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十年（1979-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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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80

这就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生活的主旋律，自由民主的精神在民间激情迸发；各种新思潮随着各种社会、文化活动滚滚袭来，不可避免带有几许躁动甚至走向崩溃。人们谈论着北京的“民主墙”、新潮艺术运动、迪斯科、“自由女神”像和天安门。领袖崇拜的狂热逐渐散去后，中国在激动与疼痛中迎来了又一次文化艺术的西学洗礼。
后毛泽东偶像时代也开始于此。摇滚明星崔健、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和陈凯歌、作家王朔和余华都在不同的文化领域中崭露头角，王广义、谷文达、徐冰、蔡国强、方力钧、岳敏君和张晓刚这些当今中国前卫艺术巨星们，也在同一时期踏上各自征程。
也许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和繁荣如此迅速而不可思议，也许是1980年代距离今天已经足够久远，当下对八十年代的怀旧和回顾蔚然成风。似乎人们在不约而同地回顾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起点。
旅居海外的华文作家查建英，将目光聚焦在他们那一代人严酷与理想并存的青春记忆，出版了她的新书《八十年代访谈录》。在“八九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上因“枪击作品”而载入艺术史册的女艺术家肖鲁，沉寂多年后在纽约Ethan Cohen Fine Art Gallery举行了她新的个展。
在中国南部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深圳，“创造历史——中国20世纪80年代现代艺术纪念展”也在OCT当代艺术中心隆重举行。这场展览收集了超过一百份珍贵的艺术品原件、照片、书籍以及录像资料，王克平的偶像木雕、王广义、张晓刚的油画、顾德新、黄锐、黄永砯、谷文达和吴山专等的早期作品都静静地陈列在展厅现场。策展人黄专认为本次展览是对那个狂热时代的纪念和反思。并试图借此回顾梳理整个八十年代活跃的艺术家群体以及艺术运动之盛况。八十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变革意义的时代”，他说。遗憾的是除了广东地区之外，这场展览似乎并没有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很多艺术家在回顾八十年代时，也将它称为理想主义、乌托邦式的时期。尽管充满艰辛和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但激情与新思潮仍然激荡在大家心中。他们中的许多人选择在这一时期走出国门，例如王克平、谷文达、徐冰、蔡国强、严培明等远赴欧美。
不可否认，八十年代为中国空前的经济繁荣，社会改革、思想开放的现代化成就奠定了基础，但整个社会也不可避免地走过一段躁动焦虑、反复直至逐渐醒悟的蜕变之路。
如今在苏富比或佳士得拍卖场上发家致富的中国艺术家们，回忆起清贫而理想化的八十年代不免唏嘘万千。当年最乐观年轻艺术家们恐怕也没有做过这样异想天开的梦：熬过二十年，中国当代艺术将震撼全球艺术市场！人们不禁要质疑，在经济浪潮不断侵袭的进程中，那些曾经的“先锋”艺术家是否已丧失了挑战自我及创新思考的能力？至少作为中国代表性的艺术批评家之一的黄专曾这样问道。
王广义“文革”海报套用西方品牌标语的标志性油画，现每幅售价已超过十万美金；方力钧，当年在中国美术馆参展的年轻小辈，也成了眼下国际知名的艺术红人；八十年代默默无闻的张晓刚，是今年国际拍卖场中最炙手可热的中国当代艺术投资对象，其1993年的作品《天安门》在佳士得秋拍上以230万美金再创新高。八十年代不仅仅记录了他们那一代人青春躁动的冒险理想，也记录着当下西方艺术品收藏家面对中国当代艺术时所表现出的疯狂热情。
很多新的问题油然而生：八十年代真的为当代艺术的繁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什么艺术运动进入1990年代后嘎然而止？八十年代被缅怀成最后的纯洁与理想主义，在文化和政治运动过于激进之前，象征着真正的思想解放，这是否是一种过分的美化与误读？
似乎并没有人知道这些问题的确切答案。但这样的历史情景确实曾经发生：整个八十年代，各种文化艺术实验运动高潮迭起，艺术家们充满创造和破坏的双重激情，创作，甚至焚烧自己的作品。

二 开始：“星星”美展

1980年代实际上始于1979年。时代纪元并不总是以某些历史、文化事件为首尾，但在大多数艺术批评家心中，多事的1979与1989年象征着八十年代的开始和结束。
文化大革命结束三年后，一群自称“星星画会”的业余青年美术作者1979年9月27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东侧的铁栅栏上展出了他们的前卫艺术作品。在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星星美展”中，年轻艺术家第一次表达了“艺术要介入社会”、“力求新的表现形式”等想法，反叛“文革”偶像崇拜的创作模式，对官方传统文艺理论也提出了异议与冲击。
长期以来，毛泽东时代“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方针在文艺界演变成“艺术为政治服务”的行动思想，几乎所有的文艺创作都陷入主题先行，吹捧描绘工农兵的伟岸形象。但七十年代末期，随着政治形式的巨大变化，打开了思想阀门的美术界不断受到西方现代艺术理念的浸染。到了“星星画展”时期，年轻的艺术家们终于集体发出自己的声音。
王克平在木雕《偶像》中将毛主席塑造成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佛祖，这件反思“文革”时期将毛泽东视为不可触犯的国家象征的作品，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邓小平推出的“改革开放”在八十年代起步时并不顺利。不同的政治声音影响着局势的发展。几乎前一天“开放”还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后一天艺术家们又被允许可以自由的表达所思所想。
达达主义、波普艺术、超现实主义等西方艺术理论都在这时涌入中国。1985年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美国当代艺术家罗伯特•劳申伯作品展，许多年轻艺术家深受启发，林林总总的实验艺术运动在全国蔓延开来。
虽然著名的“星星画会”在王克平、艾未未等“星星”成员离开了中国后很快陨落，但1985年更多前卫的年轻艺术家又冉冉升起。他们大多数在文革时期还非常年轻，是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率先进入各大国家美术高等学院的那批天之骄子。当新潮美术运动兴起时，谷文达、吴山专、黄锐等人已经在运用各种语言符号做糅合东西方艺术的实验。
1986年，自发组织的民间艺术群体大规模出现，对官方艺术机构强调的艺术标准形成再次冲击。他们积极地推动了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最终成功地在北京国家美术馆展示了自己激进前卫、实验性质的现代艺术创作。

三 “八九现代艺术大展”

由栗宪庭、高明潞等人精心筹备的现代艺术大展于1989年2月拉开帷幕。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代表都送来了他们的作品，尽管他们许多人都游离于中央美院、浙江美院或四川美院这些学院派艺术体系之外。
王广义“打格子的毛泽东”画像，不仅表达了艺术家富有批判意味的政治观点，也暗示出艺术同样需要被反思，思维不能被狭小的格子所束缚。这种新的艺术观点为后来者打开了广阔的创作思路。
　　徐冰著名的《析世鉴——天书》，以经卷的方式悬挂在展厅顶部。无数美丽却毫无意义的生造汉字书写在巨大的书页上，似乎预示出旧时代终将被年轻一代完全摒弃。对于出生于1966至1976年间的人们来说，“文化大革命”不过是毫无意义的“满纸荒唐言”。
令人眼花缭乱的油画、装置、行为艺术充斥着整个美术馆，甚至有人将艺术作品悬挂在美术馆外的栅栏以及小商摊上。当时的目击者曾对美国《时代》杂志这样描述：“和普通的艺术展览不同，这场展览看起来更像是个农贸市场。展览或者说参展的艺术品都不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每个人好像都知道我们是在创造历史，我们都在这个任何人都可以一夜成名的舞台上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由于“枪击”与“炸弹”事件的发生，短暂的展览期间内，大展反复开放关闭，命运多舛，但所有参与者和参观者所感受到的巨大冲击和震撼亦由此窥见一斑。也有人认为，这场展览是几个月后爆发的“天安门事件”先声。许多艺术家和中央美院的教职人员都被卷入了这场政治风波，一些雕塑系的学生甚至用石膏做出了“自由女神”雕像。
岳敏君、徐冰、方力钧、艾未未等艺术家都不约而同地把八十年代视为历史的转折。艺术梦想陨落后，他们从狂热的时代气氛中黯然离去——隐居国内或出走国外。多年后，我们仍然能从他们的作品中寻找到时代烙印。方力钧创造的冷漠光头泼皮形象正是在迷失于现实、幻灭于梦想的年轻人真实写照；岳敏君笔下咧嘴傻笑的面孔也反映出在政治波动阴影下陷入癫狂的大众心态。
许多艺术批评家也都谈到八十年代预示着艺术“集体主义”的终结——新个人主义在“八九”余烬消失后主导整个当代艺术界。艺术家们告别群体方式，各自独立创作属于自己的专有风格，探究内心世界，在作品中记录自己的内心颤栗，再应用市场化的手段把它们推向全球观众。
张晓刚在九十年代初开始了他回忆“文革”生活的《血缘》系列，王广义在作品中将共产主义的典型形象和西方世界的商业文明相融合的做法，已经被十几年来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急速转型与发展验证为现实。徐冰、谷文达、蔡国强、吴山专等人则在海外发展得枝繁叶茂，一跃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家。留在国内发展的方力钧等人，也在90年代中期迎来创作高峰，在当代艺术史上涂抹出色彩最浓厚的一笔。
一些批评家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八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艺术家们所遭受的种种艺术创作限制，才使得他们的作品充满张力、富有韵味，同时具有深刻的政治批判意义，并因此在当下受到了疯狂追捧。
“八九现代艺术大展”使用了交通标志“不准掉头”作为标识，因为艺术家们相信他们已走到变革的临界点，再也没有任何回头路。而事实上，历史也的确在“运动”中走完了并不漫长的那一年。
如今，喧闹狂躁的八十时代已经只剩下远去的背景可供凭吊；时代变迁，最早从事前卫艺术实验的一批人又在新经济时代中摇身一变成为文化标志和时代英雄。今年十月，方力钧首次在中国举行个展。曾经屡屡遭禁的艺术家，如今不仅可以开办展览，甚至还被授予极高的荣誉和社会声望，即使是在北京也是如此。政府官方一如既往保持着对前卫艺术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暧昧态度。尽管直接攻击国家领导人的艺术行为已经不再被允许，但艺术家们仍然以各种形式的创作发出声音。
有人会说，这个国家现在已经将经济发展而非政治斗争放在了首位。在这样的时代情景下，你会惊诧于当今艺术市场的宠儿、艺术商品化的最大受益者还是二十年前的那批弄潮儿，尽管八十年代结束时，他们都曾悲哀地想象着艺术将如何惨淡而又壮烈的死去。

星星美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