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佩英评传 王佩英评传之一——无念尔祖 聿修厥德
郭宇宽
深夜了，坐在他宽旷的办公室里，张大中的情绪还是有些激动。改革开放之后，从最初的个体户，一步一个脚印地成为有数十亿资产的成功企业家，他的名字常常在商业杂志上出现。他给很多人的印象都是乐观随和的，脸上总挂着笑容。在赫赫有名的大中电器公司里，很多人都知道张大中给自己的定位是“首席店小二”。我和他见面源于查建英的介绍。这些年来，我陆陆续续在业余时间做了一些记录民间口述史的工作，建英告诉我：“你应该见见张大中，他家的故事你应该会感兴趣的。”
“你看看这个”，张大中递过来一份复印的判决书。抬头一段“最高指示”“坚决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里面记录着一个叫王佩英的女人“系地主分子”，罪行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自1964年至1968年十月，书写反革命标语一千九百余张，反动诗词三十余首，公开散发到天安门、西单商场等公共场所，并多次当众呼喊反革命口号，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提到她在押期间还“疯狂地咒骂我党，气焰嚣张到极点……民愤极大。”结论是“依法判决现行反革命犯王佩英死刑，立即执行”。这份判决最后还注明“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不过落款的盖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七零年一月二十七日”[1]。
“她是我的母亲”，张大中说。母亲生前在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工作，父亲1960年因肝病去世，家里有七个孩子，他排行老三。母亲成为现行反革命给他们全家带来灾难性的打击，直到1980年母亲平反后，才不再受到政治上的歧视，他最初创业的钱就来自于母亲的一千元抚恤金。“没有母亲就没有我的今天！”张大中觉得，在家里他和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因为六十年代他留在北京和母亲接触最多。他并不知道其他兄弟和妹妹对这件事的态度，“弟弟妹妹当时年纪都小，他们不大懂。我哥是特别老实的人，对政治不敏感。”并且多年来，家里关于母亲的话题始终是一个沉重的禁忌，在各种家庭聚会中也有意回避。“对母亲的事儿，估计他们也不大了解什么。”张大中认为。
张大中又递给我一份“再审判决书”，这是1980年的。政治气氛好转后，在他的反复上访下，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王佩英从一九六三年开始患精神病。原判认定王的罪行是在其精神病状态下的胡言乱语，不应负刑事责任。”[2]
“她对我们这些孩子都很好，没有什么不正常啊！”张大中怎么想都觉得母亲不是精神病，他认为母亲其实是明辨是非、有正义感的英雄。“当时就听说她的所谓反革命言论是：批评毛泽东、让毛泽东退出历史舞台，说刘少奇、朱德、彭德怀是我党的杰出领导人……，文革的时候，国家被搞成那样，今天看来，她说的都没有错啊！”
但是张大中自己也想不通。在他眼中，母亲很平凡，就在铁道设计院当一个清洁工，既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搞政治的，在家里她也从来不跟孩子谈政治。他记得在母亲被判刑之前，曾有一次对他说：“孩子，妈妈做的事情可能要连累你们，妈妈对不住你们啊！”说明她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很难理解，如果母亲确实是一个捍卫真理的烈士，她这些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我想拜托你帮我搞清楚，我母亲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张大中诚恳地说。
王佩英评传之二——现在就开始回忆吧
郭宇宽
一个女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精神病、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气焰嚣张、坚决镇压……。几个关键词在我脑海中串联起来，就立刻让我想到一个故事的梗概。从1949年之后到1978年之前，中国大陆出现过多次以各种名义而发动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所有和最高当权者有不同政治意见的人，稍有表露，必受迫害，更不要说被捕在押期间还坚持不改自己观点的人。几乎根据经验判断，我就可以断定王佩英是一名烈士。
今天已经很难考证总共有多少人被卷进了那个年代的政治绞肉机。国内涉及那段历史的很多档案依然被封存，年轻人只是模模糊糊的知道有一个“十年浩劫”。以致于今天还不乏有一些“新左派”、“老左派”公开的歌颂文化大革命。德国二战之后，到现在每年都要纪念奥斯威辛，并且让下一代参观，以牢记历史教训，而中国某种力量似乎有意识地要让人民遗忘那段并不遥远的历史，我们好像只有在教训邻国的时候才会理直气壮地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我们的主流社会对文革的认识依然是肤浅的。希特勒把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目的是净化社会，理由是犹太人擅长从事商业金融行业，属于不劳而获的寄生虫；萨达姆用毒气对付库尔德人的时候，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帜，理由是他们为叛国者。我们假如批判他们，不会说希特勒犯了“反犹太人罪”、萨达姆犯了“反库尔德人罪”，我说他们犯了反人类罪。同样，当毛泽东夺取天下，自己已经成为“红太阳”之后，对手无寸铁的本国国民同胞发动一次又一次、从精神到肉体加以摧毁的政治运动，毛泽东不是在“反地主”、“反右派”、“反党内走资派”，而是在反人类。
一个尊重人的社会才会有人的尊严。在孟子看来人和动物的差别其实并不大，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关键就是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而这些人性最光彩的东西在“红太阳照耀”的年代，似乎都被摧毁了。在那个年代除了伟大领袖，生命的个体就像野草一样低贱。不要说持不同政见者，就连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基石的贫下中农们也没有生存的保障。在1959年到1961年大饥荒中，杨继绳寻访了作为粮食主产区的信阳。当时河南省委书记杨蔚屏的调查是“槐店公社大梨树大队死亡60%以上，潢川县双柳公社新华大队死亡65％以上”。而更令人吃惊的是，杨继绳采访的见证者告诉他“饿死这么多人，没有人哭。”尸体也没人管，“冬天没处理。一直到春节发粮食，公社出面组织人，一人发一副手套往土井（1958 年挖了不少这样的井）里拖，尸体都变形了也分不清谁是谁，拖到一个土井里集体埋了，一般是一个土井埋100 多人。”[1]绝大多数老百姓就像蝼蚁一样死去，没有名字留下来。他们不会反抗，甚至不会哭泣。更极端的有些人在被洗脑之后，枪毙的时候还高呼毛主席万岁，留下的遗书还是要子子孙孙“听毛主席的话”。你甚至怀疑这些人是否还有神经的痛感。
但是，有一些人选择了反抗。他们的反抗其实只是勇敢地对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荒谬加以质疑。加缪1951在他的《反抗者》一书中说： “在荒谬经验中，痛苦是个体性的，一有反抗活动，人就意识到痛苦是集体性的，是大家的共同遭遇。”因此，这样的反抗者也是极权体制最恐惧的敌人，那个政权对他们的折磨也最为残酷。张志新是1975年被枪毙的，行刑前怕她喊口号而割断喉管。而且经过多日“小号”，一种只能坐、不能躺卧的特小牢笼的折磨，已经被逼疯。用馒头蘸着经血吃，坐在大小便里。[2]林昭是1968年被枪毙的，她在狱中时“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不知玩出了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无论在我绝食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下，不仅从来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来没有减轻，比如两副镣铐中暂除掉一副……”[3]这些人在历史上真实的存在，使我们有自信说，中华民族并不都是软骨头，即使在最极端的暴政下，也依然有人延续良知和勇气的血脉。王佩英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位英雄。
但真正了解一个人和其对于生命道路的选择，绝不仅仅是判定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烈士或是叛徒那么简单。有时候你听中央台新闻联播里面用统一的慢三分之一拍的语调，读某位领导人的悼词，即使用一大串排比，也听起来更像是表态，而无助于你理解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对王佩英的好奇就在于，她除了是一位英雄、一个烈士，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一个怎样的女人、母亲和妻子？就像张大中做为她最亲近的儿子也都不好理解：他的母亲只是一个普通清洁工，那些当时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观念究竟是什么时候在母亲的头脑里开始出现的？是从哪里来的？
在法院的判决书、公安局的档案里，留下的也只是她没有上下文的片言只语。都是像口号一样、很激烈的表态，如果抽离上下文单独的拿出一句话看，你会觉得匪夷所思。甚至真的怀疑这个人是不是精神受到刺激，有些不正常。于是你会产生一种困惑：她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
以考据学孤证不立的原则，要真正理解王佩英的选择和心路历程、并给出对所有按照逻辑思考问题的人都有说服力的结论，在我看来需要同时理清三条线索,一是王佩英个人的信息。她的成长经历，一切有可能塑造影响她人格的背景因素；二是王佩英的遭遇。尤其是在1949年之后，她的家庭，她的工作，她的友人都发生了什么；三是那个年代国家的命运。把这和前两条线索对照起来，就可以勾勒出王佩英比较清晰的形象，进而可以找出一个在别人看来身份职业都非常普通的女性思想的脉络。是什么使一位七个孩子的母亲，对一个时代的最高权力发出最坚决的异议。
王佩英并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反抗者，没有留下对她自己观念系统的叙述。假如是哈维尔，索尔仁尼琴，甚至巴金，都会留下很多流传的文字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她也不是地位很高的人物，被许多人关注，有很多门生故旧，比如刘少奇、彭德怀甚至林彪，即使他们自己没有留下什么，也总有人会追忆。
而要追寻王佩英的足迹，就必须主动去敲开一扇扇沉默的记忆之门。尽管张大中一开始觉得他的弟妹不见得对母亲了解什么，我还是坚持要采访老张家每一个家庭成员。多年来母亲的死是全家心头的创伤和巨石，即使在文革结束后，张家的家庭聚会中兄妹们也会小心地避开关于母亲的话题。王佩英一共有过八个孩子，头生女儿很小就夭折了，接下来六个都是男孩：老大张运生、老二张贵生、老三张大中、老四张大江、老五张大路、老六张大圃。最后一个小女儿，是她最疼爱的。因为一直想有个女儿，因此对朋友们都说“这下可是可了我的心了！”于是就叫张可心。
张家老二、老五都已经因病去世了，我只能采访其遗孀。大哥张运生前些年中风了，丧失了语言能力，走路也需要人搀扶，所以张家往事只能由其夫人扬永茹女士讲述。怕触动悲伤的记忆，以往杨永茹并没有系统地向张运生了解过张家发生的事情，只能根据长期共同生活中偶尔的只言片语，还原一些片断。
杨永茹被采访的过程中，张运生坐在旁边。他不能说话，但提到很多事却显得非常激动和悲伤，时常掩面而泣、老泪纵横。有些地方似乎想补充什么，却只能发出含混的音节。采访结束的时候我和他告别，张运生不能起身，坐在沙发上挥手，于是我上前和他握手。他捏住我的手非常用力，还一边在点头。我想把手抽出来都没能做到。当时我还开玩笑说：“老先生力气不小啊！”回家以后，再想起张运生当时盯着我的眼神，应该是有所托付的意思。
张家的几个孩子每人性格都不一样，对那段历史的体验也不一样。回忆母亲是残酷的，就像撕开早已结痂的伤口。但也是必须的，因为他们对母亲的回忆都有不同的独特视角。老四张大江是个活生生王朔笔下的“北京顽主”一样的人物。对政治毫不关心，说到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都来一句“挺好玩儿的”。但对朋友非常仗义，似乎在街坊的年轻人、甚至小混混中颇有威望。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母亲被关押期间和枪毙之后，张家并没有受到红卫兵冲击的原因。老六张大圃当年是个积极的红小兵。在学校是班长，文革一开始就跟着一些大人到处去“抓反革命”，母亲一出事，他班长就被免了。大圃含着泪叙述说，当时，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的批判大会。他想能不能主动要求在大会上发言，站出来批判母亲、和她划清界线，这样就可以得到组织的认可。回家和大哥讲了这个想法，大哥脸色非常难看，但也不说他错了，就是不让他去。大圃说：“假如那次我去了，以后我这一辈子都会活在羞愧之中。”
我采访王佩英子女们的时候，就在想：丈夫去世后，这样一群孩子要让她操多少心？！
更难采访的是其他旁观者和当事人。王佩英的友人大多数已经过世，健在的也都八十多岁了。而且即便是王佩英的友人，往往直到现在也为她在六十年代的政治立场感到恐惧，或者说他们很难理解王佩英为什么要批评毛主席，那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有人留着眼泪回忆说：“王佩英居然连毛主席都骂，真的是疯了！”。可想而知，王佩英在她失去自由前的最后时光，是“多病故人疏”了。除了那些为之惋惜、伤感的友人，更多的是在一个单位工作的同事。他们中不少人或多或少的对王佩英的死负有责任：有的检举了王佩英的反动言论，有些人甚至直接就是打手。采访这些人是最困难的，大多数都拒绝接受采访，有的接受采访也在问及关键问题时反复说：“老了，糊涂了，想不起来了。”但从这些人的其它表现包括表情来看，他们并不糊涂。这样的采访是难得的观察人性的机会，大多数人是没有勇气面对自己不光彩的经历的，而掩饰的方法则各不相同。有一次我和张大中聊起这个的现象，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很感动。张大中说：“就算那几个当时主动参与迫害了我母亲的人，我今天也不会记恨他们，而且想劝他们别太过意不去。因为在那个时代，他们都只是被利用的老百姓。”
但是我很怀疑：有些人真的会为他们做过的事情，感到哪怕一丝的自责。
还能做什么呢？现在就开始回忆吧。
[1]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2] 王友琴: Memorial for Victim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3] 载于《中国青年报》 林昭：有的人永远不会被历史忘记， 她的故事被纪录片导演胡杰拍成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
[/td][/tr][tr][td] 王佩英评传之三——王佩英的闺秀时光
郭宇宽
[/td][/tr][tr][td] 王佩英一九一五年出生在河南开封。这是一座历史名城， 曾被称为大梁、汴梁、东京、汴京。古人曾有“琪树明霞五凤楼，夷门自古帝王州”的诗句。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就是北宋开封的繁华。直到1954年10月河南省省会迁往郑州，开封变为省辖市，与往日的辉煌相比才逐渐的衰落了。
有两位在中国历史上备受推崇和敬仰的人物与开封都有深厚的渊源：一位是在戏剧里常被表现为黑脸的包公。在豫剧中包公戏尤其多，其实他是安徽人，但一出《铡美案》太有名，“包龙图打坐开封府”的唱词几乎妇孺皆知。北宋时期，他在开封担任过类似今天纪委书记、开封市委书记之类的官职，以至于很多人觉得包拯就是开封人，现在开封还有包公祠。千百年来包公形象受到老百姓的传颂和戏剧的不断演绎，寄托着民间的正义感。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与今天类似三权分立的制衡体系，皇权是一切的中心，以儒家思想为背景的“以道事君”甚至“以道抗政”是对皇权几乎唯一的制约。例如在《打龙袍》戏中包公批评宋仁宗赵禛不孝。因为前面还有一出著名的戏《狸猫换太子》，讲皇帝的亲娘李妃受到迫害避难民间。在儒家的传统下，说一个人不孝几乎是最严厉的批评，而且是当着群臣的面批评皇帝。皇帝狂怒，几乎要斩他，但他坚持说皇帝错了。最后皇帝在事实面前悔悟，不仅认错，还脱下龙袍让他打，以作为象征性的责罚。包公戏广为流传，在我看来，其实体现了中国老百姓委婉表达的是非观——皇帝也是可以批评的，而且即使他是皇帝，他错了就该认错。[1]
另一位是明末的史忠毅公——史可法。他常常被当作是江苏人，他的祠墓在扬州，其实他是开封人，和包拯一样都是进士出身。在大明朝江河日下的时候，他一个书生起兵勤王。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很有军事才能的人，夏完淳说他：“史道邻清操有余而才变不足。用兵将略非道邻所长。”他守扬州城只守了一天就被多铎攻破了。清军占领扬州后，为威慑江南汉族人民，对扬州展开了屠城。杀人、纵火、强奸、抢劫，暴行一直持续了六天，多铎才下令封刀。扬州一直是运河上的交通枢纽，是人口稠密而重要的商业中心，加上战前逃入城内的人，这场大屠杀遇难人数之多，当时估计有80万人，有的保守估计也为30万，其惨烈胜过四百年后的南京大屠杀。有人或许会说：史可法怎么这么傻啊？扬州外围的明军当时都投降了，扬州一座孤城，外无援军内无粮草，从军事上讲是守不住的。如果他不抵抗就不会激怒清军，也许就不会有大屠杀了。这种逻辑是冷酷而又怯懦自私的，怎么能怪史可法呢？其实在多铎劝降时他就表示过：“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怡，但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举起屠刀的人才有罪，而不是坚守自己信念的人。中国的文化有两个层面：一方面父母教育自己的孩子，也是为了保护他们，常常会告诉他们要识实务者为俊杰；但另一方面我们向往的理想人格，我们视为文化标杆的先贤，必然有着坚守信念毫不退让的决绝，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
我列举这两个人物，是因为在我看来，一个人在深思熟虑之后做出某种旁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的选择，一定有其思想的资源。这种思想资源不见得一定如学者那样坐在书斋里，从故纸堆里获得。可能来自于童年他成长环境中的耳濡目染，比如听说书、听唱戏所获得的熏陶，浸润在其潜意识中的善恶是非观念等。一位西方传教士曾观察中国人的性格，认为中国人是一个具有强烈演戏本能的种族，戏剧几乎是惟一的全民娱乐方式。并得出带有调侃的结论：“中国人之热衷于看戏，就如同英国人喜爱运动、西班牙人喜爱斗牛一样。任何一个轻微的刺激，都会使任何一个中国人把自己当做戏剧中的一个角色”。[2]往更深层次说，历史是中国人内心最隐秘的信仰。一个基督教背景下的人在考虑自己的选择时，也许会想到自己要在上帝面前接受的末日审判，而一个中国人终极的敬畏是历史。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中国人对死后的灵魂往往采取不可知论的态度，但历史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大人物会在史书上留下评价，遗臭万年或留取丹心照汗青，一个小人物也会在祠堂和家谱里有他的位置，甚至有些人如果参与了一些历史事件，会在未来的戏剧中被描成红脸或白脸。外国传教士很难理解，儒家文化背景下，一个中国人扮演的似乎戏剧中的角色，其实是他心目中自己在历史舞台上的角色。
王佩英的父亲是一个商人，她是家里的独女。她的童年应该是被视为掌上明珠的。据文革前外调材料中提到的王佩英童年生活，语气不无夸张，刻意强调她的“剥削阶级生活”，但也反映出一些真实情况：“家里两个保姆对我非常好……冬天吃一碗剩一碗，夏天吃一碗晾一碗，夏天有人给我打扇子”。她7岁那年生母去世，父亲续娶了继母。12岁时父亲也过世了，留下的遗产有部分房产[3]和地产[4]，应该还有少量的钱和其他家当[5]。14岁继母也病故了，不知道家里还有没有其他的佣人，但可以确认的是一直有一个老妇人在全方面的照顾王佩英的生活。
在16岁那年，王佩英考进了静宜女子中学[6]。这所学校在中国的教育史上赫赫有名，是天主教开封主顾修女会会长盖夏于1932年创办。盖夏嬷嬷是一位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着强烈热爱的传奇人物，出生于美国，1920年就来到开封传教。[7]在日军占领河南期间，她和其他修女在保护、救助难民方面有很多英勇的行为。1948年，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军在中原溃败，盖夏嬷嬷选择了迁校去台湾[8]，重建静宜，就是今天的静宜女子大学。她的后半生都在中国度过，直到1989年95岁的时候逝世于台湾。顺带一提的是，开封在上世纪整个三四十年代都是中国天主教发展的重镇，今天开封城东还有1932年修建的规模宏大的天主教河南总修院遗址。
王佩英是静宜女子学校的第一届学生。她当时父母均已去世，照顾她的老妇人文化程度也不高，静宜又是新办的学校。因此可以推测，报考这样一所教会学校是王佩英自己做的主张，也可以看出在那个年纪她已经有相当的主见了。
当时开封社会上常说“静宜是贵族学校”，其中有一些国民党高官的女儿，更多的是一些富裕中产家庭的子弟[9]。
据一些校友回忆，双龙巷校址是购买清末官吏林家的花园，教师大多是北京辅仁大学毕业的校友，学生必须食宿在校。学校重视英文教育、体育教育、科学教育。在1933年的《训育规程总纲》中，即提出一些现在看来都颇为先进的教育理念，比如教育目标是“以期养成忠实健全之公民”，教育要目有“训练意志、期能刚健笃实、见义勇为”；“启发思想、期能遇事反省、破除盲从”等。大多数学生并不是来自天主教家庭，但校内还是修有可容纳百人的小型教堂，可主持弥撒。虽然王佩英1949年后并没有过多提及她的这段教育经历，但一些来自宗教的普世价值观念，对她应该有潜移默化影响的。
基督教强调人是有罪的，所以要向更高的存在保持谦卑并勇于通过忏悔寻找救赎，这种思想资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稀缺的。而这对于我们到后面要理解王佩英自蹈死地的一些言行，会有所启发。[10]
[1] 1959年4月，毛泽东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遂于6月间发表了《海瑞骂皇帝》，并写了《海瑞罢官》的剧本，这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可见毛泽东的时代，提倡的讲真话，主要是为了批判刘少奇和其他对他的权力有威胁的人，对于真正的皇帝，也就是他自己，是不能批评的。在文革中包公戏也被“样板戏”所取代。
[2] 作者： （美）明恩溥 著，刘文飞，刘晓旸 译 三联书店出版 作者原名Arthur Henderson Smith1872年受美国公理会派遣来华在山东西北部传教，熟悉中国民间的生活。
[3] 二十几间房产的说法，来自王佩英１９５０年的入党汇报材料，考虑到共产党有推崇无产的传统，实际情况比这个数字只可能多，不可能少。还有一种说法根据河南一些生前好友的描述是宅子占地十几亩。后在王佩英被捕前的外调材料中说，王佩英继承的遗产共房屋四十三间，土地四十三亩。有“老裁缝”回忆，王家的房子非常气派，“在开封北道门街数一数二”。
[4] 这说明王家已经很多代生活在开封。
[5] 王佩英和张以成结婚后,张以成长期没有工作和稳定收入,都靠变卖家产维持。
[6] 这段教育经历，是在王佩英的档案中查到的，包括张大中在内的子女均不知道母亲曾在教会学校上过学，可以理解的原因是49之后，外国教会在中国的办学被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
[7] 据总部美国印地安娜州的天主教修女会The Sisters of Providence of Saint Mary-of-the-Woods的网站材料“The remarkable life of Mother Marie Gratia Luking”
[8] 从中能看出学校创办者的理念和政治立场。
[9] 高德惠写的回忆“高永昌与静宜女中”，高永昌37年之后任静宜女中校长。
[10] 无独有偶林昭也有基督教背景，曾就读于美国传教士办的教会学校景海女子中学，她曾经离开教会加入共产党，后来重归基督信仰，她说她所做的一切是出于“迷途重归的基督徒的良心”。
── 原载 王佩英纪念网
Saturday, August 1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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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8-15 21:3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