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红旗派的兴亡》
(人民文革丛书卷二)
刘国凯
序言：史学的价值源于自由人性的真实
第一章、六八年盛夏---大镇压狂潮
第一节、七.二一表忠大游行--红旗派的绝响
第二节、红旗派全线崩溃--“反共救国团”超级假案
第三节、 诬陷、搜捕、屠杀
第二章、六六年夏--—灾难扑向民众
第一节、刘邓在京城的作为
第二节、中共广东大员控制局势的措施
第三节、贵族红卫兵的“业绩”
第三章、六六年秋冬---风云激荡的年月
第一节、批“资反线”-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初步形成
第二节、“一月夺权”的纷争
第三节“二．八”冲军区
第四章、六七年三月--黑风滚滚
第一节、“二月逆流”与“二月镇压”的区别与关联
第二节、广州的“三月镇压”
第五章、六七年春末夏初---重现生机
第一节、周恩来的广州之行
第二节、“五．三”绝食
第三节、力争“八一战斗兵团”平反
第六章、六七年盛夏---血肉横飞的日子
第一节、几次大型暴力事件概述
第二节、总派使用暴力的原由和实质?
第三节、“文攻武卫”辩
第四节、红旗派武装抗暴的性?/a>
第七章、六七年金秋---各有收获的季节
第一节广州军方以退为进的有效策略
第二节、红旗派虚幻的声威
第三节总派稳住了阵脚
第八章、六七年冬--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一节、红旗派的分化（1）-产生紧跟派的政治原因
第二节、红旗派的分化（2）-产生抗拒派的现实因素
第三节、《佛山会议纪要》-的争论
第四节、“文革新思潮”在广州的浪花-“八．五”思潮
第五节、杰出的人权战士-晓兵
第六节、总派反扑与省、市革委会成立
第九章、六八年春---最后的搏斗
第一节、总派对红旗派的全面政治反攻
第二节、“新生红色政权”对红旗派的组织瓦解
第三节、“新生红色政权”的镇压工具-工人纠察队的成立
第四节、第五个回合、“反四右”-红旗派最后的抗争
第十章、六八年初夏--厄运将至
第一节、暴力事件再起
第二节、红旗派最后的集体反抗意识<二沙头会议纪要>
跋 掩卷后的余思
序言
史学的价值源于自由人性的真实
--为刘国凯《人民文革丛书卷二》序
袁红冰
人的历史是意志的展现过程；史学的价值在于真实地讲述意志外化为社会现实的过程。
在专制政治之下，构成历史的意志可以分为独裁者的意志和体现自由人性的意志两类。然而，由于专制权力几乎垄断了一切，所以，官办史学便成为独裁意志的记录，真实的历史在史学中也因片面的记录而虚假――片面的真实，是比完全的虚假更虚假的“真实”。
自司马迁之后，除个别例外，史学家的实际地位只是专制权力的文奴，他们存在的价值只表现为以溢美之辞，记录独裁者的意志。中共建政之后，将专制政治发挥到了极致，包括史学在内的所有人类精神领域，都处于专制铁幕的沉重阴影之下，独裁者的意志和专制的利益，成为精神创作的唯一价值取向。
文化大革命是中共建政后的一个极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但是，迄今为止，御用文人撰写的《文化大革命史》基本上变成毛泽东等得势的独裁者群体的意志展现史，和刘少奇等失势的独裁者群体的苦难史，属于自由人性的意志和苦难则被忽略。
另有为数不多的独立于中共官方的《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者，虽然试图从更广阔的视野审视“文化大革命”，可惜由于他们所依据的研究资料，绝大部分直接或者间接来自于官方，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同御用文人的研究成果相比，并没有更多值得被历史记住的价值。
刘国凯先生提出的“人民文革”的概念，是中国史学价值体系内的一次精神大革命。 “人民革命”的概念试图冲决专制政治和独裁者意志对史学的桎梏，从属于自由人性的视角来研究《文化大革命史》。起点决定目标。以“人民文革”的理念为出发点，其结果必定是属于自由人性的意志，取代独裁者的意志，成为史学的中心。
这种变化意味着已经经历了数千年的中国史学，开始呼唤全新的价值和研究取向。仅凭此点，刘国凯先生的著作，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有人或许会说《人民文革丛书》不是专业研究者的作品，并以此为理由怀疑作品的价值。我以为，所谓专业研究者主要是指那些靠研究“文化大革命”为生的人。“专门研究”当然会很专业化，不过，正由于需要以研究为生，所以“专门研究”者常会受制于诸多世俗的实用主义考虑，并因而显得浮躁，流于浅薄，甚至远离真理――世俗的实用主义乃是真理的杀手。
刘国凯不靠研究“文化大革命”为生；他是在用心灵来研究，用生命和血来写作。正由于此，他的研究才会超越一切世俗的实用主义考虑，而直指属于自由人性的真实。
真实是史学之魂，属于自由人性的真实则是史学之魂的核心――这正是刘国凯先生著作价值之所在。我相信，刘国凯先生的努力，将为“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开拓出一个全新的更接近真理的意境。
二零零六年二月十日
第一章、六八年盛夏---大镇压狂潮
小引
文化大革命发动至今已三十年了。它对当今的青年一代似乎已像太平天国的故事那样遥远。然而对于我们这些曾以自己的青春投入其中的人来说，它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岁月的尘埃并不能模糊我们的记忆，相反会促使我们产生把这些尘埃抹去的冲动。
文化大革是何时结束的呢？现在流行的说法是于二十年前，即年结束的。然而对此，我总心存疑义。在我记忆中，年盛夏，广州发生了一场大镇压。所有群众组织都冰消瓦解在这场镇压之中，从此再也没有群众运动的局面。文化大革命在我心目中就此结束了。结束在1968年的夏季大镇压中。我对这场大镇压留有极深的记忆，它就像用刀刻在我的脑际和心扉。现在我向大家讲述广州文革的故事，也就从那时开始吧。
第一章
六八年盛夏---大镇压狂潮
第一节、七.二一表忠大游行
--红旗派的绝响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广州红旗派举行了一次规模宏大的集会游行。参加者有学生、工人、机关职员。人数达十多万。集会地点在广州文化公园及园外的街道。游行队伍沿人民路北上，再转入中山路东行至东校场，全程约七、八公里。当队伍前列已在东校场解散时，园内尚有队伍未轮到出发。
一年多来，广州红旗派举行过许多次集会游行。有的旨在反抗军区镇压群众，有的是抗议保守派--总派的挑衅屠杀，有的是庆祝某次斗争如“八一战斗兵团”平反的胜利，而这一次集会游行的名义与以往各次都无雷同。它叫作“表忠大游行”。即使是从表现形式上也看出区别。从前的游行示威，或群情激愤、同仇敌忾，或欢欣雀跃、锣鼓喧天。而这次集会游行人们情绪饱满而深沉，激昂而凝重。从前游行的队列往往较自由随意，不同单位的队伍会互相交错参差，但这一次，各游行单位的队伍排得相当整齐，一个一个方阵，保持着明显的间隔，各以自己组织的红旗为先导，迈着整齐的步伐，在领队的带领下整齐地呼喊着口号向前进发。队伍中弥漫着一种大难来临共赴危难的悲壮气氛。
数公里的街道两旁都有市民围观，有的地方围观人群甚重，但围观者的反应也与以往不同。没有喝彩，亦没有咒骂。人们大都只是以各种目光默默地注视着那行进的队列。“表忠大游行”向谁表忠？当然是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表忠。为什么要举行这样一个游行？是因为社会上有股强大的势力强加于红旗派反“三红”，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重大罪名并予以镇压屠杀。
屠杀其实在七月上旬已经展开。七月十三日，广州警司某部前往市二十九中执行任务--拆除学生用桌椅构筑的工事。十几名徒手的学生不让士兵进入。稍经争执，一名班长从肩上卸下冲锋枪，突然在近距离向学生们扫射。剎时间学生们全倒在血泊之中，五人当场死亡，余者皆受重伤。开枪之后，这队军人亦不作善后，扬长而去。
惨案的发生使红旗派极为震惊。其领导机关广州“红司”、“红联”的头头都急速派员了解惨案的具体情况，写成报告，一方面向省市革委会反映，要求查清事实真相惩办凶手，另一方面以大字报、传单告诉全市民众，提出反迫害、反镇压、反屠杀、反复辟的口号，以求得到广大民众的声援。省市革委会高官接此报告后不理不睬，漠然置之。一般市民看到传单后大多也只是父`私语，或默默无言。虽有自发的义愤和声援但并不强烈。
形势今非昔比了。去年三月份军方也对造反派进行过镇压，但那时还没动真枪真炮。一年多的恶斗下来，矛盾和仇恨不断加深激化。军方和“新生红色政权”--省市革命委员会要实施革命的权威 ，处处迫使红旗派就范。红旗派的头头们不甘民众经过艰苦奋斗得来的果实轻易丧失而尽力抗拒，从而又招至军方和革委会更大的压力。敬酒不吃吃罚酒，一场大镇压在所难免。更何况入夏以来，广东北部某些县份和邻省广西的全境已开始对造反派民众大举围攻屠杀。被杀戮后投入西江的广西造反派的尸体随江水漂流而下，沉浮隐现于广州市珠江波涛之中。因此，现在广州警司开枪毙伤二十九中学生实在是小事一桩，不足为奇。果然，不但呈上去的报告毫无下文，开枪屠杀事件还接二连三地发生。
七月十五号晨，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包围北京路丝绸商店。该旗派据点由一支素质相当高的中学造反派组织(广州二十一中东方红公社)驻守。该部已先期得到消息及时把枪支弹药全数转移。军队来搜查时一无所获。军官令他们立即撤出据点。他们以此处并非武装据点，而且正在办学习班为由拒绝撤出，空气骤然紧张。军队动粗，二十六名学生视死如归，面对枪口手挽手站成一排，不为所动。该时围观民众如堵。学生们大声呼吁﹕“这里没有一枪一弹，只有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二十六颗红心。”并高唱革命歌曲。僵持之中，围观群众对军队发出嘘声。军官恼羞成怒，命令士兵开枪。由于近在咫尺且学生全部徒手，只持“红宝书”，士兵实在下不了手。至晚间，“红司”总部通知他们情况险恶，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立即撤离。他们才整队离去。在对峙的一天里曾有民众给他们送水送面包。其中一年青人还因此与军队发生争吵。军队查明他系附近眼镜店李占记的学徒。次日晨一班军人敲李占记的门说要搜查。该学徒开门让他们进入。由于尚未开店营业，店中只学徒一人。不久，街上群众听到店内响了几下枪声。旋即学徒的尸体被拖出 ，军人向街上群众称，此反革命分子抗拒搜查，还袭击解放军，故已对其严惩。
七月十六日，一连杀气腾腾的军队包围长堤轻工大楼的“工革联”总部。“工革联”为广州红旗派工人的联合体，下属包括“工联”、“红旗工人”、“广州工人”、“工人红司”、“八一战斗兵团”等多个全市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工革联”是六七年九月由周恩来提议成立的，其大旗由广州军区馈赠，故当时许多人认为警司未必敢对“工革联”总部下手。但他们估计失误了。在没有碰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军队突然盲目开枪，乱射百余发，四名无辜群众被流弹击毙。当时有大批群众在附近马路两旁围观。有人气愤地指责军队压制曾得到中央肯定的革命群众组织。一名军人听了大怒骂道﹕“他妈的，谁再替反革命讲话老子毙了他。”一位血性青年挺起胸堂说﹕“我们是革命群众，不是反革命，你敢开枪！”“砰！”枪声响了，青年胸前的血喷射出来，当场身亡。其它围观群众吓得一哄而散。一名印度尼西亚华侨在五楼阳台被流弹打死。事后，有名军官去对其妻说：你的丈夫是被反革命暴徒开枪打死的。我们解放军去清除反革命分子的据点就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安全。
七月十七日军队包围中山六路“工联联络部”，也是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开枪滥射，四名路人被流弹击毙，另有一人说了句﹕“解放军不应开枪。”即被追杀。此人逃至附近一间云吞面店里，躲在桌子下，仍被拖出枪杀。
在这几天里，市区内大多数红旗派组织的总部都被军队踏平。而所有总派的据点则由他们自己慢条斯理地拆除。红旗派的头头们终于明白，大镇压来临了。诉说、反映、请求都不再有丝毫的作用。彻底摧毁红旗派的组织，扼杀红旗派的社会能量是军方的既定方针。但是，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我们一再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停止了揪“广谭”，我们不计旧仇与保守派实行了联合，我们对保守派新的挑衅屠杀采取了克制的态度，为什么还要压制、镇压我们？红旗派悲愤异常。难道我们就此束手待缚？不，我们要抗争，要让镇压者看到我们的意志和反抗力量。于是红旗派的头头们密锣紧鼓地筹备了这次表忠大游行。在那个时代，他们也许是不了解，而更可能的是不愿去捅破那一纸窗扉，去接受这一可悲的事实，即他们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们组织的存在。
表忠大会筹备之间，有消息传来，广州警司正在市区某些制高点布置机枪火力。集会游行队伍只要稍有异动，就开枪扫射，彻底镇压。一时间有的头头犹豫了。在当时军方已把开枪杀人不当一回事的情况下，什么不可思议的事都可能发生，然而经过讨论后，头头们还是一致决定集会游行依期举行。一方面要求全体集会参加者绝对徒手，并不设纠察队，坚持和平集会的形象，另一方面也作出为此流血牺牲的悲壮心理准备。
红旗派表忠游行的队伍整齐地、情绪高昂地、沉着地行进在广州南北、东西两条最主要的大道上。呼喊着“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反迫害、反镇压、反复辟”的口号。与市区游行队伍进行的同时，“珠江红司”的船队也在珠江上游行。一时间汽笛长鸣，与陆上队伍遥相呼应，蔚为壮观。广铁总司由于中央早有明令，铁路文革与地方脱钩，故他们没参加文化公园的集会，但也同时在铁路局内举行集会，以表达对市区红旗派战友革命行动的支持。当时广州市区有万人口，除小孩和老人外，有社会活动力者约以百万计。而红旗派的集会游行队伍竟达十多万，而且是在红旗派组织已备受摧残和极为严峻险恶的形势下，可见红旗派在广州市的社会潜力之大。红旗派的头头们内心忧中也有喜，看看如此众多的人群，听听那雷鸣般的口号，要彻底把红旗派镇压下去，真的就那么轻而易举吗？
游行圆满地完成了，没有意外，没有暴力。红旗派向当局显示了他们的力量，表达了他们反抗政治迫害的意念，而且是以和平理性的手段表示出来，这确实体现了广州红旗派的成熟和水平，体现了在那个个人迷信深重的年代，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不失时机地使用民主权利，反抗政治迫害的高超斗争艺术和不畏强权的斗争精神，这是何等的难能可贵，确实可作为后世民主斗争的范例。
中共当局也并非不了解这一点，在获悉集会游行的实况后，军区副政委孔石泉就拍桌大骂﹕“什么表忠游行？根本就是向红色政权示威，向省市革委会施加压力。哼，妄想！”
孔石泉的咆哮不无道理。红旗派的表忠大游行名曰表忠，实则 向广州军区显示民众的反政治迫害的意志和力量。六八年七月与六六年七月或六七年七月相比，红旗派成员中的盲目忠毛分子即使还有，也已减少了很多。在当时的形势下，红旗派已不可能举行矛头直指广州军方的游行示威，否则肯定会立即招致枪林弹雨，而打着向毛主席表忠的旗号来表达对军方镇压的愤慨和反抗，乃是一个非常策略的斗争方式。然而即使如此，我们在下文马上会看到，广州军方仍然向他们抡起了屠刀。
确实，红旗派在以往近两年的斗争中积累了很大的能量。即使现今其势力已远不能与其全盛时期相比，但仍有着不可低估的社会潜能，用强力把他们镇压下去，当然无谓不可，但若要在政治上、心理上将其摧毁却甚费周章。幸亏中共最高层很快找到了一个极为有效的利器给予广州军方，使之得以迅速地把红旗派置于无以翻身的死地。红旗派的“七．二一”表忠大游行也就成了它被彻底镇压前的绝响。
第二节、红旗派全线崩溃
--“反共救国团”超级假案
鉴于六八年春末夏初广东局势愈来愈不利于红旗派，其头头们商议向外省寻求支持。同时他们也获悉北方许多省市的造反派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力。于是“红司”头头武传斌率一班人北上进京，打算一方面向中央呈递有关材料，一方面串联外省各地的造反派组织，召开一个会议，旨在今后相互密切联系，交流情况，声援支持。
七月四日，武传斌一行到达北京，即展开工作，进展并不顺利，会议迟至七月十七日才在北京航空工程学院召开。与会的有全国著名的学生造反派领袖蒯大富和广西“四．二二”、青海“八．一八”、黑龙江“炮轰派”，辽宁“八．三一”等二十几个组织的代表。武传斌为会议主持人。
会议无非是交换各省情况，建议设立全国造反派的通讯网，还决定把会议召开的具体情况写一个报告呈送中央。但实际上这个报告并没有写，会议也没有就任何问题作实质性的有效果的决定。然而武传斌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这个会议给自己和给广州红旗派乃至外省的一些造反派组织招至极大的灾难。
中共中央最忌惮民众成立全国性的组织。毛为了发动群众为其政治大清洗火中取栗，他允许各省市成立群众组织，其矛头可指向省、市、中央局一级的高官，但决不允许成立全国性的群众组织。为此在运动初期，六六年底就不惜把所有的全国性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即使是主要以经济诉求为目的的组织也不例外，如“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这里有一个很关键而又显露的要点是，你成立全国性组织矛头对准谁？若说对准刘、邓等人，那北京市的造反派就足够用了。于是这就有了个潜在的可能，全国性的造反派组织将会与毛的中央产生摩擦。现时毛中央及其工具中央文革是以指导者的身份与各省市造反派打交道，那难道今后中央文革将平起平坐地与全国性造反派组织打交道吗？那成何体统？即使全国性的造反派组织一时还没膨胀到这样的地步，那密切联系起来的全国各省市的造反派组织也更难驾驭了。故此毛中央绝不允许全国性群众组织的出现，稍一露端倪便要将它扼杀于摇篮之中。更何况当时已处于毛中央打算以强制手段结束动荡局面的敏感时期，武传斌等人的作法无异于给了广州红旗派，乃至全国造反派一纸催命符。
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等在北京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这次会议气氛异常，各巨头一边倒地对广西“四．二二”劈头盖脑地大骂，犹以康生最为突出。责骂之中，周恩来与康生都说两广地区有“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广西有分团。有的红旗派头头做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他们都还点了武传斌的名，斥责他召开“黑会” ，并厉声问道“要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吗？”
令人颇为不解的是这次会议江青竟没有参加。难道她知晓这次接见系宣判造反派，尤其是两广造反派的死刑而不忍心出面？因为在表面上造反派是为中央文革所支使的。兔死狗烹的局面她毕竟未能坦然面对。如果真是这样，那江青也算比不上周、康等人的心肠铁硬。
七月二十五日接见会的消息传来，广州军区，广州总派的头头骨干们如获至宝、欢欣若狂。广州军区三军联委报大量印刷传
单四处张贴散发仍嫌不够，甚至用飞机撒下。
广州市民们接到此传单后极为惊愕震撼。须知在那个年代，两派相争互相骂为“反动”“反革命”，乃至军区把某派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都不足为奇，也并不必死无疑，唯独是以台湾国民党为背景的“反共救国团”的罪名是杀而无赦的。现“反共救国团”的总团设在广州，有的旗派头头做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此话若出于总派，或广州军区都未必可信，但现在是出于周恩来和康生之口，能不相信吗？于是乎几天之间，广州旗派的军心全线崩溃，政治上，精神上彻底瓦解。仅一个星期前，红旗派还能组织那等规模宏大，气势雄壮的集会游行，而现在则迅速支离破碎，兵无斗志，只等任人宰割了。
红旗派的许多骨干头头并不信服周恩来康生的指控。因为这指控太空泛，没有提出确切的证据。其中思想敏锐者还认为，在如此之大的群众运动中，旗派的成员参加了地下的反共组织即使有，也很个别，根本不能代表旗派的主流，丝毫左右不了红旗派的具体行动。然而虽则如此，他们亦无法挽救全线崩溃的局面，无以稳定一般红旗派成员的军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厦倾覆而无力回天。
事实证明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经此六八年大镇压后又继有六九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七年的“一打三反”，七一年的“清查五一六”，广东始终未能查出大规模的“反共救国团案”，也没有证实哪一个旗派的头头做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因此，出自周恩来、康生口里的那些话，完全是捏造和诬陷，所谓“反共救国团”完全是硬扣在红旗派身上的一个超级假案。而当局就是靠了这个超级假案才得以迅速地把顽强的两广造反派群众组织彻底打压下去，结束文革群众运动的局面。
第三节、诬陷、搜捕、屠杀
从六六年起，每个盛夏都是跟血腥恐怖联系在一起。六六年有血腥的红八月，贵族红卫兵们任意殴打、虐杀“黑五类”。六七年七、八月，广州总派对红旗派实施突然袭击，红旗派死伤惨重。后红旗派愤起反击，总派也付出代价。六八年的盛夏，经过近两年的反复缠斗，曾经取得虚幻胜象的红旗派终于又沦为刀俎上的鱼肉，军方和前总派骨干分子们向他们抡起了棍棒和屠刀。
在踏平了红旗派市区各据点，并以“反共救国团”超级假案为利器彻底瓦解了红旗派的阵线后，就是具体收拾红旗派的头头骨干人物和铲平城郊红旗派的最后几个据点，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山大学。
约七月底八月初，广州市街头出现了许多游行队伍。准确地说是游街队伍。大批的“工纠”、“人纠”押着一群群戴着高帽子的人游街。高帽子上写着“逃亡地主”、“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伪军官”等等。他们低头弯腰，步履踉跄地走着，不时挨几下“工纠”“人纠”的棍棒。有的游街者还被绳索一个个地牵连起来，仿佛一群牲口似的地被赶着行进。起初这些队伍都是由街道组织的。红旗派虽然在社会上一度拥有了那等强大的声势，但街道始终是他们最薄弱的环节。中共的户籍保甲制--居委会，居民小组成功地保存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细胞。在大镇压中，这些细胞最先恢复功能，把第一批经典的“阶级敌人”押上了祭坛。这也象广东某些县份里和广西一样在镇压屠杀造反派之前先拿传统的“阶级敌人”开刀。
两年前(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全社会的虐杀狂也是从街道开始的，被虐杀者也是经典的“阶级敌人”--“黑五类”，历史真是会开玩笑，社会动荡绕了一圈又回到原来的起点。高等数学里有格林公式，绕一圈的积分为零。用于物理学上就是用力运行一周，做功为零。造反派的行动本是要冲破旧有的社会秩序，但没料到这场政治运动乃有一个超级的力量在控制，造反派的两年苦斗到头来只是画了个做功为零的历史怪圈。而且这怪圈并化为绞索，下一就要套在他们的颈项上，勒绝他们的气息。当然社并不等于数学与物理，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他们也并非做功为零，但这是后话了。
游街的队伍迅速地从街道发展到工厂、机关。游街者已从经典的“阶级敌人”变成新生的阶级敌人。其名称具体为“坏头头”、“阶级异己分子”、“打砸抢分子”、“大黑手”之类。他们的高帽做得比经典阶级敌人更沉重得多。他们往往双手甚至全身被墨淋黑。他们有的在批斗会上已被打得半死，根本不能站立，便被押上汽车由几个人在旁边硬撑着游街示众。毫无疑问这些新生的“阶级敌人”都是前红旗派的头头骨干和某些倾向旗派的中共干部。而批斗虐杀他们的人则是前总派的头头骨干，当然他们此时的身份已是新生红色政权的工人纠察队。两年前的血腥狂潮中，其肆虐者是十几岁的血统论红卫兵，而此时则是政治质量好的成年人。
原“红旗工人”的头头，省革委会付主任刘继发被戴上二十几斤重的铁帽子，反复批斗。他由于名气大，内部有令，不能在批斗中打死。而其它散布在各单位里的中、小头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打断胁骨，腿骨的比比皆是，被当场打死者也屡见不鲜。只是此时已没有社会监督机制进行统计，无法取得具体的数字。
在反复的批斗游街之后，就关进牛栏--各单位私设的牢房，进行所谓的审查，实则是继续以各种方式进行肉体和精神虐待。例如，珠影东方红的头头孙效林在遭受严酷的轮番批斗后自杀亡，但他的战友们后来一直否认自杀一说，认为是他杀。
原保守派的头头骨干们对这些新生“阶级敌人”的仇恨要比对经典的“阶级敌人”深千百倍。当然这也是很可理解的。经典的“阶级敌人”其实对他们毫无冒犯，而这些新生的“阶级敌人”在两年来的缠斗中屡次令他们陷入困境，颇失颜面。他们自恃是共产党政权的宠儿，决不能忍受这些不三不四的人妄自尊大，扰乱纲纪。一肚皮气忍了两年，现在才得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发泄出来，他们怎不能狂暴异常？
广州保守派的头头骨干们与造反派的头头骨干们之间的矛盾带有较明显的阶级矛盾色彩，因此前者对后者的镇压也就有阶级镇压的成分。或许，从表面上来看，他们都是机关职员或工厂工人，但一旦向社会深层追究会发现他们之间有着巨大的不同。关于这些将在本文的其它章节中详细探讨。镇压的残酷性由此导出，而个人和群体间的复仇，则居于次要的地位。
在社会各单位造反派头头骨干被彻底清算同时，“新生红色政权”于七月三十一日派遣一支庞大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执行荡平红旗派最大据点中山大学的任务。广州中学生最大的造反派组织--红卫兵广州兵团的一名头头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六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一支军人、工人、农民组成的工农宣传队，进驻广州地区学生运动的中心--中山大学。
这天上午，号称三万人的工农宣传队，包围中大，封锁道路，几部装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在全副武装的“工纠”护卫下，缓缓地从正门开进中大。这支万人大军，本可肆无忌惮地实现他们踏平中大”的夙愿，但在此机缘，他们却行动迟延，一步三探，仿佛他们悉获旗派在校园里布满地雷的情报。
这几天，想逃难的人已经走了，留下的人则抱着“看你们敢把我怎么样”的想法，听天由命。这些已经消极的人根本没有想到要反抗这三万人的进攻。
大约在中午，宣传队开始深入校园腹地。他们沿途扫荡红旗大楼，造反大楼，没有遇到任何波折，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壮，人也越来越多。他们抵达教工俱乐部，遇到“红三团”总部的抵抗。总部人员不让他们入屋搜查。局势马上因此紧张起来，宣传队破门而入，要狠恨教训这些胆大包天的家伙，结果总部里的人夺路逃生，有两个被抓住，押到省柴油机厂囚禁。这两个人在被抓时，被乱棍打昏，流血不止。当晚我派人到现场侦察，发现总部地上有滩可怕的淤血，人们还以为他们死了。事实上他们没有死，可是他们经历了这场拷打后，得了终身疾患。这种遭遇，在旗派是很普遍的。
这天下午，宣传队开始搜查学生宿舍。这里是旗派的最后避难所。陈家吉等旗派头头都住在这一带。第一幢失陷，他们便转移到第二幢。他们是属于“警司”通辑的人物，奇怪的是他们不去逃难，他们准备这样挨下去，挨到落网为止。陈为“红三团”的我等人出了一条“妙计”。他建议带几天干粮，藏到天花板里面去。我没有理会陈的胡说，决定挨到晚上，借夜幕掩护突围。
黄昏时分，我集合“红三团”总部的残兵，绕道潜回总部。万幸的是，白天宣传队在忙中，竟没有全面抄查，这使总部的资料尚完整无缺。大家将资料包扎起来，准备带走。
晚上十一点，探路的人回来报告，说中大码头尚未封锁，“珠江红司”的“红卫二号”船仍停在江面，可先撤到船上，天亮后再设法脱离险境。这个办法被采用了，我派两个水性好的游近大船，与对方取得联系。“红卫二号”的水手放下舢板，将十多个逃亡者接上大船。第二天中午，他们联系了一艘快艇，将逃亡者送出广东。
以军方、十七年旧官僚、保守派头头骨干们三位一体的“新生红色政权”并不满足于他们用暴力，用超级假案从组织上、政治上荡平了红旗派，他们感到还应在声名上、形象上把它搞臭。因为在此之前，广州两派的斗争中，红旗派占尽舆论优势，市民中的主流意识是“主义兵”、“地总”不讲道理，动辄使用暴力，而红旗派则相对文明得多。为了改变这一主流意识，“新生红色政权”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举办所谓“群众专政展览会”。展览会址设在三个旗派的据点﹕登峰南路六十号，沙河中南局公路机械工程处和市郊三元里。这些展览会无非都是展出一些枪支弹药、粮食用品。官方说旗派中的坏人就是用这些武器来杀伤革命群众的。那些粮食用品都是抢来的。这些其实都不足以引起轰动，因为前不久两派都拥有枪支弹药。旗派人员据守在各总部，自己煮饭开伙，粮食用品当然应有所贮存，也未见得是抢来的。而能够刺激人们神经的则是官方在上述几处摆了许多刑具，如老虎凳之类，说旗派在这里关押拷打革命群众，类似于从前国民党在重庆搞的残杀共产党人的白公馆渣滓洞。登峰南路六十号还有一个地下室改制成的水牢，把革命群众关在黑暗的水牢里。旗派并在那里杀人吃人。证据是墙上写了一句话﹕“我要吃肥佬肉。”还有一句“阅尽人间春色，还是土匪好。”就这样，旗派被描绘成不折不扣的暴徒、土匪、杀人犯。
各单位的民众被各单位的“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组织起来，一队一队地参观这几个展览会。仅一、两星期之间世界已为之大变。此时再也没有质询没有疑问，更没有辩解，没有反驳。人们都必须相信这一切，起码在表面上是如此。在官方的强势宣传下，戈培尔效应亦于某一程度上出现。文化水平有限、分析力缺乏的人们--这在当时的中国民众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渐渐相信，旗派中的坏人真是此等残忍凶恶。还有些人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扭曲自己的灵魂，强使自己去相信。
就像旗派的头头做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是天方夜谭一样，这些展览会所罗列的旗派罪行也纯属子虚乌有。说旗派人员用老虎凳之类的刑具拷打和用水牢关押残害革命群众，还杀人吃人肉。有什么根据，人证何在？此后经过了那么长时间对旗派的反复清算，官方也从来没能再具体地对此加以说明，诸如吃人者是谁？谁被人吃掉？谁被下过水牢，谁被上刑拷打，伤残状况如何？等等。可见，这一切都是极端卑鄙无耻的诬陷。
直到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时期，旗派的残余分子才得以有机会向社会，向当局道出这些冤情，但到头来也只是不了了之。而在当时，这些诬陷就构成了在形象上名声上把红旗派彻底抹黑的极有效手段。
在红旗派被彻底镇压下去的同时，共产党的原有秩序也迅速地重建起来。各级党组织，各级领导机关都很快恢复功能。各级官僚除中南局，省市高干某些属于陶（铸）赵（紫阳）黑班子的和文化革命黑手（即同情、倾向红旗派）外，都得以官复原职。保守派中的一些头头、骨干也得以升官加爵，从普通工人或职员提拔担任某些基层领导职务。
然而也正因为这样，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连串的问号。广州红旗派为什么会遭到如此残酷的镇压？为什么总派不但不被镇压，反而倍受当局青睐宠爱？这两年多里红旗派究竟干了些什么，使之与军方、新生红色政权水火不相容？它们两者之间的矛盾，以及红旗派与总派之间的矛盾是属于什么性质的矛盾？红旗派一而再，再而三地奋起反抗挣扎又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斗争？
尽管这一切都过去了许多年，但为了昭雪沉冤，褒扬正义，谴责罪恶，辨清是非曲直，揭示中共专制政权的一贯反人民本质，并给当今中国民主运动以借鉴，我们都应该对这些问号探索出准确的答案。
欲实现这一点，我们有必要把检视的镜头往历史上溯，从六八年盛夏回溯到六六年春夏之交。从那时开始检视这两年多一系列不平凡的历史事实。答案将来源于对事实的尊重和深刻的思索。
第二章、六六年夏--灾难扑向民众
第一节、刘邓在京城的作为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下达，标志着毛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命名的政治大清洗运动正式展开。六月二号《人民日报》刊登北大聂元梓等人矛头指向北大党委的大字报，并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号召不管黑帮“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都要把他们“彻底摧毁”。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局面由此发端。
此时，刘邓一班中央大员是否洞悉毛的清洗意图呢？如果说这些在中共宦海沉浮几十年的老奸巨滑们至此仍懵然不知，那纯属欺人之谈。七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大会上检讨说﹕“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它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有时没犯错眨?思乙舱f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这些话无非是半泄愤，半为自己开脱。当然刘邓们或许未能很精确地猜测到毛的具体清洗目标和程度，但也会明白自己已处危境。彭真和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已被踹掉，而《五．一六通知》还要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联系起六五年九、十月间毛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刘邓怎么可能对险恶的局势毫无警惕呢？针对这种情况，刘邓施展了他们的手腕，事实证明他们的作为是令人齿冷的。
相对于刘邓，彭真要有气魄得多。世事真凑巧，他与彭德怀同姓。
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刊登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首当其冲的是《海》的作者、北京副市长吴晗。彭真应该是知道这篇文章大有来头，因在六六年九月毛就问过彭真﹕“吴 晗可不可以批判？”这句话问得怪异，到底是指吴晗的观点是否谬误，应不应该加以批判，还是指吴晗此人系中共高干，颇有根底，能不能加以批判呢？这让听者自己去琢磨吧，毛语中用词模糊的高明之处正在于此。彭真回答﹕“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这个答案也颇具功力。它的潜台词是，可以对吴晗口诛笔伐，但不应进行惩处，这无异于给毛踫了个软钉子。待到上海方面率先祭起批吴旗帜时，彭真竟敢于对抗，拒不转载姚文，后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才加编者按转载，力图把批判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之内，并为吴设置保护网，强调吴的政治清白。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与彭真、康生等谈话，彭真对毛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与彭德怀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在这期间，邓拓曾对彭真说﹕“吴晗很紧张，他知道这次批判是有来头的。”彭真说﹕“什么来头不来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管你是什么人，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直至六六年二月八日彭真等人到武汉向毛汇报《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时，毛两次问彭﹕“吴晗算不算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都不作正面回答。
彭真对吴晗的保护真是难能可贵。在中共高层的斗争中，一旦面临毛龙颜不悦，明哲保身是上上策。既然知道是毛要整吴，而自己充当吴的保护神，难道彭没有想到这样做会把祸水引到自己身上？为自保计，彭真完全有理由把吴抛出去，任由毛宰割，而自己求得平安。彭没有用上上策，他挺身保吴，究竟是出于义愤还是出于对当时党内局势的错误判断，过高地估计了刘邓的能量？这些，局外人不得而知。但我们了解到的是，彭尽力保护了吴，而在毛要踹掉彭时，却绝无人保护他。说来，吴晗含恨九泉亦应感到欣慰的是，他有那么一个为保护他而把自己也赔进去了的上司。
三月中旬毛决定把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一锅端。他大骂北京市 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从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发表，到此时已四个月，整吴一直整不下来。而三月中旬毛决定要整彭，仅一个月就把彭押上了祭坛。四月中、下旬，中共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彭与罗、陆、杨一起被整掉，并指控他们组成了反党小集团，撤消他们一切职务。
刘邓与彭截然不同，他们绝对奉行明哲保身之上上策，把彭真等抛出任毛宰割以求自身安康。但是这次他们的上上策没奏效，毛终究把大棒抡向了刘邓的天灵盖。
颇为值得探讨的是，刘周邓们能否团结一致，去保住彭，继而也保住自己？从中共党内形式上的票决民主程序来看，刘周邓们是有可能在政治局内取得多数而否决毛的某些动议。但这在操作上有一大困难，就是由谁提出与毛相反的意见并付于表决呢？谁也不敢率先提出，因为谁都不敢担保在自己提出动议后，其它人会随之跟进。要想取得成功，必须有事先的沟通，就像赫鲁晓夫搞掉贝利亚那样，但是在当时的中共高层，谁也不敢充当这样的角色。因为贝利亚根本不可与毛比拟，出于各种考虑，你所串连的对像都有可能把你的举动向毛汇报。暗中组织反对党中央主席的小宗派是会死无葬身之地的。暗中串连既有危险，单独发难又毫无胜算，于是乎在中央最高层，即使很多人心中对毛的作法都不满甚至反对，但却都不敢正面表露出来。
然而从前中共高层是有人对毛单独发难的。那就是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彭的发难得到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的跟进。他们之间事先毫无联系，纯粹是发自内心。那时正是毛把经济搞砸了的年月，亦是一举请毛放弃权力的大好时机。没想到刘周邓等人不但没有帮彭一把，反而协助毛把彭打下去。从客观上来说他们是错失了良机，从主观上来看，他们是为了取宠于毛而从此卖掉了自己的人格和灵魂，也从此在毛的面前站不起来。
中共巨头们各怀鬼胎，根本不可能团结起来。如果说在五九年他们尚不敢支持率先站出来的彭德怀，那么在经过几年也有他们一份的造神运动后，毛的神威已耀眼眩目之时，他们何以敢出来与毛对决？
既要顺从毛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要保护自己，那切实可行的办法是什么呢？是抛出一个又一个的同僚去挨宰割，是把毛撩起的火引向无辜民众身上烧。
为此，他们抛出了彭、罗、陆、杨，抛出了北京市委，抛出北大、清华党委，事情发展下去他们肯定会抛出更多的部下。直至把火往群众身上烧，那就是搞第二次反右运动。
准确地说，这个第二次“反右”由两方面的内容构成﹕一是把敢于反工作组的师生打成“右派”，二是把大量无辜的知识分子、机关职员、工人群众打成“右派”。
随着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再加上该报又连续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等社论，北京各大专院校和一些中等学校的师生激烈地行动起来。他们纷纷把矛头指向本校党委或党支部。大字报、大标语贴满校园。内容无非是指控本校党领导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反毛泽东思想，党组织里有黑帮之类，甚至召开批判党领导的大会。针对这种情况，六月上旬，刘邓决定派工作组进驻各校，领导运动。这个决定显然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一．尽管许多下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人都会被刘邓们陆续抛出作牺牲品，但那必须是由他们有计划、有步骤地抛出，不能让学生去乱冲乱斗。二．学生们的乱冲乱斗不但会打乱他们的计划，任其发展下去还会产生难以控制的局面，会危及另一些并不准备抛出去的党内要员。三．出于中共政权的本能，他们绝对敌视、憎恶这类自发的不在他们领导之下的政治行动。
由北大校党委的倒台所产生的骨牌效应，使各校的党组织都抵挡不住来势汹汹的学生。而工作组就不同了，它是党中央派来的，它具有护身符和权威。工作组要把局势控制起来，要把学生们批前党委的行动纳入它所规划的形式和轨道，并以中央八条（内外有别，不上 街，不游行等）作为约束学生具体行为的规范。
这样一来，矛盾就出现在激进学生和工作组之间了。前者指责后者“制造条条框框”，“束缚革命师生的手脚”，“压制革命”。校园里出现了攻击工作组的大字报，个别院校甚至发生了赶工作组的事件。对此，刘邓当然不会等闲视之，他们遂立即责令工作组展开“反干扰”运动。
“反干扰”运动的具体作法就是把敢于反对、攻击工作组的学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刘少奇说﹕“说工作组是黑帮的大字报，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这就定了调子。刘邓们还认定﹕在野右派感到气候已经适合，纷纷出笼，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以极左面目出现，兴风作浪，遂决定在适当的时候予以反击。
“反干扰”运动于六月下旬展开，工作组的强势回击是激进学生无可抵挡的。工作组组织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向激进学生压下去，声称“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甚至还组织了游行示威，召开斗争其为首分子的大会。这一切以清华大学最为典型。激进学生的为首分子蒯大富（以后成为闻名全国的人物）被斗争后甚至在校内关押起来。斗争口号竟有“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刘少奇对激进学生切齿痛狠。他说﹕“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毕竟，占多数的学生是跟着工作组走的，因为工作组是党中央派来的。
就这样，在近一个月的“反干扰”运动中仅北京高校就有数千名师生被打成“右派”，“假左派、真右派”，“反革命”。
关于后来毛否定了派工作组的作法，指责工作组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嗣后撤出工作组，这些都不值得详述了，而有必要探讨一下的是，如何看待有那么多的激进学生攻击校党委和工作组？
激进学生的这些行为来源于一种政治变态心理，这种心理是中共政权一手造成的。文革前几年间，中共对学生们大量贯输的政治思想教育是“阶级斗争”、“反修防修”、“解放全人类”、“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等等。再加上“要做暴风雨中的雄鹰，不做温室里的花朵”那一类文学语言的熏陶，使青年学生在思想上产生一种将有大任降于身，将可为革命事业大显身手的潜意识。然而从这种翱翔的理想回到现实，他们发现自己的一切言行其实都处于深重的束缚之中。现实的生活是那么的平凡枯燥。尽管党也号召他们做螺丝钉，但这个号召则难在他们心中引起共鸣。干一番大事业才是他们的响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他们心中存在着苦闷、不满、期待和躁动。这些心态对现存社会秩序具有反抗势能，而且这势能随着时间的延伸在不断地积累中。它在左右窥伺，寻找突破口和爆破点。
终于，这一天到来了。六月初《人民日报》的一系列动作点燃了导火索，火药桶爆炸了。中共政权尝到了由他们自己酿造的苦酒。
尽管成年人对青年学生的行动持保留态度，因为前者对九年前发生的“右派学生”攻击党而遭到严厉惩罚的事情记忆犹新，但此时的青年们并不以九年前学长们的遭遇为戒。事实上，学长和学弟们的言行也确有不同。前者是明明白白地攻击党的不民主，而后者则是指控党委还不够革命，在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然而这个区别在刘邓们眼中并没有原则的不同，都必须予以打击，顶多把前者视为正规“右派”，把后者名为“假左派、真右派”罢了。激进学生们在高呼“革命”口号的同时却遭到党的革命铁拳的重击，他们也在品尝自制的苦酒。
究其实质，激进学生的六月行动，就其主流而言（亦有学生从右的方面攻击党）并不具备积极意义。那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政治表演欲的大爆发。其用以攻击校党委和工作组的理论是中共政治理论中最荒诞的部分，被其攻击的校党委其实是中共政权中最少体现专制实质的一环。六月十八日北大激进学生自行设置“斗鬼台”，对前校党委书记陆平等六十多名“黑帮”进行批斗。批斗中使用暴力，揪发撕衣，拳打脚踢，戴高帽，淋墨汁。首开文革暴力先河，可见这些激进学生当时的行为与民主理念追求和民主斗争方式风马牛不相及。
如果说刘邓们把激进学生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是事出有由，甚至可以说是激进学生们咎由自取，那么刘邓们在全国铺开、指导各级党委在无辜群众中大抓小吴晗、小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则完全是中共政权一贯性暴戾行径的又一次展现。
在一般的机关、工厂、事业单位里，并没有民众敢于攻击本单位的领导和党组织（除非是党组织的头头之间有隙，各自动员自己的人马去攻击对方），因此并不存在反击的必要。但为了搞文化大革命，为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刘邓们还是决定把良民百姓赶上阶级斗争的祭坛。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领导权掌握在党领导的手中，他们组织先进分子们去揭发批判本单位里由他们内定的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内定的依据是所谓出身不好，有政历问题，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犯过错误，与本单位领导关系紧张之类。而揭发批判的内容则是他们日常生活工作中的言行举止。在此过程中，捕风捉影，夸大事实，无限上纲等整人手法都广泛出现了。被揭发批判的人明白此次运动领导是要把自己拿去交任务，得知大难临头，可怜惶惶不可终日。其本人乃至家庭都沉陷在惊惧恐慌的气氛中。
关于文革初期刘邓干的这个恶行，多年来中共及其御用文人都讳莫如深，仿佛由于刘邓在文革中被毛肃整，并遭到虐待，便应将其恶行一笔勾消。中国大陆官方所有文献中都不将历史中的这个章节独立叙述，也不单独统计在此期遭到迫害至死亡和伤残的人数，致使现在我们每个文革过来人尽管都对本单位的第二次“反右”留有记忆，但对全局却缺乏了解。
在许多非中共官方人士的文革著作中，也往往对刘少奇的遭遇抱以甚多的同情，而对成千上万的第二次“反右”的牺牲者漠然视之，不置一词。这种对贵族和平民的双重标准至今仍通行于世，想想也真令人寒心。
刘少奇值得责备的地方其实很多。四五年中共七大，他首先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并将它写入党章、党纲。毛的个人迷信，个人权威首开局面，他有头功。故此也受到毛的宠信，地位逐步上升。论资历刘与周都是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共，但论业绩功劳，刘实在差周甚远，但至八大，他地位已在周之上。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刘对彭德怀大加斥责昧着良心，不顾事实，戕害忠良。再看他在文革初期的作为，更令人齿冷。即使是从语言上我们也可以悟出他与毛本质上的相同。毛动不动就骂资产阶级，把一切他视为劣质的东西都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如指责刘“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而刘在痛骂一个小小的蒯大富时也说﹕“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区区蒯大富一下子成了资产阶级，这就是中共国主席的水平。毛刘在思想上、语言上何其相似乃尔！
第二节、中共广东大员控制局势的措施
实事求是地说，五、六月间来自北京的消息使中共广东大员们茫无头绪。这次运动与以往各次确有不同，从前上头总有具体指示和计划安排。而此时往往要靠自己揣摸和理解，不过，虽然如此，他们仍有一个明确的信条，就是尽力控制局势。其具体措施无非是仿效刘邓的那一套，抛出一些下级同僚交差和把火往群众身上烧。
北京四、五月间，批判邓拓、廖沫沙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杂记》，广东大员便组织批判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秦牧及其散文集《艺海拾贝》，批判广东文联主席，作协广东分会主席欧阳山及其一系列作品。
北京五、六月间，中央主管政治宣传的中宣部长陆定一倒台，中南局于六月中旬决定撤消中南局宣传部长、省委候补书记王匡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在中南局和省委多次开会批判他，指控他“一贯阳奉阴违、瞒上欺下，玩弄反革命的两面手法，打着‘红旗反红旗’，疯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在理论、教育、文艺、新闻、广播等各方面，顽固执行他的后台老板周扬一伙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是广东省宣传文教战线上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总头目。”同期北京抛出了陆平等人，改组了北大校党委。七月初，中共广东省委也揪出了中山医学院的所谓“柯麟黑帮”，撤销该校党委第一书记兼院长柯麟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同时被抛出的还有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并宣称﹕“对这个黑帮的罪恶活动，广东省委早有察觉，并对他们进行了多次的批评斗争。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省委……自始至终放手发动革命的师生员工，对这个黑帮进行彻底的揭露和不断地斗争。”
以后陆续倒台的还有广东省广播事业管理局局长田蔚，广州市宣传部长王澜西和市文化局局长华嘉等一些党内主管文化宣传的官员。
中共广东大员在此期间整群众的情况缺乏全面的统计资料。不过我们仍可从某些具体单位的情况推想全局。
《广州日报》系广州市委机关报。由于该报社党委受到批判，工作队遂于六月中旬进驻该报社。开头，工作队罢了报社几名领导的官，接管文革和业务大权，接着便将矛头指向一般报社工作人员，按档案材料把他们分成左、中、右三等。中、右两部分人只作内部掌握，左派则公开指定，并让其协助工作队开展工作，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随着运动的发展，挨整群众愈来愈多。编辑部被划为斗争对像的有四十八人，占其总人数的一半。一般干部受大字报围攻者有七十几人，占其三分之一。这些人的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新闻权威”、“反动文人”之类，其中许多人被戴高帽批斗。
《羊城晚报》社也有工作队进驻，大整报社工作人员。“假左派、真右派”和“三反分子”一类的帽子满天飞，其中黄伟经受迫害案可以说是一个整群众的典型事件。
黄曾于五十年代末被派往苏联学习，回国后与苏联友人通信，信中谈及国内经济困难和中苏分歧。这些信遭到中共警方截获，并对他暗中进行调查监视。文革开始后，黄立即被工作组列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最佳人选进行揭发批判，并关押在报社牛栏内。中共广东大员把黄视为一个大猎物，力图把他定为敌我矛盾，彻底整死以证明他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业绩。“十六条”下达仍继续迫害黄，直到六六年十一月黄才在北京南下的造反派红卫兵的干预下，获得从牛栏释放回家。
在省市各机关单位中，大量的一般机关干部被围攻批判。据后来一些造反派红卫兵的小报披露，各机关挨整的人数大多占三分之一以上，约十分之一的人被打成“牛鬼蛇神”。省直机关中被打成“右派”者达千多人，而各级当权派则少有被触动。这样，造成了一种无辜群众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在工厂企业和企业主管部门里，绝大多数领导都是趁此第二次反右的大好时机，卯足全力去整平时不听话的群众。有时为了凑数，出身黑类，有政历问题、犯过错误的人，当然都是在劫难逃的。
广州地区大专院校的学生不似北京的激进，故局面不太激烈 。但官方对其中敢有异动者一样给予严厉打击。这其中的典型事件是华南工学院的《北京来信》。六六年六月下旬，华工学生高翔等人贴出《北京来信》。信上说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外，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都可以怀疑、批判。这封信在中共广东大员和学生们中都引起极大震撼。省委立即决定此信是反动的大毒草，并由学院当局连夜组织大批大字报予以围攻，指控《北京来信》是“反革命暴动的宣言”，“是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纲领的翻板”，同时布置人力对高翔等进行监视跟踪。省市公安机关也展开对他们的侦察，其侦察范围扩展为与此有关的学生，教师，一般职员达二百多人。
广州中等学校里的文革运动也很能说明中共大员们把火往无辜群众身上烧的恶劣行径。
刘少奇曾作指示﹕“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审查教职员队伍。” “中学文化大革命八月份解决三分之一，九月份再完成一半。中学老师要集中交待问题，象四清中公社开三级干部会一样。”
六月十一日广州市委召开全市中学教师大会，要求教师们行动起来，同学生们一道，横扫教育界的一切牛鬼蛇神。这次会议预告中学老师的噩运将临。不久，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各校，矛头就是整教师，即刘少奇所说的“审查教师队伍。” 中学教师的遭遇比机关、工厂里的群众更惨，因为他们面对敢于肆意妄为，不考虑后果的中学生。中学教师中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比率比机关和工厂更高，所受的待遇也更恶劣。学生在批判斗争他们时，往往进行体罚和人身侮辱，这使在学生面前一向师道尊严的他们犹难忍受，这也造成中学教师在文革初期的自杀率最高。
广州四十五中学的事件生动地展现了中共广州大员的统治权术。
六月初该校初三学生刘肖芳（女）串联同学组织“保卫毛主席、党中央‘五四’战斗小组”，并贴出大字报批评校领导阻止学生向老师提意见，从而更受到校领导压制和组织其它学生加以围攻。后 刘肖芳向市教育局投诉。广州市委获悉此事后，经过研究派工作组进驻该校，并宣布该校党支部书记蔡三坚为“反革命分子”，撤销其党内一切职务，还由共青团广州市委授予刘肖芳“模范共青团员”称号，在报纸上报道她的事迹，号召全市青少年学生向她学习。
把刘肖芳与高翔加以对照可以悟出其中的奥秘。高翔是党员。刘肖芳是团员，按说高比刘有更多的政治保险系数。但由于高 的《北京来信》是号召怀疑除党中央外的一切党组织，即省市委都在可以怀疑批判之列，而刘只是反本校党支部，在受到压制时向市级党组织求援。因此，在中共省、市大员感受上，高、刘完全不同。他们立即作出压高捧刘的政策。压高用以保省、市委，捧刘亦可以此塑造抬高省、市委一贯正确，支持学生革命行动的光辉形象。只是可怜蔡三坚成了牺牲品。他作为一个中共基层官僚，熬到中学党支部书记的职位也不容易，按惯常法则他的做法也并无不妥，但没想到情势突变，老皇历不合用，他仅仅因禁止一个十几岁的初中女学生冲撞师道尊严，便被强力从书记的宝位上掳下来，并扔进“反革命”的深渊。想必在他看来世事真是荒诞到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中共广东大员们为控制局势手段之狠毒狂乱由此亦可见一斑。
然而，尽管中共广东大员在控制局势上，竭尽全力，使出全身解数，但毛泽东神威在上，刘邓尚无力抗拒，他们又何能挽回局势？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蔡三坚的今天即是他们的明天。当然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还是会否极泰来，有光明的后天。
第三节、贵族红卫兵的“业绩”
刘邓与中共各地大员搞第二次反右给无辜民众带来的灾祸还没有过去，另一场更暴戾的灾难又扑向无辜民众。这就是贵族红卫兵搞的“红色恐怖运动”。
贵族红卫兵组织萌芽于六六年六月间北京的几间中学，其中清华附中为首开先河者。该校红卫兵于六月二十日、七月四日和七月二十七日抛出了“一论”、“再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内容除了政治狂热的叫嚣外，丝毫没有积极的思想内容。开头，这些组织受到工作组的压制，并强令其解散，但很快，毛获悉这一情况，于八月一日写信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对他们表示热烈支持。狂热的红卫兵运动由此轰然炸开。
一党专政的中共政权，绝对不允许有任何自发的政治组织产生，即使参加者是中共干部子弟，即使所打旗号是忠于共产党，忠于毛主席也罢。工作组是按照常规惯例把红卫兵组织视为反革命活动。然而毛此时的思维已大异常态。他就是需要煽动起青少年更多的个人崇拜来为他的政治清洗效力，故此他不但容忍、还不惜以一个党主席之尊写信给十几岁的小孩力表赞赏。果然，他的心机没有白费。
八月十八日毛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把青少年对毛的狂热崇拜推向更新的高潮。本来，青少年们的这些狂热情绪若不危害正常社会，倒也无关紧要。就像八、九十年代让球迷、歌迷、追星族们自己去叫个够，跳个够好了。但是当年的贵族红卫兵
狂潮一形成就立即扑向无辜民众。
红卫兵狂潮的第一波行动是“破四旧”。对此，林彪有着难以推卸的责任，因为他在八月十八日的大会上号召红卫兵起来“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当然，从当时气氛看来，没有林的这番讲话，红卫兵运动也会走上这一步，但林的讲话至少起了催化、加速、鼓励的作用。“破四旧”经过多年来所有文革研究者毫无异议的一致谴责，其内容早已为大众所熟知。它主要还是毁物没伤人，从改街名店名、院名到取缔“资产阶级”发式，服饰，击毁带有封建色彩的历史文物。这一切固然对社会生活带来极大困扰纷乱，对社会遗产造成极大损伤，但终究没危及人的生命。然而，只短短的一、两个星期左右，“破四旧”迅速地演变为残暴的虐杀人身的“红色恐怖运动”。
“破四旧”和“红色恐怖运动”主要是中学生所为。而“红色恐怖运动”则是中学生中贵族红卫兵的业绩。“血统论”以“鬼见愁”对联为前锋急速膨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七月二十九日出现于北航附中，几天之内风靡北京全城。以革干革军子弟组成的贵族红卫兵自视出身高贵，理应叱咤世界，他们不满足于对物的毁损。革命的对象在他们看来应是人而不是物。故此随着“鬼见愁”对联的疯狂叫嚣，“破四旧”升级为“红色恐怖运动”。不久前与他们一起去“破四旧”的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被他们扔掉，黑类出身的同学则更是遭到他们的辱骂、殴打。
“红色恐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抄家、关押、游街、殴打。其对象是“黑五类”、“资本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抄家是查抄从前的“吸血鬼”所收藏的金银珠宝，“变天账”，妄图进行反革命暴乱用的枪支弹药。（文革前的不少文艺作品凭空描述有许多地富、资本家暗中藏有地契、账单和武器。）关押是在学校里设立的“牛栏”，把捉来的“牛鬼蛇神”监禁起来。
“血统论红卫兵”的暴行是极为令人发指的。它应该受到人间正义的永远谴责。我们实在无法想象有什么理由要对与自己无仇无怨、毫无反抗力，匍匐在脚下的弱者施以鞭抽棒打，甚至活活打死。这种万分野蛮的行径是古斯巴达人和希特勒党卫军都做不出的。据以后的统计数字，“红色恐怖运动”中北京有，人被打死，当有许多倍于此的人被打伤。这么多人，用枪击毙也颇须时辰，而用棍棒打死那将是一个多么漫长的血腥过程啊！这个“业绩 贵族 红卫兵做出了。
四人帮倒台后，有人把这一切的主要责任推在谢富治在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勿庸置疑，谢确有很大罪责。然而就算是谢暗示共警把街道黑五类的资料透露给红卫兵，但具体打死人还是 贵 族红卫兵的自主行为。
从法律角度着眼，打死人是行凶者的个人罪责。从政治和社会制度上考虑，这完全是中共专制政权孕育出来的罪孽。多年来，中共对在校学生大量贯输千万不要忘记 阶级斗争的教育，毫无根据地极度夸大从前的对立阶级成员对中共政权的仇恨和反抗，同时又极力渲染赞美中共革命的艰难与辉煌。这就养成了中共官僚子弟血统优越感和骄横心态。以父辈的光辉成就骄傲，又对“阶级敌人”有无端的刻骨仇恨，并以当然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身份自居，渴望自己也为革命事业立下功勋。国民党政权远在台湾海峡对岸，那么向谁来发泄对阶级敌人的仇恨？通过向谁实施革命手段来继父辈之后建立自己的革命功绩？只有向眼前能捕获到的“黑五类”了。他们把敢于活生生地将“阶级敌人”、“牛鬼蛇神”殴打至死看成是“阶级立场坚定”，“革命精神强烈”的具体表现。
中学生打人远比大学生残酷，这里面除了从人性恶的角度考虑，16-19岁的青年身上较20-25岁的青年具有更多人性恶的因子这一次要因素外，（全世界的刑事案件统计资料表明19岁以下的青少年暴力犯罪尤为严酷，并具突发性）主要的还是当时大学生里高干子弟十分有限。中共官僚阶级除元老级外，大多数“土地革命”时期和 长征抗战期间参加的干部，其子女此时都还就读于高、初中或小学。
广州的“破四旧”和“红色恐怖运动”也于八月下旬展开。若以北京作参照物，广州“红色恐怖运动”的严酷性轻得多，但若以正常社会生态对照，贵 族 红卫兵的暴行也是惨绝人寰的。他们在学校里殴打老师和出身黑五类的同学。在社会上到街道居民组里按派出所提供的数据，抄“黑五类”的家，并肆意殴打，再把他们押送原籍。打人最凶的学校也就是高干、军干子弟比较集中的学校。如六中、铁中、七中、八一中学，二十一中。二十一中地处市区北部边缘。学校操场后面便是山丘、乡村。该校 贵 族红卫兵从附近村庄里抓了地富分子回校关起来轮番殴打，并不给食物和饮水。一名六十多岁的老地主很快被打死，另一名中年富农熬了几天也终于带着遍体伤痕赴往黄泉之路。贵族红卫兵把打死人根本不当一回事。当被打死的地富的子女象幽灵一样一声不响满脸惊惶地来搬走尸体时，贵族红卫兵们还在附近骂骂咧咧﹕“他妈的！把这些黑五类都打死才好！”
除正牌“黑五类”外，中学教师、文艺界人士的境地也极惨。他们之中极高比率被打成“牛鬼蛇神”，被剃阴阳头，挂牌，游街示众。有许多人白天被赶去做重活，晚上关押在“牛栏” 。贵族卫兵动辄殴打他们，罚跪煤渣，强迫学牛叫，不从者施以毒打。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罗家宝等都被剃阴阳头，关牛栏，罚扫大街。 广州在“红色恐怖运动”中究竟有多少人被打死或打伤至残，当局不作统计，或 许是统计后不予公布。因此，难以掌握具体数字。但从笔者所知的几间中学里都打死了人，可见这类暴行也是相当普遍的。
中共大员们推行第二次反右，戕害大量无辜民众。其子女则大搞“红色恐怖运动”，更凶残地虐杀无辜民众。他们两代人对人民对文明共同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文革结束后，有许多文艺界人士谈及那段恐怖的岁月，心有余悸也愤恨万分。他们一致痛斥红卫兵、造反派的凶残暴行。这真令人困惑万分。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红卫兵有贵 族红卫兵和平民红卫兵之分？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一般的社会造反派在那时还没有出现？广州以非红五类子弟为主体的平民造反派红卫兵在那时还被“血统论红卫兵”骂为“骑墙派”、“狗崽子”，甚至受到殴打，根本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他们也是“红色恐怖”的受害者。这些人士把石头扔在无辜者，甚至是与自己同是受害者的身上，难道不觉得心痛？深究一层，这里面另有隐情。因为当年推行第二次反右的中共大员们，几经起落，终于有了“光明的后天”，他们官复原职，权势有加，接着便是由他们来给当年的文艺界人士平反补偿，从复职到补薪，配给宽敞住房，安排良好的疗养条件等等。这当然使后者对前者感激有加。文艺界人士亦属干部编制，文艺某级可以参照行政某级享受特殊待 遇 ，并且他们两者在文革期间又都具有被贬的经历。凡此种种，恍然间，后者似以前者为自己的同类。于是乎，后者在回忆起昔日的惨痛经历时，便刻意不去指证真凶-前者的子弟，而把满腔怒火倾泻在无辜者身上。呜呼，中国文化人的风骨气节何在？
第三章 六六年秋冬---风云激荡的年月
第一节、批“资反线”
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初步形成
毛花了很大气力，做了许多动作，力表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其目的是希企以红卫兵为先锋在全国营造对他持久狂热的个人崇拜气氛。从长远来看，这个气氛有利于他的绝对权威长存，从当时来看有利于进行清洗。因为一旦这种气氛形成，就会烘托出一股虚假的但又是极为强大的民意压力，这压力会使清洗对象精神趋向瓦解，也会使持有不同意见的非清洗对象噤若寒蝉。独裁者打民意牌在本世纪已是常事，毛之前的袁世凯、毛之后的邓小平，还有希特勒、金日成之流都精于此道。
当然，光有气氛还是不够的，气氛运载的民意还须体现为行动，即要形成这样一个现实，就是清洗刘邓及其体系并不仅是毛的意向，更主要的是人民的要求，是人民群众对刘少奇等人的“罪行”义愤填膺，用各种具体行动在表达他们要把刘从共和国主席的职位上拉下来的强烈愿望。
从实际运作上来看，要清洗刘体系，不借助民众的力量也是
难以奏效的。有许多人认为，以六十年代中期毛的威望，清洗刘体系毫无困难，根本不需要搞那么大一场群众运动。这种分析太流于表面化。实际上，当时毛在社会上的神化地位与他在党内权势并不成正比。否则彭真就不会敢于拒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了。若简单地以党内高层斗争的方式来清洗刘邓，就势必涉及一个组织程序问题。在正常的政治生态下，它必须经过一个动议指控和票决的过程，即首先应有人出来指控刘犯了极严重的错眨瑧?枇T职，然后在党中央的某一级会议 上（政治局或中央全会）表决。具体操作是由某个人（譬如由康生或林彪、或陈伯达）出面指控刘。但鉴于刘的地位和实力，这个指控很难预期得到通过，即使许多人知道指控者的主使人是毛，也同样可以不跟指控者合作。如果由毛直接出面指控刘，那产生的震动将大很多，但毛会觉得这种方式太突兀，不利于自己的形象。而且说到底，刘在治理国务方面并没有什么大纰漏，能够提出些什么有力的指控呢？而且即使硬要指控，刘亦可用一而再，再而三的检讨，自我批评和辩解来缓冲打击，争取同情和谅解，以屈求伸。在这种情形下，或许可以弄出一个决议对刘的权力有所限制、削夺，但彻底把他清洗掉就未必能实现了。然而自从在六五年一月的中央会议上，刘打断毛的讲话后，毛就决心要把刘去掉。要干就彻底干，毛决不想拖泥带水，半生不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毛才决心借助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完成他的高层清洗。于是他相中了红卫兵作先锋。
然而毛失算了。那些有恃无恐，最先敢起来闹，并自诩为毛的红色卫兵的青少年都是中共的高干子弟。他们以为他们的红司令毛是要带领他们向传统的“阶级敌人”开战，顶多加上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学校领导。为此他们疯狂地发动了“红色恐怖运动”。然而很快，他们省悟到，这场运动可能是冲着他们父辈而来的。于是困惑与愤怒主宰了他们的每一条神经。他们仍然具有从“红八月”留下来的巨大能量，并利用这个能量去压制其它敢于向共产党干部发起攻击的同学。而“血统论”是他们手中一个犀利的武器。高干子弟中的大多数不为毛的政治清洗效力，又用“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来打击出身非红五类的学生，使他们在政治上处于遭贬辱的地位，遑论有所作为了。毛利用青少年的狂热为其政治清洗冲锋陷阵的设想卡了壳。
另外，从社会整体上来看，虽然刘邓指示全国各地大搞的第二次“反右” 虽已煞车，但其政治结果业已造成，就是广大群众全都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不继续搞“反右”，能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就真是谢天谢地了，谁还敢异想天开地去冒犯中共的各级领导？
面对这种局面，毛不得不另起炉灶，其具体做法是，抛弃那批最早对他山呼万岁的贵族红卫兵，重新在一般工农子弟和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学生中寻找“革命闯将”。同时，不仅仅停止刘邓的第二次“反右”，还要把具体执行“反右”的各级领导推上受批判的地位，以求广大群众也敢于行动起来。
十月初，《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社论说﹕“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斗批改的关键。”而“十六条”的措施就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见，毛已深刻意识到不先把整群众的作法（他命名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否定，人民群众是难以起来为他的政治大清洗效力的。与发表《红旗》社论的同时，毛指示中央文革直接出面支持当时还处于少数派的北京红卫兵三司。
十月六日，“三司”召开十万人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是文革进入批资反线阶段的主要标志。会议的这个横额有一个极重要的变更，就是革命师生一词代替了红卫兵。这决不是即兴之作，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内容它显示了持血统论的贵族红卫兵已经失宠，革命师生平民造反派红卫兵开始在毛的青睐下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心。而且为了平民使造反派红卫兵能在政治上站得住脚，毛及他的中央文革允许在一定程度内批判“血统论”。
比誓师大会更具体的措施便是于十月五日中央军委发布紧急指 示，指示说﹕“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并指明 黑材料要当众销毁。后考虑到此指示局限于军事院校和一般学校，工厂、机关、事业单位的领导仍可拒不执行，故于十一月十六日又发布“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强调关于平反和销毁整群众的档案材料的规定“完全适用于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等组织。”
为配合以上一系列行动，毛于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林彪、陈伯达在会上指责刘邓“压制群众，反对革命，”“另搞了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会议还批评了各级领导干部未能放手发动群众的错误，力图排除来自他们对运动纵深发展的阻力。
批“资反线”的原子弹于十月上旬在北京引爆，其冲击波到达广州约是该月下旬，从那时开始，广州的学生和工人、职员才开始有较激烈的行动。
广州大专院校里由于高干子弟人数很少，“血统论”和“红色恐怖”都搞得不太严重，学生间的斗争主要围绕着对校党委或工作组的态度和评价展开。平民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也产生得较早，大多在八月中、下旬，如中山大学于八月三十一成立红旗公社，该组织在以后的广州文革中举足轻重。广州医学院于八月三十日，其它华工、华师等也在差不多时候发难。由于工作组撤离前夕已扶持亲工作组的多数派学生组建了文化革命委员会或筹备革委会，上述造反派的学生组织大多乃处于不同程度的受压地位。至十月中、下旬，他们在以北京南下的造反派红卫兵的鼓动下开始了新的抗争动作。
大学里批“资反线”，毫无疑问会首先把账算到工作组身上。除了用大字报加以抨击外，有的大字报还责成原工作组的领导回来接受批判。他们被指控执行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把革命师生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的火力虽然集中在工作组身上，但烟硝气浪当然也会波及原工作组的班底--现文革委员会或筹备委员会的人们。于是学生中的两派日见明朗化了。即使从名称上也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区别。亲工作组的一派大多沿用红卫兵一称，而造反派组织则大多叫红旗公社，东方红公社，井岗山之类。出于大学生的政治敏感及青年人的好动天性，他们大多体认到“保”毫无意义，去叫去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才会使生活充满彩虹。故此，筹委会体系很快式微，造反派组织迅速壮大。至十一月间，“中大红旗”、“华工红旗”、“广医红旗”、“中山医东方红”，“中医学院301战斗队”等已成颇具规模的学生造反派组织，主导着学校里的局势。
广州中等学校里有一定数量的高干子弟，这是因为中共中央中南局，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广州军区、广东省军区的机关全都设在广州。它是中南、华南数省之中高干密度最大的城市。那些年龄大多在四十岁至五十几岁的高干们的子女大都就读于初、高中或小学，这种情况就造成了广州中学里“血统论”和“红色恐怖运动”搞得比大学里凶得多。故此中学里的造反派组织要想成长 壮大也就遇到了更多的阻力，甚至是暴力压制。
广州有好几十间中学。只有初中部的中学，由于学生年纪小，运动缺乏声色。即使是完全中学，有些学校由于学生质素的原因（小市民子弟多，政治热情低，学习质量较差）气氛也显得平淡。只有在那些干部子弟多，知识分子子弟也多的学校，浪涛才会翻滚得激烈。
广州中学生的造反行动其实比大学生来得还要早。六六年六月五日，就有华师附中的高三学生写大字报攻击校党委，并由此带动全市中学进入一个高潮。他们都是高干子女，政治狂热并有恃无恐。这批小贵族的造反并不持久，他们大多（也包括前述的那个刘肖芳）在日后的变动中被工作组收笼，做了筹委会体系的台柱。
广州中学生中还有零星的被世人普遍忽视的真正造反行动。他们攻击的不是校党委的什么“修正主义路线”而是把矛头指向真正的社会弊端，或敢于进行深层思索。如铁中有位姓王的学生写大字报抨击近几年来大学招生中过于偏重政治条件（家庭成分，本人是否团员）而轻视学习成绩。他认为这样会造成学习质量下降，造就不出先进的科技人才，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对学生也不公正。他的大字报犹如捅了马蜂窝，全校一下炸开了。因为当时以小贵族为领袖的造反是指责校领导用分数卡干部工农子弟，忽视学生的政治质量，悉心培养修正主义的苗子。而王同学竟然唱起截然相反的论调，真使小贵族们大吃一惊之余怒不可遏。他们立即把王同学打为右派学生进行批斗。同学中其实有不少人赞同王的观点，但慑于小贵族的威势，都噤若寒蝉。王绝对孤立，精神上、身体上都遭到严重打击。所幸事情发生在六月，发生地是广州。否则他一定会象北京六中对“血统论”表示异议的王光华那样被活活打死。尽管他侥幸避过了大难，但“右派学生”的阴影一直跟随着他，以至该校造反派组织都对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又如二十一中有位学生，也是姓王。他提出对毛泽东思想也应一分为二。于是被打为“反动学生”挨批斗，并与他有政历问题的父亲一起押送回乡。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这种造反绝对只是以卵击石，只有接过毛的口号，在毛容许的框架内动作才会有活动空间。当时毛的口号是批“资反线”，并允许在某一程度内否定“血统论”。广州中学生的造反派组织是在批“资反线”的旗号下，把“血统论”作为“资反线”的具体内容之一，加以抨击，经过了几个月的艰苦斗争才翻过身来的。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子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血统论”的第一轮火力打击落在“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头上。他们的反应只能是俯首就刑。第二轮火力打击落在非红亦非黑类出身的学生头上，其中就有知识分子的子弟。他们曾作过某些抗争，但瞬息被压制。他们愤愤不平，但无法正面对抗。当中央文革倡导批“血统论”的消息传来，他们欢欣雀跃并很快付诸行动，致使他们与红五类学生，尤其是高干子弟的矛盾甚为尖锐。文革前，知识分子及其子弟的处境已险象毕露。大学招生要注重考生的政治质量。知识分子已比红五类低一头，其中父母有若干政历问题者，更是离“黑五类”只有一步之遥。为考上大学，搏个出路前程，他们勤奋学习，努力表现，争取入团。但有时也免不了被指责为“白专道路”、“个人奋斗”、“伪装积极”。愤懑与彷惶积郁于他们胸间。
文革前的社会政治生态使知识分子子弟与红五类，尤其是与高干子弟之间已存在若隐若现的裂痕。而“红色恐怖运动”的戕害和批“血统论”的争斗更把这种裂痕推向明朗化、尖锐化。在持续的斗争中，知识分子子弟周围集聚起愈来愈多的其它非红五类子弟，如小商贩、手工业者、城市贫民、中农等等。并由于中央文革的倾向性表态使筹委会一系加速式微。一些工农子弟离开了红五类红卫兵，剩下的坚定者亦难以维持昔日如虹的气势。
然而，中学毕竟不同于大学，尤其在几间高干子弟较集中的学校里，高干子弟和部分工农子弟始终把“血统论红卫兵”的大旗坚持举下来。他们的队伍没有溃散，人数虽较全盛时期少些，但始终保持一定的力量，而且一直继承着“红色恐怖运动”时期的暴力传统，并在此后广州的一系列文革暴力事件中担负主要角色。他们组织的名称就是恶名远扬、在广州家喻户晓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
六六年八月间，广州一些中学里已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组织。九月间，他们酝酿成立全市性的联合组织。这一行动得到广州军区的大力支持。除了在政治上大肆吹捧他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优秀的革命后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红色接班人云云外，还对他们作了实质性的支持，供给他们自行车、摩托车、军服及大量款项。“主义兵”临时总部成立时，中南局、省、市委的头面人物及广州军区首领詹才芳、陈德等都出席大会，并戴上“主义兵”的袖章，力表对他们的支持。并且，很多高、军干的子女操纵了“主义兵”总部的实权。如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之子黄春明；副司令员杨梅生，詹才芳之子杨邱元、詹和平；广州市长曾生之女曾克南；中南局后补书记王德之女王继欧等等。以高、军干子弟为核心，维系着一批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于是乎，在大学里的保守派已呈瓦解的情势下，中学里的保守派--“主义兵”仍然在纵横驰骋，从而与中学造反派频频发生冲突，结下难解的仇结。
广州大、中学里的造反派组织并不把批“资反线”限制于批工作组和“血统论”，他们还着手“解放”被打入“牛栏”的老师，摘除强加在他们身上种种罪名，拆除筹委会时期设立的牛栏。并且有些能量较大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还把触角伸到社会上的一些地方和单位，推动那里的批“资反线”和平反工作。如前述的《羊城晚报》黄伟经，直到六六年十月还被关押。中南局书记吴芝圃、金明仍然坚持对黄的处理没错，认定即使黄没有现行反革命活动，也起码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可平反。后清华“井冈山”、哈军工“红反团”、“中大红旗”等组织获悉后，进驻《羊城晚报》，展开调查，得出结论，黄既历史清白，也不算“里通外国”，其遭遇属于政治迫害，应予平反。经过学生造反派的强力运作，黄伟经得以于十一月底获平反释放。
学生造反派在批“资反线”的高潮中，使用了一个非常措施--抢“黑材料”。这“黑材料”是指工作组和筹委会在整群众（学生及老师）时，收集编写的揭发、批判及被整者自己的交待等一类书面资料。本来毛的中央已明令把这些东西都当众销毁，但许多单位的领导或人事保卫干部却阳奉阴违，或大打折扣，转移或复制这些材料，以备日后再用之需。当某个单位主事者的行迹败露后，立即遭到造反派的怒斥和攻击，并引发了抢材料的行动。还进而发展为即使有关人员把材料都交出了，造反派也不相信。在这个行动上，学生造反派远比工人、职员造反派勇敢。他们冲进人事部门、机要室翻箱倒柜，甚至打烂保险箱，搜查窝藏的黑材料。黄伟经的案件得以解决也全仗学生们敢去抢。因当局已把黄的有关档案资料转移到中南局宣传部，学生们得到线索后，坚决去抢了出来，从中找到被工作组定为“里通外国”的私人信件。经检视，发觉信中并未涉及国家机密，“里通外国”一罪不能成立，由此坚定了他们为黄平反的信心。
至此，我们可以明了批“资反线”的性质了。就毛的本意而言，批“资反线”是为了扭转文革运动被刘邓拉离了他预想轨道的局面，为政治大清洗排除阻力，廓清道路。但广大民众踊跃投入的批“资反线”运动则是一场反政治迫害的民主运动。这个性质系由它的实际体现决定，并不以毛发动它的动机为转移。在这里与其说民众响应了毛的号召，勿宁说利用了毛的号召，尽管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未必认识到这一点。
有不少人认为民主运动系与专制政权、独裁者正面对抗，以实现多党制、议会制、三权分立及民选行政长官的社会制度为诉求。而批“资反线”算什么呢？如果照这个观点，四五天安门运动，七九民运，八九民运都谈不上是民主运动了。其实民主运动会有不同的层次，从极端专制体制演变到完善的民主政体总得有个过程，即使是象辛亥革命那样用暴力实现了政权的转移后，按孙中山的设计也还有个从军政到训政、宪政的过程，更遑论用非暴力手段了。在专制体制下，任何能打击或削弱这个体制的政治运动，任何保障、争取人权的诉求都具有民主斗争的性质。
批“资反线”系中共执政以来，中共各级官员第一次被推上审判台。从前敢想不敢言的民众得以向这些官员发出质询和斥责，感受到了十七年来从未品尝过的轻松畅快。这在以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恍然间似乎有乾坤颠倒之感。批“资反线”在客观上打击了中共政治架构，反对中共官员对民众进行政治迫害本身就包含有争取人权的政治意义。批“资反线”的高潮时期，造反民众搜查黑材料比在批判会上怒吼更具震撼力。当办公大楼里还保持往日的秩序气氛时，一队经过密谋策划的造反民众突然闯进来，直奔人事保卫部的机要密室重地，责成有关人员打开所有柜子让他们检查。在社会结构中尚未定位而无后顾之忧的学生们更为干脆，遇到有关人员拒绝合作或推诿搪塞时，当即打烂桌、柜，强力查抄。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五六年的布达佩斯。这些在匈牙利事件中被列为反革命的行为，此时称之为革命行动。基于为打开政治清洗局面的考虑，毛中央不得不暂时容忍了造反民众的这些举动，但也免除不了中共官员对此的切齿痛恨。三十年来造反派被斥之为打、砸、抢，其中砸抢指的就是这些。然而，这砸与抢难道不是反政治迫害的正义行动的组成部分吗？
中学里的批“血统论”也洋溢着民主斗争的气息。“主义兵”虽标榜红五类子弟都可以参加，但居主导地位的都是高干子女，他们自恃血统高贵，穿着军装，扎紧武装带，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任意辱骂殴打出身非红五类的同学。他们的红卫兵袖章也分等级，以其父亲官职的高低而区分确定袖章的宽度，强烈表现出一种封建等级观念。中学造反派批判它尽管是援引毛的语句，并限制在某一程度内，但其追求平等的精神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而且他们毕竟击破了这一封建狂潮，使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的人格尊严有了基本的保障，不再遭受“血统论”狂热分子的肆意欺侮，并得以在社会政治事务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为争取人权所进行的艰苦卓著斗争功不可没。
在十一、二月间批“资反线”的高潮中，工人、职员里出现了群众组织，而在此之前只有官办的单位内“红卫兵”。一般的工厂、机关、事业单位不同于学校，那里大多还是由党组织或它钦定操纵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筹委会之类的官办机构主持运动。它们在大整群众的同时，还成立了单位内的红卫兵。由出身成分红的青年组成。此“红卫兵”不介入社会，不与学校里的红卫兵发生联系，只在单位内活动，俨然成为单位领导的私人卫队，用以威慑群众，拱卫领导。批“资反线”高潮兴起后，这类单位内红卫兵全都冰消瓦解。其参加者另行成立组织并有分化的迹象，而造反派群众开始登堂入室。
如前述，六六年六、七月间学校里的反右与一般工厂、机关里的不同。前者是把敢于攻击工作组的师生打成右派，而后者则通常是把单位内政治等级最低的人打成“右派”。这些人大多没敢于反抗单位领导。又一个不同是批“资反线”时，学校里的“右派”学生亢奋异常，而单位里的“右派”多数并无激烈行动。那么一般工厂、机关里的造反派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在“文革”中的亲眼所见使我感受到当时老百姓之所以造当权派的反，主 要是由于多年来中共官僚对民众多种形式和各种内容的压迫所致。
人们常常以为中共对人民的政治迫害主要表现于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等政治运动中。其实并非如此，这一迫害经常存在于各种社会活动中，只是程度形式有所不同罢了。在那几个大运动中受迫害的人，已被中共虐待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即使在文革时期也不敢大张旗鼓地造反。倒是其它受过较轻迫害的人在“文革”中奋起了。请允许我回忆一些往事。
六六年夏，“文革”狂飙骤起时，我在广州市郊区税务局做税务助征员已近两年。时间虽不长，但已观察到一些社会矛盾的积累。
六四年秋，局本部有几个干部被强令调往远郊税务所工作。原因是这几个人家庭出身不好，平时衣着又颇讲究。政治办公室主任认定他们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严重，应着重进行改造，故把他们调动。此举不但给他们的家庭生活带来极大不便，而更重要的是，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打着“革命工作需要”的旗号的惩罚性调动。他们身处全都出身于贫下中农的农村干部群中，受到了种种白眼、排斥，精神上蒙受着极大的压力。
六五年初，沙河税务所、钟落潭税务所都有干部被局政治办公室定为漏网地主、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干部队伍并遣送回乡。我曾亲眼见过沙河税务所的那名被清洗的干部曾与所长兼党支部书记激烈争吵。他俩年龄相仿都约三十多岁。一个是从工人提拔上来的根正苗红的干部，一个是中共政权在“解放”初期吸收的青年学生。他曾在学校里集体加入过三青团。由于长期受到所长的歧视、压制、刁难，有一天他终于忍无可忍地反弹了，大骂所长横行霸道。所长咆哮道﹕“你这个三青团骨干，要向党进攻吗？”并要挥拳打他，但被副所长等人劝阻。
六五年夏，局政治办公室组织一个工作组到黄埔税务所搞小四清。我是工作组小通信员。工作组与所领导 串通一气，大整所里几名平素颇为调皮的干部。硬要他们坦白贪污税款的行为。什么个别谈话、小组帮助；什么互相揭发，政策攻心，各种骗供、逼供的手段都耍出来了，搞得他们又惊又气。更有甚者，把其中三人定为反党小集团重点审查，以致其中一人跳楼自杀身亡。跳楼时他还高呼“毛主席万岁！”
六六年秋批“资反线”展开后，局系统的造反派组织不但批判局领导执行“资反线”整群众的错误，还把账算到“文革”前。有人提出六五年被开除干部队伍并遣返回乡的几名干部是遭冤枉受迫害的，应予复职。我也看到这几个人回来与局系统造反派联系。黄埔税务所三人反党小集团的两名幸存者已成为造反派的中坚骨干。他们大声疾呼要为他们在“小四清”中所受的迫害平反，要为死者昭雪。那几名调到远郊税务所的干部也参加了造反派组织。
除以上所叙述外，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局系统有一股很强的造反势力，系由一批于六三年间由公安局调往税务局的干部组成。这批人有的是出身成份较差，有的是与领导关系不睦，被从政权的要害部门清洗出去。调来税务局后，往往又继续被调到远郊税务所去从事最艰苦辛劳的农村税收。这种境遇，自然使他们内心深藏不平。批“资反线”时，他们不但造税务局当权派的反，还结合在一起，并串联更多调往其它单位的原公安干警浩浩荡荡地去造市公安局当权派的反，一时间，热闹非凡。
六七年夏，我们几个年轻的税务助征员自行请调到广州有线电厂做工人，藉此，我又亲身了解到工厂的“文革”状况。
这间工厂有三百多人。其中两百多没有正式参加群众组织。保当权派的群众组织近百人，明显都是当权派的红人或一向靠拢党组织的积极分子。而那二、三十个反当权派的人除七、八个爱闹爱动的小青年外大都明显与当权派有过节。如一位女工委员曾为女工的生活福利问题与厂长发生争执。厂长指责她拉拢群众，打击领导威信，并否决她的入党申请。在下届女工委员选举时把她弄了下去。有位六二年分配到该厂的华工毕业生，个性恃才傲物，不随全厂主流意识对厂长表示崇敬，因而受到厂长的白眼排斥，故意抬举另一些靠拢党组织的技术干部，刻意处处贬低打压他。又有一名中年技术员曾在反右时内定中右，长期以来很受当权派歧视打击。最为尖锐的是六五年间厂里出现一条所谓反动标语。厂当权派全力追查，锁定某技术工人为重点侦破对象。对其施加压力。后因证据确实不足而不了了之。此事使该技工对厂长愤恨万分。“文革”时，他成为厂里最激烈的造反者之一。另外，于六四年间从北京调了一批技工来该厂工作。这批人颇受该厂原有技术骨干的排挤。厂长有意偏袒后者，压低他们。这遂使他们悉数加入造反派组织。
我所看到的这些情况当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冰山一角。它广泛地、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各机关、工厂，只不过具体的“故事”情节大同小异罢了。
事实表明，“文革”初期民众起来造当权派的反，主要是由于一向以来共干对民众的压迫。这其中主要是政治性的，有时也渗有个人恩怨的因素。我所讲述的这些情况既可解释造反民众为何要造反，也可以用以说明造反派的形成。没有文革前十七年的政治压迫使民众中潜藏了很大的反抗张力，是不会在毛一旦开启闸门时，立即形成涛涛洪流的。我所陈述的那两个单位里领导压迫群众的情况与其它许多单位相比其实还是算轻的。
如果说大学里两派学生组织的最初形成基因主要是对工作组的态度。中学是除此以外更重要还有围绕“血统论”对联引起的纷争。那么工厂、机关、事业单位里，基因则来自与单位领导的关系。与单位领导关系良好，较好的人很自然地聚在一起，反之，关系恶劣和较差的人们也会渐渐互相靠拢起来。前一批人是所谓高政治质量者，也是文革前社会秩序下的受益者。其中出身红类的人当然占多数，但也不乏出身较差的。这些人是经过了一番艰苦的“自我改造”过程，“背叛”了原来出身的阶级，为党组织所信任，有的甚至加入了中共。后一批人是所谓低政治质量者，也是文革前社会秩序下的受损者，其中出身非红五类的人多，但亦有出身红五类者，甚至偶有党员。他们本是中共政权的阶级基础，应与单位领导关系很好才是，但由于某些较特殊的原因（个人冲突，单位内派系倾轧）使他们与单位领导关系恶化。前一批人对批“资反线”只是虚晃一枪，走走过场。后一批人则真拳实脚地干。因为他们之中一些人在“资反线”时期，或在以往的日子里都曾领教过单位领导的手段。
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布《工业十条（草案）》。广州工人、职员中的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将出来。各单位都成立了五花八门名称繁多的战斗队、造反团，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只要稍一定神，就可发现，这些数量巨大的小组织最终都可以归入两大类，基本势态是亲单位领导和反单位领导的。毫无疑问，前者由高政治质量的人群组成，后者由低政治质量的人群组成。
随着形势的发展，斗争的需要，两大类群众组织首先在单位内自发地实行联合。保守派与造反派两大阵营也就日益明朗化了。由于强大的社会政治惯性，更由于六六年十一、二月间虽经过批“资反线”，但旧有社会秩序尚未打破，单位领导的各类下属部门仍基本运转如常，故此由人事、保卫、政工、工会、共青团为主导的保守派能裹胁着大量的一般群众组成表象势力十分庞大的群众组织。而造反者尽管斗志昂扬，但人数确实有限。因此，首先往社会上发展，力求取得外部支持的是造反派。这也就造成社会上首先出现的群众组织联合体是造反派。其中主要有“誓死保卫毛主席造反团广州工人联合总 部”、“红旗工人赤卫队广州总部”和“八一战斗兵团”。
在广州众多的造反派组织中有一支奇兵十分引人注目。它产生之后很快就投向社会，参与发起社会上许多重大事件，但又不与其它造反团体作组织上的联合，却能以其单独名义与社会上大型组织联合体并驾齐驱。这支奇兵名叫“珠影东方红”。
“珠影东方红”在三年文革中的兴亡，本身就是一出感人的故事。它经历了几段典型的迫害与反迫害的过程。要把这出故事详实细致地描述下来，想来非其参加者莫属了。其它人顶多只能作点综合概述。
六六年六月初，珠江电影制片厂里张贴出一些矛头指向厂党委的大字报，要求展开大民主，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声言“党委书记莫福枝应立即向群众交待问题。”厂党组织大骇，立即组织党团员、积极分子对大字报发起围攻，高唱中共社会秩序下既得利益者的一贯调子“反厂党委就是反中南局”（因珠影由中共中南局直接领导），“反中南局就是反中央”，并进而把写大字报者指为“右派”。
旋即，中南局闻讯派工作组进驻珠影，展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近百人被陆续批斗并关进“牛栏”，厂党委书记莫福枝也被工作组抛出。说来，在六六年六、七月间的风潮中，文教、艺术单位的中共领导是很倒霉的。省、市级的中共大官为了保自己，显示自己的革命性，总是把他们抛出去挨刀箭，做替死鬼。
“ 红八月”里，珠影厂亦成立了单位内的血统论红卫兵--“主义兵”。他们在用“血统论”压制非红五类出身的造反者的同时，也把持了文革领导小组。该小组对工作组持拥护的观点。
约九月中旬，“红岩革命串联会”成立，第一次汇集了反工作组的力量。虽然受到厂内“主义兵”和“领导小组”的压制，但由于大气候开始转变，又有“中大红旗”等学生造反组织的支持，遂得以发展，并于一个多月后以“红岩串联会”为基础扩大为“珠影东方红” 。
“珠影东方红”约有九十余人，而其对立派“新珠影”有三百多人。（其前身是“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总队”）这完全符合非学校的单位内保守派人数大大超过造反派的规律。还有另一个规律也很符合，就是人数很少的造反派比人数很多的保守派具有大得多的能量。并由于珠影厂的造反派又不同于一般的工厂造反派，它的成员多为文化水平较高的青年，思想敏锐，能写会讲，活动能力极强。故此在此后广州地区的文革运动中很具影响力。六七年三月它被军方取缔。四月复兴后，更为勇敢。直至六八年八月被彻底镇压，其头头之一孙效林被迫害至死。另一头头满清海四处逃亡，颠沛流离达十年之久才得以回广州现身。
第二节“一月夺权”的纷争
于六六年十一、二月发动批“资反线”，排除了运动的阻力，又于六七年初依靠上海“工总司”压制了曾瞬时席卷全国的工人们自发的经济斗争。毛觉得在全国展开他的正式蓝图是时候了。
六七年一月十六日，毛通过《红旗》评论员文章传达了他的旨意﹕“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于是从一月下旬到二月上旬全国各地均沉浸在夺权的亢奋之中。
毛没有讲明哪一级和哪一些机关、部门、单位应予夺权。这就使人们理解为任何一个独立的单位都可以夺权，即从省到一间区科级的小厂。然而从毛的政治清洗本意上来考察，他的侧重点当是放在省市级，因为刘邓体系的成员只会在那样的高层里。厅、处的官员本不在清洗之列，遑论小小的县科，区科级了。不过为了不束缚群众的革命手脚，自诩为人民救星的毛又一次以所谓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来处置治国大事。
几乎所有的文革研究者都把对一月革命的探讨放在省市级的夺权斗争上。他们都忽略了基层单位的夺权斗争对强化两派群众组织的分歧，并引发更激烈的派别斗争所起的催化作用。而这些基层单位里的分歧和斗争才最准确反映文革派别斗争的实质，也为社会上大组织间的分歧和斗争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单位里的批“资反线”，使单位党领导第一次遭到群众怒涛的冲击，这无疑会使干群之间的矛盾表面化，也使党领导的亲信们被浪花溅湿，从而导致两部分群众之间的嫉恨加深。但若事情就到此为止，也有可能引出不太差的效果。群众吼完后，气出了，情绪略趋平静，党领导心里也明白自己的确曾做得不大妥当，今后凡遇到此类整人的差事不要操之过急，即使上头有什么指示也要一步看一步地慎审执行。领导们的亲信助手们亦会告诫自己，日后做事还是“逢人留一线，日后好见面”为上。
但是“一月夺权”的号召打烂了人们苟安的设想，把他们推到一个尖锐的议题面前。毛主席号召夺权，你响不响应？夺不夺？在批”资反线”的斗争中积累下的政治惯性使造反派无可却步，他们必然要奔赴新的战场，然而这次当权派们就不能任由摆布了。在他们看来由于从前把一些群众打成“右派”，向你们道道歉，听你们吼几声那还可以。但让你们夺我的权那可没门。毛主席说的是夺走资派的权，我是走资派码？让你们夺权岂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夺了权之后，我的位置怎么放？今后分分钟得看你们的脸色？当权派的亲信助手们也不答应，嘿，怎么能让你们这些不三不四的人夺权做领导？给你们平了反，不再整你们也算不错了，如果让你们这些出身成分、政治表现都大有疑问的人来掌权，那还算是共产党的天下吗？于是气氛陡然紧张，局面急速激化，情形使当权派与其亲信迅速结合起来。
当时在各基层单位里的夺权有三种模式。一是当权派的亲信势力强大，搞个假夺权。局势基本稳定，此种情形居多数。二是造反派力量强大，夺权后，造反派头头组成监督小组进驻办公室。此种情形居少数。三是两派力量不相上下，斗争胶着，夺权无实质性进展；或一派夺后，另一派再夺，互不承认。这种情形亦有相当数量。以上三种基本模式也都是暂时的，随着社会上大气候的变化导致本单位两派力量的此消彼长，形势会随之有所变更。
单位内的夺权斗争带着民主运动的色彩。因为它在客观上是要否定旧有的社会秩序，让处于受压制地位的群众参与权力结构，打破党员干部独霸权力的局面。然而这场 民 主斗争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造反派之所以可以起来向党的干部夺权是由于有毛的号召这个尚方宝剑，但毛其实压根儿没打算把这些基层的厂长、处长、主任们赶下台；没打算要党组织退出企业，事业单位；没打算让普通群众自己来实施管理。毛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独裁者，以独裁者的空洞号召作凭借来致力于基层单位的权力民主化根本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收获。独裁者随时可以变更他的号召，也可以在他的号召中增添一些实际内容，以限制群众的行动，或将其已实施的行动予以否定。毛的独裁统治之所以能够维持，就在于数量庞大的基层单位的当权派及其亲信势力构成他坚实的社会基础。他有理由要撤换掉省市高层里的刘邓系高官，却没有丝毫必要去抛弃基层的厂长、主任。六七年中以后的一系列事实证明了这一切。造反派因他们的夺权行动而又不知急流勇退终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然而，我们却不能藉此否定那场斗争的民主色彩。那是一群政治上不成熟的人们在蒙昧的中国土地上趁着特殊的历史契机向中共政权所作的冲击。他们无可避免地失败了，他们的行动结不出果实，但是结不出果的花仍然是花。
广东省的夺权发生于一月二十二日。而约一个月前的封“红卫报”风潮为之作了气氛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红卫报》原名《羊城晚报》，为中共中南局机关报。该报在中共庞大的党报群中，面目清新，独树一帜。它于传递中共意识形态的同时，开辟颇具文艺性、知识性、趣味性的各栏副刊，并连载一些甚受欢迎的小说。故此很得一般民众的欢迎。造反派红卫兵为打开广州运动的沉闷局面，以《红卫报》长期散布“封资修”毒素为由提出要把它封掉。由此受到广州市民的普遍反对。更由于主持封《红卫报》的多为外省学生组织。六十年代广州市民中固有的排外情绪添加进去催化了反封行动的火药味。
十二月十三日封《红卫报》行动在丰宁路《红卫报》报社门前展开。“珠影东方红”的孙效林起草了“告全市人民书”并张贴和散发。但许多工厂工人在工会的组织下前往表示坚决反对。其后反封行动陆续扩展，直至于下旬发生多起暴力事件。赞成封《红卫报》的组织都明显亮出社会造反派的姿态，如“红旗工人”、“誓死保卫毛主席造反团广州工人联合总部”。反对的则有所区别。在工会组织下，高喊“保卫中南局首长，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口号的大多成为了日后的保守组织“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总部”、“毛泽东思想广州红色工人总部”的成员。高喊“中南三省人民要看红卫报”的多出于对《羊城晚报》三性的喜爱。而高喊“反对封《红卫报》的暴烈行动”多出于自“红八月”积累下来的对“血统论”红卫兵的憎恶，并移植到造反派红卫兵的身上，或许其中还渗杂有广州人的排外成分。这后两部分人在组织上的归属则是因人而异的。
封《红卫报》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它完全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的行径，反映了造反派红卫兵政治上的幼稚及中了毛的毒素。然而热化广州气氛的目的，他们是达到了。并且组织上的分野已显端倪。六七年一月二日，“地总”成立，其后不久，“红总”也成立，这两个工人组织被造反派红卫兵视为保守派。从而为接踵而来的广东省夺权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由于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于六六年六月上调中央，并任中央文革顾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排为第四号人物，致使一般人认为广东省委地位较稳。但不料元月初风云突变。元月四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点了陶铸的名，说陶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新的代表人物。陶瞬 即倒台。由此，广东省委境况急转直下。一月十六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一发表，广州的学生造反派立即着手商议夺广东省大权的行动。
一月十九日“中大红旗”召开会议，分析形势，商讨夺权事宜。此后连续两天四处串连、联络人马。“广医红旗”、“中医三一”、“红旗工人”、“誓死保卫毛主席工人造反团”及“珠影东方红”表示赞同，但“华工红旗”、“三司” 始终认为时机未成熟，反对仓促夺权。
一月二十二日清晨夺权行动开始。夺权学生向省 委 第 一 书 记赵紫阳宣读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省革联）的“夺权通令”（赵在此之前已由学生把他从省委带往中山大学）。从二十二日零时起，由造反派接管省委大权，并要他指示林李明等交出省委、省委办公听、省文革办公室三颗大印。经过一番争执，林李明等又打电话请示中央办公厅未获明确答复，遂同意交出三颗印章，并草拟“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表示接受革命造反派的夺权。
参与“一．二二”夺权的造反派组织共有十七个，本地组织有八个，外地组织驻穗联络站竟有九个。夺权后“省革联”成立了一个勤务小组和两个监督小组，前者是领导核心，后两者一个负责监督书记处，另一个负责监督盖印。
“一．二二”夺权不但受到根本被排斥在外的“地总”、“红总”的攻击，还受到来自造反派内部的指责。拒绝参与夺权的“华工红旗”、“三司 ”固然严辞责难，参与了夺权的“红旗工人”因权力分配不均也争吵不休。夺权组织中，外地组织占了一半以上亦使许多人甚有微词。对公安局“一．二五”反夺权的评判分歧之大更加
深了内部裂痕。发展下来，甚至发生了造反派组织间互砸总部的
事件。至二月中旬，“红旗工人”竟宣布退出“省革联”。
“一．二二”夺权时是兵分三路，一路往省委，一路往省公安厅，一路往公安局。公安局的造反派从内部合作，迅速占领公安局机关大楼，并立即成立了以学生为主体的监督小组。公安局多数派不服，恰又得到北京政法学院造反派“政法公社”邹力志等人的支持，遂于一月二十五日实施反夺权。要把监督小组赶出公安局，“省革联”闻讯即派“中大红旗”、“广医红旗”大队人马赶到。经过一场混乱推搡以至打斗，反夺权队伍败退。此后“省革联”把“一．二五”反夺权称之为反革命行动。而反夺权派也顺势成立自己的联合组织，并命名为“一．二五”总部。该组织深受“中大红旗”等学生造反派的憎恶，却又与“华工红旗”、“三司”、“红旗工人”关系颇佳，成为广州造反派内部长期的分歧焦点。
“一．二二”夺权与各基层单位的夺权不能等量齐观，尽管后者是前者的带动下产生的。“一．二二”夺权算不上是民主斗争，尽管它使一班中共大官失去了令牌，但却没有真实地冲击中共统治的基础。省级高官在毛的清洗范围之内。毛和他的文革派系都想通过文化大革命把省级高官统统改变成，或改造成自己的人。正常的罢官任免方式已被抛弃，代之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夺高官的权，让其统统“靠边站”，然后再遴选合适的人去担任该职。当然不排除有的省份被群众夺了权的高官，经毛派系审视后觉得仍可官复原职，或易地任命。因此学生造反派所搞的省级夺权充当了毛的清洗工具。
从实际的技术角度来看，“一．二二”夺权与基层单位夺权也大异其趣。假定毛真的允许这些夺权都可以自行建立权力体系去领导所属机构的运作，那些学生们真的有能力指挥全省的各项事务吗？当然不行。而基层单位大多却可以。一般的工厂企业、事业单位里，造反者对本单位各方面的情况都熟悉，他们的综合知识和技能完全可以有效地运转本单位的经营和业务。文革前各单位的领导大多数都是吃政治老本，不学无术的人物。造反者中比他们能力强得多的人完全不难寻觅。
不过，“一．二二”这类省级夺权却也扰乱了中共的政治神经脉络。这对于毛来说，是为了实施清洗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对于民众来说，却是得以有了打击削弱中共统治秩序的大好机会。省级高官即使未被正式罢官免职，其心理状态和垂直指挥的灵敏度也都大打折扣，并将不可避免地形成了部分权力真空，这些对基层的民主斗争都是大为有利的。因中、下层的共官都将无从得到上级的面授机宜和悉心庇护，而都不得不各自为战了。民众对中共官僚的斗争却由此得到鼓舞。
“一．二二”夺权从两种意义上来考虑，它都是失败了。由于它没有为毛派系认可的高官参与夺权，如上海、黑龙江那样，故不被毛体系承认。从扰乱中共的统治神经，支持基层民众的斗争这一点来看，它也没有作出本来可取得的成效。当然，当时的红卫兵们并没有想到这些。前一点势所难免，后一项则纯属自乱阵脚而至。这就是“华工红旗”、“红旗工人”等组织对“省革联”的杯葛和拆台所致。他们所言“夺权时机不成熟，太仓促”云云都是幌子，实则是不甘心被“中大红旗”掌握了夺权的主导地位，完全是一种政治风头主义、权力欲在作祟。当然反过来，如果是“华工红旗 ” 掌握了主导权，说不定又会轮到 “中大红旗”指责它“仓促夺权”。类似情况在其它省份中都有发生。
“一．二二”夺权后，“省革联”的处境日益艰难。“地总”、“红总”、“华工红旗”、“三司”、“中山医东方红”、“红旗工人”都对它不遗余力地进行攻击和丑化。“广医红旗”、“中医三一”等也陆续退出“省革联”。二月间广州街头许多地方都吊起写有“省革联 ”字样的稻草人，直至三月广东实行军管，“省革联”败亡。
“省革联”的失败对广州基层的造反运动有极大的抑制延缓作用。固然，从全国大局来看，广东在三月间必定会有一场镇压。但若造反派内部没有分裂，“省革联”即使未被毛中央正式认可，但如果它团结一致，力量强大，广州军区的三月镇压就有可能轻缓一些，造反民众会少受一点迫害。从这个角度来看“华工红旗”等是应该受到责备的。
若单纯从写史的角度下笔，自不必涉及这些，但若从民主斗争的参加者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出发，就应认真挖掘历史事件中所隐藏的人性痼疾。这些痼疾不但在昔日的文革大波中给民众带来了损失，也在当今的民主运动中一再造成纷争，并且还一定会给将来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带来困扰乃至伤害。
第三节、“二．八”冲军区
六七年二月初，广州造反派的部分组织做了一件对此后广州文革形势有深远影响的事情，那就是“二．八”冲军区。
六七年一月底二月初，全国许多地方都发生民众冲击军区的事件。著名的如杭州“一．二三”冲军区。原因是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获悉省委将一些文革初期整群众的材料转移到军区，便调动人马前往索取。但被拒绝，并受到军方及对立派群众的压制，遂引起激烈冲突，伤者甚重。从这个典型事件可以了解民众冲军区具有相当的正义性，是批“资反线”、反政治迫害的民主斗争的继续。
六十年代，中共军方高级将领几乎都是原几个野战军的纵队或兵团司令员。师、团级干部，甚至有些营级干部亦都在“抗日”或“解放“战争中已任中、下级军官，并大多立有战功。这些不但握有武力，而且使用过武力的、为中共政权的建立在战场上拼过生死的军人对民众的越轨行动有着本能的厌恶。更何况他们的子女在学校里必然参加“主义兵”一类组织，他们的夫人若在地方工作，由于既无专长又妻凭夫贵故多任职于政工、人事、组织部门，于是又必然成为机关单位保守派组织的骨干。故此，军方首领的配偶和子女从地方上给他们带来的讯息更会大大加深他们对造反派的憎恨和仇视。对原有社会秩序持维护态度的社会群体中，军干们是最坚决最有力的维护派。无论军干对毛的清洗持何种态度，只要面对人民的造反行动，他们就会有本能的镇压冲动，故造反派会认为军方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堡垒。军干与造反派之间的敌意，只要有一条细细的导火索，就会立即燃点为激烈的敌对行动。
广州造反派冲军区，其源头可追溯到六六年八月间广州军区内部的一些事变。八月中旬广州军区内部开展“四大”，有人揭发黄永胜、温玉成有经济问题。此行动得到政治部主任湘炜（原少将军衔），副主任江民风（原大校军衔）的暗中支持。十五日出现一张题为“打倒小霸王温玉成”的大字报。一些人在大字报上签了名，并在军区内游行喊出要罢温的官。全军总政治部获悉此事后，立即致电广州军区指责军内游行是错误行动，林彪亦指示，温若有错误可批判，但不可就此罢官。形势即刻逆转，“八．一五”行动被打成反革命事件，由军区第二政委刘兴元负责调查处置。湘、江二人都受到处分。有些级别较低的人被免职和逮捕。广州军区内的第一波造反行动归于失败。但由于湘、江与广州军区实力派裂痕甚深，故政治部属下的军事学院、文艺团体的造反行动（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一系列指示中，一般军事院校和军队文艺团体都可开展“四大”）逐步坐大并四出与地方造反派串联力图取得外部支持。
当时军内最活跃的造反派组织有“广州部队战士歌舞团千钧棒’战斗队”，(简称“千钧棒”，其骨干活跃分子只有十几个人)，“海军卫生学校红卫东”，“军体院总部”等。一月二十八日“千钧棒”会同其它外地军事院校的造反组织前往军区追查“黑材料”，与军区警卫部队发生激烈冲突，受到士兵的殴打。“中大红旗”，“珠影东方红”立即表态，支持“千钧棒”的革命行动，谴责军区对军内造反派的压制。这使由于军区对”省革联“持不支持态度而造成两者之间的敌意迅速加深。
“一．二二”夺权时，军方对广播电台实行军管。后一月二十四日“地总”对广播电台实施反夺权。军方竟又宣布支持“地总”的行动，并压制电台的造反派组织“红色广播兵”，从而引起造反派的不满。
二月初“中大红旗”、“广医红旗”、“中山医东方红”、“中医三一”、“省直联络站”、“珠影东方红”等十几个造反派组织进行频频商议研究并取得共识﹕陶、赵黑势力渗透军区，军区是最大的保皇派，不炮轰军区的一小撮，广州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无法进一步开展。会议确定炮轰军区的大标语为“挖出陶铸在广州军区里的黑根子”、“广州军区一小撮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
二月七号凌晨一时，冲击军区的行动展开，至二月八日晚间结束，长达四十多小时。冲击行动一波接一波，一波比一波更激烈。冲击范围包括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司令部。
七号凌晨，军区卫校革命造反联络站等组织首先冲击后勤部，要求后勤部批准军区医院开展“四大”，并于当天中午把医院的院长、政委等抓到后勤部礼堂进行批斗。又于下午冲进后勤部办公室搜查“黑材料”。军区调动部队对冲击者实行压制。地方造反派闻讯后前往支持。事态迅速扩大，形成二月八日的大规模行动。冲击人群呼喊着“炮轰广州军区党委”，“援救军内造反派”，“打倒黄永胜”，“抗议军区武装镇压革命群众”等口号，像浪涛一样冲撞着由广州部队官兵所组成的人墙。双方进行激烈的徒手推打。八日中午，军区发布“广州军区公告”，措辞相当严厉，称﹕“我们对军队内部极少数违犯中央军委命令的坏分子，坚决实行了纪律制裁，如果有人借此进行造谣诬蔑，或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继续冲击军事领导机关，丑化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一定按照最高统帅的命令，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
但造反组织并不退却，也以广播号召士兵们“不要阻拦学生
们的革命行动”，“不要当炮灰”，“掉转枪口对准你们的指挥员，因为他们顽固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招来了更多的造反派群众参与冲击。中南局干部闵一帆、白端民等人也在人群之中，他们说﹕“军区就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冲军区有什么了不起？”甚至质问军方﹕“军区和中南局是什么关系？是枪指挥党还是党指挥枪？”在这种情况下，广州军区向中央军委告急。中央军委很快就表态支持广州军区，并于八日下午五时半发布命令，称﹕“昨晚所发生的事情，纯属军队内部的事情，请你们不要介入……立即离开军队营区。” 命令广播后，冲击人群不相信，说是广州军区造谣，或说中央军委偏听偏信，队伍仍不见散去。至八时半，中央军委再次发布命令，其中有很严厉的措辞﹕“现再命令你们立即撤退……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至此冲击波涛才逐渐减弱、终止。
“二．八”冲军区是广州文革史上一个极重要的事件，它使造反派与军方的矛盾公开化。双方从此结下了难以解脱的仇结。此后广州的文革运动基本就在军方（连同得到军方支持的保守派）的迫害镇压和造反派的反迫害、反镇压中滚来滚去达一年半之久，最后以造反派被军方彻底镇压来画上休止符。
以学生为主体对军区的冲击是一个很值得称道的勇敢行动，具有鲜明的民主斗争色彩。出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们指责军方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堡垒，这文革中典型语言并不降低他们实际行动的意义。因为军方的确是顽固堡垒，是整个中共政权的顽固堡垒。他们冲击军方，其实也就是冲击了中共政权的基石。尽管他们当时未必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但其实际效果是客观存在的。冲击军区需要极大的勇气，这跟炮轰省、市委不同。地方各级党委已在毛中央明确认可炮轰之列，而军方非但未被定为攻击目标，毛中央还于一月十四日发布过“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又于一月二十八日发布以不准冲击军队为主体内容的“八条命令”。在这种情势下，仍要冲击军区，明显是“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可见文革中的造反派并非只是消极地去充当毛的“政治清洗工具”。无论是军内造反派要冲到军区机关里去搜查“黑材料”，也无论是地方造反派要冲进军区援助被抓捕的军内造反派，这对于在数千年封建伦理的束缚下，受尽迫害而不敢犯上作乱的汉民族主体意识来说，对于受中共十七年的欺骗和高压已习惯于逆来顺受的当时中国民众来说，是一件多么难得的事情。 “二．八”冲军区中还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一批中共地方干部开始公开走到群众之中，施展他们的影响力。这固然反映了中共官僚阶级内部的分歧和权力斗争，反映了部分官僚有借群众运动的力量来实现他们扳倒对手确立自己地位的企图。当这些企图掺合在文革大波中无疑会给群众运动蒙上阴影。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都存在。但有幸的是广州的运动与外省都不同。部分中共官僚的影响始终未能主导形势。广州造反派反抗政治迫害，冲击旧有社会秩序的主旋律始终回荡在它的队伍中。
(第三章 六六年秋冬---风云激荡的年月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第四章 六七年三月--黑风滚滚
第一节、“二月逆流”与“二月镇压”
的区别与关联
“二月逆流”是中共官方评述文革事件的一个政治名词。它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六七年仲春之后，这个词以被否定的形态出现，至七九年以后它变成了饱含正面色彩，令人刮目相看。
六七年二月中、下旬，全国各地都发生了镇压造反民众的事件。造反派将其称之为“二月镇压”。其最残暴的镜头发生在青海西宁。二月二十三日，青海军区副司令赵永夫竟下令对手无寸铁的造反派组织“八．一八”开枪扫射，当场打死打伤数百人，事后还展开大逮捕。
然而中央文革惯用的词却是“二月逆流”。它说二月间这场全国性的镇压革命群众的黑风是谭震林首先在北京刮起的。此说激起了全国造反派对谭震林的极大愤怒，把他视为二月镇压的罪魁祸首，并把本地二月镇压的主使人（均为各地方军方头目）称为谭震林。如武汉陈再道被称为“武老谭”，广州黄永胜被称为“广谭”
在这股反击浪涛中，北京的谭震林当然首先倒台，但各地“谭震林”的结局则大异其趣。这就很自 然使人应该产生一个疑问，中央文革所称的“二月逆流”与造反派所称的“二月镇压”究竟是不是一回事？
七六年十月，“四人帮”被文革派中的另一派系汪东兴、华国锋等人用阴谋手段搞掉（世人大多以为是叶剑英等的“功劳”，其实并不确切）。此后，文革中的许多事件都逐渐被重新解释。“二月逆流”也在其中。
文革期间，“二月逆流”被叙述为一班老帅、老将在六七年二月间的一些会议上与中央文革发生激烈争执，但很快由于毛支持后者，并对前者进行了批评，形势迅速明朗。老帅、老将中跳得最高的谭震林首当其冲，被集中火力修理，气焰大挫。后来，中央文革派向外界扩散北京高层的这场斗争，称之为反击“二月逆流”的胜利，并号召各地造反派都起来与“二月逆流”的种种表现形式作斗争，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云云。
七九年以后的许多文章对六七年二月间的这场中共高层的争执作了详细的描述。具体时间、地点、人物及各人的动作、语言、表情都有细致刻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所谓“二月逆流”是老帅老将们对“四人帮”作的一场正义的斗争。
对中共高层内争权夺利的斗争作出谁正义、谁卑劣的评判当然不会是民主运动参加者关切的重点。不过，人们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严重的事实，就是在一片为“二月逆流”翻案、恢复名誉的声浪中，“二月镇压”没有了。仿佛由于谭震林等在怀仁堂斥责中央文革派是正义的，其在农林口所主导的压制造反群众的事件也是正义的。至于全国各地军方在二月间镇压乃至屠杀民众的作法是否正义，这些文章，甚至有的大部头文革史书都不予涉及。而在“造反派听命于四人帮”这一概念经中共官方的强势宣传已成为主流意识的情形下，军方“二月镇压”的罪责也无形中被一笔勾消。青海西宁的那些冤魂（其中有许多是十几岁的女孩子）将永远游荡荒野了。
如果把“二月逆流”的内涵确定为二月十四日至十六日怀仁堂会议上的争执，那么可以说“二月镇压”与“二月逆流”是两回事。因为没有这场争执，各地军方头目一样会对本地造反民众实施镇压。这场镇压的心理因素是前面已讲过的军方对造反民众的敌意，镇压的凭据是中共中央的一月十四日“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和一月二十八日的“八条命令”。镇压行动的直接借口往往是造反民众冲击了军事机关。这些都与怀仁堂的争执不相关。二月间，即使是中央文革派的一些人也讲过有利于军方实施镇压的话，如陈伯达等曾说﹕“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军区不能冲击，对解放军的态度是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志。”而且在二月中旬，中共中央国务院也下达了“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知”。并于二月二十四日由北京卫戍区出面捕人。被取缔的组织有九个﹕“全国红色造反团”、“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国农林战士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红色造反团”、“全国革命军人革命造反联合部”、“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第一线第一战斗队”、“全国兴无灭资军造反团总部。”
然而，当“二月镇压”产生了很不利于毛实施政治清洗的局面时，他感到应扭转形势，让民众重新起来为之火中取栗。为此，中央文革派把“二月逆流”与“二月镇压”联系起来，其作用可一石二鸟。一方面把民众的怒火引向谭震林，使这个最为桀骜不羁的老将从此就范，同时，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在扭转局势的过程中，造反派民众对军方采取激烈行动。故此在中央文革派的语汇中只
有“二月逆流”而没有“二月镇压”。
这一历史事实被七九年以后的中共巨头们所利用。既然中央文革派对“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压”不加区分，那么他们也可因势利导地不加区分。中央文革派这样做时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整垮谭震林，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之一则是为了否定“四人帮”。另一个目的两者之间有交汇点，就是中央文革派部份地为军方开脱，七九年后的中共巨头则全面为军方开脱。它给人以这样的启示，如果说谭震林等掀起的“二月逆流”是正义的，如果二月间各地军方的行动是“二月逆流”的延伸，那么又有什么可谴责的呢？故此在当今中共巨头的语汇中也只有“二月逆流”，而没有“二月镇压”。可见他们与中央文革派这两个势不两立的中共派别之间还是不乏共同之处的。
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二月逆流”与“二月镇压”还是有关联的。在文化革命中，关于“二月逆流”的说法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前面已叙及的，但那个版本多为小道消息。中央文革并不喜欢把自己在高层会议上一度受挫的情形公诸于文字，故出自中央文革派之口的正式版本是谭震林在农林系统大肆扶植保守派组织，压制造反派。如果从这个版本去探讨，那么可以说，谭震林在农林口的作为，与各地军方的作为出自于同一种理念--压制造反者，维护原有社会秩序。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关联。又有不同的是谭震林是副总理，手中没有武力，他的“二月逆流”是用非暴力手段去压制，而握有兵权的军方头目的“二月镇压”表现为血腥的屠杀。
这个“关联”指的是两者属于同一性质，并非说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或从属关系。谭震林二月间在北京农林系统的所作所为，只是全国镇压行动中不算严酷的组成部分而已。
在“文革”结束 许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欲对“文革”作深入的探
讨，当不应沿用中共文革派与中共复旧秩序派的语汇体系和思维逻辑。六七年二月怀仁堂的那场争吵以及谭震林在农林口的作为都不应是我们着墨的重点，我们的精力应放在二月间全国普遍发生的军方镇压。这个行动表明了军方继刘邓之后又一次以更凶狠的态度和手段来对待人民。刘邓的第二次反右是把民众打成“右派”，进行批斗，而军方头目则是把民众打成“反革命”，予以逮捕下狱甚至直接了当地屠杀。后者比前者凶狠得多。造反民众指控军区顽固地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历史的局限性。当时，他们无论是出于认识水平和政治条件的限制，都只能这样讲。而今天，我们完全应该判定，“二月镇压”是中共政权中最顽固、最反动的势力对人民的镇压和血腥屠杀。是中共政权反人民性的集中表现。中共党军的这一性质在二十九年后的今天也基本没有改变。
第二节、广州的“三月镇压”
广州军方的镇压行动比外地各省慢了一个节拍。它正式于三月初展开。然而镇压的各项准备工作则是在二月下半月已开始了。组织准备，材料收集，行动计划这一类秘密进行的事项，外界无从得知，但军方为镇压所作的舆论准备则很明显地表现出来。
在“省革联”夺权的前夕，《南方日报》（原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里的总派组织行动果断，迅速夺了报社的权，并与军区建立良好关系。在此以后军方与造反派，尤其是与造反派里“省革联”一系的斗争中，充当军方的舆论阵地。军方除自行印发小报《毛泽东宣传员》，大量刊登指控“省革联”和“二．八”冲军区的文章外，更主要的是通过销售量极大的（各单位均公费订阅）《南方日报》来实施它的舆论准备。广州地区另一份报纸《广州日报》（原中共广州市委机关报）曾一度为“省革联”派掌握，但不久也被军方势力所控制，至三月初，军方已操纵主要舆论机器。
军方舆论攻击的重点有两个，一是“二．八”冲军区，二是“省革联”。军方的喉舌说﹕“‘二．八’事件绝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它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和阶级敌人反夺权的激烈斗争的反映，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份。”
“把斗争锋芒指向人民解放军，这是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阴谋、新反扑。……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阶级敌人罪恶阴谋的大暴露。”
“当前右派往往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喊着极‘左’的口号，拉大旗作虎皮，蒙蔽群众把水搅混，组织反革命组织，进行反革命行动，你造反，他也‘造反’；你联合，他也‘联合’；你夺权，他也‘夺权’。真真假假，真假难分……我们革命同志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不要把这些打着红旗打着红旗反红旗泠认为是‘左派’。
“在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展开大决战的新形势下，是拥护还是反对人民解放军，是区分真左派和假左派，区分真革命和反革命的一个试金石。”
军方的喉舌还说﹕“黑龙江等地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成功经验已证明，有当地驻军代表参加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是无产阶级大联合的核心。”这个论调表明军方一方面以“反革命”“阶级敌人”的大帽子压向造反派外，同时也以“省革联”没有敬请军方头目参加而否定它的法理性。
此外，军方也着手与总派建立更密切的结合，以组建它的群众基础。二月下旬，《南方日报》刊登关于“地总”、“红总”两个工人组织的调查报告，盛赞这两个组织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造刘邓陶的反，造旧省市委的反，有纪律有政策水平，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大风大浪中，能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
在这一片喧嚣之中，除军方任主号手之外，“地总”、“红总”也紧紧跟上，在街上刷大标语，吊起身上写有“省革联”的稻草人，并在《南方日报》上发表大篇文章“我们工人就是反对省革联。”
不但军方和保守派如此作为，甚至一些造反派组织也参与围攻“省革联”。二月下旬“新北大”刷出题为“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大字报，全力批判“省革联”。军方喉舌《南方日报》如获至宝，大量翻印。“红旗工人”竟也发表“铁证如山，不容抵赖--省革联有组织，有计划冲击军区的铁证”一文。二月二十一日，以“广州红卫兵一司”、“三司”、“红旗工人”为首的十一个组织及外地造反派驻穗联络站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数万人大会，成立“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筹备委员会”。这样一来，造反派的内部分裂公开形成，使“省革联”--造反派中较激进的一翼，更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
一切准备妥当，镇压行动开始，首先在军内开刀。广州部队战士歌舞团的“千钧棒战斗队”挨了第一刀。二月下旬，“千钧棒”的六名骨干被捕，其余成员皆受审讯。
三月一日清晨当广州市的居民走出居所，又要开始一天的劳作时，他们骇然发现街头贴有许多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署名的取缔反革命组织“八一战斗兵团”的公告。人们默默地看完又默默地离去，他们心里都明白形势骤变了。
其实在三月一日凌晨，全城还沉浸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取缔公告也未贴出，大逮捕行动已经展开了。横街窄巷里的许多简陋的民房门外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门被撞开，凛冽的五更寒随着气势汹汹的人群冲了进来，被捕者有的戴上手铐，有的五花大绑，推出门外，踉踉跄跄地走过一段黝黑的街道，再被扔进预先已停在马路上的囚车，疾驰而去，留下恐惧万状的亲属和惊讶不已的邻居。一夜之间逮捕人数达两千多。
参与大逮捕行动的是广州警备司令部，市公安局（主要为“一．二五”总部成员），各公安分局，还有“主义兵”也参与其中。在逮捕时常常未持逮捕证 。遇到被捕者质问，竟说﹕“什么逮捕证？我的帽徽、袖章就是逮捕证，还有这样东西”说着用手指指身上的配枪。
大逮捕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反复抄家，批斗，刑讯、殴打。关进监狱者自然承受中共监狱里的非人的待遇。未被逮捕或被捕后不久被释放者也受到很严酷的对待。自首、交待、坦白、认罪开除工职、调离工种、扣发工资等等。据后来争取平反的“‘八一战斗兵团’被迫害情况的调查报告”称，三月间被迫自首登记和挨批斗的“八一战斗兵团”成员达一万六千多人。有一成员被捕，孩子只有六、七岁，其妻已病故，孩子无人照看，每天到垃圾堆里捡东西吃，境况十分悲惨。有位老工人，参加“八一战斗兵团”并无具体活动，也被关押一个多月。广州实验中学一名学生参加“八一战斗兵团”仅几天，就被抓去坐牢两个多月，并被押回全校批斗 。继“八一战斗兵团”被取缔后，三月五日广州警备区司令部又取缔了“珠影东方红”，把它打为“非法组织”。
五号凌晨，又是在黑暗之中，大队经过严密组织的人马扑向珠江电影制片厂。其中广州警司两百多人，公安局“一．二五”总部几十人，而“地总”竟有六百多人。到达珠影后立即按原计划首先占领珠影外围各制高点，封锁所有路口，设立重重岗哨，务求任何人无以从珠影厂逃逸。接着，通令珠影所有员工到珠影礼堂开会。带队的警司头目在会上宣读取缔非法组织“珠影东方红”的公告，并立即当场逮捕其五名头头，但曹征和另一名头头已先期潜逃赴京，只捕到另三名。其它所有未被逮捕的成员都受到监视，骨干成员则被批斗。不久该厂保守组织的联合体“新珠影革命委员会”（简称“新珠影”）成立。趾高气扬的“新珠影”贴出公告，勒令原“珠影东方红”成员不准出厂，不准互相串联，不准看大字报，认真交待自己的罪行等等。
其它被陆续取缔的“非法组织”，还有“中山大学红旗工人赤卫队”、“红农友”、“电台东方红”等等。有许多人是被以所谓“群众扭送到公安局机关”的方式捕入监狱。
军方虽对纯学生组织没有直接动手，但也下达通令，命“中大红旗”头头张尔纲、黄意坚、武传斌、陈家吉、蔡登望等五人立即向广州警备司令部投案自首。
经过军方这一连串的打击，造反派的力量受到极大削弱，许多基层组织瓦解或濒于瓦解。许多人退出了组织，即使是较坚定的学生组织其声势也非常微弱。活动陷入停顿。
在造反派式微的同时，保守派的力量却得到极大的发展。“地总”、“红总”、“主义兵”、“一．二五总部”开着宣传车到处叫嚷，还贴出许多大字报、大标语，其内容都不外是坚决拥护军区取缔反革命组织，坚决镇压反革命之类。保守派的头头、骨干们弹冠相庆、喜气洋洋。受了半年的窝囊气，今天总算得以尽情发泄。那班造反的家伙曾那么气焰嚣张，妄自尊大，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无产阶级的江山是你们反得了的吗？我们这些根正苗红一
向听党的话的先进分子凭什么要受你们这些不三不四的人的气？省委、市委里有走资派当然应该要反，但你们反和我们反根本不同。你们是打着红旗反红 旗，你们骨子里反的是共产党，是反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批“资反线”放过了你们，是毛主席共产党的宽大，但你们竟以为时机已到，可以变天。毛主席真是英明的。他老人家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最后不是讲“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吗？嘿，现在应验了，处理你们的时候到了。
的确，经过三月这场镇压狂潮，运动已呈收尾状态。造反派固然已偃旗息鼓，保守派在吆喝了一阵，耍够了威风，出够了气之后，也心绪平定下来，回到单位里去领功邀赏去了。街头变得冷冷清清，再也没有辩论，没有争吵，往日热烈的气氛被一片肃杀所取代。
在广州的三月镇压中，军方把“珠影东方红”选定为开刀的主要对象之一是很自然的。“珠影东方红”人数有限，但能量极大，它的大标语、大字报在街头占有相当分量，它的宣传车到处吼叫。它是“一．二二”夺权的发起组织；它参与“二．八”冲军区；它是坚定的“省革联”派；它的成员的政治背景大多不硬；它在珠影厂内是少数派；它在广州所有非学生组织中最具知识水平和活动能力……等等，所有这些因素的迭加，使军方感到甚有必要也可以给它特殊的“礼遇”。
然而军方选定“八一战斗兵团”来开刀就使人感到有点费解了。“八一战斗兵团”以复退转业军人为骨干。这些人本是共产党政权的社会基础，属于政治上红的一群，而且又曾是袍泽，何以向他们下那么重的手？不过细想一下，也就释然了。第一，中共中央曾有指示，复退军人不要成立单独的组织。第二，把此类组织加以取缔已有先例。黑龙江省军区就曾把一个名叫“荣复军”的组织取缔。中央也曾把“中国工农红旗军”、“全国军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加以取缔。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八一战斗兵团”又不是单纯的复退军人组织，尽管它的头头多为复退军人，但大量的一般成员却是工人，甚至是一些地方国营或集体所有制小厂里的工人。这些人的出身背景和政治面目都相当复杂，因此又不必把它视为单纯的复退军人组织而手下留情，从轻发落。
从“八一战斗兵团”的实际作为来看就更有必要对它动大手术了。“八一战斗兵团”在工人组织中的声势当时虽不及“红旗工人”和“誓死保卫毛主席造反团广州工人联合总部”，但属于坚定的“省革联”一系。在二月间“省革联”风雨飘摇、备受攻击之时，“八一战斗兵团”竟举行了“支持省革联、打倒赵紫阳”的万人大会并游行示威。其所属各分部、各单位基层组织在一月夺权中表现相当激烈。
“八一战斗兵团”的总头头，莫竞伟曾参军从事卫生防疫工作，五八年转业到越秀区卫生局任武装干事。因与局当权者关系不睦，以至官运不佳。其经历背景与王洪文相似。六六年六月间率先造反。攻击局党委，贴出题为“卫生局长期以来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大字报。因此而受到围攻，被打成“右派”。他并不畏惧，坚持斗争。八月间成立“八一战斗组”，几经分合，后于六七年一月间成立“八一战斗兵团”，莫任头头。该组织在一月夺权中发展极快，在被取缔前夕已达七万人，远远超过了“省革联”的台柱工人组织“誓死保卫毛主席造反团广州工人总部”。
从广东省军区取缔“八一战斗兵团”的公告也可了解到它的造反精神。尽管军方的文告与事实会有出入，但我们把夸大的因素扣去，也应赞叹这些底层民众的勇敢。公告称﹕
在广州海珠区革命组织联合夺了区人委的权后，他们纠集一些人进行反夺权，夜间突然围攻夺权的革命群众，非法绑架，扣押其负责人，抢区人委印鉴。在荔湾区各革命组织联合夺权时，他们又趁夜冲了进去，抢先夺权，夺去全部保密柜钥匙，抢走区委八枚公章。他们还在一些街道猖狂地进行捣乱破坏，公开煽动“一切受害者联合起来，夺权翻案……公然叫嚣要平‘冤狱’，声称过去市公安局所拘捕的人都是‘受害者’。”
在文革前十七年之中，中共各级官吏和公安机关戕害民众是家常便饭。人民群众敢怒而不敢言，怒火郁积在心中，直到批”资反线“和“一月夺权”之际才敢爆发出来。在工人阶层中，小工厂、街道工厂里的工人又是工人阶层的下层，他们受到的剥削比大工厂更盛。而小工厂里统治力量较弱，那里的造反派起事比大工厂里要容易得多。“八一战斗兵团”既然致力于在区办企业和街道企业中发展人员，那军方公告所称是完全有可能的。并且，这又从另一角度证明广州造反派的基本群众是中共社会秩序下的受压迫者，他们在文革期间起而反抗是正义的，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以公开进行的民主斗争。
当然，有些单位里的“八一战斗兵团”分部是货真价实的红牌子。他们之加入“八一战斗兵团”是基于一种复退军人的荣誉感优越感，而且也不大了解其它分部的“越轨”行为。至镇压来时，他们就纷纷声明退出并揭发其它分部的反动言行。从而免受追究，仅仅解散自己的组织，或者只改一个名称就了事。
广州三月镇压中，有一样很值得注意的是，保守派参加了具体的捕人行动。难道是省军区，广州警备司令部，公安局的人手不够？当然不是。这里面有广州军方头目的精巧构思。它是要通过这一作法使总派更紧紧地靠在它身上，同时也营造它具有群众基础的形象，而总派乐于接受军方的指派也正说明了它的政治本质。军方头目是有眼光的。尽管“红旗工人”、“三司”、“华工红旗”等从“一．二二”夺权一开始就跟“省革联”闹摩擦。后来在“二．八”冲军区事件上也极力责骂“省革联”，甚至不惜成立“省革筹”正式大闹分裂，但军方都没有对它们摆笑脸，仍然只对“主义兵”、“地总”等情有独钟。显然军方是依毛的经典阶级理论对广州各群众组织进行过一番调查审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系以他们的子女为头头骨干 的组织自不待言。“地总”、“红总”以一些大型工厂的群众组织联合而成。在这些大厂里，原有社会秩序的张力极强，尽管原党委大多已不在前台发号施令，但武装、保卫、人事、组织、政工等部门的人员们牢牢地控制着厂里的局势。他们大多也就任群众组织的头头、骨干。尤其是武装、保卫、人事部门的人员与军方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就是军方在地方单位上的分支机构，譬如从省军区到各市、区武装部再到各工厂的武装部，从市公安局到各主管工业局的保卫科都是一条线贯下来的，有着公务上的领导关系。因此军方对这类群众组织有着天然的感情和信赖。更何况这些组织里党员、先进分子的比率极高。
以珠江电影制片厂为例（该厂从人数上来说不是大厂，但以级别来说是大厂，其级别相当于一个市级的工业主管局），在取缔“珠影东方红”前，广州警备司令部就通过市工交武装部与该厂人事科联系，取得“珠影东方红”成员的档案材料。在实施取缔的前夕，主持具体行动的工交武装部邱部长又与厂保卫科钟科长取得联系，令其配合行动，密切掌握目标人物的行踪去向。保卫科、人事科的大员们也就是珠影厂的保守组织“捍总”和日后“新珠影”的核心人物。
因此无论“华工红旗”怎样对“中大红旗”责难不休，无论 “红旗工人”怎样对“省革联”声色俱厉，但军方在对它们进行了一番“阶级分析”后，亦认定它们都非我族类。区别顶多是对“省革联”必须予以重重打击，对“省革筹”则嗤之以鼻。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也更由于人性中痼疾的作祟，造反派内部纷争不休乃至公开分裂，从而使军方的镇压行动更加游刃有余，这是深为值得省思的。
相对而言，保守派内部比造反派团结得多。难道他们的情操都那么高尚，摒弃了人性中的痼疾？当然不是。这是由于另一种更有力的因素在起作用。
保守派的骨干头头们大多在原有的社会秩序中居优势地位，他们往往任有某级职务，（又不算是当权派）或者拥有种种荣誉称号，这些都为他们带来了许多实际利益。文革大波骤起之后，他们挺身而出保这保那，最本质的是要维护原有的社会秩序，保持他们在那个秩序下的既得利益。在文革斗争中，他们并不特别期望去力争什么。如果说也设想在击倒了造反派，保对了领导干部后会有所收益的话，那也只是在胜利之后由上至下 按 共 产党组织 原 则的提拔晋级、入党升官，而自己则不应过分刻意追求。这份“革命情操”的确立也真不枉共产党多年的谆谆教诲。故此，即使在文革大波暂把旧有的社会秩序冲垮之时，嵌在生活深层的社会序列和政治伦理仍在发生作用，这使他们不会想入非非，并把他们凝聚起来，团结奋战，不会陷入彼此的纷扰互斗之中。
而造反派就大异其趣了。他们大多是平头百姓，有些甚至是原有社会秩序下不同程度的受损者。他们投身文革大波是要去得到些什么，因而富于进取性。他们批判“血统论”，欲得到平等的人格待遇；他们批判“资反线”，控诉当权派飞扬跋扈，欲使自己人身安全得到保障，这些都是正义的。然而在“一月夺权”风潮降临时，瑰丽的光彩真使他们之中一些人眼花撩乱。这些大多连车间工段长、生产班长都未当过的人们突然发现从前是那么遥远，那么高居云端的省、市级官职竟然有垂手可得之势，这不能不使他们极为亢奋，然而纷争也就由此产生了。究竟谁人或哪一些人才有资格、有能力攀上权力的峰巅呢？暂没有更高一级的权威来钦定，自己去奋力搏取是可能的成功之道。崎岖狭窄的山路上攀登者太多，势必会引起争端。只有在社会的权力结构不再似金字塔形而呈平面网络布局，只有在公权力真正与物质利益脱钩，权力争夺才会成为史迹 。而这谈何容易。莫说在二十九年前的中国，就算在当今的一些民主政体的国家里也未能办到。再看看八、九十年代中国海外民运，与政治权力还未正式挂钩，就纷争迭起，故此我们的确不应对当年造反者的作为订太高的标准，换言之，不应苛求他们。因“一月夺权”的纷争而导致造反派内部反目成仇暴力相向的省市比比皆是。然而极为有幸的是广州的造反派没有走上这条邪路。否则今天笔者也难有心情为广州红旗派两年的历史讴歌不已了。
那么这一点首先应归功何人呢？应归功广州军方头目，因为它旗帜鲜明地拥抱了保守派“地总”、“红总”、“主义兵”，而把“省革联”系和“省革筹”系的造反派都踩在脚下或扔在路边。
在社会结构中尚未定位的学生对权力可以衍生利益的诀窍并
没有切身的体会。当时他们那么激昂地投入“一月夺权”，主要是为政治热情或说是政治狂热所驱使。夺权风潮于一月初起于上海瞬即席卷全国，毛中央见诸文字的号召则是一月十六日《红旗》杂志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评论员文章和一月二十二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广东“一．二二”夺权的策划者们也要致力于联合。这表现于“中大红旗”对“华工红旗”一再联络，极力争取它共同起事。但后者始终以夺权条件未成熟为借口而坚拒。当时的社会状况风起云涌，须臾万变。“中大红旗”等从策划到具体实施只有几天时间，谓之仓促也不为过。不过从当时的斗争形势来看，若被“地总”等捷足先登，先入为主，取得名份，造反派再实施反夺权将会面临更多的困难。故仓促也有仓促的道理。当然，深究这一些没有多大的意义，而应该赞许的倒是“中大红旗”等没有就夺权事宜向广州军方示好求援。
这里有两个可能性，较大的可能性是军方基于它的阶级分析论和政治感情不接受这示好求援，但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是军方基于一种政治投机会考虑接受，并通过一系列权谋措施把夺权结构铸成它需要的模式。如果是那样的话，广州群众组织的分野将会发生极大的紊乱。这种情况并非臆测。湖南长沙的高司就是例证。
故此，我们有理由把功劳还归于“中大红旗”等一批青年学生。不管他们是出于何种考虑，终归 都没有去向军方示好求援。这一事实就避免了军方插手的可能，从而保持了广州造反派与保守派营垒的分明，保持了广州造反派反抗中共旧有社会秩序的一贯性。
三月镇压中，广州的保守派不再仅仅是用语言文字攻击造反派，而是在军方的指挥派遣下直接地对造反派进行镇压，从参与取缔“八一战斗兵团”等大动作到把一些造反派的头头骨干“扭送”公安局，军管会，或在本单位揪斗。于是，两派之间的深仇就从此扎根。面对顽强的造反派，保守派更紧紧地抱上军方的粗腿，在日后造反派极力谴责“三月镇压”，称之为“三月黑风”的时候，他们则高叫“三月东方浩荡，军管成绩辉煌”，并自称“东风派”，而把造反派贬称为“黑风派”。从此，广州造反派面临与军方和保守派两面作战的艰难局面，直到最后被军方和保守派连手彻底镇压。也正因为这样，广州造反派两年的历程才谱写了一出悲壮的反政治迫害的战歌。
(第四章 六七年三月--黑风滚滚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第五章 六七年春末夏初---重现生机
第一节、周恩来的广州之行
从二月中、下旬到三月，由军方主导的对造反民众的全国性镇压，已使运动呈收尾状态。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曾说过“运动可能要再搞五个月”。从六六年十一月算起，“再搞五个月”就是到六七年三月，看来，文化大革命真的是到结束的时候了。然而，事情完全不是这样，毛及他的中央文革派断然扭转了这种收尾状态，并促使运动继续发展。他们之所以作此抉择，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毛的政治清洗尚未完成，刘邓等仍未被最后定案，中央局、省、市级中的刘邓分子亦未被完全清除，还需要群众运动为之效力。中央文革派的大员们欲在文革大波中建功立业，大大提升自己在党内的权势和地位，这一目的也未曾实现。从六六年十月到六七年初，造反民众的行动，虽有某些过火的行为，如抢黑材料)但基本还没越出毛意定的框架，此时毛并不打算惩罚他们。而军方的镇压行动过于严厉，如果对此予以认可，那必然会失去相当一部份民众对自己的崇敬和拥戴。毛的宏伟意向是不但要拥有绝对的权力，还要拥有这份敬仰爱戴，故此他感到不能认可军方的擅自行动。除了对赵永夫那种级别不高而又进行了大规模屠杀的军方头目予以惩处外，对有一般镇压行动的军方（如广州军区）也应予劝戒。
毛中央扭转运动方向，重燃文革之火的第一个信号弹是三月二十四日“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内称﹕“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并首先开枪”，“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 数百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二月二十三日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的群众，要负责进行治疗。因为这个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一律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赵永夫隔离审查。”
如果说这个决定是具体针对青海而言，那么四月一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中发（）号文件〉则声称﹕“这个文件提出的政策规定，望各地参照执行。”该文件中强调说
“第一，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的批准。第二，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捉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辑令应一律取消。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责备他们……而各地把冲击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第三，……不准对群众组织乱加取缔，更不能用解放初期对待反动党团组织，采取登记骨干分子的办法。第四，……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强调群众请罪的作法是极其错盏摹?澜?俳琛?偡础??x，镇压革命群众。”
随后还有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四月十三日），“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四月三十日）等等。在毛中央下达一系列文件的同时，其喉舌也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最重要的是四月二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社论说﹕“革命小将的英雄业绩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他们不愧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他们始终体现了革命的大方向。”“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错误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甚至操纵已垮台的保守组织进行翻案活动，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也有少数干部因为革命小将对他们的错误进行过批判，就对革命小将抱有抵触情绪，怀疑革命小将的大方向，甚至和他们对抗。如果坚持这样做，矛盾的性质就可能会转化。”
四月六日中共中央军委还发布“十条命令”。其内容除重复号文件的“关于不准轻易捕人”内容外，还强调补充：“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是被反动分子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明白，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对群众组织“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等等。
很明显毛中央基本已站在庇护造反民众的立场上，对军方的二月镇压持斥责态度。这当然不是即兴之作，而是毛中央经过一个月的搜集信息和考虑斟酌所作出的抉择。
四月上、中旬，短短的十几天里，社会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原已沉寂的社会气氛很快变得热烈起来，街头传抄和欢呼这些文件的大字报、大标语，以几何级数增加。学生组织首先恢复活力，频频举行集会游行，戴上袖章，高举大旗，齐唱毛的语录歌，精神无比激动亢奋。接着，工人、职员的造反派组织也呈复苏，并得到发展。
如果说六六年十月，毛中央扭转运动方向，强力推动批“资反线”，下达“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十月五日）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十一月六日）是把民众从第二次“反右”的恐怖中解放出来而得到许多人的感激的话，那么这次毛中央又一次把民众从更恐怖严酷的军方镇压中解放出来，就得到了更多人由衷的感激和拥戴。“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此时发自许多人之口已不是只具形式的官样礼节而是成千上万民众心声的溢露。然而这里隐藏了个大问题，就是毛中央推动批“资反线”，其逻辑结论和实际结论是一致的--打倒“资反线”的制造者刘邓。有这个“一致”是正常的。然而此时毛中央责难军方压制民众是否同样也具有那个“一致”性呢？事实表明这一次不正常了。因为毛心中没有发动群众去打倒军方头目的意向，可是被镇压的民众从血泊中爬起来后，其逻辑结论就是要向军方算账。毛的意向和民众行动之间的严重歧异为一年多以后的大镇压埋下基因。
倘若从二月镇压中解放出来的人民能处处体会毛的意向，按毛的旨意办事，这用当时的政治术语来说就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那么他们的结局大概不会太差。然而他们的可爱之处正在于没有处处遵从毛的旨意，而执意卯上军方，使其行动带上鲜明的反政治迫害的民主斗争色彩。这在广州表现得尤其典型。
鉴于各地二月镇压的烈度不一，还由于各省市军方头目在毛及中央文革派心目中有不同的坐标，故毛中央除发全国性的文件之外，还视各省市的具体情况分别再予以解决。应该说毛中央对否定二月镇压会引起的反应是有所预料的。四月二十三日毛在一个四川报告中的批示说﹕“现在另一种思潮来了，那里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了台，灰蒙蒙的。”为了防止军方与造反群众之间再起冲突，毛中央针对各省市下达专门文件，派员接见各地群众组织的代表。对广州表现得相当重视。负有使命的周恩来于四月十四日到达广州，既为广交会事宜，更为处理广州问题。周恩来在广州逗留了几天，数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并有军方头目黄永胜等在场陪同。周的讲话以四月十八日接见会上的最长。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了几个小时。虽然其中言不及义的行话、废话连篇累牍，但也就许多方面的问题作了表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广东“一．二二”夺权定评判基调。周说﹕“广东‘一．二二’夺权的大方向是对的……实际上这个大方向是抽象的，实践的结果证明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参加夺权的只有两个学校的革命左派组织，一个工人联合组织，一个机关的造反组织，加一个珠影，就是五个单位，加外地四个单位来支持，九个单位。夺权的形式成为一个不公开的谈判方式，就是一个要印，一个让印，就是让权。这种形式是不足为训的，不可效法的，是错误的。他所说的大方向正确”用以保障“省革联”派不再受攻击，夺权形式“是错误的”用以说明“省革联”为何不受毛中央认可。
二．保护广东军方，使之免受造反派攻击。周说﹕“二月份以来，军区拘捕了一些人……在全国来说，广东捕人并不多，而且放得快……也没有打死人的事情……广东很谨慎的。当然总不免搞过了一些。……我们感觉广州军区在这个问题上，从黄永胜同志起，领导还是负责的。这一点，主席、林副主席是寄予期望的，信任他的，我应该肯定地告诉你们。”
三．否定“四大事件”之说，既为庇护造反派，也为军区开脱。周说﹕“所谓四大事件就是“一．二二夺权”，“一．二五”公安局反夺权，还有个冲广播电台，最后一个就是二月七号、八号冲军区。……如果军区的正式文件中拿出四大事件作为革命、反革命的标准当然不妥啰。”“在军区还找不到这样的文件……至于军区底下的干部和执行军官的个别人说过这样的话，那他自己负责，应该批评他，他应该检讨错误。”
四．安抚一度受镇压的造反派，对气焰嚣张的保守派略施抑制。周说﹕“三个‘红旗’是革命左派，这就是‘中大红旗’和‘八．三一’，‘华工红旗’，‘广医红旗’。但不仅仅是这三个‘红旗’是革命左派，其它都不是。如果这样传出去，那我就提倡宗派主义了，要犯极大的错误。”“在工人中，我觉得我所发现的，首先要承认‘工联。它经过一个发展然后又缩小，由四、五万人，曾经在三月中旬缩小到三千人，现在又发展到一万人，现在看来它是坚持革命造反精神的……所以我认为应该承认它是一个革命造反派。”“‘广州工人’原本是一万多的，现在是六千人，广东‘红旗工人’现在是一万人左右，他们还是坚持……这两个组织我们看起来现在它这个情形也应该看成造反派。”
“‘地总’、‘红总’拥有大量工人群众，他们都是广州工人的革命组织，只是有些偏于保守。这两个组织不能称为大老保，也不能笼统地称为保守派。比如说，‘主义兵’吧，你们不去教育他们，他们就会滑到犯严重的反动思想。……对‘主义兵’我觉得现在还要做一段工作……并且鼓动他们应该站在毛主席的红旗下，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在北京，‘联动’找也找不到，因为它是反动的。这里‘主义兵’到处都是，怎么能叫反动组织呢？……即使是有一小撮是‘联动’，也要对他们教育批判。”
五．压制中共内部广东地方派系翻案的努力。周说﹕“在广东省是有一股暗流的……就是我刚才指出的，资本主义复辟的两个暗流。一个是并没有被彻底批判的领导广东十五、六年的陶赵这个暗流。另一个就是地方主义复辟的暗流。……还要严防地方主义的翻案。过去广东陶铸以前的领导犯过地方主义错误。这个是中央讨论了的，定了案的。……如果说地方主义要翻案，这就是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
六．周的长篇讲话中，有一小段确实值得留意的是，他对保守派的形成作了些许剖析。他说﹕“有些人对于过去的旧领导确实有些留恋，这不单是对中央的刘邓，也不单是对广东的陶赵，或者其它，就是你单位的领导中有保守的，你跟他站在一起，也就偏于保守了嘛！有点留恋了嘛！对旧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有点留恋，不敢打破成规，不敢大破大立，闯出一条革命的规律来，这就是保守了嘛！”“保守派有它的短处，它以遵守纪律当先，这次主次颠倒了。你得先有革命精神，你才能有创造性；你有科学性，才能掌握政策；然后才是组织纪律性。所以，常常保守的，所以犯错误，站错了立场，就是因为它偏重于组织纪律。”“但不要紧，这比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就要小一些嘛！就是维护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改嘛，你肯改了，就回头了嘛！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你就站在正确的路线上说话了嘛！”
从周恩来在广州的活动及讲话的关键内容来看，毛中央的意图是扶植自二月镇压以来已处颓势的造反派组织，使对旧秩序，旧领导有留恋的保守派不致一支独秀，以有利于尚未完成的政治清洗继续进行。同时力求稳定广东局势，务求恢复发展起来的造反派不致与军方作难。因为在广东军头中并没有毛中央要清洗的人物。不过毛中央也希望军方作出些对造反派示好的表示。
然而，可以说周恩来此行旨在稳定的目的基本没有达到，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或军方都没有按周的意图去做。每人都对周的讲话各取所需甚至曲解去维护自己攻击别人。局势的发展与稳定背道而驰。
毫无疑问，周的到来有利于造反派的恢复和发展。三个“红旗”成了名牌革命造反派。“华工红旗”与“中大红旗”旧有的龃龉也由此得以淡化。“誓死保卫毛主席工人造反团广州总部”（经周恩来提议已改名为“工联”），和“红旗工人”也成为工人组织里的革命造反派。省革联系和省革筹系的两系造反派组织从此联合起来。尽管他们心中都仍存蒂芥，但三月黑风的记忆，以及一个强大保守派的存在使他们不得不修补彼此的裂缝，共同对敌。从此广州的造反派自称“红旗派”。他们还把周恩来所言的“三个红旗”改动了一个字，成为“三面红旗”。这个量词的改动深藏玄机。三面红旗本是中共政治行话中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统称。这三样事物虽在实际上已被否决，但却仍然保持着响亮的名称和正面形象。红旗派有“三面红旗”为骨干和象征，它的革命性当无可争议。在保守派自称“东风派”的同时，红旗派则简称它们为总派。因为他们的主要组织是“地总”、“红总”（工人组织）和“省直大联总”（机关职员组织）。
周的某些讲话的确对总派的气焰有所抑制，虽则在总的精神上仍是庇护他们的，但这已使总派相当不满。他们表示过去太守组织纪律，没有打、砸、抢，成不了左派，以后也要干干这些了。果然，四月二十二号，地总和它的中山医学院分部调动数千人马，以中山医宣传车事件为借口，对“中山医东方红”进行打、砸、抢，砸了“东方红”的总部，殴打“东方红”成员，造成轰动全市的中山医“四．二二”事件。
综观六七年初广州两派正式形成以来的派别斗争，可以发现总派总是斗争的挑起者，红旗派是被迫应战的一方。之所以如此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红旗派反抗的是原有社会秩序，他们很自然地把斗争矛头指向原有社会秩序的代表和象征--各级当权派和军方。总派的头头、骨干们是原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很自然地对造反派深抱嫌恶。形势的发展使他们明了对社会秩序采取明保的方式是不合时宜的，于是把斗争矛头指向造反派，以打击对旧有社会秩序的冲击者来实行暗保。当他们洞悉军方根底硬，不似省市委的头头岌岌可危时，他们便全力对军方进行明保，并以军方作倚仗处处与造反派作对。四月份红旗派复苏后，总派对它的打击也日益增加。这情况有如保守派是狗，当权派或军方是为富不仁的狗主人，造反派则似不服强权欺侮的汉子。当这汉子反弹为富不仁者时，即遭到狗的狂吠、抓咬。广州文革运动的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那汉子被狗及其主人彻底咬倒踩平为止。
第二节、“五．三”绝食
广州红旗派的四月复苏中有一个重要事件，就是“红司”的成立。四月二十二日，在广州医学院的大操场上举行了“红司”成立大会。其最初成员是“中大红旗”、“广医红旗”、“暨大东方红”、“红卫兵广州兵团”（中学生组织）等。“红司”成立以后，其组织发展很快。以后陆续有“工人红司”、“机关红司”、“珠江红司”的产生。“红司”系的红旗派明显是以过去的“省革联”系为骨干，区别于“华工红旗”的非“省革联”派，它的斗争性尤强，格外令人瞩目。 “红司”成立后其核心人物武传斌（中大红旗）、林凡（广医红旗）、吴子伟（广州体院）等认为当务之急是掀起大规模的平反运动，这是发动广大群众起来的关键。如果三月黑风中大量的受害者还关在狱中，或在单位里受着重重压制，那文化大革命根本不可能进行。于是反政治迫害的斗争又成为广州红旗派活动的主旋律。在这个旋律中有一个高亢的音符就是“五．三”绝食斗争。
在众多的被捕战友中，红旗派选择了原“省革联”头头之一，亦是机关职员造反派组织“省直联络站”负责人之一的项明为突破口。他自三月初被捕至此时尚未获释。红旗派为争取项明获释而爆发了一场绝食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原红卫兵广州兵团的一个常委是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的﹕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号下午，“中大红旗”、“革命钢杆”、“北航红旗”、“哈军工”等组织十多人，前往公安厅交涉关于释放项明的问题。（项明是“省直联络站”负责人之一，在三月被捕）。群众组织代表的意见遭到官方强硬的回绝，谈判成为僵局。为打开局面，代表向附近学校求援。邻近公安厅的二十一中首先得到消息，我即往现场咨询，并与主事人研究。当时人们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冲公安厅监狱（即劫狱），一是主张绝食施加压力。经讨论，后者获胜，因为这样做，会减少自己犯错误的机会，又可以事态的严重，迫使中央表态，使局势迅速明朗化。
五月三号凌晨，一支只有十来人的绝食队伍赶来。他们在公安厅大门贴出第一号绝食宣言，并在门前的空地席地而坐。
为了扩大绝食的影响，在黎明前，这支小队伍开到烈士陵园前门的大广场上。清晨，“二十一中东方红”的大部队率先抵达，他们兵分两路，大约八十人参加绝食，其余人开始从事大规模的宣传工作。上午八时，我串联到的广州兵团属下组织源源开到。消息传得很快，整个上午都有大队伍相继赶来，到上午十一时，绝食的群众已经使若大的广场有“人满为患”，估计人数两千余，大部分是中学生。
在绝食的圈子之外，宣传攻势正在迅速开展，大标语、传单、宣传车遍及广州每个角落，到是日下午，烈士陵园前的绝食及项明的名字，已经家喻户晓。这天黄昏，一批广船工人的队伍也开到了。“向工人学习”和“向革命小将致敬”的口号此起彼伏，绝食者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对这次行动充满信心。
“五三绝食”的“火线指挥部”是在绝食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后，才在“红司”司令部的主持下，仓促建立起来。指挥部分两班人马，一班是谈判团，负责与军方接触，他们以眼下的大规模绝食运动威胁军方就范，另一方面想方设法与北京保持联系。另一班人马负责宣传，他们必须随时把绝食的情况告诉市民，争取广大的同情，他们还要把谈判的情况向绝食者报告，鼓动人们的斗志，不使出现低潮。为了胜任这个宣传任务，美院学生李正天及“革命钢杆”的一批学生，组织了一个通讯部。开始时，这个通讯部人数不多，然而在几十个小时之中，竟奇迹般的发展和健全起来，在绝食结束时，它已经成为一个庞大而有系统的机构。鉴于这个临时通讯部的效能和功劳，绝食后“红司”把它收编入司令部，遂成为著名的红司的情报和通讯组织--五三通讯社。该社出版的“五三通讯”是广州旗派的一份重要的内部刊物。当然在“红司”和“三司”内战期间，“五三通讯”在原则上是对三司封锁的。)
翌日中午，有几位女生在烈日的暴晒下晕倒，被送到中山医学院急救。这几位天真幼稚的绝食者在苏醒以后继续绝食，她们“不释放项明，决不复食”的山盟海誓使守护的医生和护士感其坚贞无不流泪，他们只好在病人再次晕厥之际，灌输葡萄糖以续其生。通讯组把这些感人肺腑的事绩编成独幕剧、歌曲、诗歌、快板，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宣传。这些应景之作虽然粗糙，却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第三天，绝食者接二连三地晕倒。指挥部负责人黄意坚（他也是绝食者）把体弱者转移到树荫底下喘息，由于饥饿，现场气氛渐转沉闷和消极。黄昏时分，数以万计的市民涌向烈士陵园，为绝食者助威。
军方对绝食的群众采取强硬的态度，他们拒绝释放项明，任势态发展。到五月五号，绝食告急，随时会出人命，但军方仍然固守立场，对步步紧逼的谈判代表不作丝毫妥协。军方认为虽然军区在三月中有错误，可是逮捕项明是正确的，因为项明是坏人。
群众代表则认为，如果军区拒绝释放项明，无异坚持其错误。
在当时，项明问题是两军必争的堡垒，倘若旗派攻破，则会得寸进尺，举一反三，大可干一番直捣黄龙的事业。军方对旗派意向已有明察，所以他们固守成命，决不开这个放人之先河。绝食途中，军管会副主任陈德曾到现场观察，要求旗派复食，放人之事于复食后协商。绝食者坚决回绝了军方的提议。势态至此，已成僵局，除非得到北京表态。
两千余名红旗战士生命垂危，但没有一个人动摇退出。十几辆救护车不时发出急促的钟声，把休克的绝食者送到医院急救。绝食现场成为整个广州的关注中心，军方不顾民众死活的举动受到越来越强烈的谴责。在旗派驻北京代表的敦促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中央终于出面斡旋。
五月六号中午，“中大红旗”接到周恩来总理拍来的电报，主要内容是﹕一．吃饱饭，睡好觉，养足精神闹革命；二．抓错了人应该放；三．群众有意见，可派代表与军方协商。来电既经军方证实，项明马上获释。下午三时许，刚从公安厅监狱出来的项明，在烈士陵园的前门出现。饿了八十多个小时的绝食者和成千上万的群众欢呼雀跃，像欢迎英雄归来那样欢迎项明。历时四天的“五三绝食”，至此已告大获全胜。
第三节、力争“八一战斗兵团”平反
四月中旬，周恩来的广州之行已替“珠影东方红”平反，五月初经过红旗派的卓著斗争项明得以释放。在这有利形势的鼓舞下，广州红旗派又开始为“八一战斗兵团”的平反而努力。但这一行动也遭到军方顽固抗拒。
“珠影东方红”只是被打成“非法组织”，人员涉及也少，故平反阻力不大。“八一战斗兵团”被打成反革命组织，两千多人被捕，现如果平反，当证明军方三月间所作一切彻底错误，而且会带来种种不测的后果。故军方坚拒为它平反。虽然释放了一些人，但头头骨干仍然关押狱中。“八一战斗兵团”名义上还是个“反革命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营救狱中战友，红旗派中最勇敢的组织“红司”曾考虑过进行劫狱。四月下旬，“红司”总部曾召集多次会议，商讨冲公安局和劫狱的计划。“五．三”绝食后，六号晚上，军方和红旗派的代表按中央来电的精神在珠江宾馆举行会谈。红旗派代表提出释放在押旗派成员，被军方以拖延的方式予以拒绝。于是劫狱一说又被提起。旗派获悉军管会已把一批“犯人”移往郊区某监狱。据一位“公安红旗”介绍，此监狱防守严密，墙高，电网密布，瞭望塔上架有机枪。高墙外还有开阔地带。在通常情况下，劫狱如做梦。但考虑到此正是中央三申五令期间，军队未必敢向大批无武装群众开枪扫射，故有可能用人海战术冲进监狱，营救战友。但是这个计划实施起来有个最大的难题，就是如果真正的犯人也乘机逃走怎么办？在一片混乱激烈的气氛中，这是很难控制的。这样，事情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就会受到中央的否定甚至惩处。在反复的考虑之中，这些计划被一再搁置。显然，劫狱的动议是值得赞赏的，它反映了红旗派反政治迫害斗争的坚决。而没有真正付诸实施也是正确的。否则，红旗派会陷入极为不利的境地，甚至广州文革史也会因此而重写。
六月间，红旗派要求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的呼声已形成高潮。有关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街头，一些红旗派的大组织还组成平反调查组，收集各方面的资料，如被捕人数，“八一战斗兵团”的成员构成，做过一些什么事情，用以说明它是革命群众组织却遭到军区错误的对待。
在红旗派强大舆论的压力下，六月二十三日广东省军区发布了“关于‘八一战斗兵团’的说明”，坚持认为“八一战斗兵团”被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所操纵，在运动中干过许多坏事，证据确凿，确实是反革命组织。并声称取缔它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此外，“说明”也降下调子，表示军方已区别对待“八一战斗兵团”的一般成员和极少数坏头头，并摆出一付和善面孔说“八一战斗兵团”的受蒙蔽群众精神上不要有负担，应振作起来和广大革命群众一道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云云。
军方的“六．二三说明”立即受到红旗派的批驳和揭露。与北京高层有联系的“中大红旗”已获知，军方把“八一战斗兵团”定为反革命组织的决定，事先并未获准于中央。这使红旗派更敢放开手脚干。街头一波一波的大字报都严厉谴责军方制造谎言。
“红司”系统的“中南林学院红色造反者”、“红色暴动”、“工联中南林分部”冲得最前。他们发表“关于‘八一战斗兵团’的严正声明”，强烈驳斥军方，并要求军方立即公布把“八一战斗兵团”打成反革命组织的数据，看站不站得住脚。在一片同仇敌忾的气氛中，有的红旗派组织已断言，“八一战斗兵团”非平反不可，而且军方还须为它的错误承担责任。实际上，不等到正式平反，许多基层单位的“八一战斗兵团”已恢复其组织，亮出旗帜，戴上袖章。军方对此已无可奈何，但仍顽固守着它的败瓦颓墙。
六月二十九日，“红司”、“工联”、“新一司”、“红旗贫下中农”等组织数万人在体育场自行召开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的大会。会议气氛极为热烈激昂，旗帜招展人潮汹涌口号声震天。“八一战斗兵团”的代表上台发言并宣布重树“八一战斗兵团”大旗。
七月间红旗派的斗争声势不衰，一些很具份量的文章不断出现。如“红色暴动”的“历史宣判‘八一战斗兵团’无罪”，“暨大东方红”的“八一战斗兵团十大功绩”等等，使平反斗争形成持续高潮 。
在红旗派为解救无辜受迫害的民众而努力奋斗时，总派在一旁干着它们的拙劣表演。红旗派“五．三”绝食时，他们仍用宣传车大叫“三月东风浩荡，军管成绩辉煌，”“绝食只能触及肚皮，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攻击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饿死活该！”等等。此时红旗派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而呼喊时，总派除继续弹“三月东风浩荡”的陈词滥调外，还声称为反革命组织“八一战斗兵团”平反是反革命复辟的具体表现。气势汹汹地责问，还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总派的这些行为充分地表现出文革中的保守派完全是中共原有社会秩序的卫道士和中共政权中最凶残顽固一翼的打手爪牙的特质。这些爪牙打手在未能用语言文字把红旗派压下去的情势下，再加上军方的暗中唆使，终于使用了暴力手段。
总派的武装压力并没有使红旗派放弃平反的努力。七月下旬，由于武汉军区的垮台，一方面给广州军方头目带来若干心理的压力，一方面武汉的造反派纷纷南下广州，援助广州的造反派战友，使红旗派声势更振。七月二十九日，自行恢复的“八一战斗兵团”竟发出“关于敦促广州军区、广东省军区迅速改正错误的声明。”措辞极为严厉。声明若不为“八一战斗兵团”彻底平反，立即释放其领导人莫竞伟，将在适当的时候，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军方负责。八月三日，军方在造反派的强大压力和全国范围对军方不利的气氛下不得不释放莫竞伟。
八月十四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广州红旗派代表。有代表对周恩来说﹕“‘八一战斗兵团’被打成反革命，至今未得平反。”周恩来听后立即说﹕“好，现在给它平反。”说着拿起一支红铅笔在“八一战斗兵团”的名单下面划了一条红杠扛，并说﹕“我给你们划上红的，好了，‘八一战斗兵团’平反了。”全场掌声雷动。消息立即传到广州，红旗派士气更振。九月十八日广东省军区终于不得不颁布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的公告，承认“八一战斗兵团”是革命群众组织，取缔它是错误的，并向它的全体成员赔礼道歉。十月十四日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为“八一战斗兵团”彻底平反大会。大会有二十万人参加，是广州红旗派一年多的奋斗历程中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会。真正是人海、旗海、心海。人群的欢呼声、口号声山摇地动。至此红旗派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的斗争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显然，“八一战斗兵团”得以平反，系有赖于两个缺一不可的因素--民众的强烈争取和毛中央的支持。毛中央并不主动责令军方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故若民众不作强烈要求，此案也会维持原判。但若无毛中央的支持，手握重兵的军方决不会屈服于民众的呼喊，民众也无力强迫军方就范。
针对这种情况，或许有人会质疑，依靠毛，这个中共专制政权的最高主宰来反对地方上的次级主宰是否值得称道？或简言之，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否有正面意义？
诚然，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社
会的发展从专制制度到民主政体这中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决不可能一蹴而就。认为民众的抗争行动必须指向“皇帝”才值得赞扬，这是很不现实的看法。中国当代的“皇帝”有两个，一是毛本人，一是中共政权，在那个时代这两个“皇帝”都是决不可以反的。且莫说当时绝大多数人的觉悟水平还未到反“皇帝”的地步，即使是很少数有这个觉悟水平的人也不敢表露出来。因为一旦暴露，就会被剥夺生命。对极少数荆柯式的英雄人物的壮举，当然可以表示赞叹，但不可要求广大民众去效法他们。而且那些壮举大多并无实效。“荆柯”们被秘密抓捕又被秘密处死。“皇帝”的威势丝毫不受冲击和削弱。然而利用“皇帝”与贪官之间的嫌隙，利用官僚统治阶级内部产生裂痕的历史契机去接受“皇帝”的庇护，打击贪官乃是在某一程度上争取民众利益和削弱“皇帝”社会基础而又可尽量减少民众自身损失的最佳途径。现今，第一个“皇帝”毛因自然原因早已永离人世，第二个“皇帝”的威势也相当式微。这正是多年来民众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累积效应。当第二个“皇帝”式微到一定的程度，觉悟水平已够的民众便会起来终结它。而且不会因实施这个终结行动付出太大的代价。再则，如果民众连反贪官的意识或行动都没有，或如现在某些人那样，认为只有好官，并无贪官，那么他们又从何去谈“反皇帝”呢？
即使我们暂抛开这些宏观道理不谈，就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红旗派的行动也完全是正确的。“八一战斗兵团”的许多头头骨干还关在大狱里受苦，大量的一般成员还背着参加过“反革命组织”的黑锅。“阶级斗争”的利剑随时会掉下来斩向他们的头颅。这个时候是应该去反具体迫害他们的次级主宰，还是去反并不直接迫害他们，甚至在某一程度上庇护他们的最高主宰？答案不言自明。否定文革中的造反派依靠最高主宰去反对次主宰的正义性是一种最不顾社会环境，历史条件的高调空谈，对中国民主事业也是极为有害的。
相对于造反派，保守派则是既不反“皇帝”也不反“贪官”。岂止不反，还充当“贪官”的辩护士，乃至打手、爪牙，助纣为虐，去打压敢于起来反那些次级主宰的造反民众。他们的这些行动毫无疑问，是非正义的。然而令人极为错愕的是，他们几乎不受谴责，一些人责难的唾沫总溅到造反民众的身上，难道历史瞎了眼睛？
说来广州红旗派也有比其它地方造反派幸运的地方。那就是当年迫害、镇压过他们又受到他们激烈反对的广州军头黄永胜、刘兴元、孔石泉、黄荣海等人都因与林彪体系有瓜葛而倒台。红旗派总算少背一份迫害中共好干部的罪名。武汉的造反派就不同了。把武汉“钢工总”打成“反革命”的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等因行动过于鲁莽，开罪毛中央，而受惩处。但七六年毛归西，四人帮倾覆，及至邓小平复出后，陈等人重获正面评价。虽因年岁大未官复原职，但也荣耀有加。于是陈再道们的对头“钢工总”等武汉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就更多了一份罪名。王绍光先生所著《理性与疯狂》一书对武汉造反派大加挞伐，直至把武汉造反派称为四人帮的“走狗”。不少人说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多为软骨病患者，看来也不尽然。王绍光骂起造反派来，不是筋骨强劲，腰脊挺得很直吗？或曰王先生长居海外，当不属为中共豢养之辈。然而世间之事常为雾里看花，外人何以能洞悉个中奥妙，深究这些也毫无必要了。
(第五章 六七年春末夏初---重现生机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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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8-20 12:0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