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记忆的红皮书

格瓦拉

记忆的红皮书

作者: 朱大可

1、大革命时代的邻人们

“上海太原路二十五弄十号”，是我生命中最奇妙的一环。在那个地点，我度过了整个童年时代。

我最早的记忆起源于两岁时的一场噩梦：几架黑色的飞机追击着我，而我则在大地上逃亡。事后才知道，当时我开始沿着大床的床沿奔跑。黑暗中没有摔下去，真是一个奇迹。外出做客的父母进屋开灯，见我正在梦游，赶紧把我叫醒。我清晰地记得从恐怖的梦境转向温暖的现实的那个过渡的意识片段：我看见了昏黄的灯光和受惊的父母，但噩梦的图象还没有消褪，它与现实的场景发生了融合。我仍然在奔跑，但速度在逐渐减慢。后来我终于停下来了。母亲举起了痰盂。撒了一泡尿之后，我又回到了黑暗。

另一个来自两岁时的记忆也与这张大床有关。母亲的肚子高高隆起（后来我才知道她那时正怀着我的妹妹），而我在一旁奔跑和跳跃。当感到累的时候，我一屁股坐到了母亲的肚子上，因为它看起来象是个很好的坐具。我记得母亲开始大声叫疼起来。父亲从外面赶回来了，救护车把他们带去了医院。长大后我才知道，母亲即刻便流产了。

我杀死了我唯一的妹妹。

这些破碎的记忆拼凑成了最初的生命景象。它首先与床有关，而后与死亡和逃亡有关。我的负罪感和对于小女孩的怜惜，从此成为伴随我的忠实的影子。

我家的房子位于上海西区旧法租界的中心，是一个西班牙式花园住宅的小区（后来被称作“太原小区”）。攀爬着爬山虎藤蔓的墙垣、狭小的窗户、拱形的门楣和光线黯淡的走廊，混杂着法国梧桐、夹竹桃、无花果树的后花园，这些部件投影在一个孩童的记忆深处，焕发着一种经久不息的阴郁的美。

在幼儿园时代，我最美好的记忆是生病的日子。保姆带我去附近的地段医院看病，踩着近午的柔软阳光，走过那些为美丽的花园而修筑的篱笆。常春藤和牵牛花在微风中摇晃，弄堂和马路上几乎寂然无人，宁馨得仿佛睡去了一般。春天散发出爱的芳香，令我融解在这白昼的温甜之中。但这幸福的岁月过于短暂，我还未来得及消受，它就已匆匆流逝。

由于房租高昂，四周的邻居除了少数平民，大都是大资本家、高级医生、大学教授、电影导演、少数共产党高级干部和外国侨民、以及一些奇怪的前朝名流的遗少，如陈独秀的女儿陈红一家、民国第一任总统黎元洪的长子等等。只有我爸我妈是普通的中学教师。1966年文革爆发时，我已经念小学两年级了。我们那住满了“牛鬼蛇神”的街区，是大革命和红色风暴打击的重点。而我的一年级班主任陶，便成了我所面对的大革命的第一个祭品。

陶是个面容凶恶的老处女，兼教我们启蒙语文：识字、拼写和说话。尽管语文成绩全班第一，但由于喜欢上课时“做小动作”，我还是成了一个“坏孩子”。除了罚站之外，每一次家长会，她都要控诉我屁股上长着钉子，让我白白挨了老爸老妈的无数“教训”。后来我心生一计，家长会刚刚举行，我就从学生的行列中飞奔而出，跑到母亲跟前狂吻她的脸颊，进行超前感情投资，以免等一会老师告刁状后回家挨揍。这一举动引得在场的家长们哄堂大笑，弄得母亲满脸绯红，很不好意思。但这计谋还是奏效了。那天，班主任竟出乎意料地没有说我的坏话，看我的眼神甚至还有了一丝罕见的笑意。令我有了跟她亲近的冲动。

但我终究没敢去亲吻女教师的脸。1967年红卫兵运动爆发后，她因性情古怪而理所当然地成为高年级学生的批判对象。第一次批斗大会之后，她就在我当时上课的教室悬梁自尽了。那教室是一幢单独的灰色小楼。她乘着夜深人静，用绳索系在楼梯顶端的木栏上，怒气冲天地把自己弄成了一具死尸。一个亲眼看过现场的同学告诉我，她的吐着舌头的死状，比生前更加狰狞可怖。那幢小楼以后被贴上封条，空关了数年。在深夜，巡夜人有时可以看到微弱闪烁的火光，但没有人胆敢上去探察，据传那是她的鬼魂在楼上徘徊。

班主任的自杀是一个微妙的信号。西方国家已经开始紧急撤侨，住在我家对面的几户犹太人和白俄似乎一夜间就消失得干干净净。大批红卫兵开始在我们街区出入，展开了无休无止的抄家运动。我们全家都恐惧地等待着厄运的降临。那天晚上十点左右，楼下突然传来粗暴的敲门声，母亲赶紧关了灯，从窗帘后向楼下偷看，整条弄堂站满了黑压压一片的造反队，手持木棍，秩序井然，犹如经过严密训练的士兵。整幢房子都在恐惧中沉默着，没有人胆敢前去开门，也不知道今天该轮到谁家倒霉。最后他们敲开了大门，把底楼的那家印尼归侨的家抄了个底朝天。而我们与剩下的另外两户人家则暗自庆幸：今天又侥幸躲过了一劫！

这样的情景后来越来越象家常便饭。红色恐怖已经席卷整个中国。人人都深切感到了朝不保夕的危机。一些人被造反者从家里赶走，而另一些人则在悄然死去。每天早晨，我透过狭小的窗户都能看到，殡仪馆的丑陋的灰色运尸车无声地驶入，停栖在某个我所熟悉的门牌号码面前。从房子里抬出了自杀者的尸体。其中一些死尸已经变形。越过白色的尸布，可以看见死人神秘隆起的肚子。这是一种恶毒而迷人的景象。有人在静静地围观。令人作呕的死亡的恶臭，象瘟疫般在四周弥漫。

有时我也会兴高采烈地去“参观”一些在弄堂里举行的即兴批判会。楼下的那家印尼归侨，三个姐妹长得如花似玉，远近闻名，号称“姚家三姐妹”。她们的批斗会最是轰动，吸引了大量“观众”，整条弄堂挤得水泄不通。附近中学的红卫兵们剪掉了她们的包屁股小裤腿的裤子和烫卷的头发，稀疏的残发间露出了白嫩的头皮。她们的父亲遭人痛殴，衣物、高跟鞋和法国香水则被堆在弄堂中间放火焚烧。人们在高喊口号和起哄，像出席一场小型的狂欢庆典。突然一声爆炸，人们吓得四处逃窜，后来才发现不是炸弹，而是某罐化妆品在作祟。那些在灰烬中残剩的衣物，在黑夜降临后被居民偷走藏起，改做成了孩子的内衫。好布料，多好的布料！一个老太太在灰烬里搜寻，手中执着一些碎片，摇着头自言自语。夜风吹散了最后那些黑色的灰烬。

这些革命戏剧几乎每天都在四周上演。金条、珠宝、瓷器、唱片、书籍、衣物等各种细软和精美的欧式家具，成堆地从屋子里搬出，经过一场即兴批判之后，被卡车运走，变得不知去向。一次，红卫兵从对面的资本家的沙发垫子下面里找出了上百只旧尼龙丝袜，原来那家女主人有一个癖好，穿过的袜子从来不洗，往沙发下一塞了事。这些臭袜子便成了腐朽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生动教材，在批斗会上向四邻展示。

我记得的另一场批斗会的主角是隔壁十二号的作家秦瘦鸥夫妻。他们俩均长得又瘦又高，走在一起，宛如两根形影相吊的树枝。红卫兵把他们押出房子，令其站在台阶上，脖子上挂着临时制作的牌子，上面用墨汁书写着“反动文人秦瘦鸥”字样。他的罪名并非是因为写作那些诸如《秋海棠》之类的“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而是把印有毛泽东照片的报纸做了书皮。那群佩带红色袖章的学生在手舞足蹈地叫喊，四周站着包括我在内的几个过于年幼的人民群众。

母亲工作的上海第二女子中学就在马路对面，高干子弟居多。当时的中共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上海市长曹荻秋的女儿都在那里念书，其间诞生了一批极为凶悍、打人不眨眼的母老虎，在当时的造反界名声显赫。红卫兵只要一抬脚，便可以把我们家搞得天翻地覆。奇怪的是最后居然幸免于难。由于有教师检举揭发，一群表情严肃的小女生曾经来家里考察了一番，发现除了一家老式的德国钢琴（我母亲曾经是音乐教师），就剩一些不起眼的旧家具，沙发的罩布上还打着补丁（在当时，补丁是无产者“艰苦朴素”的道德标记）。她们为此下的结论是：我母亲“不是资产阶级”！我们家就这样侥幸逃过了一劫。尽管后来父亲被关押审查，但有限的家产终究没有遭到洗劫。我尤其感激上苍，留下了这架钢琴，它后来成为伴我度过漫长的少年时代的密友。

陈独秀的孙子比我大两岁，长相有些古怪，头颅的比例明显小于身子，因此得了一个“小头”的浑号。我们有时在一起玩耍，但我并不喜欢他，因为他性情诡诈，手脚又不干净。一天，我向他出示一本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结果那书转眼间就不翼而飞。父亲说，一定是他偷的，遂教了我一个妙法。我立即就去“小头”家对他说，我还有另一本好书，但须用那本童话交换。“小头”眼睛一亮，从毛线衫里戏法似地掏出了失踪的书——他居然还没来得及 “销赃”！从此他被列入我们家不受欢迎者的名单。

陈独秀的这个女儿，可能是他晚年红杏出墙的结晶。她也是个中学教师，丈夫因现行反革命罪而遭到枪决，独自领养着儿子，顶着父亲的右倾机会主义头子的政治恶名，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她这时已经得了肝癌，眼见她日渐消瘦下去。她从我家门前走过，穿着灰色女式中山装，脸色发黄，表情呆滞，从不与我们这些孩子打招呼，犹如一个孑然而行的女鬼。由于对不肖儿子的绝望，她几乎卖光了家里所有的家具，在外面吃着馆子，享受生命的最后大餐。在她死后，“小头”一无所有，被送到新疆与表姐一起生活，从此下落不明。

我的同学中最令人难忘的，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沈克非的孙女。

她生下时是个阴阳人，需要动手术切除其中的一部分器官。祖父爱女心切，切除了其男性器官，希望把她变成一个女儿身，结果铸成大错。小学一年级时，她坐在我隔壁，虽然留着小女孩的短发和刘海，却喉结突出，发出成人男子的嗓音，而且皮肤黝黑，面目丑陋。这显然是对她祖父杰出的外科技术的严重嘲弄。不仅如此，她的智力只有三岁，成绩一塌糊涂。每逢下课，她就面对墙壁站着，仿佛一尊雕象。文革爆发后，她就不再来上学了。但时常还能在他们家的豪宅前看见她。她把带有湖石假山的前院的大门开个小缝，向四处偷偷观望，见有人走来，便赶紧害羞地躲到门后。后来这幢豪宅遭到查封，她们全家被赶进了汽车间。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的倩影。

1967年红色风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许多邻居一夜间从空气中消失了，那些表情傲慢的小男孩和花枝招展的小女孩，也都相继神秘蒸发。整个街区变得空空荡荡。大量的房屋被空置起来，成为我们这些“幸存者”玩耍的天堂。一到晚上，我们就打碎玻璃，从窗口爬进那些黑暗的屋子，在光滑的柳桉木打蜡地板上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有一个夜晚，我偷了家里的手电筒，和几个小朋友一起钻进了对面的空屋。在里面上下狂奔，乐不可支，突然看见一个朦胧的白色脸庞正在从玻璃窗外向里面凝视。我恐怖得大叫起来。所有的孩子都跟着失声尖叫。那张脸随后就消失在月光里。从此，我们没敢再涉足那个“闹鬼”的房子。

到了1968年间，由于死人太多，各种鬼魂的传说一度在我们的弄堂里甚嚣尘上。我们大家对此都深信不疑。当酷热的夏夜降临时，我们都在外面乘凉，到午夜十二点，四周时常会出现一些神秘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乌鸦的叫声。但上海市中心根本没有乌鸦，而且那声音来自地面而非空中。它尖利地叫着，飞速地从弄堂的一端一经过乘凉者的脚边，掠向遥远的另一端，又从另一端急速折回。所有的乘凉者都感到毛骨悚然。低头寻查，竟没有任何发现。人们最后纷纷躲回家里，掩上了房门。闷热的弄堂恢复了死寂。只有昏黄的路灯在暗夜里对愁而眠。

在我们对面的一排楼房的尽头，靠近太原路的一头的楼房，曾经被我们当作玩军事游戏的秘密堡垒。但其中一间屋子的我们一直未敢“占领”，因为据说那里曾经自杀过一对乱伦的父女。革命爆发的时候，女孩的兄弟们率先起来检举揭发资本家父亲的这一滔天罪行，家族的丑闻立即转变成了公开的政治罪恶。父女俩内外交困，双双开煤气自杀。人们打开房门时他们已经断气，但却保持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姿势：女儿端坐在沙发椅上，安静得仿佛入睡了一般，而父亲则跪在她的面前，凝结在一个忏悔者的姿态上。

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还是人们道听途说和添油加酱的结果。那扇被十字封条封住的房门，黄铜的圆形把手开始发出绿锈，深棕色的油漆也已经部分剥落，从门缝里吹出了一种淡淡的神秘气息，仿佛是陈旧地毯的霉味。我很想进去瞧瞧，但终究没敢撕掉那个盖着某某司令部图章的封条。到了文革后期，那楼住入了一个单身老太太，雇有一个保姆，深居简出，很少与外界接触，这就是后来在美国写成畅销书《生死在上海》的郑念。

在郑念南面的一幢小楼里，住着满脸麻子的著名英国文学翻译家方平。他每天上下班都从我家门口走过，走路的姿势有些古怪。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希望换一个环境。我为此曾经去看过方平的房子，他夫妻俩也来看我家的房子。我和母亲都很喜欢他家后花园里的那片修剪整齐的草地，四周盛开着丁香和桃花。尽管最后没有达成换房的协议，但我却和方平从此有了短暂的接触。那时，我是个普通的技校学生。

周恩来逝世后不久，方平从西方朋友手中得到了那幅法国记者所摄的著名的周恩来照片，如获至宝，与我一起研究它的构图和用光。周恩来病入膏肓地坐在沙发上，浑身散发着伟大而孤独的人性光辉。那只白玉色的茶杯放在他的手边，里面盛放着他最后的渴望。我和方平都被这满含眼泪的图景所深深地震撼。在1976年，周恩来仍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道德偶像。他的死亡以及稍后的毛泽东的去世，终止了历时十年的意识形态革命。1977年，我家搬到了陕西南路绍兴路口的另一所住宅，与方平的交往猝然中断。那次搬家的另一更严重的后果是，我切断了与童年的联系。

越过文革岁月的苦难和欢乐，我长成了一个神色忧郁的青年。

2000年11月于悉尼

2、音乐的秘密节日

文革并没有摧毁一切。相反，在1967年的左翼极端主义风暴之后，一种隐形的小布尔乔亚文化在上海西区悄然流行。沉默了很久的钢琴声和小提琴声再度响起，它们散布在一些法国、西班牙和德国式的住宅间，在太平洋季风中微弱而断续地传送着，宣示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卷土重来。

文革中掌权的新兴掌权者忽略了这个信号。在实现了权力角逐的目标之后，毛泽东和他的助手着手建立新经济-文化秩序。商店开始营业，学校开始复课。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子女们从严酷的冬天里重新复苏，他们的脸上再现了希望的笑容。在1969年到1976年间，音乐成为它们寻找出路的唯一途径。由于江青热衷艺术，一些地方和军队的专业文艺演出团体急须输血来提升其演出质量。它们被迫把视线投射到了掌握着西方音乐演奏技术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阶层。在纯洁的革命文化与肮脏的反动文化之间，出现了秘密的妥协。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七岁开始学习钢琴，却对这个乐器没有任何兴趣。在无数次挨打和眼泪滴落在键盘上之后，母亲对我开始大失所望。文革的到来，进一步粉碎了她希望我成为音乐家的打算。我重新触摸钢琴，是在几年后的一个周日。在经历了漫长而潮湿的雨季之后，阳光第一次明媚地在空气里流动。潮气开始蒸发，肿胀的门框和湿漉漉的墙壁都在恢复原形。一种难得的喜悦在树丛和红色的屋顶间流淌。所有的邻居都开始了大扫除行动，把潮湿的被褥和衣服晾晒到太阳下面。母亲给我的任务是给钢琴打蜡。我用地板蜡擦拭着那架老式的直钢丝琴，看着深棕色琴身逐渐发亮，忽然有了一种弹奏的冲动。

我用僵硬的手指开始了哈农的指法练习。这是唯一没有资产阶级色彩的西方“音乐”。琴声有些发闷，但很动人，象一个在沉默了很久之后突然开口说话的老人。我心中产生了某种难以言喻的感动。阳光和景色竟是如此的敞亮，琴声在其中飘飞，一直传递到了很遥远的地方。我知道有许多人在倾听。爱轻轻掠过了他们。他们感到了生活里的这个细微的变化。

手指就这样解放了音乐。

从此我开始了一种疯狂的钢琴练习。在没有任何老师指导的情况下，以“野路子”的方式，探查着隐藏在音乐里的秘密。这场手指的骚动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中学时代我还尝试着写词和作曲，幻想有朝一日成为指挥家。上海音乐学院就在我家附近。文革后期，它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时常在它的高墙外徘徊，倾听着混杂在一起的钢琴声和“啊，啊，啊”的练习音阶的歌声，渴望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一些同学先后被军队文工团招走，成为身穿四袋军装（当时是军官身份的一种简陋标志）的特种“文艺兵”，迈向这个社会最值得夸耀的阶层。而我一直在它的外面徘徊。这个梦的破灭是我童年遭受的最沉重的打击。我是音乐的永久的囚徒。

在中学时代，学校里出现了隐秘的文艺崇拜思潮。这是一种小布尔乔亚式的情调。在参加学校的日常政治洗脑之后，一些学生聚集起来，举办家庭音乐会，演奏革命音乐和资产阶级作品，参加的乐器包括钢琴、小提琴、大提琴、黑管和长笛。有时则只有一架钢琴和一把小提琴。没有人去检举我们的地下俱乐部。

这种艺术思潮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它内在地塑造了文革后期上海西区的流行时尚。受过良好教育的漂亮的女孩子，多身穿灰色瘦腰军装，脚踏北京的黑色灯心绒平底步鞋，走路时脚尖外撇，上身微微前倾，这是军队舞蹈演员的最常见的职业姿势和扮相。另一种更简洁的时尚，就是走在街上独自行走，手里提着小提琴盒（里面很可能是空的）。这几乎成了当时好孩子的主要识别标记。艺术的面容透过这些黑色盒子，露出了经久不息的微笑。

寒冷而潮湿的冬天来临时，我的两手就长满了冻疮。这种皮肤病象蛔虫病一样，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由于贫困和营养不良，大家都红肿着双手，然后看着它们逐渐破裂和溃烂，直到春天来临才慢慢痊愈。人人都把手藏在口袋里，看起来就像是要掩盖起一件犯罪事实。而对我来说，冻疮是比蛔虫更加讨厌的灾难，它使我几乎无法继续在钢琴上爬行。

在寒假里，我时常站在窗口，无聊地眺望弄堂里的风景。那些脸蛋冻得通红的邻居小姑娘不时经过楼下。见她们远远走来，我就赶紧坐到钢琴上去，开始手忙脚乱地弹奏，炫耀着可笑的虚荣。那时候，小男生和小女生之间都不太说话。我指望这声音能够击中某个小傻瓜的头脑，就像酸话梅和咸桃板击中她们的小嘴一样。青春期情欲一直蜷缩在沉默的内心深处，这时又不知所措地寻找着喊叫的方式。

但这声音好象并未打动什么人，倒是我自己受了重重的一击。我第一次暗恋的就是个钢琴女孩，身材矮小，长着一张高额头的娃娃脸，却弹得一手好琴。在我念初一时的某个冬日，她上我家来玩，这成了我记忆中的盛大节日。阳光洒在乳白色的琴键上，水仙花从它的圆形球茎上开出了皎洁的小花，整个屋子都弥漫着淡淡的若有若无的香气。她为我弹奏了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和殷承宗的《黄河》。她的手指纤长而灵巧，她的容貌融解在如梦的音符里，向我展示着世界上最秀丽童真的形象。但我甚至不敢拉一拉她的小手，向她表白心中的欢欣。她成了伴随我整个少年时代的青春偶像。

这是音乐激情带来的直接后果。在一个禁欲的年代，我蓬勃发育的情欲转向了萧邦、贝多芬、舒曼、莫扎特、巴赫以及柴可夫斯基。尤其是萧邦的灼热和颤栗的言说、舒曼的无限忧伤的叹息、贝多芬的神经质的宏大抱负和莫扎特的清澈纯净，都是我的精神的隐秘摇篮。我在其间长大，并指望从那些抒情的元素中找到灵魂的住所。

早期文革的毁灭性暴力，造成了大量文化产品的毁损。这时，我和伙伴们都面临严重的资源危机，唱片变得像钻石一样珍贵。乐谱的情形稍微好些，因为可以用手工抄写。我耗费了大量时间去做这项工作，从乐器店里买来空白的五线谱纸，把音符一个一个写上去，但错误百出，品相丑陋。这时我认识了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少年，他练习小提琴无成，却成了罕见的抄谱天才。他花了整整一周时间，为我抄写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全部乐章，精美得就像印刷品似的。从此我拥有了第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完美的琴谱。

直到文革后期，我们的小圈子才拥有自己的录音机。那是一种上海产的编号为601的老式电子管机，使用塑胶圆盘磁带，机身极其沉重，必须用自行车小心翼翼地搬动。我们几个酷爱音乐的朋友就是在这样的机器上第一次倾听了贝多芬的几个交响曲、拉赫曼尼诺夫的协奏曲和斯梅塔那的《伏尔塔瓦河》。第一次听《河》时我就止不住泪流满面。以后每次听这首曲子，我都无法抑制可笑的眼泪。它把我带往一个光线柔和的家园。不仅如此。对我而言，每一个来自古典时代的音符，都是爱的标记。

在这个覆盖着各种红色政治标语的城市，美被禁锢在那些粗暴或冰冷的形式里面，向我发出气息微弱的招唤。面对极其有限的艺术资源，我的神经变得高度敏感而纤细，对任何一种声音以及类艺术的事物，都会产生过度反应，所有细胞都被紧急动员起来，以便完成这种秘密的窃听。创造力尚未走出童年，感受性却已过早成熟。这样一种不均衡和畸形的精神发育，正是我少年时代的悲惨写照。

在所有的音乐朋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大头。他住在淮海路和常熟路交界的公寓“淮海大楼”里，远近闻名。父亲病逝之后，我和他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他是那种典型的天才音乐少年，长着一个硕大的头颅，性情狂放，目中无人，却对我青眼有加。他佩服的我的文章，把我的散文珍藏在他的宝贝盒子里，同时也对我的音乐感受力和理解力深为赞叹，而我则钦佩他钢琴技艺和音乐天赋。这种惺惺惜惺惺的结果是，我们成了莫逆之交。

他时常骑车跑到我窗下，大声喊着我的名字，弄堂里响彻着他的尖利而高亢的叫声。进屋之后，他就开始敲击我的键盘，为我演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萧邦的《夜曲》、《马祖卡舞曲》和《革命练习曲》。他剧烈地摇晃着身体，患过敏症的鼻子发出沉重的喘息。整个屋子都笼罩在他狂热而夸张的个性之中。然后我们转移到北屋，在那里继续讨论音乐和文学等各种话题。我们一同嘲笑“老柴”（当时我们圈子为柴可夫斯基所起的“昵称”）在第一钢琴协奏曲中流露的民粹主义激情。我们也都被舒曼的“夜曲”中的那种悲怆的叹息所震惊。贝多芬作品中所包含的革命气质则令我们发疯。我们一起流浪在这类似骗局的王国。

到了午夜时分，我们时常走出屋子，一起在上海西南区的马路上游荡，从太原路、汾阳路走上复兴路，穿过新康花园，到达淮海路，又转回到衡山路和复兴西路，反复搜寻着隐藏在这红色革命策源地背后的诗意。即使历经大革命岁月的清洗，可恶的旧殖民地的本性依然屹立在那里，散发出令人心碎的光辉。街道上寂然无人，昏暗的路灯被法国梧桐所遮蔽，落叶被风卷起，堆积在生锈的带洛可可风格的老式铁栅门边。花岗石的台阶布满灰尘。从那些窗户中射出了亲切而温柔的光线。

我们有时也在普希金铜像的废墟附近游荡。那座带有一个高大的纪念碑式的花岗岩底座的铜像，早已被红卫兵推翻。汾阳路和岳阳路交界的街心花园露出了光裸的泥土。在复兴中路和汾阳路口的那个美丽的小玻璃房子，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殖民地风格的老式电话亭，像一个忠实的守夜人，在街角上孤苦地站了几十年，最终还是被喧嚣的革命所打碎。除此之外，城市建筑的属性并没有太多的改变。

我们也常站在淮海大楼屋顶上远眺，从制高点上俯瞰沉睡的街区，像占领黑夜的士兵。街道向四周伸展，稀少的灯火在浮动，仿佛是一些感伤的符号。越过冬青树丛的暗影，月亮庄严地照临在饱受创伤的城市，像悬挂于永恒之中的神的面具。时常可以听见钢琴或圆号的声音被风送来。当世界沉睡了之后，一种不属于大地的歌声在缄默中秘密地诞生了。只有我们掌握了这个巨大的秘密。

有时我们的夜游一直会持续到黎明。女工推着送奶车粼粼走过，玻璃牛奶瓶在震颤中互相碰撞，发出巨大的噪声。早晨的气息已经吹来。黑夜意象开始从我们的瞳孔里消退。我们各自回到家里，在床上开始另一种梦呓。

1977年开始的大学高考，结束了这个病态的小资产阶级夜游症时代。新政府为精神苦闷的知识青年提供了出路。我们告别黑夜意象，急切地回到了书桌面前。但大头报考上海音乐学院意外受挫，父亲又心脏病突发，撒手而去；两年后，他的日本情人与他分道扬镳。这些灾难接踵而至。完美的世界突然崩溃了，坍在他身上。他坐在我的沙发上，口袋里揣着一瓶安眠药片，悲痛的泪水在眼框里打转，脸上漂浮着梦一样的死亡气息。

这时我已经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学生。我们都面对着严重的挑战：他想要死去，而我要阻止他。我们的谈话从卡夫卡开始。我向他详述存在主义的生命经验。可望而不可及的卡夫卡“城堡”、加缪的西叙福斯的“石头”、无限等待而毫无意义的贝克特的戈多、以及尤奈斯库的“犀牛”，所有这些故事揭发了人的极度无力的处境。人就是那种什么也不是的东西，却必须在极度的苦难中活着。我说，去他妈的*****的小资情调，你应该感到幸运，因为你看见了生活的本来面目。

大头开始仔细阅读我借给他的那些小说和戏剧，我经常去看望他，和他讨论有关的主题，他也找来了一些现代主义的音乐作品与我分享。斯特拉文斯基和肖斯塔科维奇作品中所迸发出的绝望的尖叫，粉碎了古典时代的那种和谐的忧伤。它们像是一剂砒霜式的猛药，引发了剧烈的心痛。但这种存在主义疗法还是拯救了他，使之完成了与他所痛恨的生活的和解。他开始放弃傲慢的克利斯朵夫式的生活，把自己下降到一个平庸的级位。他考取普通大学并选择了社会学专业。音乐退化为他生活中的绿叶式的点缀。某天他来找我，脸上终于露出了对生活心满意足的笑容，身后跟着一个面容秀丽的女孩。他管她叫“阿弟”。这个女孩以后成了他的妻子。

在小资梦幻破灭之后，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帮助我们面对现实的思想。也就是说，必须在令人心碎的事实中找到真正的生活。正是由于这种对白昼的绝望，我们从此不再思念茫茫黑夜。在二十四岁的时候，我们先后背叛了自己最初的信念。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像死掉了一样，如同卡夫卡的虫子。而我的重新复活，是在很多年以后了。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和大头在建国西路上一间肮脏的小餐馆里举起了酒盅。我们笑着，一脸很成熟很深刻的样子，为葬送掉我们自己的年代干杯。墙上的日历写着：“1981”。

3、书架上的战争

上海是水性扬花的城市。上海的秘密就在于它没有历史。在这个失忆的消费天堂，记忆不过是异乡人的病态反应而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一个遭到简单曲解的时代，需要动用内在的生命经验来加以修复。这是我折回历史的原因。

其实我已无法记住第一本有字读物的名字了，但八岁时的日记表明，那年我读了长篇小说《红旗插上大门岛》。这本现在看来很乏味的书当时就是我的启蒙者，它是一个犀利的咒语。在儿童读物和连环画之外，我意外地抓住了大人世界的把手。那种狂欢式的喜悦真是难以言表。但就在那年，一号红卫兵毛泽东贴出了他的“大字报”，我的读书蜜月刚刚开始，就被在天安门上挥手的老人折断了。革命突如其来地蒙上了我的眼睛。除了毛的语录和选集，中国不再需要其它思想。

我有几本非常好玩的书，来自女同学俞欣。她是那种典型的迷你资产阶级，身材纤细小巧，肤色白皙，声音轻柔得宛如耳语，而家里的花园却大如操场。我们是莫逆之交。念小学一二年级时，每天她都到我的窗下叫我一起上学。她的叫声细弱得像蚊子，但我却能清晰地听到。

“老大可！”她形销骨立地叫道。

“来啦，老俞头！”我在窗口吼道。

我们那时流行互相在名字前加个“老”字。那是童年友情的伟大标志。但她偷着亲我的时候更像是我的妹妹。我喜欢她脸上的“百雀灵”护肤霜的香气。我们差一点就成了夫妻。她好几次对我说要和我结婚。我们好得形影不离，连小便都互相密切跟着。

小学三年级才开学，她就塞了几本书给我，说是她最心爱的，问我想看吗。我欢天喜地地拿回家去了。它们是一套《安徒生童话集》和一本叫做《一千零一夜》的怪书。但还没有来得及归还，她就从我们班里突然消失了。老师说她家搬走了。我为此伤心了很久。后来我才知道她父母被打死，而她则被送到苏南的一个小城，与老祖母相依为命。这书是她预先藏在我这里的。她年幼的心灵仿佛预见了巨大的灾难。我的童年自此揭过了最黑暗的一页。在她离去之后，我沦为一个性别自闭症患者，几乎无法再与其他小女生说话。

在抄家风炽盛的1967年，父亲在家里开始了秘密的烧书行动。为了掩盖私藏反动书刊的罪行，父亲把门窗紧紧关闭，拉上窗帘，把四大名著和许多珍贵书籍付之一炬，这其中包括那几部封面华丽的童话。灰烬被抽水马桶反复地冲走。母亲和我则是销毁罪证的帮凶。

屠书行动整整耗费了几天时间，它看起来很像是电影里常见的那种场面：地下革命者在紧急烧毁译电码和机密文件，而其实正好相反：我们在消灭那些最危险的思想。火焰吞噬着书页，文字从空气中迅速蒸发了，脸盆里只剩下黑色而轻盈的灰烬。而此后的许多天里，屋里都萦绕着书的尸骸的焦味。书的这种易燃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在此后很长时间里我都以为，书就是那种专门用来焚烧的事物。

但还是有一些图书残留了下来，放在储藏室的架子上。父亲是历史教师，他偷藏的大都是与此有关的书，其中包括吴晗的《朱元璋传》、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胡绳的中共党史等等。这个书目篡改了我童年的精神程序：我绕过童话，直接到达了历史。就小孩子而言，文革是童话的最辛酸的敌人。

密闭的储藏室既没有窗户，也没有电灯（我很奇怪二十年间父母竟没有想过要去装一盏电灯），在其间找书必须先点燃一盏带玻璃罩的小煤油灯。储藏室里除了浓烈的煤油气味，就是书的霉味，它让我呼吸到了距离久远的年代。微弱的灯火闪烁着，燃烧在我手里，在石灰墙上张贴着庞大的影子。每次我都会产生一种幻觉，仿佛进入了一个藏宝的密室。这种神秘性所带来的快感真是难以名状。在整个少年时代，这个小室成了我从事阅读阴谋的营地。与喧闹的钢琴截然不同，它是永久缄默的，恪守着家庭的细小美妙的秘密。

除了历史，我家的储藏室里还有少量漏网的小说，如被查禁的欧阳山的《三家巷》和《苦斗》，以及《红岩》、《青春之歌》和《把一切献给党》等等。由于无法进行选择，我陷入了一种混乱的阅读。在我的书单里既有各种地下手抄本，也有官方内部发行的供批判用的“反动作品”（如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但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在16岁到 19岁期间所读的那些书：雪莱的诗剧《钦契》和陀思托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等。我对他们的崇拜，曾经到达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前者的清纯与后者的疯狂，都令我窒息和喘不过气来。

那时许多小说书有一个共同外观，就是书页发黄，没有封面和封底，也没有开头和结尾，页码总是从“10”以后开始。我既不知道书名，也不知道作者。无数传阅的脏手毁损了它们，令其呈现为一个衰老和残缺的面容，其上不时出现血斑、头发和污迹。这种肮脏的“盲读”令我生气，因为书页总是在结局呈现之前消失，留下可恶的悬念，逼着我猜测故事的结尾。后来我就能准确预言几乎每一部好莱坞电影的结局。革命把我训练成了阅读的高手。

我受到的另一种监狱式训练是快速阅读。一部好书必然面临排队轮候和漫长的旅行，如《苦难的历程》（阿-托尔斯泰）、《静静的顿河》、《基度山恩仇记》和《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样的多卷巨著，在世面上就像钻石一样珍贵。通常十晚上八点左右，书被一个人送达了，而次日早晨八点，书将被另一个人取走。许多人在书上留下不可捉摸的痕迹。我只有十二小时的阅读时间。我的眼睛开始高速扫描起来。亮度为15支的灯光照在书页上，昏黄而黯淡，屋里漂动着感伤的气息。下半夜之前，我总是能够先把全书浏览一遍，而后用剩下的时间细读那些重要的章节。母亲也加入了我们的轮读行列。天亮的时刻，我交出了上百万字的大书，犹如交出一个被榨空的钱袋。我筋疲力尽，但心情很愉快，头脑里布满了清澈的文学阳光。

而在短暂的高速阅读之后，我便长时间地沉浸在对书的回味之中，这形成了时间上的鲜明对比。我事后躺在床上，在黑暗里回味那些热烈的意义。记忆仔细碾过了每一个发亮的细节。那时，克利斯朵夫的天才生活就是我的明灯，我把那本只在我手中停留了一夜的书变成了自己的圣经。也许，它还是文革后期整个上海西区“音乐帮”的公共指南。书里的浪漫主义气息像瘟疫一样四处传播，把我们大家都搞得小资兮兮的，说话举止都很克利斯朵夫。这种危险的情调滋养着我们的信念。我们籍此开拓着世界的未来面貌。

在很多年以后，当我回忆那个满含泪水的岁月时才懂得，我从来没有被八十年代塑造过。平庸的大学生涯只能把我毁掉。我身体的摇篮是五十年代，而我的精神摇篮则是光华四射的七十年代。我和许多人在那时就已经做好迈向文化新纪元的全部准备。在一个貌似压抑和黑暗的时代，我们茁壮成长，并在残缺不全的阅读中找到了自己的神性。

在中学一两年级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照亮我的头脑。我尤其喜爱《共产党宣言》和《法兰西内战》。在精神早熟的前夜，大革命预言家为我勾勒了一幅自我解放的激越场景。马克思的思想有助于平息我的小资情调，并且激励起我对于真理的无限思念。今天，即使红色乌托邦早已破灭，他的激辩气质仍然镶嵌在我的骨头里，像一颗隐隐作痛的子弹，提示着一种反叛者的热烈意义。我始终是这个人的缄默的信徒。

中学两年级时我们下乡劳动，向农民学习无产者的真实经验。全班二十几个男生一起住在农民家的客堂里，泥地上铺着潮湿的稻草，昏暗的电灯鬼魅似地在高高的房梁上闪烁，木织机的咿呀声从远处断续地传来，稻草人正在守望着沉睡的田野。我信口讲起了福尔摩斯的故事，四周鸦雀无声，连呼吸都被恐怖的叙述淹没了。但这个故事会立即成了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罪状。第二天我就在大会上遭到点名批判。本来他们想把我拎到台上斗争一番，后来因我母亲的缘故放过了我（她那时在同一所学校教书）。但从此我暴露了隐藏很久的“本来面目”。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象我的时代那样，在书和生命之间建立了最深切的联系。我嗜书如命，蛀虫般的贪婪。我们这帮人有时也聚众打架，不为了别的，就为了一个人不还另一个人书。这样，在书的道义呼声中出现了隐形的帮会。最激烈的一次，我们甚至动了刀子。对方落荒而逃。第二天，书被中间人送了回来。我们得意洋洋，到处炫耀着战果。1972年，我们那里还发生了一件事：有个女孩遗失了别人借她的书，她唯一赎罪的方法就是从楼上跳下去自杀了。在她死去的现场，逼债的男孩被人痛殴，打断了腿骨。女孩肝脑涂地的画面变成了一场恶梦。我惊骇地发现，书不仅刺痛了我们的眼睛，而且开始杀人，它看起来比刀子更危险。而书就这样用暴力建起了与生命的血的联盟。

当手抄本风靡起来时，我曾经读过至少十几个不同版本的《少女的心》（拙劣的和比较不拙劣的）。其中有的居然被加上“毛选”的塑料封套，伪装成革命圣典。这些版本因抄写者加入了自己的感受与想象而变得面目全非。在图书严重匮乏的年代，抄书的风气像伤风一样在我们之间互相传染。有人抄唐诗三百首（编注者是另一个叫“朱大可”的老先生），也有人抄中华活页文选。但我从不抄书。我只抄写词和句子，在把各种人物描写景物描写加以归类后，偷偷搬到老师布置的作文里。

尽管《少女的心》、〈第二次握手〉和《塔里的女人》是截然不同的书，但它们都毫无例外地指涉了情欲。这个文革的内在动力，最终竟然成为造反者的死敌。许多人因“非法阅读”而付出沉重代价。我的一个同学，在看了《少女的心》后就出现严重的中毒症状：凶猛地追求他自己的亲姐。他姐哭着把他送进派出所。他在挨了一顿毒打之后被放了出来，当晚就把刀捅进了姐姐的肚子。他被枪毙前在学校操场开了公审大会。我们平生第一次目睹这种肃杀可怖的场面。公安和民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高音喇叭里声色俱厉地宣读着罪行。而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在惊悸地倾听。他的死是一个信号，显示书所能达到的那种摇撼人心的力度。很多年以后，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他受死前的表情：小流氓在人群里仔细搜寻着我们班的位置，然后冲我们放肆地一乐，露出了黄黄的牙齿。

残酷的青春降临了。我们被逼到精神世界的尽头，并且要穷尽一种无望的希望。一个秘密读书公社就这样诞生了。那是一些令人颤栗的黑夜，城市电力不足导致的供电障碍，带来了漫长的黑暗。几个中学生在小屋里点燃蜡烛，就着迷乱的火焰，朗诵诗歌或小说的片段。然后是一阵长时间的激辩与和解。我们读过雪莱和莱蒙托夫的抒情短诗、陀思托耶夫斯基的《白痴》、和托尔斯泰的《复活》等等，试图逃到光线的最深处。世界躲藏在那里，向我们发出亲切而倦怠的微笑。读巴尔扎克《农民》的时候，我做了一份两千多字的笔记，把它写在一个小纸卷上，看起来像支香烟，但展开后却成了思想。这份幼稚的笔记被人在圈子里传阅，犹如散布一条叛逆的真理。阶级异己份子终于走出了童年。

灵魂的对白总是在夜深的时候达到高潮，我们沐浴在难以名状的激情之中。直到现在我都无法确切地难描述那种奇异的经验。在脆弱的冬天，我们为每本书仔细掸去历史的尘土，探求它们的诸多含义：苦难、爱欲、孤独和道德净化，如此等等。文学之爱与现实发生了微妙的融合。这是由几个男孩结成的情感与知识的坚固同盟。我们野心勃勃、因拥有内在的思想而蔑视女孩。友谊在我们中间流动，犹如温暖的呵气。

其中那个叫K的男孩，是我最亲密的兄弟。他有一个圆圆的脸和略带忧伤的眼睛。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来我这里，我们促膝而谈，互相凝视着对方的眼睛。我爱他爱得心痛。我们彼此可以为对方两肋插刀。当我们对话时，我感到四周停顿和沉默下来，整个城市都在倾听。幸福像不可捉摸的雾气一样笼罩在四周。这茫茫黑夜就是我们的最高光明。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是典型的青春期同性恋症候。在一个严酷的时代，我们靠这种温情涉过了早年的河流。

2001年5月于上海

4、众神的嬉戏

文革是自由游戏的光辉年代。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够如此尽其所能地嬉戏和狂欢。这个国家的灾难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孩提的庆典。教育、管制和束缚崩溃了，世界蒙上了一层诡异而脆弱的无政府主义微笑。越过诸多的苦难，一种新的法则在儿童的王国里建立起来，那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开辟游戏的伟大道路。

这是一种完全版的乡村化经验。儿童用品商店已经关闭，越过紧闭的玻璃门，可以看见空空荡荡的货架。只有那些杂货铺和五金店还在继续出售铁丝、橡皮筋、火药纸或劣质糖果。这些没有阶级性的初级材料，填补了城市顽童的空虚。

游戏智慧成长的最奇妙的时刻降临了。我们被迫创意自制各种玩具，从弹弓到火药枪、又从轴承车、滚铁圈到响铃和风筝、从猜汽车票、纸版刮片、抛接麻将牌、跳橡皮筋、跳绳、顶橄榄核、打玻璃弹子。我们无所不能，无恶不作。在那些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的缝隙里，全体儿童放射着纯洁的革命光芒。

但在游戏方面，我始终是一个弱智。在记忆里，我似乎没有成功地玩过任何一种游戏。这情形就像我的算术。考大学时，我数学仅得了两分，不过当时并未遭到异议，这是我比那个韩寒更为庆幸的地方。我在游戏方面的智商，甚至还不如那种整天坐在家门口玩鸡巴的男孩。

王小八，是王八，坐在门口玩鸡巴，一玩完到十七八，鸡巴漏水都不擦。这首童谣曾经流传一时，犹如一个意味深长的咒语。在玩具严重匮乏的年代，男孩玩鸡鸡的游戏开始盛行，天生自备的玩具成为超越意识形态的利器。我们有时在弄堂僻静处举行比赛，看谁的小鸡最大。一次我们刚刚亮出家伙，就听得楼上哪家窗户开了，响起一个老女人的高声呵斥。我们吓得屁滚尿流，夺路而逃。里弄干部老太太闻风出动，蹬着一对解放脚，在我们刚才的犯罪现场转来转去，用犀利的阶级斗争鼻子闻了半天，然后悻悻而去。我们则躲在远处的拐角后面胆战心惊地观察动静，天黑了才敢回家。后来就再也没敢在公共场合干那勾当。我们被迫收起身体的最纯真的玩具，像收起一件反动的凶器。

除了原初的身体游戏，我最早参与的公共游戏都拥有一个非常乡土化的面貌。我在楼下花园里栽了几粒玉米种籽，每天浇水，指望它们会冒芽生长，但它们都在泥土里睡着了，我终究没有见到它们的倩影。后来我又紧跟潮流养蝌蚪和小鱼。我和隔壁的伙伴相约，远足到附近的郊区，看见金黄色的油菜花盛放，田野的气息令人心醉。绿色的水面漂浮着水葫芦、浮萍和各种无名水草。我们用网打捞蝌蚪、小鱼和鱼虫，顺便也取些水草。其他人会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乘机游上一会，我则在一边静观。到了黄昏，我们满载而归，裤兜里装满了对乡村的天真记忆。

玻璃瓶成了一个透亮的神奇世界，里面储存着自然的清新秘密，像一个缩微了的童话奇境，其间包含了我对生命的全部爱意。但由于水中投放了太多消毒制剂，蝌蚪每次都会迅速死去，只有水草安然无恙。后来学会了把水放养一周，让化学物挥发后再用，似乎也没有太多的作用。脆弱的生命仍然无法承受这巨大的毒性。奇怪的是，我却饮着这种毒水茁壮成长，浑身是毒，结实得像头小猪。

我还一度迷恋上了养蚕。可爱的白色软体动物蚕食着桑叶，散发出浓烈而古怪的气味。我喜欢把它放在手里。那些缓慢蠕动的小足挠着我掌心，犹如一片窃窃私语。由于养蚕风气炽烈，桑叶发生严重匮乏。为了填饱这些宝贝的肚子，我用糖果去交换有关桑叶的情报，然后走很远的路去寻找一棵尚未被洗劫的树。

不久蚕开始吐丝。这是它们一生中最庄严美丽的时刻。我废寝忘食地看着，像观看一幕辉煌的戏剧。柔软的生物实施着自我禁锢，它们在编织一种洁白而残忍的希望。一切都显得如此从容，洋溢着我所能理解的那种诗意。我的鞋盒里逐渐塞满了椭圆形的茧子。数天以后，一些肥硕的蛾子从茧子里诞生了，它们拍打着翅膀在原地打转，却无法飞翔，像一堆残废了的零件。这个戏剧性的转变使我感到绝望。我耐心等待它们的灵魂飞进天堂，然后把它们丑陋的尸体连纸盒一起扔进垃圾箱里。

在热爱一些生物的同时，我们也仇恨另一些生物。养殖和虐杀是童年那枚硬币的两面。那些月黑风高的时刻，城市野猫开始发出集体性嗥叫，凄长而哀怨的叫声犹如婴儿的啼哭，或者是邪恶之歌的合唱。它越过门窗长驱直入，偷袭着每个儿童的耳朵。一场人猫大战最终变得无可避免。事缘于一个同学阿三的弟弟阿四头被一只野猫咬了。他用弹弓打瞎了它的右眼，它嗥叫一声扑了上去，死死咬住了那个弹弓手的脸，像一个疯狂的亲吻，尖利的牙齿深深插入了他的腮帮。这个倒楣蛋不久就为狂犬病丢了小命。

阿四头的死点燃了整个弄堂的怒气。小孩们成立了一个叫做“敌敌畏”的组织，几乎所有的少年都加入了追逐和屠杀野猫的战争，甚至连一些长的像野猫的家猫也不能幸免，弄堂里到处是猫类的死尸。许多猫被开肠破肚，死状可怖。独眼猫四处逃亡，最后还是遭到了逮捕。

阿三亲自执行死刑，他把它悬吊在一棵夹竹桃树上，淋上火油，看着它在挣扎和狂嗥中化成焦碳。大约有二十多个孩子参加了这个狂欢的仪式。火团在黑夜里抽搐着燃烧，像被风鞭打的精灵，我可以清晰地目击脂肪在火中融解和蒸发的过程。独眼猫慢慢不动了，它凝固在一个狰狞的表情上，然后迅速变成黑色的雕塑。此后的许多天，那具黑色的尸体始终悬挂在树上，犹如一个不可思议的噩梦。

阿三后来为此被送进一个“学习班”关了三个月，原因是他发动的屠猫行动损害了伟大领袖的形象。他很侥幸。如果在文革初期，他将为此付出性命的代价。他出来后对我说过，杀猫跟杀人一个样，大概没啥两样。他从此得了个“敌敌畏”的绰号。后来他成了一名陆军军官，1978年阵亡于越南战场，成了一个慷慨赴死的英雄。

除了屠猫，我们也屠杀从蚂蚁、蜥蜴到老鼠的所有生物。文革就是一场全民虐杀游戏，儿童版的虐杀似乎只是它的一种美妙延伸。在爱恨交织的童年，豢养和谋杀是同样坚实的丰碑。世界因此而蒙上了一层永久的欢乐。胆战心惊的狂欢把我拖向了无邪的罪恶。我们就此进行着生命的初级交易。

我还是一个语录歌手，混杂在众多嘈杂的赞美队列里，用尖利的童声高声颂扬着暴力。当然，毛泽东才是当年最大的歌星，他在天安门上的歌唱，曾经点燃了无数青年的怒气。那些在广场上的规模庞大的演唱会，成了六十年代最壮观的景象。他挥动帽子的手势，俨然一组慢动作的舞姿，从中迸发出了整个民族的信念与仇恨。时间在这里摒住了呼吸。而在毛的四周则聚集着人民的崇敬。

当剪纸在民间风靡起来的时候，毛泽东头像和高举红旗的士兵成了最夺目的主题。从事这项工作，必须先到文具店买一种叫做“蜡光纸”的单面彩色上光纸。借来纸样后，把蜡光纸覆盖在上面，用铅笔平涂成拓片，而后在拓出的印痕上开始雕刻。由于拓痕模糊不清，刀片太钝，刀法又很拙劣，我从放学干到午夜，却老在最后关头刻断，前功尽弃，最后只能放弃这种过于精细的游戏。

文革初期的另一流行时尚，就是自制毛泽东像章。楼下的一个男人，是一家热水瓶厂的厂医，却每天躲在家里给铝质翻模的毛泽东像章毛坯上色，整幢楼房弥漫着化学溶剂“香蕉水”的浓烈气味。据说是在为工厂里的某派造反队秘制精神武器。这种工艺的神秘性令我肃然起敬，从此我开始无可名状地爱上了这种气味，甚至至今没有改变。

后来，在硅酸盐所工作的舅舅送我了一些陶瓷像章白坯和毛泽东头像贴纸。我喜出望外，以为大显身手的时刻到了。把贴纸用水浸湿后贴在白坯上，然后揭下上层膜纸，毛泽东头像就可“印”在上面了。此后的工序就是拿到煤气灶上去烘烤。但直到把洁白的瓷片烤黄，伟大领袖的头像还是一刮就掉。当时并不懂须用高温烧制，白费了许多时间。这一实验再度证实了我的弱智。我还试图用药铺里买来的熟石膏翻制伟大领袖的头部侧面浮雕，也都以失败告终。但无论如何，在偶像制造史上，这双长满冻疮的小手，书写过了平反而伟大的一页。

后来，科学变得越来越时髦。按照书上的知识，我买一个纸质的线圈和一个粗大的蜡质电容器，指望从耳机里听到电台的播音。但我从来没有成功过。我的矿石机只有沙沙的噪音。邻居小孩骗我说那就是太空的信号，我起初真的感到无限神秘，时间久了才明白，那不过是个声音的骗局，被胡乱缠绕在一堆紫红色的细铜丝上。

不久，半导体出现了，我又开始买晶体管来安装单管机，后来又逐级升到四管机。牛庄路跳蚤市场和襄阳路旧货商店里到处晃动着科技群众的身影。那时，几乎每个男孩都购置了电烙铁，家家弥漫着焊锡与松香的混合气味。我的那个黑白镶嵌的塑料壳子里更换了多次等级，但依然品质恶劣，只能收听一个电台。除了本地国家播音员的声色俱厉的社论，就是样板戏的高亢歌唱。最后在被不慎摔了一次之后，它就永久地沉默了。后来从太原路搬家，我毫不怜惜地把它扔进垃圾箱，像扔掉一个可耻的记忆。

但许多人成功地成为半导体群众运动的高手。我的一个同学做了一台七管机，居然可以收听短波。这个伟大的科技奇迹曾经令我们激动得浑身发抖。世界一不留神，向我们开启了一道秘门。我们开始集体偷听“敌台”，冒着巨大的危险。美国之音、莫斯科广播电台、澳大利亚国家广播电台和“中华民国”电台，是我们光顾最多的地点。

我们把门窗紧闭，拉上简陋的窗帘，神色紧张地从太空的杂音中辨认那些来自外界的只言片语。台湾电台最为奇怪，每一次都在新闻后进行特工寻呼，说着古怪的联络暗语，它们是一些四个一组的数字，令我们的窃听行为变得更加可怖，仿佛那些指令就是对准我们中的某个人发出的一样。我们有时也会互相猜疑和打量，看周围有谁长得更像那个被呼叫的特务。

我无法形容电波对我们这代人成长的古怪意义。它是我们与世界进行现时态联系的唯一通道。毛泽东被指斥为独裁者，而我们拥戴的革命遭到否决。国家的正义面容逐渐变得可疑起来。是的，电波从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修理了我的信仰，它轻微地掠过耳朵和皮肤，在心灵深处留下阴险的伤痕。

这场战战兢兢的窃听运动遍及了整个中国，成为半导体群众运动的最富戏剧性的后果，它是极权制度下最初的自我解冻游戏。但许多人为此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一个我们附近的“偷听小组”遭到检举，五个人全部进了监狱，其中最小的只有12 岁。而为首也只有16岁，却被判了一个“死缓”，最后死在江苏劳改营里。他那个容貌秀丽、令所有男生都垂延三尺的小姐姐，后来嫁给了一个警察，据说是为了复仇。有一天警察得急病死了，我们大家都坚信那是个美丽的阴谋。我们至今都守口如瓶。

文革后期我进入中学，在科学上终于有了点细小的进步。我加入学校的天文学小组，开始投身于天文学研究。我的老师是这方面的天才，他每个周末给我们上课，讲解天文学历史，从赤道到黄道，从托勒密体系到哥白尼体系，从天体物理学到地球物理学。我总是被他所描述的世界弄得心潮澎湃。银河与恒星散发出的魔法力量征服了我，使纯真的灵魂听到了上天的召唤。

我们每周轮流值班，爬上大楼顶部，用一架1935年的德制天文望远镜观测月球和流星，并在记录表上写下结果。宇宙的美丽和令我心驰神往。暑假里的那些夏夜，天体呈现着神秘的阔大景象，它在头顶上缓慢旋转，星光灿烂。一个圆号在远处什么地方柔和而悠扬地吹响，仿佛是一种奇妙的天籁。流星掉下来时，我一直渴望接住它，就像接住透明的雨滴。

我掌握着通往大楼顶部的铁门钥匙。这是一个隐秘的私人国度。在中学时代，上顶楼看天成了最开心的日子。天体美学启蒙了我的精神，我阅读康德与恩格斯的著作，被那些美妙的天体结构弄得心旷神怡，指望能从望远镜里看见宇宙生生死死的脉动，它超越了国家提供的精神边界，展示出宇宙法则的细小一角。微弱的光线越过透镜，抵达了宇宙的内部。我感到我的灵魂已经被悬挂在那里的某棵树上，像一件印满了星辰的布衫。

我们有时也把望远镜放低，去偷窥远处人家的窗口。光学透镜的原理改变了观察人生的方式。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被倒置的图像：一个女人穿着睡衣颠倒着在房间里行走，昏黄的灯光勾勒出了模糊不清的身影。我被一种青春期的想象逼得脸上发烧，心脏狂跳，仿佛看见了最激动人心的场面，而其实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但有一次我终于看见了件奇怪的事情，一个男人从汾阳路口五层楼的公寓上爬出窗口。他站在上面很久，好像一直在犹豫。最后他掉了下去。远处的大街上很快响起了警车的声音。一个人在我的镜头里活生生死去。城市戏剧拉上了悲惨的一幕。

经过一场乱糟糟的中学毕业典礼，我结束了我的童年，就像结束一个灿烂的噩梦。我进了一家工厂的技校，在那里学习钳工的技能，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就在那里，一年后，大街上传来了毛泽东的哀乐。在阳光底下，有人在号啕大哭，有人则在静观。人民表情复杂地眺望着未来。我知道，一个喧嚣的时代正在动身离去。


5  吃喝的自白


关于吃喝，我又能说些什么呢？在童年时代，这个问题曾经如此深切地困扰着我发育不全的心智。在迎接大跃进的时代里，我不合时宜地降生了。一个1957年冬日的正午，越过凛冽的阳光，我躺在徐家汇附近的一所医院里，因饥饿而哇哇大哭。不知所措的母亲把乳头对准了我的小嘴，而我却吸允不到任何乳汁。在生命的黎明，我面对的第一个困境就是食物的匮缺。这是一个生命的谶言，它宣喻着童年的饥饿主题。


我不知道奶妈的长相。她乳房的形状和气息超越了我的记忆，成为不可索解的谜团。母亲曾经向我描述过她的长相：粗壮、矮小、性格阴郁。她在我九个月大的时候因肺病离去，而我则开始了吃“奶糕”的漫长历程。那是母乳或牛奶的代用品，混合着牛奶、面粉和葡萄糖和蔗糖等成份。我在这种糊状物的哺育下茁壮成长。直到今天我还能记住它的亲切气味，那种浓郁的香气，一直融入了我细小的骨头，仿佛是遥远而隐秘的亲人。十几年后，我在商店里买回这种食物，企图重温周岁时的蜜月，但它的气味却与记忆相距遥远。这场失败的“怀旧”实验，解构了我对食物的童贞信念。

可以与奶糕媲美的另一种气味来自鱼肝油。据说它是鲸鱼肝脏的提取物。母亲用玻璃滴管把这种油性液体滴在我的舌头上。特殊的气味从舌尖迅速弥漫到齿间和两颊，继而扩散到整个头腔和身躯。这是美妙而短暂的时刻。芳香慰抚剂打开了我对于气味的初始记忆。


但我7岁前的食谱是被大饥荒年代所限定的。我们全家骨瘦如柴，状如幽灵，靠面疙瘩汤度日。那种食物是令人作呕的，散发着菜叶被过度烹煮后的恶心气味，尽管加入大量味精可以增加食欲，却引发了味精中毒。每天吃完面疙瘩后，我都要大口喝水，像一头在旱地里打滚的小狗。在味蕾迅速萎缩的年代，味精是维系我们与食物之间的危险纽带。


在炎热的夏天，我和隔壁邻居的小孩――一对姐弟在家门口共进午餐。我坐在小板凳上，从小碗里扒着难咽的面团和菜叶，眼里噙着失望的眼泪。唯一支撑我进食的信念是坐在对面的女孩F，她的秀丽容颜就是佐餐的美味佳肴，也是我熬过大饥荒年代的最高慰藉。我们芦柴棒似的小手，紧密地缠在了一起。


盛夏季节里的最高食礼遇，是4分钱一根的赤豆棒冰或者八分钱一根的奶油雪糕。中午时分，尖锐刺眼的阳光直射在弄堂里，租界时代遗留下来的水泥地，被烤得无比灼热，反射着刺目的亮光。没有人在那里走动。而我的手心里则攥着从母亲那里讨来的四分钱，坐在大门口的小板凳上，期待着卖棒冰老太的出现。那一声“光明牌棒冰”的吆喝，犹如伟大的信号，全弄堂的小孩都欢腾起来。而在正午的短暂狂欢之后，大地重新沉陷于冗长的令人窒息的缄默之中。所有的人都在渴望着黄昏时刻的到来。只有蝉在稀疏的梧桐树枝上大声叫着。它们嘶哑而嘹亮的声音，是关于酷暑的唯一的生命礼赞。


           我的太原路老宅： 对食物的憧憬还是横贯了整个童年

F的外婆是一个面色阴沉的老人，骨瘦如材，却贪吃成性，我偷偷送了她一个“臭虫”的绰号。她的儿子媳妇是有点级别的干部，受用着百姓所没有的特供品，但那些珍稀食品最终都化成了“臭虫”的排泄物。她每天要吃八个鸡蛋，大便臭气熏天，弥漫着整幢楼房。她的快感就是邻人们的灾难。她走进公共卫生间时，我们只好放弃玩耍，赶紧逃回家去，把门紧紧关上，企图把臭气拦截在门外，但它还是不可阻挡地溜进了每家每户。后来“臭虫”因吃得太多，居然在医院里活活撑死了。我妈那时居然很严肃地教育我说，那是“鸡蛋中毒”，小孩子要是吃多了，也会死掉的。但我至今都没能从医书上找到这种古怪的疾病。


尽管鸡蛋的“毒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对食物的憧憬还是横贯整个童年，并对我的灵魂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影响。上小学以后，大饥荒年代缓慢地拉上了帷幕，商店的货架上开始出现那些曾经稀缺的食品。糕饼渐次复活了，萨其玛、杏仁酥、油枣，糖糕，这些粗鄙而美妙的食品，像稻菽一样从店铺里生长出来，稀稀拉拉地分布在高不可攀的货架上，向嘴馋的孩子们炫示着一种难以企及的存在。


孩子们的零食是一些更为廉价的物品。小学生最常见的的“波普食物”，是一分钱一包的“盐津枣”，它长得跟小鼻屎似的，混合着和陈皮以及甜、酸、咸的复杂口味，足以满足味蕾发育和口唇早操的需要，更由于颗粒众多，可以应付很长时间。它是物资匮乏年代里最“耐人寻味”的食物。

大些的女孩，更青睐于三分钱一小包的“桃板”。它是一种连核一起对剖的桃干，用盐腌制，咸度惊人。一个桃板通常能在嘴里含上整整一天。刚搁进嘴里时，你会觉得掉进了盐缸，但随着盐分的溶解和消散，甜酸气味开始缓慢涌现，与口水一起充盈着舌尖和两腮，幸福感在桃板与齿颊的缝隙间悄然生长。有零花钱的孩子，还会用话梅、嘉应子、橄榄和西瓜子来慰问自己饥渴的胃口。每天下课之后，女孩的课桌箱里总是一片狼藉，到处是深褐色的果核，犹如新生代被子植物的残骸。轮到我做卫生值日时，我必须费劲地清除这些女孩嘴里吐出来的秽物。从此我鄙视所有好吃零食的女孩。


大多数男孩拒绝这种零食，因为它们是男人尊严的死敌。母亲从来不给我零花钱，我即便嘴馋，也没有消受这些美食的福份。在小学期间，男孩们的最高“食物”就是香烟，它成为反叛和标榜成熟的记号。我厌恶香烟燃烧后的气息，却迷恋烟草的浓烈香气。我收集了各种牌子的香烟壳，从“熊猫”、“红双喜”、“大前门”、“飞马”到“光荣”和“劳动”，被残留在里面的烟丝所迷恋。它们被我夹在用过的教科书里，堆叠在书桌上，仿佛是一个细小的纪念碑，渗透着我被压扁了的叛逆信念。


父亲远在浦东工作，只能每周回家一次。星期六的黄昏是个美妙的节日。我扒在窗口上，远眺着父亲的身影，然后飞也似地滚下楼去迎接他的手提包。每次父亲都会取出搪瓷杯，里面是期待已久的四个锅贴，有时则是两个热气腾腾的重油豆干菜包。童年的美食节就此降临在我的生命里，向我打开世界美妙的大门。我小心翼翼地咬开锅贴的表皮，用舌尖轻舔着香气四溢的肉馅，周身的毛孔都舒张开了。这真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时刻，我的感官瘫痪在了粗砺的食物面前。食物成了我和父亲之间伟大友谊的纽带。

不久父亲因慢性肝炎而病休在家。为了治疗，他开始了凶猛的进补。而我则在一边助吃。他的冰糖炖蹄膀，成了我最喜爱的点心。有一次，母亲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只燕窝，为剔除混杂在胶状物里的羽毛，我和父亲分别用拔毛钳清理了整整两天，我至今都能记住它半透明的果冻似的形态。还有一次，母亲搞来了一副不知什么动物的睾丸，烧熟后呈现为酱红色，父亲把它切成薄片，坐在餐桌前慢慢嚼着，表情似乎有些尴尬，而我在一边观看，发出大惊小怪的声音。这是短暂而富足的时光，但它仅仅延续了三年之久，就被1966年的文革烈焰所焚毁。

食物匮乏的年代重新返回了大地，变得更加悲苦起来。全国进入军事化管理，所有一切都需要限制性配给。古怪的票证出现了，从糖、猪肉、食用油、豆制品到肥皂和草纸，所有日常食物和用品都被打上定量供应的标签。虽然粮食并不缺乏，但却都是发霉变质的陈米，淘洗时，水会因米里的大量霉菌而被染成绿色。每户一个月只有一斤猪肉和半斤豆油，必须极其俭省地加以规划。家庭主妇的智慧被紧急动员起来。她们要从极其有限的资源中，尽其可能地榨取生活的乐趣。


1971年，中苏边境发生大规模冲突，战争似乎已经迫在眉睫。父母开始紧急战备囤积，用积攒的票证采购了许多砂糖、盐、肥皂、草纸和火柴。这些东西后来却成了巨大的累赘。我们费了好长时间才把它们用完。那些白糖（俗称“绵白糖”）被分别盛放在几个大砂锅里，最后都长出了黑色细长的虫子，噩梦般爬行在黑暗的壁橱里，仿佛是来自地狱的使者。


由于政府禁止农民私自养鸡和贩卖，吃鸡成了一种罕见的奢侈。有一次，父亲的农学院朋友，从单位里搞来一只巴基斯坦种的公鸡。我们全家沉浸于节日式的欢愉之中。父亲亲自动手杀鸡和烹饪“客家葱油鸡”。他把鸡切成小块，烧熟后再改为慢火炖煮，用葱油不断浇淋，让葱香透入鸡肉的深处。我从未品尝过如此鲜美的菜肴，连续好多天都在回味它的奇妙滋味。从此我坚持认为鸡是世界上最高贵的食物。在整个文革期间，这是我家唯一的盛宴，它怒放在清教主义革命的现场，犹如来自天堂的赏赐。


春节购物成了一年中最为艰辛的工作。在大年夜的前夕，人们必须长时间排队才能买到一点可怜的食物。1977年，毛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厂里的同事Y特地放弃了自家的需要，陪我一起在嘉善路菜场通宵排队。由于肉摊和鱼摊过于混乱拥挤，我们只能指望从限量供应的“盆菜”摊那里获取资源。盆菜的供应方法是每个排队者一份，多一个人，就意味着你能多得一份希缺的食物。


为了防止插队，纠察用粉笔在每个人的胳臂上都写了编号。昏黄的路灯照亮了黑压压的人群，他们像蓝灰色的蠕虫一样，在黑夜里绵延到几里地外，场面壮观，犹如一场盛大的群众集会。有人在打架，有人在高声叫骂，有人在起哄，也有人在静观。我和伙伴在刺骨的寒风里瑟缩，尽量挤在作一团，靠彼此的体温和无聊的笑话取暖。我的长满冻疮的手上，紧紧抓着一只破旧的竹篮。它是菜市场抢购者的身份标志。


在阴冷的第二天早晨，我们买了一大堆所谓“鱼丸”和“肉丸”胜利而归。但这些丸子的主要成份，不过是些劣质的淀粉组合物而已。这年春节，我们全家一直都在吃这种可笑的面团，以致许多年后我看见鱼丸和肉丸，都会产生呕吐的感觉。

在食物匮乏的冬天，为食物翻脸和打架是家常便饭。女孩子为了多吃少占，彼此结下深仇大恨，甚至终生不再说话；而男孩则为了香烟和吃零食的女人发生分裂，打得头破血流。初一的时候，我家附近发生的一场最凶狠的斗殴，就是因食物而起。一个女孩偷了另一个女孩的食物，被窃者叫来了她的男友，煽了女小偷两个耳光。女小偷哭着逃开去，并且誓言要报仇雪恨。中午放学时，打人的男孩在校门口遇到了七八个外校的流氓，被当场打断了三根肋骨。他伤势痊愈了之后，又招来了更多的少年打手展开反报复。他们在女孩家附近的弄堂里伏击她，把她的衣服扒光，施行轮奸，然后割下她的耳朵扬长而去。这是我记忆中最凶残的一次斗殴。食物变成了令人胆寒的凶器，滑行在生命的链锁上。


食物政治学就这样支配了人们的仇恨和友情。那时的女生拉帮结派，主要的拉拢手段就是食物。一枚话梅就能换来一个全新的盟友，她们勾肩搭背，如胶似漆，互相好得能穿一条裤衩，但转眼间就会为了另外一粒话梅糖而背叛先前的伙伴。这种零食至上主义的生活立场，构成了女生社会的古怪秩序。男生之间从不那样。他们鄙视这种小娘儿们的行径，但男生讨好女生的方式，却并未跃出食物政治学的范围。


太原路老宅之二：在一个突如其来的深秋，它从
我的抽屉里神秘消失了，仿佛被风吹走了似的

食物是偷情者彼此点燃对方的火柴。我曾经从家里偷了半斤大白兔奶糖给一个心爱的女孩，并且骗我妈说是老鼠吃的。这个拙劣的谎言被母亲当场识破。我为此还挨了一顿打。但我还是感到了生命中最脆弱的甜蜜。女孩回赠给我的，是一付用旧毛线编织的无指手套，上面有一些深蓝和杏黄色相间的波纹，散发出若有若无的香气。我戴着它度过了那些寒冷的冬天。几年后，我把其中的一只丢在了公共汽车上，而另一只则被我收藏起来，像藏起一个爱的秘密标记。但后来，在一个突如其来的深秋，它从我的抽屉里神秘消失了，仿佛被风吹走了似的。


父亲去世后，母亲与我相依为命起来。我们形影相吊地行走在文革晚期的黑夜里。她提前退休，而我则在一家照相机厂里当了钳工。我们生活小康，无所欲求。母亲有时会带我去附近的乔家栅点心店，吃两毛五分钱一碗的鲜肉馄饨，半透明的面皮下面，暗褐色的猪肉馅隐约可见，面汤里漂浮着葱粒、紫菜和蛋皮。店堂里空空如也，没有什么顾客在这种高档食店里留连。而我们却在那里悠闲地小坐，望着大玻璃窗外的襄阳路风景，心情庄严得像个贵族。


文革结束后，国家食谱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我和密友“大头”经常出没于上海音乐厅，聆听交响乐团的演出，然后在再步行到淮海路上的一家饭店，叫上一客“两面黄”（一种在油里煎过的面条，上面浇淋着被切碎的肉丁、青豆、胡萝卜和黄瓜粒）和一份糖醋黄鱼，幸福地大啖起来。这是我在七十年代所能吃到的最奢侈的夜宵。


有时，我们也去位于淮海西路的上海牛奶公司门市部（俗称“牛奶棚”）去吃两毛钱一杯的“掼奶油”，那是牛奶和奶油经过高速搅拌后的混合物，在那些初秋的黄昏，在茂密的梧桐树下，在那座简陋的建筑物里，资产阶级奶香飘散于清凉的空气之中，仿佛有一种细腻柔软的爱在静静地融化，慰抚着我们如饥似渴的肠胃。在那个美妙的时刻，好像所有的顾客都感到了某种叫做希望的事物。他们的眼神里露出了暧昧的笑意。但很久以后我们才真正懂得，就在那个时刻和地点，我们被预告了毛式清教主义革命的终结。（2005年8月27日完稿于上海莘庄）（作者：朱大可，原载：《花城》2006年第1期）



6  祭坛上的童年

                  “盲人们，摸着他们的眼皮，叫喊说这就是历史”
                                              ――－－加缪《反叛者》

1963年初秋，我以优异的测试成绩进了一所有名的小学念书。尽管班主任总是报怨我屁股上有钉子，喜欢在座位上扭来扭去，跟身边的同学“讲闲话”，但我仍然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我总是抢先响应老师的提问，第一个说出他们期待的答案。我的捣蛋和我的成绩构成了正比关系。这使老处女的班主任深感困惑。


直到小学两年级，我才对这种自我分裂的情景有所察觉。我要在思想品德上来一次彻底的翻身。为了显示学习雷锋的决心，我决计狠狠做它一次“好人好事”。那是六月一日儿童节的日子，母亲很早就按约定把我叫醒。我跑到学校的教室里扫地，又用自己带去的抹布擦桌子椅子，搞了一个多小时，弄得浑身臭汗，然后在同学进教室前悄悄溜走，躲到低年级的厕所里假装出恭，一直蹲得两脚发麻，以免让任何熟人瞧见。这场笨拙的道德练习，看起来就像是一次可笑的偷窃行为。


第一堂课是新班主任的政治课，老师开始用戏剧性的语调表扬一位学雷锋的“无名英雄”：“他今天早上悄悄的做了好事，把我们的班级打扫得干干净净，让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这个同学现在一定就悄悄地坐在我们中间，可是他一点都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他的优良品质，值得我们大家好好学习……。”


我瘫痪在自己的座椅上，两眼含泪，周身融解在圣洁的狂欢之中，仿佛全世界都在仔细地注视和倾听。这是从未有过的崇高时分，一种乌托邦式的情感，淹没了我幼小的灵魂。我是后宰门式的儿童，早熟和幼稚的混合体，犹如诡异的鲜花，盛开在集权主义的祭坛上。


但这场危险的道德实践随后就成了历史。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 文化 大革命”开始了，我们的顽童本性获得了解放。只是由于过于年幼，我们被抛弃在运动的边缘。我和这场革命的唯一联系，就是为它跳过几场舞蹈。那时所有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我所在的小学，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小分队，并且由于演出水准不错，有幸成为“上海幼小教造反总队司令部”的直属宣传队，奉命在各企业和学校的造反大会上演出，而得到的唯一的犒赏，就是美味的肉包子和榨菜蛋花汤。


我和另两个小男孩头戴白毛巾，鼻插假胡须，扮演热爱毛泽东的老农，在新疆风格的音乐里一步三晃，笑容可掬。由于身体肥胖，我跳得非常笨拙，但这却是我被老师选中的原因。我是那种可爱的丑角，一出场，观众便开始吃吃地发笑。在2006元旦的这个冬夜，越过40年的漫长岁月，我在书桌前回望时间的开端，看见一个天真无邪的小胖孩，与无数成人一道，为酷烈的红色革命，幸福地勾勒着喜剧性的花边。


但正是在这样的在喜剧表演里隐含着无限的杀机。派系斗争时常会危及我们的生命。有一次我们在郊外的焦化厂演出，台下两个派别突然激烈开打起来，有人当场被飞舞的铁棍打死，鲜血和脑浆一直溅到了台上。人们惊叫着四散而逃，而我们则吓得赶紧从台上溜走，由两个好心的工人带着，沿水渠逃出了暴乱的厂区。我们在路上拦车，花容失色地回到了上海。


我们为这场演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宣传队的一个11岁小歌手，不幸死在武斗的混乱现场。她是一个面容俏丽的女孩，却酷爱风格坚硬的军装。当她浑身包裹在粗陋的制服里时，俨然一个袖珍型号的女兵。这身装束就是她被造反派误伤的原因。她是宣传队里最照顾我的姐姐。每次上车，她都给我留个位置，然后冲着我大喊：这里这里！她的笑魇就是我的安慰。

我用她清亮的歌声，编织过关于音乐的初级梦想。但她的小身子竟然在革命者的暴力下破裂了，犹如一株被无情践踏和揉碎的植物。她是我记忆中最温柔完美的形象。我和其它几个小伙伴一起，抱头大哭了一场，痛悼神仙姐姐的夭折。她的母亲也是个美丽的女人，她神色苍白地来到学校，又掩着脸绝望地离开。从此，她和她的一切都从我的生命里消失了。

但死亡却因此变得离我们很近，仿佛就悬挂在自己的前额上。宣传队被下令解散了，我回到家里，变得无所事事。在那个年份里，街上很少有我这样的胖孩。夏天出门去，老是遭到围观，甚至被人摸着胳臂说：“这个小人真好白相”（这个小孩真好玩）。害得我不敢穿短袖衣服出门。父亲见我万般苦恼，就说还是练拳去吧，练练拳，你就会瘦的。他把我带到附近的一所公园，见了一位姓何的少林师傅，请他收我为徒。从此我开始了练拳的江湖生涯。


与酷烈的文革景象截然不同的是，公园是安祥而和谐的天堂。逃避“运动”的人们在这里找到了临时的栖所。到处是练拳的人群，还有带孩子在草地上散步的端庄女人。我在这里压腿、拉韧带，练习12路弹腿、小黑虎拳和陈式太极拳。我还有一大堆师哥师弟，个个肌肉发达，拳脚坚实。而我只是混杂其中的一支滥竽，成天摆着虚浮的花架子，不肯下工夫苦练，只是每天去公园玩耍，看阳光、浮云、苍狗、拳民、幼童、老妪和变幻的大千世界。


在宁馨的黄昏，公园里人渐稀少。夕阳斜射在东正教堂的天蓝色圆顶上，似乎要关闭一个正在凋谢的童话。有个老翁兀自站着，面朝树丛，神色庄严，仿佛陷入了沉思。他的影子被拽得很长，一头在他脚下，另一头悄然爬上了我的脚面，而他的孤寂像水流一样注入我的身体。也许正是从那个时刻开始，我转型成了一个感伤少年，很容易被黄昏的光线所伤害。


以后学校开始恢复秩序，我们重回课堂，以一种古怪的方式接受新体制的规训。每天早晨，我们迎着凄厉的寒风，在《东方红》的乐声里观看升旗仪式，然后是第N套广播体操。那些稚嫩的身躯，瑟缩在过于宽大的粗布衣服里，宛如一些营养不良的豆芽。操后，我们排队走回教室，先由班长大人高喊“全体起立”，班长领词叫道：“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全体跟着叫道――“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班长大人又喊：“敬祝林副主席――”，大伙又跟着高声狂喊――“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之后，开始集体背诵“老三篇”，从《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一直到最枯燥乏味的《反对自由主义》。每天里最无聊的时刻降临了，我们高声吟诵，像和尚念经一般，蓄意发出古怪的拖腔，藉此改造着无聊的仪式，令它散发出油滑可笑的气味。


在教室正面的黑板上方的中央，贴着毛泽东画像，他长得跟慈祥的老太太似的，终日注视着我们这群小王八蛋，发出不动声色的微笑。在画像的两边，分别贴着他老人家为我们书写的座右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每个字都闪烁着金色的光芒，照亮了我们卑微的居心叵测的灵魂。


语文老师，一个脸蛋滚圆的高大女人，正用她的上海普通话念着课文――“王杰叔叔奋不顾身地推开了战友，扑在炸药包上……”，她表情生动的讲解，低回在顽童们发出的纷乱噪音之中。这通常是课堂偷袭战的时刻。各种粉笔头、纸团和话梅核开始在教室里四处横飞。被打痛的男孩子开始怒骂，女孩则在一旁嘻笑。老师在讲台上用力拍着教鞭，气得满脸通红。课堂的气氛顿时变得活跃起来。


1968年的冬天，我们就这样子在教室里上课，忽然听见操场里的学生大叫大嚷起来。我们把脑袋伸到窗外，看见东边天空上出现了巨大而阴险的烟柱。所有的孩子都涌出校门去看热闹。我们沿着永加路向东狂奔，最后在陕西南路口看见了火源。它燃烧在“文化广场”的庞大建筑里。


巨大的火焰从墙垣里喷射出来，发出地狱般的酷热。我感到整个身子变得灼热起来，仿佛与那座可容纳上万人的建筑物一同燃烧起来。随着火焰的走势，看热闹的人群不时发出惊呼，狼狈地向后逃开，随后又涌回原先的地点，远远看去，仿佛是一些随着火焰舞蹈的波浪。有人跌倒了，又被其它人踩伤，发出尖利的惨叫，现场变得更加混乱。


我们中没有人加入救火行动。面对巨大的火势，甚至消防队的水龙头也只能是杯水车薪。黑色的烟柱不断上升，伞一般在城市上空徐徐展开，遮蔽了衰弱的冬日。到了傍晚时分，上海最大的建筑物在烈焰中慢动作崩塌，化为悲壮的废墟。几根残剩的发黑的钢架，像胳臂一样固执地指向天空，似乎在向人们诉说一宗隐秘的罪行。但新政府用隔离墙挡住了那些残骸，企图遮蔽这个可耻的景观。方圆十几里的地面上，到处散布着从烟柱中跌落的黑色碳灰，好些天都难以清除，犹如一些细小生命的尸骸，为那场革命作了噩梦般的诠释。


第二天回到学校后，前去看热闹的学生都被要求做书面检查，因为我们没有奋勇参加救火行动。我很真诚地招认了自己的怯弱，并且发誓要向英雄黄继光和邱少云叔叔学习，在下一场火灾里改邪归正，争当一个自我献身的少年英雄。在那个年代，这种集体内省活动有一个古怪的名称，叫做“斗私批修”，它严厉地要求孩童的精神自虐。我们被是天生有罪的生灵，只有借助自我批判和彼此揭发，沾满资产阶级尘土的灵魂，才能获得被救赎的契机。


但就像所有的灾祸那样，在这场空前的火难里，涌现出了大批“英雄人物”，足以让我们这些胆小鬼羞愧到死。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恰好是我的小伙伴Z的三哥。他的照片和因救火而英勇牺牲的事迹，被显著地张贴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成了所有红色少年的伟大样板。


Z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比我小三、四岁，长着一对黄黄的大板牙，小脸上永远挂着无忧无虑的鼻涕和笑容，他喜欢跟我这样的“大人”玩，成了我最忠实的“跟班”。三哥的死并没有影响他的玩性。火难发生的第二天，他就跑来跟我玩，好像啥事都没有发生过。他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他并不在乎少了一个。


但对于Z来说，这其实是他家庭失去的第三个成员。他的父亲因反革命罪，在1965那年被枪毙。他母亲是中学教师，颧骨高耸，面容丑陋，却有着惊人的生育能力，差一点就成了“英雄母亲”，但在文革的高潮里，她却因参加过“三青团”而沦为批斗的靶子。除了白天在学校里挨整，回家后还要接受全体亲生孩子的严厉批判。


Z的大姐是红卫兵组织的领袖。我至今还能依稀记得她的形象――一个身穿军装，腰扎武装皮带的高颧骨女人。也许因为出身不好，她看起来比任何人都更为激进，并在虐母方面显示出惊人的原创性。每天晚上，她都要率领众弟妹围攻母亲，逼迫她在家门口下跪，反省和忏悔自己的罪恶。她在子女们的“打倒”口号声里沉默，偶尔也作小声的自我辩解，甚至发出低低的哀求。但没有得到任何响应。这样一直折腾到午夜，她才被准许起身进屋睡觉。今天看来，这显然是蓄意导演的闹剧，它旨在向外人宣告：她已经与反革命老妈划清了政治界线。

数天后的一个上午，人们发现了Z母的尸体。她乘孩子夜半熟睡之机，缢死在自家的厨房里。在死亡的前夕，她甚至烧掉了所有的银行存单和剩下的少量现金。让那些忘恩负义的小瘪三们饿死去吧！我猜想，她一定带着这最后的诅咒，大步逃离了地狱般的家园。


现在，基于那场意外的大火，一个新的道德英雄终于从反动家庭里脱颖而出了。这是最富于戏剧性的事件，它的非凡意义，超越了寻常的政治逻辑。新政府很乐意接管这个家庭的生活开支。他们没有成为沿街乞讨的政治孤儿，而是以“可教育好的子女”的面目，成为文革中最幸运的家庭之一。但大姐完全可以从世人的眼神里读出内在的鄙视。她对此的迷惘和恐惧是我们无法觉察的。几个月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爆发，她热烈响应了伟大领袖的号召，向祖国最遥远的边陲进发，从此变得杳无音讯，犹如一朵熄灭在夜空上的焰火。


她的逃亡在家里形成了短暂的权力真空，但不久后，Z的二哥就接过了大姐的革命传统，继续践踏着母亲的政治遗体前行，并因此成为新一代的思想标兵，先是被提升为上海市红卫兵组织的领导人，继而成某工业局的革委会副主任。只有那个最年幼的小弟，继续跟我在一起玩耍，下棋、习拳和看小人书，对这些热烈的家庭事变置若罔闻。


整个小学时代最激动人心的事件，是我一度被老师选中，参加在虹桥机场欢迎柬埔寨总理西哈努克亲王的仪式。这是一项无比荣耀的使命。我确信被选中者都是学校的精英份子，代表着革命的未来。我们每天穿着白衬衫和蓝裤子，在酷热的阳光下操练，学习立正、稍息、向左看齐、齐步走，向后转……。我甚至要求母亲为我买一双白色球鞋，每天用清水轻轻拭去尘土，保持它的洁白，以便更好地向神圣的团队靠拢。这是身体和思想的双重操练。我的皮肤被晒得黝黑，而灵魂却在剧烈地变红。


但这场难苦操练的结局却出乎意料。两个指导老师之间发生了权力斗争，作为失败者的一方，我被无情地淘汰出局。这是我童年时代遭受的最大的心灵创伤。老师在大会上宣布参加欢迎仪式的正式名单，却没有我的名字。我向校革委会主任申诉，他哂笑着推开我，好像在推开一件愚蠢的物体。就在那个时刻，正义在我面前崩塌了，带走我了对理想的最热切的企望。我无限痛苦地懂得，即使在最明亮的正午，我们都无法规避丑陋的阴影。


是的，在1970年的秋天，我被一架掌控人民灵魂的权力机器推开了，成了真正的精神弃儿，流浪在我自己的家园。我脱下了制服，并且再也没有穿过那双白色的球鞋。就在2006年元旦，当我在书桌前凝视童年的命运时，我才真正懂得，正是那次意外的打击拯救了我。我看见，13岁的盲人在那个时刻死掉，又在那个时刻获得了秘密的重生。（
7  1967年的鸡血传奇

广泛的政治死亡引发出对生命的酷爱。民间养生运动的火焰，竟然在1967年就已被点燃。那是文革最酷烈的时期，国家权力机器全面瘫痪，广场革命席卷整个中国。一些人在自杀的道路上狂奔，而另一些人却在探寻永生的秘密。解放军是养生运动的先锋。军队医生发明或推广了各种疗法，从针刺麻醉，到鸡血疗法。“老军医”介入人民的日常生活，为他们殚精竭虑，寻求健康长生的道路。他们的事迹开始越出神秘的兵营，成为引导民众生活的伟大指南。


关于鸡血疗法的起源，有着截然不同的传闻，而父亲是从街上一毛五分钱的油印小册子里得到灵感的。该手册宣称，鸡血疗法是某解放军医院的伟大研究成果，它具有治疗高血压、脑中风、胃溃疡、感冒咳嗽、支气管炎、妇科病、牛皮癣、脚气、脱肛、痔疮和阳痿等的神奇疗效。


父亲长期受慢性肝炎困扰，对这些神秘偏方，表现出无限浓厚的兴趣。他从学校附近的农民手里，买下一只长相漂亮的小公鸡，并且亲自动手，从鸡翅根部抽出鲜血，打算注射到自己的胳臂上。但鸡的奋力挣扎打破了父亲的阴谋。玻璃针筒跌成碎片，到处是狼藉的鸡血，看起来有些惊心动魄，而鸡仍在地上顽强地扑腾，发出尖利的叫声。虽然鸡血疗法失败了，但传统的鸡肉疗法依然有效，于是那只反抗的小公鸡，成了桌上的美味佳肴。进餐的时候，我甚至还能感觉到小翅膀的颤动，仿佛是一次最后的呼救。但它最终只是轻轻地抚慰了我的肠胃而已。


自我注射失败之后，父亲就放弃了这个冒险的实验，但民众的热情此刻已经变得不可遏止。我们家附近地段医院的注射室门口，开始排起长蛇般的队伍。人人提着装鸡的篮子或网兜，等待护士小姐出手，一边交流打鸡血的经验与传闻，地上到处遗留着肮脏的鸡毛和鸡屎，此外就是鸡的尖声惊叫。它们的恐惧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了整个时代。


然而，鸡血不仅是养生的圣药，而且给疯狂的种族注入了诡异的激素。民众的血崇拜来自嗜血的文化天性。在某种意义上，鸡血无非是人血的某种代用品而已。自从鸡血疗法盛行之后，全中国人民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变得无限亢奋起来。革命的热血奔涌在身上，而革命的烈火则燃烧在祖国的大地上。从1967到1968，打鸡血盛行的时间，据说维持了十个月之久，与文革最疯狂的时刻完全暗合。它跟造反狂热之间的神秘呼应，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索解的悬谜。


但随后就有大量的传单在街上飞行，上面说鸡血免疫疗法弊端很多，有不少人甚至因此中毒身亡，等等。各种消息有名有姓，说得跟真的似的。这种传闻后来愈来愈多，像野草一样疯长，恫吓着嗜血的民众。最终，那些小公鸡的性命得以延缓，鸡血疗法的热潮迅速平息，但它却打开了民众养生的强大欲望。各种新的疗法蜂拥而至，成为对一个朝不保夕的年代的奇妙诠释。一方面是大规模的死亡，一方面却是民众强烈的养生和长寿欲望，这种严重的精神分裂，才是“文革”最真切的图景。


比打鸡血风潮稍晚一些，一种更加诡秘的“681卤碱疗法”也开始兴盛起来。油印的传单和小册子上都宣称，它在治疗癌症方面具有神效。许多人卷入了这场新的医学神话，就连许多高级医院，都用这种据说来自某个内蒙水塘的卤碱治病，它的代码之所以叫“681”，也许是因为它被“政治鉴定”的日期，就在1968年的1月。很多年以后我才看到一份研究报告，称文革中因政治生态恶化而引发的癌症患者，人数一度达到历史的高点。这是间接性迫害致死的证明。在一个死神横行的时代，“681”是那些挣扎在病痛里的人的脆弱信念。


盐卤是底层“卑贱者”所创造的“新生事物”，曾经在民间流传了近千年，其间蕴含着“以毒攻毒”的古老信仰。在样板戏《白毛女》里，在漫漫大雪的黑夜，它是贫苦农民“杨白劳”含愤自杀的毒药，而在文革初期却成了拯救众生的圣药。我家的隔壁邻居，一个落魄的格格，据说是溥仪的侄女，面色蜡黄、骨瘦如柴地行走在弄堂里，脚下悄然无声，犹如一个白昼的幽灵。人们都说她得了肺癌。我只记得她总是用枯槁细长的指爪，紧抓着一打黄纸包的中药，像抓着几根救命的稻草。


她是街坊中第一个大量服用“681”的病人。她从民间圣药里索取生命的希望，却一直向邻居抱怨这种药弄得肚皮很痛，屎也拉不出来。她在诉说时用手帕抹着眼泪，随后又神色凛然地走开。但一个月后，她却被人裹上白布从家里抬走了。卤碱并未治愈她的肿瘤，反而提前杀死了她，把她变成一具僵硬的尸体。她死了后只有几天功夫，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就上门揪斗了，在获悉她已经死掉之后，带队的男生沉吟了片刻，用标准的京腔嘲笑道：妈的，这老娘儿们死得好！说罢，率众扬长而去。我后来才意识到，她是少数最成功的逃匿者之一。面对普遍的政治迫害运动，及时的死亡就是最大的幸福。她无意中超越了自身的噩运。


由于毒性太大，跟鸡血疗法一样，卤碱疗法的闹剧也迅速销声匿迹，成为历史的过眼云烟。但随着新政府接管权力，新的红茶菌疗法开始蔓延全国。这是所有革命疗法中最具生命力的一种，延续在文革后期的严酷岁月里，犹如悬挂在政治枯枝上的一片绿色残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柔软的物体，居然成为家家户户五斗橱上的主要摆设。它漂浮在大型玻璃罐里，像海蜇和水母那样缓慢生长，其间蕴含着某种令人不可思议的神秘性。它的大小和形状，成为邻里间互相炫耀的母题，而它的暗红色的浸出液，则很像是被稀释了的血液，令人想起了生命的图腾。在昏黄黯淡的光线里，它法相庄严，散发出宁静而诡异的气息。


我们全家都参与了全民大修炼的仪式，每天要喝那种甜酸味的“丹药”，但我并不喜欢它的味道，那股酸劲儿跟醋完全不同，隐含着某种令人不安的陌生气息。但父亲却孜孜不倦地喝着，想象这药水会像打点滴那样慢慢注入肝脏，清除着那些卑鄙的微生物。父亲意志像磐石一样坚硬。他藉此藐视着病毒强加给自己的命运，并且要在最的元素中找回真正的生活。


但红茶菌的生命有时比人类更加柔弱，它在滋养人类之前，必须首先接受糖份的滋养，并且惧怕有毒的自来水，否则它会悄无声息地死去，把药液弄成了一罐臭水。我们家的红茶菌宝贝已经为此屡遭不幸了。我和母亲不得不上邻居家，讨要一小块红茶菌组织，以此作为种子，开始新的培养历程。在“副食品”配给供应的年代，几乎所有能买到的白糖，都成了制作红茶菌液的材料。


这似乎是一种漫长的期待。每一次饮用都会激发隐秘的企望----指望父亲的肝病能够就此终结。但红茶菌没有创造出任何奇迹。它只是一种自制的饮料，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慰藉着我们日益衰退的味觉。它是所有文革异端疗法中最安全的一种，直到文革结束，它才被新的“醋蛋疗法”所代替，恋恋不舍地退出了历史。


但文革期间我们家吃得最多的，并不是那些公共流行物，而是有“仙草”称号的野生灵芝，它长着坚硬的冠盖和根茎，俨然是上帝业余制作的小型木雕，拥有流畅的年轮般的线条和纹理，向人们暗示一种超自然的存在。它们生长在闽西的深山里，被药农采集后私下贩卖给熟人。每隔一段时间，乡下亲戚就会按父亲信中的要求，收购一批这样的灵芝邮寄到上海，以致我们的供货源源不断，有时也称为馈赠亲友的重礼。我的任务是用剪刀艰难地把它切碎，然后浸泡在低度的劣质黄酒里，成为父亲和母亲临睡前服用的仙液。据说它有治疗神经衰弱、高血压和肝炎等无限众多的功效。


父亲跟我讲述过乡下关于灵芝的传说。它是女人的精魂，同时也是拯救生命的圣药，她出没在山林里，以拯救那些好人的性命。他说他的祖母，也就是我的曾祖母，曾经在深山里赶路时被一只豹子咬伤，送到家里时已经奄奄一息。幸亏家里有一枝数百年的灵芝，用它磨碎了敷在伤口上，另一半煎成汤药喝了下去，第三天就基本痊愈了。这个家族的传说严重鼓舞了我们。但这种数百年的灵芝，其实无处可求，能得到这些大株的野生仙草，已经足以令人宽慰。


我们全家都是“灵芝教”的信徒，生活在这种神秘植物的阴影下长达数年之久。但在我的记忆里，灵芝并未治愈母亲的失眠症，也没有给父亲的肝疾带来任何好处。它的暗褐色碎片，漂浮在暗褐色的酒液里，满含嘲讽地眺望着一个渴望健康的家族，却拒绝交出传说里的巫力。直到父亲去世为止，它都没有向我们显示过任何神迹。在料理完父亲的丧事之后，我们就废弃了灵芝，把它扔进垃圾桶，就像扔掉一个被粉碎了的神话。


因为从小喜欢游泳，每年6月到11月都在泳池里泡着，我九岁时就耳膜内陷，经常出现严重失聪，而且还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和鼻炎。为了治疗耳聋，我做过耳膜穿刺；为了治疗慢性鼻炎，我打过金针，还吸过好几年鼻烟，差一点弄成个少年瘾君子；为了治疗气管炎，我也做过文革流行的“羊肠线疗法”，让医生把羊肠线埋在肚脐下的穴位里，至今还留有淡淡的疤痕，但所有这些疗法都毫无效果。当我开始发育时，青春痘开始在脸上大规模涌现，而所有的慢性病似乎在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种不战而胜的经验是奇异的，它更改了我对世界的基本判断。就在屠杀思想犯的枪声此起彼伏的同时，我们却在各种疗法中茁壮成长，而正是从这些疗法中我们获取了存在的证明。吃药，就是要在专制制度内部探求生命的契机，以劝慰那些朝不保夕的个体。在这种疯狂的民间药疗中，隐含着政治反讽的信念，它旨在消解人们对于迫害和死亡的恐惧。


奇怪的是，随着文革临近尾声和“新时期”的开启，各种“神奇物质”逐渐退出了全民养生浪潮，而那些更加安全、简便甚至无添加物的疗法，开始成为人民选择的主流。它们包括醋蛋疗法、饮水疗法、甩手疗法和逆行（倒走）疗法等等。人民要藉此穷尽各种养生的道路。


饮水疗法显然是其中最风靡的一种，因为它把养生的成本降到零的地步。它仅仅要求参加者每天起床后空腹喝掉三杯凉水，据说能治疗各种消化道和尿路疾病，甚至有预防感冒、中风、减肥和长寿的功效。而甩手和倒行不仅成本为零，并且没有任何风险，甚至无需频繁上厕所。跟鸡血、盐卤和红茶菌相比，它们丧失了生命探险的想象力和刺激性，但却更符合大众的平庸口味。


在父亲去世之后不久，母亲也从一所中学的教师职务上退休，开始了甩手和饮用冷水的长征。她每天清晨大量饮水，然后不停地上卫生间，要么就站在窗前永无止境地甩手，仿佛执意要甩掉身体内部的隐秘的秽物。她露出了对于疾病的内在的焦虑。

而在20世纪70年代，她摆动胳臂的姿态却成了一个时代的剪影。在我的记忆里，她退休后的主要行为就是甩手，这个单调的动作从早晨一直延续到晚上。她的手臂有节律地前后摆动，像一个走时准确的机械钟摆。时间从她身后悄悄地溜走，而她的失神的目光却停留在记忆深处。她的影子投射于油漆龟裂的墙上，随着光线静谧地移动，与革命的喧嚣图景形成尖锐的对比。父亲去世之后，母亲更加狂热地甩起手来，她的激情感染了周围的人们。她们彼此交换心得，为这种简易的体操而欢欣鼓舞。


这个据说由苏格拉底传授给柏拉图的秘密疗法，经过长达两千年的孕育，终于在远东变成了声势浩大的运动。大批老年男女在清晨的阳光下甩动着手臂，在街角、弄堂口、门洞和树荫里，到处是甩手者的身影，他们表情呆钝，无处不在，像梦魇一样弥漫在城市里。甩手是一种集体主义的时间体操，并且注定要成为柔软的国家钟摆，诠释着“一万年太久”的激进主义时间表。而甩手疗法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作为一种初级课程，为日后气功在中国的大面积泛滥开辟了道路。


然而，成人养生游戏对儿童的健康没有任何精神暗示作用。他们照样生病，感冒、发烧咳嗽，笼罩在流感和肺炎的阴影之下。在药物匮乏的年代，廉价的四环素和土霉素，成了救世的良药。它具有广谱的抗菌作用，但它所携带的色素却严重腐蚀了幼童的牙齿，在上亿人中制造出无数颗“四环素牙”来。这种牙齿在阳光照射下呈现明亮的荧黄色，以后便逐渐变成棕褐色或深灰色。奇妙的是，正是我们所高声颂扬的阳光，促进了牙齿的这种色相转变。


在四环素泛滥的时代，我已是十几岁的少年。鉴于它只对6岁以下大量服用者产生作用，我侥幸躲过了它的腐蚀。我满含妒意地目击着60年代出生的弟妹们的成长，他们比我们更健康，有着更多的食物和玩具可以选择。时代匆匆掠过他们，给他们留下一个鲜明的记号。如同电影纪录片镜头所呈示的那样，年轻的人民在阳光灿烂的街道上昂首阔步，露出了幸福的笑颜和一嘴坏牙。

hachen

朱大可的文笔就是怪异。文章信息量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