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马路、建筑纷纷掀起改名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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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马路、建筑纷纷掀起改名潮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和广州市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2月21日成立，60万军民在广州市越秀山体育场集会庆祝。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文革”定性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从6月起，开始批判文化教育界中“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代表人物，从而点燃了广东“文化大革命”的大火。

　　这场在中国进行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被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党的重要文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定性为：“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决议》中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 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 “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

　　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名字改得越革命越好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后，由学生成立的广东“红卫兵”组织在全省各地迅速建立并和北方南下串联的“红卫兵”一起，冲向街头，开展所谓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活动。

　　8、9月间，广东“红卫兵”在“向旧世界宣战”的呼声中，将许多古典著作、中外名著，统统作为“封资修”的东西付之一炬，许多名胜古迹如潮州开元寺、黄花岗的自由神像、西来初地的五百罗汉等，遭到严重破坏。

　　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红卫兵”在全国掀起了改名浪潮。

　　在改名风潮中，广州的平安大戏院被改为“前进剧场”，金声电影院则被改为“东方电影院”；饮食服务行业也不能避免，陶陶居的职工“兴高采烈地，燃起鞭炮舞着醒狮，敲锣打鼓，挂上自己书写的新招牌‘东风楼’，并把门口一对旧对联铲掉，换上毛主席语录”。

　　当时广州有89条马路，在“破四旧”运动中被合并为24条，许多略带历史痕迹的路名都被换上了大红招牌。如长寿路改为“曙光路”，路内的吉星一巷、二巷、三巷分别改为红星一巷、二巷、三巷；朝天路和米市路统一改为“朝阳路”；长庚路、丰宁路、太平路合并起来，改为“人民大道”；诗书路被改为“红书路”；龙津路、惠福路改为向阳路；文明路、大南路改名为延安路；上下九路改名为秀丽路（纪念向秀丽）。

　　“文化大革命”后，多数道路和建筑都恢复了原名。少数路名的改动，得到市民的认可，得以保存下来，如：人民路、北京路、东风路等。

　　纪念堂古鼎埋进草堆获救

　　在“破四旧”运动中，许多文物遭到了“红卫兵”的人为破坏，但也有一些文物古迹在有关人员的努力下得到了保护。

　　在广州的中山纪念堂大堂正门两侧，分别摆放着两个鼎，分别于1929年6月1日和1930年10月10日烧制，至今已有近80年历史。在“文 革”期间，因为“破四旧”运动，两个鼎上面的“民国”等字样被人破坏。中山纪念堂当时的老馆长为了避免古鼎损坏，带领几个壮劳力，半夜三更将它们埋进了东 边的草地里，当作绿化用的大粪肥料池保护起来。“文革”结束以后，这两个古鼎才得以重见天日，向游客展示。

　　1967年4月周恩来总理到广州视察时，“红卫兵”还在进行“破四旧”。当时，有的“红卫兵”组织提出要炸毁中山纪念堂上悬挂的孙中山先生题写 的“天下为公”匾额。当周总理得知此消息后，立即予以制止，并指出“天下为公”含义是好的，和我们提倡的为人民服务是一致的。当有人提出匾额的颜色是蓝色的而不是红色的，应炸掉时，周总理说：蓝色代表晴天，是好天嘛！这才使中山纪念堂上的“天下为公”匾额得以保留下来。

　　各级党政机关处瘫痪状态

　　1967年1月6日，上海“造反派”冲击上海市委，夺取领导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由于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相继被“造反派”夺权，“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

　　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广州地区部分群众造反组织组成“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省革联”），并于1967年1月22日宣布夺了中共广东省委的权，省人民委员会、省公安厅等行政机关也相继被夺权。全省各级党政机关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

　　上海“一月风暴”后，组织了一个效法巴黎公社的政权机构，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后来毛泽东认为名称不好：“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于是全国各地 从省一级到工厂、学校的政权机构全部改名为革命委员会。1968年2月21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广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直到1979年7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取消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周总理救了“广交会”

　　在夺权和揪斗“走资派”过程中，由于对各种问题看法、观点上的分歧，在群众中逐步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并走向社会，组成跨行业的“造反组织”。随着运动的发展，形成两大派组织，都标榜自己是“革命派” 。广州的两大对立派是“红旗派”与“东风派”。

　　在江青“文攻武卫”的煽动下，广州两派之间发生了不少武斗事件。

　　1967年春交会开幕前夕，广州“武斗”正处于高潮。有些群众组织武装占领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红卫兵”以广交会展示卖国主义商品为由阻拦其 召开，广交会面临无法开幕的危险。为了保证广交会不受冲击，毛泽东亲自签发《关于开好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几项通知》，提出保证广交会顺利举办5点指 示。4月13日，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不在交易会及其所属组织内进行夺权”；次日清晨6时，周恩来又致信毛泽东，指出“情况较紧，而军管会又难以控制。如 不立即劝阻，对明日（15日）开幕，极为不利”。

　　信发出仅1小时后，周恩来感到广交会情况十分紧急，带着毛主席刚批发的“五项通知”飞抵广州，并在珠江宾馆接见“红卫兵”，连续开了4天的会，让广交会如期举行。

信息时报记者 徐光朝黄亦民