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庆：一言难尽“造反派”

bluesky

杨大庆

据何蜀介绍，文革四十周年之际“在香港出版了两部由亲历者所写的有关造反派的很有价值的书，一部是周伦佐的《‘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田园书屋出版），一部就是陈益南的回忆录。”周书至今无缘拜读，深以为憾；陈著则因楼台近水，得以亲睹。因此，可接着话题说上几句。

何谓“造反派”

四十年前若提这个问题一定会被视为白痴，因为当时造反、保守（皇）两大阵营壁垒分明、判然有别，只有瞎子才看不到两者的不同。但在近三十年的主流叙事中，两者的界限已被模糊，造反派的形象被妖魔化、简单化，以至人们一看到影视作品中带红袖章、喊“造反有理”的就认为是造反派。由于丰富多彩的历史被简化为干瘪空洞的虚假概念，因此想要厘清这个本不是问题的问题需从头说起。

首先，造反派固然也喊“造反有理”，但首先树起这面大旗的却不是造反派而是保守派——由高干子弟组成的“老红卫兵”（如清华附中红卫兵、北大附中红旗、“西纠”）。可他们的造反是造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牛鬼蛇神的反，其顶点就是腥风血雨的“红八月”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后改为‘绝对如此’）”的对联。

其次，造反派当然也斗牛鬼蛇神、也反基层党组织，但劲头远不及老红卫兵大，在某些大专院校（如北京地质学院、重庆大学），造反的起因居然是要保被工作组揪出来的本单位校长、书记之类。而真正为造反派深恶痛绝的则是压制过自己的工作组和地方党委。

老红卫兵正好相反，他们一般保工作组，就在工作组被毛泽东定为犯“方向路线错误”之后，高干子弟谭力夫在与造反派辩论时还有过“共产党的干部犯错误，你们高兴什么？”的名言警句。至于对自己父辈掌权的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党委，老红卫兵更是保之惟恐不及。航空学院“红旗”去国防科委揪赵如璋、地质学院“东方红”上地质部揪邹家尤时，就与前来保卫党委的“西纠”发生冲突；而最早喊出“造反有理”的卜大华（清华附中）则应邀跑到武汉去保卫湖北省委。

总之，辨别造反派的标志不是喊不喊“造反有理”、戴不戴红袖章而是反不反工作组、反不反地方党委。



“造反派”的成分

造反派中混杂着不少落后分子、剥削阶级子弟、因受过打击而对组织不满者——甚至得到地富反坏右的暗中同情——因而从出娘胎起就带着“成分复杂”“组织不纯”的天然胎记，全不似保守派“组织纯洁”“血统高贵”。

但这种区别是相对的，主要体现在中下层，高层则未必尽然。如在红卫兵组织中，领导层除了没有那么多高干子弟外，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并不少。蒯大富是又红又专的标兵，其先进事迹和照片上过《人民画报》；湖南的谢若冰、占先礼，湖北的杨道远、杨家志，则均为共产党员、学生干部。即使在工人造反组织、特别是那些最后掌控局面的产业工人组织中，出身不好者或小混混、下三烂想出头也不容易；王洪文是党员，湖南的唐忠富，湖北的夏邦银、胡厚民，河南的唐歧山、申茂功，广东的刘均益也是党员。而最令人大开眼界的则是山西，造反夺权的竟是陈永贵、李顺达、解悦一干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和学毛著积极分子。



“造反派”与“打砸抢”

造反派最受人诟病的是“打砸抢”，平心而论，这顶帽子不算冤。但不可不提的是，保守派也搞打砸抢，而且是始作俑者。前文提到的“红八月”，就是保守派的老红卫兵演习毛泽东当年称赞的“好得很”的舞台。阶级敌人不但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还有不少送了命。不仅如此，“西纠”还一度取代了专政机关，其《通令》具有法律效力，不少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据此被注销了北京户口押解还乡。而此时学生中的造反派尚在受压——发生于清华的“8·24”事件可称是文革中群众组织间的第一次武斗，就是以刘涛（刘少奇之女）、刘菊芬（刘宁一之女）、贺鹏飞（贺龙之子）、李明扬（李井泉之子）为首的高干子弟邀请清华附中等十二校中学老红卫兵来镇压对立面，附带推翻了清华 的标志性建筑“二校门”——工厂里的造反派尚未成型。难怪老红卫兵失势后对其黄金岁月留恋不已，作诗云：“《通令》十三名海外，争拜‘西纠’好不快；昔日美梦不重复，只因‘三司’受宠爱。”

当然，打砸抢的帽子只做两顶还是不够分的，因为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到清查“四人帮”，各个阶段的文革主角在侵犯人权上都未落过后：工作组进校后将矛头指向教职员工，人格侮辱揪斗抄家之风就已露头——在武汉，第一次将牛鬼蛇神挂牌游街的行动就是由长江航运公司的党委书记、政治部主任组织的；由以老干部和军人为主的革命委员会主持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5·16”中，抓人、抄家、私设公堂也层出不穷；而在“四人帮”垮台后某些省份的派性清查中，各级党组织留下的记录比文革初期的群众组织更为恶劣。至于少数支左部队的作为，已不是“打砸抢”三个字所能概括的：死亡数千人的湖南道县惨案系当地武装部指使民兵和贫下中农所为；牵连三十五万、逼死一万六千人的内蒙“内人党”冤案是滕海清将军的杰作；韦国清的广西军区对造反派的血腥镇压则演化成了对“黑七类”的随意杀戮。这大概就是毛泽东说的“国共两党长期内战的继续”吧！



“造反派”的演变与分化

如前所叙，造反派起于少数学生与工作组的对抗，因此刚开始时被称为“少数派”。七月底毛泽东宣布工作组犯了镇压学生的“方向路线错误”，“8·18”后“造反有理”的口号响遍全国，少数派理所当然地成了造反派。但此时他们只是头上少了顶被工作组扣上的反革命帽子而已，力量对比上仍处劣势。随着中央文革对少数派支持的力度加大，“首都三司”于9月6日成立，这标志着学生中的造反派已能保守派分庭抗礼；但在工厂，以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为旗帜的造反派尚处于分散状态，只有零星的跨行业组织（如成立于9月7日的长沙“东方红总部”）出现。

1966年9月底，红旗杂志13期社论发表；10月1日，北京地区高校少数派领袖蒯大富、朱成昭、韩爱晶、谭厚兰登上天安门城楼；10月5日，总政发出关于开展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至此，“炮打司令部”的目标已经明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掀起高潮；几乎与此同时，清华刘、贺、李集体辞职退场，预示保守派颓势已现；而造反派则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点点星火势成燎原烈焰。引人注目的是，到当年10月底，在红卫兵这支造反先锋身后，工人的方阵已经出现。

1966年的冬天是造反派们的盛大节日。狂飙突进，摧枯拉朽。随着各级党委的全面瘫痪，在大部分省市以其为后台的保守派土崩瓦解、溃不成军。可更令造反派们兴奋的是，1967 带来的不只是新年——毛泽东号召“夺权”了！转瞬间，“反迫害”的可怜虫就成了权力盛宴上的食客。但不幸的是，权力对人性的腐蚀作用立即显现，原本团结一致的造反派开始分裂。而毛泽东将洪水纳入河道的努力——部队支左更加剧了这种分裂并造成了新的混乱。由于何谓“左派”并没有明确的标准，部队只得根据文革前的思维惯性找左派。于是，不但河南“造总”、浙江“红暴”、湖南“高司”一类温和造反派得到部队的支持；原本已垮台的保守派也以河南“十大总部”、武汉“百万雄师”、成都“产业军”的名义复活。而与之对立的湖南“湘江风雷”、河南“二七公社”开封“8·24”、武汉“三钢”、成都“8·26”、重庆“反到底”、青海“8·18”等则遭到残酷甚至是血腥镇压。于是，夺权的主题暂时退至后台，“反军”与“拥军”的斗争贯穿了1967年的春、夏、秋三季。

毛泽东的南巡结束了“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7、8、9三个月。反军派平了反；跟着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造总”、“红暴”被毛泽东网开一面定位为“犯错误的老造反派”从而保住了在“大联合”“三结合”中的交椅；保守派大多出局；派战让位于“大联合”。至此，各地文革中的派别基本定型，只有湖南稍显例外。

湖南造反派自“湘江风雷”与“高司”分裂后，同为“高司”对立面的“工联”与“湘江风雷”又分裂；而尔后“湘”派中又分出个“省无联”，大权独揽的“工”派中唐忠富、胡勇与梁春阳、尚春仁两家也斗得不可开交。如此呈几何级数的恶性分裂，真赶得上晚期的癌细胞，不知是不是湖湘文化中热中政治的基因在起作用。

“高司”派的情况也有些特别。该派的核心组织“高司”、长沙“造反有理军”、湘潭“革造联”是不折不扣的老造反派，按理可享受河南“造总”、浙江“红暴”的待遇。但中央就是不松口，而江青更是指责其“闹得很凶”是“右倾翻案”。这大概是因为“造总”等与“十大总部”一类保守派虽为盟友组织上却不混淆，而“高司”在绝大多数地县和基层发展的均是原始保守派的缘故。但在大中学生离校后“高司”、“造反有理军”即消于无形，“高司”派还真的基本上就是保守派了。可有些人却不死心，以至到1976年邵阳的“高司”派到省会闹事时还刷出过称自己是“老造反派”的大标语。 “四人帮”垮台后，“高司”派一度被湖南省委封为与“四人帮”长期斗争的“正确路线代表”，这桩“冤案”自然作废。可令人哭笑不得的是，1983年春刘雪初率中央工作组来湖南指导机构改革时又承认“高司”为造反派。但此时“造反派”已不是桂冠而是恶谥，“高司”派为这次迟到的“落实政策”付出的代价是常德的段远来送了命、邵阳的王安义成了“三种人”。



“造反派”的命运

与主流叙事所描绘的不同，绝大多数造反派在文革中的遭遇并不值得羡慕。从1968年夏秋之交的“全国山河一片红”到中共“九大”前后，部分省区的造反派有过一年左右称得上风光的日子。但在湖北、山东等地，他们的位子坐得不算稳，因此才有了当年秋到次年春的“反复旧”，而四川则有人重提“二月逆流”。可这番闹腾的结果是“九大”刚闭幕山东的王效禹，四川的刘结挺、张西挺就先后垮台。这预示造反派的苦日子即将开头。

果然，“一打三反”、清查“5·16”相继展开，造反派对号入座一窝蜂坐到了革命对象的位置上。苦熬四年盼来“批林批孔”，造反派才了出苦海见青天。在个别地市和少数基层，造反派担任了副职领导，但更多的则是革命委员会中开会举手的“群众代表”，就算是中央委员或省委常委，也坚持“三不脱离”在原岗位上“抓革命、促生产”。两年后“四人帮”垮台，否定之否定，造反派被秋风扫落叶般扫进学习班“讲清楚”；某些头头更是坐牢判刑沦为中共最后一次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把造反派定为文革新贵、爆发户的根据是上海这个文革样板；但这是个案，不足以代表全国。而且即令在上海，造反派们也不是鸡犬尽数升天。内部倾扎的失败者如耿金章、潘国平之类和被镇压的“红革会”、上柴“联司”、“支联站”、“戚李集团”自不待言，据近年披露的材料，上海区局一级政权中“批林批孔”前被清洗的造反派也超过了40%。而跟着“四人帮”走红的亦非全是造反派，马天水、黄涛、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一帮人或是老干部、或是部队支左人员；王秀珍文革初期面目模糊，至少不是“工总司”的核心骨干；而杨富珍能当上候补中央委员、区委书记更多是靠的烈士家属和文革前的全国劳模身份——这引起过陈阿大等王洪文小兄弟的不满，可保证了杨在“四人帮”倒台后安全着陆。上海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庄则栋，这位体育界尽人皆知的铁杆保皇派在“四人帮”手下却红得发紫，以至是第一批跟着“四人帮”倒霉的中央大员。



“造反派”的历史定位

应当指出，文革初期“造反派”打着“反迫害”的旗号登上政治舞台是不自觉地反映了民众争人权的初步努力和社会的民主诉求，自发地代表着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对社会不公的抗议、释放着历次政治运动中受打击者的积怨和对一个更合理社会的朦胧向往，决非全是毫无意义的胡作乱为。

在河南，“二·七公社”的核心组织“郑大联委”造反的第一炮就轰向了在“三面红旗”下饿死二百万人的吴芝圃，首次使惨绝人寰的“信阳惨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在重庆，造反派坚持要为因向中央反映四川在大跃进中饿死人的真实情况而被李井泉打为反党集团的“萧、李、廖”翻案、为长期受李井泉压制和打击的川东地下党翻案；

在湖北，武汉大学的造反派率先为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的李达翻案，武钢技校的造反学生则为因脾气暴躁而与同事口角动手打人后被以“阶级报复”之罪名冤杀的工人庞玉来鸣不平；

在湖南，“省无联”的下属组织公开为右派翻案、为解放后被镇压的原中共游击武装“湘中纠察总队”翻案------

所有这些与同期发生的“联动”为“保爹保妈”而“炮打中央文革”相比，动机无疑更纯洁；就是与被正统史书赞为“大义凛然”的“二月抗争”——实际是为受冲击的老干部请命、为在“红八月”中干了不少坏事的高干子弟请命的“大闹怀仁堂”、将文革拉回工作组专政的“五十多天”的努力——相比，道德上也不落下风。

而随着造反风潮浮出水面的，更是合同工、知识青年下乡及包括在“经济主义妖风”——如三年困难时期清退部分国企职工——中的大量社会问题。

然而，先天的思想贫血却造成了造反派的短视，使他们的认识始终停留在一切社会不公和自身不幸均出自“反动路线迫害”的幼稚水平。而突如其来的改朝换代的“一月革命”更将其思维固化为“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社会问题逐渐淡出了他们的视野。到了1967年的“7、8、9三个月”后，除了广西等个别地区外，更是春秋无义战，路线分歧蜕化为赤裸裸的权力斗争。而曾短期掌权的造反派们的表现与其一心要打倒的老当权派也无甚区别。如在1968年秋湖南清理阶级队伍的“红色风暴”——“9·9”“9·29”行动中，带头抓人抄家、对阶级敌人实行“群众专政”的就有造反派，主要是“工联”中的唐、胡派。因此，陈益南在书中对造反派的这段历史进行反省时视此为“耻辱”。

1974年的“批林批孔”从形式上曾再现了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轰轰烈烈的一幕，但这只是单纯的造反派要平反，而不是内容丰富的社会性反迫害了。而当毛泽东掐灭了“批走后门”这唯一一星具有道德光彩火苗后，造反派的表演便进入了垃圾时间。而随着大规模群众运动的退潮，造反派的头头和“委员”们成了潮后海滩上几块孤零零的礁石。1976年“批邓”时在部分省份他们虽然依旧突兀抢眼，其实不过是在显示存在而已。

通过对主流造反派历史的简单梳理人们不难发现，他们从未提出过或试图提出过可作为其旗帜的特殊纲领，他们在大多数时间内基本不关心十七年间积累的大量社会问题，他们所秉持的政治哲学和执政理念与文革前的当权派也高度一致——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都是将对立面“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全面专政”——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他们不是一支政治派别而只是极权体制内的无组织力量（陈益南在书中对此有着十分精彩的描写：造反派虽号称隶属无产阶级“司令部”，但他们的头目却不由司令部任命，司令部也不向他们发文件，每临大事小事也多只向老官僚通气、打招呼，而造反派们只能从那些意义含混的最高指示、模棱两可的两报一刊社论甚至是小道消息来揣测司令部的战略意图——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的病危，老官僚早就得到通告，因而气沉丹田、静待其变；而号称与毛主席心联心的造反派却对北斗将沉浑然不知，只顾胡乱折腾，为自己的灭亡创造着最后的条件）——他们的历史作用则如毛泽东所言是自下而上揭露极权体制的阴暗面，从而消弭了笼罩着这个体制的神圣光环，影响了后文革中国的走向——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为这个体制所不容。



“造反派”与“极左派”

“极左派”是造反派的激进翼，他们在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发表后被官方统一正式冠以此名。被归于这一派的有北京的“5·16”兵团、山东的山大“主义兵”和“渤海战团”、上海的上柴“联司”和“支联站”、湖南的“省无联”及湖北的“北决扬”等。这派在组织上的特点是多为跨行业跨系统的小山头；人员庞杂，有不少主流造反派的失意者或游离分子；其主力一般是老造反红卫兵或青年知识分子。政治上的特点则是坚持不妥协的反对派立场，在毛泽东明白无误地要从天下大乱转入“大联合”“三结合”开展“斗批改”时仍憧憬着“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海市蜃楼。他们要没么拒绝实行“大联合”，要么坚持“以左派为核心（实际就是他们自己）”的联合。其中还有些人则一意孤行地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等。因此，当时他们被视为干扰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遭到从中共高层到主流造反派的一致痛恨。各地造反派对极左派的打压都不遗余力；毛泽东在电视机前目睹了王洪人文踏平“联司”的全过程；而对“省无联”镇压中共高层可说是倾巢而出，毛泽东两次公开斥责，林彪有针对性的指出“湖南的突出问题是极左派的活动”，而在宣布“省无联‘’死刑的“1·24”接见时毛、林以下的中央大员悉数出席发言。

中共对“极左派“的警惕决非是其干扰“战略部署”那般简单，他们在“极左派”的活动中看到了有可能挑战其统治合法性苗头——“新思潮”。



“造反派”与“新思潮”

苏绍智在论及“‘文化大革命’后意识形态中的四个派别”时曾提到过有一支“从社会基层涌现出来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派”，其“思潮最早可溯及‘文化大革命’期间”，指的就是曾以“极左派”面目出现的“新思潮”。

在1966年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一种类似于摆脱教规、教堂、神甫束缚而单凭心灵与上帝 沟通的早期基督教新教的精神景观静悄悄地浮出水面：由于从中宣部的大 小阎王到基层支部识字不多的学毛著积极分子都失去了 人民信仰指导者的资格和对中央精神、最高指示的解释权，至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话语平台上独立思考有了自 己的空间。一批无名的思想者力图突破“路线斗争”的官方模式解释眼前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为”造反有理“提供更坚实的道义基础和更有力的思想支持。1966年11月初北京上海出现了《重建马列主义小组》《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 的 传单；12月，遇罗克的《出身论》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1967年春天 ，上海的“全向东”和北京中学的 “四·三”派围绕毛泽东评说“触龙言说赵太后”时提到的“财产权力再分配”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八中“红旗”“新四中公社”的才子模仿《共产党宣言》写的《四·三派宣言》就冠名《论 “新思潮”》（此为”新思潮“一词的最早来源）；当年秋湖南“省无联”的杨曦光及稍后武汉“北|决扬”的鲁礼安等的言论则已带有政治纲领的性质。

这批思想型激进造反派的领先者们不满足中央文革和主流造反派“路线斗争”的低级叙事模式，而要用社会矛盾、制度缺陷来解释十七年来的不 合理现象和文革的爆发；他们也不认同 “大联合”，因为这是无原则的妥协；他们更反对有老官僚参加的“三 结合”，因为这表明“旧政权”的复辟。而其中的杨曦光更是奇峰突起。

首先，他较早猜测到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乌托邦之梦、 建立人间天 国，“五七指示”即其蓝本（这为“斗批改”中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和毛泽东1975年“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的谈话”所证 实）；其次，他比其他人更关注当时的某些社会（非政治）现象，合同工、下乡知青这些从不入主流造反派法眼 的问题均被他视为制度缺陷的表现。他和“渤海战团”成员、山东师院附中刘锦长不顾禁令共同主持了部分省份下乡青年座谈会，并形成了《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更重要的是他结合《九评》中对当时苏联社会性质的分析将毛泽东六十年代的某些论断和提法及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发现《国家与革命》的教条失灵而采取的权宜之举推向极端来论证文革的必要性。如他认为文革前中国同苏联 一样存在一个特权阶层控制的 国家机器（即毛泽东所说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因而要“重新 组织阶级队伍”开展夺权 斗争。为此， 必须“砸碎旧的 国家机器”，“重新建党”、“重新建军”、“重新建国”。

不经意间杨曦光逻辑推演的游戏越过了毛泽东容忍 的底线，如周恩来预见的那样“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因为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毛 主席的正确路线占统 治地位”是文革得以发动的 基本前提，任何“砸碎”、“重建”之举都只能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举 动。也许杨曦光 只向前多跨了一步，但就是这一步导致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利剑高高举起，西风残照、战马悲鸣，没有可供避 难的新大陆可去的新教徒杨曦光们只能去坐牢。——相反的是，与杨同为“理论家”、因炮打陈伯达入狱写过被宋永毅十分正确地称为主张“河归故道十七年”的《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周泉缨被毛下令宽大释放。

平心而论，由于缺乏异质思 想资源的支持，“新思潮”始终 在毛泽东思想的话语框架中 挣扎(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比不上在黑暗 的隧道中挖掘前行终获光明的顾准；但早就被剥夺了发 言权的顾准是一个孤独的行者，当时不 为人知也未对实际政治生活发生影响），他们的激进行为不但被当 局和主流造反派打击，在其赖以栖身的“极左派”中也未得到广泛支持。然而，他们在理论上的困境和自身遭遇本身就提示了可供日后中国选择的社会发展路径。1974至 1976 年间，中国的政治地壳再次 断裂，“新思潮”也开始了耀眼的喷 发：广州“李一 哲”的大字报真实地反映了全民对文革后果的深深失望；贵州“觉悟社”的传单重提中共“八大”路线和1965年周恩来所作三届人 大《政府工作报告》，肯定当时中国社会主 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四个现 代化”是中国的近期 奋斗目标，这比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三中全会早两年半以上；而在那个云愁雾惨的春天一 次悲壮 的日出——“四·五”运 动中，“新思潮”夺目的寒光也在暴政反抗者出鞘的剑锋上闪现。而在历史性大转折来临的前夜，“新思潮”则在 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提供了强大的民意基础和 道德动力的西单“民主 墙” 前完成了最后的冲刺。此时，自英国立宪以来、美国开国以来、法国革 命以来、（毛泽东认同的） 《 大西 洋宪章》问世以来一 浪高 过一浪的人类进步潮头已在天际涌现，“新思潮”蜿蜒千里的涓涓细流终于汇入蔚蓝色的大海。因此，有理由说，在文革 瓦砾堆中，“新思潮”是仅存的几 块可供向未来攀登的完整基石。



“造反派”与毛泽东

没有毛泽东便没有造反派。所以， 海外的文革研究者谈“造反派”时爱说“奉旨造反”，即造反派是响应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才造反；而某些为造反派鸣不平的论者则认为造反派是被毛泽东“利用”，甚至将其与57年的右派相提并论。然而，此二说与历史真相均有一定距离。

先说“奉旨造反”。

首先，毛泽东这道圣旨并非发给造反派而是发给保守派即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的；

其次，接旨者也没有造反，至少没有按毛泽东的精神造反——他们只反牛鬼蛇神和知识分子而绝不反当权派。而被工作组压的得喘不过气来的少数派则从“造反有理”中看到了生机，他们与伟大领袖一拍即合，点燃了刘少奇的工作组专政“五十多天”这根导火索，将火头引向十七年积累下的大量社会矛盾这堆干柴，使 “造反有理”的熊熊烈火燃遍万里神州。

至于“打右派”则是刘少奇的想法。刘派工作组的目的就是要将文革纳入57年的轨道——只是下手更狠毒，连高中生都不放过。

而认为造反派是被毛“利用”后抛弃，根据的则是文革中造反派屡屡挨整的事实；但是，这不能全怪毛泽东。毛确实想在造反派中培养、选拔革命接班人，这不但体现在他对王洪文的超规格重用上，也体现在他对“五大领袖”的失望上。如1967年2月他在接见阿耳巴尼亚代表团所说“原来想知识分子中间培养几个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明显就是针对聂、蒯、谭、韩、王的。可问题是在中共“十大”选举王洪文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前，王及其“工总司”在内地大多数造反派中认同度并不高；特别是在那些“反军、乱军”的激进派的看来，张春桥、姚文元远不及王力、关锋、戚本禹耀眼，而张、姚一手策划的上海造反是一哄而起，运动反复小，“工总司”没经受过考验，真正的造反派是被张、姚整垮的“红革会”。因此，在很长时间内被他们视为旗帜的不是“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王洪文而是“现在看来很不理想”的蒯司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造反派虽然自诩文革“先锋”，其实对文革也同老当权派一样“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十六条》语）。

他们不理解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终极目标是要实现那个彻底平均主义的乌托邦；不理解“自下而上揭露阴暗面”只是为了保证这个乌托邦的纯洁性；不理解毛泽东“大部分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并非虚言，“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不过是为了在乌托邦中实现直接民主而进行的一场“所有官员均可随时撤换”的巴黎公社式实验；因此，他们愚蠢到没有发现陈益南书中揭示的简单事实——毛泽东不点头走资派一个也打不倒；更忘了打倒刘少奇的并非自己的功劳，因为造成刘出局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出炉时处于少数派地位的造反派尚是要求平反的可怜虫，没有说话的份。

于是，他们想当然地把打倒刘少奇当成自己的战果，认为文革到头，应该论功行赏了，对“斗批改”十分消极；他们为了避免遭打击报复想在“三结合”中尽量排挤那些对文革心怀不满的老官僚（在这一点上他们看得很准）；而为了攫取更多的利益他们自己彼此之间也在为席位、座次展开无休无止的明争暗斗。因此，在毛泽东1967年秋大声叫停之后，失去目标的造反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而令毛泽东忧心忡忡的是权力斗争催发的政治野心。极左派阵营中鬼影幢幢的“新思潮”固然是反骨毕露；而老蒯手下的“一部六动”活动触角也已及国家核心机密，似在问九鼎之轻重；韩爱晶的北航“红旗”更是擅自召集部分省市造反派开会议政，隐然已是权力中心。至此，造反派的犯规次数已满，毛泽东亮出了红牌。可即令如此，毛泽东对造反派也未恩断情绝。在将五大领袖清退出文革舞台的“7·28”接见时，已起身离去的毛泽东又特意返回，为的是强调一句不许反过来整蒯大富。而在1976年春天毛泽东的最后一批最高指示中，也没有忘记再次为造反派求情，希望老干部“对造反派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

遗憾的是，十年苦斗、冤冤相报，积怨已成死结。在直接民主的实验中到大伤颜面的旧贵族们做不到“三个正确对待”， 秋后算帐势不可免。但这，已是毛泽东的身后，他连自己的老婆都保不住，更遑论造反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