准备好出去复课闹革命。这距我进看守所，几乎是整整一年。
四十年后的读者看到这段谈话可能是一头雾水。“人民内部矛盾”，意味着不是阶级敌人。在那不断扩大和强化阶级斗争的年代，这样定性就是生呀；“群众专政”，意思是：不是专政机关在整你，是你们学校的群众在整你，我们没有责任；“送进来的”，不是我们抓的；“要等待群众谅解”，既然是群众送进来的，那就要群众谅解了才能接你出去；“他们正在做工作”，即说服群众谅解，是他们在帮助我；“复课闹革命”，是当时阶段性的革命口号，即要求学校复课，学生上课。这个目标一直到文革结束才真正做到。
听了这样的话，我心里一下就踏实了：我本来就不是反革命嘛，还是党英明！
我那时还真以为一直带着中央戏剧学院学生校徽的俞强声是大学生，不知道他就是公安。我这个专案一直是他具体负责的，和群众无关。
几个月的学习班生活比较愉快，因为有盼头了。大家都留了发，“学员们”陆续也有走的。那时主要的日程是学习，然后就干活，主要是盖房和挖防空洞。那时中国和苏联关系已经很紧张，毛泽东仿朱元璋“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的主张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挖洞，就是挖防空洞，各个单位都必须要挖的。
盖房就难了，因为那时砖头供应紧张，砌防空洞也需要大量的砖，我们必须得自己找砖以满足盖房和挖洞的需要。我们每天推着车，到处捡砖头，拆旧房。为此我转遍了干部大院（原北京市少管所）和半步桥看守所的犄角旮旯，熟悉了这里的一切，K字楼、王八楼、死刑筒、审讯楼……
我们盖的房在看守所大院西侧，死刑筒院外东面，平房，单间加走廊，好像是办公室。我“跑大墙”（行话，指砌墙）时，给我打下手的是个老人，叫贾俊山，也在学习班。他身材魁伟，鹤发，动作敏捷，手底下利索得不得了，他一边供灰，一边供砖，还把脚底下清理得干干净净，让我老受干部的表扬。他是著名音乐家马思聪的厨师，曾借钱给马瑞雪，马瑞雪逃到香港后发表讲话暴露了他，结果他成了接济马思聪外逃的罪犯而被捕。
到九月下旬，有一次死刑。行刑队有开道车，吉普车，大卡车，都贴着号，按顺序从干部院里人街北大门开进来，出干部院南门到对面的看守所大门提死囚，仪式感很强。
从死刑筒小院到看守所大门有一条东西向的窄窄的通道，其北侧是看守所大墙，南侧是办理新犯人入狱和存东西的接待室的后墙。这条不长的通道中间还有几道隔门，据押我们干活的干部说，死刑犯从监号提出来后有脚镣和前铐，进了这个通道后，每一个隔间都有人等，一间将犯人前铐倒背铐，一间负责五花大绑，一间负责绑小绳，等等。执行死刑那天看守所的大门不开，只开一个小门。行刑队的人在小门外凭“粉票”往外领死囚，而看守所的人将犯人推出去。他们是从不出这个小门的。平常也是，有忌讳。
我问“绑小绳”是什么意思。他笑笑说，问那么多干甚？！
大卡车上是身穿崭新军装的士兵，斜挎冲锋枪，手戴白手套，年轻，单纯。我们呢，虽然着便装，留起了头发，大概还是挂倒霉相。所以他们也议论我们：他们是改造好的。
十月底，天有些凉了。一天，突然念名单，被念的人又收拾行李，走出学习班小院，走出干部大院，走进看守所，穿过看守所大院，走进K字楼。牢门在身后关上，我又成了犯人。
容不得我思考，也无法判断。从第二天开始就眼看着每天都有犯人被成批成批地转走，我们的饭食也从每天两顿窝头菜汤变成临时发的面包和稀挂面。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自己也被转移。汽车、火车和汽车，经过漫长的一天路途，深夜来到一个连电都没有的地方——河北省饶阳县。
刚刚适应饶阳的农村看守所的生活，就过年了。阴历正月初四清晨，我和另外几个人又被点名。同室许多人知道我是学习班的，一边帮助我收拾行李，一边恭贺我要被释放了。
我刚走出看守所内院，就被突然放倒，迅速地被锁上手铐和脚镣，随后被拖上一辆大轿车，而且不许坐座位，只能分开腿坐在中间的过道上。后面上来的人就坐在我分开的腿中央，正好压住我的脚镣，万无一失。
押解的军人坐在两边的座位上，除了不断吆喝我们低头，很少说话。
到冀县，车停下。一会儿，又上来一批人。其中有几个也曾是学习班的同学。
几个月前，我们从北京出发时，有人是单独手铐脚镣，有人是几个人被串铐起来，但绝大多数人没有被铐。那次指定我在火车上负责分发面包和水。我看见车厢两头椅子上码放得整整齐齐的不锈钢新手铐，数量足够把我们全铐起来。所以这次将我们全副“武装”，我也没有太多想：押解犯人总归是这样吧？
到了北京，我们便被分别押入单人牢房，手铐和脚镣都没有摘。不许出声的大声呵斥，严格的规定，使我感到“坏了”！
我被关的单人牢房就是我几个月前刚刚盖的房子，现在的编号好像是35筒。K字楼是三层12个筒，王八楼虽然是女号，但有一度我被提审的地方就是那里，观察好像是三层，15个筒。这个35筒是根据什么编的号，我至今也不清楚。
七零年春天的雪又多又厚。
回北京第二天清晨，我被叫出牢门外，见到院子里有几个人站在那里等我。他们喝令我坐下，开始给我绑绳子。先是两个裤腿，一边一根，匝紧；然后是脖子，靠着肉，不紧也不松；最后是让我站起来，用一根绳子权当裤带，从后面扎紧。这种绳子很细，北京人叫小绳。
这我可懂了，这就叫“绑小绳”！死刑呀！
命运可没有那么便宜我。
我被扔到一辆卡车上，运到了东城分局。然后就在东城区各地各单位被批斗。
第一个是吉祥剧院，我过去常去看戏，很熟悉。
被批斗时有三个警察押着我，我必须分开腿低头站着，他们三个人各出一只脚踩住我的脚镣，一边一个人把住我的胳膊，往下按我的肩，摆出一个没有翅膀的“喷气式”姿势。后面一个人伸直胳膊，用手勾住我脖子上的小绳套，压住我的头并避免我喊叫。这是标准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姿势，和宣传画上一样。
我一开始还注意听批判词，后来发现所有的地方是千篇一律的印发内容。发言的群众只是照本宣科就是了。
习惯之后，我每次登场就只注意陪斗有多少人了。陪斗的人越多，我等的时间就越长，就越累，因为我总是最后一个被批判。保持低头弯腰的姿势是很难的。
在吉祥剧院挨斗不止两三次。有一次居然安排六十多人“陪”我，在台下满满站了三大排。那次我真是累坏了了。
我的同案是美术学院的学生，因此，美术学院是一定要去的。那次中央美院组织了很多人发言批判他，结果是我这个陪斗的人头前的地板湿了一大片，都是汗。那可是冬天呢。
在东城区有那么几场陪我挨斗的只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分别站在台角上。我心中称他们为童男童女。后来我认识了那个男的，成为很好的朋友。他就是章立凡。
第二个是朝阳区，我只记得去北京挑补绣花厂给田树云和孙秀珍陪斗。两个人我都认识。认识孙秀珍是在学习班，认识田树云是从学习班又回到监号以后。巧的是，我后来又成了田树云夫人的同事。再后来，我自己做公司时租用的写字楼原址就是挑补绣花厂。有时世界就这么小。
海淀区是我就读的北京市外国语学校所在。我回学校挨斗时没有人陪斗。进场前，退场后，我都极力想看见我同班的同学。可惜，一个也没有看到。他们现在都在哪里呢？
我去得最远的是石景山区。那几天天天挂着牌子站在卡车上，经过市区。在路上看见人们冒着大雪在漠然地拆城墙上的砖，心里估计他们是用这些古砖去砌防空洞，觉得真可惜。
去石景山的一组三人有薛新平，我们学习班的同学。还有一个敦厚的老者，我不认识。第一天到了石景山分局，看见火炉，薛新平说：真冷呀。我说：你能觉得冷，证明你还活着，享受吧！这时角落里忽然传出：好样的，小伙子，有种！
我扭头一看，说话这正是那位老者。
我问他是谁，他说他叫周存厚。我说：哦，你就是那个躲在夹层墙里十几年的土匪呀？！他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夹壁墙里能活吗？江青一九六六年八一八后表扬北京红卫兵小将抄家的伟大成绩时提到过这个人，说他们功不可没，挖出了藏在夹层墙中十几年的大土匪。我那时对文化大革命还深信不疑呢，但对一个人能生活在夹层墙中十几年也是不太相信的。
就这样，我被批斗了整整六十场。带镣的脚腕每天都淌着血，两个手背都被手铐的关节磨出了溃疡，至今还留着疤痕。
群众讨论和批斗完毕，我从35筒被转移到死刑筒。不像是苏联人建的k字楼，除了功能，毫无美感。我原来从外面看过这个有一点建筑装饰的清末民初的建筑，感觉它是一个古朴的两层楼。这次进去一看，才知道这个死刑筒仅仅是一层。一边十间单人牢房，中间有一道隔墙。牢房门有三层，向外开的铁栅栏门上镶着一层粗钢丝网，厚厚的实木门向里开。三层门下有一个带小门的洞，是送水送饭用的。
室内的暖气被吊在高高的墙上。暖气上面是一个小窗，更高。从窗户可以看见外面斜着一支杨树杈，树杈上孕育着鼓鼓的叶苞。
怪不得呢，里面的一层在外面看就是二层楼。因为窗户高呀。
警卫有两种。一种是在天花板上面巡逻的，他们通过扣在天花板上的灯网观察我们。另一种是在走廊巡逻的，他们上班就换布鞋，悄悄地通过镶在门上的单面小镜子监督我们。
这种监督严格到什么程度？！
任何脚镣的响声，都会招来看守。如果我表现得有些异样，比如痛苦。一会儿就会有医生来给我看病，不用报告。我看不到外面，但能觉得就像纽伦堡的战犯法庭监狱，每个牢房外面都站着一个戴着白色大铁帽子的美国宪兵。
房间的水泥坐式马桶在墙角，那里有一个里大外小，像射击孔一样的方形观察窗。无论什么时候去方便，只要站着，就没有人理你。但你只要坐下，身边大门的底窗就会打开，有人送上手纸。方便完起身，水会自动冲下。如果有剩手纸，一定会有手伸进来向你取走。不用语言，不用命令和吩咐。
我是习惯性便秘，在那完全不允许活动的牢房里，便秘就更厉害了。无论我一天去坐多少次马桶，程序都是如此。而且对方绝对耐心地伺候着，不呵斥，不抱怨，不阻止。
我看过一些旧书，知道死刑犯一定得被处死。如果被判死刑的人在等待执行期间突然死亡，狱卒是有绝对责任的。
进来的第一天，还没容我定下神来，就听见一个声音跟看守说：上一次批斗我参加了，但没有枪毙我，说有重大问题要问我……但到现在也没有人理我……现在又来了一批……什么时候找我呀……
有一天晚上，有一个人娓娓地说他要献药方，可以包治百病，普济众生……
更多的是一个人专门和看守捣乱，一会儿要求放风，一会儿要报纸看……从他的说法我觉得这是一个滚头筋一样的人，什么都不怕。可以听得见有时看守摘了他的下巴，有时给他倒了背铐，让他吃饭如狗啃，几天无法擦大便，甚至摘过他肩膀的臼，但他还闹下去。
生命的欲望可以用各种办法表现，但没有一个人求饶。
后来才知道，那第一个声音就是遇罗克。总和看守捣乱的据说就是马捷生。这是这几个月中唯一用正面冲突表现自己不服意志的人。
除了这些个别的声音，平时牢房里安静得像大海一样，真是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到。
到那时，我的法律状态仍然是“群众送进来的”，入狱已经一年半了，没有拘留手续，没有逮捕手续，没有判决书，但已经在等待死刑。这离不久前被告之将被释放，才三个多月的时间。
怎么等待呢？我知道，哭也没用，笑也没用；求也没用，不求也没用；愁也没用，苦也没用……总之，一切都没用了。因此我也不想这些事了。监号中正好有三本《毛选》，一至三卷，于是每天看一卷，最后真是“倒背如流”了；剩下的时间就背古诗古文，一首一首地回忆，一篇一篇地拼凑；还背过课本，从“一：开学，开学了”开始，逐篇地想下去。
死刑监号绝对不许出任何声响，但我可以在心中唱！先从小唱到大，再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想，我会唱哪些歌？
我最后的判决书里有唱外国“反动”歌曲一项罪名，居然。这可能是中国空前绝后的判决呢，可以证明我是多么喜欢音乐了！
还有，就是反思，反思自己做过的缺德事。我那时就暗下决心：如果能活，绝不再做自己事后会脸红的事。
窗外是几月几号？我几乎不关心了。一天，从第一间监号开始，铁门哗啦哗啦地响起来。在安静的死刑筒中这可是很少有的事。我是第四间，一会儿就轮到了我。小小的监号中忽然进来五六个陌生人，每个人都拿着一个夹子，询问我的姓名、年龄到案情……这些每次审讯开始都要问的问题。我机械地一一作答，心里想，原来这就叫验明正身呀。
第二天天不亮，我们就被轰了起来。这天没有发洗脸和刷牙的水。被子还没有来得及叠，门底下已经送进来了两个冷窝头和一小块罗卜咸菜。都说临刑前给一顿好吃的，原来也是小说。这顿饭比平时的热窝头和热菜汤还要差。
我来不及考虑这些了，因为身上还有一件比较新的毛衣，我舍不得一会儿它被子弹穿一个眼。我悄悄地褪下了手铐，脱下毛衣，叠好，放在枕头上。又带上手铐，坐在炕箱上，等着他们来提我了。
其实我早发现我的手铐有点大，找到一个角度就可以褪下来。我每天晚上都会在被子里褪下来，舒服一会儿。但睡着前我会带上，以防万一手露出被子被看守发现。
天刚亮，外面传来了车队的轰鸣。我想起了去年九月看到的行刑车队，想起了那些年轻的战士们，崭新的军装，白手套和斜挎的冲锋枪……“他们是改造好的”。
一个门被打开，听得见脚镣的声音从匀速变成越来越快，越来越远……一会儿，哗啦一声，我知道那人是在小夹道中被放倒了。这边第二个门被打开……
一切都是规律的，从容不迫的，就像我在看着那个空空的死刑小夹道。
意外发生了。第三个人出去后，他们并没有开我的门，而开了第五扇门……
我站在那里，听着，直到整个死刑筒又回归死一样的寂静。
一会儿，一个军人看守乐呵呵地走了进来，问：“你刚才在闹什么事？”“我没有闹呀！”“你还不老实，我都看见了。”“我真没闹。”“出来吧，给你换个铐儿。”
我还能说什么？
毫无心理准备的是，他没有斥责我，也没有揍我，始终乐呵呵的。换完铐子，这事也就过去了。
下午居然提审我。我趟着镣，呼吸着有些湿润的空气，走到死刑筒的院子里。太阳真耀眼呀。小院中堆放着刚刚清理出来的行李，一卷一卷的，上面用纸条写着人名，真像一堆棺材码放在一起。
提审的内容非常简单，就是问我怎么想。我说我很理解，要和苏修（那时兴称苏联为苏修）打仗了，为唤起人民的斗志，杀人祭旗是必要的，这种做法古来有之。我年龄太小，没有来得及为国家做过任何贡献，这次如果能起到激励人民斗志的作用，冤枉死也值了。
我的态度他们很熟悉，我一直认为自己无罪。在被批斗期间，每天晚上回到监号，脚腕的伤口都要上紫药水。上完药，棉花棒是要收回的。有一天看守忘了收回，我就用紫药水棉花棒在一块布上写了没有罪和想念亲人的“遗书”，塞到了被子中。后来抄号（狱中不定期的搜查）时这封“遗书”被翻了出来，存到了我的审讯档案中。
审讯员没有为难我，只是让我好好想想，还有什么没有交代的罪行，党的政策大门还是敞开着的，让我争取宽大处理。
为那封遗书，几个看守们的领导专门审讯我，追问是谁给的棉花棒。我坚持说忘了。我怎么能忘呢？我给他起的外号叫吴胖子，是个少数被留用的老公安。我们挨斗的那些天，无论多晚回来，他都会烤窝头片给我们吃。他有情，我不能无义啊！
一批新的死刑犯马上进来了。死刑筒的生活又那样单调而安静地开始了。我想起了遇罗克当初的话，也许我是下一批？
四月十七号，我又经历了一次验明正身。四月十八号，我又经历了一次凌晨的死刑的等待。但我又被空过去了。
那枝斜挂在窗外的杨树杈吐芽了，长穗了，有了嫩绿的叶子。
棉衣已经穿不住的时候，我被调到了k字楼的大号中。一百多天的死刑筒经历终于结束了。但我不敢相信这就是最终结果，因为这是文化大革命，任何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

关于这次死刑，还有一些事情需要补充。
从时间上看，六九年十月的这次北京犯人大转移，与林彪的一号通令有直接关系。在有关文革的研究中，似乎一号通令只是涉及到了高干的转移，鲜有注意北京犯人大转移的。
七零年春天的“一打三反”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屠杀。据说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乘直升机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视察，督促加大死刑的力度，增加死刑的人数。这一段历史值得研究。
三月五号北京死刑人数据说是42个。二月十一日公布的讨论死刑名单上涉及47个案件60余人。在这个名单上我认识的人有：
1.   田树云、孙秀珍：以他们的职务和社会地位，不可能接触到“大量重要情报”，也不可能有胆量和必要索要手枪、照相机和特务活动经费。据田树云说，他们投递到某些社会主义国家驻华使馆汽车里的仅仅是社会上公开卖的红卫兵报和首长讲话之类。司机都是中国人。可见他们之幼稚。这是一个典型的“逼供信”的案件。
我出狱后恰巧与田树云的夫人一个单位。我本想与她聊聊田树云，但每次她都很冷淡地回避了。
对田树云和孙秀珍来说，同年同月同日死，也许是最好的归宿了吧？
2. 傅晓平：我们曾同监号的时间不短。我向他学针灸、日文。这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很谨慎。他的案情我完全不了解。
他有一个同案犯，小孩子，叫王亨利，与我们在学习班一块“学习”。他的名字没有进入这个名单。幸哉！
3.段鼎：他肯定没有死，现在在澳大利亚。我和段铎曾同监号。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文革结束后一直在旅游部门工作。
4.薛新平：也活了下来。我曾经联系上他，但他似乎不太愿意接触这段历史和狱友。恐怕和他曾经在国际关系学院学习有关。

同一时间，但不知道哪批被枪毙的认识人还有王涛和索家林。他们六七个人是习武孩子，看了电影《独立大队》后按电影中的台词说过要“天地人三不管”的话，文革中被说成了反共救国军（这也是当时舞台上的词），还有司令、参谋长之类的官。就这样，他们俩被枪毙了。活下来的人中有的在我的工厂里工作过。其中有一个人神经病了。估计是他将一群孩子的游戏说成的反共救国军，官称也是他说的。小时候的同伴屈死了，他良心的压力总会有的。

我回大号后，恰巧与刚抓进来的遇罗克手下的一个陈姓“干将”同号。他说讨论遇罗克死刑时，要求他们必须参加，交代问题。二月那次遇罗克没有执行，又召集他们说遇罗克有重要交待，所以没有死，让他们抓紧机会坦白。随后他就被抓了进来。我问他是否与遇罗克交待有关。他说他也不知道，他也不信。

我觉得有人死，有人不死，有人不死之后又死，与当时当权者的谋略有关。而内幕是什么？远没有真相大白呢。

为什么我没有被枪毙？许多人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周恩来出手相救。以我们家和周恩来的关系，这是自然而然的逻辑。
但我父母事后说，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周恩来。文革后，邓颖超见过我父母多次，也没有讲过有此事。有人这些年来一直在文章中说是周恩来出面干涉的，所以他和我得救了。这是一厢情愿，想借此抬高自己的说法。
最近还有文章说：“后来“老七”的叔公王鹤寿（曾当选为中央委员、中纪委常务书记、第二书记。参加领导审查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案件，及平反刘少奇、瞿秋白、潘汉年等重大冤假错案的工作。十三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说，其实我们的枪毙决议已经通过了两次，幸亏周恩来说要留下活口，才没有枪毙。所以，我总怀疑我做那些噩梦时，中央正在开会决议。”
我不知道他说的“老七“是不是我，但王鹤寿是我的三姥爷。我不知道我三姥爷什么时候认识的这个作者，在什么场合和作者说的这番话。我三姥爷六七年即由于鞍山事件早于我成为死不改悔黑帮走资派分子，当时街上有毛泽东亲批的“很好，照办”大布告为证。我还给他往监禁处送过东西。他平反也比我晚。他从辽宁朝阳地区监禁地被放回北京时，是我去车站接的。他不可能参加七零年的中央会议，也不可能说得出这样的“内幕”。
我多么希望这位作者写的是真的，因为我也想攀这个高。能两次被中央讨论，又两次被周恩来亲自救下，多荣耀！可惜在文革中我们都太渺小了。
我之所以长期不相信“贵人相救”说，是因为通过我的观察，逃过那次“死刑运动”的绝不是我和我的同案两个人。除非周恩来都认识他们。这次王锐先生发现的文件，也表明订名单时，事先对枪毙谁不枪毙谁就已经有所区别了。

我确实曾经寄希望于周总理。因为那时熟悉我们家的中央领导中，只有他在位了。
我出死刑筒后不久被送回河北省饶阳县看守所。一年过去，那里已经有了电灯。
我申诉的愿望一直没有停息过。七三年，经过周密的考量，我写信给家里和给周总理，力陈自己被冤枉的过程和根据。当地“犯人”换季的衣服是允许家属取回拆洗的。这厚厚的信被缝在一个当地“犯人”的棉袄中被其家属取走。我松了一口气，静等事态变化。
两个多月后的一天，我被叫出监号。刚出院门，就被绊倒，带上铐子，暴揍！我以为又是死刑前的准备。但没有想到随后被叫进审讯室。审讯室里有三个北京来的人，先让我签逮捕证。我拒绝了，原因是没有任何手续，我已经被关押了六年，这个证签不签没有意义。他们让我回座位，马上又命令我起立，宣布判刑13年。
事情比传奇还传奇。我托的“犯人”是一个小学教员，当地的知识分子。他老婆大字不识一个，因此没有共同语言。他喜欢上另外一个女教师，从眉来眼去发展到暗递情书。她老婆有心眼，暗中偷藏了他们的情书并交给的生产队（当时最基层的政权组织）。人证物证皆在，他作为坏分子被关进了看守所。这次他老婆拆洗衣服，又发现信。她理所当然地判断这是他流氓丈夫写给情人的！于是这些信从生产队逐级上交，一直到北京。
北京市公安局为打击我的气焰，决定从重判刑。
我连累了我的同案，深感歉意。因为如果我老老实实地耐心等下去，未必会是这个下场。
出狱后，我找到那个帮助我传信的“犯人”。十几年来他一直在我的公司做看门的工作，一直到现在。

判刑后，我在衡水劳改队服刑。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狱中只有我们中队没有按惯例发报纸。三日，我正躺在炕上休息，一个“大”犯人撞了一下我的脚，扔给我一份十月一号的报纸。我看见我父亲出席国庆招待会的消息。又过了几天，能接触到狱领导的几个大犯人都传言：北京来人了解我情况，要带我回去释放。
几天后这个传言便没有下文了。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日，总理逝世。那天正好是我在衡水劳改队被单独关押，准备转监。听到哀乐声，我觉得我完了，国家也完了。
以下两年是国内政治斗争最剧烈的两年。我知道“四人帮”垮台的消息时，端着饭碗，打颤的牙磕着碗沿，怎么也吃不进东西。我母亲作为十一大党代会代表在主席台中间就座的大幅照片给我带来平反的希望。不久，北京来了三个人找我谈话，要求我认罪。开出的条件是：只要认罪就减余刑释放，马上跟他们回北京。我考虑了一下，拒绝了。事后我才知道是当时的文化部要北京市公安局放人。跟我谈话后，北京市公安局发函给文化部称：周七月自一九六八年改造至今，已近十年，该犯拒不认罪，改造收效甚微。不认罪成为不放我的理由。
又过了一年，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我被释放了。据保存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电话记录，那时还没有任何职衔的邓小平向北京市委书记吴德直接要人。他明白地说，如果你们认为他有罪，先放出来再审。为此，北京市有些干部在学习邓小平的“四个坚持”时还专门提到“邓小平说四个坚持，为什么还要求释放反革命分子周七月！”并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刊登。
从中不难看到邓小平当时的地位并不巩固，吴德他们对邓小平是不服的。我是否能最终得到平反，也不是没有变数。
释放之后就是密集地过堂，我几乎天天去正义路的中级法院。我发现法庭很不客气，继续拿当时还在狱中的同案的口供打压我，逼我认罪。我不得已，只得写信给陈云，说我和我的同案是同一个案子，同一天，同一个判决书判的刑，为什么这次只放我，不放他？请求立即释放他。当时我父亲的一个老战友是陈云的大秘书，文化部的常务副部长也是陈云系统的人，信顺利地转了上去，顺利地批了下来。十二月三十日，同案被释放了。我也松了一口气。
我马上约见他，商量法庭的事。我抱怨他这么聪明一个人，怎么会看不到形势，一味招供呢？他说他确实没有认清形势，并给我道了歉。他那时还记得，在学习班时我也曾经抱怨他不该招供那么许多，那时他就道过歉。他说他还是软弱，所以又犯了同样的错误。他说他这次出来之前，公安找他谈话，要他以后继续合作，他答应了。我说你千万不能这样呀。他长叹一口气，说：没有办法了。
我们两个人最后的裁定书是七八年五月下来的，无罪！十年的青春就这样被消逝了。
我曾经根据当时普遍的平反原则，要求销毁所有的材料。法院解释说，当初肯定是冤案，现在又给你平反了。其中的原因很复杂，现在也不是没有争议。保留这些材料是对你最负责的做法，有了正反两方面的材料，将来谁再想翻你这个案也是翻不了的。
我接受了这个解释。

要谈爱情嘛，我也经历过。
劳改期间，一个新分配来的公安女干部对我特别好。她常常找我请教一些业务上的问题。我一出狱，她就追到北京，坚决要嫁给我。她坚称我在狱中就像一个好人，正直，可靠，业务好，是条汉子。
那时我前途未卜，天天过堂，哪敢想这些事！我婉绝了。
在中级法院过堂期间，有一个女孩子突然在路上堵住我。她说她看过我所有的档案和审讯记录，相信我是无罪的。没见我之前，只看那些记录，就爱上了我。我来法院，她一直在旁边观察我，更相信她自己的判断没错。
我根本没有发现有人在观察我，我正在法院受审，更不敢接受一个法院工作人员的爱情，赶忙拒绝了。但她穷追猛打，直到几年后才放弃。
我很感激她们同情和温暖，至今保持着对她们的尊敬和友谊。

十年的亲身经历告诉我，虽然大环境险恶，但还是好人多！
生活是多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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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四十年前的死刑經歷
◎ 周七月



● 編按：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運動，是文革中官方捕人殺人最多的階段。作者是外語學院學生，以反革命罪名被北京市公安逮捕，遭到數十次批鬥毒打，關進死囚牢房......



　　「不思量，自難忘」。

　　我有過死刑的經歷，很多人都知道。但我沒有寫過，也很少主動說。對我來講，那不是什麼高興的事。我沒有心情和本事長期拿這些事當做買賣自己的幌子混日子。但我想躲是躲不過去的，因為別人寫的東西裡有時會提到我或「老七」，於是就經常被問，經常被要求講述，經常被迫解釋。大家最感興趣的當然還是死刑，「為什麼被判死刑？」、「為什麼又沒死？」、「是不是周總理救的你？」......雖然大家都是善意和好奇，但我卻有一種被提審的感覺，不得不被迫回憶許多事。

　　「還是自己主動交代吧」。「脫了褲子割尾巴：一不怕羞，二不怕疼」──當時的這些語言，又躍入我的腦中。
六八年六月七日被俞強聲抓捕

　　中國的死刑年年有。尤其是「五一」、「十一」前必有一次死刑，幾乎成為這兩個法定節日的必要程式。

　　但七○年春天北京有三次大規模的死刑判決：一月二十七日，三月五日和四月十八日。這三次密集的死刑都屬於「一打三反」運動。我經歷的就是三月五日和四月十八日那兩次。

　　幾乎在十年前，有友人從美國胡佛塔查到公佈我死刑的那個名單和內容，複印了給我。這個名單是當權者下發供群眾討論發言的小冊子，用以表明名單內的人被槍斃是執行人民的意願。

　　這幾年網上出現了這個名單。而一月二十七日和四月十八日兩次死刑的討論名單我至今沒有看到過。幸運的是最近又看到王銳先生文章〈遇羅克處決內情的再探討及其他〉。他居然找到了三月五號名單的手寫批示稿！加上網上文章：〈文革簡論〉中第三篇第一章「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和王友琴有關顧文選的研究，目前有關七零年三月五日死刑的資料和研究相對是最全的了。

　　這幾份文件和文章中都提到了我。考慮再三，我覺得我有責任寫下我個人四十年前的親歷和看到東西，作為歷史的見證。

　　說死之前要先說活。

　　我是一九六八年六月七日被俞強聲送進北京宣武區半步橋的北京市看守所的。到六九年六月，大規模的、不間斷的審訊已經過去，我在被動地等待處理。忽然，我被單獨地命令收拾東西，然後被提出Ｋ字樓十二筒，穿過看守所大院，走出看守所大門，來到幹部們工作和居住的一個院中院裡。經過政委的集體講話，才知道自己已經進了學習班。然後就是個別談話，大致內容是：我已經結案，年輕人犯錯誤，是人民內部矛盾。但因為是群眾專政送進來的，要等待群眾諒解。他們正在做工作，要求我好好改造思想，準備好出去復課鬧革命。這距我進看守所，幾乎是整整一年。

　　四十年後的讀者看到這段談話可能是一頭霧水。「人民內部矛盾」，意味著不是階級敵人。在那不斷擴大和強化階級鬥爭的年代，這樣定性就是生呀；「群眾專政」，意思是：不是專政機關在整你，是你們學校的群眾在整你，我們沒有責任；「送進來的」，不是我們抓的；「要等待群眾諒解」，既然是群眾送進來的，那就要群眾諒解了才能接你出去；「他們正在做工作」，即說服群眾諒解，是他們在幫助我；「復課鬧革命」，是當時階段性的革命口號，即要求學校復課，學生上課。這個目標一直到文革結束才真正做到。

　　聽了這樣的話，我心裡一下就踏實了：我本來就不是反革命嘛，還是黨英明！

　　我那時還真以為一直帶著中央戲劇學院學生校徽的俞強聲是大學生，不知道他就是公安。我這個專案一直是他具體負責的，和群眾無關。

　　幾個月的學習班生活比較愉快，因為有盼頭了。大家都留了發，「學員們」陸續也有走的。那時主要的日程是學習，然後就幹活，主要是蓋房和挖防空洞。那時中國和蘇聯關係已經很緊張，毛澤東仿朱元璋「深挖洞，廣積糧，緩稱王」的主張提出了「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口號。挖洞，就是挖防空洞，各個單位都必須要挖的。

　　蓋房就難了，因為那時磚頭供應緊張，砌防空洞也需要大量的磚，我們得自己找磚蓋房和挖洞。我們每天推著車，到處撿磚頭，拆舊房。為此我轉遍了幹部大院（原北京市少管所）和半步橋看守所的犄角旮旯，熟悉了這裡的一切，Ｋ字樓、王八樓、死刑筒、審訊樓......

　　我們蓋的房在看守所大院西側，死刑筒院外東面，平房，單件加走廊，好像是辦公室。我「跑大牆」（行話，指砌牆）時，給我打下手的是個老人，叫賈俊山，也在學習班。他身材魁偉，鶴發，動作敏捷，手底下利索得不得了，他一邊供灰，一邊供磚，還把腳底下清理得乾乾淨淨，讓我老受幹部的表揚。他是著名音樂家馬思聰的廚師，曾借錢給馬瑞雪，馬瑞雪逃到香港後發表講話暴露了他，結果他成了接濟馬思聰外逃的罪犯而被捕。
離開學習班押解農村回到Ｋ字樓

　　到九月下旬，有一次死刑。行刑隊有開道車，吉普車，大卡車，都貼著號，按順序從幹部院裡人街北大門開進來，出幹部院南門到對面的看守所大門提死囚，儀式感很強。

　　從死刑筒小院到看守所大門有一條東西向的窄窄的通道，其北側是看守所大牆，南側是辦理新犯人入獄和存東西的接待室的後牆。這條不長的通道中間還有幾道隔門，據押我們幹活的幹部說，死刑犯從監號提出來後有腳鐐和前銬，進了這個通道後，每一個隔間都有人等，一間將犯人前銬倒背銬，一間負責五花大綁，一間負責綁小繩，等等。執行死刑那天看守所的大門不開，只開一個專用的小門。行刑隊的人在小門外憑「粉票」往外領死囚，而看守所的人將犯人推出去。他們是從不出這個小門的。平常也是，有忌諱。

　　我問「綁小繩」是什麼意思。他笑笑說，問那麼多幹甚？！

　　大卡車上是身穿嶄新軍裝的士兵，斜挎衝鋒槍，手戴白手套，年輕，單純。我們呢，雖然著便裝，留起了頭髮，大概還是掛倒楣相。所以他們也議論我們：他們是改造好的。

　　十月底，天有些涼了。一天，突然念名單，被念的人又收拾行李，走出學習班小院，走出幹部大院，走進看守所，穿過看守所大院，走進Ｋ字樓。牢門在身後關上，我又成了犯人。

　　容不得我思考，也無法判斷。從第二天開始就眼看著每天都有犯人被成批成批地轉走，我們的飯食也從每天兩頓窩頭菜湯變成臨時發的麵包和稀掛麵。大家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直到自己也被轉移。汽車、火車和汽車，經過漫長的一天路途，深夜來到一個連電都沒有的地方──河北省饒陽縣。

　　剛剛適應饒陽的農村看守所的生活，就過年了。陰曆正月初四清晨，我和另外幾個人又被點名。同室許多人知道我是學習班的，一邊幫助我收拾行李，一邊恭賀我要被釋放了。

　　我剛走出看守所內院，就被突然放倒，迅速地被鎖上手銬和腳鐐，隨後被拖上一輛大轎車，而且不許坐座位，只能分開腿坐在中間的過道上。後面上來的人就坐在我分開的腿中央，正好壓住我的腳鐐，萬無一失。

　　押解的軍人坐在兩邊的座位上，除了不斷吆喝我們低頭，很少說話。

　　到冀縣，車停下。又上來一批人。其中有幾個也曾是學習班的同學。

　　幾個月前，我們從北京出發時，有人是單獨手銬腳鐐，有人是幾個人被串銬起來，但絕大多數人沒有被銬。那次指定我在火車上負責分發麵包和水。我看見車廂兩頭椅子上碼放得整整齊齊的不銹鋼新手銬，數量足夠把我們全銬起來。所以這次將我們全副「武裝」，我也沒有太多想：押解犯人總歸是這樣吧？

　　到了北京，我們便被分別押入單人牢房，手銬和腳鐐都沒有摘。不許出聲的大聲呵斥，嚴格的規定，使我感到「壞了」！

　　我被關的單人牢房就是我幾個月前剛剛蓋的房子，現在的編號好像是三十五筒。Ｋ字樓是三層十二個筒，王八樓雖然是女號，但有一度我曾在那裡被提審，觀察好像是三層，十五個筒。不清楚這三十五筒根據什麼編號。

在北京各單位輪流批鬥

　　七○年春天的雪又多又厚。

　　回北京第二天清晨，我被叫出牢門外，見到院子裡有幾個人站在那裡等我。他們喝令我坐下，開始給我綁繩子。先是兩個褲腿，一邊一根，匝緊；然後是脖子，靠著肉，不緊也不松；最後是讓我站起來，用一根繩子權當褲帶，從後面紮緊。這種繩子很細，北京人叫小繩。這我可懂了，這就叫「綁小繩」！死刑呀！

　　命運可沒有那麼便宜我。

　　我被扔到一輛卡車上，運到了東城分局。然後就在東城區各地各單位被批鬥。

　　第一個是吉祥劇院，我過去常去看戲，很熟悉。被批鬥時有三個警察押我。我必須分開腿低頭站著，他們三個人各出一隻腳踩住我的腳鐐，一邊一個人把住我的胳膊，往下按我的肩，擺出一個沒有翅膀的「噴氣式」姿勢。後面一個人伸直胳膊，用手勾住我脖子上的小繩套，壓住我的頭並避免我喊叫。這是標準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姿勢，和宣傳畫上一樣。

　　我一開始還注意聽批判詞，後來發現所有的地方是千篇一律的印發內容。發言的群眾只是照本宣科就是了。習慣之後，我每次登場就只注意陪鬥有多少人了。陪鬥的人越多，我等的時間就越長，就越累，因為我總是最後一個被批判。保持低頭彎腰的姿勢是很難的。

　　在吉祥劇院挨鬥不止兩三次。有一次居然安排六十多人「陪」我，在台下滿滿站了三大排。那次我真是累壞了。

　　我的同案是美術學院的學生，因此，美術學院是一定要去的。那次中央美院組織了很多人發言批判他，結果是我這個陪鬥的人頭前的地板濕了一大片，都是汗。那可是冬天呢。

　　在東城區有那麼幾場陪我挨鬥的只有一男一女兩個孩子，分別站在台角上。我心中稱他們為金童玉女。後來我認識了那個金童，成為很好的朋友。他就是章立凡。

　　第二個是朝陽區，我只記得去北京挑補繡花廠給田樹雲和孫秀珍陪鬥。我認識孫秀珍是在學習班，認識田樹雲是從學習班又回到監號以後。巧的是，我後來又成了田樹雲夫人的同事。再後來，我自己做公司時租用的寫字樓原址就是挑補繡花廠。有時世界就這麼小。

　　海淀區我就讀的北京市外國語學校所在。我回學校挨鬥時沒有人陪鬥。進場前，退場後，我都極力想看見我同班的同學。可惜，一個也沒有看到。他們現在都在哪裡呢？

　　我去得最遠的是石景山區。那幾天天天掛著牌子站在卡車上，經過市區。在路上看見人們冒著大雪在漠然地拆城牆上的磚，心裡估計他們是用這些古磚去砌防空洞，覺得真可惜。

　　去石景山的一組三人有薛新平，我們學習班的同學。還有一個敦厚的老者，我不認識。第一天到了石景山分局，看見火爐，薛新平說：真冷呀。我說：你能覺得冷，證明你還活著，享受吧！這時角落裡忽然傳出：好樣的，小夥子，有種！

　　我扭頭一看，說話這正是那位老者。我問他是誰，他說他叫周存厚。我說：哦，你就是那個躲在夾層牆裡十幾年的土匪呀？！他說：根本沒有這回事，夾壁牆裡能活嗎？江青六六年八一八後表揚北京紅衛兵小將抄家的偉大成績時提到過這個人，說他們功不可沒，挖出了藏在夾層牆中十幾年的大土匪。

我那時對文革還深信不疑呢，但對一個人能生活在夾層牆中十幾年是不太相信的。（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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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的死刑經歷（下）
◎ 周七月

● 繼上篇入獄後，本篇回憶死刑牢房的見聞和出獄平反的經過。解釋周恩來和案情有無關係，涉及一位同案犯的描述。

● 秦城監獄位於北京昌平區小湯山鎮北9公里，專屬關押重要案犯。包括四人幫、陳希同、魏京生、劉曉慶等，這是監獄正門。（本刊資料）

　　就這樣，我被批鬥了整整六十場。帶鐐的腳腕每天都淌著血，兩個手背都被手銬的關節磨出了潰瘍，至今還留著疤痕。
　　群眾討論和批鬥完畢，我從三十五筒被轉移到死刑筒。不像是蘇聯人建的Ｋ字樓，除了功能，毫無美感。我原來從外面看過這個有一點建築裝飾的清末民初的建築，感覺它是一個古樸的兩層樓。這次進去一看，才知道這個死刑筒僅僅是一層。一邊十間單人牢房，中間有一道隔牆。牢房門有三層，向外開的鐵柵欄門上鑲著一層粗鋼絲網，厚厚的實木門向裡開。三層門下有一個帶小門的洞，是送水送飯用的。
　　室內的暖氣被吊在高高的牆上。暖氣上面是一個小窗，更高。從窗戶可以看見外面斜著一支楊樹杈，樹杈上孕育著鼓鼓的葉苞。
Ｋ字樓死刑筒的嚴格監管
　　怪不得呢，裡面的一層在外面看就是二層樓。因為窗戶高呀。
　　警衛有兩種。一種是在天花板上面巡邏的，他們通過扣在天花板上的燈網觀察我們。另一種是在走廊巡邏的，他們上班就換布鞋，悄悄地通過鑲在門上的單面小鏡子監督我們。
　　這種監督嚴格到什麼程度？！
　　任何腳鐐的響聲，都會招來看守。如果我表現得有些異樣，比如痛苦。一會兒就會有醫生來給我看病，不用報告。我看不到外面，但能覺得就像紐倫堡的戰犯法庭監獄，每個牢房外面都站著一個戴著白色大鐵帽子的美國憲兵。
　　房間的水泥坐式馬桶在牆角，那裡有一個裡大外小，像射擊孔一樣的方形觀察窗。無論什麼時候去方便，只要站著，就沒有人理你。但你只要坐下，身邊大門的底窗就會打開，有人送上手紙。方便完起身，水會自動沖下。如果有剩手紙，一定會有手伸進來向你取走。不用語言，不用命令和吩咐。
　　我是習慣性便秘，在那完全不允許活動的牢房裡，便秘就更厲害了。無論我一天去坐多少次馬桶，程式都是如此。而且對方絕對耐心地伺候著，不呵斥，不抱怨，不阻止。
　　我看過一些舊書，知道死刑犯一定得被處死。如果被判死刑的人在等待執行期間突然死亡，獄卒是有絕對責任的。
　　進來的第一天，還沒容我定下神來，就聽見一個聲音跟看守說：上一次批鬥我參加了，但沒有槍斃我，說有重大問題要問我......但到現在也沒有人理我......現在又來了一批......什麼時候找我呀......
遇羅克和不怕跟看守搗亂的人
　　有一天晚上，有一個人娓娓地說他要獻藥方，可以包治百病，普濟眾生......
　　更多的是一個人專門和看守搗亂，一會兒要求放風，一會兒要報紙看......從他的說法我覺得這是一個滾頭筋一樣的人，什麼都不怕。可以聽得見有時看守摘了他的下巴，有時給他倒了背銬，讓他吃飯如狗啃，幾天無法擦大便，甚至摘過他肩膀的臼，但他還鬧下去。
　　生命的欲望可以用各種辦法表現，但沒有一個人求饒。
　　後來才知道，那第一個聲音就是遇羅克。總和看守搗亂的據說就是馬捷生。這是這幾個月中唯一用正面衝突表現自己不服意志的人。
　　除了這些個別的聲音，平時牢房裡安靜得像大海一樣，真是一根針掉在地上都聽得到。
　　到那時，我的法律狀態仍然是「群眾送進來的」，入獄已經一年半了，沒有拘留手續，沒有逮捕手續，沒有判決書，但已經在等待死刑。這離不久前被告之將被釋放，才三個多月的時間。
　　怎麼等待呢？我知道，哭也沒用，笑也沒用；求也沒用，不求也沒用；愁也沒用，苦也沒用......總之，一切都沒用了。因此我也不想這些事了。監號中正好有三本《毛選》，一至三卷，於是每天看一卷，最後真是「倒背如流」了；剩下的時間就背古詩古文，一首一首地回憶，一篇一篇地拼湊；還背過課本，從「一：開學，開學了」開始，逐篇地想下去。
　　死刑監號絕對不許出任何聲響，但我可以在心中唱！先從小唱到大，再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地想，我會唱哪些歌？
　　我最後的判決書裡有唱外國「反動」歌曲一項罪名，居然。這可能是中國空前絕後的判決呢，可以證明我是多麼喜歡音樂了！
　　還有，就是反思，反思自己做過的缺德事。我那時就暗下決心：如果能活，絕不再做自己事後會臉紅的事。
　　窗外是幾月幾號？我幾乎不關心了。一天，從第一間監號開始，鐵門嘩啦嘩啦地響起來。在安靜的死刑筒中這可是很少有的事。我是第四間，一會兒就輪到了我。小小的監號中忽然進來五六個陌生人，每個人都拿著一個夾子，詢問我的姓名、年齡到案情......這些每次審訊開始都要問的問題。我機械地一一作答，心裡想，原來這就叫驗明正身呀。
　　第二天天不亮，我們就被轟了起來。這天沒有發洗臉和刷牙的水。被子還沒有來得及疊，門底下已經送進來了兩個冷窩頭和一小塊蘿蔔鹹菜。都說臨刑前給一頓好吃的，原來也是小說。這頓飯比平時的熱窩頭和熱菜湯還要差。
　　我來不及考慮這些了，因為身上還有一件比較新的毛衣，我捨不得一會兒它被子彈穿一個眼。我悄悄地褪下了手銬，脫下毛衣，疊好，放在枕頭上。又帶上手銬，坐在炕箱上，等著他們來提我了。
　　其實我早發現我的手銬有點大，找到一個角度就可以褪下來。我每天晚上都會在被子裡褪下來，舒服一會兒。但睡著前我會帶上，以防萬一手露出被子被看守發現。
行刑隊提人，我被提審，驗明正身
　　天剛亮，外面傳來了車隊的轟鳴。我想起了去年九月看到的行刑車隊，想起了那些年輕的戰士們，嶄新的軍裝，白手套和斜挎的衝鋒槍......「他們是改造好的」。
　　一個門被打開，聽得見腳鐐的聲音從勻速變成越來越快，越來越遠......一會兒，嘩啦一聲，我知道那人是在小夾道中被放倒了。這邊第二個門被打開......
　　一切都是規律的，從容不迫的，就像我在看著那個空空的死刑小夾道。
　　意外發生了。第三個人出去後，他們並沒有開我的門，而開了第五扇門......
　　我站在那裡，聽著，直到整個死刑筒又回歸死一樣的寂靜。
　　一會兒，一個軍人看守樂呵呵地走了進來，問：「你剛才在鬧什麼事？」「我沒有鬧呀！」「你還不老實，我都看見了。」「我真沒鬧。」「出來吧，給你換個銬兒。」
　　我還能說什麼？
　　毫無心理準備的是，他沒有斥責我，也沒有揍我，始終樂呵呵的。換完銬子，這事也就過去了。
　　下午居然提審我。我趟著鐐，呼吸著有些濕潤的空氣，走到死刑筒的院子裡。太陽真耀眼呀。小院中堆放著剛剛清理出來的行李，一卷一卷的，上面用紙條寫著人名，真像一堆棺材碼放在一起。
　　提審的內容非常簡單，就是問我怎麼想。我說我很理解，要和蘇修（那時興稱蘇聯為蘇修）打仗了，為喚起人民的鬥志，殺人祭旗是必要的，這種做法古來有之。我年齡太小，沒有來得及為國家做過任何貢獻，這次如果能起到激勵人民鬥志的作用，冤枉死也值了。
　　我的態度他們很熟悉，我一直認為自己無罪。在被批鬥期間，每天晚上回到監號，腳腕的傷口都要上紫藥水。上完藥，棉花棒是要收回的。有一天看守忘了收回，我就用紫藥水棉花棒在一塊布上寫了沒有罪和想念親人的「遺書」，塞到了被子中。後來抄號（獄中不定期的搜查）時這封「遺書」被翻了出來，存到了我的審訊檔案中。
　　審訊員沒有為難我，只是讓我好好想想，還有什麼沒有交代的罪行，黨的政策大門還是敞開著的，讓我爭取寬大處理。
　　為那封遺書，幾個看守們的領導專門審訊過我，追問是誰給的棉花棒。我堅持說忘了。我怎麼能忘呢？我給他起的外號叫吳胖子，是個少數被留用的老公安。我們挨鬥的那些天，無論多晚回來，他都會烤窩頭片給我們吃。他有情，我不能無義啊！
　　一批新的死刑犯馬上進來了。死刑筒的生活又那樣單調而安靜地開始了。我想起了遇羅克當初的話，也許我是下一批？
　　四月十七號，我又經歷了一次驗明正身。四月十八號，我又經歷了一次凌晨的死刑的等待。但我又被空過去了。
　　那枝斜掛在窗外的楊樹杈吐芽了，長穗了，有了嫩綠的葉子。
　　棉衣已經穿不住的時候，我被調到了Ｋ字樓的大號中。一百多天的死刑筒經歷終於結束了。但我不敢相信這就是最終結果，因為這是人數文化大革命，任何事情隨時都可能發生。
謝富治到處督促增加死刑人數
　　關於這次死刑，還有一些事情需要補充。
　　從時間上看，六九年十月的這次北京犯人大轉移，與林彪的一號通令有直接關係。在有關文革的研究中，似乎一號通令只是涉及到了高幹的轉移，鮮有注意北京犯人大轉移的。
　　七零年春的「一打三反」運動是一次大規模的屠殺。據說當時公安部長謝富治乘直升機一個城市一個城市地視察，督促加大死刑的力度，增加死刑的人數。這一段歷史值得研究。
　　三月五號北京死刑人數據說是四十二個。二月十一日公佈的討論死刑名單上涉及四十七個案件六十餘人。在這個名單上我認識的人有：
　　１、田樹雲、孫秀珍：以他們的職務和社會地位，不可能接觸到「大量重要情報」，也不可能有膽量和必要索要手槍、照相機和特務活動經費。據田樹雲說，他們投遞到某些社會主義國家駐華使館汽車裡的僅僅是社會上公開賣的紅衛兵報和首長講話之類。司機都是中國人。可見他們之幼稚。這是一個典型的「逼供信」的案件。
　　我出獄後恰巧與田樹雲的夫人一個單位。我本想與她聊聊田樹雲，但每次她都很冷淡地迴避了。對田樹雲和孫秀珍來說，同年同月同日死，也許是最好的歸宿了吧？
　　２、 傅曉平：我們曾同監號的時間不短。我向他學針灸、日文。這是一個文質彬彬的人，很謹慎。他的案情我完全不瞭解。
　　他有一個同案犯，小孩子，叫王亨利，與我們在學習班一塊「學習」。他的名字沒有進入這個名單。幸哉！
　　３、段鼎：他肯定沒有死，現在澳大利亞。我和段鐸曾同監號。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文革結束後一直在旅遊部門工作。
　　４、薛新平：也活了下來。我曾經聯繫上他，但他似乎不太願意接觸這段歷史和獄友。恐怕和他曾經在國際關係學院學習有關。
　　同一時間，但不知道哪批被槍斃的認識人還有王濤和索家林。他們六七個人是習武孩子，看了電影《獨立大隊》後按電影中的台詞說過要「天地人三不管」的話，文革中被說成了反共救國軍（這也是當時舞台上的詞），還有司令、參謀長之類的官。就這樣，他們倆被槍斃了。活下來的人中有的在我的工廠裡工作過。有一個人神經病了。估計是他將一群孩子的遊戲說成的反共救國軍，官稱也是他說的。小時候的同伴屈死了，他良心的壓力總會有的。
　　我回大號後，恰巧與剛抓進來的遇羅克手下的一個陳姓「幹將」同號。他說討論遇羅克死刑時，要求他們必須參加，交代問題。二月那次遇羅克沒有執行，又召集他們說遇羅克有重要交待，所以沒有死，讓他們抓緊機會坦白。隨後他就被抓了進來。我問他是否與遇羅克交待有關。他說他也不知道，他也不信。
　　我覺得有人死，有人不死，有人不死之後又死，與當時當權者的謀略有關。而內幕是什麼？遠沒有真相大白呢。
周恩來並沒有出手救我
　　為什麼我沒有被槍斃？許多人自然而然地就會想到周恩來出手相救。以我們家和周恩來的關係，這是自然而然的邏輯。
　　但我父母事後說，他們沒有，也不可能找到周恩來。文革後，鄧穎超見過我父母多次，也沒有講過有此事。有人這些年來一直在文章中說是周恩來出面干涉的，所以他和我得救了。這是一廂情願，想借此抬高自己的說法。
　　最近還有文章說：「後來『老七』的叔公王鶴壽（曾當選為中央委員、中紀委常務書記、第二書記。參加領導審查林彪、江青兩個集團案件，及平反劉少奇、瞿秋白、潘漢年等重大冤假錯案的工作。十三大上當選為中顧委委員。）說，其實我們的槍斃決議已經通過了兩次，幸虧周恩來說要留下活口，才沒有槍斃。所以，我總懷疑我做那些噩夢時，中央正在開會決議。」
　　我不知道他說的「老七」是不是我，但王鶴壽是我的三姥爺。我不知道我三姥爺什麼時候認識的這個作者，在什麼場合和作者說的這番話。我三姥爺六七年即由於鞍山事件早於我成為死不改悔黑幫走資派分子，當時街上有毛澤東親批的「很好，照辦」大佈告為證。我還給他往監禁處送過東西。他平反也比我晚。他從遼寧朝陽地區監禁地被放回北京時，是我去車站接的。他不可能參加七○年的中央會議，也不可能說得出這樣的「內幕」。
　　我多麼希望這位作者寫的是真的，因為我也想攀這個高。能兩次被中央討論，又兩次被周恩來親自救下，多榮耀！可惜在文革中我們都太渺小了。
　　我之所以長期不相信「貴人相救」說，是因為通過我的觀察，逃過那次「死刑運動」的絕不是我和我的同案兩個人。除非周恩來都認識他們。這次王銳先生發現的文件也表明訂名單時，事先對槍斃誰不槍斃誰就已經有所區別了。
　　我確實曾經寄希望於周總理。因為那時熟悉我們家的中央領導人，只有他在位了。
　　我出死刑筒後不久被送回河北省饒陽縣看守所。但我申訴的願望一直沒有停息過。七三年，經過周密的考量，我寫信給家裡和給周總理，力陳自己被冤枉的過程和根據。當地「犯人」換季的衣服是允許家屬取回拆洗的。這厚厚的信被縫在一個當地「犯人」的棉襖中被其家屬取走。我鬆了一口氣，靜等事態變化。
關押六年後，判刑十三年
　　兩個多月後的一天，我被叫出監號。剛出院門，就被絆倒，帶上銬子，暴揍！我以為又是死刑前的準備。但沒有想到隨後被叫進審訊室。審訊室裡有三個北京來的人，先讓我簽逮捕證。我拒絕了，原因是沒有任何手續，我已經被關押了六年，這個證簽不簽沒有意義。他們讓我回座位，馬上又命令我起立，宣佈判刑十三年。
　　事情比傳奇還傳奇。我托的「犯人」是一個小學教員，當地的知識份子。他老婆大字不識一個，因此沒有共同語言。他喜歡上另外一個女教師，從眉來眼去發展到暗遞情書。她老婆有心眼，暗中偷藏了他們的情書並交給的生產隊（當時最基層的政權組織）。人證物證皆在，他作為壞分子被關進了看守所。這次他老婆拆洗衣服，又發現信。她理所當然地判斷這是他流氓丈夫寫給情人的！於是這些信從生產隊逐級上交，一直到北京。
　　北京市公安局為打擊我的氣焰，決定從重判刑。
　　我連累了我的同案，深感歉意。因為如果我老老實實地耐心等下去，未必會是這個下場。
　　出獄後，我找到那個幫助我傳信的「犯人」。十幾年來他一直在我的公司做看門的工作，一直到現在。
　　判刑後，我在衡水勞改隊服刑。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獄中只有我們中隊沒有按慣例發報紙。三日，我正躺在炕上休息，一個「大」犯人撞了一下我的腳，扔給我一份十月一號的報紙。我看見我父親出席國慶招待會的消息。又過了幾天，能接觸到獄領導的幾個大犯人都傳言：北京來人瞭解我情況，要帶我回去釋放。
　　幾天後這個傳言便沒有下文了。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總理逝世。那天正好是我在衡水勞改隊被單獨關押，準備轉監。聽到哀樂聲，我覺得我完了，國家也完了。
　　以下兩年是國內政治鬥爭最劇烈的兩年。我知道「四人幫」垮台的消息時，端著飯碗，打顫的牙磕著碗沿，怎麼也吃不進東西。我母親作為十一大黨代會代表在主席台中間就座的大幅照片給我帶來平反的希望。不久，北京來了三個人找我談話，要求我認罪。開出的條件是：只要認罪就減餘刑釋放，馬上跟他們回北京。我考慮了一下，拒絕了。事後我才知道是當時的文化部要北京市公安局放人。跟我談話後，北京市公安局發函給文化部稱：周七月自一九六八年改造至今，已近十年，該犯拒不認罪，改造收效甚微。不認罪成為不放我的理由。
和同案犯先後釋放，八八年宣判無罪
　　又過了一年，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我被釋放了。據保存在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的電話記錄，那時還沒有任何職銜的鄧小平向北京市委書記吳德直接要人。他明白地說，如果你們認為他有罪，先放出來再審。為此，北京市有些幹部在學習鄧小平的「四個堅持」時還專門提到「鄧小平說四個堅持，為什麼還要求釋放反革命份子周七月！」並在《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上刊登。
　　從中不難看到鄧小平當時的地位並不鞏固，吳德他們對鄧小平是不服的。我是否能最終得到平反，也不是沒有變數。
　　釋放之後就是密集地過堂，我幾乎天天去正義路的中級法院。我發現法庭很不客氣，繼續拿當時還在獄中的同案的口供打壓我，逼我認罪。我不得已，只得寫信給陳雲，說我和我的同案是同一個案子，同一天，同一個判決書判的刑，為什麼這次只放我，不放他？請求立即釋放他。當時我父親的一個老戰友是陳雲的大秘書，文化部的常務副部長也是陳雲系統的人，信順利地轉了上去，順利地批了下來。十二月三十日，同案被釋放了。我也鬆了一口氣。
　　我馬上約見他，商量法庭的事。我抱怨他這麼聰明一個人，怎麼會看不到形勢，一味招供呢？他說他確實沒有認清形勢，並給我道了歉。他那時還記得，在學習班時我也曾經抱怨他不該招供那麼許多，那時他就道過歉。他說他還是軟弱，所以又犯了同樣的錯誤。他說他這次出來之前，公安找他談話，要他以後繼續合作，他答應了。我說你千萬不能這樣呀。他長歎一口氣，說：沒有辦法了。
　　我們兩個人最後的裁定書是七八年五月下來的，無罪！十年的青春就這樣被消逝了。
　　我曾經根據當時普遍的平反原則，要求銷毀所有的材料。法院解釋說，當初肯定是冤案，現在又給你平反了。其中的原因很複雜，現在也不是沒有爭議。保留這些材料是對你最負責的做法，有了正反兩方面的材料，將來誰再想翻你這個案也是翻不了的。
　　我接受了這個解釋。
結尾：十年冤獄、兩段愛情
　　要談愛情嘛，我也經歷過。
　　勞改期間，一個新分配來的公安女幹部對我特別好。她常常找我請教一些業務上的問題。我一出獄，她就追到北京，堅決要嫁給我。她堅稱我在獄中就像一個好人，正直，可靠，業務好，是條漢子。
　　那時我前途未卜，天天過堂，哪敢想這些事！我婉絕了。
　　在中級法院過堂期間，有一個女孩子突然在路上堵住我。她說她看過我所有的檔案和審訊記錄，相信我是無罪的。沒見我之前，只看那些記錄，就愛上了我。我來法院，她一直在旁邊觀察我，更相信她自己的判斷沒錯。
　　我根本沒有發現有人在觀察我，我正在法院受審，更不敢接受一個法院工作人員的愛情，趕忙拒絕了。但她窮追猛打，直到幾年後才放棄。我很感激她們同情和溫暖，至今保持著對她們的尊敬和友誼。十年的親身經歷告訴我，雖然大環境險惡，但還是好人多！生活是多麼美好！

（周七月：出生延安，父親是文藝高幹周巍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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