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回忆：我怎样自投“右派”罗网

h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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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宾雁告诉我：1957年第一次被开除出党后，“除了至亲外，22年来到我家来看我的不超过两个人。”但是他1987年因一系列报告文学再度触犯逆鳞，第二次被宣布“反党”而开除出党，并在全国遭到严厉批判和羞辱，却有无数人通过各种方式表示慰问和勉励。他离开了中共，却回到了人民


◆高伐林


　　出生于1925年的刘宾雁，可以说是革命的“老资格”──比江泽民、李鹏的资格都老。他1939年就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那时他还只是个14岁的孩子；1943年在天津参加地下抗日运动，胡锦涛那时才刚刚出生；1944年刘宾雁加入中共时，才19岁。
　　中共建政后，1956年定行政级别，刚过“而立之年”的刘宾雁就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了，虽然只是“高干序列”的最低一档——13级，却有了资格坐软卧、坐飞机，一个月工资158元人民币。在当时拥有这笔收入简直就是一个富翁，他笑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花”！
　　然而，高官厚禄没有遮蔽他做人的良知。当他一点一点看到社会真相中的黑暗面，刘宾雁义无反顾地向深渊扑了进去。他当《中国青年报》记者时，因为写了轰动一时的《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工地上》，发表了大量主张干预生活的言论而在劫难逃，虽然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暗中保了他一下，但1957年刘宾雁还是被打成“右派”。


1954年，刘宾雁去日内瓦参加会议期间所摄。（刘宾雁、朱洪提供）


在华沙感受到变革之风

　　笔者问刘宾雁：你当年写《本报内部消息》这样作品，是在什么契机下唤起创作冲动的？
　　刘宾雁说：是1956年随邓拓到波兰开国际新闻记者协会理事会时受到启发。当时苏共刚举行二十大，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暴行的秘密报告，部分内容循著“小道”已经传到华沙。我们每天在新闻记者俱乐部吃饭，其它国家不少记者也住在那儿，自然要彼此传播这些东西。“东欧的变化比苏联快。当时华沙街头很多地方摆著报纸，共产党报纸、右派报纸都有，英国、法国报纸也公开摆着，随便看。当时邓拓的兴趣也很大，我们访问了几家报社和杂志社之后，热血沸腾！”
　　1956年刘宾雁发表《在桥梁工地上》批判党内保守主义，虽然口气很温和，但是确实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揭露党内阴暗面的有锋芒的文章。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秦兆阳写了按语，给了很高的评价，“按语写得也很厉害，说‘我们期待这样的作品已经很久了’，四月号《人民文学》发了头条，我根本没有想到！”刘宾雁从波兰回国一下飞机，迎接的人告诉他一夜成名了。回国后的刘宾雁从哈尔滨到湖北就一路上宣传，可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啊！“接著给 13级以上干部传达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更感到有信心了。《本报内部消息》也是秦兆阳要我写的，本来我没想写。”

刘少奇指示报道上海罢工

　　刘宾雁在自传中曾经回忆：
　　1957年4月，《中国青年报》社长张黎群传达刘少奇指示：上海永大纱厂女工罢工，应予报道。刘宾雁被紧急派往上海，与报社驻上海记者陈伯鸿一起进行采访。由于全国形势很快激变，采访不了了之，但留下的记忆却历经风雨而难以忘却。
　　“永大纱厂是个只有二百来人的小厂。我和陈伯鸿作了半个多月的调查……我们认为这个工厂党组织的危机对于唤醒全党警醒，痛切正视执政党的危险是极有意义的。”“从1955年全厂工人热烈拥护公私合营，欢迎共产党干部入厂当公方代表，到全厂大多数工人举行罢工，把党的干部软禁起来作为人质，只经历了两年时间。”
　　而且，处于这样的危急状态的并不只永大纱厂一个厂，就在刘宾雁在上海采访期间，“工厂里的骚动继续扩大，一周中罢工迭起，达到每天有三、四十起工人去市委请愿的规模。公私合营工厂已有五名公方代表被打伤。市委发出紧急指示，限十天之内把工人安定下来，报纸已经停止了关于鸣放的报道。听说市委书记柯庆施已专程飞往北京向毛泽东报告请示。……”
　　刘宾雁凭著新闻记者的敏感，于5月25日在上海电台的地下室寓所里写信，直接向毛泽东进谏：“……请您注意：一，党内高级干部中，一个特权阶层已经形成。他们已完全脱离了党组织与群众的监督，成为新的贵族……二，在多数工矿企业中，党的组织处于瘫痪状态。东北的一些工厂中，党员起好作用的不到四分之一……在机关中，党内健康力量不得伸张，占优势的仍然是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有些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政治热情衰退……者竟达三分之一以上……关于党与群众关系的普遍恶化，就无须写了”。
　　毛泽东在半年以前，也曾发出过“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的警告。但这类话只能由毛泽东本人说，别人要议论这样的可能性或现实性，就意味著对党的“诬蔑”，犯了“攻击”罪。
　　刘宾雁后来才知道：就在写这封信的前13天，即1957年5月1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他写的关于上海鸣放情况的报导《上海在沉思中》，毛泽东看到，当即批示：“看来，有的人不是想把事情搞好，而是想把事情搞乱”。已经下决心发动反右运动的毛泽东，显然是把刘宾雁看作是“要在中国煽起匈牙利式的暴乱”的“右派”代表。但毫不知情的刘宾雁却还要如此多情地进言，这就真是毛泽东后来嘲笑的“自投罗网”了。

胡耀邦、邓拓暗中保护他

　　我查到《中青报史》记载：

　　1957年7月8日晚上，报社整风领导小组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动员开展反右派斗争，指出“报社刘宾雁就是一个右派分子”，号召全体人员与右派划清界限，积极开展斗争。
　　7月11日一版报道《中国青年报全体工作人员集会向刘宾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开展斗争》。（本月共发表揭发批判刘宾雁的报道和文章19篇。）
　　7月20日下午，首都新闻单位与本报在北京日报礼堂联合举行揭批刘宾雁大会……

　　刘宾雁当时不是完全没有预感，从上海回来一路上他心里就在嘀咕，感觉到风向诡谲，自己在上海广播电台等等地方的讲话有些话比较出格，可能会闯祸。“心里烦躁得很，感到中国这个机会眼看就没了。我回到北京，得知我被选为报社编辑部两个支部之一的支部书记，还以这个身份召开支部党员大会，号召大家继续‘大鸣大放’——那时已经是六月下旬了！简直就是‘顶风作案’！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来报社，我还当面批评他，现在我还记得，胡耀邦的眼光就那么狠狠地看着我！我当时以为他是恨我，后来明白，他那时已经知道我跑不掉了，他还在保我呢，毛泽东那个批示，他压下来了，没有传达到下面。他生我的气啊：‘看你到这时候还在自己给自己制造新的罪状！’‘文革’期间才把这个捅出来，说他包庇我，一块儿批斗，我才知道。”
　　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在命运的转折中，刘认识了很多人。他固然见了不少胆小如鼠的懦夫、反戈一击的“智者”、落井下石的小人，但是，对我回忆得更多的却是好人。像当时《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我后来翻阅过《邓拓传》，写他怎么怎么始终如一地完全‘忠于’、‘跟着’毛泽东，根本不真实，那哪里是写出过《燕山夜话》的邓拓？！”
　　说刘宾雁记性好，决不是恭维，他回忆起数十年前的往事如在昨日：“我1954年跟邓拓出国一次，1956年跟他又出去一次，‘反右’时他保护了我。事情是这样的：我当时写了一篇很激烈地干预生活的稿子给他，那时风头已经不太对了，邓拓扣住了，没有发。在北京日报社开了三次新闻界座谈会，我是其中第二次座谈会时被揪出来的，揪出我的那次会，连报社的排字、印刷工人都参加了。就在那次会中间休息时，在后台，他见旁边没人注意，悄悄把我一拉，将我那篇稿子还给我了……”


　　刘宾雁与妻子朱洪访问苏联时，在斯大林的故居留下这难得的合影。斯大林就出生在这儿！夫妇俩沐浴著阳光，从心底洋溢出幸福的笑容……或许正是因为有过被欺骗和被愚弄的经历，刘宾雁才将追寻真实，作为毕生不渝的使命。（刘宾雁、朱洪提供）


“我最好的出路，就是当了右派”

　　22年黄金年华付诸大漠风沙，刘宾雁却说得很朴实：“我最好的出路，就是当了右派，离开了官场。”“那时年纪不大级别不低，哪儿知道老百姓的疾苦？平民工人的生活还多少了解一点，因为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要下去跑采访，但是对农村农民真是毫无感觉。如果不是自己倒了大霉，跌到底层，哪里知道中国社会的实情！”
　　到了中国社会解冻时节，已过知天命之年平反复出的刘宾雁，调到《人民日报》当了高级记者，1985年年初，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本来并没有列为候选人的刘宾雁，被选为作协副主席。
　　苦难生涯，不仅使他增长了见识，懂得了国情，更使他淬炼了热爱普通百姓的信念。刘宾雁从此自觉地用他的笔充当了本应由官府、由司法机关充当的“青天大老爷”的角色。不知卷入了多少矛盾，不知遭到多少人的刻骨记恨，同时，也不知受到多少人的衷心热爱。刘宾雁说得好：第一次被开除出党后，“除了至亲外，二十二年来到我家来看我的不超过两个人。”但是他的一系列报告文学再度触犯逆鳞，第二次被宣布犯下反党大罪，并在全国遭到严厉批评和羞辱后，却有无数人通过各种方式表示慰问和勉励。他离开了中共，却回到了人民。

　　（写于2005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